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山少将：这次我很为我们部队自豪

Paul

5月14日，一支15人组成的空降小分队，在没有气象资料、没有地面指挥的情况下，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成功在茂县冒险空降。有文章称，作为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兵种之一，空降兵全力投入这次地震救灾，是中国政府果断打出的一张王牌。

这支空降部队的部队长王维山少将喜欢称自己是一名“空降兵老兵”，他自己有400多次跳伞的经历。6月1日记者对王维山将军的采访是在什邡市郊一闲置工地上的军用帐篷里进行的，作为最高首长，王维山承认自己是一个很严厉的长官:“我是很严，部队不严不行，底下的干部都挺怕我的。”他一边搓着满头的银发，一边笑呵呵地说:“只有平时把部队往‘死’里练，战时才能把官兵往‘活’路上带，当兵的就是要时刻不忘头上悬着一把作战的剑。”片刻，他又很坚定地说:“这一次，我很为我们部队自豪。”



紧急集结  

5月12日下午，我们在湖北也感觉到了地震，非常明显，但不知震中在哪里、有多严重。16点多钟时，上面来电话了解有关情况，我感觉，部队要紧急出动了。我让部队全部进入准备状态，不管伞降不伞降，都要先把伞准备好，而且要做好大规模投送准备。

从那时起，一直到第二天6点半离开营区，我们一直都没有合眼。5月13日凌晨3点半，我们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开始为救灾出动做部署。

我是河北人，上初中时经历过邢台地震，知道情况会有多严重，会出现桥倒路塌、无法进入的情况。所以我要求每个士兵戴上头盔、穿上伞鞋，能背上的东西都准备好。我想:车最大限度进入灾区，能走到哪儿算哪儿，之后就准备徒步进入灾区。我要求部队带了3日份的熟食、7日份的生食，因为空运，装备无法带上，我让部队带上给养单元——就是班的炊具、连的炊具、自己埋锅做饭的东西都背上了，因为我知道，抗震救灾肯定一段时间完不了，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从领导到士兵，每个人都带着大锹大镐，准备救人。
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夜。我是早上5点回家，我家属把我东西准备好，我提了个箱子、换个迷彩服就走了。5点半出发离开营房，8点钟到了机场。这给抗震救灾赢得了一些时间。

第一批我们集结了几千人，分别从不同机场起飞，第一时间空运到灾区，展开得比较迅速。

因为当时四川方面天气很差，哪个机场条件好我们就在哪里降。我和政委的飞机还算运气好，降到了成都双流机场，还有的降到周围其他几个机场。但不管降在哪儿，我们就近进入灾区，只要能救灾民就行了。

我们是8点钟出发的，我随第一架飞机于14点半到达四川德阳。从集结到到达只用了6个半小时。到目前为止，我们空降部队如此大规模、近似实战的空运兵力，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困难重重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很清楚地知道执行任务的条件非常困难，一定要从最困难的地方做好充分准备。但即便如此，到了灾区，还是觉得困难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道路不通、通信全部中断，我们坐的都是地方上的车，到了一个地段后交接给下一地段，但将会遇到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次地震也是我遇到的一次最紧急的任务。上一次比较接近的就是1998年抗洪，抗洪也很危急，但是水情的预报还是相对准确的，可以有些准备上的提前量，为部队的部署提供一定条件;但地震不一样，它说来就来了！我们无法像预测长江上游水位有多少那样来预测它的危害，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对此也略有不足。

往下走，才知道这次地震造成的灾害有多惨烈。沿路上，有的村庄整个都没了，看到那情况，都顾不上震惊了。有的孩子尸体四肢还是软的，一看刚死去不久。很多地方的受灾情况，比震中汶川还厉害。从直升机上看，那些村子就像“合拢”了一样。很多地方需要我们救助，但我们进不去！着急！我们坐的都是地方上的车，叫他快他不敢快，最高只能开到40公里/小时，因为下着雨，能见度很差，山石一直在往下落，他怕出事故。心里着急，但着急嗓门大也没有用，因为打不出电话，只有身边的几个人能听到。找人问情况，谁都说不清楚。哪里轻哪里重往哪走，大家都不知道，只能一段一段地被人往里带。压力有没有？说老实话也顾不上。注意力全集中在如何完成任务上面了，根本没时间想什么压力不压力。

那时候整个外界对震区的情况所知甚少，虽然也有受灾群众跑出来带出一些情况，但全面的侦察、多角度判断还很缺乏，确实需要更多情报资料。在当时情况下，空投成了唯一的办法，当时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空降兵身上。既然上面想用这个手段，我们部队也想利用我们的长处，给整个救灾战役提供更有用的信息，我们确实也很着急，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
1999年，我带部队在川西搞过训练，当时走的就是南线，从都江堰经理县到马尔康。当时有人提议，返回时走北线，“汶川—理县—茂县”，从九寨沟出来，因为这边缓，但我坚持原路回来。虽然我们要经过海拔4750米高的鹧鸪山口，缺氧，我想本来是艰苦训练，经过九寨沟旅游区听起来就有点别扭，所以我坚持没走，但对这一带的地形地貌我还是了解的。这一次要从地图上选空降场的时候，我就说:“按现在大规模的空降找空降场，几乎选不到，因为这一带都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路不是在岷江左就是在岷江右。另外，它垂直很陡，落差很大，沿岷江上有若干个小水电站，都是利用落差在发电，很难找一个合适的空降场。”

通常说，一个空降场至少需要几平方公里的开阔地带。这首先与飞机速度有关，飞机速度快，散布面积就大。二是与跳的人数有关，同一架飞机，跳10个人与跳20个人需要的空降场是不一样的，速度大，人物间隔就要大。第三点与空投的高度有关，空投的高度越高，散布越大，散面呈自然椭圆形，风速大小、风向角度和空投高度，使伞群在空中产生一个飘移。飘移中，每一个层风不一样，有的层风向东吹，每秒10米，有的层风向南吹，每秒5米，每一个伞兵的重量不一样。体重不同的人，在不同层风飘移的速度不一样，高度高、气象变化比较大，使空投准确性大大降低。第四，与是否有地面引导和提供的气象资料有关。如果地面有指挥飞机的，就好投中，反之，没有指挥，也没有地面和空投高度的气象资料——比如根据每层的风速风向算出一个合成风，空降难度就大大加大。

空降兵的复杂性就在于此。要想投得准，在一定限度内，需要降低高度。但是周围的山不允许降低高度，震区周围的山最低是5120米，如果太低飞行就会撞山。没有气象和地面引导支持，难;没有足够的空降场，难;飞机高度降不了，还是难。

因为高度降不了，天气又不好，我们的飞行员只能一直在云中飞行，连地面都看不到。虽然在GPS或航图上大体上能知道飞到哪里，但具体什么位置飞行员根本一无所知，也可能在山谷里，也可能在山尖上，观察不到目标，飞行员“抓瞎”。而要想执行空投，必须对底下看得非常清楚。这一次对飞行员的挑战大大提高，空降的难度也大大提高。

还有一个困难是，那几天一直下雨，在飞机飞的高度层上，外部温度是零到零下5摄氏度，空气的湿度和温度结合，飞机特别容易结冰。结冰是什么概念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下子把飞机冻起来，它影响的是飞机操作的舵面——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上的舵，舵面如果结冰会改变空气动力的流向，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车把失控了，该向左不向左、该向右不向右，这时候就容易出问题。过去我们的很多事故，包括美国军机在内，很多都是因为结冰失控。这是当时的气象，飞行员明显感觉困难，所以在冰带不能长期飞行，必须拉起或下降，躲开它。

在高原或空气稀薄的状态下，开伞、飞行的速度增加，伞的动载也会相应增加很多倍，伞的打开瞬间，对人的动载和下降的速度会增加很大比例。人类不是所有的极限都能冲破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一定的特殊防护装备，防止负压对人的压力，这一个因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但诸多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我们这一次的伞降任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高空奇迹

我们是5月13日进的四川，到达当天我们就想寻机空降。我坐在第一架飞机上，第一支小分队在我后面的飞机上，我们同时在空中。小分队那边不光有我指挥，整个飞机还有空军总部的人在指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有条件，就往下降。飞机和飞机之间可以通话，我问机长:“他们小分队的飞机工作了没有？”他说:“不行，准备降落。”

那一天空中的能见度很差，飞行员不能去云上、又不能到云下，只能云中飞。那么多5000米高度的山，在这个关头如果再造成什么灾难性事故，那是万万不能想象的！所以那一天最终还是决定放弃空降，等待天气的机遇，在可以克服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天气。

这一次下来，我们赶紧再了解情况，了解气象，还准备傍晚天气好时再降，但天气一直不行。当时我一直担心投不下去，我着急，感觉我们空降兵想帮忙，但一点劲都使不上！我们的想法是，只要能降，我们一定要降下去，甚至哪怕出现一点伤亡，都是值得的。但是飞机看不到，没法实施，我们指挥也要负责任的啊！所以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要讲科学。就像“神舟”一样，为什么选个好天气？因为那也是生命财产，也是人民利益，也是专家多年心血，不能因为我们的草率决定而毁于一旦。我们这个任务也是这样，我们的目的是下去搞到情报，必须有足够的把握，如果十几个下去侦察，伤亡一两个，能完成任务，也是成功的。可是如果给降到雪山上去，反而要营救他们，或者再把飞机撞了，那我们空降有什么意义？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都没有达到。

等到5月14日，终于等来了机会。那天天气稍好一些，指挥部告诉我:今天有希望！我赶紧赶到指挥部，就在那里一直盯着。

中午11点多一些，先是高空侦察机起飞，观察天气，然后侦察机引导运输机起飞进入空投地。但侦察机也看不到地面，它只能观察一下云层厚度，不迷失方向，绕过山头，引导它在航路上。飞机飞了两圈，第一圈投了7个，第二圈投了8个，把我们的侦察小组全部投了下去。

我看着飞机起飞，坦率地说，那时还存在一种侥幸心理。1999年我当参谋长带部队在川西训练时，也是天气不好，当时我在地面指挥，空中飞机看不到我们，我们也看不见飞机。但是就有那么一瞬间，厚厚的云层开了一条缝，机上说看到我们了，我们也看到他们了。我就开始让他们投，结果到投的时候，云又合上了，伞兵都跳在云中。上级问我怎么样，我说:“管它呢，至少到现在还没掉下来一个呢！”最后大家也都下来了，虽然高原缺氧，整个人都软软的。

第一次降落我们想尽量接近汶川，从地图上看，只有茂县以南3公里的一块地方有降的可能，其他地方都是绝壁、塌方，怎么降？两条腿往哪站？所以最后选定在河的右岸，也就是西岸一块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飞机在侦察机引导下，大体上飞到这上空，完全采取“盲投”的方式。如果是想完全看到地面再空投，那完全不可能。后来说那天是4999米的高度跳伞，实际上那是在飞行管制室上雷达显示的高度，实际高度肯定高于5000米，因为气流也会让它时上时下的起伏。说是4999米，我看大家在心里也是想图个吉利吧。
空投下去的小分队由15人组成，具体队员选拔我并没有参与，但我提出了选人的几项要求:一、必须有特种作战分队的人，这样他们下去以后，熟悉地形学，从体能、滑绳降、跳伞技术、负重、野外生存经验等几方面都有优势;二、必须有通信人员，但必须对新型伞比较熟练的，否则下去没用，通信人员更重要的是给指挥部汇报情况，并且能引导和指挥飞机下一次空投、空降，不懂这个，怎么指挥直升机下来？怎么指挥空投物资？如果天气好转还需要伞降，你怎么指挥跳伞？第三，必须有一个素质比较全面的指挥人员，他们对伞熟悉、对空投熟悉，同时也有独立指挥小分队完成任务的能力。实际上，小分队就由两类人构成:特种作战分队和气象引导分队，他们组成了虽然人数少，但是有独立作战能力、懂专业的小分队。第一个率先跳下去的就是我们的空降兵研究所所长、48岁的大校李振波。

这次执行任务的，大多数都来自平时训练中的尖子，训练难度更大、强度更大、装备更好，可以在敌后开展工作。有一部电影叫《冲出亚马逊》，讲的是我们空降兵在国外死亡地区训练的事，这个电影来源于空降部队的真实故事，其原型就是我们部队的营长王亚林和教导员扈发国。他们这次也前来指导完成任务。

现在外界一直传我们小分队执行任务前写好了遗书。我们这次担负伞降的很多人，写决心书、请战书，有的甚至写好后把手指弄破，用血写上“决心”两字，也被外面说成“血书”，这的确是战士们一种意愿的表达:宁可我牺牲，也要把任务完成。在我们部队来说，每一次执行任务，签名、开誓师大会，都是一种常态。但这一次对小分队来说，他们的任务更艰苦，他们自己也做好了最大伤亡的心理准备，这是一定的。小分队中还有师职干部，如果遇到不测，他们是有精神准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遗书”也不为过。因为他们真的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不写的话反而不正常。大家都明白，一旦投下去，只有完成任务才有可能“上来”，就是要和灾区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出路？从心理上讲，他们自己准备的严重性，比我们当指挥的更充分。

从我来讲，我最大的想法是，用我们的兵种，用能见效的各种手段，最快、最多地救人。只要能救人，我愿意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即便个别人出现伤亡，但前提必须是剩下的人能足够完成任务，不是跳下去就死，死了就完不成任务。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务，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必须在勇敢和科学之间找到最大的效益。这时候，谁敢让飞机掉下去？那么大的运输机，本身拉100多人，必须绝对保证安全。反之，如果我们单纯地想保证小分队的安全，我们就不让他们背那么多东西跳。下去的每个队员都背了很多东西——见了老百姓，你就只够自己吃的，不能多救一个人吗？见到受伤群众，不带药品行吗？不带电台、通讯设备，下去有什么意义？客观上讲，每个人的负重很重，他们在复杂地段行走的危险性就更大了，但是必须这样，否则，我让你下去干什么？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选择中，应该说，我们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们确实是想把空降兵这个兵种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在救灾的整体战略中发挥出来。任何一个兵种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各个兵种的特点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就是抢险救灾的最高效益！

小分队空降时，飞机颠簸很大，他们也没带供氧设备，就这样跳了下去。之前我反复跟他们说:这条路我走过，看着容易，实际不好走，地形很复杂，但是最没想到的困难是高压线！在空中看见一条线能看准吗？多少直升机就是因为线状物体观察不好才出事的。空降兵在空中以6——7米/秒的速度往下降，你能看到线吗？等看到了，也掉上去了、来不及了。这些小电站都摧毁了，说是断电了，但谁敢保证？不过，这次我们算幸运，没有出现意外。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引导、无地貌资料的情况下，在与外界隔绝的茂县4999米高空实施伞降，也算是创造了空军史上高空盲投的一次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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