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97年不收回香港 我就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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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邓小平会见希思，他向希思明确指出：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帐。我们和英国朋友说，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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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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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是后话，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在17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为生存而奋斗。查理一世统治期间(1625—1649年)以及其后的共和政体和护国体制时期(the Commonwealth and Protectorate，1649—1660年)，英国政局动荡，在此背景下，17世纪20年代末的一场经济萧条使得亚洲货物在全欧洲价格下降。私商(interlopers，即破坏东印度公司往英国进口亚洲货物垄断权的独立商人)的激增也使该公司的利润减少。通常，私商是从缺钱的英国政府那里购买在亚洲开展贸易的“权利”，东印度公司对此毫无办法。

　　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东印度公司急剧缩减其业务范围。到17世纪30年代初，它已关闭大多数贸易据点，并将其业务重点缩小，只经营两种商品，即产自万丹的胡椒和产自苏拉特和默苏利珀德姆的棉布。(1639年，设在现称金奈的马德拉斯的一个新贸易据点取代默苏利珀德姆，成为该公司在印度东海岸的总部。)然而，问题仍继续存在。17世纪30年代，发生在古吉拉特的一场严重饥荒使来自苏拉特的棉布数量锐减。该公司不得不在印度东部的孟加拉寻找别的供应商，并于1651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贸易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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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印度公司的挑战和危机

　　只要他们得到以白银或实物计价的公平价格，亚洲商人并不反对东印度公司。但其他欧洲人并不如此。在30 多年中，葡萄牙人一直试图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赶出印度洋，但没有成功，后来双方在1635 年达成停战协议。

　　一个更严重的威胁来自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那时该公司正在稳步逐渐控制亚欧之间的所有贸易。1623年，荷兰人的骚扰在所谓的安汶大屠杀(Ambon Massacre)中达到高峰。当时，荷兰人在香料群岛处死了10名英国商人，还有9名日本人和1名葡萄牙人。在接下来的几年，荷兰人巩固了他们对马鲁古群岛的占有，并最终将英国东印度公司排斥在利润丰厚的印度尼西亚东部所产香料的贸易之外。荷兰人还用香料让欧洲市场饱和，并降低价格，因此也压低了他们对手的利润。

　　于是，东印度公司逐渐转向印度的棉纺品贸易。这些棉纺品分为两大类：印花棉布(chintzes，当时指优质印染布料)和白棉布(calicoes，即廉价的素色无花纹布料)。(chintze 一词源自“chint”，是这种纺织品在印地语中的称呼；“calico”指的是印度港口科泽科德，Kozhikode。)从17世纪初开始，东印度公司就在亚洲各地销售这两种布料。少量印花棉布还被运回英国。17世纪20年代，该公司也开始进口白棉布。在那以前，除了昂贵的亚麻布和丝绸之外，英国人用于穿着和家用的唯一纺织品就是羊绒，这种面料厚重，让人发痒并且难以清洗。白棉布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替代品，并且从长期来看，棉布成了东印度公司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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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和亚洲对彼此加深了认识

　　在这一阶段，更加难以觉察的是，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使英国和亚洲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感兴趣的人或许已经注意到，英国人对亚洲的认识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因公司生意而去过亚洲的人所写的回忆录。这些人包括约翰·赛利斯(John Saris)，他是第一艘到达日本的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船长；还包括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他被詹姆斯一世(James I)派往印度去和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就一项商业条约进行谈判。(罗还在英国外交史上享有一席之地：他是由英国君主派往欧洲之外宫廷的第一位大使。)

　　一些亚洲人也对英国有了一定的认识。一个视觉上的例子是一幅由莫卧儿宫廷艺术家比奇特尔(Bichitr)所作的油画，它可以跟范戴克的登比画像相媲美。在画中，贾汉吉尔全神贯注于一位穆斯林神职人员，而故意无视外国君主们，其中就包括很容易辨认的詹姆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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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繁荣商贸

　　到17世纪2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已在现在的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和日本等国的许多地方设有贸易据点(有一份列表列举出一百多个贸易据点)。它的船只将波斯的丝绸运往印度，将印度的棉花运往日本，将日本的白银运往印度尼西亚，并且还为亚洲商人运送货物。所有这些活动产生的收入都被用来购买亚洲的商品运回英国。这些商品包括一些纺织品和马鲁古的香料，但该公司的经营重点是胡椒，其中大多数是经万丹的贸易据点运回英国。

　　对于公司的投资者来说，这利润丰厚，但很少有其他人注意到什么变化。从亚洲进口的货物现在由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而不是经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船或者经俄国公司和黎凡特公司运来，这一事实并没有对英国消费者所能购买商品的范围、质量或价格产生影响。同样，英国人对亚洲商品的需求仍然很小，小到不足以影响它们的产量或生产者和中间商得到的价格。对这些生产者和中间商来说，英国人只是众多亚洲和欧洲的外国商人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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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开始进口白棉布。在那以前，除了昂贵的亚麻布和丝绸之外，英国人用于穿着和家用的唯一纺织品就是羊绒，这种面料厚重，让人发痒并且难以清洗，白棉布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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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入亚洲：东印度公司的繁荣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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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清醒地意识到，当时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流水准之间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在翻译和介绍国外优秀作品方面，国内也严重滞后，吸收借鉴太少太迟。即以《小约翰》为例，该书是凡·伊登青年时代的作品，发表于1887年，但直至40年后的1927年，才由鲁迅和同事齐寿山联手译成中文，其时凡·伊登已68岁了。

　　对文学奖评选这类事情，鲁迅认为应当极其认真而慎重。1936年7月，时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赵家璧致信鲁迅，邀请他担任良友文学奖的评委。鲁迅谢绝了，他当时刚从一场大病中稍稍恢复过来，给赵家璧的回信还是许广平代笔的。鲁迅不愿担任文学奖评委，主要是身体状况不允许，但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他才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便不得而知。

　　鲁迅逝世已七十多年，作为当今国内文坛的重要奖项，鲁迅文学奖仍令人瞩目。不过今年的鲁奖风波迭起、疑窦丛生，暴露出少数作家滥竽充数、评选工作有失公允等诸多问题。

　　或许，问题出在作品上，但病根子，其实出在人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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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鲁迅觉得决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可以在提名和评选上取巧。他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其实在其他文学大奖的评选上，反映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备受关注。如1933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授予马尔罗的《人的命运》，这部长篇小说即取材于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大屠杀。该书1933年出版后，上海《文艺画报》杂志作了介绍，称此奖的颁发“出人意料”，是“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还猜测这是出于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审立场。鲁迅当时指出，这种带有偏见的猜想便是中国文艺界的一种怪现象。他曾把这个作为一例，写入了自己的杂感《奇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