摒弃中国古文明研究中的两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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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起源的标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
　　
　　  
　　
　　 判断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涉及到理沦探讨，也涉及到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实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比较通行的做法，是从考古学角度，把文字、青铜器、城市或宗教礼仪性建筑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四要素。因为这些比较确定稳固的物质性东西恰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比较抽象的国家形态。然而这些文明的判断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与区域性。例如青铜器，古代中国、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地中海的克里特、迈锡尼等早期文明时代，都具有发达的青铜器。但是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和特奥蒂瓦坎文明都没有青铜器。又如文字，古代中国文明有方块汉字，古埃及文明有圣书体文字，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有楔形文字，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有线性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有图画文字，但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已建立了强大的专制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再如城市，世界上早期文明大多是农业文明。农业经济需要稳定，自然容易形成城市作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中心。这一点与游牧民族因其游动性而不需要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即使在农业文明中，古埃及有能力建筑雄伟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大型陵墓宗教建筑。但在前王朝的诺姆文明到早王朝文明，一直没有典型的城市出现。有人为了突显埃及文明的这种个性，称其为“没有城市的文明”。
　　
　　 以上情况表明，从理论上讲，文明社会的抽象概括是国家形态，物化标志则是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或者说，以比较具体可观的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作为比较抽象概括的国家的物化形态。这在理论上讲是行得通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国家这个文明社会的共同标志，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民族的具体文明起源过程中，会有不尽相同的物化标志。换言之，我们不能用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这四项文明起源的要素去衡量要求所有的地区与民族的文明起源。事实上，在进入国家形态的文明社会里，有的具备了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的四要素，而有的则只具备其中的二种或三种。我们不能因为其只具备文明要素的二种而否定其已进入文明阶段这一事实。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上述四要素外，以别的物质(例如玉器)来作为判断文明的依据。按照唯物史观的原则，我们只要求标志物能充分说明国家及其权力机构的存在即可，而不必计较是哪一种标志物或几种标志物。
　　
　　 依据这样的认识，我们再考察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与其它地区的文明起源，在物质要素方面的体现是显然不同的。在黄河流域，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再到夏商周三代，文字、青铜器、城市三项一直是其文明的物质要素，而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则以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以及大型“土筑金字塔”式的祭坛，为其文明标志；在北方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则以大型“积石冢”“女神庙”和精美的玉器，为其文明标志。虽然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都不具有青铜器和城市，但这两处文明都已进入了文明阶段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而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有高大奇特的青铜器、精美的玉器和规模庞大的城址为其标志，但三星堆文明不见有文字。
　　
　　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文明物质要素，使学者们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性和多样性。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还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区系类型说”，这是我们讨论中国古文明时首先应该具备的全面辩证的唯物史观。下面我们再从时间的纵深度和空间的广阔度两个角度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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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的六大区系说，主要是就新石器时代晚期而言，研究范围主要是在文明起源阶段，相当于历史学上的五帝传说时代。至于夏商周文明形成时期，情况又有所变化。学者们习惯于以青铜器为标志，划分不同的文明区域。其中夏代，李伯谦先生将其划分为四区六支青铜文化：(1)中原地区，分布有二里头文化(豫西二里头类型和晋南东下冯类型)、漳河型一辉卫型遗存(豫北至冀南)；(2)山东、苏北沿海地区的岳石文化；(3)北方地区，东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西部是朱开沟文化；(4)西部甘青地区，主要是分布于河西走廊的火烧沟文化。关于以上四区六支青铜文化的文明程度及其相互关系，李伯谦先生总结指出：“二里头文化和火烧沟文化发现铜器最多，冶铸青铜的技术最高。二里头文化晚期已开始铸造青铜容器，水平显然又在火烧沟文化之上。就文化关系而言，火烧沟文化地处中国西部，距离中原较远，与东方较少联系，其他五支青铜文化则都有一定交往，而又以二里头文化和漳河型一辉卫型先商文化联系最为紧密。”[11]
　　
　　 到了商代，由于夏商朝代更迭，王权中心转移，以及商文化的对外扩展和新的青铜文化的出现，整个中国青铜文化的布局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李伯谦先生将商代前期的中国青铜文化概括为六大区域：中原文化区，北方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巴蜀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11]。
　　
　　 从商代到西周，中国青铜文明的程度进一步提高，范围进一步拓展。李学勤先生将其概括为七个青铜文化圈[12]：(1)中心文化圈：黄河中游及其附近；(2)西北文化圈；(3)北方文化圈：可分为北方和东北两个亚圈；(4)东方文化圈：山东一带；(5)东南文化圈：可分为长江下游和东南两个亚圈；(6)南方文化圈：长江中游以南；(7)西南文化圈。这七个青铜文化圈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互问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例如，在商代，周围文明圈与中原中心文明圈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受中原中心文明的影响，与地方特色相融合，成为带有地方色彩的商文化，如东南的江西清江吴城文化。第二种情形：受中原中心文明的影响，与地方文化基本不结合，而在同地共处，如北方的辽宁地区。第三种情形：以地方文化为主，吸收中原来的影响，如西南的四川成都地区。
　　
　　到了西周，局面又出现变化，由于西周的王都在西安和洛阳，其中心文化圈的重心自然要西移(商代的王都以郑州、安阳为主，略偏东)。“西周中心文化圈仍向周围散播影响，其主要方向似在北方与东南。”再到东周，其“中心文化圈已不再起核心作用。各个文化圈各自发展，并互相影响。”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次趋向统一的浪潮：第一次是楚文化的扩展；第二次是秦文化的扩张[12]。

四、简短结论
　　
　　  
　　
　　 考古发现所提供的新材料，为我们认识中国上古文明史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新的门窗。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早、源头多、范围广，都是我们以往所不敢猜想的；中国古文明的丰富与变化，又往往使我们应接不暇。我们由此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文明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彩。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既要认识其时间上的纵深悠久性，更要了解其空间上的广宽丰富性。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我国疆土辽阔广大，自史前时代，即有许多人口部族，在这片大好河山上活动生息，为缔造中国古代文化做出各自的贡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更有众多的民族和方国，递兴迭起，使悠久的历史呈现出绚丽的场面。忽视我国历史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多样性，就像用单一的音符谱写天籁、单色的画笔描绘繁花，只能失去其原有的神韵。”[13]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角度去认识中国上古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利于从时间的纵深度了解其因果承传关系，又有利于从空间的广阔性了解各文化之间的丰富性与差异性。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的：“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占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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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夏商周时期长江流域文明的出现主要还是根植于本土文化。除了盘龙城商城为商文明向这里直接传播的结果之外，江西吴城文化和四川三星堆文化只是受到了商文明的影响而已，其主流仍然是具有自身特色的土著文化。再往上，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的长江流域，其良渚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更是完全独立起源的本土文明。其中良渚文化根源于其前面的崧泽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石家河文化则继承了屈家岭文化。而河姆渡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又都有自己的源头，与中原文化没有太多的关系。因此，李伯谦先生指出：“通观长江流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蕴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地区是传播所致。”[9]
　　
　　 不仅如此，在长江、黄河流域之外，考古工作者又在北方的燕山南北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和夏商周时期的夏家店文化；在西北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夏商周时期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这些文化不仅都开始孕育文明并走进文明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发展序列。这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外的独立发展的区系文明。例如“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5000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玉龙、玉龟、玉兽形器)相匹敌的文明遗址。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10]
　　
　　 苏秉琦先生曾将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阶段概括为“古国”阶段，将夏商周时期的文明成熟阶段概括为“方国”阶段。在“古国”阶段又细分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发展过程。以此理论去考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结果发现有许多地区的文明进展，都有自己的谱系历程，有自己的发展中心区域，有自己的特点，如山东苏北地区存在着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发展序列；同时，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又互为影响，彼此促进，如中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原文明一元论”的观点必须修正了。1981年，苏秉琦先生在《文物》第5期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指出：
　　
　　 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
　　
　　基于这样的认识，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古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的观点，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里，他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理论，将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概括为六大区系：(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苏先生对这六大区系的划分作了具体说明：“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问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这又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范围不大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它与各区系内其他分支即‘类型’之间，又有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各大区系问也还会存在一些文化交汇的连接带。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问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以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苏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对考古界和历史学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大家体会到，“这是有效探索中华文化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把钥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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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空间角度改变“中原文明一元论”，全面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广阔性
　　
　　  
　　
　　中原古文明是在什么地点起源的，这是中国占文明的另一核心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传统的错误观点，就是所谓“中原文明一元论”。这是因为，从五帝以来，直到夏商周三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尤其是到了西周王朝，经过文、武、成、康和周公等政治家们的努力，成功实施了分封建侯的政治策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礼作乐等文化措施，使得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势力更加扩大而波及全国，更加深入而贯穿各阶层。秦皇、汉武又以中央集权、地方郡县的手法，将天下各民族一统在中原王朝之下。这是在政治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原文明一元论”。
　　
　　 在此基础上，文化圣人孔子综合五帝以来的中原各统治民族的历史文化典籍，编定为“六经”。而汉代司马迁又据以著成《史记》。这就从文化思想上进一步体现了“中原文化一元论”的观点。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编《诗经》，以周民族史诗列于“大雅”(雅者，夏也，正也)，又以“周颂”列于三颂之首。司马迁著《史记》，也首先从体例上体现中原政治中心的倾向。如十二本纪，从《五帝本纪》开始，然后是夏、殷、周三代本纪，秦汉帝王本纪。作者希望通过这些中原王朝的兴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又将少数民族视为中原王朝的臣民，将他们的历史作为“列传”叙述，而列传本是为名臣将相所设的，从中体现出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而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的“夏夷之辨”观念。从《匈奴列传》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在《史记》里共写了5篇少数民族史传。这些史传虽都独立成篇，但都有一个共同主题，这就是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原王朝的称臣属下，他们的历史发展结果是走向统一。《太史公自序》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其辞日：“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唐蒙使略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在这里。所谓“集杨越以保南藩”、“葆守封禺为臣”、“请为内臣受吏”等等，鲜明地表达了中原一统思想。南越、东吴、西南夷等等周边民族，都愿在中原天子统治之下，并人中国版图。在《史记》列传里，少数民族传与名臣将相传交错等列。如《匈奴列传》列于李广和卫青、霍去病的列传之间，《西南夷列传》下联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迁正是用这种因事相连的编排方法，表达了他的中原王朝一统而边远民族列等臣子的思想。
　　
　　 孔子、司马迁的这种中原一统、“夏夷之辨”的思想成为以后历代正史编写的基本原则，从《汉书》到《清史稿》莫不如此，从而奠定了“中原文明一元论”的文化基础。
　　
　　 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续定都中原，而二十四史又前后相因，加之《六经》又成为各统治阶层的政治文化依据，从而使得“中原文明一元论”终于成为一种坚固的传统观念而深人人心。这种思想直到近现代，还在学术界盛行，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导论指出：“(中国文化)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诸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1987年，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在《考古》第5期发表《试论文明的起源》一文，特别强调了夏商周时代黄河文明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夏、商、周首先在这里建立了阶级国家，为长期的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从考古发现上证实，商、周遗存也以这里最为集中，特别是商代文明继承史前文化的脉络尤为清晰可鉴。因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并且很快地扩展到长江中下游以及更广阔的地带。但周围的某些地区直到较晚的时候才逐渐结束氏族制度。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安先生重视黄河文明的重要性以及商代文明对长江文明的影响力，无疑是正确的。如长江中游的黄陂盘龙城商城，学者们根据盘龙城墙夯筑技术、葬俗、陶器和青铜器等文化遗存的特征，与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岗上层文化一致，属商文化系统，由此推断黄陂盘龙城遗址，可能是商代建立于长江之滨的一个方国遗存。江西清江吴城文化，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新干大洋洲墓葬中所出随葬品所反映的礼制和琮、壁、璜、瑗、环等玉礼器的使用，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商王朝的礼仪制度。长江上游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证明商时期中原商王朝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古蜀王国有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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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的出现
　　
　　 安阳殷墟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包括有宫殿基址、陵墓、居住遗址和手工业遗址，其性质是不容争议的。商代前期的城市，典型的有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夏代城市典型的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和禹县瓦店遗址。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一至四期，其中第二期有两座大型宫殿基址，是当时夏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集中体现。王城岗遗址由东西两城组成，依据相关材料判断，可能是夏代始祖禹的都城。禹县瓦店遗址可能与“启享钓台”有关。
　　
　　 中原的城市，还可由夏代再往前追溯到龙山时代。在龙山时代，我国已有了数十座完整的古城，而我国的原始城还可上溯到仰韶时代。以河南、山东为例，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主要有：河南省内的淮阳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辉县孟庄古城，山东境内的章丘城子崖古城、寿光边线王古城、临淄桐林田旺古城、阳谷景阳岗古城、王家庄古城、皇姑冢古城、茌平教坊铺古城、大尉古城、乐平铺古城、尚庄古城、东阿王集古城、邹平丁公古城等等。
　　
　　 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古老的氏族社会的结束，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但是如何区别城市与原始聚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而论，所谓城，必须具有相当大的占地面积，城内有公共建筑物，有不同阶层的住房，有手工作业场所，有街道等等，并要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了2000至5000人的标准。现以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和山东章丘城子崖古城为例，看看龙山时代的古城是否够得上城市的资格。
　　
　　 淮阳是传说中的“太吴之墟”。1979年在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的平粮台，发现了龙山文化古城。城的平面是正方形，长宽均为185米，有城墙残高3米多。城墙下有基槽，用小版堆筑法建成。在南城墙和北城墙的中部，均发现有城门缺口和路土。南城门东西两侧有门卫房，门道路土下还铺设有陶水管道，城内发掘出10多座房基，有的是平地起建，有的是夯土高台建筑。城内还发现有陶窑、窖穴和墓葬，出土遗物中有铜炼渣等。可见这是一座有防御设施、有社会分工的城市。据碳14测定，平粮台古城的建城年代约当在距今4500年以前。据有关专家推测，当时平粮台城内的居民可能在800—2000人左右。
　　
　　 城子崖古城位于山东章丘市龙山镇以东的武原河畔。1928—1930年首次发现该遗址是一座龙山文化古城，1989—1990年又经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该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的城墙比较规整，北面城墙弯曲外凸，城的拐角呈弧形。城内东西宽约430米，南北最长处为53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残存的城墙深埋于地表以下2.5—5米，残宽8—13米。城内出土精美的陶器。据碳14测定，城子崖古城建于距今4400—4300年左右。有专家推算，当时城内居民约在5161—6451人之间。
　　
　　 城内的居民人数，学者们是根据城址面积大小推算的。除上述两城外，学者们还推测孟庄古城内居民约为4129—6161人，边线王古城内居民约为1471—1839人，丁公古城内居民数为2580—3226人，田旺古城内居民为3871—4839人。以上古城人口数，基本都在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的要求内。
　　
　　前述山东阳谷县王家庄龙山文化古城是1994年12月发掘时确认的。到了1995年12月再次探查时，考古工作者发现该城的始建当提前到大汶口文化早期。这样，王家庄古城距今已有6000多年了。张学海先生曾指出：“目前，我国最早阶段的城，是四座第六千年期的城，即湘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郑州北郊西山仰韶文化城，鲁中南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鲁西阳谷县王家庄大汶口、龙山文化城。”[8]这些城是否表明当时的社会已进入文明阶段，还有待讨论。但将它们看作是龙山时代古城的前奏，还是可以接受的。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文字的产生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青铜器的出现在6700年前，城市的出现在5000多年前。因此，中国文明起源于5000年以前，已有了充分的实物证据。如果说，以前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那么现在已有了科学证据。而且这五千年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说法，如果稍稍放宽标准，我们就可以称中华文明五千五百年，甚至更长。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从时间上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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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器符号与陶器符号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时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前2200年，其分布范围大致在浙江北部、上海全境和江苏东南部太湖周围一带。良渚文化的前身是马家浜文化。
　　
　　 在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陶器上，出现了种种刻划符号，引起了古文字学家们的特别关注。由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与黄河下游大汶口陶文相类似，可以相互联系，比较研究；而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陶文，大多与黄河下游龙山时代的丁公陶文一样往往可以多字连读，证明陶文与语言有了密切联系。因此，良渚文化玉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成为学术界讨论中国文字起源的又一焦点。
　　
　　 先谈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划符号。
　　
　　 前文指出，在大汶口陶尊上，有一个释作“炅”字的符号。这一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见美国弗里尔美术馆所藏玉镯)。大汶口文化陶尊上还有可释作“炅山”的符号，这种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见首都博物馆所藏玉琮、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玉璧、美国弗里尔美术馆所藏玉璧等)。大汶口陶尊上的五峰“山”，在良渚文化玉器上也作五峰，只是中峰平顶而已。大汶口陶尊中山上的日月，良渚文化玉器上作“鸟”立形。在古代滨海地区，崇拜日月，并将太阳动物化为阳鸟。太阳与阳鸟在原始思维里，实际是同构关系。因此，大汶口文化陶文“炅山”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鸟山”实际是相同的。李学勤先生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鸟山”读作“岛”字，指出“鸟在山上，可读为‘岛’字。三件玉璧的符号都是两字的复合，其中都有‘岛’字。这使我们联想到《尚书·禹贡》冀州、扬州都提到的‘岛夷’，即古代滨海的部族。”[5]
　　
　　 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刻划符号还有如下三件与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符一致：
　　
　　 其一是“皇”字。在山东莒县陵阳河M11和M17中分别出土有陶器符号“皇”字，李学勤先生认为其本义是指羽毛装饰的王冠。而这个符号在良渚文化玉器上出现了五次。均在玉璧上的五峰山形框内。
　　
　　 其二为“封”字。在莒县陵阳河M25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个长方形土坛上立一植物形的刻符，其从“丰”从“土”，应释为“封”字。这个符号也见于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玉璧上，只是在“植物”的下部作卵圆形状而已。 其三为“凡”字。在陵阳河M19和大朱村M26出土的大汶口陶器中，均出有斜置的菱形。王树明先生释为“凡”字，以为是军用吹奏乐器[6]。而这个可读的“凡”字的菱形符号也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的良渚文化玉琮上。在该玉琮的上端纹饰之问，相对两侧各刻有一处符号，一为半饰形的“珏”字，另一即为菱形的“凡”字。
　　
　　 以上的讨论表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许多刻划符号与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同形或相似。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合理的解释可以有两点：第一，从空间环境和时间阶段角度看，良渚文化分布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与分布在山东到江苏北部的大汶口文化接壤，都分布于东方近海。大汶口文化晚期又同良渚文化大略同时，所以两种文化有相同的符号是不足为奇的。第二，从这些符号性质看，两者都是原始文字，而且这些原始文字是在同一的空间与时间背景下产生的，有着相当广泛的约定俗成之基础，所以会有共通之处。
　　
　　 现在再来介绍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它显明的特征：一方面，见于良渚文化玉器、大汶口文化陶器甚至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常用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陶器上，如上文介绍过的可释为“炅”字的符号，也见于余杭南湖出土的黑陶豆；可释为“封”字的符号，亦见于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可释为“火”字的符号，又见于上海青浦西漾淀出土的黑陶罐；见于仰韶文化的一些记数符号，也屡见于良渚文化。这些进一步表明了当时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之通用性。另一方面，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符，有许多可以多个连读。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土于江苏吴县澄湖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的腹部上，共有4个符号并列刻在一起。李学勤先生将此四个符号释为“巫戊五俞”，即“巫钺五偶”，也就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7]。这里的“巫”字符号又见于崧泽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还见于安徽含山玉版中。“巫”是沟通天地的使者，“巫”的得形源于巫者用于度量天地四方的工具——规与矩——交叉的象形(规以画圆量天，矩以画方测地)。上述材料表明，“巫”这一概念在良渚文化前后于东海沿岸地区内已广泛地使用。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浙江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上，发现了8个符号连续相刻的情形。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刻划符号实际上是环着罐口刻的，应当从上方观看。因此，符号应该从右起读[7]： 朱旗 戋 石 网 虎石 封 这段文字不容易理解，很有可能是该聚落中的人用来记录某件事的不太成熟的尝试，还带有一些文字画的性质。
　　
　　以上的讨论表明，良渚时期的玉器符号，已具备单个原始文字的性质，且在不同地点通用，而良渚时期的陶器符号，已达到记载简单语句的程度。由这些文字来判断良渚时期已是进入到文明时期了。良渚文化的年代约在前3300至前2000年之间，可见在5300多年前，我国的长江下游已洒满东方文明的曙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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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字的产生
　　
　　 中国古代，民族众多，幅员辽阔。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其次还有东巴文字、契丹文字、西夏文字、藏文、满文、蒙古文等等，还有目前尚未解读的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字等等。我们这里讨论的中国文字，主要是指汉字而言。
　　
　　 过去，人们讨论汉字，一般只能追溯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现在，由于战国秦汉简帛文字和货币文字、玺印文字、商周青铜铭文和甲骨文的发现，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大大提前。
　　
　　 商代甲骨文，主要是指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甲骨卜辞。在此之前，目前考古发掘已经提供了商代前期，乃至夏代早期的单个汉字。再往前，学者们把目光集中到中国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于陶器、玉器上面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相信，这些刻划符号，一部分可能永远是符号，如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的一种云片形或火焰形符号；而另一部分则应该视为原始文字。换言之，中国汉字的起源，必须追溯到原始刻划符号上去。 我们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这些符号又如何演变成真正的汉字?这既是一个古文字学研究的课题，也是文明史研究的课题。
　　
　　 据古籍记载，五帝时代已经发明文字。《世本》说：“仓颉作书”，“作书”就是创造文字。《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吕氏春秋》、《论衡》里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故谓之‘文’。”据《荀子》可知，仓颉作书时，“好书者众矣”，仓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左右。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黄河中游为仰韶文化后段至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则为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有良渚文化。
　　
　　 就在这样的时空范围内，考古学上已发现了许多与文字起源有关的陶器、玉器刻划符号。这些陶玉器刻符可以与文献记载中黄帝时代以仓颉为代表的祖先开始“作书”的传说相印证。
　　
　　 (1)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中的陶器符号
　　
　　 在黄河下游，早于龙山文化的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分布于山东全境、河南东部和江苏北部，距今已有6500年至4500年左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泰安宁阳大汶口遗址、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安徽蒙城县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里，发现了多个陶器符号。学者们将其考释为“炅”“炅山”“斤”“戊”“凡”“封”“皇”等字。唐兰先生指出：“这种文字在大汶口文化区域里已广泛使用。由此可将我国的文明时期上推至少吴、太昊时代。”少吴、太吴是东夷人，故《山海经·海内经》：“少暤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弓矢即与东夷的夷字有关。夷，从弓从大，即大人持弓之意。《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风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子即郯国国君，春秋时郯国在今山东郯城县。少吴的发展则为大吴。《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凤姓也，实司太暤与有济之祀。”任，在今济宁市，宿、须句在今东平县，颛臾在平邑县。均在山东境内。李学勤先生考释陶文“皇”字像一种饰有羽毛的冠，并认为这个“皇”字可能与有虞氏帝舜有关，《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郑玄注：“皇，冕属，画羽饰焉。”而《孟子·离娄下》明言：“舜……东夷之人也。”[2]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有刻符的陶器和陶片11件，典型符号27种；在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129件，符号38种；在铜川李家沟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23件，符号8种；在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层文化遗址里，发现10多件，符号约10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刻划符号，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共同性：第一，它们有相当固定的刻划习惯，主要见于涂有黑色带纹陶钵的口沿上。而且一件器物只刻一个记号；第二，许多不同地区的符号体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考古工作者认为，在不同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出现作风与写法完全相同的符号，说明“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了一定的意义，……从我国历史文化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说，与我们的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3]；第三，以上所述是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的大宗，符号大多比较简单。仰韶文化刻符的第三类情况是少数符号结构相当复杂。与商周古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如在临潼姜寨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个符号由五个相连的“八”形构成。李学勤先生将其考释成“岳”字，并认为这个符号与甲骨文里的“岳”字相近[4]。
　　
　　 仰韶文化里的刻划符号出土后，引起了古文字学家和历史考古学家们的高度重视。郭沫若先生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认为半坡彩陶上的刻划“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6000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于省吾先生也在《文物》1973年第2期发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进一步指出仰韶文化陶符中的“玉”、“矛”、“阜”之类是象形字；而“五”、“七”、“十”之类记数字，则是假借字；其它还有指事字。因此，当时的文字也是相当成熟了。他因此说：“不难设想，当时的简单文字不会也不可能只限于陶器上。陶器以外，自然要有更多的简单文字，只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罢了。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认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约有6000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6000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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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时间角度改变“上古无史论”，重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性
　　
　　  
　　
　　中国文明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这是中国古文明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个转变深入的过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曾经出现了以顾颉刚先生为主帅的一批疑古学者。这批学者的初衷是想重建中国上古史，本着严谨的态度，他们首先做的工作是审查史料。可惜的是，他们在审查史料时，在方法上受明清以来今文学派的影响，审查的结果是先秦秦汉古籍大多不可信，并进而怀疑由这些古籍所记载的上古文明史。后来，他们对西周以前的上古文明史都持怀疑态度。这是从时间上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误解。现在，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大量地下资料不断证明中国的文明起源实际很早。这里试以上面讨论过的文明起源标准为依据加以分析说明。
　　
　　  
　　
　　 1．青铜器的使用和青铜冶炼技术的发明
　　
　　 夏商周青铜器已是相当发达了，那么它们的源头又在哪里呢?考古工作者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早于二里头夏文化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遗址里，找到了早期铜器和制造铜器的遗存。
　　
　　 龙山文化大约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间。在这个时间范围内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胶县三里河出土过两段黄铜锥；诸城呈子、长岛店子都出土过残铜片；栖霞杨家圈发现了残铜锥、铜炼渣；日照安尧王城发现了铜炼渣；牟平照格庄出土了青铜锥。黄河中游的河南、河北、山西地区：郑州牛砦遗址发现了熔化铅青铜的残炉壁；郑州董砦出土了方形小铜片；安阳后岗发现了铜炼渣；临汝煤山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铜容器残片，其合范缝清晰可辨；河北唐山大城山出土了两件穿孔齐形红铜片；山西襄汾陶出土了一件红铜铸的铜铃。黄河上游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甘肃地区：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文化中出土了青铜残刀一件；武威皇娘娘台、永清大河庄、秦魏家、文河齐家坪等齐家文化遗址里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铜锥、铜斧、铜刀、铜钻头、铜凿、铜匕、铜环、铜镜、铜泡等等；在青海贵南尕马台一处齐家文化墓地里，有铜锁、铜指环和铜泡等。通过临汝煤山和郑州牛砦等地的炼铜炉分析可知，以上铜器都是先将原料在炉内冶炼，然后将熔液注入陶范而铸成。说明了当时已有较完整的炼铜技术。
　　
　　 黄河中上游早于龙山时代的新石器文化是仰韶时代，距今约为7000年至5000年之间。燕山以东的长城地区的红山文化也大致相当。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一处房子居住面上发现了一件半圆形残铜片。房子的碳十四年代经校正约为公元前4700年。科学鉴定铜片成分系黄铜，即含锌的铜锡合金。冶金学者通过实验，证明用原始冶炼方法可由铜锌矿中得到黄铜。这说明在距今至少6700年前，中国已发明了冶炼铜的枝艺。
　　
　　 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处房子基址北壁下发现了一柄铜刀。遗址属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窖类型。该房子基址的碳十四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年。经科学鉴定，铜刀是合锡的青铜，是用两块陶范浇铸制成。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198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的红山文化房子基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可能是用来铸造鱼钩的。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陶范不会晚于这个年代。
　　
　　 1942年，在山西榆次源涡镇发现一块陶片上附有铜渣，经化验确认为炼铜剩下的铜渣，当时所炼的应是红铜。这一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在晋中地区的一种地方类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窖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将军盔残片和铜炼渣，在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的4号积石冢中发现有铜环，经化验是红铜。
　　
　　以上材料表明，早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间的龙山时代，我国黄河流域已普遍冶炼并使用铜器。而这种生产技术还可上溯到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的仰韶时代，其中最早的实物证据是临潼姜寨的残铜片，距今已有6700年。如果以铜器的出现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标志，那么中国的文明史已有6000多年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