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九七七高考

惊涛骇浪

一九七七高考 — 我差一点错肩而过[color=rgba(0, 0, 0, 0.3)]乱弹欧洲 [url=]乱弹欧洲[/url] [color=rgba(0, 0, 0, 0.3)]2020-07-07

编者导语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全国高考日，祝考生们金榜题名。

本篇是我的前辈，金弢老师参加1977年高考的回忆文章。

1978年2月的一天，一份录取通知书从北京飞往浙江分水镇，22岁插队青年金弢的命运由此改变，他是当年浙江省外语状元，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十年浩劫，斯文扫地。1977年12月是文革后首次高考，高考承载起公平与梦想，知识被重新赋予了尊严与价值。因为积压了11年，全国共570万人报名，最终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不到5%。1977年高考创造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最低录取率。

金弢老师讲述的时代于我是陌生的，文革、插队、政审……那些故事虽然遥远。逆境自强，一波三折，金榜题名……奋斗的经历让人感动落泪。

教育是一种资源，优质教育更是稀缺资源。如何公平分配资源，保障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是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环，也符合《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所体现出的给人格权以更高层次法律保护的立法精神。

优质教育不仅意味着知识，更代表着思维、眼界和人脉。读了书不一定就能改变命运，不读书也不意味着就不能改变命运。但高考是一条阶层流动的登天梯，是最公平最透明的上升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进仕根植于中国文化，形成尊师重教的传统。

可以梦想，并且为之奋斗，今日种种应然之事。很难想象，就在40几年前，坏民德、毁民智，人人皆可为蝼蚁。

我总以为，国家的强大必须落脚于人的自由。

可以口说我心，是其是，非其非！

可以随心梦想，万物自在！

金弢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师兄，作家、翻译家，博闻强识，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记录了他从高考报名到被北外录取的心路历程。经金老师授权转载。原文较长，为了方便阅读，编者对有些段落做了删减

金  弢 1974年杭州外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县分水公社儒桥村，77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级北外德语系研究生，1985年1月进文化部，1985年3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于作协外联部，曾多次随中国知名作家出访欧洲诸国，1980年代末期获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url=]缩小编辑框[/url]

2019年，金弢老师在云南采风

我的高考

考前不测

时已入秋，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那么突然，考试的复习准备进行得那样风风火火，以至于我若晚了一天回生产队，七七年的高考我将错失良机，或许往后的人生道路会面目皆非。

在晚稻开镰之前，是一个农闲的空挡，生产队里的新建粮仓因农活紧张整个夏天一再拖了下来，未能完成。然而晚稻收割在即，仓库的竣工已迫在眉睫，正赶上了几天好天气，队里决定抢时间把仓库建完，晚稻进仓。

那天是仓库完工最后一天的活儿了，听预报晚上会有雨，为了赶时间在天黑之前给仓库上椽盖瓦，以防雨水淋倒了泥墙，那天中午全体人马为了节省时间都不回家吃午饭，由家人送来工地。几年的插队，我已习惯了夏天双抢不戴斗笠、不穿上衣，也是因为“心红志坚”，“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上身晒得跟 “黑绷京儿” 似的。然而那一整天的秋老虎太阳格外毒，把我破天荒地晒出了急性日光性皮炎。

那天夜里，脖子和前胸象馒头一样地肿起，根本无法躺下睡觉，几天后奇痒。正是复习考试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我跑了几趟公社卫生站和镇医院，都因缺药无法治疗，医生建议我回老家城里就诊大医院。我想到复习考试正缺材料，也好顺便回城一趟，除了看病借机找些参考书，病发两周后我例外地向队长请了假。我们知青正常情况下一年只能两次回城探亲，除了国庆就是过年了，平时不准回家，谁都不敢搞例外，生怕影响不好，妨碍了将来招工或上调。

一念之差上不了报名榜

回到杭州，一边耐心治疗。一遍全力以赴复习准备。那年因临时决定恢复高考，又要赶在第二年初春开学，所以谁也没料到报名程序会进行得那么快。一个礼拜的正常治疗并没有明显效果，而我又不可能过长地留在城里，时间久了怕影响不好，心里牵挂考试报名。在我的墩促下，医生用了激素可的松，才见疗效。

我终于能归队了！虽然山村离城里只有两百多里地，但因为是山里山、湾里湾的，长途车蜗牛般地要跑大半天，回到生产大队太阳已经擦上了西山之巅。我还没有进村，在村口的公路上遇到村里人无一不对我说：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考大学报名早就结束了！因为我在县城当过一段时间的民办老师，而且我们三十几号知青中是难得的高中毕业，所以社员们都知道我这回大学是非考不可的。

我不由大吃一惊，还听说了县里招生办曾来过公社动员，我们公社的报名点设在镇上。听到此，我把行李往公路边的农家一扔，连村都没进，调过头，对着长途汽车刚驶来的方向，疾步小跑地又折回了镇里。十五里的路，不到一个小时我来到了镇中学。找到报名处，学校负责报名工作的老师说：今天是报名最后的一天，而且不到一个小时报名就将结束，要下班了，名单已张榜，贴上了墙。我赶紧填好报名表，那位老师直接就在墙上的大红纸上用毛笔在名单最后添上了我的名字。我看得清楚，每个报名生都有编号，已经 465 个，我的报名号是 466，这是我们周边几个公社好几十个生产大队的全部初考生。

我是万幸中的大幸，在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刻赶上了报名，最终没有辜负幸运之神的眷顾，终于考出了省里拔尖的好成绩。

考卷的阴差阳错

幸运之神一直没有离开我，整个考试过程极其顺利，非但没有紧张的感觉，一直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我的外语加试，初考和复考都是两个考官一个考生，而且初考还弄错了考卷。考官拆封发现给的是中专考卷，而我要考的是大学！两个考官一人看着我，另一个打完电话回到考场传达县文教局的决定，让我去县里补考。因为此刻全省的初考统一时间都已结束，这就是说考题已经公开，因为开考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离开考场，没跟外人接触，文教局吩咐两位考官看好我，马上一起坐长途汽车赶去县里，形同“犯人押送”。

一个半小时的长途车，到了县委径直进文教局，局领导迎接了我们。两个考官把我交给了县里，打了个招呼转身赶车回镇里了。那领导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卷尚未拆封的考卷。我管不了这些，一头扎进考卷，耳朵听到领导吩咐考试为两小时。我花了五分钟把考题先通读一遍，觉得胜券在握，不到一小时答完，剩下的时间便是检查，来回几遍看不出太多问题，提前半小时交了卷，还发现了考题有两个拼写错误，可见当时考卷出得多么匆忙。

考完试天已黑了。局领导当着我的面把考卷封好，锁进文件柜，然后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让我当晚就住县委招待所，还管一顿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餐，并吩咐我，明早吃完早餐马上来办公室，因省里招生办有一辆小吉普要去我镇上，我可以搭车。我在镇上下车时，有人认出了我，后来以讹传讹，说我是重点考生，被小汽车接送去县里特考。

然而，那天夜宿县委招待所，又是我后来人生的十字路口至关紧要的一步。

我拿了介绍信去招待所，房间里已住上了两位成年人，四十出头，正争得面红耳赤，我足足站了五分钟才理我。我坐下来细听他们的争论，才明白他们的话题是有关相对真理还是绝对真理，其中一位继续高声据理辩争：黑格尔说过，人一辈子不可能两次跳进相同的河水，因为水不再是第一次的水，时间也不会是同一的时间，所以真理也不会绝对，万物都在变化，今天的真理或许到了明天就变成了谬误。

后来我得知两位均是大学老师，一个是杭州大学的哲学老师，另一个是浙江工学院的哲学老师，都是这次省里招生办公室下到我县里来蹲点的。其中那位吴老师第二天跟我一同吉普车去了镇里，我们路上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他对我有了很多了解，还把杭州住家的地址给了我，那年高考完毕回家过年我还专程拜访了他。

幸运之神的宠儿

我的初试毫无疑问地通过。到了省里复考，我们县里其中的一片，差不多七八个公社合起来在我们镇里设考场。轮到英语加试，我又是唯一的考生。省里派来的监考老师，人特别友好耐心，生怕让考生紧张，其实就是怕我紧张，而且开考前把什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还强调，有疑问随时可以提。他指着黑板上的大挂钟说，考时为两小时，也就是这根短针绕两圈，等一下从两点开考，时针到了四的时候，考试就要结束了。我并不觉得这种连小学生都明白的解释是多余的，而是感到心里暖暖的，就象一位熟悉我的老师守在我身边，从精神上在支持着我。

我打开考卷，按惯例先通读一遍，发现这回除了必答题，还有附加题，是用英文写作文，满分加分十分，命题是：When I sing the song: "The East Is Red"。我把时间一分为二，一小时做卷内题，一小时做附加题。做完正题就不停地写啊写啊，文章开头我用了：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的时候，“I can´t help thinking of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 ” 的字样，至今历历在目，恍若昨天，我把插队几年跟同学用英语通信的全部功夫都用上了，一刻不停地写，根本没有再回头检查的的时间了，马不停蹄地整整写了六十二分钟，因为监考看我写得停不下来，不忍心打断我，两次犹疑，超时了两分钟。我也注意到了时间，于是主动收笔，把满满四大张的草稿交了上去，后来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去向吴老师道别，得知，我附加题满分，卷内成绩97， 总分107 ，成了省里的外语状元。

其实我的作文写到一大半时，县广播站的记者已在考场外伫候采访了，期间他们让一个县里的英语老师进来瞄了一眼，想知道我在写些什么，那英语老师说不太看得明白。

因为恢复高考的通知是那么的唐突，所有的考生都来不及全面准备，所以一开始我就当机立断考前不复习数学了，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几门文科上，尤其是突击加强英语。我想过，我考的专业是外语，其他的科类我得过且过，求个及格就行，但是外语我一定要出类拔萃，万里挑一。

上中学时，对英语我可谓是废寝忘食。只要父母没下班，就是再饿再晚从不做饭。冬天早上五点就起来早读英语。七十年代住的平房，冬天室内室外一样冷，南方又没有暖气，早读时脚冻麻了就不停地拍地。那时的房子里外间和邻居都只隔了一层板壁，怕吵了人家，就去路灯底下读，还为家里省电。手冻木了没一双手套，身上除了棉袄也没有一件大衣。自己家里买不起半导体，趁着同学聚会去省委干部子弟的同学家打扑克，从头到尾就守着他的留声机，听了一个下午的林格风英语。无论家境怎样差，一直苦学不厌。

那时每到放寒暑假之前，学校已把新学期的英语书发给了我们，我利用假期，把书里十五课全部自学完毕，课课倒背如流，到了开学，上课成了我的复习，主要精力已转到了原著的课外阅读上了。

体检是个坎

虽然大学尚未开始招生，但县里规定，复考成绩及格的先进行体检，这时我的外语口试通知也下来了，这说明了我的外语笔试已经及格。体检和外语口试都设在县城，离我生产队有两个多小时的长途车路，为了照顾分散在全县各地的考生不跑县城两趟，所以体检和口试安排在前后两天。考生住宿县里提供，铺盖自带，安排在学校的教室，把课桌和椅子拉在一起当通铺。

第二天体检在县医院进行。我这一辈子那次是第一回量血压。医生给我反复量了几次，就让我暂时到一边等着，其他的考生量过血压都去检查下一个项目，我觉得纳闷，又不敢问，第二次量完听医生跟另一个轻声嘀咕：还是太高。医生这时建议我出去透透冷空气。我想到了高血压，尽管那时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但听说过，反正不是件好事。我来到室外，时已入冬，身上穿衣单薄，故意不套上棉大衣，以为气温冷一点会降血压，还尽量大口地作深呼吸，其实这种竭尽全力的深呼吸运动现在想来或许还会增高血压。

直到很后来读完大学才知道我的血压偏高是遗传的，父亲就是偏高。在外面冻了那么二十分钟觉得这下一定合格了，回屋一量果真正常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地去参加下一项体检。得意了好一阵子，开心劲儿还没过，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又叫回去量血压。医生说还得量一次，我说刚才不是说正常了吗？医生答：是怕你紧张，刚才故意说正常了好让你放松情绪。一量，还是超标。

她们找领导去了，找来的领导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省招生办的吴老师，他对我视而不见，形同素不相识，我多么想求求吴老师帮个忙，开恩让我过去，我虽没开口，但用极其巴望的眼神一直看着他。见他接过医生手里的体检记录，耳语了几下走开了。医生转过身来说，最后再量一次，希望这回好起来。量完后在我几乎祈求的目光下，医生喃喃自语到：这回好点了。让我可以离开了，我神情疑惑，心情万分沉重，不明白算是通过了还是已被淘汰。

这份担忧一直折磨着我，直到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上北京报到前我去吴老师家告别时才知道，上压标准不能超过 140，而我超出了 2 、3。省招生办觉得我是难得的外语人才，省里拔尖，就跟体检组心照不宣地通融了我。我是何等的幸运！真是一念之差，七七级北外德语系就没有了我的名字！那我后来的人生又将会怎样呢？！读者可以想象，我的感激之情至今仍是何等的无以伦比！

金榜提名

我下乡的第二年，县中学因为英语老师短缺曾让我去担任民办老师。因害怕将来被拖在农村上不了大学回不了城，勉强帮了一个学期。这回县中学的英语老师流产需要代课老师，校长又想到了我，打下包票，入学通知书一下来我就可以走人，这样我第二次来到了县中学。

虽然还是冬天，但已经到了二月，大地开始回春。考完了大学，人一下子彻底松懈了下来，自从懂事以来，那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段不看书、不学习的时光。该学的已学了，该考的也考了，剩下的就只有听天由命等通知了，那些天，白天上完课，晚上便百无聊赖地去县镇闲逛。说是县镇，因为分水镇在 50 年代末还是一个独立县，它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建县史，后来归入桐庐县成了县级镇，是个经济发达、人丁兴旺之地。每到红日西沉、晚饭前后，镇上的那条主街热闹非凡。那些晚饭后无所事事的居民便会来这里走走。

一天，街上一下轰动了起来，不少人奔走相告，大声嚷着：张榜了！张榜了！

我朝人群热闹处走去，镇中心热闹之地是一家餐楼，门口挤满了人，餐楼大门左侧是一块宽大的黑板，平时镇政府有重要的安民告示都张贴在此。这时黑板前人头攒动，被围得水泄不通。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挤到前面，看见了榜上写着这次考上大学的名单，我所在的加上毗邻的共四个公社有三名考生被录取，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跟其他两名用金色的颜料写在大红色光荣榜上。文革期间，我偷偷读旧书，曾上百次地读到过“金榜提名”的说法，今天这一回有生以来真的亲眼目睹了。

第二天中午我从公社领取入学通知书，之前我早有打算，一旦真的考上大学，一定给家里发个加急电报，因为我知道，加急电报是用大型摩托车送去的，如雷轰鸣的马达声会唤醒整条街里左邻右舍的注意，街坊一定会蜂拥而来，看个究竟是何事送来了加急电报。我要把这一喜讯地向全世界宣告，为父母争光，这是光宗耀祖的喜讯！

我来到了方圆十几个公社独一无二的镇邮电局，邮电局长听说这次入考的“大秀才”来发电报，立即从后面办公室赶来前台。

从邮局出来碰到了我们公社团委书记，一见面她很兴奋地冲我喊：小金，听说你考上了，这是我们公社的骄傲！是哪个大学？我答：是北京外国语学院。

三生有幸进北外

一九七七年的国情，虽然是新生入学和毕业分配，一切根据国家需要，人人服从组织安排。然而那年报名参加高考时，还是让考生填写了一张志愿表。除了自选专业，报考的大学有四个选项。我选择了英语。对学校的挑选，根据当时打听得悉：七七年在我省，北外招的是德语生，上外只招法语生，只有杭州大学招英语生。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杭大外语系英语专业。我没有第二志愿，在栏目里只写了：继续安心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这么说，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言行，而是一种无奈，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该作什么样的第二选择。几年身处偏远山村，近乎与世隔绝，写封信回家，虽只相隔两百里，邮差会走上一个礼拜，对外界已是孤陋寡闻。再者几年的历练，棱角已被磨光，除了希望继续学英语，剩下的只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考大学的心理底线是，万一没得学英语，其他学什么都行。只要这辈子读过大学也就心满意足。

七七年那一级，凡是重点大学都要提前政审。我的政审在公社已传得满城风雨，而我却闭目塞听，一无所知，这都是后来才听说的。省招办、县招办、公社党委一起来我大队。村里的党支书、管知青的、大队长、小队长、知青带队干部、大队妇女队长、我的房东、贫下中农代表、知识青年代表等十几号人开了一个评议会，队里会计还出示了我几年的出勤工分册。听说说的都是好话。后来听吴老师说，评议结果三句话：政治上努力要求上进；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

北外七七级在浙江省只招三名德语生，整个浙江省只有一人报考德语，成绩 5 分，是百分制的5 分，校招生办决定从从英语中挑选，杭州及杭州地区六个县挑了一个，我是三生有幸。

来我省的招生老师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和德语启蒙老师庄慧丽的爱人、东欧语系的徐老师，他从来和蔼、谦逊，我们进校那年德语还是一个专业，编在东欧语系。我们入学第一年，我组织班里同学去西院上家看望庄老师，我顺带看望了徐老师，并对他把我招进北外表示了感谢，他微笑着说：有什么好感谢我的，那是你自己考得好！   

我被录取北外，事先没人征求我的意见。按当时情况根本来不及，开学是那么紧迫，接到通知到赶去北京报到不过七天，办手续、转户口，一个礼拜两次搬家。上北京那天，举家七口倾巢相送。火车站拥挤不堪，我问戴红袖章的执勤，打听赴京的火车票。他马上问，去上大学吗？我说是。他立刻冲着排队的人群高喊：都走开！都走开！让大学生先买票！

至于北外怎么挑中了我，就偶然性而言，有可能徐老师手撩过去抽错了档案，碰巧拿到了我的；就必然性，除了考分，或是那个“继续安心农村”的第二志愿感动了招生老师。当时不是提倡又红又专吗？！我那句话抑或被理解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觉悟。

然而，实际上我是随意一笔，是无奈的别无选择，无意中促成了命运的大幸、歪打正着。象北外这样的“贵族”学校，我一介庶民子弟，恐怕连做梦都不敢去想。系里总支书记陈淑卿老师在我读研时有一年去杭州开会特地关心地家访了我，看到我们普通的家境，出门时不免一句感慨：你真不容易！

我的人生很简单，说起来只有八个数字：55、66、77、88，这是我的人生四步，也是新中国的历史。扩展一下便是：55年出生；66 年文革；77年高考；88年出国。进北外是我人生的第三阶段，我不敢也无法想象当年如果没进大学将会是何等的人生境遇；命运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人生成功与否是个非常虚幻的要素，俗称：笑得最后笑得最好，情理不言自明。生命的涵义是在不断地解决旧问题，同时又在不断地迎来新问题。人生在世没有句点，只有起点；考入北外不是成功的终结，而是新挑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