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susan-andy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br /><br /><br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br /><br /><br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br /><br /><br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br /><br /><br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br /><br /><br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br /><br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