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四十年》 王明道先生的口诉历史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章 复 兴 之 后

王先生调到养病房之后, 开始写材料翻供, 前后写了有好几个月之久。等翻供翻完了, 他就写材料给政府进忠言, 并且希望被采纳。
从一九六零年二月到南所, 四年多来王先生实际上没有参加过多少劳动。起初, 只是一般性的学习, 没有具体内容。等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篇文章《九评》出来以后, 他们就念《九评》, 这才有些实际东西可谈了。王先生因为耳聋, 没有办法跟人家一起学习, 政府就让他看报自学。到九、十月时, 王太太开始劳动, 参加陈善理大夫她们那些犯人的打毛衣组, 一直到一九6 4年底。
王先生的忠言进得差不多时, 就有别的犯人调到养病房来和他同住。从这时起, 政府就叫他们作些轻微劳动ΔΔ修塑料凉鞋, 就是把机器上压出来的塑料鞋的毛边, 用小刀刮干净。调进来的人中有鸣放时期的大右派葛佩琦, 还有一个姓杨的青年人, 自称是长老会医院女传道杨恒锦的侄孙, 并说是在王先生教会受浸的, 但王先生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就是这个年轻人, 有一天小声对王先生说:“那边那个大屋子是反省号 (即禁闭号)。关在那里的人, 一天就给两碗粥喝, 直到饿死为止。”
王先生修了几天凉鞋以后, 心里想:“不对, 修凉鞋这个工作是犯人干的事, 我已经翻了我的案, 我不是犯人了, 怎么能干这个事?”于是他拒绝去干。监狱的干部张干事来对他说:“我们监狱是执行机关, 不能决定事情。法院判你什么罪, 我们就照着法院判决的执行。所以你跟我们讲理没用, 我们不能同你讲理, 你可以写材料给法院。”于是他就写了。有没有用呢? 当然没用。他不服气, 监狱的邢科长就把他喊了去, 问他说:
“你怎么不劳动? 你怕劳动?”
“我不怕劳动, 我很喜欢劳动。”王先生说,“在外边时我一直就是劳动的, 但叫我以犯人的名义劳动我不干, 因为我没有犯罪。”
邢科长看他态度倔强, 就对他说:“你不劳动, 我强迫你劳动。”
“我等着你强迫吧!”王先生回答。
过了一两天, 王先生又被喊到办公室去, 好几个干部都在那里, 从他们的服装看, 都是高级干部。其中有一位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劳动?”
“我没有犯罪, 我坐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的缘故。”王先生说,“我可以劳动, 但不能跟犯人一块儿劳动。”
“你不劳动, 就把你禁闭起来!”邢科长说。
“禁闭就禁闭, 禁闭也禁闭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于是邢科长喊了一个犯人, 拿着他的东西, 把他从谈话室送到反省号里去了。
反省号是一个阴森的地方。前面是一条信道, 信道旁是一排木制的房屋, 每间屋子只关一个犯人, 又窄又小, 犯人关在里面, 既不能走, 也不能动。屋子的窗子都用木板钉上。昏暗的电灯装在天花板上, 高高的, 没有人够得着, 因为怕犯人触电自杀。每天早晨有人把马桶拿出去, 倒掉再送回来, 大、小便都在里面。关禁闭的人整天就在屋里呆着, 不能出来。王先生因为听说过反省号的情况, 知道反省号里的人早晚得饿死, 他就想:“好, 我就活活饿死吧!”谁知并不是那样, 还给送饭来了, 是从门上的窗口递进来的。
当天夜里他躺在炕上, 想起孔子说的一句话:“躬自厚, 而薄责于人, 则远怨矣!”意思是说, 要在检查自己的过错上多下功夫, 而少去怪罪别人。他就觉得他用那种强硬的态度跟邢科长讲话, 是太不对了。第二天早晨他想写材料, 就向干部要纸和笔, 但人家不给他。他想那就算了, 只好不承认了。到了晚上, 另一位干部到禁闭室来, 问他说:
“你要纸的?”
“是的, 我要纸。”
第二天他们给了他一些纸, 也借给他一瓶墨水和一枝蘸水钢笔。王先生就写:
“那天我对邢科长说话的态度太凶恶了, 这是我不对。我在外头时跟人说话, 都没有那样凶过, 何况在监里对政府干部呢? 那是我的错。”这么一服软, 他们对他的态度就改变了。那天正好是元宵节, 他们还端了一大碗元宵给他吃, 但是没有立刻放他出来, 而是要看他的表现如何。
他在禁闭号呆了大约四个月。到他快出禁闭号的时候, 邢科长到他那里去, 对他说:“我派两个人带你出去参观, 你快换一身干净衣服。”他就换上第一次出监后做的那身新衣服, 又穿上他的新皮鞋, 到一个地方集合。到了那里, 他看见一个熟人, 是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辅导员寇淑珍姊妹。王先生想:“她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她不是参加‘三自’了吗?”原来王先生头一次出监时, 她已被派到基督徒会堂作女传道, 曾积极劝信徒参加三自会和拥护三自会。在那个时候, 任何一个传道人不全心全意地搞三自, 还想保留自己的信仰, 都为当权者所不容。寇淑珍恐怕就是这样被捕的。
这次参观是政府为监狱犯人组织的一次活动。他们好几十个犯人乘一辆敞篷大汽车到沙滩, 参观四川大地主刘文采收租院的模型和图画。他们看见有水牢, 是刘文采为惩罚那些不交租的农民用的。带他们去的那个干部指着王先生对讲解员说:“这个人耳聋, 你得大声跟他讲。”那个讲解员就等别人都走了以后, 专门给他一个人讲, 一样一样详细地解释收租院里的事情。
看完收租院以后, 他仍旧回到禁闭号去。没过几天, 就叫他收拾东西, 把他送到一个大监房去了。这里是他解放前去布过道的地方,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陈令雄先生等人当时都关在那里。他们因为认识了王先生, 解放后都曾去过基督徒会堂聚会, 听他讲道。
一九六五年, 王先生意识到政府有意放他出去, 只要他肯争取。但他知道出去以后还是得参加三自会, 倒不如呆在监狱的好, 所以他没有走那条路。如果那时他真地被释放了, 文化大革命一来, 他所遭遇的恐怕比老舍先生还要惨。他遵行了神的旨意, 神就用监狱保守了他的性命。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一 章 王 太 太 在 通 县 和 北 京 监 狱

一九六三年夏王太太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后, 仍旧留在南所, 直到一九六五年初王先生放弃争取出监时为止。这时北京香山恩典院的负责人陈善理大夫已经判了无期徒刑, 政府就把她们二人和另外一些判了刑的犯人, 送到通县劳改所去。在那里她们二人被分配在糊盒组, 陈大夫拿夹子夹月牙, 王太太用凿子凿。盒子糊好, 王太太就拿出去晒, 等干了以后, 再把它们配成套, 捆成一捆一捆地发出去。这个活儿加工费最大, 本来是职工家属做的, 等她们这批犯人来到, 就叫她们做了。通县劳改所的环境很好, 工作很舒服, 伙食也比较好, 厨子做的贴饼子味道非常好。不只如此, 犯人还可以开条子买水果和糖等, 什么吃的都可以买。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情况就不行了。
基督徒会堂两位爱主的姊妹时魏素兰和李仁贞, 是在她们二人以先到那里的。王太太和陈大夫到达通县后的第二天就是犯人的接见日。大家都有人可以接见: 时魏素兰有她的丈夫、大儿子、和二儿子夫妇, 李仁贞有她的主内好友黎培珍, 陈善理有她的两个儿子, 唯有王太太没有可接见的。接见的人都必须向队长索取接见的条子, 王太太想,“我为什么不要求接见呢?”于是她也去要了一张条子。
那天早晨接见的时候, 她们四个人排在一起准备接见。等到接见的人来了, 她们就被带出去, 隔着一张桌子与家属见面。大家一看见, 彼此高兴极了, 都笑起来。劳改所的队长实在弄不清楚, 就问她们说:“你们都是谁接见谁呀?”
王太太到达通县不久, 收到她母亲刘老太太的信, 内中附了一张明信片, 正面的姓名和地址都揭掉了, 只有背面的信还留着。小小的字写得密密麻麻的, 她一看就知道是王先生写给老太太的。原来一九6 4年刘老太太八十六岁时摔断了胯骨, 十分痛苦, 就写信给王先生, 说受苦是与她有益, 并说在主的手里她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她的意思是说, 神不轻易叫他的儿女受苦, 叫他们受苦总是为他们的益处。信内还附了一张三十元的汇款单给他。
王先生收到信后, 就用明信片覆了一封信, 上面说:
“收到姆妈的信, 姆妈说受苦与您有益, 我也说受苦与我有益。姆妈说您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 我也是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万事都互相效力。”底下的半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不写了。他接着说:“我现在的心情与四十年前的时候一样。”这是指一九二五年秋他到南方去, 第一次见到岳母的那个时候。从这封信可以知道他当时的灵性光景很好, 那正是在他得了复兴以后。王太太当时并不确实知道王先生到底在什么地方, 但猜想他仍旧在南所, 因为南所的犯人只许写明信片, 不许写信。
时魏素兰姊妹和王太太虽然见了面, 但彼此不能说话。她们那里的院子很宽敞, 有四、五间房子那样大。有一天时太太在院子里洗衣服, 王太太就哼一首赞美诗的调子。其实这个调子电台也常播送, 不过不是为赞美神, 而是为讥诮基督徒。王太太这么一哼, 就有人去办公室汇报了, 说她们用唱诗传递信息。于是队长把王太太叫到办公室去, 问她是不是唱赞美诗了? 王太太说:
“我只哼哼调子, 没有唱出词来, 而且这个调子是谁都会唱的。”
“你们唱歌都是怎么唱的?”队长说,“你唱给我听听。”
那天她正好想着《颂主诗歌》第二О五首, 她就唱给他听:
“我将我罪归耶稣, 他乃天高圣洁,
甘愿担当我众刑, 代我赎清罪孽。
将我罪信靠耶稣, 他血洗净污秽,
使我与雪同皎然, 瑕疵无一不净。”
这首诗里完全是说“我是罪人”的事, 队长听了就没说话。
王太太到通县的时候, 郁知芬姊妹在那里的一个小五金厂劳动教养。劳改所的院子是敞着的, 进进出出比较随便。他一见到王太太, 就小声问她说:
“宋天婴在哪里?”
王太太说:“我还没见到她。”
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过了几个月, 有一天她站在王太太她们窗子后边的院子里吹口琴, 吹各式各样赞美诗的调子, 有《灵粮诗歌》上的, 有《灵交诗歌》上的, 不过她不断在转换调子, 叫人听不出来那是赞美诗。可是王太太都听得懂。她足足吹了半个多小时, 就是吹给王太太她们听的。一九六六年夏王太太她们调离通县时, 她站在汽车下面看她们上汽车, 显得顶难过的样子。
王太太调到北京监狱, 又见到肖语中和宋天婴两位姊妹, 她才知道她们没有调走, 仍在原处劳动。凌云峰弟兄也在那里, 他在模具工场做塑料鞋。女犯人多半是用刀子刮鞋或摇尼龙袜, 肖语中已经在里面作了小头头, 负责收活儿的工作。王太太起初一两个月作临时性劳动, 后来就跟语中在一起。有一天劳动时, 她们二人并排坐着, 语中小声跟王太太说话, 这是她们头一次说话, 给坐在她们背后的人看见了, 就去报告队长。队长问王太太:
“肖语中跟你说什么?”
“她告诉我, 她干活儿得了奖, 得了一枝自来水笔。后来这枝笔丢了, 她顶心疼, 顶难过的。”王太太照实讲出来, 队长听了也没说什么。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间, 王太太患高血压, 影响到头部, 不只头痛, 而且眼睛睁不开, 每天要吃一种绿色的降压片。后来犯人集体检查身体时, 她问医生:
“我血压高不高?”
“高。”
“不吃药行不行?”
“行!”
她听了扭头就跑, 从那以后她的病就好了, 血压一直也不高了。
王太太在北京监狱呆了共三年, 到一九六九年, 才被送到邯郸去。对于王先生, 政府原本抱有希望, 但后来看他实在没有争取的表现, 才在一九六六年秋, 用六等火车(货车)把他们一批犯人送到大同劳改煤矿去了。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二 章 王 先 生 在 大 同

王先生等一行离开北京时,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因为他的耳朵越来越聋, 别人说话他听不见, 所以到了山西大同以后, 他们就不要求他参加学习, 而是叫他自己读报, 看了什么就写写感想和体会。对于他认为不平的事, 他常常加以评论。
他生来有一个仗义执言的性格。从一九一九年他作学生时为“协和”与“汇文”的校名之争 (见《五十年来》第二章廿七页),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坚持立场, 决不妥协的人。走上传道的路以后, 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坚持真理, 与社会和教会中的罪恶作斗争。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就行不通了, 他为这个性格吃了不少苦头。
当时社会上正开展对刘少奇、彭德怀和吴晗等人的批判。如果他有意见放在心里, 那也就算了。他却写材料交给领导, 为这些人鸣不平, 这怎么能行呢? 那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带着夫人王光美去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等国访问。人家把国家元首夫人的尊荣归给王光美, 江青就不服气, 心想自己是毛主席夫人, 当然高她一等。但她不能出国, 得不到这种尊荣, 就叫人写材料, 说王光美在雅加达卖尽了风骚。王先生觉得这个话说得太重, 等于骂王光美是妓女, 他就写材料说:“侮辱国家元首, 就等于侮辱国家。”
还有, 彭德怀、吴晗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 他也为他们鸣不平, 写材料说共产党讲话前后不一。他说:“没有搞彭德怀的时候, 说他平易近人; 等到搞他的时候, 又说他是伪装的。到底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没搞吴晗的时候, 说他家里穷得念不起书, 要跟胡适去借钱; 现在搞他了, 又说在他家门口停着好几个轿子, 是大财主。到底哪个话是真的? 这就叫作‘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他甚至还批评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没有信用的人。他说:“尽管你位高至国家主席, 到要搞你的时候, 就把你搞掉了, 这个国家怎么得了?”他引论语《为政》篇的话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 小车无 , 其何以行之哉?”他写了不少这类的材料, 为他们翻案, 因为他看不惯那些不公平的事。为了这个缘故, 大同劳改煤矿的领导邢干事就斗争他, 说他为大反党分子辩护。
他们斗争他时, 有一个人故意问他:
“你对江青有什么看法?”
“江青嫉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他说,“王光美跟着刘少奇出国, 受到隆重的接待; 江青出不去, 就说人家在印度尼西亚卖弄风骚, 这简直等于骂她是娼妓。王光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 怎么可以骂她为娼妓呢?”
他这么一说, 可惹了大祸, 马上给他带上手铐, 并且对他的斗争也加重了。手铐带了五个多月, 吃饭、穿衣、睡觉, 都得带着。有一次斗争时把他斗急了, 他甚至引证内地会青年宣教士斯坦夫妇 (John & Betty Stem)解放前在安徽省旌德县被共产党抓到砍头的事, 来说明共产党是反对神和反对基督教的。他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共产党, 当然为政府所不容。邢干事想改造他, 他却对他说:“你不用想把我改造好, 我改造不好了。”
邢干事从犯人中选了九个人, 专门斗争王明道。王先生称之为“九人斗争团”。斗争团中的主要成员包括给日本人当汉奸的王起和黎志远, 给日本人作事的龚昌京, 国民党空军少将吴某, 以及北京某公会牧师詹汝耕等。王起是台湾的日本人, 走遍华北, 到处帮助日本人残害中国人, 后来被中国政府逮捕了, 他是斗争王先生最残酷的一个人。黎志远是辽东半岛关东州的日本人, 原在满州工科大学读书, 差一年没毕业时被召到华北来, 残害中国人。龚昌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曾在日本军队里当军官。他给王先生糊了一顶高帽子, 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王明道”。他没有动手打过王先生, 只是画漫画骂他: 先画了一个女人抱着小孩, 在外国人面前曲膝求帮助, 指的是王明道的母亲; 又画了一个男人在树上吊死了, 指的是王明道的父亲。空军少将吴某也是斗争王先生的积极分子, 给王先生吃了不少苦头。詹汝耕是斗争团里最关键性的人物。他在日本人投降后美国人回到中国时, 被送到美国去读神学。在那里他发表了大量的反共言论, 回国后又热心信起主来, 帮助北京的学生工作。解放后, 他在美国的活动给人晓得了, 因而在一九五八年被捕, 判处无期徒刑。他说他是为信仰受苦, 其实不是, 他是为反共。他既被判无期徒刑, 必须立功赎罪, 才有出监的可能, 所以他就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卖主卖友。无论是此时在大同, 还是后来在荫营, 他都因斗争王明道而立了大功, 屡次获得减刑, 所以他获释比王先生早好多年。获释后, 一九八四年他还到过美国, 到处宣扬他与王明道一同坐监。他说得不错, 但只是少说了一句: 他在监里是斗争王明道的幕后策划者, 是残酷迫害王明道的元凶。
在斗争王先生的这一任务上, 他们是密切配合的。斗争中充当打手的是王起和黎志远。背地里出谋划策的则是詹汝耕。斗争都是在晚间举行。詹汝耕是只动嘴, 不动手。他在那里形容. 说传道人的心理就是喜欢吃好吃的, 哪儿给钱多就上哪儿去, 他的意思是叫王先生照着他所形容的去说、去写, 承认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人。王起叫王先生跟着詹汝耕说, 不说, 他就用一根黑布带子栓在王先生的手铐上, 拽着他, 叫他使劲低着头, 弯着腰, 在斗争室里满处跑, 一跑就是几个小时。黎志远是管揿王先生的头的, 因为他个子高, 力气大, 一个晚上要揿几十次, 像捣蒜一样, 把王先生的头揿得都快要碰到地了。王先生的腰本来就有毛病, 因为他年轻时有一次路经塘沽, 闹水灾火车走不了, 曾在露天地里睡过三、四夜, 得了一个腰痛的病, 弯不下腰去。现在他们这样拗他的腰, 他痛得实在无法忍受。他们还揪着他的头用力往墙上撞, 撞得他头昏眼黑。到了该睡觉的时候, 王起就叫他写材料, 并且还坐在旁边看着。写完了, 不行, 再写, 一直写到深夜, 必须王起点头说“行了”, 这才放他回去睡觉。他们每晚这样斗争他有五个月之久。
白天, 他们把龚昌京糊的高帽子给王先生戴上, 去游队示众。王先生带着手铐, 不能用手去摘, 他就摇头把帽子甩掉。甩掉了, 龚昌京再拿起来给他扣上, 再甩, 再扣。在大同王先生实在是吃足了苦头, 受尽了凌辱。
王先生很能理解这些斗争他的人, 他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 因为他们只有这样作, 才能立功赎罪, 获得减刑。詹汝耕也是一样, 实在可怜得很。
五个月的斗争过去以后, 白天别人都下矿劳动, 他因为年老体弱, 他们就不叫他下矿。他无事可做, 就在监里学着缝缝自己的钮扣, 有时也缝缝旧棉衣或棉被。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被子拆洗了, 却不会把它绗起来。人家教他绗被子要把线藏在棉花里面, 结果他还是绗得里里外外都是大针脚。
王先生在大同的时候, 收到过一封从西德汉堡(Hamburg)寄来的信。寄信人是一位德国夫人, 收信人的地址是北京市监狱 (Peking Municipal Prison)。信是用英文写的, 王先生猜想一定是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事, 她才知道他们在北京市监狱, 因而把信寄到那里。这封信由北京转到大同劳改煤矿后, 刘队长就拿着信去找王先生, 对他说:
“你看看这封信是怎么说的?”
王先生看了以后就把信中的话翻译给他听:“我愿意知道你和你妻子的身体健康, 请尽快覆我一信。”信里还附了两张“邮资已付”的邮票。队长说:
“你可以写回信给她, 不过不能写外文, 必得写中文。”
“写中文,”王先生想,“那怎么写啊? Hamburg还可以写成“汉堡”, 其它的地址、名称, 怎么翻成中文呢?”所以他没有回信。过了几个月, 队长又把那封信和邮票都要回去了, 告诉他说:“犯人手里不能存有外文的东西。”王先生始终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如果那封信还留在他手里的话, 他出监时一定会给这位夫人回信。他十分珍视这种在基督里的情谊。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三 章 王 太 太 在 邯 郸

王太太从通县调到北京监狱时, 王先生还在北京。可是不到一个月, 这批犯人就都分散了。女犯们是山西的回山西, 河南的回河南, 安徽的回安徽, 东北的回东北, 各人都分配到自己的家乡所在地劳改。男犯则全部去大同, 王先生可能就是跟这批男犯人一起到大同去的。王太太仍留在北京, 直到一九六九年才与陈善理大夫等一同到邯郸去。
到了邯郸, 王太太的右眼出了问题, 狱医诊断为急性青光眼发作, 发给降眼压的药水, 嘱咐每小时滴一次, 此眼可望保全。按照监狱规定, 眼药水不许个人保存, 必须交给监号小组长管理, 并且由她来给滴。但她嫌麻烦, 不肯这样作, 就对王太太说:“眼药水一般都是一天滴三次, 你有什么资格一小时滴一次?”由于没有按时来滴, 王太太右眼球的眼压继续增高, 压坏了眼底神经, 这个眼睛就完全瞎了。
在邯郸, 王太太吃了许多的苦。一九七零年, 那里的劳改营正在抓典型, 要把那些偷东西的, 或是包庇拉拢的等等揪出来批斗, 教育大家。那时犯人常常要调动, 说走就走, 行李多就不方便, 所以干部叫大家尽量减轻行装, 有人甚至把顶好的皮箱或手表都很便宜地卖掉了。王太太东西最多, 衣服也多, 她正想该怎么办时, 就有人喊着说:“刘景文东西可多啦!”队长过来一看, 就对她说:
“唷, 刘景文啊, 你东西这么多, 给你展览展览吧!”
“哎哟, 还展览呐?”她以为队长只是说说而已, 谁知真的给她展览了, 并且还进行了批斗。
展览是在一个大席棚里举行的。棚里挂着一个大字条幅, 上面写着:“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刘景文”。席棚里拴满了绳子, 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挂起来。她的旗袍原是已经剪断了的, 她们又把它缝上, 挂在那里展览, 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服装。她们还把她每一样东西都贴上标签: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把棉被说成是鸭绒被。
批斗一开始, 有人过来打她的脸。队长说:“不许随便打!”那人就没再打, 只是批判。有好几个人站起来批判她, 其中有两个是王太太熟识的主内姊妹。
第一个是张馨安。她说:“刘景文还戴戒指呢!”王先生一九四八年在南京领会时, 正逢他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 有人送他一只戒指, 他回来之后就给了王太太。她很高兴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还没有给过我戒指。”她就把那只戒指戴在手上, 一直戴到她被捕的时候, 没想到这件事也成了批判的题目。
另外一个是常丽德。她批判说:“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生的, 哪儿有这个事? 我跟我老头儿结了婚, 我就不跟他在一块儿, 看会不会生儿子? 没有这个事! 童女根本不会生孩子。”她又说:“王明道讲道时, 眼睛一直盯着下面的献金箱。等会一完, 就直奔那个箱子去了。”王太太心里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 你还会去聚会呀?”此外她还说:“刘景文大学毕业。”那意思是说她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 不然怎么念得起大学呢? 其实王太太没有念过大学, 后来她打趣地说:“大学的门我倒是都进去过。哪个学校的门我没进去过? 可就是没念过大学。”尽管她那样说, 王太太一点也不怪她, 因为知道她曾患过精神病。常丽德是一九六零年左右为信仰被捕的, 判了十三年, 在这期间她放弃了信仰, 到出监以后才恢复。她出监后不久, 王太太刑期也满了。听说她家在乡下, 生活很困难, 王太太就给她寄了二十块钱。有人对王太太说:“她说那样的话, 你还给她寄钱?”王太太却不是那样想法, 而是仍旧以爱心待她。等王太太离开劳改农场以后, 常丽德写了一封信给她, 很恳切地承认自己放弃信仰的罪, 没有多久她就离开了世界。
下午开的批斗会, 吃过晚饭以后接着学习。白天发言批斗她的一个天主教徒坐在她旁边, 问她说:
“刘景文, 你说有耶稣吗?”
“有啊!”她这么一说, 就有两个人起来, 啪地一下把她架了起来, 别的人跟着上来, 劈头盖脸地打呀, 抓呀, 拔头发呀, 全都来了。问她话的那个天主教徒用脚踢她的两根肋骨, 立刻那里就肿起来, 痛极了, 但她却不恨她们。
她们打她的时候, 她因为痛就大声尖叫, 想叫守卫的人听见, 知道里面在打人, 也许会来干预, 谁知他们一个也不来, 因为那天晚上各个监房都在打人, 专门打那些信神的人。她们打到一半的时候, 队长来了, 说:
“刘景文, 你不要不到黄河心不死啊!”王太太朝她望了望, 心想到那时再说了。原来前几天枪毙了一个叫张安泰的天主教徒, 队长就拿这件事来吓唬她。后来王太太去看那个布告才知道, 那人是因为跟那些刑期已满的人谈话, 被认为有活动, 才枪毙的。王太太想:“他有活动, 我又没活动, 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老实着呢!”她这样想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她严守监规: 那时女犯都要轮流值夜班, 有一天王太太值夜班时, 在她们女犯所住的五间房后边过道的厕所里, 看见了肖语中。当时只有她们两个人在那里, 她为了免犯监规, 就没有跟她讲话, 所以她相信她不会被枪毙。
第二天晚上, 她们继续打她, 因为她会尖叫, 所以犯人小组长秦素音就用手拼命提她颈项后面的那根筋, 好让她叫不出来。这人是回民, 因贪污被判劳改, 她给王太太吃了好些苦头。她这样作了以后不久, 颈部就患疽痈 (俗称“瘩背”), 王太太仍以爱心待她。她刑满后在就业劳动的地方, 因着王太太的见证信了耶稣。她回北京探亲期间, 还去看过肖语平姊妹, 与她一起祷告, 在灵性上很有追求。
她们正在斗争王太太的时候, 坐在她后面的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天主教徒看着很难过, 就凑到她跟前说:
“你说, 你快说:‘没天主, 没耶稣。’你说了, 她们就不打你了。”王太太知道她的意思是, 你心里只管信, 但嘴里说没有耶稣, 就可以不挨打了。王太太想:“怎么能说这个啊?”为这件事, 她们组里还给那个天主教徒记了一功。那天是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六日。
她们这天晚上打过她以后, 第二天白天又商量, 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得她更痛些。有人说拽头发最痛, 于是那天晚上一个外号叫小辣椒的年轻女犯, 心毒手狠, 是个女流氓, 上来使劲拽王太太的头发。有一个小组长过来, “砰”地一拳打在她的太阳穴上, 一连痛了好几天。又有一个女犯曾经打死她自己女儿的, 走过来没头没脑地朝着她的脸和鼻子就是一拳, 幸好没有出血。她们使劲拽她的头发, 她痛极了, 不由地把头往上伸一伸, 好让头发松一点。她们看她往上伸, 就在下面狠命地拧她的大腿。腿一痛就得往下缩, 腿一缩, 头又痛得厉害。她再往上伸, 下面再拧, 她们就是这样又拽又拧地来回折磨她。王太太被打得身上多处暗伤, 疼痛难忍, 但她都默默地忍受下来, 许多犯人看在眼里, 都感到希奇。到她们刑满释放, 迁到监外劳动的地方时, 和她同住的三个人(一个是与小叔子通奸谋害亲夫的黄增华, 一个是与儿子拦路行劫的女强盗, 另一个是贪污犯), 问她为什么能忍受那么多的苦? 她说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并且把福音传给她们, 黄增华就接受了主。
王太太被她们毒打之后, 给政府写了一张条子。上面说:“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写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上有十四条, 其中一条是关于庙宇的事。他说:‘我主张让农民他们自己去办 ......’意思是我们政府不去干涉,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说:‘在我们中间有好些人, 他们不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这些人我们应该让他们不赞成, 而且要给他们工作, 因为这样的思想情况不是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的。’还有一个地方说:‘孙中山先生也是与我们有不同世界观的人。’”最后她说:“毛主席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五五年写的都是一个意思, 跟我们的宪法一样, 就是信仰自由。我不愿意挨那些打死自己孩子的人打。”
她写好就交上去了。接着她又去找队长说:
“她们商量好了, 明天还要扒了我的衣服打。”
“明天她们再不能打你了。”队长不许打了, 等于是她们输了。她们就对王太太说:“我们有一个制度: 你要是说有耶稣, 那你就甭打饭; 你要是说没有耶稣, 你就可以打饭吃。”王太太一声不吭, 心里想:“我不吃饭, 我就要饿, 越来越饿, 到时候就死了。”于是她又去找队长说:
“队长, 她们今天说有一个制度: 如果我说没有耶稣, 我就可以打饭吃; 如果我说有耶稣, 就不让我打饭。我不知道这个制度是不是政府规定的? 如果是政府规定的, 我就不打饭了。我来就是说明这个。”
“你打你的饭。”有了队长这句话, 她打饭就没事了。陈善理大夫没去跟政府说, 以为这就是政府规定的制度, 真的一天没有打饭。她本来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 再不吃饭, 身体就更不好了。
在这些日子里挨打的不只王太太一个人, 还有陈善理大夫, 宋天婴姊妹, 肖语中姊妹等。陈大夫在监号里, 她们狠命地打她的嘴巴。英兰玉姊妹也是因为不肯说没有耶稣、没有神, 她们就拼命地打她的牙齿。第二天早晨王太太起来去厕所, 她看见宋天婴在厕所的那一头, 面色灰白, 头发凌乱, 就像是刚被打过的样子。肖语中的腰本来就不好, 她们却使劲地伤她的腰。
在挨打时, 王太太一直默想一首歌, 就是由她配了曲的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至七节那段话: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背, 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 我任他打; 人拔我的胡须, 我由他拔; 人辱我吐我, 我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所以我不抱愧, 我硬着脸面, 我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这是她非常爱唱的一首歌, 她在家里时唱, 在监里也唱。她想这个以赛亚实在是好: 拔胡须, 打背, 吐唾沫, 他都动也不动。她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以赛亚。那些日子, 她时常默默地唱这首歌, 心里满得力量, 也不害怕。
张馨安看见她母亲陈大夫挨打, 对政府的看法就有了改变, 后来她恢复了她的信仰, 并且有美好的见证。原来她刚进北京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时, 有一个去过恩典院的人也被抓进去, 跟她关在一起。馨安就千方百计地体恤她, 照顾她, 有什么她能做的, 她都愿意帮助她。那时馨安思想还没搞通, 有时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跟她说。谁知那人去检举揭发了, 政府马上给她带上手铐和脚镣。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怎么受得了? 他们又给她看许多的书, 看了还要作思想汇报。在这种情况下她是非转不可的, 她就表示放弃信仰。于是政府待她特别好, 照顾她, 让她们母女二人见面。见面时, 馨安想把母亲的思想搞通, 她妈妈坐在那里一声不吭。馨安说:“妈妈, 你说话呀!”妈妈还是不吭声。她又说:“妈妈, 你怎么不说话呀?”妈妈仍旧不吭声。母女二人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理该彼此谈谈, 可是妈妈怎么也不说话。一九六九年春节, 陈大夫跟王太太还都在北京监狱的时候, 她们二人被分配在一个屋子里住。她悄悄地对王太太说:“我真生她的气啊! 她真伤我的心啊!”王太太明白她的意思是说, 她怎么会把主放下了呢? 可是再想想, 她一定是压力太重。所以妈妈是又原谅她, 又生她的气, 在这一点上陈大夫老是搞不通。
自从她们都挨了打以后, 王太太和陈大夫彼此更不敢说话了。何况又不住在一个监房, 实在没有多少机会见面。王太太在北京草岚子和在邯郸时的同监犯人曾玉华, 刑满后回家去探亲, 返回农场时带来一个消息, 说陈大夫的丈夫张周新先生去世了。原来张先生是在杭州恩典院被捕的, 一九五七年释放后回到北京, 还曾去甘雨胡同看过王先生。据说后来又在天津被捕了, 一九七零年前后死在狱中。王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想怎么能叫陈大夫知道这件事, 但始终没有办法。后来还是陈大夫给她儿子们写信时, 他们回信告诉她的。
陈大夫身材较矮, 生病以后个子越来越矮。每次洗了衣服要晾起来, 总是够不到绳子, 就常常抱怨自己:“怎么长得这样矮, 长得这样矮!”在她患胸膜炎住进医院之前, 有一天她洗了衣服没办法晾, 正在发愁, 看见王太太走过来, 就对她说:“你给我晾吧!”王太太就帮她晾了。
陈大夫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不能吃盐, 也不能多吃粮食, 只能吃少量的菜, 身体越来越瘦。她很想吃点糖, 常常说:“哎哟, 给我点儿糖吃吧! 给我点儿糖吃吧!”王太太还有些糖, 但是不敢给她, 因为给了就是包庇拉拢。后来陈大夫患胸膜炎, 王太太也患胸膜炎, 还有肺病, 两人都住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一九七一年春节时, 病人可以多买一些糖, 王太太就想怎么能分给她一些, 她就趁着陈大夫出去的时候, 偷偷地把陈大夫的糖瓶子装满了。她想陈大夫不知道, 这就不能算包庇拉拢, 不然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来。肢体间的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没过多少时候, 陈大夫的身体更加不行了。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 她逝世的前一日, 王太太进去看她。她闭着眼睛, 王太太又不好跟她说话, 只轻轻地喊了一声:“陈善理!”她的眼睛微微地动了动, 没有睁开。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四 章 荫 营 十 年

一九六八年四月，大同劳改煤矿的一大批犯人调到了荫营。大同在山西省的北部，荫营在山西省的中部。荫营是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距离阳泉火车站二、三十里路。王先生就是与这批犯人乘坐七等火车到荫营的，詹汝耕也在其中。
詹汝耕在大同因参加“九人斗争团”斗争王明道立了大功，已经减刑。到荫营之后，他又继续争取在王先生身上立功。一天，他们在院子里开控诉会，有一百多人参加。詹汝耕单独出来控诉王明道，没有提王先生的名字，也没有提史家胡同或基督徒会堂，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指的是谁。他说：
“在北京有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有暖气设备，这是一个大资本家捐的。”这样就把王明道跟大资本家李子超先生连在一起了。有一天他和王先生在大工房里摘白菜，没有第三者在场，他对王先生说：“咱们传道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认为他说错了，他不应该把王先生拉到他们一起，而应当说，“我们这些当牧师的（指像詹汝耕一样靠当牧师吃饭的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是为吃饭而传道，我是有神的使命而传道，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荫营劳改队的最高领导是科长，其次是教导员，下面还有指导员。在犯人当中，一个队有一个值星员，是从犯人当中挑选出来的，领导上叫他管理本队的事，要紧的事去找干部，一般的事就由他来处理。
王先生在十八队。他们旁边那个队的监房里有一个犯人，可能因为值星员待他太厉害了，他就起了杀人的意念，准备用炉子上的铁火盖来打死那个值星员。铁盖的上面连接着一个长柄，那个柄是活的。拿着柄可以掀也可以盖，却不能打人。一打，盖子就转。一天夜里他趁大家都睡着了，拿起铁盖柄就朝值星员头上打去。一打，盖子就转起来，结果没打成，却碰着值星员的头。他一醒过来，立时就叫起来：“杀人了！”大家都被叫醒，连隔壁王先生他们那个队的人也都醒了。值星员打电话到队长的房间说：“这里发生杀人的事情了！” 队长开了门进来，就把那人铐起来带走了。
有一天，王先生队里的值星员对他说：
“我们队里新换了一个指导员，你写点材料跟他谈谈吧！”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王先生因为过去写材料为刘少奇等辩护，戴了好几个月的手铐，吃了许多苦头，到荫营之后他就不再写什么了。
“你写写吧！”值星员说。其实这是指导员的意思，要知道王先生的思想如何。于是他就写了，越写越没有顾忌。有时指导员也找他谈话，所以他和指导员很熟。有一次天铎给爸爸寄来一个大扁盒子，装满了罐头。指导员想那一定是花了很多的钱，就问他说：“你儿子挣多少钱啊？”其实这些营养品并不是高价买的，而是天铎夫妇二人把他们每月发的肉票省下来，买了罐头给父母寄去的。
有一天指导员拿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毛主席题的两首词。其中一首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许放屁！”指导员问王先生说：
“你看过这张报纸吗？”
“看过。”
“你有什么感想？”
“我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了。”王先生说，“诗词里哪有用‘放屁’这种话的？多难听啊！我不喜欢看这种难听的话。”
这时王先生的灵性几乎完全恢复了他以前的光景，不过不能跪着祷告，像在家里时一样。他祷告都是在躺下以后，而且不能出声。就连谢饭的祷告，在监里也是不许可的。
有一天，大同的邢干事到荫营来了，走进王先生他们住的那个房间。一个在大同斗争过王先生的兵痞犯人说：“王明道，你看谁来了？”意思是说，斗争你的人来了。王先生一点也不怕他，因为知道他不可能再斗争他了。但那个兵痞不久却得了中风，早晨还在院子里跟人说笑，下午就有人告诉王先生说，他已经被抬到医院去了。
荫营的犯人都穿公家发的衣裳，上面印着红漆盖的两个大字“荫劳”。王先生初到荫营时，还没注意到，就那么穿着。有一次指导员作报告时说：“当然，公家发给你们的衣服都盖着印。你们自己的短裤或背心，凡是要穿的，也要拿出来盖印。”然后就有一个干部拿着红油漆到他们的屋子里来盖印。王先生有两件衣服，是他自己的，不肯让他盖印。从这时起，他才注意到“荫劳”就是“荫营劳改犯”的意思，于是他写了一个报告给指导员说：“我不是犯人，我不能穿犯人的衣服。凡印上红字的地方，我就拿块布把它盖起来。”
有一天，大家都在院子里看下棋，王先生也站在那里。指导员指着王先生衣服上盖着的那块布说：
“你盖着这两个字不好。”
“我盖着好，”王先生说，“这叫作‘实事求是’。是犯人，就要印‘荫劳’；我不是犯人，就不应该印‘荫劳’。”
“你不是犯人，你怎么在监里啊？”
“我是‘坐监者’，像保罗、西拉、杰里迈亚、米该雅一样。”王先生说，“那几个古人都坐过监的，我也像他们一样坐监。”
指导员没说什么，笑了笑。后来他就公开穿他自己那没有盖红印的衣服。
有一个犯人叫郑维的，在那边院里站着说：
“你用布盖上‘荫劳’，不行。你不能上厕所。”
“我能上厕所，我现在必须去大便。”王先生说，“我已经写了报告向领导说过了。”
自此以后那个犯人也不管他了，在荫营只有他一个人始终穿没有盖红油漆字的衣服。已经印上字的，他就拿块布缝在字上面盖起来，冬天的衣服用蓝布盖上，夏天的衣服用白布盖上，一直到他出监的日子。
一九七三年四月底，王太太十五年的刑期满了，她的儿子天铎去接她。他以为办了手续，就可以把她接出去了，殊不知刑满的犯人不能回家，还要继续留在那里工作。根据政府在那一时期的规定，凡是刑期已满的人，不管判的是一年，还是几十年，一律都要在政府指定的一个监狱外边劳动，那就算是他的工作单位，每年给半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探亲。所以王太太仍旧要留在邯郸。
同年秋，王太太去上海，看望九十五岁的母亲刘老太太。临行时队长告诉她说：“九月十七日（中秋节）以前，你一定要回到这里。”那年中秋节是个礼拜天，礼拜天是她的假日，她本来想可以在上海多呆一天，过了中秋节再走，但是因为有队长的这一句话，她想她不可以随便用这一天，所以就在九月十六日回去了。幸亏她回去，不然问题就大了，因为过了礼拜天，到礼拜一（九月十八日），她们就要搬到石家庄去。如果她在上海用了这一天，她的东西一定收拾不完，那就会紧张得没办法。从这里她得到一个教训，还是守约的好。
她在石家庄一直呆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毛主席逝世后，她又被调到邢台唐庄镇（即清朝的顺德府）。一九七七年国家政策改变，刑满释放的人可以自由回家，她才回上海去。
一九七三年，天铎去邯郸看了母亲，随即去荫营看望父亲，然后又回到母亲那里，跟她一块儿住了几天。这次天铎去荫营看望父亲是第一次。一九七四年，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去看望父亲。一九七五年，他又陪着母亲去荫营看望父亲。他一共去看望父亲三次。
一九七四年一月，王太太的母亲刘老太太去世了，终年九十六岁，天铎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二月初，信到了荫营。指导员看了以后，把王先生叫到办公室去，对他说：“人生总有一死。”他立刻就想到，可能是他岳母刘老太太去世了。指导员把信交给他，一看果然是的。他非常悲哀，因为好婆很爱他，就跟爱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当时他没有哭，回到监房以后，看见被子呀，衣服呀，无论什么东西，凡是老太太给他做的，他就掉眼泪。
他刚从办公室出来，指导员就把他们屋里的值星员喊了去，叫他安慰安慰王先生，不要太难过，人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的。那个指导员真是体恤他。
第二天早晨，他坐在炕沿上，越想越难过，他就哭啊，哭啊，哭了很长时间。先还不敢出声，只是偷偷地哭，后来情不自禁，就放声大哭起来，一连哭了两、三天。后来他忽然想到复活的日子还能再见面，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再也不哭了，他的心从主得了安慰，也有了盼望，知道将来还要再相见。
据说这件事对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九七五年王太太由天铎陪同去荫营看他时，那里的一位主任告诉她说：“你母亲去世以后，他心里一直非常悲伤。政府本来预备给你们一个极大的宽大，让你们全家团聚，可是因为他一直哭，看见什么东西都要哭，这个机会就失去了。”王太太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知在老太太去世之前，王先生曾去参观过大寨，回来以后总会写写感想，可能那时他的表现比较好，政府就考虑对他一家有一个宽大，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哭，他们就改变了计划。
王先生在荫营是比较自由的，他不作什么事。天铎陆续给他寄了大约五百本书，有古书，也有简装书，他就整天看书，把眼睛都看坏了。政府干部对他很好，有时他们还借他的书看。神把他隐藏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可能比他生活在社会上还要安全些。
一九七五年，中国社会上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当然这股风也吹到了荫营。那时只许说孔子坏，不许说他好。有一次，四、五位干部在谈话室里，把王先生找去。他坐下以后，有一位干部问他说：
“你对孔子诛少正卯有什么看法？”
王先生说：“孔子诛少正卯诛得很好，就是当诛！人们说孔子残忍，把一个很知名的人士少正卯给杀了，其实不是孔子残忍，而是少正卯自己取死。这样坏的人如果留着他，鲁国将来就要弄得不得了了。”他接着背了一段古书上的话：“孔子为鲁司寇，三月而诛少正卯。门人进而问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之大恶有五：盗窃不语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一有于人，即不免于君子之诛。今少正卯兼而有之，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恃嫌激众，是小人之雄也，不可以不诛。’”
这些干部彼此看看，觉得这个犯人对史书怎么这样熟啊？之后又有三、四位干部，单独找他谈批孔的问题。王先生说：“孔子批不得，批孔子的人自取羞辱。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我不能批评他。”有一次开大会，好几千人都在广场。那天是星期天，不劳动，大家都去开会。台上有两个干部骂孔子是孔老二。那时不许人随便发言，如果许可的话，他当时就要说：“不能骂孔子。骂孔子是羞辱自己本国的圣人。”批孔以后，干部们对他就另眼看待，与前大不相同了。
政府干部对他不满意之处是他老写东西。他在荫营天天看报纸，看见什么，就要写感想，又是进忠言，又是提劝告。写得太多，干部没有时间看，叫他们实在为难。他们不交到上级去吧，不行；交上去吧，又怕上级说，“交来这些东西干吗？”所以他们一再叫他不要写，可是他还要写。一九七六年王太太跟亲戚时弟兄去看他时，干部还请王太太劝劝他不要再写。王太太回去以后，特地写了信去，他还是不听。最后他们罚他，不卖纸给他。他就找出从前他在北京监狱买的几十张质量很好的纸张来写。那些纸是他留着给周总理进忠言的，谁知周总理死了，纸还留在那里，他就拿来写了一份《最后的忠言》：“请政府不用担心，我不会自杀，现在我心里快乐极了。我所以进最后的忠言，就是因为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改变现在所走的路，就是敷衍、搪塞和欺骗，将来就不堪设想了。”
王太太一九七七年回到上海以后，每月都给王先生寄营养品。但到这年年底，他们不许家里给他寄了。七十七岁的老人，身体当然难以维持下去。他认为这是政府对他施加压力，叫他放弃信仰。所以他又写了一份报告给政府说：“我明白政府的意思，大概是想借此叫我挨饿，饿了好放弃信仰。办不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这时起，他就准备饿死在监里了。
过了大约十个月，到一九七八年秋，有一天队里吃小米饭，因为小米饭硬，他的牙又不行，嚼不烂就咽下去，结果得了急性肠胃炎，一夜两次上吐下泻，第二天就起不来了。睡了一天，到傍晚的时候，他们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去住院。过了两天，指导员去医院看他，问他说：
“怎么样了？”
“他们现在给我输液，输了液就好一些了。”
干部看他身体太弱，就对他说：“你写信给你儿子吧！”
“我现在不写。”王先生说，“等我好了，出医院再写。我若死了，就 ......”
后来一位李医生把他叫到一个屋子里，对他说：“你把你的消息告诉你儿子吧！”他这才写了信，说他病得很厉害，差一点就不行了，现在住在医院里，但没有写患的什么病。王太太接到这封信后，就对天铎说：“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无论如何总要去一趟。如果他还活着，那就让他保外就医，因为听说有这样的例子。如果他死在那里了，我们也可以知道。”
天铎到了那里，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大夫告诉天铎说，“他身体太亏了。”天铎就把身边带来的食物留下，并且告诉他还有好些食物留在阳泉的旅馆里。王先生明白天铎的意思是怕都带了来，而他却已经死了，就吃不着了。于是天铎回去，把那些东西取了来，交给荫营的干部，过不多时干部就给他送来了。有了这些食物，王先生的身体慢慢转过来，不久就出院了。
天铎在医院里当着胡队长的面，对爸爸说：“我问过队长为什么不许我给您寄东西。队长说，‘全号有二十多个人，他一个人有，别人都没有，人家看着难过。’”从这时起，没得许可天铎就不断给他寄吃的东西，而且总是不到一个月，另一包又寄到了。这样，王先生的身体就逐渐恢复过来。关于保外就医的问题，他们告诉天铎说，因为他是无期徒刑，没有资格保外就医。
到了这个时候，王先生就一无顾忌了。从前他不敢出声唱诗，现在他在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小声唱诗。干部从他面前走过，听见他唱诗，也不管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改造不好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后，全国各机关、各团体都进行传达。有一天值勤员说：“大家到院子里去听报告！”那时王先生病了一个多月刚好，而且正值隆冬，值勤员对他说：“外头太冷，你不用去了，等大家听完回来再传达给你吧！”他听见外面用扩音器广播，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后来有人告诉他：“中美建交了！”他一听见这个消息，就为台湾的教会担心。当时他心里想：“坏了，台湾的教会也要成立三自会了。共产党所以不打台湾，就是因为在台湾有美国的空军和海军。这一建交，共产党打台湾就无所顾忌了。”
王先生所在的十八队在荫营劳改队的最后面。一天，王先生看见其它队里有二百多人出来到院子里，拿着裁衣服剩下的布条搓绳子，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监号里有一个犯人是比较有学问的，对他说：“搓布绳子就意味着要大批放人了。”王先生这才明白。
王先生夫妇第二次被捕时，天铎正在北京。返沪的时候，他把王先生几十年的日记和四个大照相簿都带到上海。政府叫他上交，他就交给政府了。不知怎的，这些东西又转到了大同。王先生他们那一批犯人从大同调往荫营时，行李都是交给政府统一运去的。及至第二天取行李时，王先生发现他的几十本日记用一根铁丝捆着，也放在行李堆里。这些日记和相本，干部说不能留在监号里，要存在库房里。后来到大批放人的时候，指导员对他说：
“你存的那些东西，用不着就烧了吧！”
“什么东西？”王先生问。
“那些日记，还有照相簿。”
“那些东西不能烧！”王先生严肃地说，“那是我的历史，我还要留着呢！”
“我不能决定。”指导员说，“我得请示上级，看是不是可以给你留着。”
过了几天，指导员告诉他：“我请示过了，上级说你的日记和照相本可以留着。”到他一九七九年底出监的时候，指导员就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了他，所以那些东西至今还在。
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王先生收到了内侄女刘小玉姊妹给他的一封信。当时他曾覆她一信，劝勉她和她的丈夫好好教育子女。因他自己过去深受说谎之害，所以就特别注重这一件事。他说：
“首要的是教导他们诚实，说实话，作真事。世上一切的坏事都与说谎言相关连......而且各种罪恶都以谎言为藏身之所......你和亚中要在一切大事小事上都给孩子作好榜样，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作诚实的人有时会受损失，但损失最后还要变成利益，不是暂时的利益，而是永久的利益。一般人的眼光都是太短，只看眼前的利益，却不计后来的结果，最后还是自己害了自己。”从信中可以看出，虽然他身在狱中，却仍旧关怀晚辈们的灵命成长，并且用他亲身的经历，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走主的道路。
同年五月，小玉去荫营看望王先生，谈约一小时。因为有人在旁，他主要谈了一些生活琐事和健康情况，但也确曾提及一九六三年前他痛不欲生，但翻供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同月，美国的生宪治医生本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监中看望弟兄和长辈之心，带着他的儿子去山西荫营看望王先生。生医生是王先生好友、南宿县长老会生熙安牧师的长子，他称王先生为“叔叔”。虽然他们没能见到王先生，但他们盼望劳改所能由此知道王先生在海外有亲近的人，因而能放松看管，乃至释放。临行他们留下一封信，以及手套和手电筒等给他使用。
生医生父子这次去荫营是出人意外的，因为当时国内只有几个地方准许外国人去，荫营不在其内。原来他们的行程是由他弟弟生宪章弟兄办理的，告诉有关部门他们要去什么地方。他把‘荫营’也写在行程上，结果竟然批准了，实在是神的恩典，不然是去不成的。
生医生走后，政府干部把王先生找到办公室去，问他说：
“你认识姓生的吗？”
“我认识。”王先生说，“姓生的只有一份，就是南宿县长老会的牧师生熙安。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四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同我认识。他的孩子们都叫我叔叔。”王先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问起姓生的，因为那个管理员没有说为什么，所以他感到很纳闷。第二天又把他叫了去说，“昨天从美国来了一个姓生的和他的儿子。这是他们留给你的信，还有一副手套和一个手电筒。这个手电筒我们给你收着。”王先生这才知道生宪治去看过他了。过了几天，他们又把生医生留下的那封信要回去，说要到北京去了解一下他和生宪治到底是什么关系。过了十几天，又把信送回来说：“还给你这封信。”从这里王先生知道，不只在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他坐监的事，美国报上也刊载了。其实他的事情在国外已经传得很广，释放王明道与否，对国际舆论有相当的影响。
在他快要出监的那个时期，他心情很好，并且用笔墨写下了他内心那种高尚的情操：
“先知成仁，使徒取义，受命传道，首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五 章 被 骗 出 监

无期徒刑的意思就是终身监禁，除非有显着的立功表现，不能减刑，更不能释放。可是王明道先生这个无期徒刑犯，没有一点立功表现，居然就释放了。他到底是不是因为真的有罪，才判的无期徒刑，那就可想而知了。王先生自己一直说：“我的事情是个大冤案，就跟岳飞的冤案差不多。”
中美建交后，中国闭关自守的时代结束了，中国已经进入国际大家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国际舆论和行为准则的影响。伦敦保卫人权委员会打电报给二十多个国家，并且代表这些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意见，请中国释放一切政治犯。王先生不是政治犯，也不是刑事犯，他是信仰犯。在政府大批释放犯人的时候，也决定把这个信仰犯释放掉。谁知他这个犯人与众不同，他不肯糊里糊涂地走出来，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监狱，禁卒奉命放他出监时的情况一样（徒十六章三十五至四十节）。政府干部遇到了一个麻烦，需要请他出监。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旬，政府从山西荫营给王先生的儿子天铎发了一份电报：“见电速来接王明道。”天铎不知道那是政府发的，还以为是他爸爸自己发的呢。当时王太太正好去南京，不在上海。天铎就写了一封信去，说“爸爸来电报，叫我去接他，我现在就去了。”于是他与山西的亲戚时弟兄联系好，一起去接王先生。王太太收到信后，赶紧返回上海，天铎已经动身走了。
天铎到了荫营监狱，有人把他领到赵大队长那里，然后他们一起到中队长的屋子。这时王先生队里一个姓丁的值星员也把他从高处的十八队领到山下面的中队长屋里。王先生一进去，看见大队长，又看见天铎，感到很奇怪，就问天铎说：
“你干吗来了？”
“我来接爸爸回去。”
“我不回去。”王先生说，“你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这儿顶好。”
没等天铎再开口，大队长就说：“你儿子来接你到上海去，你就跟他走吧！”
“我不走，”王先生说，“我的事情还没弄清楚呢！我没犯罪，我在这里押了二十多年，完全是为了信仰。”
“不必追究这些事情了。”大队长劝他，“你走吧！监狱不是个好地方。”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还不知道监狱不是个好地方？”王先生说，“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文天祥的《正气歌》里说：‘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我现在已经把监狱看作我的安乐国了，我不走。”
“你走吧！”大队长又劝他，“别在这儿住下去了。”
“要我走也可以，”王先生说，“政府必须承认三件事：承认逮捕我逮捕错了，判我刑判错了，关押了我二十多年也关错了，而且以书面证明，不然我不出监！”
这个证明，让他们怎么出啊？谈了一个上午没有结果。大队长说：
“大家回去吃午饭了。”
然后对王先生说：“你也回去吧！我们都去吃饭。”
又对天铎说：“你也吃饭去吧！下午再谈。”
下午两点钟，他们又把王先生叫到那个谈话室里。这回不是大队长了，而是换了中队长。中队长和天铎都劝他快点离开监狱，到上海去，他还是坚持不走。最后，父亲怕儿子接不走他太难过，就答应说：
“我可以同你一块儿回去。”
“爸爸快点回号里去收拾东西吧！”天铎高兴地催他。
“我有好些东西呢！”王先生觉得有些急促。
“今天晚上我来接您到招待所去住。”天铎说。
于是王先生赶紧回去收拾东西。他还有好些吃的东西，就分别给了两个姓陈的犯人，都是身体不好的。又把他的书都拿出来，放在炕上说：“你们谁要，谁拿去，我带不了这么许多东西。”其实天铎带了好几个大提包，就是预备装那些书的，但他不知道，竟都送给别人了。
傍晚时分，有一个人来告诉王先生说：“你儿子今天不来了，明天才来呢。你在这儿再住一夜吧！”他就又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他把天铎带来的衣服换上，站在院子里等。政府干部也知道他准备走了，就让那个姓丁的值星员又把他领到荫营一个新盖的监狱办公室。一位李干事拿出一张纸来对他说：
“你看看这张纸上写的。你要是同意这上面的话，就签个字。”
王先生一看，原来是“山西省高等法院释放证”。上面写着：
“押犯王明道，因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改判一年，提前释放。”
“你拿着这个，”李干事说，“现在就可以跟你儿子回上海去。”
“我不签字，”王先生说，“ 我也不走。说我是反革命罪犯，我不承认。我没有犯罪，是政府逮捕我逮捕错了，判我刑判错了，关押我也关错了。政府必须把我的事情弄清楚，不然我不出监，我就在这儿住下去了。”然后他告诉天铎说：“你回上海去吧，我不出监。”
时弟兄看王先生怎么也不肯走，就安慰他说：“您心里怎么平安，就怎么办吧！”他们就走了。临行时把煮好了预备在路上吃的二十多个鸡蛋都留给他了。
天铎回到上海，妈妈问他：
“怎么着？”
“爸爸这个倔呀！”天铎就把原委说了一遍。
接着王先生又来了一封信说：“不见我的亲笔信，千万不要再来接我，我不回去。”信里还有一句话：“撒谎是一切犯罪的根源。”这是因为他受撒谎这个罪的苦受得太厉害了，所以凡是不符合事实的事，他都不肯承认。
过了一个月零十四天，即十二月二十九日，荫营监狱的干部又把王先生找到中队长的办公室去，有李干事和胡大队长两个人在那里。李干事问王先生：
“受浸和受洗有什么分别？”
一谈这个问题，王先生就高兴起来了。他跟他们讲：“受浸是浸在水里，受洗是后来天主教改的，不下水，只在头上点一点水，把原来那个意义改掉了。”他越谈越起劲，谈了很长的时间，大约有一个钟头。
李干事说：“你讲的很有道理。”他们先把老人说得高兴起来，然后再谈别的事情就好谈。接着李干事对他说：
“你说你不出监，我们不能强迫你出监。不过监外边有三间房，你可以去那边住着，过不了多少日子，北京法院会有人来，同你谈清楚你的事情。你一出监，你就恢复自由了，你愿意上哪里去，就可以上哪里去。”他信以为真，想只要北京有人来，他就能把事情谈清楚了，所以答应说：
“我可以出监。”并说，“我回去收拾我的东西。”
“不用你收拾了，”胡队长说，“已经有人帮你把东西收拾好了。”
“那我也得去看看。”于是有一个犯人来扶着王先生上去，回到他自己的队里。那里有八十一层台阶，他没有力气上去，必须有人扶着他才行。
到了十八队，他一进大门，就看见他的东西都已经捆好了，有的是纸盒，有的是包袱，三件行李都在大门里边放着呢！一个犯人说：“我先同你去那个地方，过一会儿再把这些东西给你送去。”于是他陪着王先生走出监狱的门：头一道是内监的门。走过这个门，要正式出去，还得过第二道门。那里有岗楼，守卫的士兵拿着枪监视出入的人。他们还没到第二道门就拐了弯。过了一个山坡，就把他送到那个叫作“三间房”的地方。事情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所以凡是见着他们的，都让他们过去。
离“三间房”几尺远的地方，还有两间房，那里面住着两个出监后留用的职工，他们负责照顾住在“三间房”的人。那五间房的周围有铁丝网围着，铁丝网的大门不关。王先生到了那里不久，陪他出来的人就把东西都给他送来了。他一脚迈出监狱的大门，荫营干部的任务就完成了。
“三间房”不是监狱，而是刑满释放的人暂住的地方。那里有炉子，有案板，有擀面杖，也有刀，可以自己作饭，但是王先生的眼睛坏了，不敢摸刀，害怕会把手划破。虽然他可以到食堂去买饭吃，但要跑半里多路，还要过马路。他眼睛看不见路，自己走，弄不好就会给汽车撞死或撞伤。还有一个问题，他以前生过一场大病，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腿就不能蹲了，一蹲下去，就爬不起来。在监狱的厕所里，有几个特制的木头箱子，他可以坐在上面大便。到了监外，就没有这个设备了。所谓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四面用席围起来，坑上架一块木板，像他这样年纪的人站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掉在粪坑里。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觉上当了，后悔不该出监，但是已经回不去了，他中计了。
他问那两位照顾“三间房”的人该怎么办？他们告诉他可以买点江米（即糯米）熬江米粥喝。他就托他们买了十斤江米，整天喝白粥，连咸菜也没有，怎么生活得下去呀？
一九七九年除夕，住在“三间房”的人都出去看电影了，就剩下王先生和一个湖南人。那个湖南人对他说：
“今天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我劝你别在这里住下去了。这里已经不是监狱了，你八十岁的人，一旦病了怎么办？人家不能送你去监狱医院，你只能去上海。上海离这里好几千里路，你怎么去啊？你还是赶快写信叫你儿子把你接回去吧！不然你病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觉得这人说的话有道理，就接受了。第二天早晨他写了一个明信片，共十二个字：“天铎：决定赴沪，望速来接。爸爸”，然后托那两个负责管理“三间房”的人用挂号信寄到上海。他们回来之后，紧跟着指导员和大队长就进来了，说：
“你决定回上海了？”
“我决定了。”
“那很好。”大队长说，“听说你把一些书都送给同监的犯人了，你还有书不预备带走的吗？我们可以取几本吗？”
“可以。”王先生说，“有一部《史记》共十本，我一定要留着；还有一部《三国志》我也要保留。其余的你们随便挑，要什么，你们就可以取。”
他们二人各拿了一些。临走时还说：
“你走的时候，我们若是没有工夫，就不来送你了。”
“不要客气。”王先生说。
释放王明道用的是一个计。放他出来，他不走，非要政府认错，政府怎么认啊？所以就只好想个办法把他骗出来。他们明明知道他离开监狱后生活不下去，就故意诱他出来。只要他上了这个圈套，就得乖乖地回上海，这叫不了了之。所以王先生说：
“我不是放出来的，我是骗出来的。”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六 章 离 开 荫 营

一月初天铎接到父亲的信以后, 决定乘六日的火车去荫营接他。五日他用电报与王先生老友、天津甄品道先生联系, 相约于六日中午在德州会面, 再一同西行去阳泉。当晚七时半他们到达阳泉, 住在市内, 翌晨七时再乘长途汽车去荫营, 大约一小时就到了那里。
荫营是个小镇, 劳改队就在镇旁的一座山上。从山下到山上全长有二、三里路。他们沿着一条上山的路, 向左行约二华里, 远远望见道北大墙对面的山上有几间房子, 那就是“三间房”的地方。那里人烟稀少, 难得有什么外来的人。看见山下有人上来, 山坡上的人就都出来看。他们到了“三间房”的时侯, 王先生还不知道, 正面朝里站着呢! 天铎拍拍爸爸的肩膀说:
“爸爸, 你看谁来了?”
王先生回头一看, 原来是甄先生。他高兴地说:
“品道啊!”二十多年不见, 彼此拥抱相亲, 热泪夺眶而出, 强自抑制, 不然真要哭出声来。一肚子的话要说, 可是当时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过了一会儿, 天铎说:
“爸爸同我们到招待所去吧!”
“我还有好几个包呢!”王先生说。
管“三间房”的一个人听见这话就过来, 帮忙拿着王先生的东西, 送他们到招待所去了。从“三间房”到招待所要上八十一级台阶。在去招待所的路上, 王先生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他惊奇地喊:
“看, 小孩儿!” 甄先生听了不禁一阵心酸: 离开人群二十多年, 看见小孩子都觉得新鲜。
招待所在监外, 是新盖的房子, 很讲究。一间屋子里有四张铁丝床, 一个人住一夜要付四元钱的宿费。天铎上次去时, 就住在那里。七日是公休, 干部都不办公, 他们只好住在那里等。没有别的事, 三个人就在那间大屋子里, 畅谈二十多年来的别情, 并且读经、祈祷、介绍肢体的情况和背诵古文诗词, 一唱一和, 饶有风味。王先生一口气背完了文天祥的《正气歌》, 一字不差, 足见他的思路和记忆力仍甚佳。
八日, 监狱工作人员上班后, 他们就去办手续。本来他们当天可以走, 只是因为监狱离阳泉至少有二、三十里路, 王先生有六件行李, 行路甚是不便, 他叫天铎去跟监狱干部讲讲, 看是否能拨一部车, 把他们直接送到阳泉去? 一位干部说:
“现在车子太忙, 分派不过来, 不能给你们单拨一辆车, 你们坐监狱的汽车从荫营监狱到荫营镇, 然后再换公共汽车到阳泉去吧!”
所以他们又在招待所里住了一夜, 到九日早晨才乘监狱汽车去荫营镇。行前他们去付招待所的住宿费, 负责的人说:
“不收你们的钱, 你们就走好了。”本来家属去接犯人出来, 都是住在“三间房”。王先生的家属特别优待, 给住招待所, 还不收宿费, 真是够客气的了。
荫营镇就在山下。他们下山时, 在山坡上拍了照, 身后便是监狱。上了去阳泉的公共汽车, 经过大约一小时, 就到了市内的长途汽车站。王先生和甄先生分别在汽车站和火车站照看行李, 天铎用小车拉运, 往返两三次才把东西运完。等全部东西都运到火车站以后, 就把它们办了托运, 惟有装王先生日记本的箱子随身携带, 以免遗失。在阳泉车站, 他们又拍了照, 到中午十二时才上车东行, 并且在车上补票, 换到软席卧铺去。四人一室, 饮茶进食都很方便。那列火车只挂了一节软席卧铺, 一个车箱里只有他们三个人, 真是惬意之至。在火车上大谈特谈, 心里非常高兴。
下午七时到了德州, 他们都下了车。甄先生对王先生父子说:
“我不去上海了。”然后又对天铎说,“你送你爸爸吧! 我回家去了。”
王先生要在德州换南下的车。这趟车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才来, 上车的乘客很多, 他们几乎上不去。甄先生等他们上了车, 才出站给天铎的太太打了个电报, 请按时去接站。又等了几个小时, 甄先生才乘车北上。
王先生父子到达上海时, 不见有人来接。他们还以为电报没收到呢, 其实早就收到了。那天好几个人去接站: 有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去看望王先生的肖语平姊妹, 还有另外几位肢体。他们都是按照列车时刻表到达的时间去接的, 谁知那趟车到得太早了, 所以没接着。等王先生到了家, 接站的人也回来了。
十日甄先生返抵家门后, 当即去北京见李再生先生等诸肢体, 把王先生出监和接他去沪的详情都讲给他们听, 人人喜形于色, 奔走相告。弟兄姊妹们得的安慰不小。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七 章 在 平 江 路 的 日 子

“王明道获释”的消息, 像关不住的春风, 吹遍了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不少人闻风而至, 走进上海平江路十三号那个小小的房间, 看望阔别二十余载主的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关怀他和敬爱他的, 当然也有居心叵测的。不管是谁, 王先生都欢迎和接待, 并且畅所欲言。
消息从国内又传到了国外, 海外有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到平江路去看他。迁到武康路后, 继续有各个国家的人去看他。除了阿拉伯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外, 有十六、七个国家的基督徒去看望他, 最多的是加拿大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英国人、西德人、丹麦人、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瑞士人和芬兰人。日本虽然是佛教的国家, 也有不少的基督徒去看他。他把自己几十年的事情, 特别是在监狱里八年的失败, 都讲给他们听, 他常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廿八章十三节) 人们从他的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 王明道因不怕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蒙了怜恤, 我们也不怕。
大量的访客使政府公安部门感到不安, 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讲政府对他的所作所为, 无疑会影响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群众和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王先生到达上海不久, 就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去平江路看他, 一位姓孔, 一位姓刘。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态度很不客气, 一方面是为吓唬他, 另一方面也是要从他了解教会的情况。他们问他:
“都有什么人常到你这儿来呀?”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王先生很坚决地回答他们。
“你不要忘记你是反革命啊!”姓刘的说。
“我是反革命,”王先生说,“你们为什么把我放出来? 我没有要出来, 是你们把我放出来的。你们看我是反革命, 可以再把我送回去嘛!”
“来的人里面有的是好人,”他们解释说,“有的是不好的人。”意思是劝告王先生不要与那些不好的人来往。他们还劝他向他儿子学习,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他儿子虽然也住过牛棚, 可他从来不提那件事。
他们跟王先生谈认罪的问题, 想他坐了二十多年的监, 还能不承认自己有罪? 谁知他根本就不承认。王先生对他们说:
“我很喜欢跟你们谈谈认罪的问题: 我在神面前满身疮痍, 体无完肤, 是个大罪人。但在国家法律方面, 我从来没有犯过一条国法。我自幼就胆子小, 脸皮薄, 不敢作一件犯法的事。在学校里我是个严守校规的学生, 在国家和社会上我是个守法的公民, 可你们还是把我逮捕起来了。我没有犯过任何国法,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完全是为了信仰。”王先生还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反对三自会, 到现在还是反对。”他们看他态度很坚决, 就不再谈下去。从此以后, 他们对他反而客气起来了。第一次去时对他没有称呼, 第二次、第三次就一直称呼他“王老先生”。
他们感到对付王先生有些棘手,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出来, 怎么能再把他逮捕进去? 八十多岁的人了, 还能活多少年啊? 把他逮捕进去, 很快就会死在监里, 政府担个臭名, 何苦来呢? 但又怕他扩大影响, 于是采取一种措施, 就是了解都有什么人到他那里去, 注意那些人, 使他们不敢再去, 把他孤立起来, 目的就达到了。
有一次, 孔、刘两位干部去王先生家时, 正巧碰上潘老太太(郑素英女士)上海的孙女在那里。她看见那位姓刘的干部, 就对他说:
“我认识你, 你姓刘。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不吭声。她再问他, 他就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她说:“不对, 那时你不叫这个名字。你带着红卫兵到我们家里去抄家时, 幸亏你的一句话, 不然我们的房子就麻烦了。”这一下把他点出来了, 原来带着红卫兵到基督徒家里去抄家的是公安局的干部。据说那位姓刘的干部是专管基督教的。
他们二位每两三个月到王先生那里去一次。姓刘的去过三次, 以后就不去了, 换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最注意的一个人是阎宝田大夫的儿子。他好几次去给王先生送西瓜和食物, 都给他们碰上了。阎大夫是山西太谷人, 二十岁左右在火车上得识王先生, 从那以后他们就有了交情。他很爱王先生, 一直称他为大哥, 并说:“耶稣是我的救主, 大哥是我的恩人。”每逢王先生到他所在的城里去讲道, 他一得知就去聚会。
有一天孔、刘二位干部在王先生的房里坐着, 正好时魏素兰姊妹来了, 站在床那边, 姓刘的扭过头来说:
“这是谁啊?”
“这是我们的亲戚。”王太太回答。
他就没再问下去。后来他说:“有的人好, 有的人不好, 你们不要跟那些不好的人来往。比方说, 像俞崇恩、俞成华啊 ......”他怎么知道俞崇恩来过呢? 原来在王先生的书架上有一张纸条, 上面有俞崇恩弟兄写的字:“我父亲叫俞成华, 我妈妈叫......”姓刘的干部老远看见那张纸条, 就知道俞崇恩来过了。俞成华先生老早就去世了, 怎么还可能来呢? 可知都是因为那张纸条的缘故。他们说这样劝告王先生是为他好, 其实是怕他跟更多的人接触。
安息日会也有一帮人是反对三自会的, 因而那时三自会对安息日会就有积怨。两位干部要了解安息日会是怎么一回事, 就跟王先生谈这个问题, 并且叫他写篇文章驳驳它。王先生说:“我不写, 我不给人写什么东西。多年以前在我还没有进监的时候,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叫《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吗?》, 你可以去看。我写文章都是自动写的, 别人叫我写, 我从来不写。”
从国外带来的书, 王先生和王太太当然不愿意多让人知道, 但政府是知道的。有一天孔、刘二人来时, 正好有人带过来两三本书, 放在桌上。姓刘的拿起来看看, 然后又给姓孔的看。姓刘的问王先生:
“你对香港印你的书有什么看法?”
“我很高兴。”王先生说,“我进了监, 我的书在北京不能出版了, 香港给我出版, 那好极了。而且在他们所印的《五十年来》里, 还附录了《真理呢, 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 叫各地的人都晓得我坐监是为了反对三自会。”
一九八零至八一年, 上海市公安局的干部总是两个人一起来。一九八二年起. 他们就谁也不来了。
王先生的户口迁得很顺利, 他到了上海以后没几天就报上了。他不接受释放证, 荫营就把“释放证”几个字改为“裁定书”, 而且也没有什么“提前释放”的字样, 所以就没留个尾巴。天铎拿了裁定书到派出所去, 很快就报上了户口。但王太太的户口迁得就很慢, 一直留在唐庄, 没有迁过来。唐庄农场每月给她寄廿五元生活费和粮票、油票。一九七七至七九年间, 每次寄来她总是收着, 因为她想即便自己不用, 还可以给别人用嘛! 但王先生对此另有看法, 他反对接受这个钱。有一次, 那边寄钱和粮票、油票的信给王先生收到了, 他就把它退回去, 并且还附了几句话:“无功受禄, 寝食不安。请以后不要再寄粮票和工资来了。”其实王太太刑满释放后在唐庄农场劳动, 是那里的退休职工, 得原单位发的退休金, 不能算是无功受禄。
王太太的户口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迁入上海。上海派出所要求唐庄农场出两项证明文件: 一是证明她没有劳动力了, 一是证明她只有一个儿子。唐庄肯证明前者, 不肯证明后者。王天铎的工作单位给开了这个证明, 可派出所还是说不行, 结果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 一拖就是五年。那位姓刘的干部虽然答应帮她办, 但始终没有办成。到一九八二年, 还是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帮她办好的。其实哪有下级不听上级的? 但姓刘的就是没有帮她办成。一九八二年以后, 姓刘的不来了, 王太太心里倒觉得踏实些, 因为他每次来总是恐吓人, 把人搞得心神不定, 好达到他的目的。但王先生就是不买他们的账, 他回答他们总是很硬的, 所以姓刘的一事无成。
一九八零年, 贝小姐在北京说:“王明道受管制呢!”王先生听了非常生气, 写了一封信给她, 托柯桂贤姊妹转交。信上说:“谁告诉你我在上海受管制? 没有人管我!”王先生知道她是因为害怕而去参加‘三自’的, 但她却说是神让她出来参加‘三自’, 王先生对她甚为不满。
王先生出监以后, 原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蒙贤超弟兄, 给王先生寄去一信, 大意说:“听说你家里只有你儿子一个人有收入, 你生活现在不太富裕, 特寄上三十元给你, 请查收。”
蒙弟兄是个开钟表店的商人, 在宽街教会负责。因为他们的传道人阎迦勒弟兄参加了‘三自’, 并且担任北京三自会的副主席, 所以他们宽街教会又开堂了。蒙是参加三自会的, 一九八零年在南京开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时, 他是以北京市代表的身分去参加的, 并且还当上了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收到此款后覆他一信说:“我听说你参加了三自会, 并且还当常委, 请你告诉我你跟三自会的关系。”他回信说:“是的, 我是三自会的常委。”王先生就把那三十元钱买了一张汇票寄回去, 说:“你是三自会的常委, 我是反对三自会的, 咱们两个没有共同言语, 你寄给我的三十元现在还给你, 谢谢。” 蒙回了一封信, 把王先生大骂了一顿, 这是 一九八零年冬天的事。
王先生莅沪后的头一年, 除了在家门近处走走之外, 从来没有到外地去过。虽然北京的一些肢体与王先生有书信来往, 但能亲自去上海看望二位老人的毕竟还是少数。 一九八零年冬, 王先生夫妇去京的消息甚嚣尘上, 北京方面甚至有人积极筹划迎接他们北上。有人说:“王先生到了北京, 礼拜天就在米市大街圣经会门前一站, 就得围一大圈子人。”如果王先生真的去了, 说不定会惹出一些事端。天铎对此当然不无顾忌, 所以他在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写了一封信给李再生先生, 邀请他和甄品道先生去沪度岁。李先生因为太太生病, 甚难走开。但经研究, 决定请一位姊妹代劳, 他们二位遂于二月四日晚自京去沪, 次日(旧年元旦)晚到达。李先生得见他所敬爱、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友王先生, 心中快慰之至。
他们到了之后, 天铎随即拍拍甄先生的肩膀, 领他到过道处小声说:“这次请您来, 是因北京多人来信, 欢迎二老北上。其意甚佳, 但他们年老体弱, 我们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往, 殊不放心。请在此多盘桓一些日子, 劝劝老人打消北上之意。”甄先生允于尽力而为。他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一九八一至八二年时, 王先生忽然唱出他儿时唱的一首歌。王太太与他结婚几十年, 从来没有听他唱过。这首歌是他的外祖母(一位很虔诚的老太太)在他三、四岁时教他唱的。歌词说:
“我是耶稣门徒, 他是我救主, 虽然我有罪孽真是苦,
主已为我死亡, 救赎我罪恶, 所以我时常快乐。
耶稣能救我脱离各罪, 我因为蒙他大恩惠,
无论黑夜白日心里总是乐, 主已使我胜罪恶。”
王先生十四岁信主之后, 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 蒙了神的恩典, 所以他常常快乐。他相信主耶稣不只能拯救他的灵魂, 还能救他脱离各样的罪恶, 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八年的失败得到神的赦免, 重新站立起来, 恢复了他以前那个快乐的人生, 心灵就如同儿时的光景一样。
王先生到上海以后, 灵粮堂的长老周复清先生常去看他, 而且与他关系很近。该教会负责青年工作的路春方弟兄与他同去, 就显得跟王先生的关系也甚好。以后周长老的两条腿有病不能去了, 路仍旧照常去, 差不多两三个月就去一次。王先生知道他是参加三自会的, 就对他说:
“你是‘三自’的人, 常到这里来, 不对。”
“没关系, 根本没有人知道。”
以后路又拿了一盒蛋糕来, 王先生不肯接受, 请他拿回去。王太太觉得不好意思, 还是收下了。从那以后, 路就不再来了。王先生对‘三自’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九八二年, 听说有“飞机医院”到广州。“飞机医院”是一批外国医生, 乘飞机去世界各地, 专门作眼科手术的。王先生事先已经登记过了。该“医院”到达广州后, 上海的一位眼科专家王医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他就在九月廿日由儿媳陪同乘飞机去广州, 作白内障手术。王医生随后也去了。但这次手术没有作成, 到底什么原因? 谁也不敢说定。有人说是因为王先生说了一句外行话:“这个晶体将来坏了, 在中国不好配。”那位医生听了不高兴, 就不替他作手术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儿媳用英文同外国人讲话, 没有通过广州医院的中国医生。总之是空此一行, 九月廿八日他就被撵回上海去了。王医生说:“回去以后, 我给你治。”
同年十一月三日, 王先生入住仁济医院。十一日王医生为他作左眼白内障手术, 廿六日出院。以后又配了一副眼镜, 视力似有好转。王先生住院时, 因为二十多天没有活动, 出院后生活就开始不能自理, 吃饭穿衣均要有人照顾, 但过了一个时期又转好些。一九八三年九月廿日第二次入仁济医院开右眼, 廿四日手术, 十月十一日出院。两次住院, 身体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手术后他的眼睛虽然当时是好的, 但过了一些时候就全不行了, 无论看书或是写字都成问题, 手术完全失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默默中都有神的美意在内。
一九八零至八二年在生活上照顾二位老人的, 主要是周媛姊妹。从八三年起近十年之久, 在生活上照顾二老的则是章冠英弟兄。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八 章 迁 居 武 康 路

平江路的住处, 只有一个房间, 会客睡卧都在一处, 窄小得很。来访的人数一多, 就坐不下。有一次, 十几位美国人来看王先生, 旁边住的一家街坊临时搬了几把椅子过来, 又因天热, 还拿过一个大电风扇来, 这才勉强让客人呆下去。又有一次, 一位日本客人来看他, 临走的时候告诉王太太说:“我还有几个日本朋友要来。”结果第二天又来了十个日本人, 都是男的, 其中只有一人懂中国话, 他们就是想见王先生一面。
后来王先生儿子的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在武康路六十九号, 这个地方给两位老人住就宽敞多了。一九八三年秋, 他们把家迁到新地方去。
在接见外宾的过程中, 王先生总是毫不隐瞒地谈他过去的失败, 并且给他们看见, 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 还能站起来。对国内外来访的人讲话时, 他常用孟子的话来自勉:“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并说他在五十岁之前作到前面两点, 五十岁之后才作到第三点, 即“威武不能屈”。他也告诉他们, 他在监里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 就是饶恕人。以前有人出卖他, 控诉他, 抵挡他, 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们。论到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的话时, 他说:“饶恕人并不是换取神饶恕的条件, 乃是被神宽恕后的一种表现。”
王先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直希望通过说理的办法, 使他的冤案得伸, 还事实以本来的面目, 他觉得这样就符合绝对真实的原则了。他认为这不单是为他自己, 也是为中国的政府和中国教会, 所以他就理直气壮地要写材料, 呈到政府有关部门去。王太太则认为:“你要写, 也可以, 但里面必须没有自己。什么时候一件事情里面有了你自己, 你就不能作了, 连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你掺杂进去, 就变成你为自己说理, 这是不可以的。”
王先生晚年比较固执, 恐怕这也是一般老年人的通病。王太太曾经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 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 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 我冤枉不冤枉啊? 你去坐监, 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 要坐十五年监, 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 一共十九年? 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 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 当时他觉得很好, 并且称赞她为“恶恶之妻”, 但事过以后, 又回到原来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 只为他祷告了, 她实在是一位有智慧和有见识的贤内助。
本来在白内障手术之前, 王先生就已经写好了《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书》开头的一部分, 并且给一些弟兄姊妹看过, 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作这件事, 因为那不只无益, 甚且有害。但王先生执意要写, 大家就只好为他祷告。后来眼睛越来越差, 虽然动了手术, 视力仍旧没有恢复, 可知这是神的拦阻。眼睛不行了, 他就用录音来代替, 一盘一盘地录, 录了好多盘。那时他说话的条理还很清楚, 录的时候偶而话说错了, 王太太就在旁边提醒他, 他倒也接受。但有时正当他聚精会神地在录时, 她忽然一提醒, 他就跟她急了。这件事他始终没有作成, 因为要录的东西太多, 他实在没有办法录下去, 只好放弃。就连他辛辛苦苦已经录出来的, 今天也都不知去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下旬, 王长新弟兄出国前曾去上海武康路看望王先生。那时北京的王镇牧师刚刚去世, 王先生在谈到这位主的仆人时, 对他获释后的处境深表同情: 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子女又不与他同心, 只好去北京郊区农村, 与七十七岁双目失明的哥哥住在一起, 生活上很困难。北京三自会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 就趁机打发人每月给他送些钱去。最初他还不知情, 后来才晓得那些钱全是从“三自”来的, 但是已经退不回去了。就这样他被拖下水, 进了三自会。那天王先生祷告时, 还特别为王镇牧师及早被主接去, 免犯更大的罪和陷入更深的罪中而感谢神。王先生常讲, 一个人的晚节很重要, 许多人都是能善始, 却是不能善终。
王镇牧师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 一九五五年被捕, 一九七九年才获释回到北京。在他得知王先生莅沪的消息后,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曾写信给他。从信中可以看出, 他那时的灵性光景很好。他说他很软弱, 请王先生为他祷告。对于“前面的路当怎样走法?”他说“主完全知道”。可惜的是, 后来他陷入“三自”的圈套。被拖下水以后, 他曾公开表示说,“今天的‘三自’不是从前的‘三自’, 今天的王镇也不是从前的王镇了。”一九八三年秋, 一位刘老姊妹由黎培珍姊妹陪同去看王牧师。在谈话中黎姊妹一言未发, 但到临别走出房门时, 她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来, 是作巴兰的驴。”王牧师默然不语, 别后他却写信给刘老姊妹说:
“你的朋友对我有什么意见, 可以指出来。”黎姊妹看了这信, 因为知道他有心脏病, 怕气着他, 就不想说什么。但有的肢体劝他:“你应当说实话。”她这才写了回信。她说:
“巴兰是神的先知, 应邀去见巴勒。巴勒叫他咒诅以色列, 他却唱起赞歌来。...... 但后来巴兰却是与巴勒合作, 为他出谋划策, 败坏以色列人(民廿二至廿五章, 启二章十四节后半)。你也是神的先知, 今天却与不信的人合作, 把信徒领进迷津, 使他们走错误的道路。”最后她说:“如果我说错了, 愿神管教我。”
王镇牧师回了信, 最后他也加了这么一句:“如果我错了, 愿神对你的管教落在我身上。”黎姊妹看了大吃一惊, 因为先知说话是算数的。没有想到,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 就听见王镇牧师去世的消息, 而且死得很奇特, 令人触目惊心。
王先生搬到武康路以后, 从一九八四年起, 每个礼拜天上午在他家里都有聚会。屋里总是坐得满满的, 大概有四、五十人之多。客厅可以坐三、四十人, 门口和小房间可坐十多个人。起初都是他自己讲, 后来就改为念他过去所写的文章, 念完了由他自己再补充一些。一九八九年后, 他说话经常重复, 虽然有人提醒, 也还是不行。常常是他刚讲过的, 马上就忘了, 于是从头再说。这个聚会是公开的, 一直没有停过, 没有人干涉, 政府也从未问过他一句话。
一九八五年, 有人建议出版他三十多年前在《灵食季刊》上发表的译作《建立德行》。全书三十二章, 其中尚有八章 (即第三章, 以及第二十六至三十二章), 他没有来得及翻译, 工作就停顿了, 乃乘陆敏如姊妹去加拿大之便, 嘱托王长新弟兄译出来, 使全书得以出版问世。王弟兄遵命于一九八六年冬译毕, 一九八七年六月由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七年王先生卧病前, 安息日会的凌曜西先生带着一位神学生来看他。凌幼时曾跟母亲去北京西郊的青龙桥受浸, 是王先生给他施浸的。后来他去美国, 在安息日会的学校读书, 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 回国就担任上海安息日会的总干事。解放后他也曾坐过监, 而且判刑判得很重。那天他来对王先生说:
“其实你领导‘三自’比吴耀宗合适, 因为你们教会本来就是三自的。特别是全国各地好多信徒都认识你和了解你, 所以你领导比较合宜。”
王先生用很简单的话回答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改名叫王明道, 我不预备在八十几岁时, 再改名叫王犹大。”
凌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问王先生说:“这跟犹大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里就看见, 不少人坐了很多年监, 可是到头来在真理上和道路上还是不清楚。
一九八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王先生患感冒, 稍微有一点点烧(摄氏三十八度), 翌晨烧退, 休息了两天就好了。过了大约两个礼拜, 他又有一点点烧, 再休息休息, 就起不来了。到十二月十二日(礼拜五)第三次感冒时, 医生担心会有并发症, 叫他多多休息。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行动就很困难了。一九八八年, 他虽然没生什么病, 但是人懒了, 从前客人离去时, 他总要起来送客, 现在就说:“我不送了。”这是因为他身体软弱, 没有力量起来。从这年冬天起, 小便常常失禁, 把床弄湿。这种情况持续到一九八九年冬, 健康又渐趋好转, 起居恢复正常。从这时起, 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患过感冒, 说话也颇有力, 还经常说说笑话, 因为喉咙里常有痰, 他晚间躺在床上时, 口里就常哼着说:“老来难, 老来难, 一天到晚吐粘痰, 错把李四当张三。”
一九八八年, 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博士, 由滕近辉牧师陪同到中国去访问。他说他到中国去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想去看看他岳父当年的故居, 另一个是想去看看王明道先生。他曾把这件事向中国外交部方面讲过, 回答是:“你只管去看。”但葛培理博士是宗教界人士, 他访问中国, 应该由三自会邀请。这样一来, 他在王先生那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葛培理博士的高级顾问曾设法疏通, 但王先生夫妇却通过各种渠道转达他们的意思, 希望他不要去。王先生是反对三自会的, 而他去中国与三自会有关, 当然王先生就不欢迎他去。最后他还是去了。
四月廿三日(礼拜六)上午十时许, 王先生已经吃完早饭, 一位医生正在给他推拿, 葛培理博士一行十余人来了。除了他自己以外, 还有他的夫人、滕近辉牧师和一位英国人等。首先由滕牧师发问, 然后王先生就引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的话, 讲述他受苦的经过。他说:“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在一件事上忠心还容易, 但要至死忠心就不容易了。所以能至死忠心, 那是十分可贵的。”他们呆了没有多少时候就走了。王先生觉得葛培理这个人在各方面都还可以, 就是因为他跟三自会发生了关系, 给王先生的印象不好。
一九八九年, 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汪维藩先生, 在《天风》月刊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作《吴耀宗与王明道》。汪先生是五十年代批王(明道)的一名健将, 得到有关领导的赏识, 因而能青云直上, 由一名普通神学生成为教授。沉默了三、四十年之久, 如今又旧调重弹, 实在耐人寻味。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后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动态, 当不难了解个中的奥秘。汪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首先一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件事: 国外反动势力宣传, 王明道先生已经被人民政府处死, 有人请王明道先生辟谣, 只要让人知道他活着就够了。可是他拒绝辟谣。当时有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签名运动, 他也拒绝签名。知道这些事的人对他这种做法极为不满。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势力扩张到北京, 王明道讲道时说:‘我们的仇敌饿了, 就给他吃, 渴了就给他喝,’‘为那咒诅我们的祝福, 为那凌辱我们的祈祷,’号召‘忍受别人无理的待遇’。一九四七年他还号召信徒‘守法’、‘服从权柄’。可一九四九年后, 他号召信徒‘拼上自己的性命, 将生死置之度外, 时刻冒着死亡的危险’, 他号召‘战! 战! 战!’这样的对比, 正像王明道先生自己在一九四八年向一群青年说的:‘国民党是亲娘, 共产党是后母。’
“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 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 并不构成反革命罪。香港和海外有人竭力想引出这样的结论: 王明道先生以后的被捕, 是由于他反对三自。这是和事实完全不符的。”
王先生在八九高龄得悉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他说:
“他把事情整个颠倒过来了。我跟日本人抵抗了七、八年之久, 他说我讨日本人喜欢。我说要爱仇敌和服从国家法律, 他说我向日本人投降。我八年的时间在北京就是因为不向日本投降, 都准备进宪兵队、准备死了, 他还说我讨日本人的喜欢。”
“关于说我拒绝辟谣一事,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国外有此谣传, 而且无论是政府干部或是三自会的人, 都从未有一个人来请我辟过谣。
“所称1948年我向一群青年人讲过‘国民党是亲娘, 共产党是后母’的话,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汪先生说攻击某某人为‘不信派’, 乃至不赞成或反对基督徒的某一个运动或某一个组织, 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这种讲法没有根据, 因为公安局的执法干部在审讯室里曾亲口对我说过:‘反对三自会就是犯罪!’”
一九九零年四月, 王长新夫妇去沪, 住在王先生家里达三周之久, 天天听他谈论一九五零年后这四十年的经历, 并且作了录音, 这就是本传记的依据。年届九旬的老人, 能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讲出来, 一一如数家珍, 他的记忆力可以说是惊人的。但他重复太多, 一件事常常讲很多遍。刚刚讲过, 他就忘了, 再重述一遍。从他的讲述里, 明显可以看见, 他对几十年前的事记得很清楚, 但对于近来的事常常是说了就忘。
进入一九九一年, 王先生就不大喜欢谈往事了, 而且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楚。一九九零年是他晚年的一个黄金时代, 因为在这一年里, 他连一次感冒都没有患过, 能滔滔不绝、饶有风趣地畅谈往事。无论是早一年, 或是晚一年, 都不可能。本传记得以问世, 在时间上真看见神特别的安排。

令狐药师

第 三 十 九 章 重 见 天 日

王太太的两只眼睛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开始不行了, 一个是青光眼, 早已失明; 另一个是白内障, 起初还能看见一些, 到后来就全盲了, 什么也看不见。她却不为自己的眼睛着急或难过, 她想: 看不见就看不见吧, 没有多大关系。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影响她的情绪, 她心里一直靠主有平安。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 能有一点光感来辨别方向, 她就为此在神面前献上感谢和赞美。许多弟兄姊妹都希望她能早日复明, 有的肢体愿意从北京、从苏州到上海来给她作手术, 上海的弟兄姊妹就更不用说了, 但她的心却一点不为之所动。在医治眼疾的事上, 她一直是仰望神和耐心等候。一九九零年, 一位弟兄听说美国西雅图市有一位眼科专家麦金泰尔医生(Dr. David J. McIntyre), 与中国上海五官科医院有联系, 每年到上海作几例手术。但苦于不认识他, 就向美国一位主的老仆人提起, 他说他也没有办法。这话给一位在他身边的姊妹听到了, 她就放在心上。正当她感到束手无策时, 忽然听说葛培理夫人为她儿子动眼科手术, 将要到西雅图去见麦金泰尔医生, 她就向她提了, 葛夫人也表示愿意帮忙。由于葛夫人的推荐, 麦金泰尔医生答应在他一九九一年五月廿五日去沪时为王太太作检查。
这个消息以信件和电话传到上海之后, 多年来在王先生身边照应两位老人的章冠英弟兄就去上海有关医院接洽, 得知麦金泰尔医生莅沪之期确为五月廿五日。但王太太对于动手术的事, 并不是那么积极, 只说愿照神的旨意而行。章弟兄说:“这件事就像陇沟的水, 随意流转吧。”结果真地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和带领了。
麦金泰尔医生莅沪之翌日(礼拜日), 医院打电话给王太太, 通知她第二天(礼拜一)去医院, 麦金泰尔医生要为她作检查。检查还没作完, 麦金泰尔医生就决定留她住院。所以王太太住院的消息没有多少人知道, 因而省去了好多麻烦。
有几件事天父安排得实在奇妙: 她一直有咳嗽的病, 每日必咳, 而且一咳起来, 就非常厉害, 想抑制也抑制不住。这对手术会有很大的妨碍。但就在她去检查之前两天, 咳嗽莫名其妙地停止了, 而且后来也不再咳, 只是偶尔有一点点。王太太去住院, 家里必须有人照顾王先生。儿子在她入院前已因公外出, 儿媳每天又必须去上班, 家里的事怎样安排就是一个问题。正在此时, 北京刚刚退休的章素贞姊妹去上海看他们, 她就负责照顾王先生。还有安徽阜阳的苏兴言弟兄正巧也到上海来, 再加上家里的章冠英弟兄和烧饭的钱姐, 就有四个人, 大家通力合作, 家里和医院就都有人照顾了。这样, 王太太可以安心住院,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神很奇妙地把样样事情都预先安排好了。
王太太的手术是在五月廿八日作的。麦金泰尔医生的手术精良, 总共不到一个小时, 手术就作好了。王太太最怕痛, 一痛就要喊, 可实际上只有在打麻药针的时候有一点点痛, 很快就麻木了, 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手术时, 麦金泰尔医生给她安上晶体, 这就方便得多。如果她早几年动手术, 一定得配眼镜, 像王先生动手术时一样, 那就会增加很多的麻烦。王太太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们真是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一切的恩典源源而来, 使我们大得滋润。”
手术后第二天检查, 视力就已恢复到零点四。她非常高兴, 满心感谢天父大恩。失明二十余年的眼睛现在第一次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真面容。王先生坐着轮椅, 由儿媳陪同, 去医院看她。儿子天铎返来后, 拿着照相簿到医院去, 给她看家属和亲友的照片。她看谁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 就连自己的儿子和照片上的自己, 也都辨认不出, 因为一切的熟人和自己都变了样。从另一方面讲, 失明二十余年也似乎保护了她的视力。手术后恢复得很好, 看什么都清楚。但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复明, 所以远近常看不准。
这次麦金泰尔医生到上海五官科医院, 原定只作八个手术, 王太太不在其内。还是经过麦金泰尔医生的特别应允, 最后才把她加上去的。对于这次手术, 王太太亲手写了两封信, 描述神在她身上所行的奇事。全文如下:
“感谢神, 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林后九章十五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约一章十六节)
“患了二十多年的白内障, 瞎了三十四年的左眼, 已于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三十分手术后看见了, 六月四日出院回家。事前章冠英弟兄说, 就像陇沟的水, 随意流转。 他为我照着天父所带领的, 一步一步办完了检查手续。五月二十六日就得到医院通知, 叫我次日去, 由为我动手术的麦金泰尔大夫(Dr. McIntyre)先行检查。检查未完, 即留我住院。次日(二十八日)一时三十分手术, 只打麻药时有些痛。过了大约一小时, 医生给我戴上一个小眼罩, 从小小的窟窿就可以看见了。现在我可以唱约翰福音九章廿五节的经文:‘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入院前我准备了住院费, 但有一位姊妹早有意替我出, 她愿完全担负。
“因安上了晶体, 就不用配眼镜, 可方便了。眼罩多带些日子, 就安全放心。我这次开白内障比一九八二至八三年明道动手术简便多了, 医生并不叮嘱该注意的事件, 只是要在床上多休息休息, 真是大大蒙福。深知众多肢体一直关心代祷, 这是当归荣耀给天父的。
景文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日”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八章廿六至廿八节) “这次天父为我预备了好环境, 有素贞姊妹从北京来, 她尽心照顾老头儿, 兴言弟兄在五月二十二日忽然从阜阳来到上海。这样, 两位弟兄、两位姊妹(钱姐买菜烧饭), 里外都照顾到了, 尽管天铎因公去了北京, 蔚芷教课, 一切比我自己在家里安排得还要好。
“医生给我动手术的次日(二十九日), 医院为我测视力是零点四。刚出院时, 我们自己测验的是零点六至零点八。但毕竟是一个眼睛, 缺乏立体感。颜色很鲜艳, 但远近看不准。为了怕不小心撞伤, 暂时仍戴眼罩, 眼罩上有好多的小窟窿, 可以从中看见周围的东西。知道弟兄姊妹常在主前记念代求, 现在你们可以放心, 为我多多感恩吧! 求主多加身心的力量, 更多爱主, 使主的心满足, 因为日子实在不多了, 体力也差, 按着主所指引的, 一步一步地行完当走的路。更愿天父赐福给您和您的家!
景文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
神的安排实在奇妙, 是我们难以测度的。他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 也知道我们亲人在世的日子。不早不晚, 就在神要接他的仆人王先生回天家之前不久, 王太太的眼目复明了。我们只有低头敬拜, 感谢赞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