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还是西安——毛主席为何下决心定都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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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激昂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已经有61年历史。正式决定首都设在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毛泽东指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你可知道，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为何选择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吗？

　　国民党增兵东北，哈尔滨未能见证新中国诞生

　　将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北京，这里有着众多的理由和依据。

　　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回忆录记载，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时，就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了。

　　在毛泽东组织平津战役中，解放军对北平“围而不打”，最终使千年古都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其中便有定都北平的考虑。

　　不过，中共中央最早选定的新中国首都既不是虎踞龙盘的金陵南京，也不是古都北京，更不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西都长安，而是具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了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侵占，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我国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毛泽东非常喜欢欣赏中国地图，在他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犹如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市就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而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了剧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了交通要道。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等城市纷纷在毛泽东眼前浮现。最后他的目光锁定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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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了，又进来一次看看，觉得好贴子要反复地读，历史的魅力就在于知识的不断感悟

panku

ren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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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太偏西是胡扯 西安是黄土高原（高原在陕西的北部）是胡扯
大关中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心，北临渭河，南依秦岭，东有潼关，西至昆山，本身就是战略要地，而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舒适，道路畅通，且“八水绕长安”，秦岭之水足以养活一个大长安的百姓，所以自古就是天府之国。

选择北京是因为建国后共产党有啥，穷得只有中国这么一个烂摊子，就连一个政府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北京因为是明清两个朝代的都城，帝国的皇宫还保存完好，部分基础设施也都尚好，都可以先供共产党一用，信手拈来即可，再慢慢发展；而西安政府只有一个楼，根本不可能作为首都办公楼之用，其他也没有啥东西了，也都被国民党掏空的掏空，毁坏的毁坏了，这种境况不适合做首都的，中国共产党连自己都得养活，更没有精力建设当时的西安了。

虽然北京东边没有天险，是最容易受到外敌入侵的地方，但是将首都建立在此，恰恰可以稳住民心，让子民心不乱，这也正是明清帝王的“近海”建都的思想，将首都建立在最危险的地方，所以这实际上也是考虑了民众的接受能力；而实际上，共产党在北京若遇阻，苏联方面可以随时出兵援救；

最后，北京作为首都的话，除了到手的物质支持，还能够获得北京人民的支持，这样也是考虑到了他们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子民的心情，这对于共产党无疑是极大裨益的。

所以，北京就不可能不是首都了。

这是近代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所以千年帝都长安，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选为首都的。至于所谓一票之差负于北京，也都是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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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西安也是不错的，战略地位也不能说就小

xixipang

王稼祥关于西安的意见就是扯嘛，地理上西安还是中国的中心啊。北京虽然说了一大堆战略安全，清末八国联军还不是在天津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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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的远见卓识使毛泽东下决心定都北平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实际上，他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

　　王稼祥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

　　毛泽东表示赞同。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稳地説:“我认为我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选在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认为首都应定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如此痛快淋漓的意见后甚感欣慰，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显然，王稼祥的远见卓识使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定都北平的决心。

　　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审议了关于拟定国都的意见后，开始表决，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确定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将北平改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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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受命，叶剑英预言北平将是新中国首都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他总是善于统筹兼顾。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刚刚响起，毛泽东便着手部署接管北平的工作。1948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统一领导北平的接管工作。在西柏坡，毛泽东一见到来接受新任务的彭真和叶剑英，就满怀期望地説：“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要像接管沈阳、济南那样，取得更好的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另外，还要特别防止出现过去某些‘左’的做法。”

　　尽管前线战事紧张，但毛泽东还是就北平接管等问题专门作出指示，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要将北平作为首都，但叶剑英、彭真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决不是一次简单的接管任务，它包含着领袖更多更深的考虑。他们当即向毛泽东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努力完成好这次接管任务。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离开西柏坡，叶剑英和彭真就全力地投入到了繁忙的接管准备工作之中，从各地抽调的1000多名干部迅速到保定集中。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在保定召开，研究有关接管工作。叶剑英在讲话中阐述了接管北平的重大意义和具体要求。随后，叶剑英和彭真率领接管人员先后抵达北平西南的良乡，利用解放军和傅作义谈判的这段时间，抓紧教育训练接管干部。叶剑英在良乡的一个庙里专门为接管干部作了几次形势报告。他明确告诉大家：“北平是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都，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其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关系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我们务必要把眼前工作搞好。”叶剑英能讲出这样有关定都北平的预见性的话，在当时也是非常有远见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从2月初开始，北平的接管工作就在叶剑英和彭真领导下全面展开了，接管工作到4月初基本完成。接着，叶剑英又积极加强了北平的治理，包括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发展生产，关心市民生活，改善文化教育等等，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中国建都北平和未来首都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平的接管工作也受到了中外舆论的赞扬，就连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天地》也刊文报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打稳了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8月份，叶剑英调往华南，聂荣臻继任北平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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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建议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表示认同

　　而此时，参与指挥平津战役的聂荣臻也在反复思考着能否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一问题。他之所以这样想，一是为了让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免遭战火毁坏，二是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的接触中意识到了将来有可能会定都北平，应最大限度减小其损失。特别是当时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有谈判的意向，通过他大女儿傅冬菊提供的情报，可以及时掌握他的最新动态，进行正确决策。这就更加坚定了聂荣臻和平解放北平的信心。

　　于是，聂荣臻向罗荣桓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应该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如果党中央决定定都北平，再把它打个稀巴烂，到时候连个住处都没有。罗荣桓充满自信地说：我们要用枪杆子做后盾，逼着傅作义放下武器，走和平谈判的道路。

　　事关重大，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再次明确建议：攻下天津，迫使傅作义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而解决。毛泽东同意了聂荣臻的看法，指出：“今后，我军作战主要是夺取大城市。能和平解决的尽量和平解决。北平最好不打！中国人民为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是太多了！”可见，聂荣臻的战略眼光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了，海河两岸瞬间就笼罩在了浓烈的炮火硝烟之中。经过29小时的激战，我军一举攻占天津。坐镇北平的傅作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被迫同意和平解决。我军攻下天津的第二天，傅作义便派代表与聂荣臻等人再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终于使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里，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北平方式”。北平的和平解决为新中国定都北京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