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布衣”意识

陵光

汉代的“布衣”意识 <br />时间:2003年10月22日 作者：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br /><br /><br />在以服饰显示等级身份的古代社会，布衣是与贵族相对立的平民百姓的统称。但在汉代，“布衣”一词还带有明显的褒义，享有一份特殊的尊荣。譬如，得士人死心追随的田横，不愿向刘邦俯首称臣，慨然自杀。刘邦为之流涕感叹：“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非贤哉！”并以王者之礼安葬田横（《汉书·田儋传》）。又如刘邦自己晚年在重病时，仍经常提起“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汉书·高祖纪下》），显然是不能忘怀过去的“英雄本色”。再如，当时人论及游侠，总喜欢高标“布衣之侠”，以示卓尔不群。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指出，那些“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处世方式，取得社会舆论的赞扬，比起孟尝君等人依托政治资源“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要更为可贵，也更值得表彰。  <br /><br />在汉代，“布衣”能享有尊贵之誉，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实的政治制约。汉初的开国君臣，有相当一部分出身于布衣。刘邦从不回避起自布衣的经历，萧何得到他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就是“高祖为布衣时，数以吏事护高祖。”（《汉书·萧何传》）因而，“大汉之开原也，奋布衣以登皇极”（《后汉书·班彪传》）、“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克成帝业”（《后汉书·刘陶传》）之类的话，成为当时的歌功颂德之词，就不足怪了。至于开国功臣韩信、陈平、王陵、陆贾、樊哙、周勃、灌婴等人，皆出自布衣。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布衣另眼相看，甚至敬重有加。二是历史的文化基因。自春秋末年以来，随着贵族政治解体，学术下移，布衣之士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和创造者，“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汉书·艺文志》），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特别是孔子以布衣兴学，开创了儒家学派，更为布衣争得百代美名。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山就有“布衣韦带之士，修身于内，成名于外，而使后世不绝息”之说（《汉书·贾山传》），布衣就是道德学问的代名词。自武帝以后，朝廷兴办太学，几乎被视为是对孔子之业的仿效。既然与孔子有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布衣的社会地位提高，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  <br /><br />但是，上层社会有“布衣”意识，却并不一定会带来“平民化”的良好效应。汉初君臣的布衣意识，曾经表现为政治权力之争的心理诱因。刘邦偶然发现“诸将往往数人偶语”，他询问张良大家议论什么问题，张良出口惊人：“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刘邦问，天下刚刚安定，何故而反？张良说：“陛下起布衣，与此属取天下，……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又恐见疑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汉书·张良传》）刘邦为此加快大封功臣的步伐，以定人心。张良的推测是否正确，尚可见仁见智，但却真实地反映出刘邦在称帝为尊之后，内心深处惟恐同起于布衣的诸将不承认其政治权威。在刘邦死后，吕后与亲信郦食其商量，密不发丧，准备乘机尽诛诸将，理由就是“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汉书·高祖纪下》）。这再一次把刘邦、吕后由“布衣”情结派生出的猜忌、防范之心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由此看来，刘邦“吾以布衣”云云，在自傲的表面之下，潜藏着深深的自卑。身为帝王而奢谈布衣，大概总有些不伦不类，不是矫情，就是卖弄。  <br /><br />而汉代布衣意识的最大价值则在于使一部分人独立于朝廷、权势之外，保持了一份人格的自尊。西汉元帝时，刚直立朝的诸葛丰在直谏奏疏中说：“夫以布衣之士，尚犹有刎颈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谊之臣，率尽苟合取容，阿党相为，……臣诚耻之亡已。”（《汉书·诸葛丰传》）著名学者孔僖的曾祖父孔子建，生活在两汉之际，与名士崔篆相友善。及崔篆出仕王莽政权，并劝子建做官，孔子建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后汉书·儒林列传·孔僖》）可见，布衣之心，就是志节与清高。孔子建因此而青史留名，让后人为之引以自傲。隐士樊英几次拒绝朝廷礼聘，顺帝以隆礼强请，被抬入殿中，犹不肯行君臣之礼。顺帝大怒说，“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樊英针锋相对：“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樊英》）樊英把布衣面对政治高压所迸发出来的人格自尊发挥到了极致，这就是孟子所高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孟子·滕文公》）本色。当着布衣根本无意追求利禄功名乃至于参透生死时，皇帝可以胁迫天下人俯首的所有“利器”，顿时全然失效。  <br /><br />汉代以士人而论布衣，也有媚态毕露者。班彪的《王命论》本来就是为了论证君权天授而作，他特别担心刘邦起自布衣而夺得天下的前例成为草莽英雄仿效的对象，于是，不惜以长篇大论来劝阻、警告、谩骂：“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汉书·叙传上》）按照他的观点，刘邦虽然起于布衣，却早是天命所归之主，其他布衣如果有乘乱而起之心，那就是觊觎非望的乱臣贼子。刘邦只顾以起于布衣相夸耀，却没有想到有人可以步其后尘，夺其子孙江山。班彪之类人物就自觉地出来拾遗补阙，规劝其他布衣还是老老实实地当顺民吧。班彪所充当的角色，就是鲁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统治阶级的“帮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