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

大银猫 · 发表于 20.12.2005 02:48:57

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一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了对王明的决定性胜利后，在中央层陆续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扩大自己的胜利，同时开始调整战略，积极布置将反对王明、博古的革命引入到党的中下层。 经过数月的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正式登场，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毛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2月所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怒斥留苏派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 ①现在毛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又对留苏派及党内知识分子冷嘲热讽，他历数中共党内的苏俄崇拜情结在文宣形式的八大罪恶，甚至将留苏派等贬之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② 毛的这番话已迹进《何典》风格，充份展现了毛个性中尖酸刻薄、狂傲不羁的一面。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比狗屎还不如的教条”，表明他已决心全力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昭示全党：毛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此时的毛早已被公认为全党的领袖，他也完全习惯了这个角色。毛已不愿像1936—1938年那样直接与普通党员见面，现在到了“定朝仪”的时候了。毛需要选择一个代言人，由这个人向延安各机关学校传达毛认为有必要公诸于众的指示，以显示毛的威严和神秘。毛泽东所选择的代言人正是康生。 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二千二百余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康生尤其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生动的说明”，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③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点向三千多干部传达毛的《反对党八股》。4月18日，康生再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干部作长篇动员报告。在这几次大型报告会上，康生极力发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延安三万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 ①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把教“十七、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列为教条主义最恶劣的表现之一。毛的这句名言在延安不胫而走，再也没人敢钻研《资本论》一类的经典著作。1949 年后，毛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年），页4-5；另见王惠德：《忆昔日》，《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9-81。 ②上述内容在收入《毛选》时已被删去，题目也被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原文见《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③《解放日报》，1942年2月22日。 问题是毛泽东为何舍任弼时等不用，单单挑选王明昔日的副手康生作自己的代言人呢？毛泽东看中康生的是他对自己的绝对顺从和康生这个“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慑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击，继而不为自己留半点退路，早已深获毛的信任。与毛的其它盟友相比，康生之于毛有更多的亲和性。另外，毛也不对全党干部转变思想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毛要利用康生的专业特长，促成全党思想转变的工程。康生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强制性，将有助于延安的干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对毛泽东权威的感性认知。 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那么理所应当，负责全党文宣工作的中宣部将处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地位。然而，作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中宣部自身就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后期阶段曾经决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改革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张闻天十分知趣，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实际上就离开了核心上层，这个所谓的“教育委员会”还没开展工作就无疾而终。张闻天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的贯彻，决定自我放逐，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一个“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了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中宣部部长由另一个国际派人物、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理。 凯丰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就是整风运动所要打击的目标，竟然煞有其事地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的学习》的文章。凯丰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开口“毛泽东同志”闭口“毛主席”，他以指导者的身份告诉延安的读者，“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凯丰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和“紧跟”来换取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使自己继续留在革命的指导者的行列。① 尽管凯丰对宣传毛的有关整风指示竭尽了全力，他为了“赎罪”还自鞭自责，检讨中宣部没有把贯彻毛的整风报告作为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②但为时不久，毛还是派了自己的秘书、既非中央委员，更非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前去“暂代”凯丰，③用这种方式改组了中宣部，将其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①《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③凯丰在1942年上半年整风运动的初期还十分活跃，他甚至是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组织者。但是毛泽东不放手让凯丰负责文艺界整风，而是亲自挂帅，同时指派胡乔木协助自己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6月2日，毛在中央总学委成立会议上宣布，“因凯丰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负责中央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编委工作”。不久，胡乔木即奉毛泽东之命正式代理了凯丰的中宣部代部长一职。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121。 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笼罩着一层厚重的浓雾，广大中下层干部并不知道眼下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一轮学习运动。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地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像，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将革命引入中下层，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着眼于夺取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毛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基本达到这个目标。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毛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把原本对党的上层斗争毫不知晓的普通党员强行拉入到这场已见分晓的上层角逐中，果真有这个必要吗？在目前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把延安的日常工作停顿下来，全部转入政治学习，在道理上能站住脚吗？ 毛泽东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除了中央核心层领导干部，上至各根据地多数领导人，下至广大中下层干部都不甚明白。不过，毛并不担心他们一时跟不上自己的步调。毛作为革命的策略大师，对运动如何进行自有安排，各级干部只需顺着毛的思路，照着毛的部署一步步去做就行。 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用自己的“新解释”填补王明之后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状态，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共，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须使全党集中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用于进行这项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然而，王明等在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被毛泽东有意夸大了。事实上，王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党的上层和党内知识分子之中，在军队和党的中下层影响甚微。无论在红军时代，还是在抗战阶段，中共的主体都是军队，红军将士只知有朱毛，不知有王明和博古。①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军中确实存有崇拜苏联的气氛，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在一段时期受到推崇也是事实，但军中文盲比率极高，众多官兵文字尚不识，一些党员干部“听也未听说过马列主义”。②中共虽对少数高级军政干部进行过短期的马列基础教育，但这种教育以“少而精”为原则，受训干部只能略知马列皮毛，在这种情况下，何以谈得上“教条主义”！显而易见，在中共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是教条主义传统，而是经验-实用主义传统。 ①罗瑞卿在瑞金时代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属于军中高级干部，当时连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参见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85。 ②李维汉：《回忆中央党校》，载《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391。 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用心殊深，其结果可想而知。将污水泼在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身上虽可解一时之愤，但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所以毛此举决非是无事生非，小题大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1941—1942年，毛泽东的全部兴奋中心都围绕着一件事，这就是如何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以对俄式马列主义作简化性解释为基本方法，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份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全力破除对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击中共党内崇尚马列原典的老传统及其载体——党内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或国内“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为集中打击俄式马列主义，毛泽东在短时期内借助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围剿留苏派，一经利用完毕，毛迅即起用已缴械投降的原留苏派，联合围剿党内残存的“五四”影响。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既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份传统的混合物。 1942年后，毛得心应手，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将思想革命的四项原则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全过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展开，毛泽东的“新解释”迅速取代了俄式“老话”，成为中共的新传统。

大银猫 · 发表于 20.12.2005 02:50:02

二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由毛泽东倡议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逐渐成为延安最有权势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许多功能已在静悄悄中被中央高级学习组所取代。在延安经常出头露面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只剩下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等少数人，其它几位，或因病住进了医院（王明），或主动请求离职悄然前往了农村（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在整风之初活跃了一阵后，很快也销声匿迹了，博古、邓发则成了“问题人物”。至于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坚守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虽然暂时还未被触及，但他们几乎对延安上层近几个月所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直到1942年2月21日，毛才致电周恩来，通报有关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去路线的结论精神。①在延安之外的政治局委员，也许只有刘少奇对延安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几乎与延安同步，在苏北的盐城也开始了整风的部署。 ①《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面对政治局和书记处名存实亡的既成事实，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下称中央总学委）宣告成立，由毛泽东亲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总学委设秘书处，康生兼任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总学委下辖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 中央直属系统（中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康生、李富春负责； 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军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陈云、王稼祥负责； 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 中央文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周扬负责； 中央党校分区学习委员会：彭真负责。 中央总学委的设立，标志着中央高级学习组成立后开始的权力转移过程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中央总学委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种特征，总学委的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办事机构，犹如清廷中的军机处，政治局和书记处虽未明文予以撤销，但其许多职能已被中央总学委取代。 毛泽东主控下的中央总学委具有广泛的权力。总学委有创设机构权，1942年后，中央总学委在延安各分区学委会普遍设立了党的常委会组织。总学委还有权向延安及各根据地发号施令，决定停止一切政治及业务工作，转入整风文件的学习。总学委有权决定参加各地高级学习组成员的名单，判别哪些干部可以进入，哪些干部不能进入。总学委派出的巡视团和巡视员享有至高的权威，可以任意前往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运动进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 1942年6月2至15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总学委举行了三次会议，仅从这三次会议所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就可以清楚看出总学委在整风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和毛泽东领导整风的策略。 一、布置抽阅高级干部的整风笔记。 1942年3至4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供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历史经历，写出整风笔记。 6月2日，中央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总学委有权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并由康生拟出第一批抽阅笔记的人员名单。① 6月7日，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宣布了负责检查笔记的人选名单和分工范围：一、四学校及文抗——凯丰、乔木、蒋南翔。②二、党校——毛主席、彭真。三、军委——王家祥、③陈云、陈子健。四、中央直属——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轶欧。五、边区系统——弼时、康生、师哲、廖鲁言。④ ①《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②“四学校”指鲁迅艺术学院等党校以外的学校，“文抗”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③即王稼祥。 ④《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急于了解党的高级干部对他所发动的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毛尤其关心中央党校学员的思想反应，这是因为1941年后大批延安及外地返延的高级干部被送入中央党校受训，中央党校已成为高干集中地，毛迫切希望了解他们的“活思想”。 二、运用“掺沙子”、混合编组的方法，将国际派孤立在中央学习组下的十个小组。 国际派分子大多为重要干部，一些人甚至是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无论是其资格或是运动本身的目的，他们都应被列入中央学习组。为了防范这批“问题人物”在中央学习组“扎堆结伙”，互为呼应，毛泽东在编组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中央总学委将国际派成员分散编入各个小组，在不少小组都安排了属于毛营垒、但职位较低的干部作副组长，以收监督、牵制之效。 1942年6月7日，中央总学委宣布中央学习组混合编成十个小组，组长与副组长名单分别如下：① 正组长副组长 　　第一组毛泽东高岗谢老（谢觉哉） 　　第二组朱德彭真吴老（吴玉章） 　　第三组弼时尚昆徐老（徐特立） 　　第四组家祥贺龙陶铸 　　第五组凯丰林老（林伯渠）　方强 　　第六组陈云罗迈蔡畅 　　第七组博古徐向前定一 　　第八组邓发陈正人师哲 　　第九组富春叶剑英乔木 　　第十组康生谭政萧劲光 以上十个小组的正组长，除了李富春之外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几个小组，非政治局委员的副组长却比正组长有更大的权威。例如，博古虽是第七组组长，但小组的实际主持人却是毛的盟友陆定一。第八组组长邓发的境况与博古近似，副组长陈正人是毛在江西时代的老部下，为了加强陈正人的力量，毛还把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师哲安排为副组长。对于德高望重的朱德，毛甚至也未完全放心，他虽无意猛烈打击朱德，但却颇担心朱德“立场不稳”，于是特派出此时备受他信任的彭真担任朱德的副组长。 三、“引蛇出洞”，摸底排队。 自毛泽东整风报告传达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陆续出现针贬“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墙报、壁报，其中少数内容尖锐的壁报已引起延安社会的震动。为进一步“收集材料”，1942年6月7日召开的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部署进一步“放”：要使领导者善于启发，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暴露思想，然后从容结论。② ①《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②《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6月15日，中央总学委第三次会议更具体要求：各机关、学校出有墙报者，为着展开思想上、工作上的论争，对于投稿之选择，不论其正面的与反面的，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① 中央总学委密切注视着延安各单位的整风动态，全力引导整风朝着毛泽东规划的方向发展。总学委要求各系统分区学委对所属单位一一“摸底排队”，“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之”。至于“哪个机关、学校应特别注意，由总学委同志与各系统学委商定之”。② 中央总学委作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机构，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二十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革小组。 毛泽东是中央总学委的挂帅人物，是一切重大决策的设计者。中央总学委在毛的直接领导下行动，也只对毛个人负责。 在中央总学委内，康生是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物，康生作为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具体秉承毛的旨意办事，其角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江青，但远比江青的地位显赫。 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一段时间后也担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但刘少奇似乎不愿多在幕前活动，因而人们一般仅注意到康生而忽略了刘少奇。 在总学委的权力金字塔上，还有其它几个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李富春、彭真和陆定一。 康生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集部份党权、情报权、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第二号人物。全面整风发动后，康生又成为毛泽东“圣旨”的传达人和毛与总学委之间的联络员。在党内，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敌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领导整风方面，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康生还取代凯丰担任了指导整风的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主编。康生大权在握，权势熏天，1942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甚至将康生与毛泽东的名字并列，号召全党“细心研究一下毛泽东和康生同志的报告”，以“了解什么叫三风”。 毛泽东有意倚重康生，在经他亲自选定的整风必读“二十二个文件”中，其中有两份是康生作的报告。毛将康生和刘少奇并列，封为“马列主义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大大抬高了康生的身价。康生自恃有毛泽东撑腰，更加有恃无恐，竟将其妻曹轶欧也拉进了总学委，让她参与抽查高干笔记。康生的奸诈险恶使延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安全感，神憎鬼厌，人见人怕，许多高级领导干部都避康生如避鬼神，惟恐躲之不及。 1942年6月，康生向毛泽东提议，让担任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协助他做整风的调查研究工作。康生的“调查研究”之真正含义是什么，毛当然一目了然，正可谓求之不得，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经“党中央同意”，康生正式要求胡乔木（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黄华（朱德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明的政治秘书）、师哲（任弼时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云的政治秘书）、陶铸（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康生的政治秘书）等作他的助手，向他及总学委汇报“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③ ①《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②《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③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46。 只是此时中共上层正处于急剧变动之际，各政治局委员与毛的关系深浅不一，毛对彼等态度也大有差别，因此，康生此项工作的成效也各不相同：凡与毛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的政治秘书多以工作繁忙为由，对康生交办的任务束之高阁，最后则不了了之；只有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和王明的秘书廖鲁言经常向康生汇报工作。①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译员和任弼时的秘书，又是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与康生接触较多主要是出于工作原因。但廖鲁言与康生联络频繁就显得颇为蹊跷了，因为王明自1941年10月生病住院后已脱离工作，廖鲁言的“工作汇报”又从何谈起？无非是将王明夫妇日常生活的动态和言论及时向康生汇报。1943年1月，王明对廖鲁言作过一次谈话，王明讲述了在中共历史上三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廖鲁言对王明的谈话作了记录，事后迅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②廖鲁言对毛的忠诚自然得到了回报，事实是廖鲁言在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并于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并没有因长期担任王明的秘书而受到任何打击。 中央总学委的另几个关键人物李富春、彭真、陆定一等也各手握重权。整风运动开始后，身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很快被任命为中央总学委副秘书长兼中直机关分区学委组长，主管中枢机构的清洗、整顿工作。在整风期间，李富春几乎与康生并驾齐驱，是毛泽东最倚重的干部之一。1942年6月7日，很可能是得到毛的授意，李富春在总学委第二次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总学委秘书处，由康生负责领导。李富春又提名吸收杨尚昆（中共北方局书记，刚从太行返回延安）、柯庆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参加中直系统学委会常委会。③陈云除参与领导军委系统分区学委，还负责对选派到中央党校受训干部的资格审查工作。彭真则全面掌管全党高级干部培训兼审查中心的中央党校。陆定一在历史上曾受过博古等国际派的严重打击，1941年从太行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的任上调回延安，很快受到毛的重用。毛知人善任，授予陆定一的新职责也不平常，他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监督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舆论总管。 ①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46。 ②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38。 ③《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942年6月，中央总学委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被委派领导中共西北局的整风工作，没能如康生那样成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任弼时政治地位的变化，反映了中共核心层斗争的复杂性。任弼时为人较为方正，在整风初始的关键时刻难免显得碍手碍脚，将其暂时打发一边，不让他与闻某些机密，以待其“觉悟”，可能是毛泽东暂时贬谪任弼时的原因。 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祈求多时的整风暴风雨终于向延安各机关、学校袭来。毛的得力助手康生、李富春等已全部披挂上阵，——中共重建工程已正式展开。

琴心剑胆 · 发表于 20.12.2005 22:56:46

中国最后一个帝王 厉害！

琴心剑胆 · 发表于 21.12.2005 01:36:38

毛对统治权术的研究之深、运用之妙，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沛莫能御。

大银猫 · 发表于 21.12.2005 23:44:14

第九章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一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1942 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得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著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 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①——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它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是国际派的一个世袭领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副院长一职则由中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山人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王学文担任。张闻天和王学文是中共党内极少见的掌握数门外语、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宿耆，但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王学文领导下的充满浓厚理论学习气氛的马列学院并无好感。1940年5月，王学文因长期在日本留学，熟悉日本情况，被调到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王学文虽然继续挂名副院长，但张闻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毛将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中共作为原型马列政党的形象，以凸显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此举也是为最后摧毁斯大林伸向中共的这块精神租界地尽早作好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长兼中研院院长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在临行之前，张闻天去中研院讲话。他“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大家要“老老实实”地向毛学习。张闻天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自我贬损，声称“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②毫无疑问，张闻天这番话会一字不差地报到毛泽东那里，张闻天用这种方式向毛传递了他彻底认输的信息。 ①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6。陈明（丁玲的丈夫）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他在回忆中提到马列学院曾被一些人指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参见陈明：《回忆与怀念》，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14-315。 ②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张闻天离开延安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带罪之身”奉命领导中央文宣部门的整风运动，但他极为知趣，不肯过问中研院的运动。罗迈（李维汉）则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坐镇中研院。 罗迈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国际派，得罪过毛。1935年后，罗迈审时度势，积极靠拢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毛的谅解。1942年毛泽东派罗迈主持中研院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进一步考察他。对此，罗迈心领神会，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署名文章，指责1938年后的中共干部教育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将矛头直指领导中央文宣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罗迈十分清楚，毛正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陈伯达挂职于中研院，陈伯达这个“包打听”将会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禀告于毛。 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显：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年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著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批“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这些“理论家”：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① ①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为了一举打掉“红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著文，干脆直接将他们喻为“废物”。当然，这样的骂人话实在太难听了，于是，胡乔木将“废物”从轻发落，改称为“坏透了的留声机”（“因为他们决没有把所见所闻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领”），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① 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红色教授”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忙不迭地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但是，毛却对他们思想的迅速转变十分怀疑，因为这些“理论家”并未将“教条主义”与他们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好似“教条主义”与他们无关。对这批“理论家”随风转舵毫不脸红的行径，毛泽东、胡乔木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借《解放日报》之口挖苦道：“他们叫得愈多愈响，就愈成为讽刺。任是什么漂亮的盒子，一触到他们的指头，就都变为顽石了。”② 其实“红色教授”们已经够可怜了，仅仅在一夜间他们就从凤凰变成了草鸡。他们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马列著作“比屎还没有用处”。③这些昔日的理论家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尽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释”，他们已对毛表现出最恭顺的服从，所未做的只是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阻碍他们达到这一步的则是个人的尊严感，然而毛泽东所要索取的正是这份个人的独立与尊严！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④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中共文宣语言的新范式。毛泽东、胡乔木通过《教条与裤子》的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⑤ ①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社论《教条与裤子》，此篇社论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可视为毛泽东、胡乔木的共同作品，已收入1992 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1卷。胡乔木在该卷序言中特别说明，他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写的评论，绝大多数经过毛泽东的亲笔修改。 ②《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③参见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的《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载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页152。 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永发在其《延安的阴影》一书中称：“目前文献中，可以看到，最早使用（‘脱裤子，割尾巴’）这个说法的是1943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整风总结。”此说有误。“脱裤子，割尾巴”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刊载的《教条与裤子》的社论，随即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整风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词汇。这组词汇的发明人，现在也可以确定，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胡乔木和毛泽东。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页317注释1 ⑤《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然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 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入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 在毛泽东言论中最具鼓动性的内容是他对“宗派主义”的解释。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而不是他以后惯所喻指的“王明、博古宗派集团”！毛泽东说：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①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径，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对‘三三制’的实行，又是不坚决、不彻底”。 ②一时间，毛泽东似乎在鼓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反官僚”！ 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屐。《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3月14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3月19日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社论，再度批判一部份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求中共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 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亲笔写道（这份决定因王实味事件的发生，以后并没有下发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它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③ ①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②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③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仅是一纸文字，在当时及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没有发表，求实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内部读物《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87页虽提及此决定后来没有发出，但未作任何解释。上述引文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页94。199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也收入了此文。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后的1957年春，他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 然而，若细心观察，毛还是在文件中预留了伏笔，毛在这份文件中给“批评”作了一个二分法分类——“善意批评”和“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至于判断何谓“善意批评”何谓“恶意攻击”，其解释权自然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机关的领导人。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42年3月下旬起草的这份以后被束之高阁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却是鼓动“放”！ 1942年的3月，“自由化”的微风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从毛泽东窑洞里进出的客人中有一位就是非党作家萧军。毛泽东在一次深夜长谈中甚至将自己在党内所遭受的排斥和打击的细节向萧军和盘托出。①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1942年3月鼓动“自由化”的真正意图。然而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的打算，他眼见毛泽东“批评”的板斧又挥向自己负责的党报工作，于是迅速跟上毛的调子，在他的默许下，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推出由党员与非党员撰写的一组批评性文字，以示党报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②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①王德芬（萧军夫人）：《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另参见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页233-234。 ②据当时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任编辑的黎辛回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看过、签过“可以用”意见才见报的。博古因工作繁忙，没有事先审阅，文章见报后的次日，博古特来到编辑室询问王实味何许人也，并打听此文发表的经过。博古并叮嘱该文的下一部份“以后不要发表了”。3月23日，《野百合花》下半部份又在《解放日报》刊出，博古又到编辑室询问此事，编辑陈企霞说明此文曾送博古审查，博古解释他因事忙，稿子没看，并表示他对此事负责。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页69-70。另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14。王德芬自1938年与萧军结婚后，于1940年6月与萧军同赴延安。萧军夫妇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其实并不真正欣赏萧军。毛泽东虽然亲笔为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作了修改和润色，但萧军文章渗透的人性论并不合毛的口味。1942年4月8日，延安已转入对王实味的批判，只是由于箫军的文章具有外人不了解的特殊背景，《解放日报》才破例予以刊载。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的政治目的，本来有意利用萧军的豪爽性格，但毛很快就发现萧军个性倔强，难以驾驭，遂对萧军产生了反感。1958年，《文艺报》第2期将萧军经由毛修改润色的《论同志的“爱”与“耐”》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汇编成《再批判专辑》，作为供批判右派的“大毒草”重新公布。毛亲自主持此事，并亲笔加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很长一段编者按语。 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用文学的形式对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宗派主义的一段话“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尽管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毛的这个讲话。 毛泽东的“煽惑”终于将瓶子里的“魔鬼”驱赶了出来！丁玲等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文章的作者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大银猫 · 发表于 21.12.2005 23:45:06

二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 1926年，时年二十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因与女友恋爱受到了中共支部书记的指责而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从1926年起，王实味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后长期住在上海，有过一本创作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著问世。 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左右。 王实味个性耿直傲介，看不惯马列学院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谀上压下的种种表现，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但却十分尊敬张闻天、王学文和范文澜（原任马列学院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后任中研院副院长）。 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 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计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王实味的上述文章，从内容上看，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锐性和批判性。 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从国统区中小城镇前来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觉得“卸掉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传在延安的歌曲真实反映了当年她们的感受：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我们定要……打碎这锁人的牢笼！① ①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之外》，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89。 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还未最后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礼仪化色彩较为淡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朱德等党的领袖穿着朴素，言谈随和，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前呼后拥的现象还不突出。除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已被叫习惯而继续沿用以外，其它中共领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为“同志”，无论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还是“恩来同志”、“博古同志”，都未闻有谁将“书记”、“部长”一类头衔与他们的名字相联。 集中在延安各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经常就马列基础知识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无限崇仰‘两万五’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未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共的政治目标产生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 在这个时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①使得理想主义的氛围更加浓厚。 ①宋振庭：《真理是朴素的，历史是无情的——为长诗〈于立鹤〉再版说几句话》，载严慰冰：《魂归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3。另“打游击”是喻指恋爱对象的转换犹如战无固定限制的游击战一样，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此种风尚一度流行于1937—1938年的延安。 然而1938—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一、毛泽东有意利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为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1939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从王实味给我们提供的延安两个女青年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激愤：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和这一切相对应，王实味又为后世提供了一幅伴随革命“蜕化”，“新阶级”破土而出的逼真画面： 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着三色”…… ① ①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一切，王实味感到不平，有如骨鲠在喉。他似乎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实味确实太书呆子气了。他毕竟未亲身经历过1927—1937年的“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某些出身于农民的高干实在是强人所难。斗转星移，中共虽然还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几块相对稳定的地盘，一些人已做不来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一锅番瓜汤”那类事了！虽然从总体上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为何王实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异类”呢？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①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② ①毛泽东不喜称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条例中引进的“炊事员”、“饲养员”这两个洋名词，而习惯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伙夫”、“马夫”的称谓。 ②黄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页124。另据抗战初期代表四川地方实力派杨森前往延安的杜重石回忆，当他在1938年初夏前往见毛泽东时，在毛的住处附近不仅见到哨兵，他更受到哨兵的“人身检查”。参见杜重石：《风雨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页38－39。 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间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镇压机关大权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起了挑战。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1940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着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王实味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 王实味笔锋一转，忽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满腔热血的王实味慷慨陈辞：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实味继而警告道：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在1942年所发出的这番“危言耸听”的预测，终于事隔四十九年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称作“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和东欧、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应验，苏联甚至都已不复存在。 只是，王实味当时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实味再一次失望了：“‘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长——引言注），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尽管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中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① 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 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他写道：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② ①王实味对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已有一定的认识，他曾在私下对一些人说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苏联在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参见温济泽：《斗争日记》，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页188、192。在公开场合，他借毛抨击“言必称希腊”之话，回击那些援引苏联也有特供制度而为延安特供制度辩护的人，要这些人“闭嘴”。 ②王实味：《野百合花》，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不仅如此，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因受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这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增添了许多新因素，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模式仍对中共武装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随着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军队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毛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因素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中共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着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是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于是当某军队高级将领破口大骂王实味“反党”时，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高级文职干部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王实味“反列宁主义”。 毛泽东对等级差序制度的态度要比某些“武人”复杂得多。毛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小人物”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反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来，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试。 王实味与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执着于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继承发扬了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部份观点的强烈影响。 作为近代欧美文明一部份的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战乱频仍、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除了在五四时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犹如惊鸿一瞥，始终不曾在中国落户，它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中共几乎毫无思想联系。尤其随着1927年国民党屠杀中共的一声枪响，中共历史上的古典共产主义革命阶段的终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已接近于零。王实味作为一个异数，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对马克思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阅读，以及在阅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 王实味与托派的部份观点存在共呜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三十年代初期，王实味与托派有所来往，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的部份章节和被斯大林隐瞒的列宁（遗嘱），对苏共内部复杂、残酷的斗争有所了解。 1937年王实味投奔延安，但头脑中的“异端”思想并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绘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景象，连同辗转传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国案大审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实味，逼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蜕化论”这把标尺，来衡量延安所发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正好与他头脑中的“蜕化”影像完全重合！

大银猫 · 发表于 21.12.2005 23:45:56

三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 西北局的《西北风》；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 民族学院的《脱报》（脱者，“脱裤子”也）； 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风》 ① 这些壁报连同存在时间较久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构成了延安壁报群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 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 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份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别人不敢谈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② 几个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鸣放”空气中翩然起舞。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后重新加入共产党。他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③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讲话就含蓄得多，他提议不要多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励青年“大胆发言，认真检讨”。④ ①“学生疗养院”为干部疗养院的代号，即如中央党校的代号曾为“中山图书馆”，机要通讯局的代号为“中央农委”。 ②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3。 ③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5。 ④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9。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何种反应呢？他是大畅所欲，抑或是“龙颜震怒”？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① 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②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③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发出的政治信号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开动员整风大会的前夕，《解放日报》就分别刊登罗迈、张如心的文章，④已从侧面传达了毛对他们的保护态度，只是在当时王实味和中研院的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如果说上次的疏忽碰巧与毛泽东“放火烧荒”的意图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罗迈这个昔日的政敌被群众“火烧”一下，那么当毛已改变主意，将王实味视为首要敌人之后，中研院再“炮轰”罗迈就属犯上作乱的行为了，只能增添毛剿灭自由主义的决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⑤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⑥“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入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①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②这次由毛泽东主持的高干会议召开于1942年4月初，代表文艺界参加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会议的议题是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曹轶欧（康生妻子）、贺龙等在发言中都严厉指责了丁玲。毛在会议总结中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分了开来，声称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而王实味则是托派。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62；另据戴晴称，1943年贺龙曾在大会上“把《三八节有感》的作者骂为‘臭婊子’”。参见戴睛：《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页102。 ③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1。 ④ 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罗迈影射攻击张闻天的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3月17日又刊登张如心不指名攻击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 ⑤李维汉语。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364-366。 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① 4月13日，延安壁报的始祖、创刊于I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已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息。《轻骑队》编委会的这份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同情王实味而他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杀一儆百，从此封住他们的嘴，继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使其心悦诚服，老实就范即可。因此毛乐意让《轻骑队》壁报在认错后过关，这也算是给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的一个“面子”。 4月23日，《解放日报》果真发表了《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他们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②《轻骑队》获得了解脱。③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着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④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①《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4月5日。载《胡乔木文集》，第1卷。页57。 ②《轻骑队》编委会：《我们的自我批评》，载《延安文萃》，上，页57。 ③据当年参加《轻骑队》壁报的李锐称，《轻骑队》没有编委会，在闻知胡乔木对《轻骑队》的意见后（胡责成《轻骑队》成员童大林对编辑方针的错误作出检查），许立群对《轻骑队》的“错误”作了长篇检查，胡乔木让童大林对原文作了压缩，将《轻骑队》的检查送给毛泽东过目，毛给文章加上《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标题，发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报》。参见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月10日。虽然《轻骑队》检讨文章称“我们决心把第二年的《轻骑队》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但事实上《轻骑队》已寿终正寝，再没复刊。 ④罗迈在1942年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高级组会议上发言，将中央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一年后，张闻天对王实味问题也作了检讨，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由于“放松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风开始后，得以取得全院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内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这种学风、党风与文风，正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特务分子所欢迎的”。引自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7。 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 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入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涕，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①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②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③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整肃王实味并下令在延安展开批王斗争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42年6月初，在批王斗争达到高潮时，一位与王实味友善又与萧军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请求与毛关系较熟的萧军向毛代为说项，然而当萧军向毛陈述后，却遭到了毛的断然拒绝，毛并警告萧军不要插手。④ ①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温济泽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党总支工作人员，写过一篇记述中研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斗争日记》，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1979年后，温济泽为平反王实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诉工作，在温济泽和其它人努力下，1991年2月7日，王实味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②凌云（中社部当时的工作人员，曾参与审讯王实味，八十年代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1993年5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4。据凌云称，1942年11月初，康生曾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周提供有关王实味等是“托匪”的资料，“但周的复电没有提供任何对康生有用的材料”。 ③《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1944年5至7月参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返回重庆后，写了《延安一月记》，记述了他见到王实味的情景。赵超构写道：王实味对中外记者说，他“在休养中”，王实味“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参见赵超构：《延安一月记》，载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年），页52、51；另据凌云称，让王实味见中外记者是党中央的指示。王实味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着去见记者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后，王实味“非常恼火地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当众承认是托派‘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参见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8。 ④萧军对张毓茂的谈话，参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39-140。 1942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来。 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 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变为好事”。 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令人扼腕同情。 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充份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 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绕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taohui · 发表于 22.12.2005 16:26:12

为什么到了德国还老看这些东西？

大银猫 · 发表于 23.12.2005 01:20:49

楼上问题问的好. <!--emo&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smile.gif' /> 首先,这本书内内容所有的出处都来自国内合法和公开的出版物和资料,作者是南京师大的历史教授.也就是说,虽然有些颠覆我们对某人的印象,但也没办法,毕竟是史实. 再有,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方针.有什么事情,不要藏着掖着,一味的隐藏事实,那不就和小日本没区别了吗? 最后,我这人总想知道"为什么?",算个小毛病吧,真是不可救药.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happy.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happy.gif' />

大银猫 · 发表于 24.12.2005 00:07:00

理解楼上的。我也是身受其害啊。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wacko.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wacko.gif' /> 不过历史专著为了不出纰漏，作者一般都会写的很详尽。大家还是试着找出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读吧。我还是会发全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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