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周游
德国频道
楼主: susan-andy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复制链接]
11#
 楼主| 发表于 17.7.2006 12:14:24 | 只看该作者
即时机票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br /><br /><br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br /><br /><br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br /><br /><br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br /><br /><br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br /><br /><br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br /><br /><br />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站点信息

站点统计| 举报| Archiver| 手机版| 小黑屋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4 Comsenz Inc.

GMT+1, 9.12.2024 06:26

关于我们|Apps

() 开元网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