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报社论：别了，索尔仁尼琴

令狐药师

被俄罗斯人誉为"先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于8月3日病逝，享年89岁。这位老人一生坎坷，因为对现实持批判立场，他坐过牢，患过癌症，遭过流放，但他却始终关注着俄罗斯的命运。他爱这片土地，是因为他生在那里，更深刻地说，是他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可以说，索氏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或见证的文学。后世的人要了解20世纪，就必须读他的作品。许多中国读者都曾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像熟悉自己的家乡一样，熟悉那里的白桦林和雪原，但有了索尔仁尼琴，俄罗斯在我们心里才变得更加清晰而真实。其实，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本是普通的文学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真的以为，揭露黑暗只能是过去作家的事，而不能发生在现在的作家身上。

这种以时代好坏的预设来判断作品的标准，使我们的文学观念在很长时间内陷入自相矛盾。所有《文学概论》一类的教科书都谆谆教导我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现象却必须是预先规定好的，不能由作家个人来判断。而一部文学史却表明，那些真正的文学几乎都是诗人和作家"不平则鸣"的产物。

我们以前对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看的，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作家，尤其是他的政治主张和宗教思想。但是，历史上哪一个伟大诗人和作家的世界观不是矛盾而复杂的呢？仅仅因为他描写的是更贴近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是生活的真相？为此，索尔仁尼琴曾被苏联驱逐出国，褫夺了公民权。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家乡，虽患重病仍然笔耕不辍。当他逝世后，俄媒体的报道将他称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世界".世界更把他看作是"俄罗斯的良心".这不是因为作家改变了，而是时代改变了，俄罗斯人对生活的看法改变了。如今，作家成了俄罗斯人的骄傲，有了他的存在，这个伟大民族才不至于为在那个年代无人发出声音而蒙受耻辱。

索尔仁尼琴本质上是一个作家，不能指望他提出一个新世界的美好蓝图，现在也没人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蓝图。他的许多观点肯定也不全是正确，去年获得国家荣誉奖后，作家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谈到自己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不违背自己的良知，这才是最重要的。用索尔仁尼琴自己的话说，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无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当他到了美国，仍然对周围世界强烈不满。对于这个热情大度接待了他的国家，他并没有留什么情面，而是毫不客气加以审视和思考。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著名演讲，强烈抨击了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其用词的尖锐，引起许多美国人不满，但也促成当时媒体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精神文化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最后还使得当时的总统卡特的夫人也站出来为自己的国家辩护。而在俄罗斯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时，他又一直都在批评官僚集团借私有化名义掠夺国家财产，导致贫富分化、民生凋敝。

作家的职责就是对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受奖演说中，索尔仁尼琴谈到，文学是为人类的艺术，精神永远高于苦难的现实，文学所蕴含的真实的力量可以摧毁谎言构筑的世界。

这是一个讲出了真话让许多人不高兴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以其作品见证了20世纪，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史上不朽作家的行列。对于他的逝世，人们将很快会感觉到他留下的精神空虚。

别了，索尔仁尼琴。

令狐药师

----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不久前，我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作讲座。当我讲到苏联斯大林时代残酷的政治清洗和中国五六十年代可怕的大饥荒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站起来反驳我的观点。他激动对我地说，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其实当时并没有死亡那么多的人，屠杀和饥荒都被“夸大”了，而这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妖魔化”罢了。他要求我“拿出有力的证据来”，以证明我讲述的一切都是确凿的事实。

我不仅遇到这样的质疑，而且经常听比我小十岁左右的少年人说，“六。四”大屠杀并不存在，那些鲜血淋漓的图片都是“西方敌对势力”用电脑制造出来的。

我怎样跟他们辩论呢？确实，我也是一名“迟到者”，我不是惨剧的亲历者，我没有亲眼目睹鲜血和尸体、也没有亲耳听到呻吟和哭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追溯历史和延续历史的权利。确实，我不是一个“当事人”，我无法给这位比我年轻几岁的大学生讲述我的“亲身经历”，我的身上也没有伤口和血痕。

但是，是不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就真的不存在？看着大学生那双单纯的眼睛，我不禁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把本来是耻辱的无知当作了光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大脑不能记忆、使得我们的喉咙不能呼喊？

这不是这个年轻大学生的过错——他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首先是作家和史家的说谎，才有虚假的文字和信息的传播、泛滥，然后才孕育出整整几代宣称“无知者无畏”的青年来。于是，我推荐这位年轻的朋友一定要读一读索尔仁尼琴，一定要读一读他的《古拉格群岛》。这位白须飘飘的老人活得比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最血腥的帝国长，这既是他本人的胜利，也是他文字的胜利；这既是他肉体的胜利，也是他精神的胜利。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是记忆的文学，是呼喊的文学，是揭示邪恶的本质的文学，是恢复人类的尊严的文学。作为历史当事人的索尔仁尼琴，勇敢地记载下了高墙后面的一切。他的文字从隐匿到传抄再到出版，宛如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顶开了给城墙奠基的那块最沉重、也最顽固的砖头。

索尔仁尼琴让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中国作家都黯然失色。当然，那些早已良知泯灭的中国作家根本就无视索尔仁尼琴的存在，但少数良知尚存的中国作家则会在面对索尔仁尼琴的文字时感到深深的羞耻。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古拉格群岛》，尽管我们拥有相似的经历。巴金只说了几句真话就沉默了，而胡风则成了一名精神病人；舒芜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为叛卖而辩解，而浩然依然还认为自己的头上有一道“神光圈”。有人在“废都”中吟诗作赋，有人在“文化苦旅”中悄然变脸，有人梦寐以求充当康熙皇帝宫廷里的太监，有人向坦克和枪炮献上嘹亮的颂歌。由此，中国的当代文学悍然宣布了自己的死刑；由此，公众逐渐开始将作家当作明星乃至娼优来看待。

我们已经习惯了谎言，以至我们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真相；我们让自己闭上眼睛，并一相情愿地认为黑暗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索尔仁尼琴站了出来，正如他的自传的名字《牛犊顶橡树》，他是一个头上长角的人。作家协会是高明的说谎者们的俱乐部，他们一致表决将这个头上长角的人开除出去。他们认为，从此就天下太平了。领袖随心所欲地杀人，而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地为领袖献诗。然而，他们的算盘打错了。索尔仁尼琴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暴力和谎言合谋、枪杆子和笔杆子配合的格局。索尔仁尼琴说：“或许有人会问，面对残酷的暴力，文学能有什么力量？让我们记住，如果没有谎言，暴力岂能幸存？它是和谎言交织不分的。任凭谁只要宣称靠暴力为手段，乃必须以说谎之时。暴力或不能隐行藏匿肆无忌惮，但是一旦力量薄弱需要更加强，便顿感周围空气稀薄必须靠谎言所散布的烟幕来生存，借虚伪的言辞来掩盖。它无力永远使牺牲者梗塞窒息，通常只要求他们接受谎言并参加到它的行列里去。”这是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最佳注释。一个作家可以欺骗自己的心灵，但他欺骗不了历史；一个作家能够欺骗一部分读者，但他无法欺骗所有的读者。一个作家既可以选择做暴力的帮凶——即说谎者，马雅科夫斯基和郭沫若们就是这样做的；也可以选择做暴力的对立面——即说真话的人，索尔仁尼琴和鲁迅们就是这样做的。索尔仁尼琴曾经走进集中营，也曾经被迫流亡异乡，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以非暴力战胜暴力的希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的力量向欧亚两大洲不断扩展的时刻，他依然在给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词中坚定地宣布：“一旦谎言消失，暴力也随之裸呈，衰弱、无能，一触即溃。”在昨天，这是他的信心；在今天，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当然，也有人会质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尽管你本人有过在集中营里的生活经历，但是你并没有观察和体验过“每一个”集中营的生活。那么，在描述如此众多的集中营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夸张和失真的地方呢？

最近，我读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这则报道是对这些猜疑的最好的回应。据2002年9月23日的《莫斯科时报》和9月20日的《圣彼得堡时报》报道，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馆”日前称，他们在圣彼得堡附近发现了一处“万人坑”。在这块广大的区域内，埋葬着从1937年至1938年间斯大林肃反运动时被处决的3万多名“人民公敌”的遗骸。这两份报纸都是俄罗斯的权威媒体，其消息来源显然是准确的。报道中还这样描述道：“纪念馆”成员米农。穆兹达巴一边将几具人体尸骨从1米深的墓坑往外搬，一边对记者说：“瞧，这名男孩子的头盖骨后脑勺处有一个小圆孔，这是子弹穿透时留下的。我们在这儿发现的近20枚头骨，绝大多数都在相同部位留有这样的弹孔。”他接着补充道，这是前苏联时期处决犯人的典型方式——从背后开枪。凭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这片射击场附近生活过的村民们所提供的些许线索，人权组织“纪念馆”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于2002年8月发现了这片神秘墓场。

为了找到更多当年的知情者和目击者，这个人权组织在当地报纸上接连刊登广告。据那些闻讯找上门来的村民们回忆，当年每当夜幕降临，一辆接着一辆的黑色汽车（当地人称之为“黑乌鸦”）驶入射击场，停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汽车的前灯，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随后响起的阵阵枪声则将附近居民惊吓得彻夜不眠。

对于“纪念馆”挖掘出的这些历史真相，前身为苏联“克格勃”（KGB）的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总部保持沉默，并且对“大恐怖”时期被处决的“人民公敌”掩埋地点三缄其口。不仅如此，FSB位于圣彼得堡的分部也对这片墓场的新发现未加任何评论。而“纪念馆”组织历史分部主任伊莉娜。弗里格称，FSB此前一向坚称遭受“清洗”的受害者遗体统统被埋在于1992年发现的勒瓦塞约夫墓场，可是KGB当年在审问了那些1937年至1938年间驾驶囚车的司机后，得出结论说，至多有8500人被掩埋在那儿。伊莉娜由此推断说：“这表明一定还存在着其他的处决和掩埋场所。”据她分析，其余的约3万名“大恐怖”时期遇害者可能被埋在了托克索沃镇附近的日泽维斯克射击场地下，这部分人多半是先被汽车运到了那儿，随后被当场处决。除了眼前这些森森白骨之外，“纪念馆”还掌握了日泽维斯克射击场曾被作为大型“屠宰场”的物证——官方正式文件以及当年从高空俯拍到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片绿荫环绕的林中空地曾经车痕密布。

这则血淋淋的报道再次显示了索尔仁尼琴的勇敢和真诚。每一处死者遗址的发现，都印证了斯大林的残暴和索尔仁尼琴的伟大，也印证了极权主义制度的酷烈和作家坚守职责的可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古拉格群岛》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当有人指责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太“政治化”、“太纪实”、“太偏激”的时候，我想反问他的是：当你直接面对尸体和鲜血之后，依然宣扬对“政治”的厌恶和对“纯文学”的追求，这种姿态是否又沦为另一种的“虚伪”了呢？你可以不当索尔仁尼琴，但你不应该诋毁英雄——仔细探究那些诋毁者的诋毁，无非是因为英雄的存在“伤害”了他们的“自尊”而已。

索尔仁尼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纪念碑，是“活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摧毁一个邪恶帝国的战斗中，他与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里根等世界级的伟人并肩作战。为什么要终结这个帝国呢？还是让我们深入到平凡人家的日常生活里去吧。然而，要征引《古拉格群岛》中的“个人体验”几乎是不能的——每一个故事都同等重要。于是，我想起了历史学者雷颐的一篇题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的文章，文章谈到了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所著的《斯大林》一书。拉津斯基在苏联解体之后利用了一批解密的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等，写出了这本力作。雷颐转述了书中的一个小故事——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傍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

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

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对此，学历史的雷颐深有感慨地写道：“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特点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社会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因为那些”重大事件“毕竟只与少数人关系密切，而那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的‘日子’息息相关。当这些‘细节’都常常充满恐怖的时候，这种‘日子’便最难过、最可怕，此时方感以前从不被注意、不被珍视的”日常生活“其实最重要。的确，在经历过十年浩劫那样严酷的‘日子’后，我们才感到‘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寻常人家这种平平淡淡但也平平安安的生活，确确来之不易。”雷颐发现，“小人物”的幸福并不比“大人物”的幸福低级，“小人物”的痛苦也并不比“大人物”的痛苦卑微。最真实的历史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这些“细节”足以让人体认到：一个漠视普通公民基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权利的社会，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帜和标语，必然是一个罪恶的、不义的社会。

当我们的“日子”被外在的权力侵占的时候，我们就已面临着沦落为奴隶的命运。

对于学文学的我来说，这个故事则给了我如下的启示：当现实的邪恶和残酷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记忆和呼喊。文学是心灵与心灵的撞击，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文学不应该是政治家客厅里的花瓶，也不应该是贵妇人裙裾上的花边。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都屈从斯大林的淫威，参与编纂那本光辉灿烂却又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与此同时，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们便承接了史家放弃的责任。在《古拉格群岛》中，记载了不计其数的“日常生活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索尔仁尼琴回忆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惨剧，更是集中营中千千万万同胞的惨剧；他呼喊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千千万万同样被**所折磨的人类的困境。因此，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声明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获奖，而是千千万万挺身反抗**的人以及无辜被**吞噬的人的获奖。在答谢辞中，他这样说：“在俄罗斯命运教我挣扎求生存的过程中，多少比我优秀且更为坚强的人被杀害了。我曾在古拉格群岛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流放在分布很广的岛屿上。警察监视，彼此不信任，使我不能与所有的人交谈。他们之中一些人的遭遇，我是辗转得悉的：大多数人的结局我只能揣测。在文学上已经有成就而埋骨异乡的，大多数尚为人知。最可怜的，莫过于许多默默无闻的同行，生前竟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掉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的，除了系在脚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未因此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罢了。应是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的茂林，而今只余两三棵劫后余生的枝干，空对夕阳残照。”那汩汩的血脉还在大地深处翻涌，那仰望的眼睛透过森林的树荫伸向天际。索尔仁尼琴逼问我们：当我们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让自身脱离那个“系在脚趾上的号牌”呢？

只要我们还能够写作，我们就还能够记忆和呼喊。写作是人类战胜恐惧的诸多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奥威尔通过写作与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对峙，索尔仁尼琴也是通过写作挑战“古拉格”的秩序。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者的“新语辞典”的发现一样，索尔仁尼琴也发现了苏联统治者将谎言“经典化”的过程：“穴居时期人类原始野蛮的感情——贪、妒、恣意的彼此仇恨等等，在泛滥过程中，竟以阶级斗争、种族斗争、集体或工会斗争等等响亮的代名词出现，粉碎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使之陷入空前混乱的局面。”统治者的秘诀在于：以施展暴力为主，以制造“说法”为辅。他们在瞬间之内就能够毁灭旧世界，也能够花同样短暂的时间去建造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初民好勇斗狠的顽劣品性竟被演化升华为理论准则，视为合乎道德的错误思想，认为世界无所谓有恒定、普及的正义与善恶的观念可言，认为这些只是水月镜花，永远随世情而变幻，因而个人必须永远适应团体之需要而行动。任何职业性的集团，只要有什么便能攫取什么，纵使非法，且无需要，亦必须倾全力去取得，而社会团体之解体也可不管。”面临如此严峻的情势，伟大的文学恰恰是“新语辞典”的克星，它向所有读者昭示着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美，它唤起人们麻木的尊严感和即将熄灭的希望。职之是故，统治者对文学始终充满了仇恨和警惕，甚至派出训练有素的秘密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作家。

索尔仁尼琴指出，统治者已经将文学深深地镶嵌在他们的统治术之中了——“今天的边界上仍然到处污染着鲜血，充满原子武器爆炸的声音，密布着炽热的高压电网，而且有些国家的内政部门依然相信文学也应是内政之一，报纸标题仍经常出现‘他们无权干涉我们内政’这一类的措辞。”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透视”的力量跨越了种族和国界——最高境界的文学必然是“世界文学”。他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对“文革”等事件的认识却远远超过了某些多次来中国的西方左翼作家。他痛斥红卫兵运动的背谬与残忍：“中国大陆红卫兵运动竟被认做金科玉律一成不变地为青年人所效仿。庸俗无知在于他们缺乏对人性基本的了解，天真浮浅在于他们幼稚心灵中无经验基础的盲信。于是他们说：‘现在我们要打倒贪婪、残暴的压迫者，从他们手中争得世界，然后放下屠刀，我们会变得公正而有理性。’”红卫兵们所奉行的，不正是《罪与罚》中主人公的逻辑吗？索尔仁尼琴看到了中俄两个民族的性格中最相似的、也是黑暗的那一面，并再次引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世纪以前惊人的预言。

对于我们这个习惯了遗忘的民族来说，记忆显得无比的遥远；对于我们这个保持着沉默的民族来说，呼喊显得无比的艰难。但是，没有记忆和呼喊的文学，就像没有脊梁的人一样——我们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行了许多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不能以此为归宿。

那么，让我们记忆，让我们呼喊，让我们写作，让我们阅读，让我们站立，让我们仰望。

樟脑小丸子

南周又开始亢奋了

令狐药师

——致索尔仁尼琴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有一次塞上之行。在阴山的脚下，遇到了一位隐居乡间的老教授。他是当年的“反革命分子”，被流放到偏僻的大草原上牧羊二十八年。在他的书房里的书架上，挂着一张复印的、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囚犯模样，穿着破旧，面容削瘦，神情冷漠的外国人。我没有认出这是谁来。老先生对我说：“他是索兄。”我还是没有听明白，仔细去看照片下面的名字，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原来就是你——索尔仁尼琴。在这位异国作家的照片旁边，老教授流着泪给我讲起他28年流放的生涯，我也流着泪倾听。这是真正的“三人谈”——索兄，我们凝视着你的眼睛，苦难的、宁静的眼睛，我们的心灵交融在一起。


人与“人”


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瑞典皇家学院秘书卡•基耶罗在一九七零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包含了“人道主义的精髓”。是的，索尔仁尼琴，你在爱整个人类。

在血泪凝聚成的《古拉格群岛》中，最震撼我的却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你写到，被捕后的第二天，你和一群囚犯一起被押送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平民。押解队队长要你拿起自己的箱子，那只贴着封条、装着你的军官用品和全部书面罪证的箱子。

这时，你想，自己是一名军官，怎么能够拿着箱子和空着手的六名列兵以及一个战败民族的代表一起走路呢？你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队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起了箱子。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拿着走。只有你除外。

那时，你还在为自己感到自豪：“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那时，你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箱子被别人拿着而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蹋的脸上长满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时我是不会理解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很久以后，你在古拉格群岛里经受了重重磨难，你开始深刻地反省：军官跟士兵难道不一样都是“人”吗？是谁不知不觉地将人分三六九等？是谁将“好人”可以奴役“坏人”的观念灌输到自己的脑海里？你的文字是如此地严酷：“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你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灵魂，你在控诉自己：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高人一等的“人”？你不再把自己当作军官，也不再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而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人”。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浑身冰凉，牙齿打颤，就像落到了冰窟窿里。你从天上看见了深渊——“自由”的心灵其实是不自由的，“健康”的精神其实是不健康的，“平等”的准则其实是不平等的。我们并没有解放自身，我们每个人都身兼了被迫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角色。我们已然意识不到，自己的灵魂也是扭曲的。而你，索尔仁尼琴，无比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世界上，只有相同的人，而没有人与“人”的区别，谁也没有权力将人当作非人。让德国人拿箱子就是一件罪孽。理所当然地歧视无辜的德国平民、歧视下层的俄国士兵的思路，跟站在金字塔顶端操纵杀人机器的斯大林的思路没有本质的区别。今天，可以强迫他人替自己拿箱子，明天就有可能自以为是地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不是天方夜谭。只有经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反思。

我想象你在古拉格群岛里，一边扛着石料一边在内心谴责自己的情形。你是最清白的一个人，你也像耶稣一样受难，你拥有彻头彻尾地谴责他人的权利，可是你不放过自己的罪过。你是知耻者近勇——这是怎样的一种大勇啊!你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也有跟迫害你的凶手们相通的地方。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如何产生的呢？思考到这里，就触及了极权体制的核心：究竟把人当作人性的“人”还是工具的“人”来看待？反抗者不能用体制所给予的伦理来进行反体制的战斗。真正的战士，应当具备一颗与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心胸。

一九九三年，你被驱逐出境长达二十年之后，在准备归国的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驻巴黎的记者谈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对于俄罗斯的变化，你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喜悦。这是一席不合时宜的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不是我宽宏大量，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悔过，你们也不会替我悔过。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你还说：“我们应该对受难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有人问我：我是否会上我的劳改营地去。我回答：这是个别问题，今天活着的人民正在蒙受痛苦，他们需要帮助。”你是古拉格的儿子，至死不变。你带头进行的忏悔，有几个人能够跟上呢？

鲁迅先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写到，他所爱的有两个异端：一个是但丁，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兼有两种身份，“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尊敬的索尔仁尼琴，我读到你的文字时，也有这样的感觉。而唯一不同的是，你没有丝毫的夸张，因为你所面对的专制的恶魔，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面对的要狰狞一百倍。


可怜的“孩子”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如果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十九世纪最辉煌的乐章，那么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则是二十世纪最悲怆的史诗。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没有比《古拉格群岛》更沉重的作品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悲惨”，与之相比轻若鸿毛。《古拉格群岛》里一个接一个的悲惨故事惊心动魄，而我的目光却停在了“拿冲锋枪的孩子们”这不起眼的一章。

守卫你们的是孩子，是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端着新式冲锋枪的孩子们。你恨他们吗？不，你可怜他们、同情他们。“每天早晚两次，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

然而，孩子们却无情地向你们开枪，无须事先警告就可以直接用冲锋枪向你们射击。政治指导员向孩子们训话时说：“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长大了。长大了的孩子会是怎样的呢？你用那双比刀还要锐利的眼睛看着他们：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眼看着应该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上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你终于发现：“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他们的无知。”无知导致愚昧，无知导致残暴，无知导致无情。而极权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具备的起码条件就是无知。这是你天才的发现。那些如狼似虎的孩子们实际上比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保障的你们，还要可怜啊。

在戒备森严的肯吉尔营，有一天，白天，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一个叫丽达的西乌克兰姑娘利用劳动空隙洗了一双袜子，拿去晾到障碍地带前沿的斜坡上。这时，了望塔上的卫兵立即举枪上肩，一枪把她打死了。一九五二年五月，肯吉尔营的拿冲锋枪的孩子们突然无缘无故地朝着已经回营门正等待入门前搜查的囚犯队伍打了一梭子弹。当场十六人受伤。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古拉格群岛里发生着。你痛切地反问道：“应该不应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相信别人胜于相信自己的良心呢？这难道不是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吗？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仅仅以铅字命令中或首长口头指示中的善恶是非为标准？誓言!誓言是以颤抖的声音庄重地宣读过的咒语，它的意义在于保卫人民免遭恶人残害；但是，它又是多么容易被利用来为恶人服务而反对人民啊!”而一位觉醒的士兵在给你的信中写道：“年轻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也有狭隘、无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认真的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

充当杀人凶手的孩子们，日子并不比囚犯们过得轻松。你是受害者，你却以博大的胸襟去挖掘施虐者身上的悲剧性。你在古拉格的深处发出了与鲁迅先生一样的呐喊：“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你知道，他们与你们一样，都是那双看不见的魔手的牺牲品。你所发现的真理与远在法兰西的福柯惊人地相似。福柯说过：“权力不仅仅是国家、专政机构等的权力，更多的应指策略、机制、技术、经济乃至知识、理性所造成的权力，这也是更值得重视的权力，也更应反抗——因为它真正束缚着人类追求真知的意志——的权力。而且，对这样的权力的反抗，永远应该是从内部进行的。”魔鬼总有办法使恶行显得崇高，而被权力所异化的孩子们举起了枪——怀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神圣感。我想起了茨威格的一段话：“在一次性认识到的伟大面前必恭必敬，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我们必须永远把历史内部中正在添加的和已经添加的重新改造过来，给真正的业绩以纯正和公正的尊敬，以此来反抗人类那种在成功面前低声下气和不可抗拒的压力。”


在劳改营


“劳改”是极权主义国家剥夺先知者自由的主要方式之一。无论就时间还是空间维度的意义来说，劳改都是一种被迫和强制。“劳改”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劳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即使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何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劳动自身就已具备了乐趣。思想也是一种劳动，一种最有乐趣的劳动。然而，国家机器却将神圣的劳动作为改造人、惩罚人的手段，这是对劳动本身的侮辱。

有了“劳改”，必然就有“劳改营”。劳改营是检测思想者思想硬度的最佳处所。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到达过劳改营，无论是形而下意义的还是形而上意义的劳改营。索尔仁尼琴伟大的思想也是在劳改营形成的，在极限的状态下，真理迫近。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讴歌劳改营，否则我们便成了不知耻辱为何物的无赖，成了万劫不复的奴隶和帮凶。

你发现，古拉格群岛比传统的监狱更加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在监狱里，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囚徒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你充满感情地写道：“人们在监狱里变得多么有趣啊!”进监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级的形式。它永远能使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炼，如果攀登的话这将是一条向上的道路。

对伟大的心灵而言，传统的监狱是天堂，苏联时代的流放地——古拉格群岛则是地狱。你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然而，在这贬低劳动和劳动者的地方，在这思想成为生存的累赘的地方，你的喉咙依然在歌唱。官方“改造”的目标外在于你的灵魂。用“出淤泥而不染”这种说法来形容你，也许太陈旧了。但我一时之间还找不出别的更好的说法来。在人性普遍的溃败之中，你牢牢记住了苏格拉底的那句话：“认识自己!”

在劳改营的外科病房里，你曾经遇到一位医生，一个选择到集中营当医生来实现自我监禁的人。科恩菲尔德大夫在深夜里说了一段让你不寒而栗的话：“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曾经犯下的罪。”这不是为害人者开脱，而是说，害人者也是被害者们共同造就的。鲜血沾在每个人的手上。与之恰恰相反，文革以后的中国，人人都是受害者，除了四个人以外，居然再没有一个迫害者了。

卡夫卡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在劳改营》。小说中的那台执行死刑的机械就是关于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象征。机械是没有识别能力的，它只知道执行。小说中被执行死刑的不是死刑犯，而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军官。卡夫卡发布了一个预言：二十世纪的地球，是巨大无比的劳改营。


地下写作


你给你的自传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牛犊顶橡树》。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牛犊的力量是微弱的，而橡树则牢牢地扎根在大地上，牛犊的所作所为也许毫无意义，但它仍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禁联想起其他几个意象来：填海的精卫、逐日的夸父、舞戚的刑天和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就俄罗斯的文学传统来看，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顶橡树的牛犊。你写道：“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当几乎所有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对苏联帝国顶礼膜拜的时候，你却开始用那对还不很尖锐的角顶橡树。

人类的写作分为两种，一种是天上的写作，一种是地下的写作。天上的写作是被养起来的御用文人的写作，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天国里，按照领袖的意志写作。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从事这种写作的大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萧洛霍夫等人。他们是一群笼中的金丝鸟，享受着丰厚的物质待遇，随时被领袖召到乡间别墅里开怀畅饮。他们在天堂里抒写天堂的快乐。然而，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毕竟饮过俄罗斯文化的琼浆，他们清楚地知道天上的写作是一种可耻的写作，却又无力自拔。所以，他们内心深处的紧张自始至终也没有消除。叶夫图申科把马雅可夫斯基形容为“无力防卫的彪形大汉”，红色宫廷的诗人最后走向了自杀。而法捷耶夫则日日夜夜酗酒，在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委会上，他居然喝得醉醺醺的，幸好斯大林喜欢酗酒的人，反而更加信任他了。每次斯大林找不到法捷耶夫，就让卫兵到莫斯科几家著名的酒馆里去，法捷耶夫果然在这些处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法捷耶夫被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登上一个作家在政治上所能登上的最高处时，他却自杀了。即使是这批天上写作的作家，跟中国的御用文人相比，也还有仅存的一点良心，还把耻辱当作耻辱，直面自己的罪过时还有自杀的勇气。

另一种写作就是地下的写作，就是以你——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写作。在集中营里，你毫不迟疑地写作：“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地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同时，地下写作也获得了强有力的优越性，地下作家的笔是自由的，不去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能想象编辑大人，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没有什么在头上回荡。地下写作甚至没有读者，于是纯粹靠信念来支撑，你深知自己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你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你的作品也如同肉眼看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究会觉醒。你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劳改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有的写于恢复名誉之后。想方设法怎样保全这些作品，比写作本身还要耗费你的精力。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是一章一章地带到西方发表的，写作的时候“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最后的编辑和加工时，你自己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的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这样的写作是永垂不朽的写作，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你引用了两句俄罗斯的谚语，“如果不是长着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心灰意冷的猪崽拱树根拱得最深。”这大概就是你的夫子自道吧。

如果说十九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就是索尔仁尼琴。这两位作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的作品始终在揭示“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体现了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企图的批判。

令狐药师

——再致索尔仁尼琴

一九七六年十月，被苏联政府强迫押解出境的索尔仁尼琴来到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一个叫卡文迪什的小镇。索尔仁尼琴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建起了俄罗斯乡间建筑式的小木屋。卡文迪什镇成为索尔仁尼琴新的隐居地，俄罗斯诗人布留耶夫行云流水般的诗句萦绕在心头：“农家的小屋，/像是宇宙；/它的屋顶就是天空，/它的走廊就是银河……”


   
     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上，索尔仁尼琴居住了整整十八年。一九九四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力邀索尔仁尼琴归国，临行前，索尔仁尼琴饱含深情地对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说：“你们非常通情达理，你们原谅了我的不寻常的生活方式，甚至也过着同样的生活来保护着我。流亡的生活是心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象会有一个比卡文迪什镇更美好的地方……”
   
     读到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时，我陷入了沉思之中。索尔仁尼琴，你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又多么卑微的“人”啊!你在这段话里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客人的谦卑与感激，与你在《古拉格群岛》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斗士的勇敢和气魄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展示出真正的做“人”的方式。在遭受了克格勃特务和御用文人们的侮辱之后，在失去了挚爱的家园和友人之后，你没有走向恨，而是走向了爱，走向了一种宽厚广博的“大爱”。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你的伟大在最平凡的地方体现出来——你是最纯粹的“人之子”。
     
   
   
    遗腹子
   
   
     在你出生之前六个月，父亲就去世了。你是一个从出生起便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个遗腹子。
   
     父亲曾经是莫斯科大学法律学系的学生，一战中是炮兵军官，在从前线归来的一次狩猎中不慎受伤去世。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就读于彼得堡著名的斯图热夫女子学院，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师。一九二四年，母亲带着六岁的你迁居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母亲笃信俄罗斯东正教，常常带着活泼可爱的你一起去教堂。宗教在你的心目中始终是纯洁无比的，虽然不久以后教堂被迫关闭了，俄罗斯老百姓失去了上教堂的可能，但是这段童年时代在教堂做祈祷的经历，影响了你一生。在你的每一部作品里，都能够找到宗教的影子。你不奢望充当救世主，但是每个人的苦难都在你心里激起难以平静的波澜，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苦难的来临并不可怕，我们的心灵有没有资格承担苦难呢？”
   
     你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直没有再结婚，她把所有的心血都寄托到你的身上。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节衣缩食，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还打字、速记，干各种杂活、零活。母子俩的生活过得既艰难，又很充实。没有父亲的生活，当然是有缺陷的生活，但是母亲的努力使这种缺陷降到了最低点。你的童年是快乐的，你当过班长，还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在这个家庭里，没有威严的父亲，而只有慈爱的母亲。于是，你那独立思考的天性得以自由地发展，就像一棵小树，不受任何修剪，自得其乐地生长着。
   
     我在无意之中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有一大群失去父亲的孩子：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陈独秀、鲁迅、胡适、郁达夫、吴稚晖、傅雷、丰子恺、郑振铎、钱穆、熊十力、老舍、茅盾、田汉、路翎……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这些孩子的心灵都比一般的孩子要敏感得多，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跟一般的孩子不同。创伤的心容易去关心那些同样是创伤的心。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地上，有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母亲。你的母亲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养育着一个伟大的灵魂，她只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母亲应该做的事情，在她的眼睛里，儿子就是儿子。
   
     一九三六年，你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本来你可以选择更好的大学，但是，你舍不得离开体弱多病的母亲。你一边学习数理方面的知识，一边进行莫斯科大学文史哲学院函授班的学习。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了，二十三岁的你应征入伍。一九四二年，你被提升为炮兵连的少尉连长。一九四四年，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获得两枚勋章并被晋升为大尉，也就在这一年，母亲患肺结核去世了。
   
     母亲的早逝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呢？母亲没有熬过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但是母亲也没有看到那将让她伤心欲绝的时刻——在她去世之后刚刚一年，你被捕了，仅仅是因为你在与学生时代的朋友通信时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一九四五年，当举国上下都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你却被判处八年徒刑，一九四九年又被押解到哈萨克斯坦卡干达以北的埃基巴斯图兹的劳改营服劳役。要是母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她会这样呢？
   
     母亲一定会站在你的一边。母亲会以她羸弱的身躯跟庞大的帝国对抗。母亲不会像你的妻子那样，背弃你而去。母亲将与你一起分担苦难。有光荣的母亲，方有光荣的儿子；有肥沃的土地，方有参天的大树。
   
     一个遗腹子，一个有“反骨”的遗腹子，一个追随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劳改营中沉思人类的自由的遗腹子——你一无所有，却有胆量与恶魔们战斗。母亲虽然离你而去，母亲却永远在你的心中。在你的作品里，俄罗斯母亲的形象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所说：“在索尔仁尼琴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她以变化多端的名字，形形色色的打扮出现……她那布满皱纹的面孔，使人想起这片国土中不屈不挠的人物。我们为她的热诚而神往。”
     
   
   
    癌症楼的病人
   
   
     一九五三年，你从劳改营中被释放，居住在劳改犯们永久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树”村。你继续劳改营中已经开始的创作，把用像蚊子一样的小字写成的书稿卷成小卷，塞到香槟酒瓶子里藏匿。
   
     这年秋天，你被查出患了胃癌。经过申请，你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进行治疗。你住进了癌症楼——这段人生经历使你写出了《癌症楼》。
   
     我很小的时候就阅读过《癌症楼》，那时候留下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后来，读了《古拉格群岛》，被它那可以跟《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宏大气势所震撼，这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关于人类善与恶的战斗的史诗。看重《古拉格群岛》，自然就有点贬低《癌症楼》。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后来，一位亲人的去世，使沉浸在哀伤中的我重新拿起了《癌症楼》。这一次，我终于发现了它的魅力：一座楼房，一群人，在生命的极限状态，真相得以呈现。此时此刻的悲欢，看似平淡，实际上却像喷发之前的火山。一般的作家是不敢面对的，因为他们把握不住这暴风雨前夕的平静。你却娓娓道来，你是在讲述自己和自己饱受蹂躏的同胞的故事，讲述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挣扎与宁静。
   
     如果说读《古拉格群岛》如同在一列火车上观察流动的风景，那么读《癌症楼》就像是在一个小站上静观默察。《古拉格群岛》是放射式的写法，扫描了跟俄罗斯大地一样广袤的集中营，写了千千万万个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或者崇高或者卑劣的人物的命运；《癌症楼》却是收缩式的写法，集中写了一个楼房里一段时间所发生的故事，触及的是主人公身边的凡人琐事。小说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是以作家自己为原形而塑造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饱经坎坷而痴心不改的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虽然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囚徒，但是依然掩饰不住浓浓的诗人气质。他这样描述流放地的一条河流：“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一掬水。”重重磨难之后，他仍然没有丧失诗人的气质，没有走向庸常，他还有所“信”，他还要“给予”。索尔仁尼琴，如果说你自己就是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流即使流过沙漠也不会干涸。这是一条永远汩汩流淌的河流，流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什么都不信了，就成了虚无主义者。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你坚信艺术能够创造奇迹。
   
     面对癌症与面对专制一样，你一无所惧。癌症楼里有曾经飞扬跋扈、现在却像泄气的皮球的当权者，有命运多蹇却求索不止的工程师，有贫困潦倒、无依无靠的普通工农，也有认真负责、充满爱心的医生和护士。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与医学院三年级学生、见习医生卓娅之间的爱情更是曲径通幽，让人一咏三叹。两颗孤独的、受伤害的心灵相遇了，撞击出闪亮的火花。那在病床上电光火石般的一吻，足以天长地久。他们分别了，因为科斯托格洛托夫不愿连累卓娅。但他给卓娅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是：“感激您让我的嘴唇接触真正的生活。”这是摒弃了一切功利的爱情，这种爱情与十二月党人的爱情同样伟大，它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对自我尊严的肯定，让最残暴的专制也黯然失色。
   
     你是癌症楼的一个病人，但你又是人类灵魂的疗救者。你与自身的癌细胞作斗争，也与人类社会的癌细胞作斗争。人世间还有什么能够摧毁你坚强的意志？
     
   
   
    文化的力量
   
   
     文化最软弱的，文化又是最强大的。
   
     在劳改营里，文化是犯人避免崩溃的最后依托。你在《第一城地狱》里描述了犯人为了捍卫读书的权利而与狱方进行的斗争。“第一层地狱”指的是一个特殊的集中营——身为囚犯的科学家们被集中起来从事绝密的科学研究，他们享受着比一般集中营的囚犯好得多的待遇，所以称之为“第一层地狱”。
   
     数学家纳格勒喜爱文学，如醉如痴地阅读叶赛宁的诗。然而，狱方却把他的《叶赛宁诗集》没收了。他愤怒地谴责监狱的主管席金少校：“本人有一种不幸的‘看书’习惯，看遍属于本人所有的书；反过来说，仅仅只保存我看过的书。我重复我的要求，根据监狱规定第二条第七项，希望你好好儿把那本非法取去的书还给我。”
   
     少校用种种理由来搪塞，从诗集中找出许多他认为“有问题”的诗句来质问纳格勒，例如对“在了无生意与陌生的掌握中，/我的诗集也会死去。/只有颌首的燕麦，/会哀悼它们的旧主”这首诗，少校质问：“‘旧主’指的是什么？”
   
     纳格勒面对这样的文化流氓，知道不能用软的，而要用硬的。他严肃地说：“公民少校!我可警告你：我决不会放弃这本书。我会死在科力马河，但是在九泉之下，我都要把那本书从你那里扯下来!我要把‘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所有信箱填满，专门写对你不满的牢骚话。把书给还回来吧，那就没有一切一切的不愉快了。”
   
     少校在这样刚毅的态度面前让步了。他心里知道，这本书没有列入禁书里面。这是不是上面疏忽了呢？这样“反动”的书，为什么没有被列入禁书呢？但是，自己确实是理亏的。还是保护自己最重要!自己决不能被这个不屈不挠的捣蛋鬼指控。
   
     纳格勒大奏凯歌地从少校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手里握着那本黄色封皮的宝贝——《叶赛宁诗集》。这本曾经被妻子温柔的双手握过。
   
     这个细节昭示了文化对暴力的胜利。这是你的胜利，也是与你一样善良而坚韧的人们的胜利。文化将真理挖掘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人们。你在题为《为人类而艺术》的演讲辞中引用了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诗：“甚至锁着锁链的我们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们计划好的循环”，你接着阐述文化、思想、言论和交流的意义：“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霞，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着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我们的思想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精神的压迫比肉体的压迫要残酷得多。但是，只要人还有一口气在，精神就像一棵发芽的小草一样，从石头的缝隙里钻出来。
   
     什么地方有文化的存在，暴力就不可能在什么地方长期作威作福。暴力与虚伪共谋，“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你发现了暴力的秘密：“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就是用真话来驱散假话。在俄语中有一句千锤百炼的格言，它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流亡与回归
   
   
     你曾经说过，无论如何也不离开俄罗斯的土地。但是，最高当局下了坚决的命令：将这个“反动分子”驱逐出境。于是，流亡开始了。你没有想到，流亡的时间会是如此漫长。但是，你从被押解出境的那一刻起，就坚信：“我终将回到俄罗斯!”被驱逐的那年，你已经五十六岁了。那时，苏联帝国还稳如磬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你至死也不会有回国的可能了。他们认为你的想法像天方夜谭般幼稚天真。
   
     一九八九年，你的作品开始在国内出版。苏联帝国土崩瓦解，你却还是当年的你——坚韧而真诚，既像顽童又像先知。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帝国回归历史的港湾，而诗依然是诗。《古拉格群岛》最先在《新世界》上连载，然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紧接着是《第一层地狱》、《癌病房》、《红轮》以及政论集《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一九九二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美国，专门打电话给你，双方交谈了整整三十分钟。叶利钦总统敦促你回国，并打算在莫斯科为你修建一座住宅。你却表示，开销全部由自己承担，不能花政府一分钱。只有这样，自己才完完全全是“独立”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你从东方返回祖国，由海参威横穿西伯利亚直抵莫斯科。而二十年以前，你是从西线被驱逐出境的。你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这时，你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须发皆白。但是，你毕竟实现了“活着回归祖国”的誓言。
   
     此时的祖国，已然不是当年的祖国了。
   
     人们像欢迎元首一样欢迎你，警察在车站如临大敌，不亚于当初驱逐你时的架式。当然，也不乏激烈的批评。有人说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独立报》的一篇文章挖苦你说：“索尔仁尼琴蓄了一部好莱坞式的长胡须……作为一个毫无生命力的美国式的阴间人物，他早以成为了既不了解俄罗斯，也不了解西方的人物了。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一个唯灵主义的木雕泥塑。他好比是过道里的挂衣架，上面挂上了过分的傲慢……”毁誉由人，这些评论都像是天上的浮云，你微笑着观看云卷云舒。你说自己想说的话。你批评所有的人——从总统、总理、政府、议会、各党派领袖，到新闻界、企业界、公众，你统统“口诛”加上“笔伐”，毫不留情。
   
     然而，你的时代已然过去了。你对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你所强调的俄罗斯人在“美学原则”和“纯心理特征”上的更新，以及“心灵净化”、“自我限制”，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尤其不合时宜。同样是苏联时代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罗伯·米得维德夫说：“索尔仁尼琴说起话来像个预言家，可是，处在一个每日每月都在变化的社会中，谁还需要预言家呢？”
   
     英雄确实到了落寞的时刻。你的新著《坍塌的俄罗斯》初版只有五千册，这与八十年代末《古拉格群岛》等作品在俄罗斯所造成的洛阳纸贵形成的鲜明的对比。在苏联帝国时代，单单凭拥有你的书就会被判刑入狱，人们冒着巨大的危险传阅残缺不全的打印稿。而你公开向公众发言的时候，他们又不再听你说什么了。你在电视上开的一个评论专栏，因为观众太少而被迫取消。你到全国各地巡回访问和演讲，但新闻界越来越不关注你的行踪。这对你和对俄罗斯都是一个多么大的嘲讽啊!老人们还对你充满着敬意，而年轻的一代人，看着好莱坞的电影，喝着可口可乐长达的一代人，不知道当年的暴政为何物，更没有读过你的书，他们不理解你，把你看成是“老而不朽”的怪物。他们不需要你来“拯救”，他们对有关“心灵”的东西漠不关心。
   
     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复仇·其二》里写到的“人之子”——耶稣。鲁迅先生写到：“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弄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你也是一个现代“人之子”啊，无论芸芸众生怎样看待你，你一如既往地用悲悯的眼光看着他们。
   
     你的身影渐渐地淡出，对于那段过去的历史，你是无愧的——有多少人能够无愧呢，那些助纣为虐的人，那些保持沉默的人，那些被苦难压垮的人？你扛着那道闸门，从1945年被捕的那一刻算起，扛了半个世纪。现在，该息一息了。

大银猫

季羡林的  牛棚杂记 也可以看一看。

Klinsi

余杰也很亢奋啊

文人啊，文人，舞文弄墨就好，何必搞些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轻则乱性，重则乱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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