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口述自传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14:31

第九章脱离共产党 我逃回家，我的妻子周敦琬和一个娘姨看见我回来，很吃惊，我说：“我活着回来了！”她们不相信：“活着回来了？”隔壁一个老板娘也过来了：“哎呀，你这个大学生，这次出去赚钱去了很久吧？”我说有半个多月吧。 “生意还好吧？” “还好。”我应付着。 这时周敦琬是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夜深人静，她说：“为了救你，我们想尽了办法，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我说：“我一逃出来，那里面就乱了，吹哨子，开枪。你赶快收拾一下，我们到你娘家江津去躲一躲。” 我到了江津后，周敦琬办好移交也来了。她说：“你被捕后，省委机关一点损失也没有，没有死一个人，你也脱险出来了，我们一道去成都，找省委书记罗世文，我帮你把被捕经过说明白。” 这时是１９３１年８月。我们从江津一路坐轿子，到了成都。我去找廖宗泽，他让我住在他家里，我说现在重庆到处都在通缉我，我不能连累你。我们还是住旅馆吧。 周敦琬去见了罗世文。回来后，周敦琬告诉我说，罗世文对我的态度很不好。 我问：“为什么？” 周敦琬说：“他说你不应该泄露党的秘密。” “我瞎编了一套骗敌人，有什么错啊？我问心无愧。” “你们见见面，但是他对你不好，不是平常的样子啦。” 我跟罗世文在一个小茶馆里见了面。罗世文说：“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哎”，我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 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 我问他：“我那２３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员都被暗杀了，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２３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我也拍桌子：“狗屁！你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党的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做啥呀？把好的党员都干掉，岂有此理！”吵来吵去，他老是那么几句话：“我们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我们两个一吵，人家直看我们。怕暴露身份，我就跟罗世文说：“罗世文呀，我们两个都不要拍桌子了，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到城墙上去谈。”罗世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胆子小，是个书生，他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和他到城墙上去谈。 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就跑到城墙边，我拉着他上了城墙。这样一来，罗世文心里犯嘀咕，猜想我要对付他了。 他说：“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我态度缓和了一些。“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最高领导了，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搞得越来越僵，我急了。“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看我这样，就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斯大林这个国际（指共产国际——编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兵，你懂不懂啊？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好的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噢，我知道了。” 他说：“你要小心哪，我告诉你，我们党是有铁的纪律。” 他一说铁的纪律，我又火了：“马克思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我就骂罗世文：“你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骂完我就走了。 回到家，周敦琬看见我的脸色不对，就问：“你跟罗世文谈什么了？”我说：“谈得很不好，现在党执行铁的纪律，我感到忧心忡忡。” “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忍受。我也知道咱们内部的情况，你也不事先问问我。” 她了解情况比我多，她就跟我讲：“你这一次去，是自己找麻烦，我们两个还没被列入黑名单，过两天再说吧。不过，你这样一搞，不是早点儿进黑名单了吗？那我们还跑得了？只不过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 我自言自语：“我早就发现被自己人活埋的、扔到江里的同志多得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知道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过几天看看再说吧。”周敦琬也没有办法。 她这一说，我倒提高了警惕，说“再过几天哪，恐怕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听我这样讲，她也急了。 我说：“今天晚上就走，离开重庆！” 周敦琬同意我的意见了。 “那就这样吧”，我说：“我们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 周敦琬说：“你找周恩来，我就去找杨尚昆。杨尚昆不是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嘛！” “你跟杨尚昆有什么关系呀？” 她说：“杨尚昆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他中学没有毕业，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了，是我帮他的。”我说：“哎，你还有这样一个人可以申诉呵。” 杨尚昆的大哥是杨公，也是个日本留学生，相当于省委书记，被刘湘把舌头割掉，把眼睛挖掉了。 我说：“我们走得光明磊落，我们不是叛变共产党，找到党中央，找到周恩来，找到杨尚昆，向他们申诉，可能还有挽救的余地。” 我写了一封信留下：“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Ｇｏｏｄｂｙｅ。”我还写了一句外国话。署名“文莱之”。我那时在四川党内叫做“文莱之”。 我们顾不得拿行李，只带了牙刷。我带着周敦琬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小船，顺江而下。先到江津周敦琬的大姐家里隐藏了一个时期，找大姐要点路费，大姐送了５０块钱，当做路费。路上遇到土匪，把５０块钱又抢了。我们又偷偷跑回重庆，找周敦琬二姐，二姐也缺钱，给我们凑了４０块钱。这样，我们才离开重庆，到了宜昌。在宜昌呆了两天，后到了上海。这时是１９３１年年底。 到了上海，好不容易找到周恩来住的地方，听见里边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门，里面就是不答应，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了。我们一次一次地去，门里面的人肯定听出我们的声音，就是不理。 一次，我们又去敲门。这时从门里面塞出张纸条来，我拿起来一看，纸条上面写了一个“苏”字。 我就猜了，是到苏联去？ 周敦琬接过条子看，她说还有一个解释呢，到苏区去。 当时拿着条子就觉得不好办，我们失望了。 周敦琬还有点糊里糊涂，说：“我们再慢慢找吧。”我说：“你这个人，看问题看得很单纯，我们找不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来呀，就是自投罗网。”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我说：“革命革命，革到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周敦琬也很着急，我还有个家可以回呀，她连家都回不了了，我就对她说：“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共产党他也不反对，咱们回家吧。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学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没有问题。”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15:53

第十章回家的日子 回到湖南老家那一天，天下着大雪。一到家，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她才４７岁。父亲看到我：“你可回来了，家里境况很不好，你妈妈死了，一个妹妹也死了，还有个弟媳妇也死了，孙子也死了一个。你们回来了，多了两个人啊，我养活你们。” 过了几天，一天晚上，父亲问我了：“你好多年不跟家里通信了，现在忽然间跑回来了，你这么多年在哪里，干什么啊？我不了解，你向我说点真话吧。” 我就跟妻子商量，我说：“父亲的话很有道理，我准备跟他全讲真话。共产党里面我也没关系了，国民党那边也通缉我，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啊。” 我对父亲说：“今天您这样问我，我也不好再骗父亲了。国民党通缉我，要杀我，共产党是王明路线，我也活不成。”我向父亲坦白了。父亲望着我笑了笑，拿出一张报纸：“你看看报纸。” “报纸上有什么？” “你的事情哪，报纸上登啦。你的叔父拿回来一张四川的报纸，你看看，你是个共产党，还是共产党里面很重要的人物，你的名字是不是改了？改的叫‘文莱之’呵？你看看。” “不错，这是我，不过现在我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了。” “这样吧，我来安排，你的妻子是个大学生，是个外省人，我现在办了个女子学校，让她到这个学校代替我当校长，乡下人看到我的媳妇回来了，一下子就当了校长，不是有点地位了吗？乡下人哪，觉得她有地位了，人家就不多心了。”我妻子很感激，说：“你父亲为人很厚道。”她就当了校长。 父亲安排我走亲戚，说：“你去走亲戚，姑母姨母家去转转，转个把月两个月，看环境怎么样再说。”我们的亲戚都是门当户对的大地主官僚家庭。 过了一个多月，父亲把我接回来说：“乡下人对你的看法不错，你拿着我的信到城里去，找到我那些朋友，当个中学教员或者小学教员都可以，当记者也可以，拿着我的信，他们会安排的。” 这时，周敦琬的姐姐来信，要她到北平去，在中学当英文教员。周敦琬就到了北平。她临走时，我对她说：“我们两个要以共产党为友，不以共产党为敌。我们两个人来一个君子协定，不管你干什么，不管我干什么，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我拿着父亲的信到了县城里。找到我以前的中学同学，他说：“你回来的好，就在我们这里任职吧，你的程度我很晓得，当个中学教员没有问题。”我说：“随便你们怎么安排都行。只要有饭吃就行。”他说：“你是军人出身，给我教体育。”我说：“教体育就教体育吧。你们的课程，我都教得下来，你们缺什么，我都可以代理。”这里是湖南长沙的三里街，有个清真寺，在清真寺里办了个“敬信学校”，是个高级小学，我就在学校里当起了教员。 我没有那么多课，很闲在。这时，淞沪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打日本。我写了篇稿子，哪个报纸都想要，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很有爱国思想。 我的小文章在报纸上一登，我在长沙就出名了。长沙《岳麓日报》的一位老先生跑到学校找我。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教体育，我问：“你这位老先生找谁呀？” 他说：“我找一位没有见过面的人，他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长沙各报都登了。这个人现在有名了。” 我问：“他姓什么呵？” “姓文，叫文浮生。” “就是我。”那时我化了名了，叫做文浮生。 他把我看了一下，那时我只有２５岁。他很惊讶。 “看你那篇文章，起码三十多岁的人才写得出来呀。不晓得你这样年轻，就写得这样好的稿子。” 我把他请进屋，坐下谈了一阵，他说：“我想请你去报社当个特约记者，每个礼拜写一篇文章，写出来送给别的报也可以，但是，要先送给我这个报。” 我说：“那也可以。” 他问：“你在这里当个小学教员有多少钱呢？” 我说：“不是为了钱啦，我在这里当小学教员是尽义务，挣２０块钱。” “太少了，你给我当特约记者，每个月给你６０块钱。” “６０块钱？比这里还要多４０块钱。” 后来我就告诉我的那个中学同学：“我当个特约记者，你们这个钱不给我也可以啦，我有６０块钱啦。” 他很奇怪：“６０块钱？当个中学教员还拿不到６０块钱呢，待遇很高呀。” 我很高兴，马上写信给周敦琬，说你回来吧，我这里学校有２０块钱，再加上６０块钱，你不做事也有饭吃，你回来吧！她回信说还没有找到组织关系。 大概不到半个月，又来了一个人，西装革履，是《建设日报》的社长，他要请我到《建设日报》当副主编。 我说：“副主编？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呀，什么叫做副主编呀？我不知道。你不要把我的能力估计过高，办不了事情会害了你们。再说我已经在《岳麓日报》搞事情，再搞恐怕忙了一点。” 他说：“你还是教你的书嘛，不用住到我们那里，你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注意一下我们报纸上的社论，给修改修改，有事情你就可以不来，我有事情出去也好有个人托付啊。” 我一想：“那也可以呵。可是我没有干过这事情呵。” “报馆的事可以慢慢熟悉，你先试试看，你如果干得好，就请你当总编，你愿意干别的事也行。”我答应下来了，负责在报纸上写社论。 过了些日子，他又找我来了。“你的社论写得很好，给我们报纸添了光彩。每月给你１００块钱工资。” “《岳麓日报》已经给我钱了。” 他说：“《岳麓日报》是《岳麓日报》，不要扯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大报，就照这个发吧。” “《岳麓日报》给我６０块钱，你给我１００块钱，我一生没有拿过这样多的钱呀。” 我又给周敦琬写信，说你赶快回来，我忙得干不了了。现在我当副主编，每月又给我１００块钱。 周敦琬回来了。她挺有脑筋，说：“我们自己搞个通讯社吧。”还有人也这样劝我。有了这个想法，我就跟很多同学探讨这件事情。 有一天，我出去遇见一个姓谢的朋友，他是湖南大学的学生。他说认识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冯运宾，此人在湖南很有实力。假如去找他，办个通讯社备案就容易了。姓谢的同学后来跟冯运宾一讲这事，冯说：“你讲的这个姓文的我不认识，倒是读过他的诗。这样吧，我的一个朋友办了一个通讯社，现在他正在上大学，没有时间搞，让姓文的去见见他吧。” 我和那个人见了面。他办了一个通讯社，叫“少年通讯社”。他正在读书，大学还差两年呢。 他说：“我没有时间发稿，如果再有两个月不发稿，通讯社就要被撤销了。就把这个通讯社送给你吧。” 我说：“主权还是归你，你什么时候要收回，我就还给你，等于是借给我。” 他说：“那也行啊。” 一搞通讯社我就忙了。我叫妻子不要教书了，给我当副社长，又请了几个青年人当记者，后来老家有个女孩儿来看我，写了篇文章，挺不错，也留下来当记者，还有个老弟也来了（这个老弟现在还在台湾）。通讯社里男男女女都是年轻人，是名副其实的少年通讯社。 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拍了一张风华正茂的照片。１９７５年，我特赦之后，当年的一个年轻记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弟弟找到我，说：“我哥哥临死的时候，交了一张照片给我，让我保存到底。‘文革’很乱，我就把照片放在桶里，用漆封好，在地下挖个洞埋起来。现在交还给你。”我一看，正是当年我们少年通讯社几个年轻记者一起照的那张照片。 少年通讯社搞了五年，在湖南就有点名气了。 湖南有势力的通讯社有八家，称为“八通”。“八通”联合在一起欺负其他的通讯社。其他的通讯社找到我说，你是少年通讯社社长，有主意，要把“八通”搞掉。我说暂时还不能，否则“八通”先把我们搞掉了。但我在考虑这件事。后来我提出搞一个“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我对其他的通讯社说：“你们不要急，我来筹划。至少拿过来四家大报，再拿过来几家小报，在长沙支持我们，就能够搞起来了。” 我的一个叔父是《全民日报》的社长，他说：“我支持你，我给你联络湖南的《大公报》，然后再联络几家，条件是要把那些名人摆在你的前面，你这个资格拿不出来呀。”我说“那更好啊。”一下子，拉过来六家大报，有《大公报》、《全民日报》、《民国日报》、《国民日报》、《建设报》等，小报拉来了十几家，我们成立了理事会，我当了理事长。在长沙召开“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成立大会的时候，冯运宾对我讲：“何键是家派，我们是野派。” “八通”在湖南扰乱社会，扰乱正义，我想要对付他一下。我对记者们说：“我们要团结一致才有力量，然后我们对‘八通’发动进攻，只有进攻，才有胜利。”湖南有个律师会，律师蒋伦楷是个著名人物，从日本留学回来，很扶正义，在法律方面是湖南头一把交椅，是长沙律师会的会长（我离开湖南几年后，他就去世了）。黄兴的大儿子介绍我跟蒋伦楷见了面。过后，蒋伦楷对黄兴的大儿子说，你介绍的那个姓文的，很讲正义，不愧为文天祥之后，和我很谈得来。我知道蒋伦楷对我印象很好，就跑去对他说：“长沙记者工会是何键办的，是我们湖南的一个毒瘤，应该把它割掉。” 蒋伦楷问：“你有什么消息？” “长沙有‘八通’，另外还有二十多个通讯社，一共三十多家通讯社，那‘八通’包揽一切，做尽了坏事，我们奈何不了它们。” 他说：“我们把其他的通讯社团结起来，这是一股力量，你们起来搞，打倒‘八通’，现在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现在长沙成立市政府筹备处，何键的一个侄子何元文是市政府筹备处处长，这个人受过新式教育，是回国留学生，他借何键的势力来做官，叫我跟他一道做事。我介绍你跟他见见面。” 我们的“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开始活动了。“八通”知道后说，“你们没有用的，谁能把我们扳倒啊？”他们是说大话，我们是办实事，我们把“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牌子挂在我住的屋子门口。牌子一挂出来，税务机关来了，还有一些大机关也来了，说我们是非法机关。 我问蒋伦楷：“他们说我们非法，怎么样才叫做合法？” 他说：“不要怕，我们去找何元文。” 何元文说：“你们‘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归市政府筹备处，全省的记者都要到你们这里来报到。” “做得到吗？”我问。 “做得到的，你们已经正式成立了嘛。”何元文又说：“你是全省的，我是长沙市的，你比我大嘛，是一个省里的大机关咧。”他给我写了一封公函：长沙记者工会即日撤销，所有新闻机关的人事关系和一切事务归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管辖，他说：“把你们的大印盖起来。” “八通”里一些人跑到我这儿来求我：“我们都是长沙人，高抬贵手。”我说：“这是大家的事，是市政府筹备处要撤销你们，又不是我要撤销你们，你们找政府嘛，找我有什么用呢？”很快，“八通”内部分裂了，只剩下“三通”了。 我又遇见了一件事。我在《岳麓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湖南各家报纸都要转载。文章的意思是说，湖南社团办事处到处转，每家每户都要出钱，商店里出的更多。 长沙社团办事处是怎么来的呢？还得从彭德怀打长沙说起，那时长沙是一座空城，城里没有队伍了，为了维持秩序，就成立了二十多个社团的联合办事处，而且武装起来。后来何键的兵来了，彭德怀撤走了。社团办事处在非常情况下成立，没有备案，是临时性的组织。但社团办事处权力很大，在长沙很有名，一切事情都包办。上海战争爆发后，他们借收爱国钱来发财。我在文章里写：“未曾抗日先伤股，不出钱的打屁股，打完之后再出钱。”这篇文章搞得全长沙都知道了，小孩子们到处唱。刘文焕问：“这是什么人搞的？”手下说这是文浮生写的文章。“文浮生是什么人啊？”手下答：“是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理事长。” 二十多个社团联名告到地方法院。我去找蒋伦楷：“又出问题了。我写了篇东西，有人告了我。法院要我出庭，我是被告啊。” 蒋伦楷说：“我还不太了解情况，一下子答复不出来，你把报纸和有关的材料给我，我研究研究。” 过了几天，蒋伦楷找我：“你是一个人出庭，他们是２４个人告你，出庭的势力比你大得多。咱们这样，跟二十多家通讯社联络，让他们派代表旁听，这样一来，你的人比他们更多。” 我没有把握：“这个官司打得赢吗？” “打得赢”，他说，“你写得好，为民请命哪。法律不是空的，一要有人证，二要有物证，没有人证物证就是空官司，打不赢的。你回去把湖南登你这篇文章的报纸都找来，剪下来贴好，开庭的时候把证据送上去，不要多说话，只说是为民请命，希望依法处理。我替你辩护。” “这些报纸哪里有呢？” “我们这里有报纸，多找几个人，翻嘛。” 我把登我这篇文章的报纸找齐，把文章剪下来，贴了两大本。 开庭时，法官说：“被告文浮生，他们告你诽谤、造谣，侮辱了他们团体的名誉，侮辱了他们的人格，你有什么要申诉的吗？有人证物证没有？” 我说有，请允许我呈上来。我说我报道的都是事实。法官看了我剪贴的两大本，宣布暂时休庭。 继续开庭，法官说：“记者文浮生搜集的这些剪纸，一共有一百多篇，所写都是事实。原告是非法组织，敛财是事实。明天继续开庭，我们会依法办事。但是，对于你们这些社团，有两句话你们回去考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些原告弄得没有面子，心里嘀咕明天怎样宣判呢？ 第二天，法庭宣布：文浮生无罪，文浮生代表新闻界为长沙人请命，做了一件好事，这样一宣布，旁听的记者都站起来鼓掌。 原告那些人不服，还要上告。蒋伦楷对我说：“他们上告，告不赢。不过你也要釜底抽薪，马上写个东西，以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名义发出去。再去找何元文，这些社团也归他管。”我就打电话给何元文，说社团联合办事处是非法机关，何元文说：“撤销！”何元文一批，就把社团联合办事处撤销了。 这场官司打赢后，大家都想见见我。《妇女报》过去一直看不起我们少年通讯社，现在也要跟我见见面。妇女联合会里面都是些国民党元老的夫人，地位挺高，我一去，她们说：“真是少年英雄哪，你的官司打赢了，我们也敢说话了。” 这一年，日本派了兵舰到湖南示威，一直开到湘江里头，何键怕出事，就派了自己的一个机要秘书和一个报社的社长，给日本人送礼物，拍日本人的马屁。那天，有两个记者跑到我这里来说：“何键这家伙给日本人送礼拍马屁，我们湖南人向来是不怕外国人的，何键拍马屁，把湖南的省格也失掉了。”我说：“也失国格啊。” 他说：“你得站出来说话呀。” 我说：“我们要爱国嘛。你拿一支笔来，我们要代表湖南人，代表中国人出来说话。请你们两位动笔。” “只有你写，我们还敢写啊。” 我就写下一个题目——“湖南当局的荒谬言论”。指责何键，但没点何键的名，只说湖南省当局不应该拍日本马屁，向我们的敌人送礼物，还说些不要人格不要省格的话。文章后面落的是我的笔名“文浮生”。 第二天，报纸上刚刚登出来，省政府就知道了。何键派他的秘书长易侍州，跑到我这里来了，他一进门就喊：“你们这里哪个是少年通讯社的社长，又兼《建设日报》的主编？” “就是我。” “噢？省主席特别派我来，你写的一篇文章污辱了我们的省主席，命令你明天更正这篇社论，如果不更正，后果由你自负。” 我就喊：“你这个秘书长我早就晓得，你和我们的何主席都是秀才出身，今天我听你这话呀，你跟何主席一点法律知识都没有。” 他一听就火了：“哎，你指责我跟何主席一点儿法律知识都没有，是什么道理呀？” “社论代表我们报纸的立场，从来没有听说有更正报纸社论的，这些你都不懂哪？” “你不要说我们没有法律知识，我们是没有研究。”他又说：“你这个态度不对呀。” 他站起来要走，我就上前送他，他把我一拉，拉到他近旁，说：“你这个话我回去不好答复我们的主席，请你当面答复他，你到省政府去一趟。” 我没办法了，去吧，就跟着到了省政府。他说：“你等一下，我进去报告。”一会儿他出来说：“主席请你进去。”我一进去，何键“啪”地在桌上拍了一下：“你就是那个报纸写社论的吧？”我说：“不错，是我。”他说：“让你更正，你不更正，还骂我们没有法律知识，你怎么是这种态度呢？”我说：“这种态度是我们报纸决定的，我是《建设日报》的主编，我的立场是代表报纸的立场。新闻可以更正，社论不能更正。” 何键说：“你想找麻烦？你现在回去，如果不更正的话，后果自负！” 我想：“要抓我？”我就回来了。我们那些同仁说：“啊呀，这个事好麻烦，那个家伙可厉害呀，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的。你暂时离开一下吧。”到了晚上，来了一伙人，把报社封掉了，臭鸡蛋砸了一屋，搞得一塌糊涂。那天晚上，我一口气跑了五十多里，跑到乡下见到父亲，把这个情况向父亲谈了，父亲出主意：“现在湖南的权力都抓在何键的手里，你过去是共产党，可能他还不晓得，他如果晓得你过去是共产党，你就活不了了。你就离开湖南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又赶紧回到城里，买张火车票，准备到杭州去。 后来与我的新闻事业有关的事情是，几年以后，１９３５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难”大会，要各省选代表参加。这时我已经在国民党军统，忽然接到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信，说我已经被选为出席“国难会议”的代表。我回电报，说我现在另有职务，湖南我回不去了，南京也去不了，你们还是从常务理事会中另选人去吧。戴笠看到这封信问我：“你还在搞新闻工作吗？”我说没有，是他们推选我当“国难委员”。戴笠说：“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１９３８年，范长江跟着周恩来到了湖南，范长江说：“我在湖南新闻界没个立足的地方啊。”我在南京知道了这件事，就告诉我在湖南的新闻同仁：“你们把‘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这块招牌送给范长江吧。”范长江接受了，“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以后是范长江接手来搞了。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18:39

11章暂缺!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19:32

第十二章我在“八·一三” １９３６年，我在杭州警官学校当指导员，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日本皇道派偷袭了日本首相，把外交大臣、财政大臣杀死了。这时，戴笠到了杭州，见到我说：“日本人很快就要打中国了，我们校长已经有个１０年计划，要把我们自己的军队整理好，办这个警官学校，就是要把情报队伍搞好。要搞１０年，准备跟日本人打。现在我们中国这个破破烂烂的队伍，打日本人是打不赢的。”戴笠还说：“现在我们在上海、江阴、无锡这些地方，修马其诺防线。从上海到苏州一直到南京，都修马其诺防线。”我听了这些情况，也不太懂。 有一天晚上，戴笠又从南京来了，他向我提个问题：“文学家啊，你当这个大队指导员，你认为行不行呢？” “还适宜。”我又说：“雨农先生，日本发生政变，他们偷袭首相，把财政大臣都杀掉了，这个政变搞得很厉害呀，这个少壮派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大敌。” 戴笠说：“你这个人很能干，看问题看得很高，我想要成立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你看怎么样？” “噢”，我说：“成立日本问题研究会呀？现在报纸上不是登了吗？日本的皇道派搞政变，就是为了打中国。” 戴笠说：“现在皇道派胜利了。校长的１０年计划还没有完成呢，日本就要动手了。我想请你专门研究日本问题。” “我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大事呢。不过，我们这里政治教官和日文教官都有。” “我看你能力够。研究日本问题，我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龚德伯，他经常写文章，一个在我们校长身旁，叫王芃生。他们两个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你一出来，我就有第三个了。” 我说：“他们都是专家，在日本留学多年，我怎么能跟他们比，成为第三个人呢？我只能跟他们做学生。” “你先起草一个办法，第一要有个名称。”戴笠说。 我想了想：“名字就叫‘日本问题研究会’，基本成员呢，是我们警官学校的教官。” 戴笠表示同意：“对对对，就这样定了。” 我问“还要经过一些什么手续呢？” 他说：“我告诉参谋总长程潜，在他那里立案，我已经跟他商量了，他说人选问题最好是那个文强。参谋总长讲他愿意由一个黄埔学生负责研究日本问题，我对参谋总长说，我这个警官学校里，英、日、法、德十几个国家的教官都有，研究日本没有问题。对了，你这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也搞些外国人参加，有一个德文教官，是个女的，很能干，还有个王作化，是日本毕业的，对日本最熟悉了。你以他们作基础。你担任会长。” 后来，戴笠的秘书长也跟我讲：“戴老板看中你呀，他先已经跟我们讲了，要你研究日本问题，你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学问一钻进去了，你就可以成为专家了。” 我在警官学校里发动当教官的黄埔学生，自愿参加“日本问题研究会”，结果大家都愿意加入。于是，我当了“日本问题研究会”会长。 “日本问题研究会”成立后不久，南京成立了一个警官学校，浙江省杭州市警官学校撤销，并入南京中央警校。当时我在西湖边遇到程潜，他要我到他那里做事，后来见到戴笠在杭州警校工作，也一直与程潜保持联系。这时两个警校合并，我到了南京，就去看望程颂公，对程颂公说两个警校合并了。程颂公对我讲：“现在我们军队的情报制度，应该改变。我这里要办一个训练班。甲种训练班专门管作战，乙种训练班专门管情报。这是学德国的。我这个训练班教官的名单上有你。你现在是个什么官阶啊？” “我在警官学校没有定官阶，发的工资是每月１５０块钱，相当中校。” 他说：“工资太低了，给你个上校军衔。按军事方面规定，上校就是高级参谋了，这样你就可以随时见我了，怎么样？” “那我当然高兴了。我的上司是什么官衔呢？” “你的上司是第五处处长郑介民，还是个少将呢，教导主任是余乐醒（沈醉的姐夫），是个上校。” 这样，我到南京当了参谋本部的乙种训练班的训政主任。我一到差，嗬，看到很多中校、上校，包括留过学的，都调来在训练班受训。 程潜到训练班来视察，我跟程颂公讲，我另外还有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程潜问。 我说：“我在杭州警校成立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雨农先生让我做会长。现在我到了你这里，其余的人都到了南京警校，这个研究会摆在哪里呢？” “哎”，程潜说：“就在我这里嘛。我派几个人来加入你这个会。” “我们这个会放在你这里，我们不够格呀。” 他说：“你不够格，我也不够格吗？有我在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就把日本问题研究会搬到了参谋本部，程潜把戴笠推荐的龚德伯和王文生也找来了，我就拜他们为老师，让他们介绍我读些什么书。 ８月１３日这一天，日本人用飞机轰炸南京，上海也打起来了。在这之前，日本人跑到我们在上海修的飞机场去捣乱，那些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开枪打中国人，我们马上打长途电话到南京去，说日本人到我们飞机场了，还开枪打我们的人，问怎么办，蒋介石下命令说：“他打，我们也打！”我们的部队就把日本人打掉了。日本人说是中国人先打的，把罪名安在中国人身上。实际上是日本人先打中国人，他认为中国人不敢打他，但是我们打了！打死了好多日本人，丢到海里去了！就这样，第二天日本人就炸南京，炸南京后，在上海就打起来了。 日本人首先打上海的白龙港，白龙港是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岛。他们要在白龙港登陆，打入上海。我们有最大的兵舰防守在白龙港，日本人没有得逞，每次一打，都失败了。日本人没有办法在白龙港登陆了。这个战争打了好久，我们动用了７０个师，约７０万人上阵。从“八·一三”开始，中国跟日本打了三个月，蒋介石把他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把在美国训练的教导总团也拿出来了，胡宗南的部队也调到上海，连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这些部队都参加打了。 这时我在程潜的参谋本部，是上校参谋，程潜对我说：“八·一三”战争爆发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中日战争不知要打多少年，训练班停办（这个训练班只办了三期），所有受训人员都回部队去。派你到上海，你这个参谋呢，跑各个高级司令部，张治中、张发奎、顾祝同等所有这些高级将领你都要认识，特别要熟悉他们的参谋长和情报主任，你的任务是把每天的战况整理一份，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南京。 程潜是参谋总长，他需要了解战况。他说：“你整理战报的时候，整理三份，一份送给委员长（蒋介石），一份送给我，另外一份送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免得我们再来整理，要争取时间。”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心情豪壮，写下一首诗： “八·一三” 奉调上海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死，护士扶伤竞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第二天，我就到了上海。我每天坐着我那辆汽车，跑各个高级司令部，到各个高级司令部收集战况，回来整理。送到南京最早的战报就是我的，每天晚上９点钟以前，我的电报就到了。参谋总长程潜要求我：每份战报整理三份，一份送蒋介石，使他最先看到。第二份送给程潜，再送一份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后来程潜说，我报的战报最实在，有些战报搞到晚上几点还报不到，还有些战报都是假的。 这些高级司令部里都有我在情报训练班时的学生，其中有的是上校，有的是中校，也有还是少校的，他们很尊重我，喊我老师。一次，我去浦东，浦东防守司令是张发奎。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吃饭时间，我一走进食堂，军官们就站起来围住我，都叫我老师，张发奎看到好多人起来围住我，喊我老师，觉得很奇怪：“哎，我这个司令部里怎么有你这么多学生呢？”那些军官说：“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参加参谋业务训练班时，他是我们的老师。文老师很有学问，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张发奎就高兴了，“哎呀”，他说，“我跟你只见过两次哪，我看见你的那个衣服穿得很文雅，我还不晓得你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后来，我跟张发奎成为朋友啦。 吃饭的时候，张发奎说，“你是高级参谋，你给我参谋参谋，我在这里守浦东，恐怕守不住，浦东第一站是川沙，第二站是南汇，第三站是奉贤，第四站是金山卫，一直到杭州湾，我防守这样长的一条战线，蜘蛛网一样的小港小河多得很，不晓得日本人在什么地方登陆，你是本部来的高级参谋，你回去向上面汇报，要上面来人做个地形调查。”我说：“这个问题我带回去，跟戴雨农先生商量商量。” 回去后，我打了个电话给程潜汇报这件事，程潜说：“浦东一直到杭州湾的地理环境连我们自己都不了解，张发奎守浦东怎么守呢？日本人一登陆就糟了，把后路就切断了。哎，你是高级参谋，你们去张发奎那里调查一下。” 我说：“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先要有个计划，才能去调查，没有计划怎么调查啊？” “你做个计划，沿途调查，张治中、顾祝同的部队都在那里，你去找他们。” “你上面不发命令，他们能听我的吗？上面要发命令给他们。还有，要戴雨农先生出来，让他领头，这个事情才能办好。” 程潜说：“好吧，我请示委员长，让他下命令。” 委员长的命令下来了，戴笠急急忙忙把我找去，让我从川沙、南汇、奉贤、金山卫，一直到杭州湾，把这些地方的地形条件调查清楚。他说：“特别要注意哪些是硬滩，哪些是软滩，硬滩可能是日本人会登陆的地方，软滩日本人上不来。”还特别要注意川沙的白龙港，那里水深，能停大兵舰。我跟戴笠商量，把余乐醒叫来，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带十几个参谋，就把这个事情办好了。 临走的时候，我对戴笠提出要找个熟悉情况、熟悉地形的人给我们带路。戴笠想了想：“除了朱学范，没有第二个人，他是杜月笙的徒弟。”这样把朱学范找来，朱学范一来就跟我讲，杜先生（杜月笙）是最熟悉浦东情况的人，他会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我说那也行，去见见面。 在浦东，我们一路日以继夜地调查，争取早些搞完。川沙、南汇和奉贤都是软滩，测量的竿子插下去到不了底，都是烂泥。到了金山卫，县政府和当地老百姓都来了，说古时日本海盗就是在这个地方登陆的。再从金山卫过去，又是软滩了。 完成任务后，我写调查报告，建议在金山卫那里要增兵防守，特别要增调强有力的炮兵部队协助陆军防守，蒋介石批准了。 实际上，金山卫并没有重兵防守，也没有派炮兵部队，只派了东北军一个师的兵力。１１月１５日，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东北军的那个师也怕死，把金山卫放弃了。日本人一上来，就控制了青浦、松江，上海的退路切断了。 我从“八·一三”那天到差，一直到日本人１１月１５日从金山卫登陆，我才离开了上海。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20:38

第十三章联手杜月笙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我奉程潜的命令，作为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到达上海的时候，见到郑介民，我问：“我住在哪里呀？”郑介民对我说：“有个地方可以住，无线电学校现在搬到汉口去了，你就住到无线电学校去，这个学校在法租界，你就当个校长吧。” “学校都搬走了，还要校长干什么呢？” 他说：“看着房子，你就住在那里吧。” 我一到无线电学校的房子里去，从楼上下来一个人，我一看，是戴笠！他看到我，做出很奇怪的样子：“哎，我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是介民要我来的。郑介民恐怕我没有地方住，要我住在这个地方来。” 戴笠说：“这是我的意思。我就住在楼上。” 我有些吃惊：“你也住在这里？” “是啊，我住在楼上。”他对我说：“这个无线电训练班已经停办搬到武汉去了，这里的房子保留着，我们在这里办公。楼下的房子给你。你在这里可以帮帮我。” 我说：“我天天要跑好几个司令部，又要到张治中那里，又要到顾祝同那里，在这里我不见得干得下来呀。” “你跑你的，剩下的时间帮帮我。实际上，就是守着房子，我们有地方住，有掩护，免得人家注意，办不好事。” 过了几天，戴笠看我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很忙碌，就说：“我看你工作很忙啊，你少一样东西。” “我少一样什么东西呀？” “你少部汽车。” 我说：“我没有那种想法呀，我可以两条腿跑，可以打黄包车，我并没有想要部汽车。” 他说：“这样多的事情都放到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没部汽车怎么行？” “我也不好再问程潜要汽车，是不是？我这个高级参谋的职务是他给的，我再跑到他那儿要汽车？不合适。” 戴笠说：“你问他要干什么呀，我送一部汽车给你吧。” “哦？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呀？” “我看你这个人很能干，在黄埔同学中，你和别人不同，难怪你在共产党里搞得那样高的地位。我有两部汽车，送一部给你。” 哎，我一看，戴笠待人很好啊。 戴笠的这部汽车给我了。我坐着汽车，在上海一天到晚到处跑。 一天，我在上海马路上遇见一个人，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戴近视眼镜的人是谁，他看我站在那里迟疑，就叫：“怎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袁裕啊。我现在的名字叫袁国平。”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第四期的同学。 我也叫了起来：“啊，苞谷老（‘袁国平’的声音听起来像‘苞谷老’，我们喊他做‘苞谷老’）啊！” “你还记得我是苞谷老啊？” “我记得，怎么不记得呢！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 我们两个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很难得遇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话啊。”他又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归队？归什么队呀？” “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 “周恩来到哪里找我？” “具体的地方我不了解，就晓得他在找你。你还不知道呀，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我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说：“送到四川。” “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 “噢”，我说，“周恩来还帮我平反了，那我这个以共产党为友的决定没有错。” 我对袁国平说：“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周恩来呀，我妻子也找不到杨尚昆，共产党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袁国平说：“我们难得见面，找个地方谈谈话吧。” 我问：“你认识张治中吗？” “张治中是我们的教育长呀，怎么不认识？” 我说：“现在上海作战，他指挥宋希濂好几个军，浦东那边是张发奎指挥，还有顾祝同也在这里指挥。” “那我们一道去看看张治中，找个地方谈谈。”袁国平拉着我就走。 我们一起到了张治中那里，张治中问我：“这个人是谁啊？”我说：“第四期的同学袁裕嘛。” “噢”，张治中说：“袁裕，我记得起，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说：“是共产党员，他在新四军，我在马路上遇到他，我们是好朋友。这个人很好，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嘛。” “好啊，今天上午我还要开会讨论一些问题，你们两个到隔壁房间先谈吧，最后要走的时候，我再见见他。”说完，张治中就开会去了。 我和袁国平来到隔壁房间，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 我说：“你把你们延安内部的情况多给我谈一点。”他就谈到毛泽东。 他说：“有一个消息我说给你听听，现在共产党把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了，把抗日打日本放在第一位。阶级矛盾是内部的事情，降低到第二位了。这个还是个好事哩。” “哎”，我说，“这是谁提出来的？” 他说：“毛泽东，现在延安方面是毛泽东负责。” “哦。” “你对这个提法怎样看呀？” 我说：“这个提法很好啊，毛泽东看到这一步，国共两党就用不着那样斗了，合力共同对敌，应该这样。” 袁国平问我：“你对你自己的问题考虑了没有？” 实际上这时我感觉找周恩来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了，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追究了，蒋介石的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当时张治中说，取消通缉令，要有五个黄埔学生证明你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了，我就找了四个黄埔学生，还少一个，戴笠愿意担保我，他也算了一个，这样就取消了通缉令。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党籍（共产党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凭你跟周恩来的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我说：“老实说，共产党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ＡＢ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一个党的政策老是这样，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有个人的看法。” 袁国平听我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７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他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还是那句话：“有这个想法。” “越搞越远了，那不是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 我说我的想法不变。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我也把我的通讯地址告诉他，说你写到里口陈佑铭政治部，下面加上“军邮”两个字，就万无一失，可以收到。 分手时，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过得也很困难，我就送他１００块钱。 后来，我给袁国平写过几封信，接到他的一封回信，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彼此问候一下，以后再给他写信，就没有人收了，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 ９月４日这天晚上，戴笠从楼上下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份电报给我看，说是校长来的电报，说蒋介石要戴笠跟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内组织１万人的别动队。当时，上海到处是日本特务，每天晚上打信号枪，需要一支部队维持秩序。 戴笠接到电报急得很，说：“办这样大的事情，我身边没有人哪，还只有一个月？” 我说：“一个月之内组织１万人的部队，需要多少干部呀，兵源怎么来呢？” “我正要跟你商量，我们计划怎么办啊？首先我们要起草个大纲，要搞个几条，好跟杜月笙谈。我的身旁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 我说：“我可以，电报说得很清楚，成立１万人的别动队，把上海的日本特务肃清，来保障我们军队做战。” 他说：“噢？你还看得很容易呀？我看这个很难办，今天晚上就要，你写个东西给我。” 我连夜写了个计划给戴笠，我在计划里写１万人编成五个支队，给养、军需另外编队。他一看，说：“哎，你很有才气呀，没有办过的事情你一夜就写好了。那就这样吧，约杜月笙明天开会。” 我说：“你再拖个一天，更好一点。计划里面还有问题，最重要的是经费啊，１万人的别动队没有钱，没有饭给人家吃，怎么办呢？要杜月笙拿钱？他拿不出来的，要你拿钱出来，我晓得你也拿不出来呀。你禀告委员长，要委员长在国家的预算里马上列个拨款，没有钱是不行的？” 他说：“我只晓得有几条就和杜月笙谈去了。你说了一个基本问题。你的意见对，见杜月笙，你跟我去，还有余乐醒，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吧。” 戴笠给蒋介石打电话，蒋介石说：“我要军政部做１万人的预算，已经办好了。” 过了两天，我们几个人去见杜月笙。杜月笙带着几个人来了，其中有我们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杜月笙就一个一个地介绍，第一个是他的大徒弟陆京士，第二个也是他的徒弟，国民党邮电协会的朱学范，当时国民党邮电协会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没有杜月笙的牌子他们就活动不了。还有一个是陶一珊，是个黄埔学生，另外有个穿长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了。杜月笙介绍，那个穿长衫的人是要来别动队当秘书长的。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大汉，戴笠问：“这位先生是干什么的？”杜月笙说：“哎，你还不知道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志陆。”戴笠问：“是不是那个在广东郑学民手下当过师长的刘志陆？”杜月笙连声说：“就是就是。” 他们来的人比我们的多。坐下之后，戴笠把电报给杜月笙看。杜月笙没有多少文化，只会签个名，戴笠只好把电报读给他听。 杜月笙是从卖水果的阿三起家的，搞了很多徒弟，成了青洪帮的头子。那时上海申报的史量才（史良的叔父）很有野心，想自己搞个新党，很多次跟蒋介石谈判，没有谈成功，后来史量才在上海附近被刺杀。史量才一死，杜月笙就把史量才手下的文化人收拢到自己手下，把这些文化人安置下来。这些文化人喊出一个口号：“改造杜月笙”，要把杜月笙的流氓习气改掉，从一个流氓军阀，变成一个民族资本家，要杜月笙开银行，搞交易所，搞轮船公司，这样一来，杜月笙在上海就搞得很开，地位越来越高了。 戴笠跟杜月笙怎么成的朋友呢？戴笠曾经对我讲，杜月笙走私鸦片的时候，被戴笠扣留了，当时杜月笙大发脾气，说戴笠这个家伙不给面子，就要暗杀戴笠。有人告诉杜月笙：你这样做不好，你得罪了戴笠这些人，他们也会暗杀你，那还搞得清楚啊？杜月笙怎么办呢？又有人给杜月笙出主意，说：“你送点钱给戴笠，把他收买过来，你起码拿１００万给他吧。”于是杜月笙送钱给戴笠，戴笠把钱退回去：“岂有此理，我是给委员长做事的，能要你这个钱吗？”杜月笙就更火了，说：“钱也不要，搞得我更没面子了。”章士钊是杜月笙的法律顾问，章士钊出了个主意：“戴笠这个人我认识，你不能用钱去买他，用租界的势力压他也不行，我给你拉拉线，你跟戴笠交个朋友，大家不必闹成这个样子。你请戴笠吃顿饭，我作陪。”章士钊办了一桌酒席，去请戴笠，戴笠对章士钊说：“你这个办法我不能接受，如果搞得委员长知道了，就要对付我了，这个饭我不能吃。”章士钊告诉杜月笙，戴笠不是摆架子，而是恐怕蒋介石处分他。杜月笙心事重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正在这时候，戴笠突然找章士钊，说要见杜月笙。杜月笙奇怪了，戴笠怎么要见我呢？这时，杜月笙的卫兵报告：戴笠已经在客厅等候。杜月笙赶快走进客厅，戴笠说：“我很对不住你，你送钱我没有收，请我吃饭我也没有来，得罪你啦。现在我们两个交个朋友。我们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禁烟委员会，想请你当南京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卖鸦片把自己卖臭了，当上了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就变成了一个正当的人了。你为什么不走上这样一条光明大道呢？你又不是没有钱，何必卖鸦片呢？不要那样搞了。”杜月笙连连答应：“这个禁烟委员会委员，我当，我当，以后再也不卖鸦片了。” 我们和杜月笙谈了一通，回到住处后，戴笠问我：“你对我跟杜月笙的关系是怎样的看法？” 我说：“你们之间的事情我搞不清楚。” “现在我们组织别动队，又要和杜月笙搞到一道了。我们搞１万人的别动队，还要成立租界行动委员会，把杜月笙放在我们前面，让他当租界行动委员会的委员长，让上海的流氓为我们服务。”戴笠又说：“委员长给我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委员长要我掌握杜月笙，不让他当汉奸，如果杜月笙跟日本人搞到一起，上海就会一塌糊涂，租界也会更糟。现在杜月笙向我表示，决不当汉奸，不论上海处在什么环境，也决不走汉奸那条路。”戴笠这个家伙很厉害，他把杜月笙拉到我们这边来了。 别动队成立了。杜月笙很有心计，五个支队，其中三个支队都是他自己的人，还让大胖子刘志陆当总指挥，戴笠也不好说什么。 戴笠对我说：“别小看杜月笙手下的这个刘志陆，很厉害呀，他把我们国民党的人都拉过去了。这１万人，我最多还能安两个支队进去，这一步我们没有防备，吃亏了。” 我说：“你没有吃亏，我有个办法，你现在打个电报到南京，把黄埔学生中失业的都要到上海来，让他们向你报到，把别动队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队长都顶下去，这样，大队长、中队长、中队副不都是你的人了吗？”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戴笠直点头。 “还有，那些流氓怎么能够从军呢？你得安排班长，起码训练半年。” 戴笠问：“班长又怎么来呢？” 我出主意：“你找张治中，找张发奎，他们都能指挥很多人呢，在他们的部队里挑一些人，班长不就有人了吗？” “哎，你这个办法好，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说：“在青浦、淞江这两个地方办两个训练班，挑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训练一个月，安置到部队当指导员。” 戴笠说：“你很有办法啊，无论如何，请你当我的人事科长。” “我兼你这个科长可以，但是我不能把全部时间放在这个上面，我还有任务啊，我就挂个名吧。” 按照我的建议，这事情办起来了。 过了几天，我对戴笠说，我要到浦东张发奎那里去一趟，我看要张发奎给我们搞３００个军士，不是正班长，副班长也行。戴笠说：“好好好。” 我在跟张发奎吃饭的时候，说：“戴雨农先生要我跟你交涉一个问题，蒋委员长要雨农先生搞个１万人的别动队，队伍在一个月之内就要成立，主要是肃清上海的日本间谍，维持我们后方的安定，希望从你这里抽调３００人做骨干。” 张发奎想了一下：“抽调３００人恐怕不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呀。” “那你就分两批好不好？先给我们１５０个，过几个星期再抽１５０个。”我同张发奎商量。 张发奎说：“雨农先生的事情我一定完成，分两批好了，先给你们１５０个。” 上海一战，我们失败了，陆京士跑了，朱学范也离开了，只有陶一珊坚持着，这个别动队全部归戴笠管了，杜月笙当个主任委员，实际上是空的。后来，这１万人的别动队对于收复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22:39

第十四章对付郎本 １万人的别动队，还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戴笠问：“这１万人的队伍主攻方向是什么呢？” 我说：“我们有１０万人在前线打，你这个乌合之众不需要到前线去打，也根本抵挡不了几个小时。” “那组织这个队伍干什么呢？” 我告诉戴笠，上海是作战的后方，到处都有汉奸，每天晚上都有人打信号枪，把这些汉奸肃清，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戴笠感叹：“好困难啊，这个事情不好办。” 我说：“你这个别动队不做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你这个部队装备也不行，去打仗一打就垮了。别动队不是在前方打，是在后方镇压，把汉奸肃清。” 戴笠问：“怎么肃清？用什么办法肃清？” “办法有的是，我调查了一下，在上海，日本特务活动的中心地方，一个是上海的海军俱乐部，谁也进不去海军俱乐部，另一个是同文书院，这两个地方里面净是日本特务。” 戴笠跟我讲：“你指出来的那两个地方，日本海军俱乐部进不去，我们没有内线，同文书院有许多特务隐藏在里边，这些特务都是些高级的教授，最熟悉上海的情况。”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们要派人打进去。”从明天开始，你派两个小姐给我。 “给你两个小姐干什么？” 我提出：“要懂日文，会照相，会骑马，会射箭，会打枪，派两个这样的小姐给我。”戴笠就找了两个在警官学校受过训的小姐给我。我把小姐调来了，说：“从明天起，我买个照相机给你们，你们两个人把同文书院进进出出的那些人照下来，照完之后，你们就跟踪他，看他到哪里去，到哪里落脚，他到的地方你们也照下来。”这样干了几天，我就掌握了一些日本间谍的行踪。 戴笠问：“那个同文书院有什么办法啊？” 我跟戴笠讲：“昨天晚上我跟余乐醒研究了，余乐醒有个很好的建议，说我们去同文书院绑架几个人，回来一拷问，就什么都说了。” 常到同文书院的间谍是几个教授，经过几天的跟踪，他们的住处已经被我们掌握。第二天，我们绑架来了那几个教授，那几个教授根本不用打，就什么都说出来了。他们交代说有个仁丹胡子的日本特务，知道我们有个水井，在水井里放毒，害中国人。说日本人拿钱收买了上海附近的一批农民，跟着做特务。他们交代出了几十个日本特务，说晚上打信号枪的也是这批家伙。还说日本人在铁路边上建造的水塔，实际上是日本人的炮兵测量点，后来，这几个教授还把日本间谍的名册交给了我们。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抓住了一些日本特务。由于这几个教授交代得还算老实。我们就优待他们，把他们送到南京关起来了。 戴笠说：“你把同文书院的教授一绑架，特务们都被关起来了。现在我们在上海作战，是很安全的。你这个事情做得好。你这个人，好像有三个头八个锅。” “什么三个头八个锅？” “就是没有办不成的事。” 一天，我跟戴笠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戴笠问我：“念观兄，你认识不认识章乃器呀？” “不认识。” 戴笠告诉我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从苏州监狱里放出来了，又说：“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你出马才行呀。” 我说：“你派给我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啊？人事科长是我，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是我，程颂公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也是我，你又要把什么事放在我身上呀？我恐怕精力不及。” 戴笠说：“明天一早，章乃器约我见面，不知他要讲什么，他说他要讲的事情很重要，你去跟他谈谈吧。章乃器那些人我知道，他们自有道理，你这个人事科长要负起这个责任。”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淮海路去见章乃器。一敲门，出来个女的，我不认识，就问她：“你贵姓啊？” 她说：“我是《妇女杂志》的主编。”她反问我：“你找谁呀？” “我找章乃器先生。” “噢，我是章乃器的妻子，他打太极拳去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讲就行了。” 我想《妇女杂志》社有个胡子婴，很著名的。就问：“你就是胡子婴吧？”她点头：“我就是。”我说：“《妇女杂志》登过你的文章。” 她问：“不知道章乃器约你来要谈什么？他打太极拳去了，马上回来。” 一会儿，章乃器回来了。我看见章乃器长得高高大大的，他问：“你是雨农先生派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呢？”我介绍自己是黄埔学生。 章乃器说：“我在上海大学教书，现在日本方面有汉奸要找我，我处理不了，准备交给戴雨农先生处理，这三个汉奸一个女的两个男的，那个女的到现在还没有露过面，男的一个叫程克祥，一个叫彭寿，都是江西人，都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们在日本那边当汉奸，现在想反戈一击，要爱国，为我们国家工作。他们找到我，但是我不了解他们，只有求助戴雨农先生。” 我说：“我要跟那三个人见见面，谈谈话，才能够做出决定。”第二天，章乃器约他们来了，那个女的还是没有露面，我跟那两个男的见了面。我问他们是哪里毕业的，他们说：“上海大学。” 我问：“为什么当了汉奸呢？” “我们上海大学毕业后实在没有工作，就到日本人那里工作。现在我们要爱国。” “你们是真心爱国呢？还是日本人派过来的？如果你们是日本人派来打入我们这里，你们就是罪上加罪呀，将来就没有好结果了。如果是真心实意，我可以帮你们引荐。希望你们反戈一击，不会亏待你们的。” 他们说：“你这位先生说话好像很有谱，你负什么责任啊？” “我全部可以负责。” “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啊？” 我很肯定：“我有那么大的权力。” 他们就说了：“我们想过来之后成立一个文友社，以文会友，以记者的身份帮助你们做事。我们要求，第一，在法租界租个房子，有个办事机构；第二要辆汽车；第三，我们还要介绍两个女记者进来。还有，每月要两千块钱活动经费。” 我说：“除了两千块钱活动经费我不答应你们，其余都答应你们。” “为什么两千块钱活动经费你不能答应呢？” “我还做不了这么大的主，还要回去汇报。不过你们说的那几个条件，我可以做主，汽车给你们一部，半新半旧的。房子问题呢，我们在法租界准备一栋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很能干的小姐，介绍给你们当记者。文友社嘛，在上海市政府备个案。”我问章乃器：“你上海市政府有熟人吗？”他说：“有。” 回去后我向戴笠汇报，戴笠说：“他们要的那点钱，都给吧，给他们一个痛快。”戴笠又说：“这两个人我在南京见过，会打枪会照相。不过，给他们租的房子，你要找个最靠得住的人去当门房，监视他们的一切活动，看看他们搞些什么名堂。” 我想了想：“有个黄埔第三期的王立，是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作战负了伤，成了瘸子，把他调来当门房。” “为什么调个瘸子呢？” “瘸子有瘸子的用法。” 戴笠一个电报就把王立调来了。我告诉王立：“你来了，是我要来的。”他说：“我是一个瘸子，你把我要来干得了什么呢？” 我说：“做大事。” “有什么大事可做啊？” 我说：“这里有个文友社，你就专门看着这个房子，在里面当收发，我有两个小姐在这里出进，这两个小姐也交给你，归你指挥。这里住着两个日本特务，一个是程克祥，一个是彭寿，都是中国人，你注意他们的行动，他们一天到底干些什么。你自己不要暴露身份，你的身份就是门房，如果暴露身份，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他说：“我一定为国尽瘁。” 后来，程克祥他们一直在搞日本的军事情况，并且及时告诉我们。在南京沦陷之前，我们把程克祥送到南京。之后他到了香港，给宋子文当新闻处处长，最后在香港被人暗杀身亡。 还有那个日本俱乐部的事情怎么解决呢？有一天晚上，戴笠问：“你再讲讲那个日本俱乐部，你有什么办法进去呀？” “暂时还没有办法。” 我就问他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他也说没有。 戴笠又对我说，他要调一个参谋长到那个１万人的别动队去。戴笠说：“我看见王敬久师部的参谋长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我想把这个人调过来，给我当别动队的参谋长。部队里没个参谋长也不行。杜月笙安了一个总指挥，我安一个参谋长，不是好办一些吗？” 我跟王敬久（黄埔第一期）商量，说要把他的参谋长调到戴笠这里来。王敬久很神秘地对我讲，我身边有个参谋长是日本留学生，我怀疑他是日本特务。他告诉我：“那个参谋长姓杨，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我最近发现他在上海租界，晚上经常有日本人看他，对他很尊敬，我当面不好问他，很怀疑他。” “噢”，我问：“那个姓杨的是什么地方人？” “是江苏人。” 我说：“你借口吃饭把他请来，我有办法问他。” 第二天，按照我的安排，请姓杨的吃饭，我问：“你这个参谋长是哪里毕业的？”他回答：“我在日本士官，后来在日本陆大。” “你是日本陆大毕业的，你的资格很高啊。你到我们一个师里当参谋长，不到将官，你愿意吗？” 他说：“我们是国军，虽然是一个上校，到了战场上凭本事，如果我打几个胜仗，就升上去了。”（后来这个姓杨的在江北搞了十几万人，成了江北的汉奸头子） 我说：“讲得好，讲得好。” 我总在考虑怎样打入日本海军俱乐部。我跟戴笠商量：“海军俱乐部还是进不了，那个地方看管很严，有没有什么办法？”戴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是说这件事一定要我去办。我说：“那我就盯着那个姓杨的，跟他研究研究。” 我又约姓杨的见面，说：“我现在有个事情请教你，请你帮我的忙。”我说：“那个海军俱乐部都是日本特务，我想打进去，很困难。你有没有认识的人？” 他说：“有啊，跟我同学，日本陆大毕业的，这个人叫做郎本实仁，是个少将，那时５０岁，比我大２０岁。” 我说：“哦？你认识这个人？”我记起戴笠前几天拿着几份从北平、天津来的电报给我看，说是日本的一个少将郎本实仁到了上海，这个日本少将过去在东北、北平、天津等北方地区活动，会说一口天津话，是个中国通。 我问姓杨的：“你跟郎本实仁的关系怎么样？” “我跟他的关系嘛，我也不瞒你了，我已经打湿脚了，你还站在岸上。” “好不好把那个郎本实仁介绍给我见见面呢？” “可以，我约他一下吧。不过，你见他，拿什么话跟他说呀？” 我说：“没问题。日本人打上海已经打了两个月，蒋介石出动了７０个师，也打了两个月，他打不下我们，我们也打不下他们，是个持久战，消耗战。” 他说：“你这样一说，可能郎本实仁要找你了。你是不是有任务啊？”“我现在没有任务，看跟他接近得怎么样，我就有任务了。” 姓杨的跟郎本说了这事，郎本说：“噢，这个人，见见面。现在我们打上海打不下来，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如果上海打不下来，这个问题会提到九国公约会议上讨论。如果九国干涉，我们在外交上失败，我们这个战争非停下来不可，一停战，我们就大失特失了。” 日本人很着急，我估计到这一点。没过几天，日本人找姓杨的约我见面。姓杨的对我说：你到静安寺１００弄１０号，开门之后有个日本女子引你上三楼，就可以跟郎本见面了。你敢不敢去？我说静安寺路在英租界呀，为什么不敢去呀？我想他也不敢杀了我吧。 我把这个话跟颂公说了，跟戴笠也说了，他们讲，日本人狗急跳墙了。打不下上海，他们着急了。这个时候，他要准备见你，你大胆地跟他见面，他没路可走了。 按照约好的时间，我就去了。静安寺路是英租界，背后有条河，我们布置了很多警戒。日本人要抓我是不可能的。我到了１００弄１０号，就叩门，出来个很漂亮的日本小姐，她问我：“你是李将军吧？”（我化名李文焕，自己封了个将军，实际这时我是上校） “你怎么晓得我是李将军？” “我们的郎本将军已经告诉我你的大名了。你叫做李文焕先生，李将军请三楼谈吧。” 日本小姐把我引到三楼，我一看客厅很大，很多外国酒啊中国水果啊摆了一桌子，跟郎本一见面，看见他个子不高。大约五十多岁。他拿出张名片递给我：“郎本实仁。”我想这个家伙很慷慨呀。一个高高胖胖的日本人来了，也送张名片给我，我一看，是日本的一个宪兵大佐，名字叫做“松正宜”。我说：“噢，你是要人啦，在日本人里面升到一个大佐很不容易呀，你再跳一步，就到将官了。你是属于文官范围，比武官高啊。”还有一个人没拿名片，我就问：“这一位呢？”他们说：“这是我们部队里搞政工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人，我就不理他们了。好多的水果、酒，我也不吃，恐怕酒里有什么催眠剂。郎本看见我不吃，就拿水果掰一半给我，另一半他自己吃，看着他吃完后，我就跟他讲：“我头一次到你们这里见面，你们日本人的习惯太不好了，有好多人一见面就出不去了。我不吃你们的东西，你们也不要难为我。”我跟他讲实在的话，他自己也笑。 坐下后，郎本说：“今天来，就是见见你，表示认识了，也不谈别的问题，我们要送点礼物给你。”我听他这么一说，就说：“那我就告辞了。”他们几个人把我送出１００弄１０号时，把一包用报纸包着还系着蝴蝶结的东西，往我汽车的座位上一放，说：“小小的意思。”我判断，这不会是别的东西，一定是钞票。如果要害死我，扔个定时炸弹，那下次就不会同我见面了，他们毫无所得。 我们住的地方，是杜月笙的一个公馆，杜月笙送给我们作办公室的地方。我一到住地，看到荷花池，拿出那个包，摆在荷花池旁边。 已经很晚了，戴笠还在等着我，还有好几个小姐等着我。他们说：“今天好危险啊，我们怕你回不来了，把我们急得不得了。你回来了，好了好了。” 我说：“雨农先生，我临走的时候，日本人说小小的意思，往我汽车座上扔了一包报纸包的东西，捆得很紧，我放在荷花池那里，没有带进来。” 戴笠就急了：“你是个书生！你是个书生！那一定是定时炸弹，你还拿回来干什么？一炸就炸掉了！” 我说：“他们头次跟我见面，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就把我炸死啊？没有那样愚蠢的人嘛。” 戴笠就急得不得了。说：“怎么办，怎么办？” 这时，余乐醒进来，问怎么回事？我说：“乐醒哪，日本人送了一包东西，雨农先生急得不得了，怀疑那个纸包里面有炸药，你是个专家，怎么对付这个纸包？”余乐醒是戴笠手下的专家，那时我们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他拿三百多块钱。余乐醒说：“这个好处理，我去处理。” 戴笠连忙问：“你怎么处理？” “我拿个引爆的东西，看看里面是不是定时炸弹，我在隔壁一引爆，它不就爆炸了吗？第二，我准备一块石头打下去，碰炸。如果也不爆炸，就没有问题。第三步，我就用剪刀把绳子剪开，慢慢地打开，就晓得是什么东西了。” 他这个人还有些办法。后来，按照这三个步骤做，他就跑回来了，他说：“这包里是１万块钱！” 戴笠也笑起来了，他说：“我过去还没有做过这样危险的事情。”他又对我说：“我太急躁了一点，话说得重了一些，你原谅啊。” 后来，戴笠要把这１万块钱给我，我向戴笠讲：“国家正困难的时候，南京的钱还没有来，我们这里马上就要开销，我一个都不要。”我说：“我是为要你这个钱来的吗？我文强不是那种人。” 戴笠和我两个人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戴笠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主意，就要我讲，我说：上海“八·一三”已经搞了个把月了，日本人打不下上海，我们７０万人作战伤亡很大，我判断日本人很着急，怕我们借助九国公约的力量从外部打击他，还有１０天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日本人很可能想抢先一步把上海打下来。我预料郎本实仁可能会提出很多难题，让我们办。” 戴笠问：“你预料是什么难题呀？” “我预料，他们要拿钱收买我们当汉奸，替他们做事，他不是送了１万块钱嘛。” 那时的钱很值钱，１万块钱可以买四五部很好的汽车。戴笠说：“这个见面礼很大。”戴笠又问：“明天还跟郎本实仁见不见面呢？” “还见。” “怎么见哪？” 我说：“在日本租界见面。他们有一部汽车，汽车上带着一个红球，一看见有红球的车，就是他们来接我们的车。也可能他们会提出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上海有多少兵力，防守的重点在哪里，等等。我们要做些准备，沉着对付他们，引他们上钩。” 戴笠问：“你的车又怎么办呢？” “我的车也挂个红球，停在附近。两个球对上号，就算接上头了。” 戴笠说：“你要好自为之啊，看你怎么对付他们。”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方式，我上了郎本的车，到了海军俱乐部，跟郎本实仁又见面了。一见面，郎本说：“你这个人说到做到，什么也不怕就来了。”他还表示，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希望这个战争早一天结束。我说这个战争是你们带来的，又不是我们打你，既然打不赢，赶快把兵撤回去。他点头哈腰：“是，是。”我说：“我们国家当然不能跟你们比了，你们工业发达，但是，你们的人口只相当我们四川省一个省的人口，这个战争打长了，不见得对你们有好处，你们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郎本说，“你讲的是事实，我们大日本的政策是天皇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的，你们是一个大国，我们日本这个岛国比你们小几十倍，但是制海权在我们手里。你们是陆地大国，我们是海军大国，我们并不次于你们，我们还要发展空军，空军厉害呀。不过，现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快要开了，看来这场战争是我们自己打坏了。” 我说：“那又怎么办？你对我有什么话说？” 他提出好多问题，第一个是要我们暗杀宋子文，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第二是要我们到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拒绝了。我说：“你们这是什么主意呀？要把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杀掉，引起外交混乱，问被谁杀的，我们又不能说是你干的，你就把我看得那样简单？” 这样一来，郎本说：“那没别的好办法。” 我说：“坏事都让我们来做，好事都归你，你们日本人太坏了。” 郎本实仁看我挺硬，就说：“好吧，这两个办法取消。”接着就要我们的上海防守分布图，他说：“你们有多少兵力？怎么布置的？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你如果把上海防守分布图给我们，我们一次送２００万块钱给你们。” “我们送的图你会相信吗？如果是个假东西呢？你不是上了当吗？”这就叫做先发制人，把他们的口给封上。 他就讲：“希望你们先送来，我们一次拿４００万出来。”又加了２００万。 “汉奸钻到我们内部，可能了解一些情况，我是个正规军人，是个少将，跟你们见了两次面，就把我什么都买过去了，有那样简单的事情吗？这样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关头了，你们开的价已经开到４００万了，我回去再考虑这个问题，明天我们有个东西交给你。”我离开的时候，郎本追上来，又送了我五万块钱。还要我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说三天以后在什么地方见面，再通知我。 我回去后跟戴笠商量：“现在九国公约要开会了，他怕在外交上失败，就提出来要杀宋子文，我拒绝啦。再有，让我们在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也拒绝了。他又向我们要上海城防图，我答应回来写个东西交给他。” 戴笠又着急了：“搞个假东西给他，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再说搞假的，也不容易搞啊。谁个能搞啊？” 我出主意：“今天晚上在我们自己的参谋中挑几个人，让他们写些自己知道的情况。他们只知道是考核他们，也不晓得我们做什么用。每个人至少给５０块钱吧。”戴笠同意，我就挑了五六个参谋。这几个参谋跑来问我：“今天晚上戴先生请我们吃饭，还出几个题目叫我们考试，他怎么想起要考我们呢？”我说：“那你们不要管。你们硬着脑筋写吧，他要做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搞到很晚，一个人写了一篇，我拿给戴笠看了，写得好的，打了个圈圈。戴笠宣布：“今天晚上你们辛苦了，你们写得都很好，不分等级，请你吃顿饭，一个人送５０块钱。” 我对戴笠说：“三天后我就拿这些去跟郎本见面。” 戴笠说：“非你去见不行。” 我又去见郎本。郎本问：“你们写的那个东西给我们看吧，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我没有料到他们还有问题，郎本说：我们讲好拿４００万块钱出来，可是这４００万块呢，要打一个六折，就是１００万只能给６０万。我问：“为什么要打这样大的折扣啊？” 郎本说：“我们是为天皇服务，假如你们写的这个东西是假的，我们就剖腹自杀。我们死了，我们家里的老小还要吃饭，所以我们要扣下一些钱。” 我说：“你们把我看得这样小啊，站在我们这边看，这是国家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出卖给你了，４００万还要扣这么多。我们是看国家，你们是看天皇。”他们的样子很尴尬。 七说八说，扣了三折。我说：“就三折，这个钱就给我带回去吧。”郎本又说来不及准备，这么多钱，要作三天的准备。我说：“来不及了？那到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又去了，郎本实仁把钱给我了。 戴笠看到这么多钱，很高兴，说：“你真有办法呀，这样多的钱我们两年也用不完，你真能干。” 后来，郎本他们以为我送去的东西是真的，又找我谈，说他们还可以加到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在日本正金银行取款。郎本把门关得很紧，说钱多拿一些可以，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啊，搞不好要剖腹自杀。这钱，就一半一半。 我说：“这个事情办不到。什么剖腹自杀？你浑水摸鱼，应该给的你不给，还搞掉一半。”他们也不作声。后来，他们给我开了一张４００万的政金银行的取款单，说：“恐怕三天之内还取不到款。”我就晓得这个钱他们是搞假了。 我回去跟戴笠商量，说：“这个事情搞得不好，我就活不成了，他们要把我干掉，我从他们说话的神情中已经发现了。” 戴笠就问我：“那怎么办呢？” 我说：“这样好了，这两三天我们先发制人，把郎本他们请到上海德租界见面，我们在那里埋伏几个人，把那几个家伙杀掉。” 戴笠说：“你去安排吧。你把他们弄出来，在阁楼上埋伏几个人，找个地方把他们干掉。”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埋伏下来。到夜里两点钟还不见他们来人，我就奇怪了，“怎么还不来呢？” 原来，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了，上海沦陷了。那天夜里等到两点钟，我们才知道上海失守了。郎本实仁他们得到这个电报，知道上海打下来了，他们还来找我们干什么呢？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24:43

第十五章第二个妻子 上海沦陷后，我任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我收容了四万多人，经过改编后，把其中三万多人送回原部队，留下万把人，成立一个教导团，叫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俞作柏当教导总团的团长，我当教导总团的政工室主任，协助俞作柏训练部队，俞作柏原来是桂系，是个上将。我们到达广德时，在广德成立了防区，之后，我们到了安徽祁门县一个叫做里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小地方到了很多国民党中央的要人，如安徽的柏文蔚，辛亥革命时他是安徽起义的都督，还有国民党的一个监察将领，也到了这里，另外还有好多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在这里。我们的部队一到，就开军民联欢大会，当地的人就跟我们讲，你们开军民联欢大会，好啊，这里有好多中央要人，柏文蔚柏都督都在这里。俞作柏就知道了，就要我一个一个地去看这些中央要人，对他们说我们开军民联欢大会，要请他们都到。这些要人高兴极了，说：“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有部队保护我们了。” 布置会场时，我写了八个字的横批：“抗日必胜，建国必成。”人家就跟我讲：“你光写个横批不够，你还要写副对联。”我想了想，就提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起： 痛此际河山破碎，傀儡登场，助寇逞横行，禽兽衣冠能几日。 喜今日盛会联欢，军民合作，犁庭操左券，中华旦复有春秋。 这个地方有个非常有名的清朝状元，他看见对联说：“你们这个部队里还有这样的人才呀。这个对联写得好听啊。”说我有雄心，就把我叫过来，问： “你多大年纪呀？” “３０岁。” “负什么责任啊？” “政训室主任。” “你是大材小用哪。” “我们的总指挥是个上将呢。他负总责。我年纪小一些，我还可以向他学习。” 他说：“你的口气大得很哪，有这样大的气魄啊。”后来，那个状元还上台去讲了话。后来，那些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那个监察委员都来了，军民大会开得很好。 我们撤退，撤退到一条小铁路附近，可以一直通到芜湖，我们那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宿营，我的身边有三个参谋，其中有一个叫刘人奎。刘人奎过去也是共产党，在四川时是重庆军委书记李鸣珂的秘书，八一南昌起义后被俘，后来释放政治犯时把他释放出来了。我在上海时，有一天，突然他在马路边喊我，喊我过去的化名“文莱之”。 我听他喊文莱之，就冲他招手：“你过来过来，你怎么认识我呀？” 他说：“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老关啊。” “你是老关？”我看见他头发很长，“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像个叫花子？” “我刚从监狱里出来，你还不知道啊？”他说：“我被关起来了，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遇到释放政治犯，我就出来了。”他问我：“你现在干什么？” 我说：“我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啊。” 他说：“我怎么不知道？都是王明路线搞的，当时就是派我来干掉你的，你晓得这个事吗？” “我就是为这个事情跑掉的，但是并不晓得要你来下手。” 他说：“我怎么能够下手啊！” “那次，我跑到上海去找周恩来，没有找到。周敦琬跟我去找杨尚昆，也没有找到，把我搞惨了。我以后就不敢找周恩来了，也不知道他们的路线是什么路线，怕自投罗网。后来我就回湖南，当记者。直到现在，我也没在共产党里搞。” 他说：“你怎么没在共产党里搞？周恩来给你在延安平反了。你现在不在党里面干了？” “我不知道给我平反的事。现在要我回去困难了，不晓得他们对我的态度怎么样？” 刘人奎直摇头：“我告诉你，共产党里头搞得并不好，今天我见到你，我也不想回去了。” 我问：“他们让你去干什么啊？” 他说：“去组织新四军。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前方办事处的处长。” 他说：“这样吧，我同你一道走，我也豁出命了。” 我对刘人奎说：“我住在无线电训练学校，你来看我吧，我送点钱给你。你连衣服都没有的穿，搞成这个样子，我还有西装，送你两套，还有被子，送给你。” 第二天，刘人奎就来了。我们的门房不让他进来，像个小瘪三一样，鞋子都没有穿，还要进来，那怎么行？门房就打电话给我，问要不要让他进来，我说：“让他进来。人家有困难，你怎么不让人家见我呢？” 刘人奎进来见了我。我说：“我拿５０块钱给你，我的两套西装也给你，这西装呢你穿着有些大，你这个人瘦，把裤脚挽高一点，把袖子也挽高一点，就可以穿，这个被子、毯子都是给你准备的，你去理个发，把自己整理好一点，再来见我。” 过了两天，他又来了，说：“我那天说的事情你考虑了没有？” “什么事啊？” 他说：“什么新四军不新四军，我不想去搞了，我见了你呢，就等于见了李鸣珂一样。” 我说：“那就这样吧，抗日战争如果胜利了，以后你要去搞共产党，你要去搞新四军，我不留你，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也不愿意以共产党为仇，而是以共产党为友，到现在也是这个宗旨。” “我跟你一样，我跟你一样。” 我说：“我看你可以到部队里去当大队副。” 后来，日本人在上海登陆，刘人奎的队伍散掉了。他又跑来找我，我说：“这样吧，你不要回部队了，给我当参谋。” 我们继续撤退的时候，我给刘人奎一个任务：“你到了一个地方，就问问当地的治安情况，当地的商店里面缺不缺粮食，人心怎么样，一切调查情况向我报告。”另外还有两个参谋，一个参谋管敌情，敌人现在恐怕要过苏州了，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一个参谋负责调查我们上前线的道路有什么情况？有没有土匪？ 一天晚上，参谋们向我汇报完情况后，两个参谋回自己住处去了，不知为什么，刘人奎磨磨蹭蹭地不走，我问：“你怎么不走啊？”他说：“我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心学校，里面有个女教员，叫葛世明，她是宁波人，高中毕业后进过复旦大学。现在这个中心学校停办了，她没办法，哭哭啼啼的，我也没办法救她，只有你可以救她。” 我说：“我是收容部队，不是收容老百姓，这些事情归地方管。” 他说：“你这个事情都不管，那怎么办啊？” 我有点不耐烦：“先睡觉去，不要在这里麻烦了。”说完，我就休息了。他一看我躺下了，也就走了。 过了没多长时间，刘人奎又来了，坐在我这里又不走了。 “你怎么又不走了。我说我管不了这个事啊。” 他挺固执：“你的朋友也多，关系也多，现在她吃的也没有，路费也没有，钱也没有，你给她几块钱吧。你给你的朋友写几封信吧，把她送走嘛。” “那也可以嘛。”我拿出１０块钱给他，那时的钱很值钱。又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是给我在武汉的朋友的，如果那个葛世明去武汉，就让我的朋友们给她介绍工作。怕她到武汉找不到我的朋友，我又写了一封信，让她到长沙，去找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周敦琬很有办法，给她安排一个小学教员什么的，我看没什么问题。我说：“就这样吧。”刘人奎就走了，他也满心高兴。 第二天，我们的队伍出发了。刘人奎平时都在我身边，今天怎么就不见了呢？ 有人报告：“刘参谋在后面带着一个女的！” 我很生气：“叫他来！” 刘人奎跑来了，我说：“我昨天晚上跟你讲了，我们部队里不能有女的，如果有女的搞在里面，就是反了军令。你把她送走不就了了吗？” 刘人奎说：“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这里到芜湖的小火车，上不去！上面净是伤兵，满地也都是伤兵。她哭哭啼啼的，非得跟着我们的部队一道走。” “还有这样一回事啊？”我说：“这样吧，到前面那一站，队伍停下来吃饭，把那个女的找来，我跟她谈几句话。” 到了前面的一站，有一些小饭馆，我搞了一桌饭，与刘参谋和葛世明一道吃饭。我对葛世明说：“现在你同我们的队伍先到芜湖，到了芜湖呢，你自己买票上轮船，那里中国轮船也有，外国轮船也有，到武汉找我的朋友。” 我又问：“你家里的人在哪里呀？” 她说：“我家里还有亲戚在上海。现在回不去了，老家的人也没有几个了。” “你结婚没有呀？订婚没有啊？” “没有，也没有订婚。” 我就讲了一句：“你呀，认识刘参谋了，刘参谋这个人是个好人，他也没有结婚。”一说到年龄，刘人奎和葛世明同年，都比我小六岁。我挺高兴：“如果将来有缘，你们可以结为一对夫妻。” 葛世明表示同意。她说：“我把你和刘参谋两个人都看作我的恩人，我心里很感谢你们。” 我说：“我懂。” 吃了饭之后，她还没有走，我说：“你去买到武汉的票，那１０块钱不够，再另外拿些钱给你。”又对刘参谋说：“你把她送上船，送上船之后，这个事情就算了了。”刘人奎给她买了船票，把她送上轮船。 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芜湖的对岸，这个地方是一个水陆码头。有人就给我讲：“你救人做好事，也不容易。我们看到有艘英国轮船被日本飞机炸掉了。” “噢？有这个事啊？”我扭头问刘人奎，我说：“老刘，你送的是不是那艘英国船？”他说：“好多船，我没有看清楚。恐怕就是那艘船。” 我说：“糟糕了，你也想做好事，我也想做好事，我们不做这好事，恐怕她还逃出去呢，我们做好事害了人家啊。” 说着，大家心里都是很难过。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小县城。我这个人爱管闲事，认为在我职权里应该干的事，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地方有利的事情，我都去尽可能的干。到了这个小县城一看，乱得很。满地都是伤兵，变成一个无政府世界了。伤兵们把商店也占领了，把年轻漂亮的妇女霸占了。搞得一团糟，我就叫了几个参谋来一道商量。这里乱得这个样子，我说：“我们应不应该管？”他们就跟我讲：不要管不要管。那么多伤兵，我们的队伍只有千把人，管得了吗？ “你们要我不管，是管好还是不管好呢？” 他们还是说：“不要管！我们还要走好远的路，还要到芜湖，还要到安庆，好长的路啊，到处是伤兵，得罪不了啊。” “你们的话有一半的道理。也不是全有道理。”我说：“日本人还没有来，这个地方就搞得没有人过问啦？这些伤兵没有吃的，也没有人负责把他们送走，当地政府干什么去了？这是当地政府不负责任嘛。” 我说：“当地政府不负责任，我们要管，把这些伤兵组织起来维持治安，解决这些问题，你们哪，只怕事不管事。”我这一说，参谋们觉得有道理。 “这样，”我说，“刘参谋，把我这一千多人，改编组成巡逻队，在街上多跑几趟，那些伤兵看到我们有武器，他们就不敢乱动了。” 我又喊另一个参谋，给我到商店里买一些白布。他不解，“买白布干什么用啊？” “买来你就晓得了。” 我们住在县城的一个澡堂子里，那个澡堂子有三层，很高的一个房子。白布买来了，我就拿笔写了几个字：“县警备司令部。”我写好后，让参谋从屋顶上挂下来，我们就是警备司令部啦。这时，我还是个校官，但是我搞了一个少将的肩章，自己戴了起来，我这个官是个假官。 我命令：“你们哪，现在马上调查：那些商店是被哪些人抢的？谁要不服从，马上把他们抓来，男的女的都把他们抓来，女的抓来，送到后方。”部队把那些做坏事的人五花大绑都抓来了，其中真的有妇女，我就把那些妇女送到后方放掉了，对她们说：“你们逃难去吧。” 我自己戴着少将的军衔，站在一个大八仙桌上，对着抓来的伤兵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军队，一打了败仗就把地方闹得这样糟，变成无政府状态了！地方被你们搞乱了！他们地方上也不负责任，他们有责任，你们自己也不对！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啊？谁个没有父母啊？谁个没有妻子儿女啊？你们反过来欺负中国人啊？谁干的？我今天要抓几个！”他们看着我要杀人的样子，就揪出几个人叫嚷：“就是这几个，这几个是最坏的家伙！” 我说：“捆起来！” 把那几个家伙捆起来了。我说：“你们说说道理！为什么要这样干？”很多伤兵，看看不对了，就溜了，说：“这个官哪，还是个少将呢，是个警备司令呢。” 我说：“我本应该把你们就地枪决！但是，我现在不这样做，我不枪毙你们。你们自己出来承认错误。现在我们要到芜湖，先把你们送走，伤重的上担架，不许你们在这里停留。” 我这一搞，不到三天，这个地方就一点事情没有了。后来，有人告我的状，说我这个官是个假官，我就一个电报打给顾祝同，顾祝同回电说：“你这个警备司令部在我这里备案了。”接着顾祝同又来个电报，说：“正式委任你为少将。” 这件事情安静下来后，我找几个参谋来讨论，他们就笑：“你的做法，我们学不了啊。”一个参谋说：“你真有办法，要我去买那匹布，买那个干啥用？我都不晓得。没想到有大用场。没有三天地方上就安静了。” 差不多有八个月了吧，我们走到芜湖。我接到一封信，信是写给我和刘人奎的，信上称我们为恩人，说天冷起来了，给我们一个人打了一件毛线衣寄来了，我一看落款，哎，是葛世明！葛世明没有死啊。 原来，葛世明坐的不是炸沉的那艘英国船。她到了武汉，找到我的朋友，那个朋友说我们这里很需要人。就要她学无线电。她学了两个月的无线电，学好之后，她把我写的信就寄给我的妻子，说我也不晓得文先生和刘参谋现在在哪里，想问问地址，把线衣寄给他们。 我们收到信很高兴。大概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奉命到上海浦东、江阴、无锡去视察，那时我已经是少将政治部主任了。刘人奎参谋长是个上校，我还带了个军需处长也是个上校。我们到上海住在东方饭店。一天，饭店的门卫对我讲：外面来了一个女士，她说要见她的长官，这位长官姓文，你们这里有长官没有啊？” 我说：“姓文的倒是有一个，让她进来吧。” 葛世明进来了！ 我很奇怪，“我们到上海来视察，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上海啊？你还怎么知道我们住的这个饭店叫东方饭店啊？” 她就讲：“你们的电报打到我们那个地方，我们译出来，知道你们的行踪，这样就遇到一道了。” “很有缘啦。很巧。”我跟她讲：“刘参谋也来了，他也还没有结婚，我在芜湖跟你们讲的话，你还记得吗？” “记得。” 我很高兴：“你们两个人准备订婚。订婚酒呢，我来安排，不要你们花钱。你们双方送的礼物也归我买，你们只订婚就对了。” 我想了想：“我代刘人奎给你买个大戒指，代你给刘人奎买个手表。” 我把一切都办好的时候，就问刘人奎，他着急了：“这个事情不行啦。” “怎么不行啦？你也没有结婚，礼物少啊？” “不是不是，不是的，我在江阴作战时，被日本人打了两枪，几乎死了。后来是一个护士救了我，给我医好了伤，那个护士对我很好。我就和她订了婚。” “哦？这样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说；“葛世明那边，我替你买的礼物还是送给她，总是有这样一件事吧，是不是？”我买的那个戒指就作为刘人奎的礼物送给葛世明。 到了后来，第二次把我调到上海来对付汪精卫，我到中央会计处办事时，中央会计处的负责人拿个照片给我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呵，这是葛世明嘛。” 他说：“她早就离开上海了，被英国人带出上海了。” 我问：“那怎么走的呢？” “走香港过去，走云南。” 葛世明离开上海后，到了我的老家湖南，跟我的妻子周敦琬见了面，在周敦琬的姐姐那里住了一阵子。后来我调回重庆，去看周敦琬的大姐。我的这个姨姐说：“葛世明一直在照顾周敦琬，我的妹妹去世的时候，留个了遗嘱，说你的儿子由葛世明带着，遗嘱要你跟葛世明结婚。” 我问：“你晓得不晓得，她在什么地方？” 姨姐说：“只晓得她在贵阳，具体地方我不知道。” 我回到重庆后，到处打听，才找到葛世明在贵阳住的地方，这时，又把我调到洛阳，成立华北办事处。我就寄了１５００块钱给她，把周敦琬的遗嘱也寄给她了。我说：“周敦琬希望你带好我的小孩，要我跟你结婚。我现在暂寄１５００块钱给你，你到西北来，做路费够了，另外再寄１５００块钱给你，一共３０００块钱。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到洛阳来，我在重庆有一部汽车，你就坐那部汽车，绕道西安，再到洛阳。” 葛世明到洛阳时，我又到太行山去了。 日本人扫荡太行山，当时洛阳方面有我的三个消息，一个是以为我阵亡了，第二个消息是日本人把我抓起来了，第三个消息是失踪了，这三个消息都不好啊，葛世明在洛阳哭了一天，她说：“文强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吧。”她这个人有些迷信，到洛阳街上去测字，测字先生就对葛世明说：“这个人命大。青天何其高，我有上天梯。陆水何其深，我有分水犀。”“犀”是什么东西她不知道，但是她相信了测字先生的话，相信了我没有死。 不到一个月之后，我从太行山突围出来，到了河南的新乡，河南新乡的那个乡长就打电话到郑州，说文强已经在新乡了，现在我们正要帮助他过黄河。 我渡过黄河的那一天，给长官部打了个电话，蒋鼎文司令长官亲自接的电话：“哎呀，你回来啦，我们得到的三个消息都不好啊。噢，高兴，高兴啦，我们在洛阳欢迎你。” 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回到了洛阳，跟葛世明结婚了。这时她问我：“‘犀’是什么东西？”我告诉她：犀是淹不死的。 我跟她结婚六年，生了三个儿子。一直到１９４９年，蒋介石政府垮了，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时候，我还在淮海战场上，我就寄了一笔款给葛世明，大概有几万块钱吧，我说：“你呢，按政府的安排，到台湾去。”她听了我的话，把我们在河南盖的房子卖掉了，带着三个儿子，还带着个副官，到台湾去了。 我在淮海战场上被俘了。葛世明在台湾听见电台里广播说，国民党的将领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说国民党的战犯在这边很好，她每天晚上听广播，就想：“我自己蹲在这个地方干啥嘛？”她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逃回大陆。一逃回来，到了上海，上海市市长陈毅得到报告：“从台湾回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带着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奶妈，还有一个副官。”陈毅跟我很要好，当年我跟朱德到四川去，我是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毅是师里的宣传干事。陈毅得到报告后一看：“噢，文强的家属，好好地对她。文强是我们的同志，在延安给他平了反，这个人不是坏人。” 在陈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加入了妇联。葛世明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嘛，还安排了两个学校让她去教书。对她很优待。我原来在上海的房子，也发还了。 到了后来，陈毅调到北京当外交部长了。大陆的政策也变了，开展了大镇反，有人说上海的政策对反动派太宽了，一个战犯家属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还加入妇联，还在两个学校当老师，真是太优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资全部取消，把她管制起来，连出个门都要向居委会报告，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我的问题，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气得很，气得没有办法。 她刚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到山东沂州关押我的地方，想看看我，但是没有得到允许，她跟我就再没有见着面。 她觉得绝望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房子里的煤气罐打开，把窗子都关上了…… 被人发现后，把她送到急救站里去，人还活着，本来还可以抢救过来，但是那时候不给抢救，说是自绝于人民。就这样，我的第二个妻子葛世明在上海离世了。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29:03

第十六章遇险上海滩 我从上海撤退，一路收容在上海作战的部队，最后到南京的时候，南京已经变成一个空城，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问所有到会的将官：“谁个出来守南京？”这些将官都不吭声，这个任务太重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在上海已经消耗殆尽了，到达南京的部队已经是不堪一击的残兵。蒋介石一看，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了，就是唐生智。唐生智是北伐时第八军军长，后来当了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在武汉他的力量差不多发展到四十多万人了。唐生智那时是军事参议院的院长，他说我出来打。他说：“我们的首都不能随便放弃。”蒋介石说：“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其实唐生智自己手边也没有什么部队。日本军打到苏州的时候，很快就把南京包围了，同时封锁长江，一点都没有退路了。唐生智也没有办法抵抗了，只好向浦口撤退。胡宗南的部队在浦口，把唐生智接跑了，其他的部队还是撤退不了，守在南京最后的部队打得更惨了，南京被日本人杀掉的俘虏就有三十多万，这里边包括老百姓。南京失守了。日本方面在休整，我们也休整，差不多有两年，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 １９４１年，给我派了一个任务，让我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我已经是少将。具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一是代表戴笠驻上海，主要搞情报工作。 我带着一个副官，一个译电员，从温州动身到上海。刚一上船，没走多远，说是船只一律要检查，就把我们的船扣留了。我们搭乘的这条船是运牛皮的，温州宰牛很多，牛皮运往上海。几天过去了，由于天气热，牛皮味道散发出来，搞得满船臭烘烘的。船上有一百多人，淡水吃光了，海水又不能饮用。大家都急得要命。我更着急，我在枕头里还藏着一个密码本呢！日本人上船检查了一通，什么也没检查出来，就走了。我找到船员问问情况，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做生意的，“这样扣押下去，走又走不了，什么时候能到上海呀？还活得活不得啊？” 我向船上的旅客做工作，说：“我看上船检查的日本人中，有一个翻译，我们看看要不要跟这个翻译沟通一下，第一问问这条船为什么被扣留？第二请他跟日本人通融，我们又没有犯什么法，为什么扣押我们这些人？如果需要花几个钱，我们大家凑几个钱，送点礼物给那个翻译，必要的时候，给日本人也送点礼。”旅客们纷纷说我说得有道理，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 我说：“我去跟翻译谈谈，如果需要拿钱，希望大家帮助一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这一百多人要平平安安到达上海。” 第二天，日本人又上船检查，日本人走在前面，翻译走在后面，我一拍翻译的肩，他一惊，回头一看：“你拍我干什么？” “你是个中国人，也做点好事啊。你看把我们关得这样久，放也不放，船上吃的没有了，淡水没有了，我们死路一条啊。我们还不晓得什么原因把我们关在这里？” 翻译左右看看，小声讲：“这个船长是个白俄，我们要扣留他。” 我说：“船长你们已经扣留了，为什么要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呢？” “你讲的也有道理，我去跟日本人讲讲看。” 我看这个翻译还有点爱国心，就拼命地说：“你也是中国人嘛，做点好事吧。” 他答应了：“好吧，我明天帮你们去说。你们不要乱来，日本人知道了不得了。” 天又亮了，日本人上船检查，那个翻译偷偷把我拉到一边：“我昨天跟日本小队长讲了，小队长的意思是这条船被扣留了，要搞另外一条船送你们走。” “你们不是皇军吗？搞条船都搞不来啊？”我问。 “要打电报到上海去调。” 又过了四五天，翻译又找个机会悄悄跟我说：“你们恐怕要花几个钱，并不是我要钱，是要给日本人送点东西，不送东西也可以，拿出些钱来。” 我说：“我们不但要给日本人送礼，对你也要酬谢一番，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 我跟大家一商量，凑了七八百块钱，我塞给翻译：“这些钱都交给你，你自己留下一些，其余的送给日本人。把我们平安地送到上海，我们就感激你了。”他还推脱几下：“我不要，不要。”我拿出一些钱硬塞在他的口袋里。 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到了上海。这是我第二次到上海。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了一个少将专员冯作仁代表第三战区驻上海，顾祝同要我到上海后跟冯作仁联系，说他熟悉情况，可以帮助我。我一到上海，就去找冯作仁。我跟他接头时，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但是，没过一个月，他就被捕了，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给他的那张名片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知道我到了上海。 过春节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是我的同学，陈毅也是我的朋友，还有张云逸，他们平安不平安呀？我很关心这些人，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 搞了半年之后，日本人知道我在上海活动，汪精卫也知道我在上海活动，日本人和汪精卫特务机关“７６号”要抓我，他们手里有我的照片。“７６号”的头目是章乃器介绍来的五六个学生中的一个，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大队长，后来当了汉奸（抗日战争胜利时，以汉奸罪被处决了），他知道我到了上海。我派人打进了“７６号”（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八十多岁了）。他送出一个消息，说“７６号”有人认出了我照片，一定要在“双十节”抓到我。开始是悬赏５０万美金，后来慢慢增加，从１００万一直加到２００万。有两次把我抓到，我又跑掉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是“狡兔四窟”，有四个住的地方，在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都有。 因为活动的关系，我经常到锦江饭店去吃饭，与董竹君认识了。一次，我约几个客人在锦江饭店吃饭，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正在餐桌边的时候，日本人在走廊上隔着窗子，对准我举枪，董竹君突然发现走廊上有日本人正准备冲着我开枪，她急中生智，把走廊的门“啪”地掀了一下，日本人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胡乱地打了一枪，跑掉了。我坐在桌旁和客人说话，子弹从我的头上擦过去！ 我成立了一个策反委员会，我自己是策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下面有个参谋长，叫做沈忠毅，是浙江人。他当过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黄浦第三期的。开始我们是平起平坐，后来我当了少将，他给我当参谋长。参谋长下面有一个管人事的，还有个搞宣传的，这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外文很好，都在浙江警官学校做过事，很可靠。 我在静安寺路有一处房子，是我在策反委员会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平常不大去，就是那个参谋长沈忠毅带着妻子住在这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有时去一下，就跟他们说要小心，不要到外面去跳舞，不要乱花钱，不要出去，在屋里一人一天写一篇文天祥的《正气歌》，然后在家里三四个人打打扑克打打麻将都可以，不要打输赢，自己要爱惜自己，上海这个环境是很危险的。后来他们把《正气歌》读得很熟了。 虽然成立了一个机关，但是在上海很难把局面打开。我在上海跑马厅那个地方有一幢房子，表面上是一家黄金交易所，我自己是黄金交易所的老板，邻居们看我整天坐着汽车，神神气气的，还以为我真的是做黄金交易的。有一天，我的参谋跟我说：“你高高的鼻子，挺像个外国人，你坐在汽车里，脸总是向前看，谁跟你说话也不理，从侧面看上去人家以为你是个外国人。你要是换一顶新一些的帽子，就更像外国人了，外国人不会戴你那样的旧帽子。” “哦？”我拿起礼帽一看，哎呀，我这个礼帽戴了三年了，应该换一换了。我在上海这个环境里，应该买个漂亮一点的。我平时出去都带着保镖坐汽车。这天就自作聪明，心想跑马厅这个地方一出去就是上海的南京路，出去没有几步路就有大商店。我想，我今天出去就不带保镖了，也不坐汽车，我自己跑到百货商店，买顶帽子就回来。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我跑到一个百货商店卖礼帽的地方，说：“拿一顶礼帽我试试看。”一戴，很好。卖帽子的人把我的旧帽子装到盒子里，我说：“旧帽子我不要了，买一顶新帽子就够了。”老板说这个盒子你拿回去，新帽子不戴的时候装进去，省得落灰，我想也对，我就戴着新帽子，拎着盒子走出大门。 刚一出门，突然蹿上来四条大汉，猛地一边两个把我胳膊往后一翻，摁倒了。哎呀，我想，糟了，自己不应该来冒这个险。我定睛一看，汽车里还坐着两个人，其中有个人我认识。我说：“你是李参谋吧？”这个李参谋是原来别动军的一个支队参谋长。他看着我笑：“你还认识我啊？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还是搞别动军的时候见过面的，我们见面不容易呀。你到上海，怎么不通知我啊？今天哪，我们也是遇到你的，请你上我们的汽车，到上海浦西饭店走一趟，我们的头头在那儿等你！” 他看我不理他，又说：“我现在不是别动军的参谋长了，我是浦东丁锡山国民爱国军的参谋长了。” 我一想这个事情很坏。 车门打开，把我推进去了。我在车上说：“李参谋，我们当年搞的部队是为了抗日，你现在越走越远了，你走到了哪条路上去了？” 他说：“我走到哪条路上去了？我们是得到汪先生支持的。” “汪精卫是什么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应该大义灭亲。我们中华民国只有一个政府，汪精卫又成立了一个政府，那是汉奸政府，你投靠汪精卫，不应该呀。” 他“嘿嘿”两声：“我们这些人，地上的蚂蚁一样，那些大人物都投靠汪精卫，我们是哪里有饭吃就到哪里去。” “你现在把我弄到哪里去？” “到愚园饭店，我们的头头要和你见面。” 我一看他的汽车还是防弹的，说：“你这个汽车倒是保险。” 他很得意的样子，说：“这是日本人给我们的。” 车到了愚园路，经过愚园饭店，不停车，转了一个圈，向沪西开了。沪西是日本人和汉奸的世界，我说：“李参谋，你不是说丁锡山要和我见面吗？愚园饭店到了，为什么不进去啊？” 他说：“改变了，不到愚园饭店了！” “那到什么地方去？” 他回答：“到沪西，百乐门饭店！”我想糟糕了。 到了沪西百乐门饭店，车门打开，把我抓了出来。说：“你上楼，我们的头头要见你。”我只好听他们的。上了二楼。门一打开，就把我推了进去。我一看，是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坐着一个人，是汪精卫手下的一个汉奸师长。这个人坐在沙发上，左边有个小凳子，前面是一个圆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下，说：“文将军，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我认识你丁锡山，没有杜月笙把你保出来，你活不到今天。你是杀人越货的海盗，你今天想把我怎么样哪？” 丁锡山手在圆桌子上一拍：“你们这边的人，把我们的一个师傅杀掉了！” 他讲的师傅，叫做何天枫，是个支队长。他说：“现在是一个抵一个吧，要拿你抵何天枫的命。” 我叫骂：“何天枫当了汉奸，犯了国法，应该镇压！你现在干什么？你也当了汉奸了！你就是今天把我抓到，把我整死，会有人来替我报仇。你知不知道啊？你是汉奸！你是自己往死路上走啊！” 他一听我骂他，一下子就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拍，狞笑着说：“我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你对我还是这样神气？”我一想，这个家伙是一个海盗，跟他讲这些话也没有用，他把我抓住，一定是送给日本人，我这条命就没有了。我跟他大概隔一丈远的样子，我是练武的人，我有我的一些办法，我一个箭步蹿到桌子前，那个手枪到我手里了，我一下子摁住他，用手枪抵着他的头，说：“今天究竟是你死还是我死？你把我弄死了，你也活不成！” 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呼啦”一下五六支手枪都对着我，我说：“你们要开枪，我先把你们这个头头打死！”他们那些家伙不敢开枪，眼睁睁地看着我用枪抵着丁锡山的头。 忽然，外面走进来两个人，喊：“你们想干什么？” 这两个人很神气，手一挥，把屋子里的其他人轰走了。我正在全力对付丁锡山，忽然听到其中一个叫：“文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看，救我的人来了。这两个人是洪帮中地位很高的人，是我那个策反委员会的委员，一个是高翰生，是湖北人，北洋军阀时候的国会议员；另一个龚君普，也是洪帮大哥，是吴佩孚手下的少将监务官，是个将官，也是策反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帮会论辈，那些小喽喽一见他们辈分高，就双腿发抖。他们一进来之后，看见我拿着手枪跟丁锡山在那里斗，高翰生跑到丁锡山跟前，“啪啪啪”照着丁锡山就是几个耳光，说：“你今天想把文先生怎么样呢？你这个家伙忘恩负义，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就是文先生说的话，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今天怎么还对付他呀？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 丁锡山跪在两个人面前，流着眼泪，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地说：“我对不住你们。我看他们把我的师傅杀掉了，我要替师傅报仇。” 龚君普又打了丁锡山几个耳光：“你报什么仇啊？何天枫自己当了汉奸，不当汉奸能杀了他吗？你的救命恩人是文先生，你这个家伙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一看这种情况，就一边把手枪交给龚君普，一边大骂丁锡山。我对他们两位说：“我很感激你们，丁锡山呢，我还要跟他说几句话。” 我说：“刚才他们两个讲得很对，你就是不明大义，只晓得报仇，跟着汪精卫你想做大官，你这条路走错了。你如果今后好好干，我可以把你这个汉奸的名义刮下来。杀日本人杀汉奸，并不是没有路，有路你自己不走。”我把丁锡山骂了一顿，他跪在地上磕头：“文先生，救我的命，救我的命。”我说：“你呀，今天是这两位救了你，他们不来呀，你不死在我的手里，恐怕我就死在你的手里了。” 高翰生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过来揪了我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赶快脱离这个险境，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就没有活命了。高翰生喊：“丁锡山！赶快让你的部下好好把文先生送上汽车，跟我们走，有一点不对，你这个家伙就活不成了！” 丁锡山连连说：“就这么办，就这么办，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到了车上我们会说的。如果文先生出了问题，你也活不成！” 丁锡山就喊他的手下把我送上汽车，到了愚园路英租界路口，我们下了车。高翰生另外叫了一辆汽车，我们脱险了。在车上，他们两个人对我说：“今天好危险，我们不晓得你被绑架了，我们是以洪帮的身份，来做丁锡山的工作的，没想到把你救了。好危险哪，丁锡山是个最坏的家伙，我们身上都出了一身冷汗。” 戴笠给我拍来电报，说上海太危险，要我注意。我回了一封电报，“为国牺牲，义无反顾”。 我在霞飞路开了一家照相馆，两个照相的都是我的人。一次，打进“７６号”的内线到照相馆来送消息，说“７６号”把我的照片放大，由一些特务拿着，在租界的出口处，日夜盯着我的汽车。当时，处境很危险。晚上１０点以后我才敢出去活动。 有个叫左篆的，过去是个科长，湖南大学毕业的。这时他把科长辞掉，带着妻子到上海来找我，非要跟着我干不可。我说既然你来了，就搞宣传工作吧。我这里本来没有什么宣传科，因为他来了，因人设事，成立了一个宣传科。他是个湖南人，妻子是上海人。左篆来了没两个月，突然失踪了。他妻子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说：“你至少知道一点动静啊？”她说一点也不知道，他早上出去就没有再回来。 我问“７６号”内线，有没有抓住一个姓左的？回答也是不知道，说如果抓来，我们一定会知道的。我又问在日本人那里的内线，内线告诉我，日本人抓了一个姓左的，这个人很刚毅，受尽了酷刑，什么也不说。嘴里不知念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日本人，说这个姓左的念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不到两个月，左篆被日本人活活地打死了。我们追认他为烈士。 我在静安寺的房子里请了一个娘姨，我问她：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她说：“我是宁波人，我的丈夫是当兵的。” “当兵的？在哪里当兵？是在国民党里当兵呢？还是在汉奸那边呢？还是在日本人那边呢？” 她说：“在汪精卫那一边。” “那你到这边来工作，你丈夫知道不知道呢？” “知道。我写信给他说，我在这里，是做生意买卖的，对我们很好。” “你的丈夫到过这里没有？” 她说：“没有，他是宁波乡下人。” 她还认识点字，有一天，我跟她讲：“我出钱送你的小孩上学，把她当成我的女儿一样。你呢，谨慎一点，就不要出去了。” 她说：“开始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后来我看清楚了，你们是重庆派来的高级官员，你们不是做生意买卖的。” 我说：“你看清楚了吗？” 她说：“看清楚了，那个参谋长是代替你负责的，他的妻子也很好，是杭州人，对我们很好。” 我说：“我们是为了抗日，救国救民嘛，我们住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家庭，实际上不是个家庭。”我问这个娘姨在上海几年了？她说：“我家里到上海做娘姨的，我是第一个。”当时，宁波娘姨是第一等，上海娘姨是第二等，第三等是江北娘姨，她说我们宁波娘姨的待遇都比较高。我说：“送小孩读书都是我花钱，你还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会关照下属多给钱给你。” 一天，忽然闯进来五六个人，娘姨一看他们来头不对，就赶快把文件、账目藏起来。他们抄家什么也没有抄出来，这个娘姨很机警，趴在我窗子上喊：“我们这里来了流氓，抢东西！”巡捕房里马上就来人了。那五六个日本人看到来了巡捕，就逃掉了。如果不是这位娘姨叫来了巡捕，那些日本人只要一掀里屋的门帘，账目名册之类的东西都在里面，好险呀！巡捕问娘姨：“你喊叫什么？” 她说：“这几个流氓看来像日本人，所以我就报警了。” 这个娘姨很机警，后来我奖励了她一笔钱。 巡捕刚走，我刚好来到这里。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觉屋里的气氛很紧张，参谋长不在，会计科长也不在。娘姨出来了：“哟，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就不要再出去了。看来日本人在外面还有探子。你出去把你抓起来不得了。”娘姨说：“我带你到隔壁的一家去躲一躲。” 我问：“参谋长呢？” 她说：“参谋长没回来，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娘姨：“你站在窗子边注意着，如果参谋长回来，你就赶快从窗子上丢衣服下去，让他不要进来。” 一会儿，参谋长果然回来了，娘姨把衣服丢下去，参谋长一看，知道发生了情况，就不敢进门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会计科长回来了，娘姨还没有来得及把衣服丢下去，日本人扑过去把会计科长抓走了。重庆汇来的经费都归他负责，然后再发给上海军统的各个机关。这个会计科长姓马，叫马仁湛，他是个大学生，在我这里是半天读书，半天工作。他被捕之后，被日本人把两条腿都打断了，他始终没有投降，始终什么都不承认。后来我特赦以后，他还坐着轮椅来看过我。 有一天礼拜天，我的副官跟我讲：“主任哪，你到上海两年多了，日本人跟汪精卫天天悬赏要抓你。你白天没到过茶馆，也没到过公园，你把自己焊死在一个很小的圈圈里，这样吧，明天我给你安排一下，愚园路有个公园，那个公园是一个犹太人修的。你也去晒晒太阳。” 我说：“不能去，很危险。” 他说：“你也晓得怕？对自己的身体一点都不爱惜还行啊？我们到公园里去一趟，晒晒太阳，转一个圈就回来了，那有什么问题呀？” 我还是犹犹豫豫的，感觉我们总是在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地方出问题。副官就望着我笑，说：“你听我的，我们到愚园公园去晒晒太阳，顶多耽搁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回来了。” 我听他的了。那天我们坐着汽车来到愚园公园，我们买票进去，我走在公园中间的马路上，两边是小湖，前面有一个亭子，我往那边走，糟糕了！那个郎本实仁穿着将官的衣服，坐在亭子里！ 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这个家伙很机警，他一看到我走过去，那个样子就很警觉。 我悄悄告诉副官：“亭子里坐着的那个人，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个日本人郎本实仁，当年他要把我杀掉，没能做得到，今天他看到我，装作没有看到我，我也装作没有看到他。你看他穿着将官衣服，是个少将。听说他调到宁波，在蒋介石的家乡当防守司令，他怎么到上海来了？” 副官说：“我听你讲起过这个人，但是没有见过面，我不知道。” 我说：“现在怎么办呢？” 副官很紧张：“我们现在赶快回头吧，坐汽车回去算了。” 我说：“很可能公园外头他布置了人，我们一撤退，他就把我们打掉了，到了这种关头，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怎么办呢？” 我告诉副官：“郎本实仁很可能是有计划地对付我们。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知道我们要出来。” 李副官没有办法了。我说：“不要慌，你从亭子那边转过去，隔着郎本八步到九步之间，监视着他，如果他有什么行动，你就先发制人，一个箭步上去用手枪把他打掉！” 副官说：“我知道了。这个我做得到，做得到。” “你不要慌慌张张的，如果不出现什么坏的情况，你不要乱打枪，这里是租界，如果把朗本实仁打死了，租界上的巡捕会把我们抓起来的，我还要进巡捕房。你不要轻举妄动。” “我知道了。”李副官就转到亭子另一边。 郎本实仁从亭子一边的小桥上下来了，直接对着我走。我想，糟糕了！我是回头走？还是迎头而上呢？我紧张地考虑。我想：我如果向后退，公园外面他会安排人。干脆，我向前走，迎着他过去！ 郎本实仁装作没有看到我，手老是放在衣服里，我就判断他衣服里面有手枪，我想，可能他一过来就用手枪把我打掉，或者把我打到湖里去。 我和郎本实仁擦身而过时，我感觉他要对我动手了，我就一下子先发制人，把他左手逮住了，把他伸在衣服里的左手向下一拉，他左手里的手枪就到了我手里了。我用很大的力量，一拳打过去，郎本实仁倒在马路上！李副官看见我把郎本实仁打倒了，一个箭步蹿过来，骑在郎本的头上。 郎本跪在我的面前哭，我指着他骂：“郎本！我们两个从‘８·１３’起就是对手，现在已经四五年了。你想把我除掉没有做到，我想把你除掉也没有做到，今天怎么样啊？我今天也不整死你，我是为国家，你也是为国家。我知道，你是宁波那个地方的防守司令，我这次把你放走，你如果在宁波做些好事，以后我还可以原谅你！” 他还是跪在地上哭：“你就宽大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我把手一扬：“好吧，我就放你走。” 他回头看了一下两个副官，使了一下眼神，赶紧跑走了。 后来郎本实仁在宁波，为了修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很多钱，还做了很多好事。 一直到日本投降，我们从西安到了北京，有一天，我的部下马汉三问我认不认识郎本实仁？ 我说：“你怎么知道啊？” 他说：“现在这个人被抓到北京，我们把他关起来了。” 我说：“这个人还算做了一些好事呀，不要杀他。”在北京，我又跟郎本见了面。没想到见了面，郎本实仁不认识我啦！ 他打量我好久：“你这位长官，我好像见过面，又好像没有见过面，你是谁呀？” 我说：“你现在不要问我是谁，你这个人在东北杀了好多人，在天津杀了好多人，到在上海又杀了好多人，但是以后你改了，你给我们校长的母亲修了墓，在宁波还做了些好事，这次我不抓你，不把你当战犯，你回国好了。” 很快，郎本回国了。 那时军统局还有一个单位叫“上海区”，上海二区的区长陈恭澍是个少将，黄埔第五期的，在北伐时号称八大金刚之一，后来带着四个行动大队在上海杀汉奸。另外还有一个区长负责情报，两个区长互相不能联系，不能见面，戴笠规定由我每个礼拜与他们两个分别见面一到两次，每一次都是我规定见面地点。 一次，我和陈恭澍约好，２８日在一个黄埔同学家里见面。 ２７日这一天，我们一个中央会计蒋志云急急忙忙跑到我住的地方来。我问她：“这样急急忙忙地发生了什么事啊？”她哭了：“你还不知道啊，”她说，“陈恭澍带着日本人和汪精卫特务把上海区都破坏了。我是从后窗子逃走的，日本人没有抓到我，我没有地方去了。我只晓得你这里，跑到你这里来躲一躲。” 我问：“他什么时候叛变的？” “昨天晚上。” 幸亏她告诉我这个消息，不然我第二天就要和陈恭澍见面了。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救了我的命啊！”我想了想又说：“你到我这儿并不安全，我派副官送你离开上海，先到乡下去躲几天，然后给你买票离开上海，到香港去。”这样，我又救了她。 我说：“现在中央要把我调到重庆去，你先走，我大概１０天以后就离开上海，上面的命令是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到浙江温州，从温州到金华，走陆路，坐汽车到重庆，这个时间花得长一些，路上也辛苦一些，我采取走香港这条路，我们到了香港再见面吧。” 后来，蒋志云到了台湾，还当了国大代表。她很感激我，说：“我的这一生啊，是你把我提起来的，当会计也是你保的我，我当国大代表，也是你帮助的。我救了你，你也救了我。”我说：“这件事情就不要谈了。” 有个湖南湘乡人，叫肖克文，人称“小耳朵”。过去在警察局里干过，后来他到上海卖酒，全家都住在上海。他得知我到了上海后，就来找我，说是不想卖酒了，想在我这里谋个差事，我考虑一下，说：“这样吧，我很忙，这个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我也不兼了，请你来代理一下。”他后来把三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弄到办事处里来做事，都成了军统在上海组织里的交通，连他的外甥都到军统里当了交通，一家人生活过得不错，我一看这一家都为爱国服务，就嘉奖了他们。 “小耳朵”被捕了。刚一被捕，他就叛变了，把我供了出来。“７６号”特务问他，知道不知道我住的地方，他说：“文强住的地方我搞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找到他。他对我很信任，如果我约他，他一定会跟我见面的。”汪精卫“７６号”特务的意思是，让“小耳朵”约我见面，一定要把我抓到，抓到我，奖金有“小耳朵”的一半。 “小耳朵”看有利可图，就通过一个关系写信给我，大意是说：“文先生，这次程国绪叛变了，我也被捕了，现在他们逼着我找到你，我说我能够见得到文先生。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接到这封信，就和参谋长研究，要不要去见“小耳朵”呢？参谋长说你决不能去，太危险了。我再三考虑，做出决定，说：“如果不去，这个线就断掉了。假如去了，我有办法保护自己。” 我就派人给“小耳朵”送信，约好他在董竹君的茶馆里见面。 我在茶馆里布置了一些人，都带着武器。如果“小耳朵”一个人来，我的副官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把他塞进我在门口准备的汽车，弄着他兜圈子，中途换三部汽车；如果他带人来，我们的人就一起上，打掉他们。 “小耳朵”来了，他前后左右都没有人，就他一个，我的副官迎上去。“小耳朵”认识我的副官，说：“我约文先生在这里见面。”副官说：“你跟我走，汽车在外面。”“小耳朵”心里发毛，不想走，副官一招手，上来几个人一把抓住他，把他塞进了汽车，兜了很多圈子，换了三部汽车，到了一家公司里面，我在这里等他。 “小耳朵”一见我，双腿一跪。 我问：“你怎么样？” “你不要误会我”，“小耳朵”说，“我已经告诉你有人要抓你，我不会害你。”“小耳朵”又看着我说：“我家没有饭吃了，不晓得中央会计那里有没有钱？你是不是可以再借点钱给送去，让我家里人有饭吃。” “这是小事，我会借钱给你。你说老实话，你这次出来要跟我见面，有什么背景？” “他们要我把你引出来，抓住你。” 我问：“你来的时候，跟着几个人？” “小耳朵”说：“我们一共三个人，有两个人藏在茶馆外面。你这位副官先生突然把我推上车，那两个人回过神儿来时，汽车已经开走了。” “我相信你说的话。”我问，“另外还有什么任务给你？其实你不讲，我也清楚！” “另外没有什么任务。” 我说：“他们一定要你策动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周伟龙，这个人也是湘乡人，跟你的大女儿两个人是姘头，我知道‘７６号’一定要你策动周伟龙，让他投降汪精卫。” “小耳朵”听我这样一说，露了一句：“你怎么了解得这样清楚啊？” “我不是讲了吗，你不说我也知道。” “小耳朵”以为我真的摸底，就全交代了：“‘７６号’要我带着我的大女儿肖淑英一道到广东，去见周伟龙，策动他的部队投降汪先生，没想到你已经晓得了这个计划。” “那么你去不去广东呢？” “小耳朵”说：“我打算去，不过他们要先抓你，这一步成功后，再去策动周伟龙。” 我说：“那好吧，你今天没有把我抓到。你家里困难，我会派人送去５０００块钱。你的路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当汉奸连累了你的子孙。” 他跪在地上又哭了一顿，我就把他放走了。那时，我３０岁出头，“小耳朵”已经快６０岁了。 我的策反任务基本完成，从华北、苏北到东北，策动汪精卫部队一百多万人投降。当时，那些汉奸的心理是脚踏三只船，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共产党，他们看看当时局势，还不愿意到共产党那边，经过我们的策反工作，愿意跟着蒋介石走。 我奉命调重庆，离开上海之前，把参谋长叫过来，说：“你跟我好多年了，是我的参谋长，现在调我到重庆去，要是我指定一个人在这里负责，代替我的职务。我现在指定你代替我。” 参谋长讲：“我们现在这里没有钱了，你走了以后，没有钱呀，把我留在这里也没有用。这样多的人要花钱，我到哪里弄钱呢？我弄不来。” 我说：“这样吧，我走之前，至少要弄２万块钱，我自己带１万作旅费，另外１万块钱给你，你维持个把月就可以，是不是啊？以后我给你汇钱来嘛。” 过了几天，正好王艮正来看我，这个人是国民党，在上海开有私人银行（后来加入共产党），我就跟他讲：“现在我奉命要调离上海了，对你我也不保密，我现在马上要走，身边没有钱。” 他问：“你要多少？” “大概两万块。” 他说：“两万块钱我给你拿出来。” “我可能到了重庆以后，这个钱才能还你。”我又说：“现在上海局势很紧张，我的预测是太平洋可能要打仗了，我们这些人都要离开，你那个银行恐怕在上海也存在不了几天，你要想办法离开这个上海。如果不早做计划，恐怕临时来不及。” 他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照着办，我马上拿两万块钱送给你。你到了重庆，再归还我。我也不要你的息钱。” 他拿了两万块钱给我。我带了１万块钱离开上海，留下１万钱给参谋长。 我离开上海不到一个月，“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代替我留下的参谋长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留在上海的电台人员也叛变了。我一到香港，上海方面就打电报给我说：“你离开还不到半个月，什么都变了，日本人和汪精卫在报纸上登出名单，把我们叫做蓝衣社，把你写在蓝衣社的第一名。” 这件事其实我已经知道，我在离开上海买船票的时候，我的副官买了一份报纸，看到上面登着我的名字，说我是蓝衣社的头头，他把报纸给我看，并说：“你看看，你要小心哪。” 这张报纸我一直带到香港，后来我把这张报纸带到重庆。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31:19

第十七章遭遇珍珠港事件 我在上海搞情报时，发现日本关东军有两个师团由东北集结到青岛，之后再乘兵舰南下，沿途没有停留，一直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一个师团下了兵舰，另一个师团又去了菲律宾。关东军这两个师团装备精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的海岸不登陆，在香港也不登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教会里的人跟我讲，说他们听到的消息是，日本人要去对付英美，好像有什么行动。另外，我们还破译了日本人的一个密码，发现日本人确实到了新加坡。我判断，日本人在太平洋能够有一个大动作。我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参谋本部，很快，参谋本部回电，说这个情报恐怕不准确，日本人打中国都打不下来，转向英美的可能性不大。军政部长何应钦把我的报告给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了之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连连摇头，说这简直是笑话。根本没有相信我的报告。 我又继续调查，之后再次发出电报，说不要轻视日本人的此次行动，以防万一，出了事情就来不及了。 很快，参谋本部又回电，大意是，并不是我们不相信，是英美不相信。 双十节之前，蒋介石来电，要我离开上海，取道香港，或取道金华，到重庆报到。我想取道金华，不但辛苦，而且很危险，于是我就坐上了海船，到了香港。 这时已经接近双十节了。我和香港处的处长王新衡见面，王新衡是宁波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我向他讲了太平洋的情况，他也直摇头，说：“你这个情报，不可能不可能。”他说：“世界上哪有蛇吞象啊？”他把日本比做蛇，把英美比做象，“你说日本要转向英美，我不相信，不相信。” 我说：“日本已经见诸行动，东北两个最精锐的师团南下，在中国的海岸线没有停留，到东南亚去了这不能不注意。还有，日本的海军也出动了，这是事实，你们还在讲什么蛇吞象！就连英美自己也不相信呀。” 王新衡问：“你买的哪天的飞机票去重庆啊？” 我回答：“买的星期三的飞机票。” “何必这样急呢？后方的物资很困难，你在香港做几套好衣服。我们已经从重庆方面得知，戴雨农先生担任了全国缉私处处长，你们这些大员要调到省里当缉私处的处长，名单里有你，让你到湖南去，当湖南缉私处处长。” “我没有接到命令，我不知道。”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 他说：“你要上任了，做几套好衣服。” “礼拜三就走了，怎么来得急啊？” “礼拜日走！”王新衡说：“西装店我有熟人，我让他们加班，不误你礼拜日的班机。”我一想，也行，礼拜日走，只耽搁三四天嘛。 量完衣服后，王新衡说：“香港有个凯乐门酒店，是我们自己人开的，离飞机场又很近，你搬到那里去住，衣服做好了我给你送过来。”按照王新衡安排的，我搬到了凯乐门酒店。 住了两天，我在街上还碰到个熟人，姓廖，廖公劭。他是黄埔学生，在军统里投降了日本人，这次他逃出日本人的监视，带着老婆和三个朋友一起跑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逃难到了香港。我在香港正好碰见他，我说：“你虎口余生逃出来了，回重庆吧，回到重庆一定对你优待，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当个什么省的缉私处长。”他听了很高兴。 星期日早上，我刚要动身到机场，忽然，香港到处拉起了警报！我看到印度军队向飞机场的方向跑。 廖公劭的老婆跌跌撞撞跑到我屋子里，一进门就哭：“走不了了，完蛋了！完蛋了！这是日本人的世界了！” “瞎说，赶快想办法逃嘛。”我打电话问王新衡发生了什么情况，他说好像是防空演习。我说：“这个防空演习怎么跟真的一样呢？” 后来才知道，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王新衡对我说：“老兄啊老兄，这个蛇真的吞象了。”其实就连我这个搞情报的，也没有料到日本人打得这么快。 王新衡跑来找我，说老兄赶紧进防空洞吧。 “这个防空洞怎么搞得这样高级呀。”我一进防空洞，很惊讶。 王新衡说：“英国人厉害，好多年前就修好了。这里很自由很宽敞，像你这样西服革履的，一点都不妨碍。” 我在防空洞里躲了几天。有一天，我离开防空洞，到凯乐门酒店去，心想凯乐门酒店我还有点行李放在那里，去看一看吧。 我跑到凯乐门酒店，刚进房间，茶房说下面有人找我，我赶紧就下了楼。迎上来的是我这个朋友廖公劭，他说：“我上次遇到你，有好多话还没有跟你讲完呢。在新加坡那个地方，英国人说我们中国人靠不住，把我们赶出来，我还有三个朋友，一起跑到香港来，我们身上没有钱了，也没饭吃了，你不是跟我讲过一句话吗？你接济我们，你说你还有一万块钱，准备给我们一部分。你也不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今天我来找你，巧了，正好碰见。” 我说：“这样吧，先上楼去，我们到里面吃些点心，我本来要回重庆的，现在看样子也走不了啦，我那一万块钱哪，还是拿一部分给你吧，我只有一个人，你还有妻子，小孩，还有三个朋友，你正需要，我拿一半给你。” 我们吃了点东西之后，我说我还要回我的房间去看看，把我的行李带到防空洞里去。我跑上楼去一看，我住的那个房间，门上打了好大的洞！ 茶房跑来了：“哎呀，幸好你出去了，日本的小钢炮打过来，正打在你这个房间，你如果不出去，可能就活不了了！”我一看，我的箱子已被打破了。我跟廖公劭说：“你今天来得好啊，你不来，我在屋里面，一炮弹打来那还活得了吗？” “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我就又跑到防空洞里躲起来。在防空洞里，有人给我出主意：“如果要安全哪，到皇家俱乐部去，那儿有十几层呢，飞机投下炸弹来也死不了人。” 我觉得有道理，赶紧又转移到海军皇家俱乐部去。气喘吁吁刚一跑进门，一个老人家跟我打招呼，我一看，噢，是个海军中将！ 海军中将看了看我，说：“你是个将军哪，我也是个将军，你是陆军少将，我是海军中将，香港打得这样子，我们两个都不出来出点力呀？也太不像话了吧，有愧啊。” 我说：“听你的，你是海军中将，是跟随总理的人。”这个海军中将比我大十几岁，是个老资格，姓陈名策，保卫孙中山、打掉陈炯明的就是他。海军中将说：“这样吧，我看见英国人一天到晚慌慌张张的，日本人厉害得很，晚上抢劫、强奸，把香港搞得很坏，我们出来做点事吧。” “做点什么事啊？”当时，尽管我说听海军中将的，但是我真不知道能不能逃出去，一点办法也没有。 陈策说：“我们组织一支保卫队，叫做ＭＰ。把商店里的店员和平时受过训练的人都组织起来，组织个千把人，维护香港的秩序。” 我说：“你讲得很好，这方面我有过经验。我‘八·一三’在上海，上海到处都是间谍，搞得一塌糊涂，我和戴雨农先生奉委员长的命令在城里组织了１万人的别动队，维持后方的秩序。我还把同仁书院的日本人绑架了几个，拷打一顿，他们就什么都说出来了。” “噢？你在上海办过这个事啊？那你还有经验呢。”陈策高兴了。 我说：“我可以办，不过我认为组织１０００人太少，香港又这样大，至少要搞５０００人。” 陈策说：“英国方面我还有些朋友，我就把你的大名列上去，我的名字放在前面，我们两个人出面，看英国人愿意不愿意？” 我们很快写了个方案给英国人，到了第三天，英国人给陈策回话，说你这里还有个少将啊，你赶紧带着这个少将来见我们。 陈策和我到英国人那里谈了我们的计划，表示我们马上就干，组织５０００人，白天巡逻，晚上把守街道，那些流氓地痞不许进来。就这样，我和陈策两人把香港的ＭＰ组织起来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就把那些流氓地痞都抓住关起来了。英国人又说：“还请你们替我们保护防空洞，服装不整的不许进来。”后来，英国人讲：“你们组织的这５０００人，比我们两个旅的力量还大，你们做了好事。”不过，英国人胆小，香港守了１８天，就打着白旗子投降了。我跟英国人讲：“你们投降了，ＭＰ这５０００人怎么办呢？日本人要抓他们，你们发些钱给他们，把他们送走，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英国人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中将，一个是少将，怎么办呢？” 我说：“我们不靠你们，你们已经自顾不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们会自己逃出香港。” 陈策搞到一个快艇，跑到山东，日本人追上他，开枪就打，陈策负了伤，当时陈策的干儿子在快艇上，他会游泳。他一看干爹被日本人打伤，日本人也快要追上了，一下子就把他干爹背上岸，岸边山上有我们的部队，部队一开枪，日本人逃跑了，陈策得救。之后陈策逃到重庆。 陈策后来的命运不大好，他的一个小老婆拿了他积攒多年的财宝，跑掉了。陈策一气，就死了。 我在１万块钱里拿出一半给廖公劭，他是福建人，会说广东话，又会说福建话。他说：“你这个人太好了，我们一家人如果没有这５０００元，早不晓得哪里去了，你看现在这样好不好，海里的情况我很熟悉，我能保护你，我们要逃出香港。” 我说：“那好吧。就靠你帮忙来救我吧。” 我们搭了一条渔船。我对廖公劭说：“你有海里的经验，你看看我们这条渔船，那几个手里拿着铁棍，总把我们的行李敲敲拷拷打打的，我看这船上的三个人是坏人，恐怕是海盗。” 廖公劭不以为然：“哎呀，你不要疑神疑鬼的了，什么海盗到这个鬼地方来，你也没有见过海盗，瞎说，瞎说！” 廖公劭的妻子说：“文大哥，文大哥，别看你小几岁，你的阅历比我丈夫高得多。他一生大事也糊涂，小事也糊涂，不像你这个人很谨慎。” 船离开常州岛，向澳门和香港之间的澳头走，所有的船在澳头都要停下来检查。快到澳头时，有一条船向我们开来，廖公劭在船舱里，我叫：“老廖，老廖！你来看看，那里来了一条海盗船！” 他从船舱里爬上来：“我没看到。” “你再看！” 他说：“那不是海盗船吗。你见过海盗船吗？” 我说这条船很窄，两边坐的人有三四个，划着桨，我读过小说。这种船叫蜈蚣船，凡是坐蜈蚣船的，就是海盗。廖公劭觉得好笑：“瞎说，你又没真的见过海盗船，从小说里看来的，你不要开玩笑。” 那条船直接向我们这条船驶过来了，廖公劭把他的老婆也从船舱里喊上来看，他的老婆说你听文大哥的，文大哥经验多。廖公劭说：“那条船是干什么的，我也搞不清了，那条船向我们来了嘛。” 蜈蚣船靠近我们的船，铁链子甩过来，把我们的船勾住了，那些海盗手里拿着双筒猎枪，跳上我们的船，不许我们动，谁动就开枪打死谁。海盗把我们的行李抢跑了。不过我事先已经有了警觉，把我的图章，还有一个手表，装在一个袋子里，在后舱掌舵的地方吊在水里面。除了这些东西没有被海盗发现，其余的行李都被海盗抢跑了。所有搭乘这条渔船的旅客都没有钱物了，有一家人坐在甲板上哭：“哎呀，我们什么都没有啦，我女儿身上有１００万港币，被海盗搜到抢跑了，还有一缸子猪油，猪油里面差不多有１０斤金子，都给抢跑了，我们是在香港做生意的，现在家产都没有了。”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想了一会，我悄悄向廖公劭讲：“让你的妻子出来，求求海盗，对着他们哭。” 他问：“哭什么呢？” 我说：“行李里面有条小被子，海里很冷，你的小孩没有小被子，在海里会冻死的，要他们发点慈悲吧，把小被子还给我们。” 他妻子就跑到海盗面前跪下哭：“我的小孩子才一岁多，海上这样冷，你们连个小被子都不给他呀，在海上会冻死。”海盗把小被子挑出来，用手搓了一顿，看看没有藏什么东西，就把小被子甩过来了。 船经过澳头，到了澳门，我们上了岸，坐在海边上，都在那里哭，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跟廖公劭讲：“这里的情况你最熟悉，你做点工作吧，你们五个人，加上我们六个人。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住一晚吧。”他说我们又没行李，又没钱，怎么找地方住呢？ 我说：“你找个小一点的客栈，今天晚上过一夜再说吧。” 他就不去，一分钱也没有啦，再小的客栈也不让住啊。我一看廖公劭坐在海边垂头丧气，就喊廖公劭的妻子：“你叫点饭来，我们从昨天到今天还没有吃饭呢，小孩子饿得哇哇哇地哭，不吃点东西不行哪。从客栈搞一点饭菜来。”廖公劭的妻子找到一家小客栈，叫来饭，没想到，大家一吃，越吃越饿，越吃越多，我说：“再去叫一点饭来吧。”廖公劭闷着头什么都不吃，他说：“你光顾吃，谁付钱哪？” 我说：“你这个人哪，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把廖大嫂叫来，说：“我为什么要你跪在海盗那里哭啊？那个小被子里我放了有５０块大洋，你把被子拿过来拆了，把账付了，今天晚上我们还可以开两间房间，还有地方住，一切事情到明天再说。” 她一拆小被子，把５０块大洋拆出来了，说：“文大哥你这个人，神仙一样。” 我们住了一晚，一切开销过后，钱还多出来一些，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放在廖大嫂手里头，节省一点来花，我又喊廖大嫂：“你把我这件夹衣下面拆开，我在这里面还藏有一百多块钱的表链子，这个表链子，也交给你，你不要告诉廖公劭，他又抽烟又喝酒，吃不了几天１００元又没了。”廖大嫂说：“你这个人怎么跟变戏法一样，被子里也有钱，衣服里还藏着金链子，你这个人什么都是有准备的呀。” 我对廖公劭讲：“我们两个人对澳门的情况不熟悉，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朱执信纪念馆吧，我们看看那里有报纸没有，了解一些情况，也许能想点办法。”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有名的一个秘书，澳门有他的纪念馆。我和廖公劭找到朱执信纪念馆一问，他们给了几份报纸，我一看，都是几个月以前的报纸。 我说：“你们这里还有人管事没有啊？” 纪念馆的人问我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从香港逃难来的。” “我们纪念馆也没有钱救济你们哪。” 我和廖公劭在朱执信纪念馆东张西望，四处看看。忽然，跑过来一个人，给我敬了一个军礼！我一下子也慌了，在这个地方怎么有个人给我敬礼呀？这个人叫我主任，我想，他叫我主任，是我当教导团主任时候的人吧？我又恐怕他是日本人的什么间谍，就说：“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要叫我主任。” 这个人说：“主任，你说笑话吧，我是俞作柏先生的警卫，在教导团你教过我的书，你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你姓文，你叫文强，我赶紧捂住他的嘴：“你小一点声音，小一点声音。”廖公劭在一旁看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跑得好远好远的，不见影子了。 我说：“你给俞作柏先生当过警卫，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我是广东人。” 我问：“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呢？” “那个时候，我还当过大队长，上海方面让我去杀汉奸，结果汉奸没有杀成，反倒把我们带队的人抓跑了，我们没地方去了，往老家逃吧，就逃到这个地方了。” 我又问：“那你怎么生活啊？” 他说：“我在这里做事，还有点收入，主任你大概很困难吧，我可以救济你，你信不信得过我呀？” 我说我可以信得过你，他就把他住的地方告诉我，还告诉我：“我住的那个房子，安电铃安不起，我吊了个铃子，安了一个钩钩，你一晃那个钩钩，里面就听得着，里面也有个铃子。我回家去看一看，我妻子快要生小孩子了。”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就瞎说一气，说我住在澳门中央酒店。 他问：“中央酒店几号房间呢？” “住楼下２号房间。” 他说：“我回家一趟，就来看你，暂时告退。”我一想，人家拿一份诚意对我，我也没有住到什么酒店，又没有那个房间，瞎说一顿，我是在逃难，太对人家不住了。这时，我到处找廖公劭，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后来，看见那个俞作柏的警卫走了，廖公劭又跑回来了，问：“那是个什么人哪。” “是我的部下，姓梁，叫梁东华。” “他找你干什么啊？” 我说，这个人很有用呀，他从上海逃到这里，结了婚，他的妻子要生小孩了，他还可以救我们，要离开这个澳门，他还有办法送我们。 廖公劭说：“你不要信他的，我看他是日本人的间谍。” “你瞎说，你不认识他，你瞎说干什么？”我说：“我现在感到内疚，他留个地址给我，我留个地址给他，我那个地址是假的。我看，现在赶快到他家里去看看他。” 我身上还有点零钱，就叫了一辆洋车，按照梁东华留给我的地址，找到地方，果然门上吊着个铃子。我一拽铃子，出来一个女的，我一看那个女的肚皮，是要生小孩子了，看来梁东华没有骗我。那个女的请我进去，我问：“你认识梁东华吧？”她说：“是啊，是啊，这里住的是梁东华，我的丈夫是你的学生，他说今天来了个长官。” 我想，一点都没有说假话啊。“他现在到哪里去啦？” “他回来跟我见了面之后，说是到中央酒店看老师去了。” “哎呀”，我说，“糟糕了！你这里到中央酒店有多远呢？” “没有好远，过一条横街就是。那里有个赌场。” 我拔腿就往中央酒店跑。刚跑到酒店的门口，我就看见梁东华出来了，他没有看到我，很不高兴的样子，我上前拉拉他，小声说：“小梁哪，刚才很对不住你，我们是逃难来的，我们五六个人住在一个地方，不好告诉你，我说的中央酒店一楼多少号，都是假的。” 他说：“是啊，一楼是个赌场，根本没有什么房间号的，我跑到楼上到处去找。”“唉，那是我骗你的，所以我马上赶来，向你道歉。” 他上上下下把我看了一通，说：“老师，我们去吃碗面条吧，有话到那里谈。”我们吃面条的时候，他问我住在什么地方？说：“明天１０点我再来看你，你要脱离这个危险地方哪，我可以救你。不过有一点，我的妻子就在这两三天要生小孩，假如她要生小孩，我就来不了了，那我就恐怕要一个礼拜以后再来看你。” 我说：“那好吧，你如果有情况，就不要来了。” 第二天，我就一直等，等到１０点钟，梁东华没有来，廖公劭把我骂了一顿：“你老是相信人家，你晓得他是个什么人呢？该不是日本人派的间谍？你自投罗网！” 我说：“你这个人哪，他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嘛，我马上到他那里去看看。”我又搭车到他住的地方，一拉铃子，出来一个小娘姨，拿着一个棉包，还带着一些吃的东西，我问：“你是不是梁太太家请来的一个小娘姨？” 小娘姨觉得有些奇怪：“你是什么人啊？是不是他们讲的你是他们的长官？” “是的。” 她说：“梁先生昨天晚上到医院去了，太太生小孩了。” 我想了想，问：“你现在到医院里去吗？” “我去送东西给太太吃，再送床被子去。” “那我跟你一道去。” 我跟小娘姨一起到了医院里，梁东华看到我很高兴，说：“你这个老师，我还没有去看你，你这样快就来看我。” 我说：“这位小大姐告诉我，你的夫人已经生了小孩啦，我应该来祝贺嘛，所以我来了，带了点小小的礼物，带了５元港币作为见面礼，送给你夫人和小孩。” “你在困难当中，怎么还给我送礼物啊！”他说：“可能再住三天，我的妻子就可以回家了，把她安顿了之后，我再来跟老师计划，把你们如何送出去。” 过了三天，梁东华到我们这里来了，他说：“我要救你的办法要通过石歧，到了石歧这个地方，才可以走出澳门。还要有日本人的良民证，没那个良民证也通不过，办良民证还要验大便，看有没有传染病，还要有个照片，你们６个人都要照片。” 我们只好去照照片吧。梁东华给我们办了良民证，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陪着我们一道离开澳门。他说：“我在这里走私，把乡下的土特产送到城里来卖，做生意，我的生活就是靠这个钱，你们也可以这样办嘛。”梁东华把我们送到安全的地方，给我们指路说：“从这里一转过去，是江门，到那里要坐小火轮，到三埠，三埠是个三不管的地方，日本人也管不了，国民党也管不了，汉奸也管不了，你们就平安了。”他又说：“我晓得你没有钱，我给你带了１００块大洋先应急吧！” 我对他说：“你送到此为止。我账面上还有点钱，你送给我１００块钱大洋，我送你３００块钱。” 他很惊讶：“你怎么还有钱呢？” 我说：“我在澳门会了一个从重庆来的朋友，他借了１０００块钱给我。我可以送３００块钱给你。”他无论如何不要，说你们的路还长呢。我说：“到了这个三不管的地界我就不怕了，我就回重庆去了。”梁东华把我的钱拿上后，我对他讲：“我告诉你，澳门不是久留之地，日本人如果晓得你是我们部队里出来的，你就没有活命，我希望你带着你的妻子、小娘姨、小孩到韶关，我介绍一个长官跟你认识，你拿着我的信，他们就可以保护你，还可以把你送到后方。这是一条生路啊。” 一年以后，梁东华拿着我的信一直跑到重庆，我在重庆见到他了。他说：“你这个长官真是太好了。”现在，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从香港、澳门逃回来，我到了柳州，柳州是第四战区的司令部，张发奎在那里，张发奎一看到我，高兴得很。他听我讲了逃难的情况，就说：“我给你准备了１万块钱路费，我派一个处长送你到桂林，我已经打电报给蒋委员长，说你已经脱险了，你到重庆后委员长就要召见你。他急需了解香港各方面的情况。” 桂林有一个大酒店，叫做光华大酒店，我住在这里，一天晚上，杜月笙派了一个徒弟来找我。他说，杜老板知道你到桂林了，送你１万块钱做旅费。我说我的旅费已经够了。张发奎司令长官已经送给我１万块钱了。 我从桂林坐飞机回到了重庆。逃难三个月，终于回到重庆。 戴笠知道我要到重庆，就派人到飞机场接我。我刚下飞机，就碰到那个海军中将陈策的干儿子，我说：“你怎么到飞机场了？”他说：“我干爹今天下午从烟台到重庆，我来接他的，我没想到把老师也接到了。”陈策的这个干儿子姓徐名亨，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的，陈策当广州警备司令时，他是上尉参谋，调到重庆训练，是我的学生。后来他到了台湾，是台湾省体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32:22

第十八章辗转进山 １９４２年春，我在珍珠港事变后从港澳逃回重庆，正是戴笠做了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不久，原定我为湖南省缉私处处长，不料，在宣布我为缉私处处长的这一天，毛人凤请我到渝舍吃饭，席间，毛人凤突然对我说：“戴老板深知你这次不避艰险地自海外归来，早内定你到湖南主持缉私处，但目前华北局势复杂而紧张，必须加强对孙殿英部的工作，在本局高级官员中，以吾兄担任这项工作为最适宜。”毛人凤问我意向如何，我几乎什么都没有想，马上表示个人没有什么打算，只要是工作需要，一切听从安排。毛人凤听了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军统里认为各省缉私处长一职，是难得的美差肥缺，为此明争暗斗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毛人凤很高兴，不等散席，就用电话报告了戴笠，戴笠对毛人凤说：“邀念观兄到曾家岩戴公馆赴宴。” 第二天，我到了曾家岩戴公馆。席间，除了戴笠，还有人事处长龚仙舫，情报处长何芝园，电讯处长魏大铭等人。戴笠说：“念观兄，你不愧校长的学生，我已签报加委你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这次要到太行山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华北局势很复杂，孙殿英、庞炳勋是两个很难对付的老狐狸，尤其是孙殿英，很狡诈。我与他之间，是拈香拜把的特别关系，又有胡宗南的嫡系部队在山上，现在派你去，我就放心了。” 接着，毛人凤，龚仙舫、何芝园谈到一些军统组织在华北遭受日伪打击而整个垮台的情况，要我此去恢复组织，在太行山成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 我有些糊涂，问戴笠：“这次我去太行山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戴笠想了一下，说：“刚才人凤、仙舫他们说到恢复本局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固然重要，但若对孙、庞控制不了，不能利用他们开展敌后工作，华北工作是打不开的。校长指示，在中条山区沦陷、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不利形势下，太行山成为华北惟一的敌后根据地，必须稳稳地控制住孙、庞两部，配合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才能确保山区为我军所用，否则，必将被共产党吃光，黄河以北无我军立足之地，则中原地区旦夕可危。你的主要任务是要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太行山这个惟一根据地确保不落入日寇和八路之手，这样才能在国际上说得起话。” 我听完戴笠的话，大概戴笠察觉我面有难色，为了打气，在饭后又向我说：“校长在一两天内要召见你，不要穿西装，穿中山装，或军便服都可以。”戴笠又随手塞给我一张纸条，发给我特别费１万元，又叫副官挑了一支马牌三号左轮手枪送给我。毛人凤在一旁看了，向我说：“老文，老板待你可以说是特别厚爱了。”我刚从上海、香港、澳门死里逃生回来，又要到那么复杂的环境里去，我还能说什么呢？ 为了见蒋介石，我在重庆观音岩中央饭店里，几乎整天都不敢出门，等了两天，到第三天中午，戴笠坐车接我到曾家岩去见蒋介石。戴笠笑着说：“服装不错。对校长说话要简明扼要，有问就答。” 我们先在蒋介石的特工室登记，然后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坐在当中，旁边坐着宋美龄，有个青年参谋站在蒋介石身后，手里拿着个记录本。蒋介石指着宋美龄介绍：“这是夫人。”我敬了个礼，喊了声“师母”。 蒋介石问：“四期的？” “四期政治科。” 蒋介石叫我们坐，我和戴笠在他对面坐下。蒋介石很客气，说：“雨农向我报告得很详细，你在上海几进几出，很辛苦，你给雨农先生的电报我都看到了，我记得你电报里有这样一句话：‘为国牺牲，义无反顾。’你从‘八·一三’起到现在，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黄埔学生里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只有你一个，很辛苦啦。” 我站起来答道：“为国尽忠，应该做到的。”我说：“我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蒋介石说：“我看到了，写得很好。简单明了。有些是我过去不知道的。看了你的报告，全部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关于香港沦陷的情况，你写得很详细。对于珍珠港事件，我们太大意了，当时我们这里也破译了日本的电报，但是美国人英国人不相信，搞成这个样子，教训哪。”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的第四天，香港的钞票就不让用了，只能用日本钞票，看来日本人准备得非常周全。”我把香港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蒋介石说：“你这次回来的工作，雨农想让你到湖南去当缉私处处长，我改变了，你是研究日本问题的，要搞远一点，你到西北去，帮助胡先生（胡宗南），在西北遥看日本问题。我告诉你，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为止，香港失掉了，新加坡失掉了，马尼拉失掉了，珍珠港也被日本人偷袭了。而且我们送给英美的情报都是你整理出来的，英国人想不到美国人也想不到，他们会吃亏，后悔不及。总结一句，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很高。中美英苏这四大国里面，现在把我们中国摆在第一位，我们是控制日本人的主力啊。日本人在滇缅路，有四百多万人，是日本人的主力，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上滇缅路，没有美国的武器帮助我们，连印度都失掉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失掉了。” 蒋介石又说：“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呢？美国的石油从印度修一条油管，一直修到缅甸，一直修到云南，这是历来没有的事，这样一来，我们打破日本对我们的封锁，它对我封锁不住了。这样相对地，把我们的国际地位提得很高。可是，中国在西北方面有大祸，大祸临头啊。” 我不明白蒋介石在说什么问题，又不好多问。 蒋介石向我布置任务：“胡宗南就在西安，你在他那里设立一个机构，遥看对日本的问题。你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你到第八战区去，胡宗南会给你安排好的。你从胡宗南那里再到太行山，将来要到东北，现在看来很明显，日本问题已经快要结束了，日本人垮了，俄国人起来了。你的任务要对付俄国人，你从太行山起一直到东北，要就专门对付俄国人。” 当时，我不知道蒋介石讲这些话给我听干什么，只是感到自己的任务非常重大。 “你这次去华北的任务，比在海外也许还要困难一些，要注意与党、政、军、团各方面通力合作来对付华北的复杂局面。我要说的话，已经向戴副局长说过，你知道吗？”蒋介石问。 我答：“戴副局长已经将委员长的指示详细向我说过，为确保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要以控制孙庞两部为主要任务。” 我起身告辞时，蒋介石问：“家眷安置好了没有？子女上学了没有？” 那时我妻子周敦琬在成都去世，葛世明照管着小孩，但是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回答：“安置好，上学了。” 见过蒋介石后，戴笠催我马上动身。临行前戴笠交给我两封他的亲笔信，一封加盖火漆密封给胡宗南，一封敞着口给蒋鼎文，还有一本密电码本给庞炳勋。 动身那天，毛人凤、连谋、余乐醒、杨清植等送我到珊瑚坝飞机场。 到太行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飞到兰州改乘西兰公路的汽车到西安停留一些日子，再坐闯关车到洛阳，到洛阳后，还要等军统局派的随行人员到达，才说得上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的事。 说来也不顺，第一天，已经飞到了天水上空，不料天气突变，飞机上都结了冰，凑凑合合飞了一整天，不得已返回重庆。第二天，我又到飞机场，毛人凤等再到机场送行。飞到秦岭上空，天气竟然和昨天一样恶劣，飞机只好再度折回重庆。第三天，我和送行的毛人凤等都失去了信心，上飞机前，我向送行的朋友们说：“如果飞机再返回，我决不惊动你们了，送行已经送够了，谨此辞谢。” 第三天，总算飞到了兰州。我在兰州特警训练班（兰州铁桥头西北特务养成所）住下。一些军统朋友来会我，他们向我谈了不少西北的情况。我在兰州停留了一个礼拜后，坐了两天的长途汽车，到了西安。 我在西安住在玄枫桥甲十四号戴笠的公馆，里面住的还有西安军统负责人王鸿骏和他的老婆。在王鸿骏的陪同下，我拿着戴笠的加盖火漆密封信，见到了胡宗南。胡宗南对我说：“老同学，校长派你到太行山是好事。你在西安多住些日子，同我身边的幕僚多认识认识，为进入太行山做些准备。” 胡宗南说：“我帮助你在这里建立第八战区调查统计室，你是少将主任。你在这里住两个月，一切准备好了以后，你就到洛阳，洛阳属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你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关系搞好，然后你就到太行山，现在华北只有太行山这块地方还在我们手里头了。” 当晚，胡宗南请我和王鸿骏到胡公馆进餐。席间，在座的还有参谋长罗泽闿、战干团教育长蒋坚忍、陕西省耀县专区专员梁干乔、政治部主任顾希平等。胡宗南向诸位介绍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要诸位多多与我谈有关西北和太行山的情况。 一连好多天，胡宗南都给我安排得满满的，要我到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战干团、游击干部班、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等单位去讲话，胡宗南还经常问我一些问题，如“上海、香港、澳门沦陷后的情况”，如“你对抗日的前途是乐观呢还是悲观”，还有“对国共合作前途有什么看法”等等。有一天深夜，我和胡宗南谈话后回到戴公馆，王鸿骏还在等着我，见我回来，说：“老兄到西安一个月了，连背影都难见到，真是大忙人，也是大红人啊。” 我把心事也就端了出来：“要去太行山就赶紧去太行山，要留在西安就留在西安，现在这算是怎么回事？” “胡戴不分家嘛。胡长官和戴老板两个人在干部的任用上，常常是互相在暗中考察的。胡手下的干部，要送戴处考察，戴认为忠实可靠，才调回任用或者留在戴处工作，戴手下的干部，要经过胡的考察后，才调回戴处。”王鸿骏指着自己说：“别看我在西北多年，我也是经过考察的。老兄不必性急，既来之则安之，反正你是有前途的。”王鸿骏的一番话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禁想起戴笠的那封加盖火漆密信，不知道信上说的究竟是什么。 从１９４２年３月到西安，一直到６月，我在西安呆了很长时间。戴笠从重庆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到洛阳城里办事处开始工作。我想，是不是考察结束了？ 胡宗南对我说：“雨农催你先去洛阳再到山区去。由范汉杰率领的二十七军在太岳区，正准备对付日本人的夏季扫荡。这次日本人扫荡，不但是对中央部队的考验，也是对庞炳勋、孙殿英的考验。校长规定的任务你是知道的。如果到了山上有困难，随时打电报给我。” 出发前，胡宗南为我饯行，给我一个联络的密码本。 到洛阳要坐“闯关车”。当时，陇海铁路从潼关到宝鸡的一段，有日本人隔河炮击，火车必须在夜间悄悄闯过去，所以叫“闯关车”。我因为没有去过洛阳，就请在天主教会活动的军统人员李敦宗同行。 洛阳是蒋军的重镇之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就设在这里。司令长官蒋鼎文总揽了华北的党、政、军大权。蒋鼎文跟我还有一层特别的关系：他是黄埔的老师，我是黄埔的学生。 到了洛阳，我在洛都饭店住下。第二天，带着戴笠的那封敞口信到长官部见蒋鼎文。 蒋鼎文看完信，把信递给我让我看，我犹犹豫豫接过信，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内容：“铭公老师钧鉴：兹奉委座批示，派文强同学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前往太行山展开敌后工作，并切实达成联络我敌后作战部队的任务，谨函介谒，请赐指导。俾有遵循。” 蒋鼎文说：“雨农一个月前有电报给我，说你去太行山的任务重要，太行山遭大旱，日本人乘机扫荡，根据近期战报，胡宗南的基本部队溃不成军，军长范汉杰落荒而逃，竟然不如孙殿英、庞炳勋杂牌部队经得起拖。但是庞炳勋刚愎自用，特别是孙殿英狡诈多变，内部暗藏有共产党八路军分子，已经被发现的都被禁锢或者被赶走。艾经武（黄埔第四期），是我让他接替俞庸任游击纵队司令，不想他也经不起扫荡，投降作了汉奸。真是太丢人了！山上如果不好好整顿一番，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天下，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委员长要确保华北这一敌后惟一根据地的决策是英明的。” 蒋鼎文让机要秘书周心万介绍我跟参谋长董英斌、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荫梧和冀察鲁豫四省的高级官员联系。 ８月底，我正准备进入太行山区，忽然接到戴笠的电报，要我参加会审军统负责人赵理君活埋豫东专区专员韦名芳以及洛阳复旦中学教职员五人的案子。我为此在洛阳又耽搁了两个多月。 １１月初，戴笠到西安主持缉私干部训练班的毕业仪式，我就又到西安向戴笠汇报了赵理君活埋人一案的调查结果，并汇报了北渡前的准备工作。直到１２月初，蒋鼎文派二十七军补充团长饶石夫部队掩护我，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渡过黄河，通过日本人的三道封锁线，进入了太行山区。自重庆辗转入太行山之行，竟然历时１０个月。 １９４２年的太行山，蒋军根据地遭到日本人的夏季扫荡，虽然经过半年的整顿，仍然异常混乱。胡宗南把中央军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调回西安，派刘进接任正军长，李蓬仙接任副军长，另调胡长青的第四十五师和陈孝强的预备第八师入山。 我进山后先到二十七军根据地陵川，在军统局派驻太岳区的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的陪同下，与刘进见了面。 刘进很客气：“你是老大哥，黄埔第四期的。” 我从刘进的口中得知山上的情况确实很复杂。蒋军对待八路军是如临大敌，划地为界，严密封锁；庞炳勋、孙殿英这两支杂牌仇视中央嫡系部队刘进的二十七军；同在山上，几乎不相往来；胡长青和陈孝强的眼中只有胡宗南而没有刘进。刘进捶胸顿足，大发牢骚说胡宗南把他推到烂刺堆里。他可能想到我一定会向重庆汇报，又言不由衷地说了些效忠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的话。 刘进与我约好密码，以便随时联系。我怕军用电台万一有失，又与乔家才约好密码，如果一部电台出了问题，还有一部电台可以联络。我在陵川住了三四天后，前往孙殿英的驻扎地林县临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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