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中国历史的后门

blaufabel · 发表于 3.3.2006 12:14:35

“十二月癸巳，赐岳飞死于大理寺，斩其子云及张宪于市，家属徙广南，官属于鹏等论罪有差。”岳飞是秘密杀的，而岳云和张宪是在法场上杀的。应该是怕岳飞会在法场上把那大秘密喊出来。 不过，这导致岳飞掉了脑袋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自古以来，要造反的人，一定得既有贼心，又有贼胆儿，更重要的是得有贼能耐。如果没有那份儿能耐，只是瞎叫唤造反，压根儿没人正眼儿看你。李逵倒是叫着要“杀上东京，夺了鸟位”，可是受了招安以后，朝廷只想杀他的宋大哥，根本不屑于杀他，反而是宋大哥把李逵毒死了。 这能力也有虚的，有实的，一如下围棋的外势和实地。三国年间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说：“天下英雄，惟始君与操耳。”也就是说：这年头儿上，真有能力造反的，也就是咱们哥俩了。刘备当时在曹操帐中寄人篱下，几乎没有兵，将也只有关羽和张飞二人，实力弱得连个占山为王的土匪都不如。可是刘备有两项特殊能力，把外势张得极足：一是皇叔的身份，而且有皇帝颁发的亲戚证书，如果皇帝被推翻了，他可以算八杆子之内的皇位继承人呢；二是人气旺盛，愿意追随他的人相当多。这两项虚力一旦加上实力可就不得了了，所以赤壁之战以后，曹操一听刘备得了荆州，吓得手里的笔都握不住了。 赵构手下的三大元帅，韩世忠、张俊、岳飞手下都有十来万人马，如果造反谁都能折腾一气。可是在那个讲究忠孝的年头儿，无缘无故起兵反皇上，建立一个什么中华金维埃国之类的，师出无名，肯定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不过如果某元帅拿到一份类似先皇遗诏什么的东西来抢他的皇位，形势就完全变了，因为赵构的皇帝是自己封的，没有老爹的命令，底气不足啊。特别是岳飞，年纪最轻，人气最旺，打起仗来也最勇悍，“岳飞可千万别牵扯进去，岳飞可千万别牵扯进去”，赵构大概也是一边调研党史一边祷告。当然岳飞家的历史也要调研一番。 岳飞身边有两个重要的女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姚氏，一个是他的老婆李娃。李娃比岳飞还大两岁，汤阴县志上说她日夜协助岳飞布置军事，安抚家属，“部下军事有谋叛者，李夫人廉得之，不以言，一日会诸将于门，立命捕斩叛者，一军肃然”。这一段就有点儿奇怪了，听说有人要叛变，把他抓起来，怎么也应该交给你老公审一下么，怎么自作主张立刻就把他一刀砍了呢？莫非也有什么事要杀人灭口不成？ 岳飞的母亲姚氏也有奇怪的地方。“岳”字在北方许多地方读作“药”的音。姓姚的嫁了姓“药”的，也蛮巧的。再看看《宋史》上岳飞出世一段：“字鹏举，相州汤阴人。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说岳飞才出生不到一个月，黄河发大水了，一家人都被淹死了，只有岳母姚氏抱着岳飞坐到一个大缸里，才逃到了岸上。大家都觉得奇怪。看了这段，不但当时的人奇怪，我们现在也一样奇怪：月子里的女人身体是最虚弱的，特别是姚氏，生岳飞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高龄产妇，又是第一胎，怕是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剩多少了，怎么会大水把别人都淹了，只有她，还抱个孩子逃了出来？就算是在别人帮助下勉强跳进了水缸里吧，我们知道水缸那个玩艺儿，底面积小，重心高，有一点儿风浪就翻个儿了，怎么能载着她母子俩从黄河的大水里逃出来呢？八成是岳母姚氏在撒谎。可是她为什么要说谎呢？ 岳飞背上有四个大字：尽忠报国。野史说是岳母所刺，因为她太爱国了。当过妈的人一看就知道这野史是瞎编。去医院打针的地方看看，尽是孩子还没怎么样呢，老妈先眼泪汪汪了。要当妈的拿大针往孩子身上扎出个政治口号？恐怕连后妈都下不去手。特别是古时技术落后，没有什么消毒措施，用针刺出血来再往上面抹墨汁儿，要是来个什么感染，破伤风一类的，孩子的小命儿就断送了。而且尽忠报国这四个字，除了忠字外，在那年头儿都只能刺繁体字，笔划相当烦琐，简体字要八百年以后才能施行呢，要当妈的刺一两针或许还行，一咬牙一闭眼了，刺上几百下写四十多笔划？怕只有发了狂的老妈才行女人和男人不同，她们可以为爱情发狂，为孩子发狂，但是为政治发狂的却极少，不过女人为了爱情，或者怕日后认不出孩子来，在孩子身上留个记号倒是可能，唐三藏的老妈不是就一狠心咬掉了他的脚指头，为了以后好相认么。但是，岳飞离家已经是大人了，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了，而且老妈的相貌不会怎么变，还怕什么以后失散了认不出来？为什么还要给他身上刻字留记号呢？答案大概是：希望日后如果岳飞见到他老爹时，能父子相认。 或许会有人说：不对呀，史书上说岳飞他老爹岳和被大水冲走了。呵呵，这是岳母姚氏自己说的，没有见到尸体是不是？为什么在岳飞背上留尽忠报国这几个字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岳飞父母在定情的时候，男方留给女方的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玉佩，上面刻了四个镂空大字：尽忠报国。岳母为了以后他父亲能认出他来，把那玉佩烧红了，往他背上一按，“呲啦”一声，四个字就烙上了。岳飞疼得直哆嗦，二级烧伤啊。岳母则心疼得大哭，说：儿啊，你尽忠报国吧。 那么，岳飞的老爹究竟是什么人呢？《宋史》上只有寥寥几字：“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贳其财者不责偿。”只说他老爹是个农民，忠厚老实的农民。我们知道岳飞的字写得很漂亮，诗词也颇有功底，绝对不像那些附庸风雅的军阀们。正史说岳飞“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野史说岳飞是地主家的佃户，没有读过多少书。农民子弟，又没有读过什么书，成为武将也不奇怪，可是诗词书法的成就哪里来的？只能是老妈教的。能教出这等孩子来，姚氏肯定是诗书家族出身，在那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怎么会嫁了个普通农民岳和？ 前面说过了，法官何铸一见到岳飞背上的四个字，大惊，就认为他是无辜的，没有造反。如果那四个字是玉佩烙上的，而且何铸见过那块玉佩，认识岳飞的老爹，事情就容易解释多了。可是何铸怎么会认识一个普通农民岳和呢？就是认识岳和，也不能保证岳和的儿子不可能造反是不是?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那岳和根本不是农民，而是赵构的老爹宋徽宗，岳飞则是赵构的同父异母哥哥。那块尽忠报国的玉佩就是皇家之物。 正因为岳飞是赵构的哥哥，和赵构有同等的皇位继承权，而且才干和人望都在赵构之上，赵构才非杀岳飞不可。就算岳飞暂时无心造反，如果牛皋、张宪等人也给他玩一手黄袍加身，再用解放北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来开导他，那岳飞骑虎难下，就像老祖宗赵匡胤一样，不反也得反了。 正因为岳飞是赵构的哥哥，赵构才不愿意公开审理，要保密。自古皇帝杀大臣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杀兄弟就不一样了。唐太宗李世民杀兄杀弟，清朝雍正杀兄囚弟，一直落下骂名。 正因为岳飞是赵构的哥哥，赵构杀了岳飞和岳云后心里有愧，尽管谋反本来应该全家抄斩，可是赵构饶了岳飞的老婆和其他四个儿子，仅仅是流放。 正因为岳飞是赵构的哥哥，秦桧才觉得罪名难下，糊里糊涂地说了个“莫须有”，怕万一定了什么罪名，下面拍马屁的顺杆子爬，把岳飞的祖宗都骂了，那可就骂得是皇帝的祖宗了。 正因为那块尽忠报国的玉佩就是皇家之物，何铸见了烙字才大惊，估计他以前见过这玉佩，或者在皇家内库的账本子上见过画样子。岳飞既然是皇子，要造反就绝不会交出兵权。既然交了兵权就说明无意造反。 正因为岳飞是赵构的哥哥，而且那块尽忠报国的玉佩就是皇家之物，赵构听了何铸的报告才会大惊，罢了何铸的官儿。看来徽宗可能有一批专门泡妞用的玉佩，刻的分别是什么尽忠报国、精忠报国……一类的话。岳飞老妈得到的是尽忠报国那块，而赵构老妈拿的那块写的是精忠报国，后来又给了赵构。赵构文化底子不厚，把精忠这两个字又提到岳飞的大旗上去了。 正因为岳飞是赵构的哥哥，岳母姚氏才要千方百计隐瞒他的来历。当岳飞部下有人得知这个秘密以后，岳飞的老婆才会不经审讯，马上将该人杀掉灭口。 那么，皇子岳飞怎么会流落到汤阴县去呢？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宋徽宗的时候，皇宫里有个姓姚的宫女，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怀上了皇帝的孩子。那年头儿，为了保证皇家血统的纯洁，皇帝和哪个女人睡过觉都会被太监登记在皇帝的起居录上。怀孕的宫女也会被皇家家谱“玉牒”记载一笔。那宋徽宗是个风流人儿，一夜情之后给姚氏留下了一块写着“尽忠报国”的玉佩。 宋朝时，朝廷滥杀大臣的事情很少发生，但是宫廷之内后妃争宠却是时时有之。有名的“狸猫换太子”就是宋朝的故事，说宋真宗无子，李刘二妃同时怀孕，真宗下诏：先生皇子者受封为后。刘妃本是假怀孕，于是收买了太监，在李妃产后以剥了皮的狸猫换下孩子，说孩子是自己生的，然后诬告李妃生下妖物。宋真宗一怒将李妃打入冷宫，直到二十年后被包公发现，把她带回京城，并设计使她母子相认。姚氏怀了皇子以后，就有个没有孩子的妃子来找她谈判，说你生下孩子以后过继给我吧，我保你以后过好日子。如果不同意，嘿嘿，你娘俩儿都吃不了兜着走。姚氏又怕又气，搞不好那女人也会抢了我的儿子再把我干掉。尽管嘴上不得不连连答应，心里却在想别的主意。 “崇宁元年十二月……出宫女七十六人。”正好那年年底皇上要放一批宫女出宫。姚氏听说了要放宫女的消息，就用自己几乎全部的积蓄，买通了太监，混在那些宫女里面，出了皇城。姚氏那时已经有七个月左右的身孕，好在是冬天，衣服穿得多，别人也不容易看出来。 逃出开封府，姚氏怕那妃子派人来追，也不敢和娘家联络，偷偷住在个小店里。崇宁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了岳飞。岳飞将近满月的时候，姚氏发现有可疑的人在附近出没，急忙带岳飞向北面逃跑。跑到黄河边上的汤阴县，正碰上发大水，过不去了。有好心人过来问，于是姚氏才编了个坐在水缸里逃难的神话。问她的孩子姓什么，她随口就答：“姓姚”，又觉得不对劲儿，才又改说“姓岳（药）”。 姚氏把岳飞带大，给他取名叫“飞”。飞者非也，就是说他本来不姓岳。到了宣和年间，岳飞要去投军，对姚氏说：娘，宣和皇帝要召兵了，我想去报名。报名要填家庭成员，我爹叫什么名字？姚氏刚要说：宣和皇帝，才说了宣和两个字，忽然觉得不对，才改口说：岳和，你爹叫岳和。 想到儿子投军以后就有可能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皇帝丈夫了，姚氏热血沸腾，要岳飞解开衣服，自己把那块玉佩烧红了，往岳飞背上一拍，印下尽忠报国四个字，还嘱咐岳飞，以后见了皇帝，一定要让皇帝看看你的这四个字。岳飞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是一头雾水：我在皇帝面前脱光膀子干嘛？ 后来宋徽宗被金人抓走了，姚氏心急如焚，每次见了岳飞都提醒他一定要“迎回二圣”。那时宋朝经常派人去金国问候宋徽宗和宋钦宗，估计姚氏也给宋徽宗带过信，告诉他那个逃出宫的宫女生了个儿子，现在是宋朝大将，一定要救他回来等等。那是绍兴五年，宋徽宗接到信又惊又喜，一激动，死了。消息传来，姚氏悲痛欲绝，过了一年她也去世了。临死之前，姚氏把岳飞的身世和他讲了，岳飞大惊，自己的父亲竟然是皇帝，而且死在了金人手里。自己居然是当今皇帝的哥哥，和他有同等的皇位继承权！岳飞心里乱得很。赵构那么懦弱，不求收复失地，北方的老百姓们在金兵统治下苦受得大了。如果自己当了皇帝，肯定能把金兵消灭，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华大帝国。可是赵构对自己不错，又是自己的亲弟弟，怎么下得了手呢？岳飞越想越痛苦，哎呀，干脆，老子不干了！于是才有岳飞接连两次撂挑子，什么官也不想当了的故事。 赵构那时还蒙在鼓里，死活不让岳飞辞职。而且金人大兵压境，岳飞不得已，才又带兵和金人大战起来。 可是，日子长了，秘密总有走露的时候。岳飞有个部下听到了点儿什么风声，马上被岳飞的老婆抓起来，杀了灭口。渐渐的，赵构也听到点儿什么风声了。 绍兴九年，“正月，金宿州守臣赵荣来归。二月，命修《徽宗实录》。”估计赵荣应该带来了宋徽宗的遗物，里面可能也有姚氏给宋徽宗的信。赵构一见大惊，忙派自己的心腹秦桧以修《徽宗实录》为名，好好检查一下所有的宫廷文件。这已经是三十多年的旧文件了，而且在战乱中又丢失了不少。不过秦桧也是个能人，终于把徽宗的起居录找到了，其中有崇宁元年×月×日，帝幸宫女姚氏之类的话。玉牒上应该也有类似崇宁元年×月×日，宫女姚氏有孕，后不知所终什么的记载。 赵构把日子一对，正是岳飞的年龄！ 秦桧又呈上岳飞的一首诗，《宝刀歌·赠吴将军南行》： 我有一宝刀， 深藏未出韬。 今朝持赠南征使， 紫蜺万丈干青霄。 …… 使君一一试此刀， 能令四海烽尘消， 万姓鼓舞歌唐尧。 赵构看了更是疑点重重：你岳飞已经是元帅了，怎么还有一把未亮出来的宝刀？莫非这宝刀就是指他自己的皇子身份？“万姓鼓舞歌唐尧”，这尧虽然是好皇帝，可是他把自己的皇位禅让给舜了。你岳飞写这个是什么意思，莫非想让我把皇位禅让给你不成？这还得了，赶快杀了他吧！ 岳飞有一首更有名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估计这句又把赵构吓得够呛：你岳飞收拾金国，那只是从中国版图的一半来收拾就够了么，你要从头收拾，这是什么意思？连我赵构一起收拾了？ 下半阕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也很有意思。严格说来，此句对仗不工。“靖康”是年号，应该对个人名或地名才工整，“臣子”二字就对得有点儿牵强了。岳飞在这里是不是也别有所指，指的是国恨家仇的双重仇恨：为臣之恨，君主被掳；为子之恨，生父被囚。当然此句的原稿也或许是“君父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对仗虽然工整，但因痕迹太明显，才改成了“靖康耻”。 此《满江红》有人说是后人伪作，理由是贺兰山在当时西夏国，离金国远了去了。岳飞和金兵大战，怎么会犯这等错误？应该说兴安岭才对。其实，如果真是后人假托岳飞之名所做，肯定不会有令人一眼看去就起疑的地方。 岳飞此处用“贺兰山”绝非笔误，正说明他的志向远远不止收复宋朝的失地，打败金兵而已，而且要继承汉唐的疆土，连西夏国也要灭掉。更有意思的是，岳飞在此词中还提到了匈奴。宋朝时，匈奴早已迁移到欧洲多瑙河一代去了，莫非岳大帅也有心建立一个横跨亚欧两洲的大帝国？既然一百多年以后的成吉思汗能做得到，为什么岳大帅做不到呢？岳飞的军事能力不弱于成吉思汗，而宋朝的人力、财力远胜于蒙古。当然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是如果岳飞的大帝国能成功的话，就不会有持续一百多年的天下大乱。没有乱世的可乘之机，可能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成吉思汗蒙古大帝国。 可惜岳飞犹豫尽管犹豫，终究还是下不了决心把政权从赵构手里夺过来，反而被赵构先下了手。岳飞想来也后悔得紧，临死之前除了“天日昭昭”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未曾造反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啊。

blaufabel · 发表于 3.3.2006 12:15:10

第二十二章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 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某家出了一个太监，从茅屋败堵而高堂大院了，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通畅，自然就形成了规模，犹如现在的养牛专业村、养兔专业村一样，成为一方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 　　有人说这很残酷，其实未必。德国的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中国历史上，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因此，把一个原本注定要贫困一生的孩子送进宫中，以此换来一家人的温饱甚至发达，对这一家人甚至对这个孩子来说不啻于一桩合算的生意。 　　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作敢当的不凡素质。 　　魏家显然是贫寒之家，这从魏忠贤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可以看出来。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不过，魏家也不是赤贫，起码还有几亩薄田，否则魏忠贤也不会在十七岁那年娶上媳妇，更不会经常和村中的无赖在一起酗酒赌博。 　　从现在的资料推断，魏忠贤显然是个外向型多血质的人。他从小应该是个调皮捣蛋上房爬树的主儿。这种人精力充沛，不甘寂寞，敢想敢干，注定不会成为一个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农民。从少年开始，他就整天跟在村里的几个混混屁股后面，由于他本性憨直，待人热诚，讲哥们义气，所以虽然家境贫寒，但在这群人里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基于他的家境以及个人名声，他的老婆只能是一个在农村随处可见的相貌平庸的村妇。家庭生活对他显然没有太多吸引力，对对付付干完农活，他就整天和自己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偷鸡打狗，纵酒赌博。 　　史书记载他的自阉出于一次赌博失意。“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在一次输光了裤子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丢了性命。在声声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氏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寥寥数十字的记载显然把事情简单化了。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和长期以来某种模模糊糊的心理准备。支撑这一时冲动的，除了他那多血质的性格之外，必然还有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是呀，作为一个欲望强烈，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苦挣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的暗淡。上天在他心底种下了那样多的欲望种子，却又注定要让这些种子活活旱死。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藉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而这种做法又给他带来整个家族和村里的冷眼和厌弃，村里人甚至以他为反面典型，教育孩子长大后千万不要和他一样。虽然他表面上满不在乎，可是内心不能不为自己生活的失败与无望而产生深深的自我厌弃感。他表面上放荡不羁，实际上对自己失望透顶。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也许这句憋出来的话倒给他指出一条道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何如进宫当太监！就把这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如果赢了，衣食不愁不说，熬上几年，混出个模样，回到肃宁，说不定县太爷也会亲自接见呢！ 　　在那个夜里，躺在丑妻身边的魏四也许越想浑身越热血沸腾。或许他会像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似的，兴奋得发抖。他想像着自己，这个在村子里人人瞧不起的人跟在皇帝身边—皇帝，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想像自己鲜衣怒马，驰骋在肃宁县城，以前的哥们见了他，纷纷在马头前下跪。想像自己这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换成了青砖瓦舍的三进大院。越想，他的心越飞扬。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据说，当了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个地方胡乱埋了，做永世的孤魂野鬼。身后事没踪没影，就不去想它了，可眼前的事是明摆着的。做了太监，就成了一个废物，就不再是男人。丧失的，不仅仅是那二两肉，而是一个人的根本自尊和尘世幸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大耻辱和最大丧失了。 　　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白受罪。 　　魏四的犹豫、彷徨、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是可以想像的。这是欲望和欲望的交战，损失与损失的衡量。实际上，两边都是悬崖，两边都是火坑，两边都是地狱。是阉割掉基本能力，还是阉割掉一生仅有的一点希望？ 　　无论魏忠贤最终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被钉在历史的展台上，这一夜的他，只是一个被命运追逐着的猎物，在经受着精神上的剐刑。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然而，决定好作，实施这个决定却依然困难重重。 　　摆在魏四面前的有三大难题。首先，净身需要交一大笔手术费，手术、疗养、饮食、医药等费用，合起来最低也要二十多两银子，这笔钱对他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其次，当时的净身手术师虽然有一定经验，但一无麻醉，二无消毒，死亡率很高，特别是成年人的净身手术，死亡率更高。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 　　有明一代，太监人数之多，创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人，直到明亡，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七万之众。然而，如此庞大的数目，仍然满足不了无路可走者的求职需要。明朝中叶，一次宫中大规模招收太监，初定名额是一千五百人，结果有两万多人蜂涌来报名，不少人面试前都做了净身手术。面对如此汹涌的求职潮，政府只好一再扩大名额，从一千五百人扩大到三千人，再从三千人扩大到四千五百人，可是到最后，还是不免有一万多人落选。社会上对这些落选者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无名白”，也就是净过了身却没门子进宫的人。 　　每一次饥荒过后，京城里就会增加许多“无名白”，到魏忠贤的时代，流落在京城的无名白仍然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应该就是一万部情节相似的悲剧，映照了“君正臣良，天纲地维”的大明社会的真实一面。 　　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仅强于乞丐，收入十分可怜，糊口而已。然而这个工作只能容纳几千人。剩下的大多数“无名白”只有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看着这些女声女气的汉子赖在自己马前，死乞活要，谁都恶心，只好捏着鼻子给两个钱打发了事。因此，乞丐倒成了大部分人的专业。再剩下的人，只好去当小偷或者加入黑社会，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 　　面对这样险恶的前途，魏四的决定实在可以说是铤而走险，成功率不大于百分之五十。然而，他的血液里天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卤劲。他说动家里，同意他去作此生死一赌，家里居然被他说服了。毕竟，这次赌博成本不大，成功了，一家从此脱离苦海，上升到中产阶级乃至更高的阶层；失败了，就算大赵庄少了一个浪荡子。连他分家出去另过的哥哥也卖了家里的一条驴，来资助他这次悲壮的冒险。 　　借助太监村的优势，他很快打听到了进宫的门路，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然后，他揣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二十几两银子，进京找一家私人净身师，净了身。当他躺上了那扇专门用来净身的门板，被人用麻绳紧紧缚住手脚时，他心里也许会掠过一丝悲凉，甚至会泛起一丝悔意，更多的，应该是对周围一切事物蓦然而起的莫名的愤恨和悲怨，虽然他是自愿躺到这里的。这种怨恨，在手术师举起屠刀的一刻化为了浓黑的液体，从那时起永远积存在了他的心底。 　　去了势，下面插了一根大麦杆，魏四叉着腿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为了减少小便，净身师成天给他喝臭大麻水，让他拉稀，就直接拉在炕上的稻草里，整个屋子恶臭难闻。魏四的运气不错，伤口没有感染，顺利度过了危险期。可是家人带来的消息让他一天比一天愁。魏家已经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村边的土地庙，然而用这点钱作见面礼，吴公公根本不收。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已经成了全家的投资，不能眼看着半途而废，让他当“无名白”。哥哥魏钊早已分家单过，狠了狠心，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让侄子把钱送了来。 　　这回吴公公收是收了，能不能进宫，却绝口不提。魏四的伤口好了，只好在京城乞丐们聚集的龙华寺里安身，一等就是四个月。这四个月里，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做恶梦。秋去冬来，他连一身御寒的衣服也没有，整天窝在龙华寺偏房里，不敢出去。原来那些梦想不再想了，他现在满心都是后悔。原来虽然吃不饱饭，毕竟还算个正经人家呀，可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他暗下了一条决心：如果进不了宫，宁可自杀，也不去当乞丐。 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万历十七年腊月十四日，魏四终于赶上了那一年最后一次挑选。前三所需要一个倒净桶的人。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二十二岁算是最大的，长得魁梧，身手又灵便，成了那一拨二十多个人里惟一一个入选者。 　　消息传来，全家人烧香念佛。这一天，成了魏忠贤和他全家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激动，不次于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的高中进士，虽然他只是找到了一份倒马桶的职业。谁又能想到，这个日子后来被人郑重记入历史，作为一桩巨大不祥的开始。 像所有眉飞色舞、吐沫星子乱溅的夸大其辞一样，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的，当了太监衣食不愁，每月食米四斗，每年冬夏装各一套，铺盖六年一套，日子过得比在大赵庄时自然是强多了。然而也仅此而已。那些传说中锦衣玉食的太监都是宫中的大太监，最高领袖是宫中司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及他的助手提督东厂太监。稍下一点，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随堂太监，各监、司、局等处的掌印太监，还有在皇帝周围直接照顾皇帝生活的高级太监。然而，这些人在十万太监中不过总共数十人而已。这些人位高权重，地位比高级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居于中层的有数千人，在各种内官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比如宫中各种物资的采购呀，出宫办事时的勒索呀，这点权力足够他们捞到相当可观的油水，过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这个金字塔的主体，也就是数万名像魏四这样跟班、抬轿、巡夜、洒扫、看门的太监这一层，所得的好处就仅剩下衣食两项了。甚至有的家里负担重的，为了多赚点钱，还在宫里给宫女当佣人，洗衣烧饭无所不为，被人称为“旋匠”。 　　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说是名字，其实不过是个符号，只不过叫起来比“零零几”顺嘴些罢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日子。从此，他就淹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让后来他的传记作者头疼不已。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正统年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来是一个儒士，权欲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下层官场混迹九年也没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掷，自阉入宫，当了东宫太子讲读，也就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在这个职务上，他兢兢业业，谦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当太子登极之后，他自然成了宫中的最高太监，从此用足心机，大权尽揽，占尽天下风光。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刘瑾，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他好像与文字天然不亲近，进宫多年，在文化太监中熏染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他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作敢当，却独独与“心机”两字沾不上光。在与太监们喝酒赌博的日子里，他经常被那些奸滑的太监耍弄，久而久之竟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连带着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当认清了自己在智力能力上与别人的差距后，他就没有什么痴心妄想了。实际上，以他的能力，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他进宫好几年了，还是没有能力帮助家里摆脱赤贫，侄女、外甥女还是相继被卖到京城做了大户人家的奴婢。由于能力平庸不思进取，在宫中混了十几年之后，他才脱离底层太监行列，做了东宫一个才人的伙食管理员，一年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外落”。而一直到五十二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因为一年那点“外落”而过得有滋有味，心满意足，如果能以此终老一生，他不会有任何意见。 　　即使做梦，他也不会想到有人会把整个帝国的权力交到他的手上。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它偏偏要造就这看起来绝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贱的“魏傻子”在权力的重压下会变形到什么程度。当然，历史是诡谲的，它开了这样一个过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它的拿手好戏：偶然。 　　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而这个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 　　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不仅仅因为李进忠是“傻子”，更因为这个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 　　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从五岁起，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就不断呼吁皇帝按惯例册封这位长子为太子，万历直拖了十五年才补办了册封手续。而且册封之后，也一直心神不定，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如果没有群臣的坚决反对，太子早就被从储位上赶下来了。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又隔了一层，前途更加不定，况且宫中的龙子龙孙夭折率极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将来能修成正果。当时一些侍候太子长子的太监经常抱怨前途无望：“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够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他对主子感激涕零，对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才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主子的附属物。在那些精明之徒对才人与皇子不那么待见的时候，他却自始至终，谨谨慎慎，恭恭敬敬，一丝不苟，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blaufabel · 发表于 3.3.2006 12:15:51

魏进忠的另一个特点是性格讨人喜欢。他身躯壮大，性格开朗爽快，重感情，多少又有点没心没肺，对人没多少戒心。这一点，在以阴毒猜狠著称的太监群里非常少见，因此也非常受人欢迎。虽然被目为“傻子”，可是人见人爱。另外他身体灵活，是个运动型的人，“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控弦，射多奇中”。在动手方面，可谓心灵手巧。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也经常能逗人开心。小皇孙刚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玩。很久以前与女儿生离死别了的他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异乎寻常的有感情。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受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至尊的天子在底层文化氛围中成长，听起来似乎是个神话，但事实确实如此。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这些人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都机灵乖巧，有眼色，会来事，对小皇孙百依百顺，千方百计投其所好。在和小皇孙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把市井文化的低俗、现实、狭隘、目光短浅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他。在这些人中长大的小皇孙，更像一个在乡村中长大的被惯坏了的野孩子，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对朝中的大臣，都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却惟独对身边的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真正的母爱，是客氏给予他的。因此，他对客氏的感情，与亲生母亲没有任何分别。都十六岁了，他还和奶妈住在一起，形影不能分离。登基之后，按惯例，奶妈不能居住在大内了，可是客氏才出宫两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顾群臣的反对，把奶妈接了进来。自此之后，备极荣宠，风光不在太后之下。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他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泄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有一段时间，他对木匠活的热爱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常常带着几个太监“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如果生在民间，这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工巧匠。可惜的是，他是天潢贵胄，因此，这一切在记载进史书之时，不可避免地是他行为离奇的佐证。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的孩子的正常表现而已。 　　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小皇孙骑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做木匠活的时候，魏进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小皇孙要什么玩具，魏进忠都会千方百计淘弄来，小皇孙一高兴了，就喜欢拿这个老仆搞个恶作剧，开开玩笑。当夕阳从紫禁城头落下之后，魏进忠经常会坐在小皇孙身边，絮絮地给他讲些宫外的市井奇闻或者乡下的古老传说。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一天见不到小皇孙，魏进忠心里就空落落的，在他心里，这既是他的主人，又模模糊糊地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直到这个孩子当了皇帝的天启五年五月，魏进忠对他的这种近乎亲缘的感情仍然没有丝毫衰减。那一天，皇帝在西苑荡舟取乐，不小心翻了船。魏太监一时心急，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竟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救皇帝，结果几乎搭进了性命。这孩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诚，已经不是基于尊卑关系，而是成了内心的感情需要。 万历四十八年，魏进忠五十二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首先，是这一年七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进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进忠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倍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不少。 　　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这一转机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点昏头转向。魏进忠更是兴奋不已。原以为正当盛年的光宗怎么也得做个二三十年的皇帝，自己这辈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没想到这一天这样快就到了，快得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自己这辈子很有可能混个什么膳食处的首领太监之类的体面角色，回到肃宁，县太爷可真得亲自接见了！ 　　任何人，包括魏忠贤，都以为自己的造化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运不由分说砸到他头上。 　　在明朝宫廷中，流行着一种“对儿”的习俗，也就是相好的太监与宫女。皇帝奶妈客氏的“对儿”原本是魏朝，此人和魏进忠是不错的朋友，能力很强。皇帝登基之后，被提拔为乾清宫管事并兼管兵仗局印，从此事务繁多，在宫中的时候越来越少。而魏进忠管理伙食，与客氏接触很多，魏进忠的豪爽耿直，开朗活泼对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时间一长，两人就产生了感情，而且越陷越深。有一次魏进忠正与客氏亲热，被突然回来的魏朝撞见，两人当即吵骂起来，惊动了皇帝。 　　皇帝不管二魏谁对谁错，他关心的只是奶妈的幸福。他问奶妈说：“客奶，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也是个敢作敢当之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多年的“夫妻”魏朝恩断义绝，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魏进忠。 　　当年的客氏刚满四十，正是丰韵犹存，而魏进忠已经是五十有三的老头。看来，这个重感情的“憨而壮”的老太监身上确实有某种不可阻挡的性格乃至人格魅力，让当时这个宫中最尊贵的女人心动不已。 　　不论如何，成为客氏的“对儿“成了魏进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从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 　　这一地位意义深远。因为，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帝对政治却十分厌恶。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平时除了几个宫女和太监，几乎没有接触到其他人，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羞涩，笨拙，坐在那儿活像一个木偶。别人说什么，他根本听不明白，也不想听明白。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 　　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历史把舞台的所有布景都已搭好，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站到了帝国最高处的前魏四，李进忠，现魏进忠，是如何开始他的表演的。 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举动。这意味着魏进忠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角色的转换：以前，他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进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当朝秉政，要开始治理国家大事了，忠之外，还必须要贤，也就是具备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尽快完善自己，“完吾”。 　　这一动作说明魏进忠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傻子”，这个人，很知道些抑扬进退。 　　何止不是“傻子”。魏忠贤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更强烈的欲望和自尊。从小，他就是个活泼伶俐的孩子，作为家中的“老小”，倍受父母宠爱。长大之后，他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更高的期待。正是强烈的改变生命状态的欲望驱使他毅然自宫，这个举动说明了他完全具备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能力。然而，入宫之后的无情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 　　在朱由校登基以前，命运在他面前从来没有露出过笑脸：生而贫穷，长大之后因赌博恶习而不为社会所接纳，在命运的逼迫下放弃男人的自尊成为太监，而成为太监之后依然混得没有名堂，在太监们的钻营倾轧中屡屡挨踩，升迁得异常之慢。因此，被人目为没能耐没出息的“傻子”。 　　在命运的屡次打击下，他自觉带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压力，只好选择了逃避。他笑嘻嘻地听着别人叫他傻子，他好脾气，人家怎么逗他也不生气，他甘居人下，用自己的示弱来换取别人的保护。他大大咧咧，他憨憨傻傻，他没有了自尊。他活得像一个爬虫，他乐于当一个爬虫，当爬虫多舒服呀，可以不受自尊心的折磨，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任，可以任由别人践踏—既然自己没有反抗能力。 　　然而，自尊心是扼杀不掉的，它只能暂时被麻醉被压制。压制越力，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时刻蠢蠢欲动，给魏进忠带来痛苦。睡在太监班房里，魏进忠经常做这样的梦：自己在刷一个巨大的马桶，马桶里有一只小小的蛆虫，他怎么也刷不到。他对这只蛆虫异常地厌恶，异常地痛恨，可就是刷不到这个恶心的东西。越刷不到他越着急，急着急着就醒了过来。虽然不会心理分析，可是他也能隐隐感觉到，其实那只蛆就代表了他自己，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其实是厌恶不已的。想到这里，两颗混浊的泪会不知不觉在夜半三更爬上魏进忠的眼角。实际上，自尊和欲望一直在憨直的外表下顽强地发挥着能量，虽然缺少机心，但他并不是没有机心：他对皇子和才人的鞠躬尽瘁，难道是出于纯粹忠诚吗？他之接近客氏，仅仅是阴差阳错吗？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模模糊糊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扬眉吐气的一天，那光宗耀祖的一天，那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我魏某人究竟是什么货色的一天。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没有丝毫的谦退。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帝国的政治史。 　　权力的滋味胜过了所有的琼浆。这才直是天下至味！天下所有人的生杀荣辱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一个高员一生的努力化为乌有，也可以使另一个人瞬间飞黄腾达。全帝国所有最聪明、最能干、最富有的人都要跪倒在自己的脚下，自己一跺脚，四夷八荒都要颤动。 　　由社会最底层瞬时升到世界的制高点，他一时有点头昏目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品尝超强的快感。现在，他对命运的抱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感激。俯视脚下的芸芸众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踌躇满志，一定要励精图治，把这个帝国治理得海清河晏，让百姓苍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感觉自己此刻是如此的高大，慈祥，睿智，大手一挥，就会把温暖洒向四面八方。这才是他，真正的魏忠贤！ 可惜，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农民、倒马桶者、伙食管理员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资本不过是“担当能断”和“颇有记性”而已。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也不会接过这炙手可热的担子。虽然胸怀大志，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乱。 　　天启六年初，兵部请求提升镇虏关提调董节为游击将军。魏忠贤听了奏折，惊喜地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从提调到游击将军中间还有个都司佥事的级别，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级别直接超升？里头一定有问题，说不定是一起舞弊大案！他深为自己的“洞察”而得意，立刻下旨责问。兵部立刻作出了解释：因都司佥事一级实缺较少，提调一般都直升游击将军，这是几十年来的惯例，有据可查。但魏忠贤既已认为是大案，哪能随便放过，竟然硬把主管武官升迁的官员削籍为民。兵部尚书再次说明情况，魏忠贤不但不承认自己不熟悉政务，反而命令兵部以后再不得越级超升，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改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有一次，礼部官员李恒茂在一份奏折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由于不久前曹尔桢刚刚买通魏忠贤的关节当上了山西巡抚，说他“整兵山东”，无疑是错误了。魏忠贤抓住这个把柄，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精明，如果李恒茂立刻认错，再颂扬魏忠贤一番，肯定就安然无事了。谁知李恒茂自觉委屈，偏要上书辩解，说曹尔桢本为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但未赴任，说他“整兵山东”符合惯例。这番不识趣的辩白让魏忠贤恼羞成怒，以“不恭”的罪名削了李氏的官籍。李氏好好的一个前程就因为这样一次莫名其妙的误会给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想了一个绝招：明朝资深大臣有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这些人每年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于是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在这幕喜剧中，魏氏表现出了小农式的狡黠，然而，这区区几百匹马于事无补，徒然让人笑话而已。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谄媚的笑脸。像历来的首领太监一样，他在京城东部有了一座豪华壮丽的府第，有了无数的仆人，他们如同他肚子里的蛔虫，机灵乖巧，了解他的每一种喜好，把他侍侯得浑身舒泰。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见，他们卑躬屈膝，战战兢兢，乞求他赐给他们些好处，或者等待着他对他们的命运进行裁决。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一连几个月，魏忠贤都像是在腾云驾雾中度过。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充满新奇地仔细体验着自己的尊贵不凡，并且人来疯似的努力向世人夸耀。 　　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大款烧钱以显示富有一样，刚刚从卑贱变为至高无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 　　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所有这一切，仅仅反映了这个人资质的庸劣。他甚至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如果稍稍懂一点历史，稍稍读一点书，他就会知道，历史上凡是手执朝柄的太监，十之有九没有好下场。远的不说，就以本朝来讲，一百五十年前权倾天下的太监王振死在战场上，死后全家老小包括婴儿都被杀光。一百年前“立的皇帝”刘瑾，更是被凌迟处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贤不知道历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干得兴致勃勃，兴高采烈，也干得兢兢业业。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听别人念文件，然后口述意见，一处理往往就是一天。虽然累，但是感觉充实极了。和倒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体验到了工作的快乐。用现代政治词汇说，“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大明王朝”。绝不像史书所说，他要颠覆大明天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 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们自幼饱读圣贤之书，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们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些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天下众人的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并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有七情六欲。然而，拿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为对照起来，他们经常发现皇帝令人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材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辈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由于热衷于宫闱秘戏，他们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为性病暴死；宣宗游戏无度，死于三十八岁的盛年；英宗时太监王振专权，几乎亡国；代宗懦弱自私，死时刚刚二十九岁；宪宗好方术，专宠方士和太监；武宗荒唐放纵，胡闹了一辈子；世宗的年号嘉靖被海瑞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穆宗纵欲过度，死时三十五岁；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再下来，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当今圣上天启帝了。很显然，这父子两个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之辈。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对四书五经背得最牢。他们抱了一腔悲愤拼死要把皇帝纠正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因为道德上的巨大优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说话就特别不客气，犯颜直谏的人也特别多。他们写得高兴了，甚至要在奏折里对皇帝嬉怒笑骂，挖苦讽刺，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来给大家看。海瑞对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已经很久以来不把你当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责武宗“自取覆亡为天下笑”。雒于仁则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尚气。这些人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令名。 　　说来奇怪，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委琐纤毫毕现。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皇帝在宫中喝了一回酒，骑了一回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诫他酒乃丧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诫他千金之躯，不宜驱驰。哪怕这一段时间他到哪个妃子那儿去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上书，隐隐约约地告诫他要节欲，告诉他“无贪一时枕席之欢，而忘保身之术”。 　　与大臣们相比，皇帝们文化水准普遍不高，既然辩不过大臣，就动手。好在廷杖制度让他们能合法地发泄心中的怨气。所谓廷杖，就是皇帝看了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推出午门之外，扒下裤子，打屁股。由于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发泄皇帝对忠臣们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们屡用不爽，有的时候，廷杖被当成了消灭那些讨厌大臣的一种简便方式，因为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数计。偏偏忠臣对此毫无畏惧，甚至他们还渴望死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荣誉。他们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对皇帝也毫无怨言。杨涟被打得肌肉腐烂，筋骨暴露，自知必死，给皇帝上书说：“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东林党人就是这样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分。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现象的不正常：虽然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可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这位新科状元显然掌握了历代忠臣上书的诀窍，用语尖刻，一针见血，让人无法回避。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blaufabel · 发表于 3.3.2006 12:16:16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天启三年，周建宗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立予罢斥。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 　　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担当能断”的魏忠贤心中真的惶惶无主了。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社会正统观念的。朝臣们的咄咄逼人，让他无比明确地感觉到了头上的危险，一旦身败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惨的下场。然而，权力的滋味让人一旦尝了，就决难舍弃。魏忠贤是个凭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和历代皇帝一样，天启帝对这些朝臣们绝无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里，这些成天板着脸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时还讨厌。而魏忠贤的忠诚他从不怀疑，这个在自己身边侍候了几十年的老仆像狗一样驯服听话，善解人意，对他关心倍至。主仆二人情深谊厚，这种情谊是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绝难打破。因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氏的忠与贤，维护魏忠贤的权威。在以后的日子里，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未动摇，他与魏氏风雨同舟，义无反顾地做了魏忠贤的坚强靠山。 　　对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可以一针见血，可以指责，甚至可以讽刺，但对皇帝的决定却不能不执行。毕竟，皇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皇帝的附属物。虽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他要怎么处理，奴才们无权干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没想到满朝“正人君子”黑云压城气势汹汹的攻击最后竟然没损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惊魂初定。然而，他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朝廷的政治天平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 　　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儒学对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摆在士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极端道德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整天把自己关在圣人之道的刻板模子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充满了悲壮；另一种则是极端现实主义，这种人承担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干脆就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没能力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干脆就不要任何原则，为了利益，不择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东林党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谓的阉党则由后者组成。 　　天启四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分交结魏忠贤。头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个人一时间打得火热。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天启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造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当上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朝廷重臣。 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笼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代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丞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说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经的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中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明代及其以前各代的依附太监者，无一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然而，巨大的现实利益让他们顾不了太多了，这群末世赌徒，把一生的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国家在魏忠贤集团的领导下，不论怎样的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天启年间那些奇怪的政治现象与魏忠贤的个性息息相关。 　　小农社会中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这样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许多人都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做事大刀阔斧的他气魄宏大，来者不拒，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说实在的，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他心中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些饱读诗书的朝臣面前，他没法不自卑，没法不小心。东林党攻击之初，他确实惶恐不已，以为末日到了。然而此时，自卑、恐慌一扫而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现在，有那么多心腹给自己出谋划策，“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面对失败的政敌，魏忠贤没有一点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御史周建宗在弹劾魏忠贤时说魏氏“目不识一丁”，这句大实话让魏忠贤恼羞成怒，在反击之时，周建宗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魏忠贤的亲信爪牙在拷打周建宗时还厉声骂道：“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 　　对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魏忠贤的“政绩”实在可怜，然而毫不防碍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天启六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损失不小。魏忠贤带着太监参加了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光明面去看问题。他汇报时不是把重点放在“灾”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贤的表现，说魏氏“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一下子，这个报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魏忠贤读了，心里舒服得无与伦比，在别人眼里，他魏忠贤只不过半夜起来救了场火，而薛贞居然由此看出他“别具一应变之才”，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后段的引申，足见此才可以安邦定国。于是，薛贞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很快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因祸得福，薛贞因而被朝野上下称作“火逼尚书”。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阿谀拍马当成贿赂，直接开价来讨回报。延绥巡抚朱童蒙丁忧，按规定应该离职守孝三年。然而他贪权恋位，于是上疏大吹魏忠贤的功德，并暗示自己不愿离任，于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许回家守孝。有一个中书舍人朱慎坎，为了升官，专疏大捧魏忠贤，称他“内辅得人，师济在列”，肉麻无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选，后来还得到了升迁。 　　凡是魏忠贤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英明睿智，无人能比。由于魏忠贤实在没做过什么大事，人们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过。天启五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主管，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文臣们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著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袁崇焕守卫宁远的功劳就这样算到了魏氏头上。为了酬答这样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为肃宁伯。 魏忠贤主持重修了皇极殿，这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里变成了经天纬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补天。焦劳靡闲于晨宵，率作几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构，成不日之经营，一人有攸跻之安，万邦仰垂堂之象。”简直如同再造国家的大功一样了。既然如此大功，当然要加官进爵，于是魏忠贤被晋为上公。这是明代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天启五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从伯而侯而公而上公，很快到达了最高爵位。同时，在魏家亲戚中，一人封伯后又封公，一人荫为正一品大员，一人从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计其数。赤贫的佃户魏家如今笏满床，转眼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之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虽然表面上赫赫扬扬，但心里总是没底，深夜做梦，经常梦到自己被人褫去权位，又成了一个赤贫的农民，回到早年住过的那三间破草房里，原来的哥们又来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来后经常惊出一身冷汗。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贤一直期望出人头地，他绝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甚至还认为自己颇为杰出。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还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地灌溉了他干涸以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地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渐渐地上瘾了，对别人的恭维越来越饥渴。如果没有这些恭维，他无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种上瘾和毒瘾是那样的相似，只有剂量越来越大，才能满足他不断增长的要求。于是，恭维之辞越来越夸大，越来越离谱。由于缺少文化，那些在别人看来夸张得可笑的言辞他却受用无比。他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底细，其实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底细，于是他只好变本加厉地虚张声势，构建一个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这种外来的支撑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魏忠贤不是彻底的白痴，所以他的内心经常在两极之间摇摆。有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天生聪明，洞察一切；有时又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是处，不过是个废物。和他的谋士们比起来，他明显感觉自己脑瓜不够用。这种情形多像一个酒精中毒者的表现，一会儿可能上了云天，摆出一副崇高的姿态，作出许多宏伟的许诺，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可能变得怯懦绝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 为了拯救自己，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 　　明代的特务组织在历史上是极为著名的，这是由于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态的好奇心，喜欢窥视臣民们的隐私。为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由东厂和锦衣卫组成，人数多达十数万。天启三年，魏忠贤出任提督东厂太监，在这个位置上，他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干得有声有色。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他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这个故事非常传神地突出了魏忠贤时代的社会气氛，真实情况相去无几。“道路以目”这个词用于描写当时的恐怖氛围已不是虚指，而是实指。天启六年，一位苏州官员因事进京，将入都途中及京城内外的见闻写成《北行日谱》一卷，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内都遭到了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行里被翻了好几遍。进京后，他连续走了几家朋友，求住一宿，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其中一人见他上门竟失声道：“此乾坤何等时，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见当时恐怖气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在魏忠贤授意下写成的谕旨中，充满了对他本人的褒奖颂扬：他称赞自己“一腔忠诚，万全筹画。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还说自己“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别人的吹捧当然还要肉麻许多倍。大学士冯铨在为魏忠贤祝寿的诗中，竟然把他说成是“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伟人。到后来，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文盲魏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与孔孟并尊的地位！对这类乖张的溢美之词，魏忠贤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对谀颂者大加奖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之壮观，远过什么岳庙关庙。河南省城开封为了建造生祠，强拆民房两千多间，建成后前后九重，乃天子之数。延绥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专用的黄琉璃瓦为顶，祠内的魏忠贤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门口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如此荒唐的闹剧，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上的进一步劣化。这场闹剧，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精神资源的水土流失。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社会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作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背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六十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是在天启帝病重其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日，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贤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家庭成员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河北肃宁大魏庄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没收，拆毁。这些气势轩昂的层楼叠院刚刚建成几年，有的建筑还没有最后完工。 　　赫赫扬扬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诸多公侯一日之间成了被人踢来踏去的死刑场上的尸首。刚刚聚敛到手的财富又一扫而去，侥幸没死的魏氏后人戴上枷锁，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边疆。在那里，他们落地生根，盖起土坯房，开垦贫瘠的荒地，重新开始了赤贫的生活。 　　几十年前那场赌博换来的又全部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点，不，甚至远远不及原来的生活。 　　如果魏忠贤九泉之下有知，他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那场赌博吗？

blaufabel · 发表于 3.3.2006 12:16:58

第二十三章禅让是一个谎言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仲尼门徒一厢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以后，这种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坏。 孔子只是“素王”，虽然自命为圣贤政治的不二传人，数度周游列国，可始终与政权无缘，且屡屡厄于野人，空剩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奈。而控制政权的王霸却免不了道德权威的缺憾，在他们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至于仁义道德，那是装点殿廷、遮掩霸气的一种文饰，最多也只是包裹尔虞我诈、纵横捭阖的一层糖衣。这是儒家士子永远的遗憾。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他们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致君尧舜”。但众多儒家士子永远也不知道，恐怕也永远不想知道，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它也许只是孔子夜梦周公醒了后的模糊记忆？如果只是因为这一点美丽的残梦，而用数千年的光阴来反复试验，那代价简直就是不堪回首。可是，历史竟真的是那么残酷。 第二十五章尧舜禅让的政治谎言 最早对尧舜禅让提出质疑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了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在政出于曹氏的现实面前，当了多年政治傀儡的汉献帝，再也无法与没有道德包袱的曹丕并立于世了。曹丕以己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击碎了尧舜禅让的美丽政治神话。 一部有别于正统的异类史书《竹书纪年》也支持这种说法：“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直说就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夺取了帝位。舜一上台就进行政治肃反，迅速铲除忠于帝尧的政治势力。透过《尚书》的正统文字，我们依稀还看到这之中的残酷和恐怖：“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演了受禅的一出戏之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猴给鸡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异见人士。也只是在这种屠杀的恐怖之下，天下人才被威服。《尚书》的意思很明显：“四罪而天下服”—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而坚决的手段，如果不放弃妇人之仁，也就是说，不对帝尧的“四大护法”下重手，则天下是不能服的。现在让我们剥下儒家描在舜身上的美丽文饰，看看真实的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舜起自田间，躬耕历山。一个乡下的穷孩子，在和平年代又怎么能有那样大的造化呢？从一个普通村民，数十年间竟能先娶帝尧二女，成为朝廷重臣，再为摄政王，最后践天子位。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也不能说舜没有过人之处和独得之秘。 在和平年代，获得政治地位自有它的一定程序，比不得乱世，王侯将相多出于草莽。因此，和平于小百姓是福气，但于政治野心家却不能不说是个限制。但对于真正有手段的政治高手，和平未必就是障碍。我们知道，科举时代通过考试获得进身之阶；在科举之前，选拔官员是征辟。所谓征辟，就是朝廷听说某人有贤名，就下诏调他为政府效力，就是让他出任官员。因此，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要想进入政治轨道，就不能默默无闻，就必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可是怎样才能博取名声呢？无非是德行或才能出类拔萃。但以才能显名于世，不如用德行获得名声来得快。因为，才能要到为官用事时才会看出来，可德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所谓大德只在细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彰显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所以呢，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征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作功夫，不是以隐逸山野来彰显自己淡泊名利的高行，就是以事亲至孝来获得孝子的美名，或者以仗义疏财获得一方善人的荣誉称号。这在征辟制度实行得比较积极的汉代最明显。 舜的独得之秘就是他的做秀功夫一流。舜所以被帝尧征辟用事，就在于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获得了非比一般的社会声誉。他在隐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功夫。他首先在孝上着力，不过这也得力于他全家的配合，他们甘当负面的配角，为了舜的政治崛起，落下千古骂名。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舜的“军功章”上怎么着也有他父母和弟弟的一半。史载舜“父顽母嚣弟傲”，他的父亲、继母和异母弟，为了杀害他，费尽了手段。这里有些让人不明不白，舜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舜在家庭里面的对手为什么屡屡要对他赶尽杀绝？甚至更不可思议、不合情理的是，在舜已经做了帝尧的女婿之后，他的家人还在继续进行对他的种种谋杀活动，在舜修谷仓时火烧谷仓，在舜穿井时落井下石，种种都志在杀之而后快。虽说有后妈就有后爸，但舜的父亲也未免太冷酷无情了吧。要说杀舜是他弟弟象为了独得家产，但在舜贵为驸马后，对于自私的象来说，攀附哥哥比杀害哥哥更能获得利益。儒家的史书对此有一个解释：象在这时候之所以还企图谋杀舜，是为了兄终弟及，继承舜的琴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公主嫂子，自己做帝尧的驸马。这种说法很牵强，因为杀害驸马的政治风险太大了。试想，舜的非正常死亡，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是象母子，因为之前他们就有种种对舜不善的恶名传于外。象难道不明白，骄傲的两位公主会跟杀夫仇人结婚吗？她们会放过杀夫之人吗？以人心度人心，无论君子还是小人，规避危险是一样的。因此，正史关于舜与其家人的恩怨，不是执掌政权的舜的创作，就是他们合演的双簧。 但创作也好，双簧也好，反正舜通过它获得了孝子的美名，这才是最终目的。有了孝子美名后，舜就在历山地面上轰轰烈烈地演绎起他的德与能。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以至他到哪里，老百姓跟到哪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舜一到就迎刃而解；老百姓发生纠纷，也都找他均裁，他一裁还无有不服。当然，这也都是后来舜的御用历史学家所言。总之，他的名字很快穿越历山，上达天听，于是就被朝廷征辟，入朝用事。舜到了帝尧的朝廷，很快得到帝尧的欢心。帝尧末年，灾害频仍，“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共工、鲧、欢兜等一干名臣此时都在朝用事，这些人都是舜的前辈，舜想有所为，不能越过他们。但他们都没有舜的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舜是驸马，是帝尧在丹朱之外最信得过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份相信，尧晚年不问政事，沉迷修道，对舜的奏请一概是圈阅同意。在舜用事二十年之后，朝廷早已物是人非，昔日英华未经秋而凋落，舜之羽翼已成。政出于舜而不在尧，帝尧大权旁落后终被幽禁深宫，太子丹朱也被另处囚禁。但老奸巨猾的舜并没有马上取代尧，他只是摄天子政，在做了八年摄政王之后才惺惺作态一番，假意归政丹朱，但据说由于老百姓不同意，他才勉勉强强地登上帝位。 关于舜归政丹朱的做秀，司马迁这样写道： 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试比较一下，一个是当政近三十年，又是当今摄政王，满朝文武几乎尽出于他栽培；一个虽然是太子，却早被政敌加上了不贤之名，并被幽囚多年。一无羽翼、赤手空拳的太子又怎么能与积威积权的摄政王抗衡呢？只要脑子没进水，没有人会不朝舜而朝丹朱的。舜的摄天子政，在数千年后还有王莽的居摄和假皇帝相媲美。有趣的是，舜假惺惺地叹气：“天意如此！”王莽后来废汉时也有样学样地说是迫于“皇天威命”。不管是不是王莽东施效颦，但起码王莽看清楚了尧舜禅让的实质。从来惟大英雄能识英雄，也惟大奸雄能识奸雄。后文要说的王莽、曹丕、司马炎、刘裕等，都是舜数千年后的私淑弟子和知音。 这种政治权谋就怕有了开头，坏的先例一开，就免不了骨牌效应。舜费尽心机地登上天子位，却也同时坐上了政治火山。帝尧留下的烂摊子要他去收拾，天下虽然一时被他恐吓住了，但他接收的只是个泽国，洪水泛滥经年，人民几为鱼鳖。要想真正坐稳天下，当务之急是把水治好，只有先服了水，才能真正让人心服。没办法，舜只得起用出于治水世家的禹。在此之前，舜杀了禹的父亲—治水的鲧。杀人父用人子，舜难道不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吗？可是除了禹，没有人有能力治水，舜不得不控制性地使用禹。禹后来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除了表明他敬业外，也许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想让帝舜抓住他一丝一毫的缺失。如果他治水过程中过家门而入的话，帝舜完全可以因此下诏斥责他“疏于职守”，“为家忘国”，甚至扣上更严重的政治帽子：罔顾圣恩，不体朝廷拳拳爱民之心，为儿女私情而忘君臣大义。大禹后来以俭朴著称，恐怕也与他所处的百般猜忌的政治环境有莫大干连。 对于大禹来说，怀抱血海深仇，在仇敌手下讨生活，只能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颇得大禹遗风，当他哥哥被所谓的更始帝刘玄杀害后，刘秀没有逞匹夫之勇，而是继续面不改色地效忠于刘玄，终成大业。大禹的行事低调，使得他在极具心机的帝舜手下没有出什么差错。也许是人算不如天算，怀抱原罪的大禹后来竟因为治水这件苦行而最终夺得天下，并顺利传位于子而成就了夏朝的帝业。当然这是后话。 而当大禹奉诏治水时，洪水已经成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治水也自然成为国家压倒一切的任务。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衙门、所有的资源和所有的人都要为治水让路。在此过程之中，国家的权力中心无形中就与治水指挥部重合起来。国家的生杀予夺，人事上的升迁进退，都可以凭对治水的态度“一票否决”。这在帝舜是不得以为之，但在大禹来说，却是个天与的莫大机会。最终，大禹疏通九河，引江入海，建下旷世之勋，也因了这一德被万民的震主之功，更主要的是在治水过程中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掌管了整个国家的人财物，大禹的光芒盖过了帝舜。在伯益等部将的拥戴之下，禹受舜禅也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在此又简单地重复了一下。禹受舜禅，也照抄帝舜当年的旧作：“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不过大禹不像舜当年那么做作，没有说什么天命不天命的。虽然也是“辞辟”了一番，那也是程序的需要。大禹虽然也是逼退了帝舜，强行当上天子，但同帝舜全靠沽卖孝名来获取政治资本相比，毕竟建立了惠泽苍生的不世奇功。其践天子位，也算实至名归，人心所向。 起自田土的帝舜，终被玩水的人所取代，最后去南方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就地为陵。可怜一个苦孩子出身的退位天子，演了一辈子的戏，到最后收场时，只有娥皇、女英双美哭陵。也许这所谓的巡狩就透着蹊跷：一个被迫退位的前天子还南哪门子巡？何况那时所谓的南方可不能与现今的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南方可比，那个听起来就恐怖的蛮荒瘴厉之地原是最好的流放地。舜之所谓南狩，恐怕只是政治流放的代名词。不然，他的两位遗孀怎么哭得那样伤心，以至血溅青竹，洒泪成斑，最后殒为湘妃，魂绕九嶷。帝尧二女一辈子荣华富贵，父亲和丈夫先后贵为天子，晚年却迭遭政治打压，最后竟然还蒙尘南荒，怀着不尽的愤懑而去。其情其景真正是“人何以堪”！ 不过自帝舜始，禅让也形成了一个规矩：受禅天子也不逼人太甚，还保留了退位天子及其继承人部分特权，允许他们以客礼见天子，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正如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仍允刘协在封地奉汉正朔，并言，“天下之珍，我与山阳共之。”但实际上，他们彼此都从内心不想见到对方，一个怀着道德上的愧疚，一个受不了君臣易位的尴尬，所以是以君臣之礼相见还是以客礼相见，从一开始就是不会成为现实的事。退位君主虽然保有封地，其实就是被监视居住，被软禁在封地。到此之时，即便继续享有天下之珍，又同嚼蜡何异？ 从舜禹受禅的被历史神化，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政治神话，什么是政治谎言，明白了为什么谎言被一再重复后，就成了绝对真理和不可颠覆的神话。

blaufabel · 发表于 3.3.2006 12:17:56

第二十四章汉魏晋南朝禅让的恶性循环 辽人有首《伎者歌》：百尺竿头望九州， 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以此诗比之汉末魏晋南朝的政局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汉失其鹿，天下共逐数百年，真正是王朝兴替如走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政权轮替并没有采取革命的形式，而是和平交接，即所谓禅让。禅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激烈，但其文质彬彬的面具下同样充满了血泪。 在舜禹之后，其始作俑者应推西汉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王莽慕古成痴，其改制内容不在此专论。这里就说他怎么让刘氏江山改姓为王。西汉自大将军霍光辅政以后，政局就一直被外戚权臣所笼罩。等到王莽出任掌管军政大权的大司马时，王氏一门已先后有十人封侯，其中五侯更是权焰熏天，轮番出任可比拟摄政王的大司马。“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王家的炙手可热。作为王家侄辈的王莽所以能从“一门俊彦”中冒出来，靠的就是他非凡的做秀功夫。王莽的谦恭使他成为外戚中一朵亮丽的奇葩，以至获得了大学者桓谭和宗室刘歆的推崇和拥戴。 王莽在经营权力多年以后，就不再满足权臣的名分，开始步步紧逼，欲问汉鼎之轻重。他先毒杀了自己的女婿，那个还是孩子的平帝，立两岁的宗室子弟为帝，并把他的名字改为孺子。立新帝使自己十六岁的女儿一跃而为太后，改新帝名字是在向天下表白，自己只是在效法周公。周公当年辅政时，管、蔡二人就曾散布流言，诬周公企图篡夺成王的的江山：“其将不利于孺子乎！”王莽此举意在昭告天下，自己会像周公那样尽心辅佐孺子，最后功成身退，还政于天子。 当翟义拥戴宗室刘信用武力向他提出抗议后，史载王莽闻之“惶惧不能食”，竟然“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时还满腹委屈：“昔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并效法周公当年作《大诰》讨伐管、蔡，也作《大诰》表明自己的正义和无私。 但他最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权力的持续浸染使他不再满足于大司马，不再满足于摄政王和“九锡”的同天子仪礼，甚至连假皇帝和摄皇帝名号也不足以餍其心。公元25年，他终于背弃了自己对天下的庄重承诺，一日之间否定了自己半辈子的事业，废汉建立了自己的新朝。“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可笑的是，此时他仍然做秀成癖，走下金銮殿，紧握孺子的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哀叹良久”。意思是说，我本想以周公为楷模，辅佐你到亲政为止，无奈天命不可违，上天一定要我代汉而治天下，其奈何！其奈何！ 这 “皇天威命”就是当时嚷嚷不休的图谶，所谓天降符瑞言称王莽将代汉而立。其实，这一切做作都是王莽或者其追随者造出来的。不知道王莽是真相信这些图谶还是被自己人蒙骗了，反正他就这样在人造假神话的迷乐声中走向了政治绝路。1890年后，袁克定也效法古之成例，印假报纸伪造万民拥戴袁世凯称帝的民意，以欺骗其父，终使老袁走上了不归路。其称帝也与王莽代汉一样成了一个历史大笑话。 同王莽受禅失败不同，后代的奸雄却作出了不俗的成绩。他们从王莽的失败中得出了教训：靠女人可以得到荣华富贵，甚至也可以权倾一时，但永远得不到江山。在宫廷内部经营的权力体系，就如空中楼阁，看上去巍峨壮观，却由于没有根基，很容易在政治风雨中瓦解冰消。像王莽，其权力取得全来自王氏家族的一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现在贵为太后。因此他的权威基本上只局限在庙堂之上，并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能号令天下，全靠扛着汉朝廷这面大旗和太后的支持，一旦没有了这个“橡皮图章”，其权力合法性的大厦马上就坍塌了。所以他代汉自立，马上就遭到社会中上层的坚决抵制。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他厉行新政，以上古圣贤的名义改革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企图取悦中下层老百姓。可他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一场正确的改革，糜烂的政局和崩溃了的经济，使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所以他的每一项新政都遭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在一个错误之后，他又接着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企图用暴力强行推行改革，结果使得各种反对力量形成合流，以至政局鱼烂河决，终于不可收拾，其新朝也随着他被民军所杀而夭折。 撇开其他原因，王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不是自己一刀一枪挣来的，靠妇人女子九曲深院里的因缘际会去偷盗别人的江山，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家正统时代，天然地就缺乏合法性。所以，王莽之后，谋求禅让者多是能将能相的权臣，其身边聚积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并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其夺得天下虽然是通过禅让，却也经过多年甚至数代苦心经营，也是刀口舔血，出生入死而来。 曹氏代汉而立就是这样。曹操靠收编黄巾残部起家，在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和屯田的经济政策之下，再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终于荡平中原，打下自己的一片基业。但他还有自己的道德包袱，还没有代汉的政治勇气，“使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终其一生，曹操虽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但一直还是安安分分地做着“周文王”，奉汉正朔，做着汉臣，在魏王和汉丞相的位子上死去新魏王曹丕继位后，他要兑现其父要他做周武王的期权。其时，虽然有孙权、刘备的不断犯边，但基本不成气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旧布新，建立新朝，已经是人心所向。各种力量都在推动曹丕采取行动。而曹丕本人也没有乃父的道德包袱，年轻人的勇气和虚荣心也在激荡着他朝皇帝的宝位冲击。那些曹氏部属也在设想着如何弹冠相庆，如何分新朝一杯羹。于是自有小臣去逼去劝汉献帝效唐虞旧例，把帝位禅让给魏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公元220年，曹丕终于逼迫汉献帝把帝位禅让于他，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他追尊其父为魏武帝，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曹丕还同时给刘协留了句客气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但刘协是不是共到所谓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后来活到五十四岁死去。 不过刘协聊以自慰的是，那个逼他禅让的曹丕并不长寿，只活了三十六岁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也只活了三十多岁就扔下了孤儿寡母，遗命司马懿和宗室曹爽辅幼主曹芳继位。最高领导人频繁更迭，而且继位者年龄越来越小，这就为权臣的诞生准备了现实条件。司马懿是曹操时的旧臣，辈分很高，是小年轻的曹爽难以望其项背的，朝政大权很自然地就落到司马氏手上。 同曹操一样，司马懿也有他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他都是魏臣，并不遗余力地为魏东征西讨，顽强抗击西蜀的军事冒进，并彻底地遏制住了诸葛亮的北伐努力，堪称魏朝的柱国之臣。但正如后来唐末的一位诗人有感藩镇之祸所言： 中原莫遣生强盗， 强盗生时不可除。 一盗既除群盗起， 功臣多是盗根株。 司马懿成为魏朝柱国之臣，多年手执兵符，统率百万大军，屡屡打退外敌的侵犯，这奠定了他在魏朝廷不可或缺的地位。对一个主弱臣壮的政权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其可怕远甚于强盗和外敌，事实上司马氏后来也确实成了魏政权的掘墓人。生杀赏罚之权不再出于朝廷，而渐渐下移至司马氏之门，司马氏在魏廷也渐渐获得了曹氏当初在汉朝廷的地位。 历史又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出戏，准确地说是演员照抄了前人的旧作。司马氏第二代司马师开始主宰魏朝廷，甚至径行废立，竟然把乃父当年受命辅政的对象曹芳废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耄为帝。司马师后来疯疾暴死，继其位者是他弟弟司马昭。这个司马昭表面上没有其兄那样霸气，骨子里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他名义上的皇上曹耄对他的切齿之言。 这个曹耄少年气盛，不忿司马氏专权，想做真正的皇帝。可除了身边的几个太监并无一兵一卒，就是身边的太监也保不准是司马氏的耳目。这也不能怪他们，凡夫俗子总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为了生存也讲不了什么君君臣臣的大义了，何况你曹氏当初也是不君不臣过来的。曹耄在发了一通不知死活的怨言后，竟然仗剑冲出后宫，摆出一副与司马氏拼个鱼死网破的架势。可他的匹夫之勇碰到真匹夫就立马完蛋。司马氏的人也挺剑迎上来。当大家还慑于君臣之义时，司马氏的鹰犬贾充高呼：司马家养你们多日，就为的是今天！以至宫闱惊变，血溅宫墙，曹耄被当场刺死。这个贾充也算与司马氏有一段孽缘，《晋书》“武帝纪”称他“贾充凶竖”，一个凶恶的小人。其女后来嫁给晋朝的第二个皇帝惠帝司马衷，就是那个乱晋政的贾后。这个据说又矮又黑的贾后精于权谋，又有政治野心，一手挑起了“八王之乱”，从而使短暂统一了全国的晋朝，不得不在“五胡”的凌厉攻势下成为偏安江左的割据政权。这个惠帝就是天下饥馑时问百姓“何不食肉麋”的那个蠢材皇帝。他们也算是一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天成佳偶，或者叫一对真正的狗男女。当然，这是题外话。曹耄死后，满朝文武，只有司马懿的弟弟、老臣司马孚抱尸痛哭。按说，就是要做做表面文章，司马昭最低也应该弃车保帅杀贾充以谢他弑君之罪，从而维持君臣的起码体面。但司马昭连这一点体面也不要了，贾充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如果司马昭忍痛杀了贾充，恐怕就没有后来晋惠帝时贾后专政的惨祸了，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办法，魏明帝的老婆、当今太后只得下发诏书斥责高贵乡公曹耄，并将横死的皇帝贬为庶人，以民礼下葬。做皇帝、做太后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悲哀两个字怎么写了。只能说，前有行者，后就有跟者；你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十五。恶的示范效应从来比善要来得快来得猛。 司马昭很快又立了另一个宗室子弟曹璜来当新傀儡，就像当年王莽为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改名孺子一样，司马昭也把新君改名曹奂，其潜台词是取其光明、换新之意，要他与前任曹耄划清界线。这个曹奂在司马昭手上基本上还挺过来了。等到司马昭一死，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曹奂的皇帝日子也到头了。公元265年，司马炎效曹丕故例，逼迫十五岁的曹奂禅位于他。于是夺汉天下的曹魏也在四十五年后被司马晋夺去了天下，也算是“前人田土后人收”了。 但是，“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司马炎登上帝位十五年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全国，从而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但他在做了真正的中国大皇帝十年后就一命呜呼。他死了以后，晋朝又落入权臣内斗的恶梦之中。司马衷继位后，皇后贾氏与太后杨氏为干政事大打出手，在她们的背后分别是皇后父亲“凶竖”贾充和太后父亲“豺狼”杨峻，这两个外戚权臣又联结着宗室亲王和朝中大臣。权力斗争很快发展为生死之搏，亲王们都进行了军事动员，以至晋王朝陷入了近三十年的内乱，史称“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在持续的“军阀混战”之后，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以至被“五胡”所窥伺，长安、洛阳沦陷，晋室被迫南迁。中国在短暂统一后再此陷入分裂。 晋室偏安江东，在淝水之战后顶住了胡人的南下攻势，但后来又几乎命丧权臣内乱，最后靠刘裕击败了篡位的桓玄。但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一盗既除，更生一盗。而这后进的虎，新生的盗就是当初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刘裕就是晋室的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但他也自然地成为后进的虎，新生的盗。《资治通鉴》说刘裕在再造晋室之后滋生了政治野心： 宋王〔刘裕〕欲受禅而难于发言，乃召宋臣宴饮，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战，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惟盛称功德，莫谕其意。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还外，乃悟。而宫门已闭，亮叩扉请见……亮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 刘裕想跟前辈受禅的曹丕、司马炎学习，却一时自己说不出口，所以他召集部属喝酒，希望他们提出来。但他绕了个弯子，先说自己如何再造晋室，如果没有他，晋朝早灭亡了，现在虽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但位极人臣，恐怕不是好事，所以想辞去晋朝廷的一切爵位，到京师养老去。刘裕向自己的部属暗示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晋朝其实二十年前就已经灭亡了，是我刘裕让它又活了这么些年，就算我现在代它而立，也不算盗取他人江山社稷；第二层意思是，我现在位极人臣，皇上已经赏无可赏了，从来功高震主，当皇帝无可赏时，通常就意味着要杀了，我担心这样下去要出大事；最后一层意思说得更直白，我刘裕不想再要晋室的爵位了，我想去京师养老。从来戒慎恐惧的功臣功成身退都退归林下，惟恐离权力中心不远，岂有往政治漩涡里去的道理？刘裕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无论从仁义还是自我保全的角度，我都要去京师去皇宫度我的余年。可惜一干部属都不明白老刘的心思，只有傅亮喝完酒出门后被风一吹，觉得刘裕好像话里有话。终于风吹酒醒，脑子灵光一闪，突然看出了端倪，明白了刘裕绕这么个大弯子原来是想受禅当皇帝。他自觉立功的机会来了，就回头敲门进去跟刘裕请假说要去京师走一趟。两人彼此心照不宣。傅亮出了刘家的门后，天已经黑了，只见长星划过中天，傅亮认为这是天意显示，世间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了。天人感应学说认为，长星过天是改朝换代的神示。没有其他旁证证明这一天文现象，这段神话很可能是出诸刘宋的官方正史，用意在证明刘裕的奉天承运，应天顺人。借禅让主谋傅亮之口说出这段神示，还特意点明他本不信天人感应，目的是强调天要灭晋，非刘裕之罪。 紧接着，傅亮去京城，带着起草好的禅位诏书去找晋恭帝，叫恭帝手抄一份。前朝逊帝在这非常时刻总是哭哭啼啼，明知大势已去还要恋栈不已，结果徒然弄得正准备登基的人心里不痛快。这个人不痛快，别人还能痛快得了？马上要退位的皇帝又怎么能痛快得了？这个晋恭帝倒不像他的前辈，他不但痛痛快快地答应禅让，而且还说早该禅让了。刘裕碰到这么个知趣的人，少不得要多浮几大白。这个达观的逊帝高高兴兴地誊写了一遍傅亮起草的禅让诏书，还对身边的人说：“当年桓玄作乱时，晋已经失去了天下，我家的江山能延续二十年，都是刘公所赐。今天我把天下禅让给刘公，我心甘情愿。”刘裕受禅后改国号为宋，史称南朝刘宋。晋的末代皇帝晋恭帝被封为零陵王，所有待遇比照晋初。 这个晋恭帝也算一个看透时势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是生不逢时，一定也是个权谋高手。当此之时，如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发泄自己的悲愤和仇恨，岂不扫了人家的兴？虽然人家能理解，那对你今后的人生又有何益？晋恭帝此番言辞的效果简直可以同那个乐不思蜀的刘阿斗媲美。千百年来人们都在嘲笑刘禅不知亡国之恨，嘲笑他“此间乐，不思蜀”的名言，却不知道这可能是他在司马氏的恐怖之下自保的一种手段，是故意示愚和养晦，从而借此保其天年。否则以其当初对诸葛亮如对仲父的姿态，虽然昏聩，却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让对手鄙视的童真之言。晋恭帝也算顺时随命，与时俱进，用一句惠而不费的漂亮话，换来后半生的平安，说起来还有很大赚头。用现在的国与国间的外交辞令来说就是，在被迫签订这份不平等条约时，晋恭帝通过外交手腕最大化地争取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可是刘宋的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准就没有晋恭帝这份从容。不过刘准还是十三岁的孩子。 他在权臣萧道成的鹰视虎眈之下，在帝位上待着的最后时刻，被萧的杀机所镇慑，几之魂不附体。当萧道成的大臣王敬则逼他出宫时，小皇帝— 不肯出，逃于佛盖之下，王敬则勒兵殿庭，以板舆入迎帝。太后惧，自帅阉人索得之，敬则启譬令出，引令升车。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皆哭。 可怜惊吓过度的刘准害怕被抓走杀害，竟然躲到慈悲菩萨的塑像下面不肯出来。但太后知道，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死只在对手的一念之间，如果惹恼了他们怎么得了！太后赶紧领着太监把小皇帝找出来了。即使在知道不会被杀之后，这个小皇帝还是说出了千古亡国之君的伤心欲绝：希望后世转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在刀斧面前，十三岁的宋顺帝下了最后一道诏书，禅位于齐。萧道成也像宋顺帝的祖先刘裕一样受禅登上了帝位，史称南朝萧齐，从而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短命王朝。 历史之轮很快就转到萧齐的末代。大司马萧衍崛起，统领大军的他心中也萌生了受禅的想法。其追随者沈约察言观色，就进行劝进： 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历数所在，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沈约关于天道人心的漂亮说辞，无非是要打消行将篡夺者的最后一丝君臣之义的顾虑。萧衍终于改元称帝，当时合法的皇帝不在京城，所以萧梁是称帝在先，受禅在后。过了些日子才由齐之末代太后颁令，使改朝换代合法化。太后令说：“西诏至（时齐和帝在建业之西还未回京），帝（指齐和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归于别宫。”—齐太后说，齐和帝效法前代旧例，要把天下禅让给梁，请梁派个特使来，明天我这个齐的寡妇就把传国玉玺送给你。 萧衍是为梁武帝，他奉齐和帝为巴陵王，优崇之礼，皆仿齐初。 梁末的权臣陈霸先也照葫芦画瓢，他派手下带兵入宫，把梁敬帝带走，把事先起草好的禅让诏书让末帝手抄一遍。陈霸先建立了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国号为陈，他奉梁敬帝为江阳王。可他这个王朝比他的前辈差多了，在其子陈叔宝手上就被北朝崛起的大隋所灭。 自汉末黄巾以来，至此已经四百多年，中间虽然有晋的短暂统一，但分裂和动乱一直连绵不绝。在这险恶重重的政治黑夜中，人性阴暗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历史从来没有像这样填满了无休无止的征战和杀戮，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阴谋和篡夺。 只要一个政权内忧外患不断，就离不开权臣，尤其是军事强人。一旦这个军事强人长期手绾兵符，甚至父子相传，而不幸的皇室又为孤儿寡母时，那君臣易位就是迟早的事。特别是在乱世，纲常的约束力衰微，篡夺和阴谋就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禅让不过是强附在这之上的一层涂色，半遮半掩，欲盖弥彰。

blaufabel · 发表于 3.3.2006 12:18:39

第二十五章两个失败二奶的教训 《水浒传》描写的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满篇多是杀人放火，喝酒吃肉，描写风月的笔墨不多。寥寥可数的女人中，除了林冲娘子这样的贞节烈妇外，其他的不是如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友”，就是潘金莲、潘巧云那样的淫女荡妇。 　　在这些女人中间，有两个“二奶”不可不提，那就是让宋江最终为寇的阎婆惜和促使雷横落草的白秀英。 　　这两个二奶都是东京人士，也就是说在首都长大，从小操一口京片子，眼界开阔，阅人无数，见识过“五陵年少争缠头”的京都美女，山东郓城那样小地方的汉子，即使如江湖上声名赫赫的宋江，照样难入她等青眼—因为风尘中慧眼识李靖的红拂女毕竟是奇缺得如大熊猫一样。就像现在，某些满口雪莱的诗人或者动辄哈维尔的宪政精英，进了歌厅，还没有大街上刚刚混江湖的“古惑仔”更讨小姐喜欢。 　　阎婆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和父母一起从东京流落到郓城那个穷地方（未必是她的亲父母，或许是养“瘦马”的养父母），父亲死了，当地还刚刚解决好温饱问题，娱乐业不发达。《水浒传》中写道：“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估计那时候公款娱乐还不甚流行，她只能屈身给宋江做了没名没分的“二奶”。 　　宋江在江湖上是及时雨，是小孟尝那样的人，可在“我拿青春赌明天”的阎婆惜眼中却一无是处。如果明媒正娶的话，宋江再无趣也终究是她的老公，要一起生孩子过日子，可她的出身不可能成为已晋于郓城上流社会宋江的妻室，甚至连妾的名分也不确切。而宋江长得太对不起观众，黑黑胖胖，又生活无趣，胸怀壮志心忧江湖却不能哄女孩子。除了被宋江养活外，她既得不到乐趣，又满足不了性欲，还不可能有名分，那么她喜欢上年轻英俊、乖巧伶俐的张文远便是自然的事情。 　　阎婆惜毕竟只是个普通的风尘女子，没有红拂的眼光，没有李师师的福气，没有杜十娘的心计，她只能一心一意爱上张文远，而及时雨的威望、名气以及勃勃雄心这些无形资产，在一个婊子的眼里也许不如一朵玫瑰花—因为她不可能理解另外一个价值体系中的事物。 　　同为押司，显然宋江的资历、人际关系、声望远远高于张文远，舍宋江而爱张文远，这是阎婆惜的第一错—真正的爱情，对二奶来说是奢侈品也是杀伤自己的刀刃。傍大款还挑什么年龄相貌？主要看他是否有钱是否有发展前途—阎婆惜可能以为宋江只能永生为吏了。 　　阎婆惜的第二错就是低估了一代枭雄宋押司的狠毒与权谋，此等女子毫无江湖常识，引来杀身之祸也是自找的。她可能以为宋江无非和自己的相好张文远一样，不过是见到县令相公唯唯诺诺的小吏而已。她读完了晁盖等人给宋江的感恩信，应该想到，敢于将犯那样重大罪行的江洋大盗放走，能被黑道众多好汉拜服的宋押司，其胆量、智慧以及江湖地位可想而知。二奶得知包养自己的黑老大的惊天大秘密时，应当如何做呢？ 　　第一种选择是装着不知道，反正宋江喝醉了，自己装着根本没有动过招文袋，即使宋江怀疑也不至于当场杀死她。 　　第二种选择就是对老大说，我知道了但小妾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说出去，而且发誓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着老大走，没准以后真做个押寨夫人。 　　可被爱情与金钱冲晕脑袋的阎婆惜做了最不应该的选择：敲诈宋江。你敲诈一点金子不要紧，还扬言要立马给钱，不然拿着书信去公厅告官。从阎婆惜的话中可以看出她很有些小聪明。看惯了曲本（现在的肥皂剧）的小女子知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没有将送来的金子退回的一般规律，也知道“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她害怕退回书信宋江再也不会承认，因为在郓城县宋江黑白两道通吃，他的话更容易被人相信。但也可以让宋江打个欠条呀，等金子拿到，立刻回到东京，盘个店铺，招个郎君过小日子不也很好吗？这个傻妞枉跟宋江一场，对宋江一点也不了解，最后把宋江逼上了绝路，也把自己逼上了死路。她不明白，杀一个在当地没有根基的风尘女子和作为公务员放走江洋大盗的罪行，前面的更小。 大概五年前深圳也有过类似阎婆惜这样的傻二奶，这位二奶被杀倒不是讨厌包养者，而是因为她太爱包养者。湖南衡阳一位刘姓女子花容月貌，在深圳某防疫站工作，做了一个派出所所长的情妇。这位湘女犯了和杜十娘一样的错误，动了真情，最后非要嫁给那个派出所长。那位已有妻室的所长是公安系统的先进，怎能为一个二奶和糟糠之妻离婚，搞得身败名裂误了前程？所长答应给她青春损失费，从三十万加码到八十万，那可是五年前呀。可这位痴情女子说就是给她一座金山她也不干，她只要和所长结婚，否则就告发到公安局。以此要挟以为点中了命门，最后所长只好雇用黑道上的人，制造车祸结果了这女子的性命。 　　如果说阎婆惜是傻而被灭口，那么白秀英则是因狂遭祸。 　　白秀英也是从东京来郓城捞世界的，可她傍对了人，是新任知县的二奶。也许因为来郓城时间太短，她和当地最高首长的亲密关系还不被很多人知道，那时候的干部选拔考核还有些规矩，至少知县的二奶依然卖唱，没有承包县政府的工程，更没有由舞女变为法官，因此不识泰山雷横，一不小心触了霉头。 　　白秀英唱完后讨大家的赏钱，坐在第一位的雷横忘了带钱—作为刑警队长的雷都头，在郓城地面上，兴许没有带钱的习惯。你想新警察小武都可以免票看电影，而且坐在包厢里面，堂堂的都头来看戏岂不是抬举你？ 　　雷横不识庐山真面目可以理解，你白秀英只要暗示一下，雷都头不仅明天会补钱，也许还会派人来给你护场子。可白秀英这位京都女子自以为有和县令的关系，狂得不得了。她难道不了解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规则？也不了解一下社情？了解一下郓城地面上的人物再做买卖。当别人说这是雷都头时，她还辱骂道“只怕是驴筋头”—堂堂的刑警队长哪受过这样的侮辱？打她一拳是自然的。 　　可挨了打的白秀英还不吸取教训。雷横知道她的身份后肯定会负荆请罪，赔上银子，你就坡下驴给个面子，雷都头就会成为你在郓城的保镖。可她因为有大靠山，告了恶状让县令枷了雷横，而且枷在她经营的勾栏面前示众，还让其他的公人，原来雷横的部下或同事打雷横。这个县官也是脑子进水，履新不久为了自己的二奶如此得罪手下的众多干部。因为这不仅对堂堂汉子雷横是奇耻大辱，而且让其他的干部也有唇亡齿寒之感。正如雷横母亲控诉的那样：“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 　　这不识字的老婆子都明白起码的法律，即使执法也应当由政府来执法，哪能由原告执法？不过现在好像公安拿原告的办案经费去抓被告也不新鲜。可恶的白秀英还打了老太婆，标准的孝子雷横再也忍不住了，用枷打死了白秀英。这叫欺人太甚，自取其祸。 　　今天像白秀英这样狂的二奶也不少。当年成克杰在位时，他的二奶李平在广西便能呼风唤雨。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某看上了某饭店的女理发师—这巡抚大人连郓城县令的品位都不如，人家包养的好歹是京城名妓呀。一位商人送给这位省委书记大人的二奶数十万元，通过她搞定书记大人，从而操纵贵州官场，成为地下组织部长。 　　做二奶的，不能像阎婆惜那样傻，也不能像白秀英那样狂，这样的教训得吸取呀。

blaufabel · 发表于 3.3.2006 12:19:20

第二十六章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 和两个失败的二奶阎婆惜和白秀英相比，李师师显然是一个成功的二奶。她不仅傍上了天下第一人—道君皇帝宋徽宗这个大款，还狠狠地赚了梁山泊那伙强盗的一大笔银子，让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出了银子还对其感恩涕零。 　　李师师有如此的通天本事，能成为天下第一二奶，仅仅因为其色艺双全是不够的，通过《水浒传》的描写，我们能窥见她过人的智慧，娴熟的交际手腕和通达的处世态度，和阎婆惜、白秀英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白秀英因为仗着是县令的二奶，骄狂得不把整个郓城的大小官吏放在眼里，最后侮辱了雷横母子，遭遇杀身之祸。照这个逻辑，皇帝的二奶李师师可以狂到天上去了，天下人除了皇帝谁也不能入她的青眼。但李师师能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正是李师师高于白秀英等人的地方。 　　作为东京最大的娱乐公司的花魁和汴梁歌舞团最红的歌星，李师师被皇帝包养后，应该金盆洗手专司侍侯道君皇帝，或者搞一个正五品、从四品之类的歌舞团团长，让赵官家掏公帑把她养起来。她在皇帝耳旁吹吹枕边风，这事不难办到。可李师师没有这样做，她还是在风月场所做她的花魁，而且是真做，依然笑迎天下客。不过因为是御用的，价码高了点。哪像现在一些大牌歌星被某些地市级官员包养后，寻常百姓就难近芳颜了。从这点看，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还是能与民同乐的。这位后来被金人俘虏的皇帝虽然荒淫，但写得一笔好字，更兼吹拉弹唱无所不通，也算多才多艺吧。 　　因为李师师还坚守着为大宋风月事业兢兢业业工作的态度，宋江等梁山泊的反贼才可能通过“二奶”路线，让自己想被招安的心思上达天听。 　　皇帝常居深宫，中间关山重隔，又被高太尉这样的奸臣蒙蔽，想通过高太尉等权臣向皇帝表白真心受招安之心的路子已不可行。走李师师这个二奶的路子，是当时梁山诸人的惟一选择。 　　通过风月歌舞界，向上层施加影响传播信息的古老办法至今还在使用。赖昌星的“远华”走私案中，似乎就有这种当红歌星帮着沟通上层的关系。 　　宋江等人在东京的茶楼里向茶博士询问李师师：“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看来当时关于皇帝包养风月女子的小道消息满天飞，直传到偏僻的山野陋村，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梁山泊首先派出了第一美男兼公关部长情报处长燕青出马，三两下就搞定了李师师的经纪人李妈妈，然后再带领宋江等人去见李师师。由于出手阔绰，立马被李师师母女另眼相看。你看李师师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态度多么谦恭，谈吐多么得体。 　　等宋江喝了点酒，指指点点吆三喝四，露出梁山泊贼首的面貌后，再加上骂骂咧咧、长得粗野的李逵，作为沾过天子雨露的李师师来说，心底里对这伙举止不雅的土财主未必瞧得起，但她恪守了风月场良好的职业道德。宋江介绍李逵：“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你看李师师如何幽默：“我倒不打紧，辱没了太白学士。”风流倜傥的大才子李白，色冠群芳的李师师，只会杀人喝酒的李逵，三个姓李的如此排列在一起，令人开心。这与时下一些风月场所只会讲黄段子的小姐们相比，令人不得不感叹，优秀的青楼文化，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 　　李逵打了为皇帝提供保卫的杨太尉后，惊了御驾。宋江一伙的真实面貌露了出来。接待如此重大的反贼，搁在别人那里早就被东京警备厅抓进去了，可因为是皇帝的二奶，“李师师只推不知”—二奶的级别越高，安全系数也越高。 　　等燕青再次进京见了李师师后，李师师已经知道上次闹东京一帮人的身份。但见过了大风大浪的师师根本不当回事，她对燕青说：“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决无干休。”听说梁山泊人真心想招安时，李师师安慰燕青：“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为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 侠肝义胆的李师师，向皇帝引荐了燕青，燕青报告了宋江真心想招安一事。没有师师的引荐，梁山泊人不可能被招安，宋江被招安的愿望实现，功劳最大的就是李师师。我也不得不佩服燕青，当李师师撩拨他时，为了招安大业，他以结拜姐弟的理由堵住了李师师，避免成为皇帝的情敌而坏了大事。 　　李师师相助梁山泊人成了招安大事，除了受了钱财，喜欢燕青等原因外，我认为还由于李师师的见识与经历有关。风月中人按理最应当理解江湖人士，他们往往都有难言的人生际遇，有种种辛酸，他们的道德观、是非观不同于正常社会。李师师有幸傍上了皇帝，但她没有得意忘形，依然明白自己的身份，能对梁山泊人给予“同情的理解”。看水浒中女人，我以为最可爱的就是李师师。 　　二奶左右王侯，妓院胜于官衙，风月影响政治。这算是我国政治传统之一吧。

blaufabel · 发表于 3.3.2006 12:20:02

第二十七章狄马:众生平等与景阳冈打虎 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大村子，那么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理所当然的合法村民。且不说人类有没有资格不经选举自任村长，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谁是村长，是上帝还是联合国秘书长，都应当保证村子里的各村民能天然地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领土，以及在领土之内生存、繁衍、自由觅食的权利。否则，这个种姓复杂的村子就不可能有秩序。 有了这样一份“村约”，你就会发现人和自然界发生的许多事情并不总像人类所自以为是的那样。比如用万物一体、众生平等的观念去看“景阳冈打虎”的话，你就会发现景阳冈的“吊睛白额大虫”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可厌。它恪守着它的本分，它并没有下到“三碗不过冈”的地方到处抓人吃人，它甚至在武松到了山神庙前也没有采取行动。尽管它“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但它仍然留出“巳、午、未”三个时辰供人类通过，甚至在通过时，它也谦卑地认为，只要人多，又是结伙而过，它便不应该行动。这等于是给人类留足了面子。 这里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成见，即人类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属于自己的。上帝所造的一切飞鸟走兽、鱼虾虫鳖都是供自己当饭吃的，因而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运用上帝赋予的智慧以及自造的奇技淫巧掠夺自然、残害其他生命的历史。但实际上人有人的领地，老虎有老虎的领地，就像老虎不能到人的炕头抓鸡哺雏一样，人也不能到老虎的家园里借酒撒疯。我相信上帝创造老虎并不是为了毁灭它，我相信上帝创造了老虎，同时也赐予了它一份啸傲烟霞、腾挪跳跃的栖息地。《创世纪》里的耶和华在创造了日月天地、星辰昼夜、飞鸟走兽后，又告诫他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第一代“宠物”：“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但自从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便显示了残忍和健忘的一面：他们把“治理”当成了劫掠，把“管理”当成了“剿灭”，把关爱其他生命的实质转化成了人定胜天，涸泽而渔。武松不过是被施耐庵典型化了的突出人物。 他本来有多种机会避免与老虎相遇，比如在“巳、午、未”三个时辰（即六小时内）通过景阳冈，或者和其他客人结伙而过。但没有，他把“三碗不过冈”当成了笑话，把酒店因害怕醉酒误事的限量销售当成了商家的促销手段，他甚至把酒店老板老虎伤人的警告当成了一场餐饮业的不法商人对消费者的劫财策划。就这样，当他横拖着梢棒走了四五里，所有的神谕，包括冈下大树上的文字，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都告诉他，他已到了老虎的领地，但他一意孤行，置若罔闻：“他一只手提着梢棒，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把那梢棒倚在一边，放翻身体，却待要睡……”这一连串绘声绘色的动作描写，显示了这个人对生命的全部亵慢。 尽管我对被景阳冈的老虎吃掉的“三二十条大汉”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深表同情，但我还是注意到了在施耐庵稍后的描述中，有一个穿着虎皮的怯懦猎户对打虎下山的武松有这样一段自述：“今景阳冈上有一只极大的大虫，夜夜出来伤人。只我们猎户，也折了七八个……”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我对受难者同情的程度以及人数。众所周知，猎户以杀害其他动物为天职，这回反为老虎所害，完全可以看作是因公殉职。 此外，我还注意到了老虎吃人的原因：“那个大虫又饥又渴。”也就是说，老虎吃人是迫不得已。你不能要求老虎饿了吃“家常豆腐”，渴了喝“八宝稀饭”。上帝在创造这样一个被称作“百兽之王”的物种之前，已将“肉食”这样一条生命密码牢牢地焊接在了它的肠胃结构中。人因为骄傲把自己视为“高等动物”，又在没有征得任何动物的同意下，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封为“万物的灵长”；但对景阳冈的老虎而言，武松不过是一个送货上门的“肉包子”，吃掉他就像人拿走自己冰箱里的一块面包或一根火腿肠一样。 尽管这样，老虎与人还是有一点真正的不同，即老虎吃人是因为“又饥又渴”，但人吃老虎，人吃其他动物，甚至人吃人就未必全由于食不果腹。商纣王“剖腹验子”、“敲骨吸髓”只是出于一时的好奇；斯大林坑杀异己，残害知识分子，只是为了夺取或维护权力；希特勒兴纳粹党，建集中营，将六百万犹太人送进焚尸炉和毒气室，只是自视“人种优越”；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树立“三面红旗”饿死农民三千万，并不是领导人饥寒交迫，相反，多种资料显示他可以吃到红烧肉。武松本人为什么流落到柴进庄上？就因为酒后醉了，将县政府的机要秘书打个半死，随后潜逃。没有人教他要敬畏生命，更没有人教他人要爱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 在“血溅鸳鸯楼”一回里，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固然该死，但为了一己私仇，将马圈饲养员、鸳鸯楼餐厅女招待、家养的歌手以及给歌手喂奶的无辜妇女也一一搠死，就未免有点惨无人道了（注意，人自己创造的这个词倒十分老实：为什么不说“惨无狗道”、“惨无狼道”、“惨无鹰道”、“惨无蛇道”？盖因人自己也不好意思，觉得以上各“道”比起“人道”来要逊色许多，根本不足以揭示残忍的程度）。 但不管怎样，结果是武松打死了老虎，不是老虎吃掉了武松，根据人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逻辑，武松就应该领受吃香喝辣、披红挂彩的殊荣。 打虎归来的武松先是被安排到冈子附近一富裕农民家歇卧，越明日天亮，便受到了景阳冈周边地区的居民众星捧月般的拥戴。酒足饭饱后由各村镇选出的代表将缎匹花红挂与武松，接着在县政府特派人员的簇拥下，由四个青年农民用一乘凉轿抬了武松，当然忘不了将已死的大虫扛在前面，浩浩荡荡，开赴阳谷县来。 当县政府的首席负责人将各基层募捐来的千贯赏钱递给武松时，这个以残忍著称的粗鄙英雄竟变得拿腔拿调起来：“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赏赐。”可当知县现场封他为步兵都头时，打虎英雄倒头便拜：“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从此，这个清河县的地痞无赖，这个涉嫌故意杀人并正遭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被正式录用为阳谷县的陆军最高指挥官，完成了一个由社会闲杂人员向国家公务员的凌空一跃。 尽管这看起来极不公平。因为在老虎被打死以前，也曾吃掉“三二十条大汉性命”，但并没有见老虎披红挂彩。相反，在遇见武松以前，它依然一个人在冈子里走来走去，甚至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除了上帝封它的“百兽之王”这个荣誉头衔外，这个食物链顶端的领袖不用说工作秘书，甚至妻子儿女牺牲时也不在身边。否则，到武松伤及它的性命之际，至少有个人可以报警，或留下生平见证，封个“烈士”或“森林卫士”什么的。 但没有。事实是武松享受着千载以下的英雄美名，而这个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英勇献身的老虎却成了愚蠢、无能的代名词。看哪，这个据说是“森林里的王”竟然被一个饮酒过量的中年男人用拳头打死了；而他的敌手，一只“吊睛白额大虫”，除了“一扑，一掀，一剪”三招外，一无所能。这就是被无数电影电视以及文学教科书所反复吟诵的主题。 此案就这样被铁定下来了，而且看不出老虎有翻供的可能。除非人类的文明能真正摆脱自大和狂妄，进化出一种高尚、无私的“绝对精神”。我想，只有借助这种来自上天的辉光和荣耀，人类才能走出自我的泥淖，走向一片和谐、智慧的“澄明之境”。实际上即使在一部充满暴力和江湖无赖气息的古典小说中，仍然有一丝丝神启式的草蛇灰线透露给世人：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而武松最后的结局，是被包天师的玄天混元剑砍断左臂—注意，正是这只左臂首先揪住大虫的顶花皮—未尝不可看作是这神启的应验。失去左臂的废人武松最后散尽资财，在六和寺出家终老，是上帝有意让这个心性亵慢的人学习谦卑。至于老虎，我一直对它心怀敬重。我认为它是在动物反抗人类的历史中最负盛名的悲剧英雄，它的无辜受辱使我常存愧疚。我认为它是为捍卫自己的领土和尊严而死的，它的死比泰山还重。

blaufabel · 发表于 3.3.2006 12:22:48

第二十八章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天亮之前，鉴湖女侠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杀害。一个33岁的女性因政治原因而就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她的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为当时舆论中心的上海，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神州日报》连续公布浙江省发布的有关通报、函电、文告，并转录外电、外报刊出的有关消息。《时报》除了对秋瑾案始末作了连续报道之外，还发表了《哀秋瑾案》、《记秋女士遗事》、《对于秋瑾被害之意见书》等几十篇有关秋案的评论文章和诗词、漫画，对秋瑾慷慨赴死的报道也非常传神，“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申报》发表了各种体裁的有关报道、评论等30多篇，累计达3万多字，包括秋瑾被捕与就义的情况报道，绍兴府公布的有关秋瑾“罪案”，秋瑾被害之余波，秋瑾男装持手杖照片，秋瑾生前演说稿，秋瑾好友徐自华撰文，吴芝英书写的秋瑾墓表等。 《申报》在当月的一篇报道中称赞秋瑾“时或垂辫作男子装，到处演说颇能动人。现方创立女子体育所，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云。”在7月22刊出的《秋瑾之演说》中高度评价她组织女报、提倡女学、追求女子独立的作为，并以热情的语言写道：“闻女士擅口才，每登演说台，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掌声如同白日春雷。”并摘录了秋瑾慷慨激昂的演说《敬告姐妹行》，字里行间满溢着对她的“才”、她的“志”的无比推崇。 7月23日，也就是秋瑾被杀第8天，刊出她的6首遗诗。 7月25日，发表《论绍兴冤狱》评论，直接指出冤案是绍兴府假公济私、捏造告急所造成的。 8月13日，登出官方伪造的《绍狱供词汇录》，后面还有“编者按”： 按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浙江人）莫不知悉。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及“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词，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辞何等雄厉，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 《时报》也说： 浙省官场，因外间人言啧啧，群为秋女士讼冤。大吏授意某某，求秋女士书函等件，仿其笔迹，造通匪等函件，以掩天下耳目。此说若真，官吏之用心，不可问矣。 10月6日《申报》刊出的《徐锡麟传》一书广告中，有“徐手刺皖抚，剖心而死，祸及秋瑾女士大狱……小像七幅，并有秋瑾女士墨迹一章”等语，尽管是广告，其中却充满了对秋瑾的敬意和惋惜之情。 在1907年那样暗无天日的年头，包括《申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纸都曾为秋瑾生命的丧失而感叹，而悲恸，所以他们一而再地为她的冤死而呼喊，一而再地提起杀人者，出卖者和赞成、默许杀人者。无论是曾和秋瑾同在日本留学，当时为绍兴府中学堂监督的袁翼，绍兴士绅胡道南，巡抚幕僚姜梅簃、章介眉，还是带兵到绍兴的标统李益智，甚至久负盛名的汤寿潜都遭到了舆论的谴责。至于杀人的主谋绍兴知府贵福、浙江巡抚张曾扬就更不必说了。 《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倡言无忌，大声疾呼，指斥贵福等的罪恶，不留余地。对秋瑾没有确供就被杀害，舆论更是一致谴责，普遍称为“秋案冤狱”。认为没有证据，秋瑾只是办报、办学的回国女学生而已，所编《中国女报》爱国情绪昂然而气宇平和，没有煽动激越之辞。 《文汇报》说：“绍府贵守，无端杀一女士，竟无从证实其罪，是诚大误。”《神州女报》发表题为《秋瑾有死法乎？》的尖锐评论说：“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 署名“瘁民”的《浙江之危机》一文严正指出“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不宣布，无以塞人裰??　?br /> 《述浙省官吏之罪状》一文同样指出“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白宣布的罪状，因此严厉谴责“杀人以媚人”的张曾扬，“戕无辜之国民”的贵福，“纵部兵以肆淫威”的李益智。 据陶沛霖《秋瑾烈士》一文回忆，“秋瑾就义后，陶心云驳浙抚和绍兴知府致电军机处，电文很长，谓：‘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电文揭发贵福之暴行很详。” 贵福受舆论攻击不已，也深以当时没有确证为忧，因此对被捕的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程毅等六人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试图在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终无所得。今天，当我们一再提起秋瑾的时候，也不该忘记那些默默无闻的名字！ 直到1908年10月25日，少年胡适参与编撰的《竞业旬报》第31期还发表了《好个大胆的贵福》的评论。 《卖友者之将来》一文对于告密者冷嘲热讽，义正词严—“秋某之死，不死于侦探，而死于告密；不死于渺不相关之人，而死于素号开通，昕夕过从之人。” 急得袁翼为此上书浙江巡抚为自己辩白：“今《神州日报》为秋瑾死事，不察实情，听访员之言，遽诬翼告密。”也可见舆论影响的一斑。 上海报馆还直接致函因为争路权而名动一时的汤寿潜，要求他作出答复。一时间，报纸上出现了多封戏代汤寿潜复上海报馆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杭州知识界因秋案而对汤大为不满，他是绍兴人，又负有声望，秋瑾被捕后，张曾扬曾征询过他的意见，而他的意见是不利于秋瑾的。 舆论当然也不会放过旁观的“看客”，署名“佩韦”的《致浙省绅界书》，责备他们“不敢异议，是不惟无义气，无热血，亦且胆小如豆，胆小如粟矣。是天下可鄙可怜之人”。 以“主持清议为天职”的报馆，连篇累牍地发表《浙绅之对于党狱》、《责难浙绅篇》、《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敬告当道诸君》、《敬告浙抚张公》、《敬告全浙士绅》等评论，面对专制政府“杀我无罪之同胞”，他们发出了“湖山虽好，倘蔽以黑幕之云，则一转瞬间，秋雨秋风愁杀人之天耳！”的慨叹。 江苏省教育总会发出《致浙省议长议绅谘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强调“庶政公诸舆论”，“官民共负责任”，反对无罪杀戮，谴责告密、赞从和虚与委蛇的行为，严正指出：“敝会未经调查，窃以报馆为舆论之代表，其所记载容或有一二传闻失实，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诸陈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 安徽旅沪学界同人发表《论浙狱公启》说：“上海各报，平时著论，尚有宗旨不合议论，不能画一者，对于此案，则众口如一，亦足以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虽在雍正、乾隆年间，先后大兴文字之祸，号为野蛮专制者，尚未闻有不由刑部定罪，即可妄杀之事。”并提出由各省学界联名向北京控告，为秋瑾昭雪或由上海各报先行发起。 1908年2月29日，《神州日报》刊出记者《公祭秋女士大会述闻》。10月20日，《杭州白话报》刊出《各地绅商对于秋瑾墓案之评论》，转载了10天前上海《新闻报》有关浙江当局试图毁平秋瑾墓，严拿徐寄尘、吴芝瑛等的消息之后，“沪地商绅大动公愤，连日会议”，10 月13日，“江苏绅士上书江督，力争此事，由江苏省教育总会沈友卿、太史同芳领衔。” “明夷女史”的《敬告女界同胞—为浙江明道女学堂女教员秋瑾被杀事》一文则给予秋瑾之死极高的评价： 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鲜。 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鲜。 面对屠夫的凶残、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馒头”的愚昧，这是我们在秋瑾被杀害之后那个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或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正如当年发表的《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所说：“女士之死，海内冤之。哭以诗者有人，吊以文者有人，传其遗事者有人，刊其著述者有人，闻其冤而愤浙中士绅致函诘责者有人。” 1907年8月8日，《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9月初，无生的短篇小说《轩亭复活记》在上海《女子世界》增刊本发表（后改题为《秋瑾再生记》，由竞存书局出版）。小说描写夏瑜（后改为秋瑾）死而复活，鲁迅先生1919年4 月发表的小说《药》中塑造的“夏瑜”就源于这里。 主办《女子世界》的陈勤，来自浙江南浔，“因鉴湖女侠恶耗……本社拟即赓续之以继女侠之志”，于1907年12月创刊《神州女报》，创刊号载有徐自华（寄尘）的《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女士传》，吴芝瑛的《秋女士传》和《祭秋瑾女士文》，佛奴的《秋女士被害始末》，佚名的《论秋瑾之被杀》，《秋瑾有死法乎》，还有徐自华的《祭秋瑾女士文并序》，《挽秋女士四章》，王钟麒的《秋瑾女史哀词》，孔繁淑的《哭秋瑾七律四章》及《吊秋女士》，《吊越女》，《挽鉴湖女侠》，《浙祸》，《挽秋女士》，《哭秋女士瑾》，《挽竞雄》等大量悼念秋瑾的诗词、联语。 《秋女士被害始末》记载了六月初一到初六这六天的情况，其中说临难的那一刻“秋女士是时从容如故”。作者当时置身绍兴城中，或得自口碑，或亲历其事，他的记录因而是可信的。 1908年1月，《神州女报》第二号发表《吊秋璇卿女士文》，徐自华的《为秋瑾营葬事致吴芝瑛女士书》及《哭秋璇卿女士》，《哭秋女士》，《哭秋瑾娘》，《挽秋璇卿女士联》，《挽秋女士瑾》等大量诗词、联语，其中不乏“惨成七字狱，风雨断肠天”这样令人长久难忘的沉痛诗句。 陈勤还和吴芝瑛等一起，通过各种关系把秋瑾的遗稿交给各大小报刊乃至《万国公报》发表。 徐自华曾和秋瑾在浙江浔溪女学共执教鞭，两位才华不凡的的女杰，相近的身世，相同的志趣，使她们订下了文字之契，结成生死之交。她们结伴泛舟西湖，有过埋骨湖山之约。所以秋瑾遇害之后，她和另一位才女吴芝瑛风雪渡江，将秋瑾移葬西湖，她写的墓志铭，吴芝瑛的书法，加上金石名家胡菊龄的篆刻，号称“三绝”。她创立“秋社”，守护先烈的英魂，耿耿忠心数十年，至死不渝。 少年英俊的《孽海花》作者、江苏常熟人曾孟朴不仅带头与30多人联名电奏抗拒张曾扬调任江苏，而且在秋瑾被害第三个月就在他主持的上海《小说林》第五期上一口气刊载了秋瑾遗诗21首，第六、七期连续发表徐寄尘的纪念文章《秋女士历史》（1907年11月）和《秋瑾轶事》（1907年12月）；接着刊出了多种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小说有包天笑的连载长篇《碧血幕》，戏曲有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杂剧，啸卢的《轩亭血》传奇等，只因《小说林》出到1908年9月就停刊了，这些作品大多没来得及登完。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又名《中华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写成于1907年9月9日，距秋瑾遇害仅三个月零三天，其中有《叙事》一篇说：“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 1907年9月下旬，古越嬴宗季女的《六月霜》传奇，由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单行本。 同年，黄民编《秋雨秋风》史料由竞存书局出版，此外还有大兴书局石印、佚名编的《鉴湖女侠》和广东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史料。 1908年，上海复汉社印行了《流血女杰秋瑾》诗文集。1909年，陈勤创办《女报》月刊，在第三期后专门出了湘灵子编的《越恨》等增刊，这是有关秋案比较完整的专辑，收集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有关秋瑾一案的史料。 可以说，直到清廷垮台，在这片秋瑾洒尽全部热血的大地上，有关她的书一直没有中断过出版，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庆幸的。 秋瑾之死的创痛长留在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因而她的面容才一而再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秋瑾弟弟秋宗章曾在《国闻周报》（14卷22期）发表过一篇《六月六日与李钟岳》，详细叙述了山阴（绍兴市那时分山阴、会稽两县）县令李钟岳在秋瑾被害前后的言行，及最后自尽的选择。 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生于山东安邱，耕读传家，进士出身，先后任浙江江山、山阴县令，深得民心，所以离任之日有数千人自发送别。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把案子交给他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他曾多次委婉陈辞，遭到贵福否决。1907年7月13日，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他在现场，曾在门外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推其本意恐怕是他不想担当杀士的恶名，所以企图借李的手杀秋瑾。 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秋瑾遇害两星期后，张曾扬致电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当日，贵福复电“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可见实有其事。 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有意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立即召见李，令他执行。李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好一句“供、证两无，安能杀人？”，百年之后依然掷地有声，这是人性、良知的声音。 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阻拒，几至冲突。”应是可信的。然而他的争执是无效的，杀人的命令已下，口舌之争已属无谓。 时已子夜，他提审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秋瑾知道生命的终点马上就要到了，她提出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一个小小县令，他答应了二、三两个要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杀人要砍头，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似乎都成了习惯，秋瑾并不畏惧死亡，她想捍卫的只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不要身首异处，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李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 秋瑾被杀，贵福又令李钟岳去秋家搜查军火，当然是什么也没查出。 他身处官场，却天良未泯，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既不肯逼供，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竟然还提出无证不可杀人，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贵福他们当然容不下他，不久他就被撤职。目睹秋瑾的死，贵福他们的横暴而无能为力，在离开绍兴前夕，他“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并留下了“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这样的话。 在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别人虽可原谅他，但自己却受到良心的责备。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几次自杀未遂，但他死志已决，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 另有一人，是绍兴“府署刑席”，我们只知道他姓陈，绍兴人，“闻以办秋瑾案为不然，告病辞去”。 在文明的阳光没有照到的时代，在普遍的人性没有觉醒的时刻，李钟岳，一个地方官的选择，呈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1912年7月21、22日，《民主报》连续报道《西子湖滨之血泪》，《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说：“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既因秋案如是，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该社均表同情。” 至于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到当地反对，离浙不久就抑郁而死。贵福想调任浙江衢州不成，调安徽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 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定一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也没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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