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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悲哀的知識分子:中國悲哀的知識分子在心理上患有嚴重的知識分子流行性綜合症。之一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之二個性迷失症;之三集體失語症;之四人格分裂症;之五思想恐懼症;之六惡性的獸性抽風症;之七批倒批臭偏執症;之八「郭沫若現象」傳染病。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悲哀的知識分子。 二、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悲哀、可憐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悲哀?因為,頭上懸掛著隨時可以落下來,而且歷史上每隔七八年就真的落下一次的達摩克利斯劍。
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期間,許多志士仁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鮮血和心血,走在死亡之途前列的通常是知識分子。在一九三九年山東「湖西肅托事件」中,被革命傷害和殺害自己兒女的不完整名單六十三位幹部中,有五十三人是大小知識分子,佔百分之八十四。一九八六年我在項南故鄉福建連城縣參觀烈士紀念館時,館長介紹:「在三十年代反AB團、社會民主黨時,錯殺了不少革命幹部,包括原連城縣委書記。」「社會民主黨」的標準竟然是小學畢業!文化水平達到小學畢業,當年就面臨被革命吞噬的死亡命運!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悲哀。
五十年前反右派鬥爭中,五百萬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分之十被打成右派,可能還有不止五十五萬的「內部右派」。文革中,知識分子更是全軍覆沒,只因為「知識越多越反動」,因此,是「封資修分子」,定性為階級敵人。
三、悲哀的根源:在一九二六年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明確認定:東西洋留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是「革命的死敵」;而國內的大學生,在軍閥混戰時必然投入軍閥隊伍,是革命的「敵人」。小資產階級是動搖的,可爭取的、可分化的,即一部分會變成敵人。
當中國一九五三年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被抹掉了「小」字,於是「知識分子」性質都成了「資產階級」的皮上的毛了,又變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了。
四、冬天太長,但生正逢時:吳祖光的一本回憶錄,書名是:《我的冬天太長了》。但是,他樂觀地面對嚴酷的現實,寫了條幅:「生正逢時。」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絕望的冬天,人們總幻想有一個希望的春天。我們期望,實際生活能證明:「三個代表」比「階級鬥爭為綱」更為和善,「和諧社會」比「六億人,不鬥行嘛」更為人道,「全面小康」將比「反右派」「文化大革命」更尊重人權,領導人開始反復講的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將不再是紙面上的空洞口號。
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命運,也是世界上許多知識分子的縮影和特寫,有命運的共性。茨威格寫過:「我們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飽嘗了以往歷史有節制地分落到一個國家、一個世紀的一切。??凡是能想像得出的一切災難,我們都從頭到尾??飽嘗過。」我們「目擊人類不可想像地倒退到以為早已被人忘卻了的野蠻之中??所有這一切獸行是我們以前的五十代人所未曾見識過的,也但願我們的後代人再也不會容忍的。」「在這個使我們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將近一千年的時代裡,我們是迫不得已的見證人,這是一種應盡的義務,我們始終和時代休戚相關。如果我們能以自己的見證,為下一代人留下我們那個時代分崩離析的真實情況,哪怕是一星半點,也算是我們沒有完全枉度一生。」茨威格作為時代的見證人,看透了人生、時代、歷史和世界,但是他卻在一九四二年自殺了。
作為歷史與時代的見證人,我真誠地希望朋友們更勇敢地迎接與承受孤獨與煉獄對靈魂、良心、意志??的考驗,以不同的方式盡力而為,能為十分勤勞又十分貧困、十分勇敢又十分善良、十分可愛又十分可憐的中國農民、中國老百姓、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做一些實事、好事,為我們這個既是天堂又是地獄、既是絕望的冬天又是希望的春天的現代,當好一個歷史見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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