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主仆袁相忱传

令狐药师

六、东北十四年监狱生活
（1966年春--1979年冬）


　　一九六六年三月，袁相忱和其他二千多名犯人，又坐着火车，来到东北黑龙江。袁相忱对黑龙江已不再陌生了。六年前，他曾在这里短暂地停留一年多，六年之后，他又再度踏足这块神秘的黑土地。这次的目的地是音河，位于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旁，是一块很荒凉的土地，原名为“阴河”，意思是阴森恐怖，传说其中有鬼怪出没；解放后，为了破除迷信，特意改名为“音河”，是一个新开辟的地方。刚去时只看到一片空空荡荡的土地，他们先在地下铺草睡觉，第二天，犯人们就开始为自己盖监狱。同样是先做砖，做好砖后再盖房子。因为六年前在东北兴凯湖已经学过了盖房子，所以袁相忱此刻已成了熟练工人。初去音河时，虽然已到三月，但那里还是零下三十多度，漫天尘土袭来时，天昏地暗。每顿饭每人分一份高粱米饭，至多有四两，另加一碗菜场。晚上睡觉时冻得缩成一团，每逢刘浩觉得自己顶不住的时候，袁相忱就安慰他：

　　“这不算苦。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才叫苦呢。要挺得住！”

　　袁相忱也经常把自己的饭菜拨一些给刘浩，并说：“你多吃点，别客气，我饭量小，够吃了。”

　　其实他也不够吃，但他自己在困境中，还懂得体恤别人。

　　在音河劳改农场，因为是新建的点，所以对犯人的管理比较自由。吃的还是高粱米、黑土豆，穿的还是每年发一身棉裤棉衣，共有七斤重，能立起来，还有每年发一身白粗布褂子。袁相忱很快就完全适应了东北监狱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文革的动荡传到监狱中，监狱外到处是一片“打倒”声，监狱内也不能幸免。监狱管理层为了表示对重刑犯的惩治，就把重刑犯收监管理，袁相忱就从音河农场被调去齐齐哈尔监狱中，接受严格的监狱管理。在监狱里，虽然管理严，不如农场自由，但生活环境好了，伙食好了，劳动也轻省了。袁相忱被分配在铰丝组，做螺丝钉。做螺丝钉对袁相忱来说虽然是个新工作，但比起在农场挑土来，要轻松得多。

　　如果一九六六年不去东北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袁相忱很有可能被活活折磨死，活也活不了，这真是神特别的安排，特别的保守。东北监狱里虽然也有文化大革命的风波，但比起北京的监狱，比起监狱外面，简直只能算是小儿科。但作为反革命份子，袁相忱仍未能完全逃过这次运动。

　　那时监狱里天天组织学习，每天两个小时，听完广播要发言，还要有人做发言记录。大约是六八年，袁相忱在听完广播后说：“这两天怎么没看到刘少奇的消息，难道GC党里面也有党派吗？”

　　这本是他随口发的一句感叹，没想到却被人报告了。第二天监狱领导就来了，问袁相忱是不是真说过这些话。袁相忱说，“是”。领导就说：“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在这里解决。我们一直忽略了你的思想状态，现在郑重地问你：你现在还相信不相信你的上帝了？”

　　袁相忱说：“我还相信。”领导横眉怒目地斥责说：“看来这句话真是你的反动思想的大暴露。再问你一次，你还信不信？”

　　袁相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还信。”监狱队长就说：“你是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反革命份子，你的问题不是在学习会上所能解决的，必须要从严惩处。”

　　于是立即派人将袁相忱关入小号，单独禁闭，命令他每天除规定的睡觉和吃饭时间外，都要盘腿坐着，老老实实地反省自己的问题。

　　所谓“小号”，就是监中之监，狱中之狱，是一间长、宽各不足两米，没有窗子，只在牢门下部接近地面之处有一个小方洞的小牢房。袁相忱被押进小号单独禁闭之前，监狱队长叫人把袁相忱衣服上所有的扣子都剪掉，把裤腰带也拿下，怕他在禁闭期间吞食扣子或是利用皮带自杀。狱方经常派人从牢门的间隙察看袁相忱是否按规定的姿势好好坐在那里反省，有没有其它违纪行为。小号又称为“一米屋”，房子很黑，白天都得开电灯。人可以站起来，但不能走动，因为空间太小；这样的空间里有时还要关两个人。其他被关的人都是只关几天就放出去了，惟独袁相忱一关就是半年。被关在小号里的人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吃饭时有人从小方洞递进食物，早晨有人从小方洞递进来湿毛巾，袁相忱就用湿毛巾擦一擦手和脸，就算洗脸了。大小便都不准出去，一律都要在牢房里的马桶里方便，再加上牢房里不通风，里面的空气可想而知了。

　　袁相忱就是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小号里蹲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禁闭，半年没有见到阳光，半年没有被放过风，半年没有用水洗过脸和手，更谈不上洗澡了，半年身体得不到活动，半年没有换洗过身上穿的衣服，已经生满了虱子。这些毫无人道的折磨，对袁相忱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摧残。他那本来瘦弱的身体，经过这半年的折磨，就更加瘦弱了，眼睛视物已模糊不清。在关小号的半年之久，是神所赐的毅力，促使他坚强地挺过来。半年之后，当他被放出小号的时候，因长时间地盘腿而坐，又不能活动，他的腿已不能走路，要扶着墙才能站住，身上虱子成堆，眼睛也不适应太阳光的照射，几乎成了一个残废人。但他被放出小号后，在狱中生活和营养极差的情况下，身体却得到了迅速的恢复，恢复速度令同监的犯人都感到惊奇。这是神又一次在他身上施行了神迹奇事。

　　一九六九年春天，齐齐哈尔监狱的人也满了，领导就考虑要新开一个监狱，作为齐齐哈尔监狱的下属部分，这就是后来的黑龙江嫩江地区肇源县革志监狱。革志监狱与大庆紧挨着，现对外称为矿山机械厂。袁相忱和另外一千多名犯人，就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开始他们新的创业。像以往一样，他们先是住在帐篷里，帐篷外围用铁丝网圈住，犯人就在铁丝网内活动。他们照旧是先烧砖，后盖房，盖好房子后才从帐篷中搬进去住。此后，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开荒种地，在农田里干活。当时革志还是一块荒地，到处是坟墓，他们要先把坟墓挖掉了，土地平整了，才能撒种种东西。袁相忱被分配在专门负责开荒的一个小组中，就是要使荒地平整，适合种庄稼。他干的最多的就是拔草、挑石头的工作，虽然很累，但是因为革志监狱没有正规监狱那样死板的看管，所以给人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袁相忱在革志监狱里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吴慕迦。吴慕迦是不肯参加SZ的十一个代表中的一个，是由外国传道人带大的。长大后，又被送到山东腾县华北神学院读过书，也在东北白城子教过书，后来在北京二条传道。五五年因拒绝参加SZ被捕，判十五年徒刑。吴慕迦与袁相忱被捕原因相同，并且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战壕里出来的，理应非常亲近。袁相忱是在种甜菜耕田的时候看见吴慕迦的，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老熟人，袁相忱别提有多高兴了。当时袁相忱在耕田，吴慕迦在另一块地里插秧，他低着头，没有看到袁相忱。当时监狱规定，劳动时不许互相说话，袁相忱和吴慕迦不是在一个生产小组里，平时也没有见过，这次不知怎么会这么巧。袁相忱就想：“我该用什么方法让他注意到我在这里，但又不被其他人发觉呢？有了，我用唱属灵歌曲的方法来和他打招呼。”

　　于是袁相忱就大声地唱：“主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吴慕迦听到歌声后果然抬起头来，看到了袁相忱，但又马上低下头去。袁相忱以为他一定会接着唱，因为他正迎面走来，可是他没接着唱，袁相忱又唱一遍，吴慕迦还是不开口。袁相忱觉得很奇怪，在那时碰见基督徒是不容易的，更何况还是老熟人，是因为一个共同的问题而受牵连的共患难者。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又有几次接触，没有人的时候，袁相忱就把话题往信仰上引，但发现吴慕迦一点也不提信仰，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放弃了信仰。袁相忱带了补靴子的东西，借给他用，到过他们的小队，发现他跟看守处得很好，别人叫他吴老师。袁相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当时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不一定都能坚持到底。

　　一九七三年，革志监狱中又要分出一批人来，去革志监狱三十里远的一个地方开荒。那是一个专门用来种水稻的地方，约有四百五十人被调去这个仍属肇源县，但与吉林省仅隔一条嫩江的旷野，袁相忱和刘浩都在其中，袁相忱被分配到水田组，刘浩被分配到大田组，从此两人的谈心机会就少了。

　　黑龙江省第一监狱按政策办事，队长是个复员军人，没什么知识文化，认为基督教都是美国特务，但因袁相忱在劳动中表现较好，能吃苦，所以对他不错。解放军不敢杀鸡，袁相忱还帮他们杀鸡。领导想让他提高认识，提前获释，就把报上批评迷信的文章给他看，希望他也能反省后表态，争取提前释放。袁相忱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洋和尚。”

　　队长就笑了，从此就不勉强他。在监狱中，袁相忱劳动认真，节约用品，节约粮食，常做记录员，但就是劳动跟不上。割水稻时，别人割一亩地，他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割五分地，所以达不到要求，不能立功，也不能减刑。当时还有一条减刑的途径，就是控告人，但袁相忱却从不控告人。他是无期徒刑，当时也没想到要出来。

　　袁相忱是近视眼，眼睛不好，干农田活就受影响。他本来就没做过农田活，所以速度比别人慢，尤其是拔草时，更容易出错。他分不清哪个是草，哪是稻子，再加上眼睛不好，就把稻子和草一起拔出来了。七七年春天，袁相忱在除草时，因不认识稻苗和草，就把稻子的苗拔了一些。收工时，组长一看袁相忱拔的草，就发脾气了：

　　“这是谁拔的？怎么把稻子拔出来放在这里？”

　　然后就汇报给队长，队长就叫袁相忱去，认为袁相忱是故意破坏，让袁相忱反省，并接受严管处理。于是召开了批斗大会，袁相忱被推上台，接受大家的批斗。犯人们大声呼喊口号，震耳欲聋，有的犯人还跑上台去，揭发袁相忱，以求自己立功减刑，有的犯人则对袁相忱推推拉拉，动手打人。当时刘浩也在场，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去找队长说情，说：

　　“我们北京城里人都不认识庄稼，我自己也曾把麦苗当作韭菜。袁相忱绝对不是故意的，他是不认识庄稼，才把麦苗拔下来的。”

　　队长听了，很生气，说刘浩是包庇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喝斥刘浩反省。

　　当时，袁相忱在批斗台上，却是态度自然，毫不紧张，大有旁若无人的架式。事后，刘浩曾问起他当时的想法。袁相忱说：

　　“没有神的许可，我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对我的态度，只当他们是一群疯子，让他们嚎叫吧。我靠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强人，才能不被一切外在的东西所压垮。”

　　于是，袁相忱又进入了长达半年的严管时期。所谓严管就是监狱对付不听话的犯人的一种处罚：接受严管的犯人在行动的自由上比其他犯人严格，工作都有人监督，不许随便讲话，不许随便走动，基本上没有自由，但不如小号严。工作也变成又脏又累，以示惩罚。袁相忱就被派去做最脏最累的掏茅房的工作。被严管的犯人吃的也和普通犯人不一样，比普通犯人的还差，并且份量还少。

　　袁相忱的严管期快要结束时，正好他的第四个孩子福乐有机会出差去东北，他就顺便去看袁相忱。袁相忱五八年被捕时，老四福乐才十一岁，正在小学读书。他的成绩非常好，但苦于家庭出身问题，中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工作。福乐出差到东北，要先经过北京。回到北京时，他和母亲商量，说想顺便去探望一下父亲。他和父亲已经十一年没有见面了。梁惠珍马上去商店买了很多罐头、点心、糖果之类的东西，福乐就拎着大包小包，坐火车起程了。他坐了一天一夜的快车，先到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换火车，坐到泰康，到了泰康，还要换汽车才能到达革志监狱。当时正是二九天气，哈尔滨市的气候为零下二十九度，呼呼的北风夹着尘土扑面而来，福乐顶着刺骨的冷风，好不容易找到汽车站，一看发车时间表，才知道原来每天只有一班车开往革志，并且是早晨六点钟就发车的。他只能第二天才坐车了。他随便找了一个小旅社，凑合着睡一夜，等着第二天再坐汽车去革志。那间小旅社是一间给拉大车的人停留休息的大屋子，里面乌烟瘴气，十几个人睡在一起，条件很差，白色的被子都盖成灰色的了，只有折皱处才能见到一点点白。福乐想，就这样凑合一夜算了，反正这里离车站近，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去看父亲了。躺下去的时候，他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忙着找车站、旅社，都还没吃晚饭，旅社里又没有卖饭的，只好忍着。他的背包里就有从北京带来的点心，可是他一块都不舍得吃。他想，父亲这么多年在监狱里，是多么不容易啊！自己若是吃一块，父亲就会少一块，还是留给父亲吃吧。自己还年轻，饿一顿没关系。

　　他就合衣躺了几个钟头，早晨五点钟就来到汽车站，看见车站里有一个小饭店开了门，在卖面条。这小饭店是有车次、有乘客的时候才开门，昨天下午没有车次，所以就没有开门。福乐就买了一碗面条吃，六点钟就上了汽车。早晨八点钟，汽车到了革志，在一片荒地上停下。福乐下了车，看着周围的荒凉景象，不觉疼惜起父亲来。原来父亲就是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下车后，他问一个当地人，监狱在哪里？那个人告诉他，监狱离这里还有三公里远，并且不通汽车，比这里还要偏僻、荒凉。走三公里的路，对拎着大包小包的福乐来说，不是件轻松的事。但很感谢神，当时的天气很好，前一天还是北风呼啸，但今天却一点风都没有，比昨天暖和多了。因为想着很快就能见到父亲了，所以他的心情也好多了，大步向前走，一个小时就到了革志农场。福乐先到厂部去见厂长，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场长还检查了他的工作证和出差证明，才同意他见父亲。

　　福乐在接见室里等了约十多分钟，才听到外面有人喊：“报告！”

　　队长说：“进来！”

　　这是犯人进接待室的规矩。袁相忱进来了，先朝领导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头也没抬。队长就说：“袁相忱，你来看一下，是谁来看你来了？”

　　袁相忱抬起头来，看到眼前有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但他不知道是谁，只觉得似曾相识，更不会想到是谁会来看他。袁相忱就问：“你是谁？”

　　福乐忙叫“爸爸”，并说：“我是老四福乐”，袁相忱才猛然认出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自己的孩子福乐。他有些激动，眼里含着泪，走上前来，摸了福乐一下，说：“你这么远来看我。”

　　队长看袁相忱有些激动，就说：“孩子来看你，你不要难过。你儿子来看你，你应该高兴才对啊。”福乐眼里也含满了泪，从父亲进屋的那一刻，他还认得父亲，但父亲却苍老了许多。十几年了，从袁相忱六六年离开北京监狱以后，他常常想起父亲，但都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这次看到父亲虽然苍老了一些，但精神还很好。队长叫袁相忱坐下，叫福乐坐在相距有两米远的地方，两人一时间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当时袁相忱因拔草时把麦苗拔出来，正在被严管，队长就说：

　　“袁相忱，你儿子好不容易才来一次，你要好好向你的儿子汇报一下自己改造的情况，把你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改悔、被关小号的事讲一讲；把你在狱中还搞破坏，在劳动时把稻子当作草拔下来的事讲一讲。你今后要好好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和你同时进来的许多人都已获得减刑，只有你，改造快二十年了，还是老样子。你以后要多向党和领导靠拢，不可抗拒，否则死路一条。”

　　队长说这番话的时候，福乐就在想，父亲眼睛不好，又没干过农田活，他怎么能分出什么是草，什么是稻子呢？袁相忱一直看着福乐，问他：“家里人都还好吧？”

　　福乐就把家里人的近况一一详细地说给袁相忱听，并告诉他：“不用惦着家里，妈妈能够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你好好安心下来，不用挂记我们。”袁相忱点点头，又吩咐福乐，东北很冷，出差时要注意保暖。四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很快过去了，福乐忽然想起忘了拿出带来的东西。他赶忙把东西交给父亲，但队长说不能留这么多吃的，只准留下一点点。福乐就再三请求，对领导说：“我这么运来一趟不容易，请领导允许多留一点吧。”

　　但队长还是不同意，福乐就只好把剩下的再带回来。袁相忱被两个人带走的时候，一直低着头，心里很难过，不敢看福乐，怕一看福乐就忍不住掉眼泪。福乐也不敢看父亲，也怕自己忍不住掉眼泪。袁相忱走出接见的屋子后，福乐也就背着自己的旅行包，离开监狱，又继续赶路，去到出差的地方报到去了。他到达哈尔滨后，并没有耽误出差的时间。安顿好行李后，立即就往家里打了一封电报，告诉梁惠珍：“我已平安探望了父亲，父亲一切均好，勿念，详情回家再叙。”

　　因为他知道，妈妈这几天肯定睡觉都睡不好，一直挂记着他探望父亲的情况；打一封电报回去，可以让母亲早些安心。

　　在袁相忱二十一年零八个月的监狱生涯中，有十六年的光阴是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度过的。他被捕的时候，瘦瘦的，戴个眼镜，被判无期徒刑。很多人都想，他在监狱那么差的环境中，呆不了几年就会死掉的。他被送到东北去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想，“恐怕我这把骨头是要交付给主，留在东北了。”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二十几年的监狱生活只是神对天仆人的一个操炼，是为了以后更好地使用他。监狱不仅很好地保护了他的性命，还磨练了他的意志，锻练了他的体格。他为了主把生命全然摆上，但神却保守他的性命，不仅不受损伤，而且还比以前更健康。一般情况下，重刑劳改犯有三个结果，一是上吊或跳江自杀，二是神经错乱，三是通过劳动锻练，身体反倒变好了。袁相忱是属于第三种。在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袁相忱每天至少要干九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在如此恶劣、艰难的生活环境下，他却从来没有生过病，仅仅得过一次小感冒。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也使他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去东北对袁相忱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时期，冰天雪地中没有一天不摔跟斗，又冷又滑。他在东北最常做的工作是挑土：一担土沉沉地压在肩上，挑土时必需挺直了腰，越是弯着腰，越容易摔跤。袁相忱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锻练，直到八十多岁还腰不弯。长年吃素，对袁相忱那原本不太好的肠胃，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在东北袁相忱随劳改农场走过很多地方，有些地名袁相忱已记不住了，也不去记；他想活一天算一天，死在东北就算了。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更没想到，还能继续为主做几十年的工。

　　面对不能用思维和理由解说的现实苦难，袁相忱依然不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从神那里来接受，是为了他的好处。所以在他心中，对GC党始终没什么怨恨。他定意顺从主的安排，所以每天能愉快地劳动和学习，是主奇妙的保守，使他平安地度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岁月，而且又能够平安、健康地回来。这是神在他身上施行的一个很大的奇迹。

　　在监狱中没有圣经，袁相忱就每日默想以前背下的经节，有时还偷偷地用笔记下来，传给刘浩看。在他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中，有两首诗歌成为他的力量，激励他持守到底。一首是诗篇第二十七篇，一首是《古旧十架》。在每天劳动中休息时间，别人都回到屋子里喝水抽烟，他却站在屋外向神唱这两首诗歌，在歌声中重新得力：

　　“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神所要的是忠心。袁相忱不停地问自己：“你能对神的托付忠心到底吗？”

　　北大荒的肃肃北风见证了神的仆人的祷告：“主啊，我若稍微偏离正路，立刻就能舒服，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所以坚定不移。我愿做你的忠心仆人，所以我也愿甘心顺服到底。”

令狐药师

第六部份

“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一、粱惠珍的家世及蒙恩经过


　　梁惠珍生于一九一九年，比袁相忱小五岁，广东肇庆人，祖母和母亲都是信佛的。祖父梁耀南毕业于广东水师，参加过甲午战争，英文很好，因他日常工作都是用英文办公，后分配在天津铁路工作。全家人住在一个大独院中，生活很优裕。梁惠珍的父亲梁巨骥是南开大学毕业的，母亲叫林贵好，出身于一个资本家家庭。梁惠珍家里有佣人，有专人做饭，有专人做衣服。她接受西式教育，五岁时就上幼儿园，六岁上一年级，读铁路子弟学校。六年后，在伯特利学校读初中，是教会学校，教师很爱主，给梁惠珍留下很深的印象。初三那年，她转学到仰山中学读书，也是教会学校。那时很流行读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有正规的英文教育。在仰山上学时，有一个神召会的老师给梁惠珍留下深刻印象：师娘有病，老师不请医生看，而是一下课就自己回家为太太祷告。他按手大声祷告，凡事祷告，学生都听得到。可梁惠珍当时并没有信耶稣，并没有在生命深处接受神。学校还设有圣经课程，要求学生背诵圣经经文，圣诞要演圣剧。梁惠珍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所以参加演出过很多福音戏剧。初中毕业后，梁惠珍就上了非常有名的二八女中，是女子师范设立的。

　　梁惠珍的家与袁相忱的家是老乡，也是世交，袁相忱的外婆与梁惠珍的奶奶是结拜干姐妹，袁相忱的母亲与外婆经常上梁家去作客。七七芦沟桥事变时，日军轰炸天津，梁惠珍他们全家九口从炸弹中跑出来，母亲用个小提包包些钱财。家里被日本兵洗劫一空，但幸无人员伤亡。梁惠珍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状，她看见飞机一下抛出六个黑长的炸弹，不知道会落在哪里。人们四处乱跑，炸弹在地上爆炸，火光冲天，当时哭喊声就起来，就有人瘸了，有人死了。梁惠珍心中充满恐惧，这时才想起耶稣，想只有耶稣能教我，又想起来应该祷告。那时梁惠珍才开始第一次求告神：“主啊，你救我吧！人生是这么可怕。”

　　飞机轰炸过后又下雨，下了雨就冷得要命，他们一家人就穿着湿衣服坐在街头，直打哆嗦。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难民，梁惠珍第一次感觉到，人的生命原来就是这么地轻微，人与死亡原来是那么地接近。惊慌之下，梁惠珍知道自己确实需要神，她不住地祷告：“主啊，我需要你，求你救我。”

　　从早上七点钟到晚上，他们全家就一直在街上。到处都有死人横尸街头。中午的时候，难民都躲在意大利租界附近。当时天津有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租界，进了租界，炸弹就炸不着了。但意大利人不仅不让中国人进去，而且还用水龙头射租界外边的人，逼人们离开租界附近。下午，才有人挥着旗子喊：“难民们！都过来，往左拐，这里有难民收容所。”

　　于是大家就都往收容所跑去。有卖烧饼的，乘机发国难财，一块现洋一个烧饼，但一天没有吃东西的人们都抢着买。梁惠珍全家九口人才买到两个烧饼。正在发愁的时候，又听到有人喊：“大家都过来！这里有粥喝。”

　　于是大家又都跑过去喝免费的救济粥。梁惠珍全家就在难民收容所里呆了三天，收容所里没有床，地上只有席子，大家都坐着。三天后，父亲托一个朋友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房子，十五元钱，全家才有了暂时安身的地方。但母亲还惦着天津河北新大陆的房子，所以局势稍微好转后，就决定搬回去住；但因为日本人四处找年轻女孩子，所以梁惠珍的父母就不敢让大的女孩子回去，只是带着小的孩子回去，梁惠珍和大妹妹则还在租界里呆着。

　　战争彻底改变了梁惠珍的生命。通过这次战争，梁惠珍才真正地认识了主。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在那段空闲又惊慌的日子里，梁惠珍就开始认真读圣经，也开始学习做饭。战争平静后，袁相忱去天津，来看梁惠珍全家。他劝梁母信主，但梁母却不肯相信。那时梁惠珍因住在租界，所以没有见到袁相忱。三七年九月，梁惠珍上北京考学校，在袁相忱家住了两夜，袁相忱就给梁惠珍认真地讲解福音。梁惠珍告诉袁相忱，自己愿意相信。但因为时间紧促，彼此也没有深谈。梁惠珍去北京报考第一女中，考上了但又没上，因为通知下来的时候，她已是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了，所以她不想读书，想去读神学了。祖母已把梁惠珍读大学的钱准备好了，但她却没有读，使得家人非常失望。九月，梁惠珍还住在租界里，她就联系到了属于圣洁宗系统的天津圣书学院潘子丰院长，这是袁相忱向她推荐的，与袁相忱所读的圣书学院是同一个宗派。但当时神学院没有提供宿舍，走读又太远，正赶上兵慌马乱的，梁母不放心女儿每天在外面走来走去，所以就没有读。梁惠珍就自己看书、灵修、聚会，后来就在法租界耀华里张周新的圣会所聚会，三七年到三八年期间一直在那里聚会。三八年五月又在那里受洗。三八年初，袁相忱也来到天津，在天津圣会所实习。

　　梁惠珍的母亲看到女儿信耶稣信得那么热心，成天往外跑，就不放心，但又看到女儿真的改变了，尤其是脾气，改变很大，就为女儿高兴，想耶稣真是好，可以如此快地改变一个人，但她自己却还未信。

　　有一天，梁惠珍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一封信，外面写着父亲的名字，落款写北京锡拉胡同，她知道这地址是袁相忱家的，就打开看了。里面的信半文半白，字写得非常漂亮，是袁相忱的父亲写给梁惠珍父亲的求婚信。当时梁惠珍的父母因为不太满意袁相忱的家庭，所以还没有考虑好，也没有问梁惠珍的意见。梁惠珍看完信后，一阵羞涩，连忙把信放回去，但心里却老惦着这件事。好几天过去了，梁惠珍看父母没有动静，就心里想，怎么父母不和我谈呢？又一想，袁相忱长得又不好看，心里就二二乎乎的。但又一想，袁相忱是传道人，救人灵魂是很好的，自己不就是想找一个信主的吗？

　　一个星期六，梁惠珍的父亲休息在家，父母坐在客厅里，把她叫过来。父亲说：“阿珍，有件事我们要和你商量一下。北京来了一封信，是阿邦的父亲来的，想和我们家结亲。我和你妈妈想来想去，觉得不能同意。这样吧，我们给你一个礼拜时间，你自己考虑，由你自己决定。”

　　梁惠珍就点头，并开始为自己的婚姻祷告神。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后，她觉得自己找丈夫，穷富与长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的本性。她知道袁相忱是爱主第一的，为了信仰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想，我就冲着这点吧。但坚定中也有顾虑，担心袁相忱太穷，以后的生活都成问题。但最终还是爱主的心占了上风，她就向神要凭据，说：“主啊，如果是你配合的，你就让我心里有平安。我不求袁相忱有多少家产，有多漂亮，只求他有一颗爱主的心，将来我们一同服事你。”神就将平安放在梁惠珍心里。一个礼拜天，梁惠珍的父亲问女儿的意见，梁惠珍就说：“我愿意。”

　　但父亲想了想又说：“你年纪这么小，我不得不提醒你：他家太穷，人是好，但将来结婚后生了孩子，恐怕连孩子都养不起，怕你将来会后悔。你应该考虑长远一点，就不至于自己以后受苦。”梁惠珍说：“我以后生活的第一要紧的事是信靠主。”父母听了这话，对望一下。父亲还是不甘心，说：“我劝你再考虑考虑，不要急。”梁惠珍这次明确表态说：“我已下了决心。”父亲听到女儿这么坚决，就说：“你既然下了决心，我就没办法阻止你，但你将来可别后悔。你生了孩子，孩子多了，你怎么生活？以前给你介绍那么多好的，你都不要；你以后后悔的时候，不要怪我们。”母亲就叫父亲写信给袁父，事情就定下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袁相忱和梁惠珍在天津定婚，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结婚。结婚时梁母说：“我家虽然孩子多，但大女儿出嫁不能马虎，我们要给嫁妆。”

　　袁相忱说：“我们信耶稣的不讲究这些”，但梁母还是按规矩给袁做了马褂、大褂等，从帽子到鞋都是新的；又陪嫁梁惠珍四大箱新衣服，还要给袁相忱安家的家俱等，袁相忱说：“我们信耶稣的不要这些东西，况且我们又不在天津安家，我们传道人也没有固定的地方，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

　　梁母就把安家的钱送给袁相忱，作他们日后的生活补贴，共七百大洋。梁惠珍在结婚后，每逢经济困难的时候，就用这笔钱来补贴生活。

　　在梁惠珍的信仰历程上，虽然她听到福音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福音是在七七事变的患难中，但她信仰的坚立以及日后的扎深根，却和袁相忱的帮助分不开。“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神对婚姻的祝福。结婚后，梁惠珍更成了丈夫工作中最好的助手，也是最好的灵修伙伴。他们一起查经、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服事主，吃了很多苦，也尝够了主恩的滋味。凡是与梁惠珍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心灵手巧。她良好的文化素养，使得她在神的真道上扎下了很好的根基；能吃苦的精神，又使她在日后的患难生活中得以顽强地生活下来。

　　与袁相忱结婚时，梁惠珍几乎任何家务都不会做。结婚后第三天，为了节省开支，袁母就把老妈子辞退了。梁惠珍就开始从头学习做家务，总是做在前吃在后，自己能做的，决不求人。六个孩子都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常常是一个手抱孩子，一个手洗衣服。袁相忱的脾气很急，他研经时，桌子上总是摊着一大堆书，看完了也不收拾，梁惠珍就帮他收拾。可是当他再想看时，一时找不到书，就会发脾气，梁惠珍就忍着，袁相忱要什么东西，她马上就去拿。梁惠珍对袁相忱非常尊重，也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

　　当大儿子福音刚会走路的时候，梁惠珍就带着孩子，随袁相忱一起去了河北南部成安县东关传道。她除了带孩子、照顾袁相忱的生活起居外，还要义务教书，生活很苦。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袁相忱正好不在家。日本占领了教会，不许出入，梁惠珍只好躲藏在地窖里。日本兵发现屋里没有人，就把袁相忱与梁惠珍的衣服全都拿走了。二孩子安湖则出生在成安县北散湖村。那时袁相忱在乡下布道，他们的生活很苦，烧的是自己从地里捡回来的柴，梁惠珍每天拉风箱做饭，满屋子是烟。这种生活与梁惠珍以前所过的简直是天渊之别。安湖是七个月出生的，不足月，又横生，差点没要了梁惠珍的命。全是神的保守。因为梁惠珍晾被单时，踮着脚去探晾衣服的绳子，结果动了胎气，早产。先出腰，又推进去，折腾了好久才生下来，结果生下来还不会吃奶，要一点点地喂米糕。当时在农村不仅生活条件差，而且还没有人服侍产妇。生下安湖三天后，袁相忱出去带领聚会，梁惠珍就自己下地干活，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营养补充，天天是咸菜窝头小米粥。因为梁惠珍的奶不够吃，还要养羊挤羊奶给安湖喝。梁惠珍每天还要下地，掰高梁叶子，一是用来生火，二是用来喂小羊。还要拾麦碴，捡棉花，天天搓花子油，为的是用油点灯。农村的活什么都做过。一天，她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下地劳动，就把几个月大的安湖用蚊帐托着，没想到安湖自己滚下来。梁惠珍回来后，看到安湖掉在地上，当时是泥土地，小安湖连哭带尿，泪水和尿水把地上的土和成泥巴，又沾在她身上，最后她哭累了，就在泥中睡着了。梁惠珍看了心里非常难过，她流着泪把孩子在水里洗了四次，才洗干净。偶尔空闲下来，梁惠珍还要教农村的老太太们唱诗、念圣经。只有在过年过节才能吃到馒头，改善生活，但梁惠珍从没有向袁相忱发怨言，袁相忱说：“真没想到，你这么个娇小姐，还能跟着我吃窝头、住草房。”

　　梁惠珍说：“我嫁给你，就不会嫌你这些的。”

　　在农村生活的这一段时期，神对梁惠珍的造就很大。她吃了很多苦，但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一次，袁相忱去到县城，看到有卖面包的，他想梁惠珍是过惯西式生活的，已经好久没吃面包了，就买了一个面包，拿回来给梁惠珍吃。梁惠珍很感激丈夫对她的关心，但又觉得太浪费了，最后夫妻俩推来让去，谁都不舍得吃。

　　一九四二年年底，家里来快信，说袁父病重，袁相忱与梁惠珍就带着女儿安湖回来，服侍父亲。袁相忱住了一段时间又走了，回到农村继续传福音，梁惠珍则留在北京，一直等安葬完公公后才回到河北，替袁相忱尽了孝道。

　　老三福声生于河北南部北皋，老三三个月大时，袁相忱因为母亲病重，家中无人照料，所以就带着全家回到北京来。回来后就因八路军包围圈越来越小，并把铁路拆掉，他们就无法再去农村工作。梁惠珍就每天侍候婆婆，端屎端尿，熬汤喂药。袁母每天要吃猪腰子，杜仲子，用这些来补身体，梁惠珍就一大早起来，到市场上买。在坚持不懈地祷告下，袁母的病居然奇迹般地慢慢好起来，甚至可以起来，下床走动，后来就全好了。经过神的医治后，袁母也从一个抵挡神的人，变成一个敬畏神的人。袁母以前长年拜佛，自称有佛力，火红的煤球都能直接用手拿出来，而且手还不受伤。但她信主后，整个人都有很大改变，四处去传道。

　　袁相忱在家中很少过问家庭的日常生活，都是由梁惠珍一手操劳，这样他就可以安心传道，不分散精力。但袁相忱对孩子们的教育却抓得很紧，尤其是在劳动和上主日学方面，他亲自为每个孩子定下工作任务：有的负责接送来聚会的人，有的负责生煤炉，有的负责打扫福音堂，有的负责派发诗歌本。袁相忱工作很忙，再加上本身的性格是不苟言笑的，不能经常带孩子们出去玩，也不善于和孩子谈心，所以孩子们都很怕他，觉得父亲不怒而威。但梁惠珍却好像是家庭中的调和剂，她开朗的性格使家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她的聪明能干也把一大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除去了袁相忱的后顾之忧。梁惠珍做事细致，考虑认真，并且总是身体力行。这个家在他们两夫妻共同的操持下，充满了温馨。

　　梁惠珍知道怎么样处富贵，也知道该如何处贫贱。靠着主加给的力量，所以她能胜过一切。梁惠珍在农村住了四年，回来后去天津看妈妈。梁母一看到女儿又黑又瘦，马上就心疼得哭了。她让梁惠珍多在天津呆一些时候，好好补养补养，可梁惠珍却不能多留在母亲身边，因为她还要回北京，与袁相忱一起继续服事主。

　　一九四六年，阜成门福音堂开堂后，他们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袁相忱做翻译的工价，其次是有一些信徒的奉献。但刚开始时，因为信徒少，所以奉献也很少。但尽管自己的生活还不好，梁惠珍还是经常接待客人，尤其是盲人信徒，只要他们去了，梁惠珍就一定留他们吃饭。她总是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丰富有余的。梁惠珍在困苦中认识神，经过试炼后，她更加信靠神。

　　梁惠珍对丈夫的评价是，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是：坚持真理，并且到底；脾气耿直，不说闲话；有骨气，没有诡诈；工作专一，对主忠心。缺点是：脾气急，说什么就要立刻做什么。但他们结婚六十多年来，从来没吵过架。梁惠珍记得特别清楚的，只有一次吵架：当时袁相忱要去天津，梁惠珍就出去买了盒点心，让袁相忱带给自己的母亲。袁相忱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讲究这些，你买了我就不去了！”

　　还拿出点心自己吃起来，结果真的就没去天津。袁相忱童年不幸的家庭生活，使他很难体会亲情，但这也是使他能在监狱中坚持到底的原因。他善于个人布道，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但脾气急，人情世故方面很差。梁惠珍的细心和聪慧，恰好补足了袁相忱的不足。袁相忱结婚多年，连梁惠珍的生日都不知道，但梁惠珍却从末有怨言，因为她知道，袁相忱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只专注于传福音，只对福音工作认真，其它一切都不管。他连自己的生日都搞不清楚是在哪一天，只知道是农历六月，可见他是不看重这些自认为是小事的事情。袁相忱也知道，自己的工作得到梁惠珍很大的帮助，袁相忱甚至对信徒们说过，他的工作中有八成是靠梁惠珍才能做成的。梁惠珍听到后则说：“这个评价对我来说是太高了。”

令狐药师

二、袁相忱被捕后家庭的生活


　　一九五八年四月，袁相忱被捕了，从此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家中既有年迈的婆婆，又有年幼的子女，梁惠珍又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将来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该怎么办？粱惠珍虽说对袁相忱的被捕早有心理准备，但事情发生后，她心里还是很难接受。

　　当时，由于袁相忱全家的生活是长年凭信心事奉，没有接受任何机构的薪金，也没有任何积蓄，所以袁相忱被捕后，福音堂不能开了，一家八口连生活都成问题。梁惠珍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难的半年，她家里往往是吃了上顿，还不知道下顿吃什么，经常是一整天吃白粥，或是喝糊糊，对付肚皮。有时白粥都吃不饱。孩子们身体在发育，饿不得；婆婆年纪大了，饿不得；梁惠珍就只有苦自己。面对生活的压力，梁惠珍常常被愁苦的情绪所捆绑，她开始不断地跟神讲理：“主啊，我的丈夫是为你的缘故才被抓进监狱的！现在剩下我们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我又没有工作，我们该怎么办哪？这付担子实在太重了，我担当不起。”

　　让梁惠珍愁心的不仅仅是一家人的生活问题，而且还有个别信徒的冷落。袁相忱是为信仰的缘故被捕的，虽然被捕前有很多信徒支持他，但袁相忱被捕后，很多平时很熟悉、很热心的信徒，却都避开袁相忱的家人。有些曾受过袁相忱和梁惠珍帮助的信徒，看到梁惠珍却装作没看见，低头走过；有些信徒路过梁惠珍的家，都不会进来，说是怕人跟踪。有一个姐妹，也是个传道人的后代，很热心的时候曾给王明道先生抄大字圣经，但后来却加入SZ，王明道先生知道后生气得直拍桌子。袁相忱也曾劝说过她，不要加入SZ。袁相忱被捕后，这位姐妹甚至不敢承认认识袁相忱，生怕被牵连。

　　别人问她：“你认识袁相忱吗？”

　　她说：“袁相忱啊？我听说过。”

　　别人又问她：“那你认识梁惠珍吗？”

　　她说：“梁惠珍啊？我认识。”

　　后来九八年的时候，有人问这位姐妹：“你认识袁相忱吗？”

　　事隔四十年后，这位姐妹才能坦率地说：“认识。但袁先生因为我去SZ，就不理我了。”

　　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答案，但却反映出了不同的政治氛围下人们的心理。

　　袁相忱被捕的时候，最大的孩子十七，最小的才六岁，全部在上学。梁惠珍要为孩子们树立一个坚强的榜样，她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流露悲伤，只一个人悄悄地流泪。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能懂得母亲的心情，从不问父亲的情况，而小六却不太懂事，老问：“我爸去哪里了？怎么还没回来？”梁惠珍就告诉孩子说：“你爸学习去了，学习完了就回来。”

　　过了好久还没见到爸爸，小六又问：“我爸是不是没有日子回来了？是不是再也不会回来看我了？你告诉我上哪儿能看我爸爸，我想爸爸了。”

　　说完就哭了。有一天，小六在外面玩，不一会儿就哭着回来了。她告诉妈妈，别的小朋友骂她、欺负她，不跟她一起玩，说她没有爸爸。她问妈妈：“我爸爸到底在不在了？”

　　梁惠珍说：“你爸爸在。别听小朋友胡说，以后不跟他们一起玩就好了。”梁惠珍一边安慰孩子，一边心如刀割。

　　袁相忱被捕后，阜成门一百六十号福音堂的房子的屋主要收回房子，梁惠珍一家大小就搬到白塔寺内四十号居住。经过抄家，梁惠珍所有的家产就只有几个用破布包裹着的包袱了。连她结婚时做的铜床也在大跃进时贡献出去，大炼钢铁去了。梁惠珍就用砖头垫在地上，上面再铺上木板，靠墙做成一个大通铺，一大家人就睡在上面。家里除了一个水缸和几个纸箱之外，别无他物。

　　在袁相忱被捕后的头三个月内，梁惠珍在没有一分钱收入的情况下，几乎把家里仅存的一些东西都变卖掉，以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生活的艰辛和灵里的苦楚，使她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命低潮期。每天晚上，她都一个人跪在床上祷告，但那祷告不是交托的祷告，而是争战的祷告，是和神摔跤的祷告。她不停地和神讲理，不停地求问神，为什么让这些事临到她的身上？为什么不听她的祷告，不救她脱离这困苦？她越是和神讲理，心灵的担子就越重；心灵的担子越重，就越是坚持和神讲理--恶性循环，反复发生，而神总是沉默。最后，这担子重到把她压趴下，使她透不过气来。

　　就在看似无助的祷告中，神的话临到了：“这事出于我。”

　　“不可能的！主，你不可能让我们受这些苦。”

　　“这事出于我，因为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霎时间，梁惠珍得了安慰，更得了力量。她重新俯伏在神的面前，对神说：“这事既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只求你保守我和我家里的每一个人，在任何景况下，都不至羞辱你的名。”

　　从此，身上的重担脱落了，心头的重担脱落了，梁惠珍郑重地对神说：“主啊，我相信你能扶持着我，度过一切难关。我要永远背着十字架跟从你。”

　　当时，因为没有收入，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很快就如基立溪畔的水一样，干了。婆婆望着即将用尽的米面，对梁惠珍说：“明天我到我姑娘家去躲躲饥荒吧！”

　　梁惠珍听了，心里很难过，但她又不忍心让婆婆跟她一起挨饿，就只有默默向神倾诉。神用话语安慰了她：“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何况你们是神的儿女呢？”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敲门，梁惠珍打开门一看，外面站着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她看着梁惠珍问：“你家是姓袁的吗？”

　　梁惠珍说：“是”。她又问：“是袁弟兄家吗？”

　　梁惠珍说“是”。

　　看来，这是一个主里的姐妹，当时，敢以“弟兄”的字眼来称呼一个被捕的人，是很少的。但这个老太太是谁呢？梁惠珍请她进来坐，问她：“

　　请问您怎么称呼？”

　　老姐妹笑了笑，说：“你搬了家，叫我找得好苦啊！这几天，圣灵一直催逼着我到你家里来。”说着，随手递给梁惠珍一个信封和一个小包。

　　这位姐妹始终都没有说出她的名字。她走后，梁惠珍打开小包，里面竟是五十块钱！在那个年代，五十块钱是足够梁惠珍一家八口二个月的粮食钱！梁惠珍禁不住流下了感恩的眼泪：

　　“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你从不误事。而我却是如此小信的人啊！”

　　袁相忱被捕五个月后，梁惠珍在建筑单位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工资微薄，每天只挣八角钱，纵使工作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也只有二十四元，要应付孩子们的教育费和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实在不够。孩子们都很懂事，知道家里没钱，就走路去上学；开学交学费的时候也都轮流交，因为梁惠珍实在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老大交完老二交，每个月交一个人的。

　　但神却感动许多不曾相识的主内肢体，补足他们全家的需要。东北一位人称“易大娘”的老姐妹，曾把一块肉装在罐里，冻在雪里，托人捎来给梁惠珍。那个年代，肉是凭票供应的，易大娘把自己积了半年的肉票，买来这一大块肉，带给梁惠珍，并说：

　　“我自己少吃一口没关系，袁师娘带着六个孩子、一个婆婆，太不容易了！我少吃一口，他们全家就能多吃一口。”

　　弟兄姐妹们奉献时，为了不让梁惠珍知道姓名，很多都是用代号厂址寄来汇票的，而梁惠珍发出的谢函却往往被退回来，并且还说明是因查无此人而遭退回，梁惠珍把满心的感谢都归给神。又有一次，有人寄来汇票，上面的地址却写着“以马忤斯路20号”。北京根本没有这条马路，所以梁惠珍根本无法回信。

　　袁相忱被捕后，梁惠珍没有告诉自己的娘家，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怕他们因此而更加远离神。袁相忱被捕快一年了，梁惠珍的弟弟从天津来北京出差，顺道来看梁惠珍。进门看到袁相忱不在，等了好久还没见他回来，弟弟感觉不对劲，就问姐姐：“大姐夫呢？”

　　梁惠珍就避开这个话题，谈别的。弟弟问了三次，梁惠珍才说：“告诉你吧，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们担心，才不告诉你们。你也别告诉妈妈，怕她受不了。”

　　弟弟埋怨道：“你怎么不跟我说，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过苦日子！我不怕受连累，你是我手足之亲。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理该帮助你的。”弟弟一边说，一边就掏出钱，交给梁惠珍，说：“你用这些钱给孩子们买些布做衣服吧。你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丈夫是我的姐夫，你的孩子是我的亲外甥，我不怕受连累。姐夫不在，我照顾你们是应该的。”

　　从那以后，他就每月都给梁惠珍寄钱来。也是从那时起，梁惠珍的娘家才知道袁相忱被捕了。梁惠珍的母亲也寄衣服和吃的来。每年过年，从初一到初四，梁惠珍都带着孩子回到自己的娘家，直到七四年母亲去世。

　　不论生活有多苦，梁惠珍都不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六个孩子都是神的恩典，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学坏的。她常为孩子们祷告：“神啊，不要从我和孩子们的身上羞辱主的名。”

　　梁惠珍常说，“我的孩子都是神带大的。”

　　在那种境况下，孩子们很容易学坏、自暴自弃，但袁相忱的孩子却个个都很听话。曾有一个弟兄说：“

　　你看到袁相忱的六个孩子，不和人吵，听话，就知道神的恩典了。从他的孩子的身上就看出神的同在。”每个孩子都很早就学会做饭了，放学后不是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出去玩，而是学梁惠珍的样子，围上围裙，在灶前做饭。孩子的老师在知道梁惠珍的家庭情况后，深有感触地说：“你一个人还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好，真是不容易！”

　　梁惠珍就说：“我们信耶稣的不做坏事，都按的道理教育孩子。”

　　老大袁福音在袁相忱被捕半年后，主动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报考了首钢技校，为的是早一点出来工作，帮助家中的生活。他在技校读书时，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学习，每月有十六块钱的补贴，他就交给母亲十元钱，自己只留六块钱，作为一个月的生活费。老四福乐生在北京阜城门，学习很好，是在重点中学三十五中的尖子生。当时学校到处乱哄哄的，学生们忙于造反，不安心学习，惟独福乐却认认真真，一考就是一个满分。那时家里很穷，福乐买不起月票，就每天走路上学，也没钱在食堂买饭吃，中午就吃从家里带去的饭，随便凑合一顿，福乐的中餐几乎天天都是吃头一天家里剩下的窝窝头。一到吃饭的时候，同学们就嘲笑他，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窝窝头脑袋”。福乐每次考试，几乎都是全班第一，不服气的同学就欺负他，说：

　　“你这个窝窝头脑袋，凭什么考试就考得那么好？你考得再好，还不是天天吃窝窝头？”

　　福乐的自尊心很受伤害，就回家对梁惠珍说：“妈，咱们就吃一回馒头吧，你就给我带一回馒头吧！堵一堵他们的嘴，就一回，好不好？”

　　梁惠珍心里很难过，但她却说：“不行！等到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才能吃馒头。”

　　小六一直到六四、六五年的时候，还没有穿过毛衣，直到大姐安湖结婚后，才把旧毛衣送给小妹穿，梁惠珍家里的生活才有所好转。小六小学是大队长，中学是校学生会的干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她很聪明，功课特好，回家来从不看书，但成绩却总是第一。她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对袁相忱的记忆最模糊，不知道父亲被捕的真正原因，只单纯地觉得父亲有问题，自己觉得心中有愧，所以加倍表现，学毛选比别人积极，干什么都积极。但社会却不接纳她，连集体活动都不许她去，说她是属于黑五类，没有和反革命家庭划清界线。六七年，争强好胜。小六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把名字改为梁永红，取母亲的姓，表示要与反革命父亲脱离关系。她天真地以为，改了姓自然就脱离了关系，就不会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就不会再有不公平的待遇。但她完全不了解当时的社会。六九年的时候，她初中毕业，按说不应下乡，但学校却让她报名，说：“黑五类不下乡，谁下呀！”

　　至此，小六才明白，自己无法被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所接纳、所承认。当袁相忱出狱后，得知女儿改名的过程，他没有责怪女儿，因为他知道，女儿小小的年纪，己经过早地承受了她不该承受的压力。在那种环境下，孩子们也实在是不容易。

　　梁惠珍开始在建筑部门工作时，先是做体力活，但干了三天后，领导发现梁惠珍是个有文化的人，写得一手好字，并且工作细心认真。当时，有文化的妇女还不是很多，但又有很多工作需要有文化的妇女来做，所以领导就把她选拔到办公室，负责管理仓库和财务工作。靠着主赐的智慧和能力，梁惠珍在工作上的认真态度和突出成绩，使领导和群众对她都很满意。

　　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反革命家属，梁惠珍和孩子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有一天梁惠珍上班时，一踏进办公室的门，就看到屋子里贴满了大字报，上面写着：“反革命家属不能在办公室里担任要职！把反革命家属下放到第一线劳动改造！”满屋子的大字报虽然没有正式点梁惠珍的名，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指的是谁。

　　第二天，领导通知梁惠珍：“从今天开始，你就到工地上去工作。”

　　梁惠珍没有分辩什么，只是默默地点点头。从此，她的工作地点就不停地更换、流动，工作量则一次重过一次。开始时梁惠珍被派去用小车推砖，限定每十五分钟走一趟，每趟要推150块砖，共750斤重。后来又分配梁惠珍去筛沙子，最后是去推石头子、供灰泥、剥抹面粉。这是工地上最累的活，工作量大，并且要求速度快。夏天的时候，汗水从梁惠珍的头顶流到脚底，整个人像在淋浴一样，她脖子上围着的毛巾，一拧就能拧得出水。冬天，寒风吹来，梁惠珍冻得直打哆嗦，手脚都僵硬了。但不论是怎么样的环境条件，监督她的人都要求她必须按期完成配额任务。下班回到家后，她还要照顾整个家庭，常常是深夜了还不能休息。她为了省钱，就把袁相忱的衣服改一改，给大孩子穿，再把大孩子穿过的衣服改一改，给小孩子穿。她经常到半夜才能睡觉。有一次婆婆出去探访人，把腿摔断了，躺在床上不能动，梁惠珍就一边上班，一边伺候婆婆。婆婆在床上拉屎拉尿，她也从来没有嫌弃过。

　　工作上的重担可以以吃苦来承受，经济上的重担可以用节约来弥补，但因政治因素造成的压力和心灵上的煎熬，却远比其他的重担更令人难以承受。

　　由于梁惠珍是“反革命家属”，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无论她做得多么好，也永远无法享受正常人的待遇。她默默地承受了别人的冷眼，甚至白眼。她所在的小组被评为先进，每个组员都有奖品，但惟独没有她这个平时干活最多的人的份。发奖的人走到她面前时，却一跃而过，不把该得的奖品发给她。不单是她个人，甚至她的孩子们都受到牵连。老三福声中学毕业后，原本被分配在北京自行车厂工作，但学校管分配的人却压着他的通知书，不肯发给他，并且还说：“家里有被关押的人，都不能够留在北京。”

　　结果，袁福声就被改派去了宁夏生产建设兵团，九年后才返回北京。老五袁平湖是个非常老实本份的孩子，工作后在单位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却因着“反革命父亲”的缘故，处处受排挤。国庆游行时，单位不许她去参加，将她和那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一样对待，视为不安定份子。她因工作中任劳任怨，多次被工友们评为先进，可每次报到领导那里，先进者的名字就换成了别人的。领导还要找她谈话，问：“你知道为什么不许你当先进吗？”

　　平湖说：“我知道，不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原因吗？”

　　有的工友为她打抱不平，去找领导反映，对当时的军代表说：“出身不好不能怪袁平湖，人的出身不可以选择。你不是总说要给这些人出路吗？她自己表现好就行了，为什么不能让她当先进呢？”军代表回答说：“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家属，我们已经够宽大了，她现在工作，还能拿工资，给她工资就算是给她出路了，她还想要什么呢？”

　　军代表的回答，就是当时那个时代对待所谓“反革命家属”政策的最好解释。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梁惠诊所遭受的逼迫也步步升级。有半年的时间，她天天被围攻批斗。单位有十九个人，专门负责斗争梁惠珍。这一伙人天天轮番上阵，逼问梁惠珍，弄得她心力憔悴。他们先是让她批判自己的信仰，不再信神，并说：“你信耶稣就是和无产阶级对抗，是没有好下场的。你若不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吸收你入党。你只要肯当众表个态，一切就都好办了，不用受这么多苦了。”然后又逼梁惠珍和丈夫离婚、划清界线。当他们得知梁惠珍和监狱中的丈夫还保持经常的联络时，就更加气极败坏，警告她说：“若是再发现你和反革命份子袁相忱联系，定不轻饶！”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梁惠珍和袁相忱的联络才暂时中断了。但她却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从未背弃过自己的丈夫。

　　那些负责批斗、折磨她的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每天总有新花样出来，目的就是逼她就范。有一天，他们忽然对梁惠珍说：

　　“你的信仰问题是你自己心里的事，你离不离婚也是你自己的私事，我们现在可以不管了。但有人反映你贪污公款，你这次没法抵赖了吧？”

　　梁惠珍一下子就楞住了，她没料到他们会卑鄙到诬陷人的地步。

　　“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梁惠珍说。“我们己经掌握了很多确凿的证据，也有许多人揭发你，你要放明白了：现在我们是给你一个机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可要考虑好了。”

　　“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梁惠珍又说。她开始想，这样回答可能会激怒他们，但她又想起圣经上的话：“你们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了。”所以她就理直气壮地反驳他们的诬陷。

　　那些人还不甘心，还在做最后的攻击，他们威胁梁惠珍说：“你如果不承认的话，我们就要展开调查了，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们没提醒过你。”

　　梁惠珍说：“我没有贪污，一分钱也没有贪污。”

　　任凭他们怎样威吓、怒吼、逼供，梁惠珍都没有因惧怕而软弱。白天，她在单位劳动、挨斗，夜晚回到家里就在神面前流泪祷告。在那段痛苦的时期，她的心紧紧贴近主怀，主就赐给她出人意外的平安，让她安然度过那段时间。他们如此折磨梁惠珍半年之久，找不到一点证据，所以只好作罢。而另一个被他们批斗的组员却因受不住折磨，被逼疯了。梁惠珍深知，若不是靠着主，她自己根本无法独自承担那么多的重担；若不是靠着主，她也早就像其他人那样自杀或者被逼疯了。

　　那半年中，梁惠珍在单位中没有见到过一张笑脸，没有遇到过一双暖手。

　　有一天，像在梦境中一般，批斗她的那位组长居然对她笑着说：“你虽然没有问题，可还要继续革命啊！你可以起来揭发别人。”

　　梁惠珍明白了，在那个时代，揭发别人是表现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最佳方式。只要她肯，她就立刻能从被批斗者的身份，一跃而成为批斗别人的人，不仅可以报一箭之仇，而且可以加入批斗小组，成为人上人。但基督徒的良心时时提醒她：“我要行在神所喜悦的正直的路上。”

　　于是，她回答组长说：“我只知道我自己没有贪污，别人的事，我不知道。我只说我知道的话，不能诬陷别人。”

　　又过了半年，他们实在查不出梁惠珍有一丝一毫的失误，就只好停止了对她的批斗。队长把她叫到办公室中，对她说：

　　“经过对你多方面的调查，我们发现你确实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你应该正确对待群众的检举，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过去的事就都忘了吧！组织决定让你还做原来的工作。”对梁惠珍历时两年多的不公正待遇，才正式结束。

　　袁相忱被捕时，梁惠珍还不到四十岁，但从外貌上看，她远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显得漂亮。有些同情她的人，看到她丈夫被判无期徒刑，就极力劝她离婚改嫁，对她说：“你丈夫是无期徒刑，回不来了，你何苦还背着这个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呢？”

　　更有人热心为她搓合对象，也有不少男士想尽办法追求梁惠珍，找各种理由到她家里来，跟她套近乎。有人用钱财、房子等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吸引她的手段；有人甚至替她写好离婚书，求她递给领导批准。每逢这种时候，梁惠珍就明确表态：“你们不要瞎忙乎了！单位那样逼我，我都没有离婚，我不会再考虑婚姻上的事的。”

　　情感上的事是对当时带着六个孩子艰难生活的梁惠珍的一个重大考验。六个孩子有父亲，却形同孤儿；梁惠珍有丈夫，却形同寡妇。只要她把离婚书一递，“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就立刻能摘除了，不仅她自己的身份、地位马上提高了，连孩子们也会跟着沾一点光。但不论处在何种困难的境地中，神的光却一直照在她心里，使她有力量拒绝任何诱惑，持守当年在主面前郑重许下的婚约：无论是福是祸、是苦是甜，我都跟从丈夫到底。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梁惠珍以其坚强的信心，度过了中年，进入老年。弟兄姐妹们对她的支持和坚持恒久为她祷告，伴随她走过这段刻骨铭心的路程。

　　袁相忱被捕后，袁相忱的老师王克忱先生的太太是最常来看望梁惠珍和孩子们的人。王老师曾帮助袁相忱租阜成门福音堂。王师母是家庭妇女，但很爱主，他们的儿子原是积水潭医院的骨科大夫，因信仰问题被发配到怀柔，但他依然持守信仰。梁惠珍也经常去王克忱老师家里，与师母一起祷告。当时与梁惠珍接触较多的人还有刘淑洁，是杨津广的爱人（杨津广曾被以'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送到茶淀劳改，六二年与袁相忱在茶淀相遇）。她来问梁惠珍，生活上有什么难处需要帮助的？梁惠珍说：“你能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我生活上没问题，我有工资，够生活的了。”袁相忱六六年被送到东北后，刘淑洁曾含着眼泪对梁惠珍说：

　　“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不休息了，我要把休息的日子攒下来，什么时候你要去东北看袁先生，一定要叫上我，我和你一起去。”

　　梁惠珍听了很感激。这是当时惟一的不怕到监狱看望袁相忱的信徒。

　　当时还有盲人陈帮恒、张永和等经常来看梁惠珍。有一个礼拜六下午，陈帮恒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昨天晚上我梦到袁牧师回来了，站在讲台上讲道，今天我就一定要来看一看袁牧师是否回来了。”

　　梁惠珍说：“还没有。”

　　但她非常感激神藉着弟兄姐妹的关心来看顾他们全家。陈帮恒很有歌唱的恩赐，他常和梁惠珍全家一起唱诗歌：“等候，等候，不用忧愁......”安慰在患难中的袁相忱一家人。

　　还有一个住在大成胡同二十九号的冯老太太，她也不怕被牵连，时常来看望、帮助梁惠珍。

　　还有萧语平，也来看她。萧语平被管制时，被分配去蹬收破烂泔水的车，每天在街上倒泔水。一天，她和梁惠珍在街上碰到，两人都流下了眼泪，相约彼此代祷。梁惠珍曾去萧语平的家看望过她和母亲萧太太。萧语平所住的院子中，有一个解放军，是负责看管萧语平的。有一次梁惠珍去的时候，被那个解放军盘问好久。萧语平的外院中也有另一个姓李的护士，她也是信徒。她对梁惠珍说：

　　“你以后如果来给萧语平送东西，就先交给我，我再帮你转过去。我经常上里院，因为厕所在里院。”

　　以后梁惠珍就把东西先交给李护士，再由她转交萧语平。梁惠珍去看萧语平时还碰见过张周新的女儿张锡恩。大家都相约彼此安慰，彼此代祷。

　　有一个姓高的老太太，独身一人，住在阜成门附近，是梁惠珍带小四看病的时候认识的。粱惠珍向她传福音，她后来就悔改、信主，并且非常热心，四处传道。五二年的时候，高老太太出门传道，不小心摔坏了腿，梁惠珍就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在木床上挖一个洞，底下放个尿盘，伺候她半年多。文革中，有一次高老太太生病住进了医院，梁惠珍虽然在上班，但还是天天去看她。

　　别人就问高老太太：“这人是谁呀？天天来给你送吃的。是你儿媳妇吗？”

　　高老太太说：“你们说是儿媳妇，那也行。”

　　别人听她这样说，又问：“是你女儿吗？”

　　高老太太又说：“那也行。反正她非常爱我。”高老太太病好后，又暗中四处传道。

　　有一次梁惠珍把自己好不容易才积攒好的一百元钱送给一个有需要的弟兄，但第二天，自己忽然急需钱时却没有钱用。她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就有一个人从天津来，送给梁惠珍六百块钱。梁惠珍既不认识给钱的人，也不认识来送钱的人。送钱的人只对梁惠珍说：

　　“这是一个姐妹，听说了你的情况后，特意给你的，你一个人带六个孩子不容易。”

　　以前梁惠珍的工资是三十多块钱，她还拿出十分之一资助一对叫张惠源的无儿无女的夫妻，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十一奉献。

　　梁惠珍坚持每月一次去王师娘的家中祷告。王师娘是个很有信心的人，她说：

　　“主啊，我相信我没去世之前，一定能看到相忱回来。我有这个信心，等着他再为主做工。”

　　梁惠珍则在祷告中说：

　　“求主不论在何种境况下，都能坚固相忱的心，不要让他向后看，不要因顾念家里的妻儿老小，就妥协。让他以你的名为重，能在监狱中持守到底。”

　　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梁惠珍的身上经历了神的慈爱，更经历了神的信实。她常说：“弟兄姐妹们这么爱我，我觉得自己不配。”

　　神在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身上，见证了他自己的信实：“神在他的圣所里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被囚的出来享福”（诗68:5-6）。

令狐药师

第七部份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一、获假释


　　一九七九年，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时邓小平正式主政，在思想、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以前的极左错误路线也进行了批判，称为“拨乱反正”，并为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平反。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都得到平反，这其中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但袁相忱此时却还在东北监狱里，接受改造，他丝毫没有想到，神对他的新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一方面中国的政策开始放松，对一些有冤假错案的人虽然没有平反，但也不至于像五六十年代那样浓郁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东北监狱也开始饱和。一大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犯人，长期在监狱中，为政府增加了负担。政府为了要减轻负担，就决定把那些凡是年龄六十岁以上、失去劳动能力、并且在监狱中政造二十年以上的人，释放出来。是一批批地分批释放：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就地分配工作。政府之所以敢把反革命份子放回去，一方面是政府知道过去所判刑的反革命犯中，有很多是冤枉的，有很多是量刑过重的，他们对社会其实并没有多少危害，只不过是赶在那个政治风头上，有时因为几句话就成了反革命，是属于时代的牺牲品。二是因为在这二十多年中，社会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革命的温床也没有了，把反革命放回去，估计也不会危害社会了。

　　从七九年下半年开始，黑龙江第一监狱里就开始有符合释放条件的老犯人，断断续续地离开。袁相忱知道这一情况后，心想：“我也是符合条件的。难道是神让我出去再继续为他工作？”

　　他这样想，但心中又有疑惑。直到后来，经监狱中其他已获释的犯人们证实，政府确实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要分批释放劳政二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他就马上写信给家里，要他们思想上有准备。他告诉家人：“若是主许可，我也许很快就能获释。”

　　梁惠珍接到信后，先是非常高兴，但高兴之后，又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其实，当时他们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连袁相忱自己开始也不相信。这确实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喜事。在他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却替他们成就了。

　　梁惠珍虽然不相信袁相忱马上能回来，以为是监狱里的谣传，但为了稳妥，她在接到袁相忱的信后，还是马上让大儿子福音写信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问询是否有这件事。她想，如果真的是要释放的话，法院应该是最清楚的，问一问法院，就可以知道袁相忱的信的可信程度了。但她忘了，七九年是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各方面、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还没有协调好，正处在一个杂乱的转接点上。这次的释放计划就是这样：直接通知监狱，监狱放人后，才再到法院备案。福音也很想知道父亲到底有没有可能回来，他在写给法院的信中说：

　　“我是袁相忱的儿子，我父亲是五八年四月被捕的，但我不清楚我父亲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我家里的人也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被判这么重的刑期？我觉得我父亲不应该判得这么重。现在有许多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我父亲这种情况，能否平反？”

　　半个月后，法院就来了一封信，让福音去面谈，福音就去了。

　　在一个接待室里，一个女的坐在桌子后，福音坐在前面的小板凳上。像审犯人一样，那个女的问过福音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后，就说：

　　“你父亲的问题很复杂，不能跟你说。他跟王明道一样，是反革命集团的首恶，我们五八年对他的量刑是很确切的，也是很恰当的，不能改变。”

　　福音说：“我父亲的问题再复杂，也应该能说得清楚。如果说不清楚，你们又是依据什么判刑的呢？”

　　那个女的看福音很激动，就说：“你的出身是不可选择的，但道路可以选择。你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

　　福音说：“我父亲的事我了解，我是他的大孩子，他被捕时我己经十七岁了，我知道他没干什么坏事，但不知道你们怎么就判了他是反革命。刘少奇当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吗？后来你们又说是判错了。你们都能把国家主席判错刑，更何况是其他人？”

　　法院的人就生气地说：“你别往刘少奇那里扯！刘少奇是刘少奇，你父亲是你父亲。你父亲的这个刑期判的没有错。你以后也不用再来找我们了。”

　　说完就把一张纸条交给袁福音，这是法院正式的答覆。名称上写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函。正文是：

　　“袁福音：你的来信已收悉。经复查认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号刑事判决，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确的。特此函告。”日期是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还有一个中级人民法院的大红印章。

　　袁福音拿着法院的通知，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梁惠珍迫不急待地问：“法院的人怎么说？”

　　福音把法院的通知拿给母亲看，梁惠珍看了后，叹了口气说：“交托主吧，我们只能等候。”

　　经过这一次的法院确认，袁相忱的全家人都不相信袁相忱能回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过了几天，袁福声的妻子对福声说：“我梦见你爸了，梦见他回来了。”

　　福声听了，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当时福声和妻子因为没有房子，就在梁惠珍住的屋外，自己搭了一个六平方米的小房间。袁福声的妻子根本没有见过公公，福声想，妻子可能是前几天听到父亲写信说要回来的事，才有了这种想法的。他们全家都认定，袁相忱不可能在近期内回来--谁能有法院说的准呢？

　　但是，在人看来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袁相忱从工地收工回来吃午饭。正吃的时候，监狱领导进来念公告，袁相忱和其他犯人就都起立，认真听着。当时每天都要念几个人的名字，宣布释放。他们的农场中己有三十多人分批释放了。二十日那天，有袁相忱的名字。这一切既是在袁相忱意料之外，也是在他意料之中。他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在长期的劳动中，人的感觉已麻木了，根本不会有大喜大悲的感情波动。但后来却越想越高兴。领导叫获释的人，吃完饭后就赶快收拾东西。袁相枕收拾行李时，把有些东西丢掉，有些东西送人。监狱又为要出狱的人每人发了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把灰色的、后面有“犯”字的劳改服装换下来，就表示不是犯人了。此外还每人发了六十元钱，作为遣返费。监狱领导还问袁相忱的家住在哪里，袁相忱说：“北京白塔寺。”

　　领导听后，就说：“现在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己经不能进户口了，你有没有儿子在小地方居住？可以把户口上在你儿子那里。”

　　袁相忱说“有”，就把大儿子的地址写下来。袁福音的住址在北京石景山，袁相忱一边写福音的地址，一边想：自己被捕时大儿子才十七岁，媳妇根本不认识，怎么能把户口上在他家呢？但领导问，他就只好写，因为犯人无权要求，也不能发表意见。

　　袁相忱立即把自己获释的消息写信告诉家人，用快件挂号寄出去，兴奋得整夜难眠。那天下午，袁相忱已不用劳动了，收拾好东西只等着回家。第二天清早，监狱为他们发了释放证。袁相忱一看上面写的地址是白塔寺，就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要不然的话，户口只能上在农村福音的家里了。其实他不知道，二十年后的石景山早已不是农村了。

　　袁相忱得到的是编号为“79刑清字第655号”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的假释证明。裁定书中写着：

　　“对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释，考验期限和剥夺政治权利均为十年，从假释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

　　裁定书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发裁定书的单位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裁定书到达袁相忱手里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说袁相忱虽然获得了释放，但还需要加上十年的考验期，才能获得公民权。这没有公民权的十年中，按规定不能离开北京，耍离开北京就要向派出所请假，并且还要定期汇报思想。

　　十二月二十一日，袁相忱拿到假释证后，就马不停蹄地立即起程。他先是从监狱中步行三公里，赶到汽车站，再坐汽车到革志县城，再从革志县城转火车回来。革志是个小车站，只有慢车经过，火车要经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最后才能到达北京。火车从黑龙江革志起程后，因为天气太冷，所以蒸汽机车怎么也烧不起来，车速就减慢，慢车就成了慢慢车。袁相忱那时归心似箭，在慢吞吞的火车上如坐针毡。车开到吉林太平川那站，袁相忱当机立断，下了这列火车，准备在太平川换一辆快车回北京，哪怕能早一秒钟见到家人都好，所以即便多花些钱也在所不惜。袁相忱下车后就直接去卖票的地方，买了票又赶到车站电报室打电报，要家里人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去接车。他打电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多了，电报厅快要关门了，营业员一个劲地催促，所以匆忙之中他忘记写自己的名字，只写了：“我十二月二十二日乘车，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到。请接我。”这几个字，营业员也应付了事，急着下班回家，没有提醒袁相忱加上名字，所以这封无名无姓的电报就这样发了出去。梁惠珍是在二十二日下午五点多收到电报，她刚下班回家，看了电报后心想：“这是谁发的电报呀？连名字都不写。”

　　再看看电报的地址，是吉林省太平川，也是个陌生的地方，她实在想不出有谁会在这个叫太平川的地方给自己发电报。傍晚正好袁福声的同学来了，他爱人是东北人，曾到北京看病，在梁惠珍家里住了一个月。梁惠珍就问他：“这是不是你爱人来的电报呀？没有写名字。”

　　福声的那位同学看了看电报上的地址，说：“不是我爱人发的电报。我爱人在吉林。”福声眼前一亮，说：“妈，说不定是我爸发的电报。”

　　梁惠珍想，忘记写名字的马虎风格倒是像袁相忱，可地址也不对啊？袁相忱是在黑龙江，不是在吉林。福声己经兴奋得跑到屋里，找出一本列车时刻表，一看，高兴地大声说：“没错!一定是我爸回来了！你看，从革志有车到太平川，从太平川又有车到北京，爸爸一定是在太平川上的车。明天就能到了。”梁惠珍看着儿子的兴奋样子，自己也兴奋起来，但又一想，好像不太可能，因为十一月十六日法院刚下的通知，说是不可能改判。一家人兴奋了一会儿之后，又都变得垂头丧气起来，因为大家都相信法院说的话，不相信是袁相忱回来，只以为是哪个朋友要来。最后商量好，总之不管是谁发的电报，既然收到了，就一定要去接。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福声先下班回到家里。他看到有一封写着母亲名字的信，笔迹是父亲的，就急忙打开。这是袁相忱在监狱里发的那封快件信。袁相忱告诉家人：“我就要回来了。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接我。接站的日期，我再打电报告诉你们。”福声看完后，高兴得直流眼泪。梁惠珍五点半下班回来后，还没进门，福声就冲出门来，向她大喊：“妈！”

　　梁惠珍被这喊声吓了一大跳，还没反应过来，福声又接着说：“我爸来信了。我昨天说是我爸要回来，你不信。你看，他的信来了！”

　　福声一边说，一边流泪，他们母子二人就在门外边又把信看了好几遍，一边看信一边掉眼泪。福声的妻子就催促大家赶紧吃饭，好早点去车站接人。

　　那天晚饭，谁都吃不下去，大家只喝了点粥，就准备去车站接袁相忱。福声又跑去大姐安湖的家里、老五平湖的家里，告诉他们收到了爸爸的信和电报，今晚就去车站接人。于是当晚梁惠珍、福声、安湖，以及安湖的丈夫张仲贤四个人去接站。他们大概八点半钟就到了车站，其实袁相忱坐的那辆车要十点半才能到，但他们个个激动异常，生怕去晚了。他们四个人，把住火车站当时仅有的四个出口，一直从八点半站到十二点钟。一批又一批的人流涌出车站，他们望眼欲穿，但始终都没见到袁相忱。

　　足足等了四个钟头，看了四个钟头，他们四个人腿站得酸了，眼睛看得疼了，但还不忍心离开。等出站的人都走完了，出口的工作人员要关门了，他们还不甘心，问关门的检票员，还有没有人在里面，是不是车晚点了。关门的人说：“那辆车早到了，人都走完了，没人了。别在这里傻等了，你们回去吧。”

　　劳累、失望、不知所措，他们四个人就这样站在寒冷的北风里，大家都沉默着。梁惠珍又不禁流出眼泪来。她不停地默祷：“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湖叹了口气，担心地说：“我爸别是又出了什么问题，回不来了。”

　　深深的愁绪笼罩着这一家人。从极度的兴奋激动到极度的失望，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使他们精疲力竭。安湖怕母亲晚上回到家后，又一个人胡思乱想，所以就说：“妈，你今晚就去我家吧，明天再回来。”

　　梁惠珍说：“不用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女儿又说：“我给你们打个的士吧，现在也没车了，打的士回去方便些。”

　　梁惠珍说：“不用了，打出租车多费钱哪。我和老二坐环城车回去，挺方便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就坐夜班车回来，一路上默然无语。环城车只开到西四，到西四后，安湖和丈夫就回自己的家，梁惠珍和福声要从西四走一站路，才能到家。

　　梁惠珍坐在汽车上、走在路上，都不停地四处张望，看是不是袁相忱不认识路，四处乱走。但街上没有一个人，离家近一步，她的心情就低沉一下，进了白塔寺的庙门后，她已低沉到了极点，泪水就在眼里打转。她再一次地向神发问：“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是空欢喜一场？”

　　福声想安慰母亲，但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正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一抬头，发现母亲屋里的灯是亮着的。梁惠珍一向节俭，不浪费一度电，今天临出门时福声亲眼看着她关掉灯、锁好门，把钥匙交给自己的妻子。这么晚了，自己的妻子也不会一个人呆在母亲的房间，难道是父亲回来了？梁惠珍也看到了屋里的灯光，他们两个互相看一眼，但又没有信心，不敢再说什么，就只好彼此不约而同地快跑起来。一进门，看到一个光头的人正坐在板凳上洗脚，再一细看，才认出是袁相忱。他们两人就奔到袁相忱面前。袁相忱也认出了妻子和儿子，他连忙站起来，脚还浸在脚盆里，伸出双手来，紧紧地握住妻子和儿子的手，一家三口抱头痛哭。袁相忱一边哭一边说：“这些年你们受苦了。”

　　福声的妻子听到他们回来的声音，就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看着他们三个人抱头痛哭，自己也忍不住直掉眼泪。但她又想，公公今天能回来，应该是高兴才对，所以她就想使气氛轻松一点，故意对自己的丈夫打趣说：“福声，瞧你笨的！被接的人都回来了，你这接人的还没影儿。”

　　于是一家人经她这么一打趣，又破啼为笑。

　　为什么梁惠珍和孩子们没有接到袁相忱呢？原来，袁相忱坐的车晚点了，本来是十点半到，结果十一点多钟才到站，那时出站口的灯是红眼灯，看不清楚，再加上袁相忱穿着一身黑，又戴着大皮帽，只露出两只眼睛，所以四个人都没有认出他。袁相忱本来是应该认得出妻子和孩子们的，但因为火车晚点，他的性格又急躁，从出站口出来时没看到家人，他就想，或者是家人没有收到电报，或者是来接他的人等不到他，就先回去了，所以也就没有仔细看。其实当时只要他稍微停留一下，或是回头再看一下，就会看到家人的。但归心似箭的袁相忱却出了车站后，就急忙去找103路车的站牌，迫不及待地想早一点回家见家人。到了103路站牌下，一看时间，没车了。他就打算叫一辆出租车回家去，花点钱也不怕。正当他准备打出租车的时候，很奇妙地，站牌下又来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看了时间后就互相商量，一个说：“我要去白塔寺，现在103路车没有了，我只能去坐夜班车了。”

　　袁相忱一听那人的地址和自己家的一样，就想，既然有夜班车可坐，他又和我同一个站下车，我就干脆跟着他，去坐夜班车，省些钱也好。他就一路跟着那人，来到夜班车的站牌下等车，袁相忱也是坐到西四，下车时，因为身上没有零钱，他就给售票员十元钱来买票，售票员找不开钱，就没收他的钱。下车后，袁相忱就往西向白塔寺方向走来。他想，只要找到白塔寺的庙门，就能找到家了。但因为庙门已被拆了，所以袁相忱就走过了头，到了白塔寺东岔。因为袁相忱走后才搬的家，所以他不知道家的具体位置，感觉不对头了，就凭着直觉又往北走，一路走一路喊梁惠珍的名字，但没人答应。走到最里边，还有一家没睡觉，里面有人答应说：“就在那间大屋子呢。”

　　袁相忱也不知道是哪间大屋子，猜想是走过了头，所以又往回走，仍然是一边走一边喊。福声的妻子本来是在家等他们接公公回来，可是因为等得太晚了，她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袁相枕的喊声把她喊醒，她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婆婆的名字，就在屋里答道：“我妈去车站接人了。你有什么事？”

　　袁相忱说：“她接的就是我。”

　　福声的妻子一听，赶紧起来，出门看到袁相忱，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和公公见面，只说自己是福声的媳妇，就拿出钥匙来开门。袁相忱就进到自己家里，媳妇又为他拿来脸盆、脚盆，为他倒好水，他就开始洗涮。正洗脚的时候，梁惠珍和福声就回来了。其实，他们坐的是同一次夜班车，只不过袁相忱坐的车比梁惠珍和福声坐的早一趟而已。

　　袁相忱终于平安地到家了。他走了整整二十一年零八个月。走的时候，孩子都还小；回来的时候已是儿孙满堂。走的时候，母亲健在；回来的时候，只能看到母亲的遗像。这二十一年多，这个家就是靠着梁惠珍那柔弱的肩膀支撑着的。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常人难以想像的事，神却亲自为袁相忱的全家成就了。

　　袁相忱开始为主工作时，认为有个家庭，工作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没有独身的打算，他在婚姻上是顺其自然的。他认为，作为一个主的仆人，如果你为主的事情挂心，主也必为你的事情挂心；这是主的恩典，不用自己瞎忙乎的。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使他不能对家人尽应尽的责任：孩子们正需要培养的时候，他走了；母亲正需要人服侍的时候，他也不在；但梁惠珍却替他完成了他没有完成的事情。袁相忱在监狱里时，每月发二元五角钱买生活用品，但他从这仅有的一点点钱中，还能攒下钱给家里寄来。袁相忱与父母的关系开始时因信仰而产生不和，但他始终都很孝顺、关心父母，直到母亲信主后，他们家庭关系才有所改善。

　　袁相忱被捕后，袁母曾对梁惠珍说：“我儿子在时，我也不是天天吃酒席；现在儿子走了，我吃我儿媳妇的，也是一样。所以我没有挂虑的，一心仰望主。儿子不在了，但媳妇也对我好。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但我又觉得过意不去，你还要养一帮孩子。”

　　梁惠珍就说：“妈，不是吃我的，我们都吃主的。”

　　袁母信主后有祷告医病的恩赐，她给一个姓李的老太太按手祷告，老太太的泻病就好了。她常出去探望别人。八十岁开始患老年痴呆症，不认识人，八十二岁去世。这二十一年中，一直是和儿媳梁惠珍生活在一起的。

　　圣经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这二十一年中，梁惠珍用神所赐的智慧，为袁相忱保留着一个最温暖的居所。

　　袁相忱曾问妻子：“这二十一年多，你是怎么过来的？”

　　梁惠珍用一句话回答他：“困难很多，恩典更大。”

　　袁相忱回来后对子女说：“我走的时候，你们还小；现在你们长大了，我要给你们说明白：有两条大路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走哪条，要有个选择了。”

　　老大福音和老三福乐最早清楚得救，后来安湖、平湖也相继受洗，使袁相忱很得安慰。这六个孩子都为人正派、孝顺，没有不良嗜好。袁相忱为此很感谢主。他说，我的生活是每天唱哈利路亚的。

　　袁相忱生活很有规律，传道很严谨，他是靠着主做每件事，而不是靠着人。对教会的接班人问题，他说：“神的仆人是由神亲自拣选的。凭自己的意思做事，这不是对待神的态度。”他非常正直，总是尽力培养年青人，只要是追求的，一律培养。

　　袁相忱的大儿子福音一九八零年在缸瓦寺SZ教会受洗。那里的牧师知道袁相忱从监狱里出来了，也知道福音也受洗了。福音受洗前跟父亲谈过，父亲说：“你自己拿主意，你受洗我当然很高兴，但这是你和神的关系，你首先要自己清楚神的心意。”

　　福音的单位知道他受洗后，就让他参加SZ会，但福音不参加，并且告诉他们说：“我与他们观点不一样。”

　　后来他们又来找过福音一次，福音还是同样的答覆：“我从小就是反革命，也不怕什么，我和他们道路不同。”

　　最后他们就不来找了。袁相忱从来不要求子女受洗，而是等孩子们清楚后，自己来要求，他只在平时注意引导孩子们的灵性和人生观。现在他的五个在北京的孩子中，有四个已经受了洗。

　　袁相忱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政府敢把他这样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放回来，主要是认为，经过二十年的社会变化，他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已经失去了反革命的温床了。这话只对了一半。在生活层面上，袁相忱确实是已经落伍了，他所理解的都是老观念。出监狱的时候，发了六十元遣返费，他就高兴地对梁惠珍说，“我还带回来六十元钱，给你买点什么东西吧。”他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根本不知道六十元钱已经不算什么钱了，还觉得是个大数目。梁惠珍说：“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人回来就好了。”

　　袁相忱的行李还存在车站，他带了一条被子回来，梁惠珍一看，都烂了，就把那条被子扔了。袁相忱笑着说：“我要是知道这时我家里那么阔，我就不用大老远地把那些破烂带回来了。”

　　二十年前他走的时候，石景山还是农村，是个农场，有农民在种菜、种粮、养鸡、养猪；二十年后，那里早已成了北京城市的一部分，农场变成了钢厂，农民成了市民。袁相忱回来后，梁惠珍天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但袁相忱觉得，笼养的鸡没有以前农民家里自己养的土鸡香，他就让在石景山工作的大儿子去买只老土鸡来。福音哭笑不得，对父亲说：“爸，现在农民都富了，不养鸡也不种地了，石景山的人吃的也是市场里买的笼养鸡。”

　　但在信仰层面上，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上帝都是一样的，所以信仰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东西，只要你是真心相信，你就永不会觉得过时。袁相忱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六岁了。有一个街坊很关心他，就说：“老头子回来怎么办呢？找其它工作都不好找了。这样吧，我想办法帮你介绍一个卖晚报或看门的工作吧。”袁相忱很感激邻居的好意，但他谢绝了他的帮忙。其实袁相忱有六个孩子，孩子们都有工作，如果他要去卖晚报的话，孩子们都不答应。信徒杨津广获释后继续在医院工作，他也很关心袁相忱的生活问题。一次他对袁相忱说：“现在百科全书宗教部份需要翻译。你外语那么好，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赚点钱。你不用去上班，只要把需要翻译的东西拿回家里来做就行了。”袁相忱说：“不，我不准备做任何工作了。我现在有惠珍的工资，再加上孩子们都很孝顺，我们的生活已绰绰有余了。我要趁着还能动，要多做点神的工作，把以前的时间补回来。”

　　袁相忱回来后没几天，梁惠珍就带着他去见王克忱老师的妻子王师母。这是袁相忱去拜访的第一个主内肢体。王师母在袁相忱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就为他恒切祷告，并有信心相信在她有生之年，能见到相忱活着回来。袁相忱出狱时她已九十多岁，双眼已失明。她听到梁惠珍问她：“师娘，你猜我带谁来看你了？”

　　王师娘摸索着伸过手来，摸住了相忱的手。袁相忱说：“王师娘，我是相忱，我来看你来了。”

　　王师娘听了，却不太相信，又问：“真的是相忱吗？”

　　袁相忱说：“是我，我回来了。”

　　师母这次听出真是相忱的声音，就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她握着袁相忱的手说：“主真是听我的祷告了。他是信实的主。神让我活到九十多岁，就是为了让我活着看到你回来呀！”

　　王师母又活了六年，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安然辞世。

　　袁相忱去见的第二个信徒是梁惠珍的弟妹，是个睡了二十多年大觉的基督徒。她看到袁相忱在监狱中二十多年还爱主依旧，就很受感动，说：“我以前就信，但在文革中不敢承认。现在我要好好地信靠神了。”

　　袁相忱的六个儿女中，有四个是在北京，有两个在外地。老四福乐在贵州工作，在七七年去革志探望过袁相忱。倒是只有在山西大同工作的老六，是袁相忱十四年之久不曾见过面的。休养了一段时间后，袁相忱决定自己去大同看看小六全家。八零年春节前，袁相忱就去了大同，过了正月十五才回来。去大同的时候，女儿和女婿去车站接他，分别把住两个出口。女婿看见一个老头在那里走来走去，像是在找人，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岳父呢？上前问一问吧。一问，就是袁相忱。女婿又领着袁相忱去另一个出口找小六，小六看到袁相忱，很清楚地认识这就是自己的父亲，只不过以前觉得父亲很高大，现在显得又黑又瘦又矮。小六请了假陪着父亲，共叙天伦。袁相忱在女儿家重操旧业，向女儿女婿的朋友传福音，小六的两个朋友都决志信主了。

　　袁相忱回来后，面临两条很现实的出路：一是参加SZ，不仅能够平反，而且还能获得不少好处，至少老了不用发愁退休金；SZ也多次派人来表示愿意接受他。二是仍然坚持不参加SZ，自己在家里服事神。袁相忱选择了后者。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来看他，很多人劝他：“现在很多案件都得到了平反，五七年和你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都己经得到了平反，只剩你一个还没有平反。你应该去找他们，让他们给你平反。”袁相忱知道，他的案件明摆着的是冤假错案，应该平反，可是他却不去找他们，因为圣经上写着：“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主耶稣当时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在那公义审判人的神。我自己受的这些，和主比起来，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有的牧师告诉他说：“你写啊！写材料让他们给你平反，你去上访，花多少年也值得。你死了还能为六个孩子摘去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但袁相忱不这样想，他解释说：“我本来是应该死的人，主让我活到现在，我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些时间服事他，哪有什么时间去写什么伸诉材料？主的权柄远比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大得多。我已经得着最大的了，所以就不在乎这些小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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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户口


　　袁相忱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落户口。中国是个户籍管理很严格的国家，没有户口就寸步难行。他上户口的经过也是很奇妙的。当时在北京落户口很难，要党委的介绍信、证明信，而梁惠珍当时已经退休，她是七九年退休后又反聘，在工程队做预算，很受重用。梁惠珍就对单位的领导说：“我丈夫回来了，要上户口。”

　　领导说：“可以呀！你为单位做了那么大的贡献，这事就交给我们办吧。”

　　梁惠珍写下丈夫什么时候回来，从哪里回来，要把户口上在哪，领导就把条子送到公安五处。几天后梁惠珍正在工作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雪，单位的同事来找她，说：“户口批下来了，你去找派出所，找姓何的，给他资料，他就会办的。”

　　梁惠珍就冒着雪，一身白，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看了看资料，对梁惠珍说：“你回去吧！我们登记好了会通知你的。”

　　袁相忱回来整整一个月后，即八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梁惠珍上班后，派出所的人来家里通知，说：“姓袁的，你的户口下来了，领户口去。”

　　袁相忱就去公安局。负责办理的人问他：“你的户口关系怎么没有转来？”

　　袁相忱说：“那是监狱，户口和就业问题都由当地政府解决。”

　　并把释放证拿出来，派出所的人就进屋里去研究，没多久就出来，把户口给袁相忱，连布票、粮票、油票都一起拿回来了，非常顺利。这确实是神的恩典，神的看顾。有许多跟他一起回来的人，有二十多个，好多年都报不上户口。许多人想报户口，是为了报上户口以后好找工作，但袁相忱却想：“我的孩子那么多，不怕没人养老，所以我们要不要户口都无所谓。”

　　但不要求，神却为他成就了。很多人知道袁相忱的户口已经报好了，都打电话到梁惠珍的单位，问怎么报的户口？梁惠珍说：“很简单，从单位开了证明，然后到公安局说明他从哪里改造回来，就行了。”

　　别人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行？你的太容易了！”

　　在那时能报上户口是件很奇妙的事。吴慕迦的儿子也来了，说：“我爸的户口不能上北京，只好到内蒙我姐家里了。为什么你们就可以上呢？”

　　梁惠珍说：“这是神的恩典，感动我们单位领导给报的。我自己没有花钱，也没有找人活动。”

　　户口有了，但袁相忱还不是公民，当局对他还是不放心，要加上考验期十年。在十年中没有公民权，不许离开北京，一个月两次上派出所汇报，因袁相忱是重刑犯，所以开始的时候袁相忱提出要一个月汇报一次，派出所的人都不答应。所以他就只好每月去两次，交两份材料。袁相忱写了很多年的汇报，已经是老手了。汇报上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回来后就订了一份报纸，听广播，每天改造思想；二是在家中做饭；三是希望首长帮我早一天获公民权。每次都是这三个内容，领导看了也不说好也不说坏，后来一看老是这一套，也就不要了，只让街坊监督袁相忱。可袁相忱和邻里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也没有什么可监督的。后来就是只需要一年写一次总结，抄几段报纸交上去；到最后，一年一次的总结都不要了。八九年年底，派出所的警察来了，说：“老袁，你的考验期快到了，你写个总结吧！”

　　袁相忱就写，写检查写熟了，也不外乎东抄西抄，写好了就去派出所盖章，加意见：派出所证明袁相忱在这十年中，没什么反革命行动，然后又把证明送到黑龙江省第一监狱，监狱盖章通过，又通知派出所，袁相忱就得到完全解放。八九年十月份，拿到了身份证，获得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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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新事奉


　　袁相忱八零年去大同的时候，有一个姓赵的人从香港来北京，顺道看望袁相忱。他说自己是在幼儿园工作的，从电台得知袁相忱已被释放，头发仍然很黑，精神也很饱满，不减当年。他想查证一下这是否是真的。他没有见到袁相忱，但从梁惠珍那里得到了这个准确的消息。这是第一个来看望袁相忱的外国人（但现在就算是中国人了）。

　　袁相忱回来后，最强烈的想法就是继续事奉，所以他不愿意做其它工作，耽误时间。他回来后，因为经常有信徒来问问题，来祷告，所以袁相忱就对大家说：“干脆我们礼拜三一起查经吧！”

　　后来礼拜天也有聚会了。八零年春天，参加他家里的查经会和聚会的人已近十个。后来国外的信徒也都知道袁相忱从监狱农场放回来了，就通过各种渠道来看他，于是他又多了一项接待工作。

　　从出狱以后，袁相忱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送圣经。八一年SZ还没有印圣经，那一年他送出去大约二千多本圣经，是香港的一个牧师送来的。又有一个组织，名为“敞开的门”，专门向宗教迫害的地区送圣经，他们也送了很多圣经，通过袁相忱发给信徒。后来美国又有一个旅游团来到北京，他们白天旅游，晚上听袁相忱的见证，也送了些圣经给中国信徒。送圣经的工作当时是不合法的，但袁相忱不怕。他说：“没有圣经，大家怎么敬拜主呢？”

　　袁相忱还把圣经让小六带回大同，发给大同的信徒；小六因分发圣经的事还被当地的SZ追查过，但感谢神，并没出什么大问题，真是神特别的保守。

　　袁相忱的孩子们也在发送书籍的工作中做了很多事情。女儿袁平湖曾三次帮袁相忱取书，因为袁相忱老是出去，并且书太重，所以书就寄给女儿。后来公安来找袁相忱，下午又来找平湖，两男一女，问平湖知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本书？平湖说：“我没开箱，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也不知有多少本。”

　　公安人员说：“这些都是反动的，是外国寄过来的版本。我们把你带到分局派出所都是合适的，但为了你的前途，所以还是到你单位找你谈话，你要好好配合我们。”其中有一个姓杨的人说：“我和你爸已经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了。”

　　原来他就是公安局里一直专门负责处理和袁相忱有关的各种事务的人。他说：“老头子岁数大了，想聚点会就聚吧，我们也不太管他。可这书不成，这是大事。”然后又详细地问了平湖的家庭情况，并一一做了记录。最后，公安局的人又说，“现在有很多宗教狂，打着你爸的旗号，搞别的活动。你爸成了他们反对GC党的旗帜，也是被别人利用的。你以后也帮着我们做你爸的工作。你爸人是好的，信仰是很忠诚的。他就跟毛泽东似的，老了后，糊涂了，江青等人就打他的旗号，在外头乱搞。你爸就像毛泽东晚年，自己说过的话也许都糊涂了，别人就利用他，打着他的旗号干坏事。你还年轻，你要为你爸做好防备工作。以后再有人把书寄给你，或是要做别的事，只要你知道了，就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也可以帮你去办理。你收到书后，也可以先打开看一看，如果需要发的，就发；不需要的，咱们就处理掉。以后来的信件和书就都这样办。”平湖没有答理他们。他们又追问：“那些书你们都发给谁了？”

　　平湖说：“我都拿去给我爸了，一本也没看到，也不知道是什么。”

　　公安局的看问不出什么，就让平湖在记录上签名。后来公安局又去调查领导，问平湖的情况，领导说：“袁平湖是我们单位的老职工，挺好的，工会主席，很老实，不会干坏事的。”

　　公安说：“我们来查的不是她的事，是她爸的事。这老头可不一般，GC党弄了他二十多年，他能对GC党好吗？”

　　领导说：“我听说她老爸都八十多了，眼睛又不好，还能做什么坏事呢？”

　　公安局的人碰了一鼻子灰，就走了。

　　袁相忱也尝试利用各种方法传福音。他先是买了一台录相机，录一些录相带，给信徒看。用录相带传福音，尤其是对老太太、不识字的人，有很大造就。为了方便对农村的传福音工作，他们也利用幻灯机来工作。国产幻灯机很便宜，机型又很小，带到农村去很方便，但就是制作幻灯片却太复杂、太费时。开始的时候，袁相忱就带领几个同工一起画幻灯片，制作了福音桥和浪子回头等。后来，有人带来一两套新约和旧约故事的幻灯片，他们就停止自己制作了。他也录一些录音带，因为家庭聚会时，传道人少，没有人带领，没有人讲道，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讲道录起来，送给别的家庭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播放。后来，又有人从海外带来一些成套的讲道磁带来，袁相忱就把这些磁带分发给家庭聚会点，用磁带来传讲主的话语，造就信徒。

　　袁相忱刚获释时，政府并没有干涉他的工作，主要是因为那时来聚会的人没有现在那么多，并且因为袁相忱还在假释期内，所以有些客人也不方便到他家里来，只能是叫袁相忱去外面见面，所以没有引起派出所和邻居们的注意。

　　一九八六年，来袁相忱家里聚会的盲人信徒已经有七八个。他们住的地方离袁相忱家很远，但他们彼此之间又住得很近，袁相忱就提议说：“你们每次跑来跑去不方便，现在人数也比较多了，最好你们有自己的地方聚会，我每星期去你们那里带聚会，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盲人信徒王德明弟兄自愿把自己的家奉献出来，作聚会场所，袁相忱就每星期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那里领聚会。那个聚会点也很蒙神的恩：几年时间，由最初的七、八个人迅速发展到三、四十人。

　　假释期过后，袁相忱家里的聚会人数不断增加，目前已有二、三百人，分成三次聚会，每次有一百多人，是北京一百多个家庭聚会中，人数最多的，所以很受政府注意。但袁相忱却不怕，他说：“神让我从监狱中出来，为的就是继续工作；我活一天，就要为神工作一天。传道人可以被抓，但神的话语却不能被捆绑。”

　　袁相忱每天都有很多接待的工作，还要回很多的信。信徒来一是要书，二是寻求事奉主的路。有的信徒把自己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带来袁相忱的家里，袁相忱就给他们传福音，送小册子让他们回去看。袁相忱说，使徒行传就是教会的蓝图，开玩笑说：“把使徒行传读一百遍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还提倡，今天的教会要回到使徒行传去，跟着使徒的脚步行。他对信徒说：“在中国教会目前的这个特殊时期里，惟一的方法就是家庭聚会，在家中事奉主。如果想有招牌、有组织，那就走错路了，因为有招牌、有组织的，就是人民团体了；而在中国，人民团体必需要党的领导。教会若接受了党的领导，就不是基督作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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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王明道先生的后期交往


　　八九年十月底，袁相忱刚刚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很快地，他就让这个得之不易的身份证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要去上海，去见王明道先生。他本来说要住在陈本伟弟兄家，陈弟兄以前是在小群福音书房工作的，阜仁大学毕业，后在十中教古文，在那里退休。他母亲在袁相忱的福音堂受洗，大家有几十年的老交情。他在上海有房，安排袁相忱夫妇住在他家里。陈本伟弟兄去车站接袁相忱夫妇，在车站一见面，陈弟兄说：“袁弟兄，我们看来要改变计划了。王明道先生一听说你们要来，看见你们的信就哭了，吩咐我无论如何，要你们一下车就直接去他家。”又对梁惠珍说：“王太太直夸你呢，说：'袁师母那么漂亮的人，能等相忱那么多年，真是神的作为。'”于是他们一行人就拎着大包小包，直接去王明道先生的家。一进门，王明道先生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到门口，对袁相忱说：“相忱啊，我两眼看不到你了，我的好弟兄！”

　　一边说着，一边拿手摸着，屋里的人就都掉下眼泪来。于是袁相忱夫妇就在王明道先生家里住了四天。每天他们不停地说着这二十多年来彼此的情况，又彼此勉励。王明道先生当时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耳朵也聋，所以说话很大声。他当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言语表达有时清楚，有时糊涂，王太太当时比王先生脑子清楚，对有些事情、有些年代，记得比王明道先生准确。

　　王明道先生告诉袁相忱，他的儿子王天锋小时候就受过洗了。天锋是个孝子，每星期两次要回家陪父母吃饭。吃饭时袁相忱问天锋：“你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我们这一批人已经老了。你的信仰如何呢？”

　　天锋迟迟不回答，后来才说：“一言难尽。你看我现在生活得这么安稳，可我父亲信耶稣、传道，结果落到这个地步。”后来，他又谈到圣经不可靠、不科学，特别是创世纪。但袁相忱却觉得天锋有一天会回归的，他是属于浪子；儿子永远是儿子，时候到了，他会回来的。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谈的最多的，就是当年一起拒绝参加SZ的那十一个人，一个一个数过来：有的是面对被捕的威吓，立即就放弃的；有的是在监狱中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出卖人，自己不到一年就出狱的；有的是经过一段时间改造，真的是被改造过来的，出了狱，不能持守所信的道，又加入了SZ的。每谈到这些，大家就觉得很压抑。当年一同在主面前坚立心志，却不能都持守到底。最让王明道先生失望的是当年他苦心培养的彭宏亮。彭宏亮当时很年轻，比袁相忱还要小十多岁。他的动作、讲道的声音都学王明道先生，人称“小王明道”。本来是彭宏亮来找袁相忱，出主意让袁相忱写信发明信片给大家，通知大家开会，结果入狱后，他把这件事都推到袁相忱的身上。袁相忱交待时只说是自己发的明信片，不说别人。结果彭宏亮最早出狱，只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多，就放出来。但神是轻慢不得的，彭在狱中检举这个、检举那个，推脱责任，结果出狱不久就死了。先是半身不遂，在东大地桥有人看见他脚搓地走路，流哈拉子，说话也不清楚，在六二年就去世了。

　　另一个是吴慕迦。他的家与袁相忱的家挨得很近。他被捕很特别，正骑着车，走到胡同口，有警察说：“站住，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了，就被带上手铐。家里人都不知道。后来又抄家。吴慕迦与袁相忱曾一起在东北服刑，他获释后，梁惠珍和刘淑洁曾去看过他。她们都说主的话，他却不说，老转移话题。又有一次，梁惠珍给他送三十元钱，送烤鸭，吴慕迦告诉梁惠珍：“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你来了我还得向一个高个长脸的人汇报，你也认识。”

　　梁惠珍马上明白他说的是谁，那人是学生会的。吴又说：“我郑重地说，你们也不要再拿钱来了，我不要。”

　　后来他承认说：“我己经放弃了信仰。我们信耶稣的为什么要欺骗人呢？为什么要信呢？马克思原来也是信的，但后来不信了。为什么要信呢？我不信就是不信，我不想欺骗人，我现在就是不信了。我不能再深说，怕你难过。我为你高兴，你没有和袁相忱离婚，那么多年都没和袁相忱分手，我很为他高兴。希望你现在要多订一些进步的书籍，让袁相忱的思想转变得快一点，快点出来。他太固执了。”

　　梁惠珍听了，一阵心寒。吴慕迦获释后爱人已去世，他很伤心，户口也进不了北京，就留在当地劳动就业。他说这番话时，有三个人在场：吴慕迦与他儿子大卫以及梁惠珍。

　　他儿子就问：“你批判的是什么？算哪一类？”

　　吴慕迦就说：“我就批判信仰。我现在不信了，不自欺欺人了。”

　　他儿子说：“你每次汇报就是做间谍工作，出卖人。”吴慕迎就沉默不说话。梁惠珍带给他三十元钱，他说不要，可梁惠珍也没有拿回来，钱就搁在桌子上，梁惠珍就走了。从此大家很少来往。

　　吴慕迦后来又加入SZ，神学院院长殷继增劝他在燕京神学院教书，他就去教希腊文。加入了SZ，户口、薪水、楼房等一切生活问题都解决了，都很好了。他搬家都不告诉信徒。一次，他在SZ讲道，主题是“谦卑”。讲完后宋天真写信问他：“你讲的很好，可为什么不把失败的见证讲出来。你怎么失败、怎么不承认主，这些见证更能教育别人。”吴慕迦看信后说，很感激宋天真的信，因为没有人敢跟他提这些。

　　吴慕迎后来曾来袁相忱家里看陈本伟的母亲陈老太太，陈老太太当时来北京住在袁相忱家中。他自己辩解说：“我当时是批判神学。”

　　可他后来恰恰又做了神学老师。

　　袁相忱说：“我与吴慕迦虽然一同受苦，但后来道路却不同。”

　　王明道先生听了直摇头、苦笑、叹息。

　　人很难从外表来检验一个人，只有神用火来试炼。人在神面前不是靠知识口才，而是靠忠心，才立得稳。很多人在神的工作上，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终结，不能把起初的火热持守到底。有很多人，看起来没有很多的恩赐，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却能够持守到底。袁相忱经常告诫他的同工：“不可在主里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明天会怎样，你不知道神会如何带领他。”

　　其实早在八九年，袁相忱去看王明道先生之前，王明道先生己经在思考一些当时中国家庭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他找了七八个亲近的同工，在他家里开会，还录了音。后来有一个一起开会的弟兄来找梁惠珍，说是有事商量，让她上他家里去。梁惠珍就去了，那个弟兄告诉她：“我要你来，是让你听一盘录音带，是王先生与几个人的谈话。”

　　梁惠珍就问：“怎么不让相忱来听？”

　　他说：“相忱刚从里面出来，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什么都说，并且他认不清好坏人，对谁都没有戒备。你听了回去再告诉他。”梁惠珍就认真听录音带。

　　王明道先生说：“当前宗教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大教会，政府所控制的，一个是家庭会。现在的大教会是GC党利用SZ来压制信仰，我是极力反对，坚决站在主的那一边。不过现在我觉得很惋惜，到现在我觉得与我同心的人非常少，为我受牵连的人很多，为我的问题牵连了一大片，中学、大学、各行业都有为我受牵连的人，我是知道的。但真正与我同心的人特别少。真正不向政府低头，能够站立住的人太少太少了。你们说说，还有谁呢？据目前的情况，有两个人是我最大的安慰，一个是广东的，姓林（林献羔），一个是北京的，也是广东人（袁相忱），这两个人我觉得还是能站立得住，能令我得安慰的。广东的那个屡次经过考验，是这样的；北京的那个也是这样。别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很多人都是见了事情就躲，不是真正把自己摆上，令我很痛心。”

　　除王明道先生发言外，还有别人也发言说：“我们不能被GC党利用，我们也不利用他人。我们传的是主的真道，没什么可惧怕的。”主要还是王先生讲话。王明道先生当时很清醒。这是梁惠珍亲自在那个弟兄家里听到的。袁相忱夫妇八九年去看王明道先生时，他已经是车轴辗话，说了又反复说。

　　王明道先生于一九九一年逝世，袁相忱得到消息后，写了一篇《记神仆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悼念王明道先生。

令狐药师

五、遭遇干涉


　　文革开始后，中国几乎关闭了所有的教会，焚烧了许多属灵书籍，所有的宗教事务停顿，SZ的教牧工作者也受到冲击。教牧人员多数是被下放或是劳教。七九年，伴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宗教政策也有一系列的变动。首先是在七十年代末，中国恢复了五八年前的宗教政策，去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七九年六月，上海市SZ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SZ组织重新恢复，一大批原属SZ的教牧人员重新走上岗位。七九年九月二日，上海沐恩堂恢复礼拜，这也是文革后第一个恢复崇拜的教会。

　　八十年代初，不论是政府还是SZ，对家庭教会还是接纳的。曾有SZ的领导人说过：“不要把家庭教会看做是另类的，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短暂的接纳期，接纳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SZ的很多领导，虽然在文革前把不参加SZ的送入监狱，但在文革中，他们自己也未幸免于难，也在逼迫中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期不仅是中国所谓“SZ路线”的真面目的自我暴露，更是神藉着历史的手，击打悖逆的儿女的时期。也因着这一段逼迫的时期，恢复权利后的“SZ”才能短时期内体谅自己的弟兄姐妹，不把他们视为敌人。

　　然而，在中国的宗教问题上，有很多事是宗教界本身无法控制的。

　　一九八二年，中国颁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是文革后第一份正式针对宗教事务的国家文件，人们称之为“十九号文件”。文件规定：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要在政府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之下，由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负责管理，对家庭教会原则上不允许，但不硬性制止。

　　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这一段较为宽松的时期内得到迅猛发展的。九十年代初，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已远远超过SZ教会的人数。家庭教会信徒在对真理的追求上，更贴近于圣经，在对自身的信仰问题上，家庭教会的观点也明显地不讨政府喜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九一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六号文件”，文件中强调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并提出：“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应依法登记，坚决制止自封传道人的传教活动，以及其它各种非法的传教活动。”

　　家庭教会已经被冠以“非法”的罪名。

　　从一九九一年起，有一定数量的家庭教会负责人受到逼迫。

　　一九九四年二月，由国务院颁布的第一四五号法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亦再次重申：“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必需进行登记。”

　　一九九四年五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根据国务院“一四五号法令”精神，制定出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详细列出了有关宗教活动场所的条件与申请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求家庭教会进行登记，而不要求家庭教会加入“两会”。这个办法中虽不再强调申请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必须要隶属于官方认可的爱国宗教组织，但在第二条的条件中，却提及必须“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一项，意义不明确，模棱两可。很多家庭教会因看这一条，担心一旦登记后，政府就会把SZ的教牧人员派进来，管理登记的家庭聚会点，所以拒绝登记。但政府又规定，若不进行登记，就要停止聚会。

　　一九九四年夏末初秋，一位出国的弟兄愿意把他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南豆牙胡同六十八号的住房借给袁相忱用，袁相忱就和妻子梁惠珍搬过去住，聚会却仍在白塔寺。搬过去住的原因，一是那里比较清静，方便接待；二是把床柜等搬走后，可以使白塔寺聚会的地方多容纳三十多个人；三是可以利用这里的独门独院的环境，为信徒施洗。但一年过后，民警就开始不断来找麻烦。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派出所的人突然来到袁相忱的家里，对他说：

　　“你们住在这里不合适，到你们这里的人那么多，那么复杂，你们也没有办理租赁手续，也没报户口。现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所以限你们在这个星期五之前一定要搬走。那天我们会来看你们搬走没有。”

　　说完这番话，又问袁相忱：“你家里有没有宗教书籍？”

　　袁相忱实实在在地回答说：“有。”

　　公安人员就开始搜查。当时在另一个房间里，有许多书籍，窗台上放着一些圣经，在靠墙的柜子上，还有好几百本参考书籍。袁相忱想：“如果参考书籍被他们搜去的话，就太可惜了！这是国外的弟兄姐妹千辛万苦，冒着风险才带进来的。”

　　但圣灵提醒他还是要实实在在地说家里有书，并且告诉他们在哪个房间。可是那么多人进来后，都只看到窗台上的书，说：“这是非法的，要没收，”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柜子上也有书。所以，被他们拿走的只是一小部份。公安人员走后，袁相忱高兴地对梁惠珍说：“说实话真是有好处的，神自已会保守他的书籍。”

　　星期四晚，公安局的人又来了，态度十分蛮横强硬。当时己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但他们让袁相忱立即去派出所见所长。袁相忱对所长说：“无论如何，星期五是搬不了家的，因为家里只有我们两个老人，要搬，也要等到星期六孩子们都休息的时候。”

　　所长这才勉强同意。所长旁边有一个女公安忽然问袁相忱：“你知道什么叫SZ吗？”

　　袁相忱说：“我知道。”

　　随后他们就不再说什么。这次公安走的时候，又把袁相忱家里的一些福音单张也一并带走。但和上次一样，他们没有看到那些重要的书籍，也没有给袁相忱留拿走东西的字据。

　　更令袁相忱愤慨的是，派出所的人走了不久，家里的电话就被他们做了手脚。拿起电话来什么声音也没有，既打不进来，又打不出去，显然有关方面企图利用电话来对袁相忱施加搬家的压力。家里的电话不能用，袁相忱只得跑到街上去打公用电话，通知家人和朋友来帮他搬家。第二天，快要搬完东西的时候，电话又突然间能用了。他们根本没有向电话局申请修理，电话就自动修复，说明电话出毛病，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故障，而是被人故意掐掉的，也说明在袁相忱的住宅周围，政府有自己的耳目，看到袁相忱已快搬完了东西，就把电话恢复了。

　　这是自七九年袁相忱出狱后，公安局第一次为信仰的缘故出面干涉他的工作。但这仅仅是序曲。

　　一九九六年，政府人员找到袁相忱，把有关文件让他读过后，让他办理登记手续。袁相忱反复看过有关条例后，又与同工进行商量，答案是：“拒绝登记。”

　　为登记的事，西城区管宗教的李科长来了三次，李科长统管宗教民族工作。他对袁相忱说：“这里虽然不算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可以说是简易的，所以必需要登记。”

　　但他也知道袁相忱在家庭教会中以及外国宗教界中的影响力，所以被拒绝后仍然努力争取，他让袁相忱下礼拜去区政府再详谈。

　　袁相忱在下个礼拜二就去了区政府，他们对袁相忱很客气，反复地宣讲政策。袁相忱把经过与同工们商量后的意见告诉政府：

　　“我们六月四日己经在聚会时对大家宣布：从下星期起停止聚会了。我们不登记，是因为我们不够登记的资格。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条例的第二条和第六条规定，我们都不够条件。我们就一间小屋子，这是我家的住房，不是专用礼拜堂；我也不是牧师。我们既没有规章制度，又没有经济基金，我们认为自己不够登记条件，所以不登记。”

　　李科长听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袁相忱一边告诉他不登记，一边又说已宣布停止聚会。政府规定：凡是不登记的聚会就要被停；现在袁相忱自己主动把聚会停了，所以他们也没什么把柄可抓。李科长告诉袁相忱，他打算召集西城区家庭聚会的负责人，大家一起统一开个会，让袁相忱一定要来参加。袁相忱说：“我们既然不登记、不聚会了，也就没有参加的必要了。”最后袁相忱留下一张自己的名片，说：“你以后有事再找我，或者打电话吧。”就这样，结束了政府人员的纠缠。

　　袁相忱家里的聚会已宣布自行停止了，可信徒却照旧来。宣布停止聚会的一两个星期之内，信徒比较少，大约只有三十多人，但后来人又渐渐地多了起来。人多了，李科长又来了，并且这次是带着派出所的所长一起来的，可见他们己经观察了很久，是有准备的。礼拜天正在聚会的时候，李科长和派出所所长在外边喊：“把老袁叫出来！”

　　信徒们传话进去，把正在讲道的袁相忱叫了出来。所长对袁相忱说：“这样不行。让你们登记你们也不登记，现在又这么多人，妨碍了交通。这里是非法聚会，现在正式取缔，你让聚会的人都走吧。”因为袁相忱耳朵不好，所以所长说的话没太听清楚；既然没听清楚，他也就不去理他，又进了屋，没有宣布散会，而是继续讲道。所长在外面听到袁相忱又在讲道，就很生气，更加大声地喊：“这里不能聚会了，马上停止！把老袁叫出来，你们大家都散开，回家去吧！”于是就把老人都赶走，留下三个年轻人和袁相忱一起问话，还查他们的身份证，间是什么地方的人，后来也把他们放走了。派出所所长就与袁相忱谈了二十分钟，袁相忱据理力争，所长最后说：“老年人可以留下在这里聚会，年轻人都要上大教堂。要控制人数，人数太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了。”

　　后来袁相忱照样坚持聚会。李科长不得不第三次到他家里来，这一次双方谈得很僵。袁相忱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我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服神。”那天谈话很僵，旁边还有一个女的在记录。李科长很生气，说：“你是怎么念圣经的？圣经上写的，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你念了半天圣经，却一点都不顺服政府。关你门就关你门，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逮起来。但你要想一想，你家里的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把你等回来；你如果再犯法，屡教不改，被我们抓起来，你这样做对得起老梁吗？”李科长很会说话，软硬兼施；但说来说去，袁相忱就是不肯登记。李科长走的时候还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动你。只要我说一句话，你就完了。”袁相忱以为他们会再来逼迫他，甚至逮捕他。但感谢神，一直没有，并且政府人员也再没有为登记的事来干扰聚会或强迫停止聚会。

　　宗教场所办理登记的这件事传到外国后，许多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不登记呢？我们国家也是都要登记的，登记就合法了。”

　　他们不理解，在中国目前这个法制还不健全的时期，管理是幌子，要控制才是真的。

　　袁相忱曾对信徒说：“大家要做好准备，现在我们是允许一天就聚会一天；这个地方不允许了，就去那个地方。总之，聚会不能停，神的工作不能停。”

　　登记风波过去了，其后虽然不再提登记的事，但袁相忱家中的聚会，却有四次被强迫停止。第一次是在九七香港回归的时候，派出所通知，在三天之内不许袁相忱家里有聚会，因为国家领导人要去香港，出席回归仪式，要确保北京安全，所以就把袁相忱夫妇都接走了。不是拘留审查，而是很好的待遇。汽车接、汽车送，到袁相忱家附近公安局的一个地方，跟宾馆一样，有空调，但不是宾馆，可能是个秘密开会或接待的地方--大铁门，没有门牌。他们一大早就来把袁相忱夫妇接走，晚上再用汽车送回来，还有两个干部一刻不离地陪同着，袁相忱就和梁惠珍在那里看了三天的电视。六月二十九日正赶上是礼拜天，公安局比平时更早地接他们走，为的是不让信徒们看见。七月一日是礼拜二，晚上也有聚会，公安局就不让他们回来，比平时送回来的还要晚，可见他们对袁相忱家里的聚会时间和聚会情况，是很了解的。

　　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八、九月份，初秋时节，美国的一个由三个宗教组织组成的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参考消息》上登过这个消息，是江泽民请他们来考察中国是否真有宗教信仰自由。客人是江泽民请来的，但政府却不让袁相忱聚会，怕代表团来找他，其实袁相忱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公安局的人来到袁相忱在北京昌平的住所，对袁相忱说：“这么热的天，你们就在这里自己查经吧。”

　　他们也知道这么做不对，要讲人权，袁相忱又不是犯人，所以他们很客气。他们不说是有什么事，只是不让袁相忱离开昌平，让他好好休息，袁相忱是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有这么个代表团来了，想要见袁相忱，而政府却不让见。

　　那天袁相忱本来是事先约好了一位叫乔治的弟兄在白塔寺讲道，乔治不知道袁相忱当时被强留在昌平不能来，就照旧去了，而袁相忱当时也无法再通知他不要去。好在袁福音早上十点钟就去了白塔寺，他知道乔治今天要来，但不知道父亲不能来。福音去了白塔寺后，发现门口有公安人员站着，福音就去开门上的锁，公安看着他进屋后，也就跟进来，劝福音说：“你回家去吧。”

　　福音说：“这就是我的家，我己经到家了。”

　　公安说：“你知道今天不让聚会吗？你有两个选择，要不就回家，要不就留在这里。但出去时，得告诉我们。”福音没理他们，进屋后给昌平打了个电话，袁安湖正在昌平。袁福音说：“白塔寺这里公安已经全把上了。”

　　安湖说：“昌平也是，四处有人转来转去。”

　　福音又问了父母的情况，听说人没事，就放心了。

　　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袁福音就想乔治他们快来了，他就往胡同口走，想找机会提醒他们不要进来。他一走，身后的公安也跟着走，但福音做出要买东西的样子，左转右看，公安跟了半截就回去了。福音在胡同口转了一圈，就看见乔治等四人在过马路，福音一摆手，他们四个人认识福音，就过来了，福音急忙对他们说：“现在公安人员已看着我们了，你们赶快走！今天停止聚会。”

　　翻译就翻给乔治听，正翻着的时候，两个公安就过来了，问福音：“干吗呢？”

　　福音说：“没干什么。”

　　公安又问：“你跟他们说什么？”

　　福音说：“人家是旅游的，问个路，我能说什么呢？”

　　公安又对乔治说：“拿护照来。”

　　乔治却从衣兜里拿出一块糖来搁嘴里了。福音一摆手，他们四个人就快速走了，福音也往回走。那两个公安措手不及，不知道该跟哪一个，最后没有跟乔治，却跟着福音，并对福音说：“你快回家，不能在外面。”

　　福音还没进门，一个年轻的公安就过来了，很严厉地问：“你刚才到底跟他们说什么了？”

　　福音说：“你知道我说什么了？人家来旅游的，问个路都不行吗？”那人说：“不对，你没说实话。”

　　福音说：“那你说我说了什么，就是什么。刚才你不也在旁边吗？你听见什么，就算什么。”最后，福音急了，说：“我在家里说话都没自由了！以后别这样，有事好说好商量。”

　　那个年纪大的公安人员就说：“算了，算了。”

　　他们两个就出去了。

　　那天有些信徒来走到胡同口，等在那里的公安就说：“别上老袁那里去了，今天不聚会。”

　　也有的信徒不相信，就问：“为什么没有聚会？”

　　公安就告诉信徒：“老袁病了，你们走吧。”

　　第三次是在中国召开“十五大”期间，袁相忱的聚会也被迫停止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让袁相忱去聚会，也不让他离开昌平。袁相忱说：“你们这是强制，我心里不服气。”

　　第四次是在克林顿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有两千多名记者随同，有关方面怕有记者来找袁相忱，所以不让袁相忱来聚会。袁相忱说：“克林顿是大总统，我是小老百姓，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方面回答说：“克林顿来，带着很多记者，这些记者难免不找你。所以只要克林顿在北京，你就不能聚会。”袁相忱很生气，说：“克林顿来是政府邀请来的，又不是我请他来的。你们请来的客人，你们自已管好，凭什么反倒来管住我，不让我出门？”

　　最后，政府就派公安在昌平堵住袁相忱，不让他出来，还让袁相忱写个纸条，说自己生病了，停止聚会。袁相忱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说谎，我不会写的。”

　　公安局就派人在胡同口拦住信徒，不让他们进来，说：“袁相忱先生生病了，你们回家去吧。”

　　除了这几次被迫停止聚会外，袁相忱也多次被公安局找去谈话，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发送书籍、聚会人数过多等等。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袁相忱为三百一十六人施洗，租用北京某厂的游泳池两个小时。后来袁相忱被叫到公安局，他说：“我没有犯法，我是在游泳池里活动，不妨碍交通和治安。”

　　公安局说：“宗教活动只限于教堂里边，不许在外边。”

　　袁相忱说：“宗教事务局不应该管这些事，你们只应该领导我们爱国就行了，这是我们教会内部的事。”

　　公安局的人很生气，警告袁相忱说：“下次不许你再这样。否则后果自负。”袁相忱就和同工们商量：“下次，我们就去远处。只要有信徒愿意受洗，我们就有责任为他们施洗。”公安局还提醒袁相忱说：“一九九九年很重要，一是澳门回归，二是‘六四’学运十周年纪念，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意思是又要停止聚会。袁相忱说：“你们停止我的聚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宗教信仰自由，你们是强迫，但我心里不服。我活一天就要工作一天，我要向我的主交帐。”

令狐药师

六、与外国友人的接触


　　福音派领袖葛培理博士曾在一九九四年到袁相忱的家中讲道。葛培理去中国的目的是让家庭教会与SZ教会彼此合作。葛培理来的前三天，袁相忱到其它地方带领聚会的时候，为了赶公共车，摔倒了，眉毛上方受伤，当时就昏过去了。人们把他扶起来，他在路边坐了一会，才摇摇晃晃地回家，当时说话都说不出来，问什么都“啊啊”的，家人吓坏了，赶忙用盐水洗伤口、挤血，又打电话咨询。观察二十四小时后，见没什么事，才放心。第三天见葛培理的时候，袁相忱的脸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成了熊猫脸，尤其是眼睛处，又抹上了药水，猛一看，很吓人，袁相忱只好戴一幅墨镜出门。一起吃饭时，袁相忱坐在葛培理的二儿子旁边。他有一个组织，叫“东门”。他问袁相忱：“三自他们也很好的，印圣经、传福音、引人信主，你们为什么不能合作呢？基督不是连仇敌都爱吗？”袁相忱说：“你所看见的、听见的，都是宣传。我怕你们被他们欺骗了。”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宗教问题的这种复杂局面。

　　在美国首都，每年二月初都有一个早餐祈祷会，邀请全世界各行业的基督徒领袖来。葛培理是白宫的宗教事务顾问，负责邀请来参加祈祷会的名单。美国方面认为北京的袁相忱、广东的林献羔、上海的李天恩这三个人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主要领袖，所以就邀请他们参加一九九五年二月的早餐祈祷会，当然也请了三自的人。袁相忱得到请帖后，就把这件事放在祷告上，但他心中始终没有感动要去参加。传道人不能随便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一定要寻求主的旨意。葛培理夫人很好客，说：“你们开完会后，要在我家里住三天。”

　　这是属于私人邀请。袁相忱就写了封长信，给葛夫人，陈述了自己不去参加祈祷会的四个理由：一是袁相忱认为政府不会发给他护照，因为他在监狱里呆了那么多年，政府怕他说出什么不好的话。二是因为袁相忱不愿意参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动。在中国不参加SZ，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祈祷会也是美国政府邀请，所以袁相忱不愿意参加。三是美国方面也请了三自的负责人，袁相忱与他们无话可说。四是袁相忱觉得目前自己的健康已不许可他长途旅行。后来，葛夫人又回信，还是力劝袁相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并针对袁相忱的几个不去的理由给予详细的答覆。首先说这是美国总统的约请，中国政府会给面子的，只要你提出申请，一定会让你拿到护照的。至于和三自的人一同开会这个问题上，答覆是这个问题不要紧，讨论时分开就可以了。对因健康问题不能长途旅行的答覆是：我们会安排你先去三番市休息休息，然后再去华盛顿。葛培理和夫人及美国政府都是诚心邀请的，尽管如此，袁相忱已决定，无论如何，要顺从圣灵的感动，不怕让人失望。在写给葛夫人的信中，袁相忱也写道，如果是葛夫人私人约请，袁相忱就会考虑。政府邀请的，袁相忱不考虑。当时，他们三个被邀请的家庭教会的领袖，虽然没有经过商量，但最后却都没去。很多外国人劝袁相忱说：“你如果去的话，将来对你个人和教会的工作都会有好处的。”

　　袁相忱说：“我如果去的话，对我个人当然有好处，但我不是为个人而活，我只需传耶稣的十字架就行了。葛培理总希望家庭教会和SZ教会和睦同处，但其实是不可能的。外国人以为我们这些家庭教会的不与SZ合作是因为心灵中的伤痛还没有被神的爱医治，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能与他们合作，是因为双方的道路不同：我们是基督作头，他们是政府的领导作头。我们做任何事，不是要凭自己的能力和意思，而是通过祷告，凭圣灵感动而做。我们不求人的认同，只求做在神的心意上。”

令狐药师

七、神学思想


　　袁相忱自十八岁蒙恩后，一生中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属世的工作团体，而是一直在服事神。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传福音时特别有耐心，干别的就没什么耐心。神召他就是专为传福音的，他一提福音就忘我，好多次生病不吃饭都继续讲道，但神却是一直保守他的身体。他的一生中，有着灵恩派的背景，却始终执行着福音派的神学路径。他念过神学，却没有神学文凭；他没有写过什么属灵著作，但却牧养无数的羊群。他的事奉中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参加任何组织，二是始终坚持家庭教会的服事方向。

　　袁相忱说自己是非宗派主义者，他从不参加某个教会、团体、某个组织，更不拿工资，象雇工一样。他与外国教会只是合作，而不是隶属。袁相忱没有神学文凭，但却有神清楚的呼召。所以他认为一个传道人应该是受神直接差派、靠信心生活的，不要固定收入。信徒应在各工作岗位以个人名义参加各种公义活动，而不是以教会名义。如水灾捐献，要比平常人多，比普通人积极。同样，在爱国的行动上，不要以大会堂、教会的名义，而应以公民的身份和名义。

　　袁相忱认为，现在SZ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解放初期，还有一些自传、自养的宣传的必要，但解放五十年来，教会都是自传、自养的，所以SZ已经完成了其任务。SZ是一种运动，运动都要有结束的时候，哪一种运动能持续五十年呢？SZ之所以还要存在，是因为政府要利用SZ控制教会，利用某些牧师，来做政治的工具。实在讲，SZ对教会没有什么贡献，因为教会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SZ没有这种供给，人们慢慢对它失望，退出SZ，所以SZ前途黯淡，既使是靠着政治的力量来做，表面看很好，但其实是变质的，没有属灵的实质。按圣经上讲，就是草木禾秸：人看一大堆，很热闹，但没有用，全是社会化的地上组织。老底嘉的教会，末世的教会就是这样。表面上什么都有了，其实是贫穷、可怜、赤身的，把耶稣推在门外。

　　虽然改造了二十多年，可袁相忱政教分开的观点仍然没改变。宗教事务局虽然口头说他们只领导信徒来爱国，对教会内部事务不管，他们再三地说三自不是教会的太上皇，可事实上宗教处什么都管。宗教政策还没落实，与真正的自由相差还远。基督徒应以公民的身份爱国，尽该尽的本份，按时纳粮、缴税，奉公守法；但如果政府的法律与信仰抵触，那就只有顺从神，而不顺从人。袁相忱多次表态说：“其实我们没有超政治，但我们有一个原则，传道人应专一以传道祈祷为事。”

　　袁相忱认为使徒信经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很重要。他曾多次根据使徒信经，在讲道中对新派的信仰提出批判。新派的人不相信使徒信经，但袁相忱却坚信，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也是判别异端的标准。

　　袁相忱的某些神学观点，开始是受远东宣教会的影响的。他开始认为，人得救后有失去的可能，即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老师在课堂上这样教，他也就这样相信。但后来，随着自己神学思想的成熟，通过经历，他又觉得这些观点不对，应该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三八年传道后就总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改变了。他认为一个人得救后，有了神的生命，他若犯罪，心里就不平安，若还再犯，神就击打他，使他回到神的面前，就不会再失落。这是神学的一个争论问题，但真正的得救与否是从神而看的，不是人自我想像的。

　　在神学院读书时，远东圣书学院很注重四个教义：重生、成圣、神愈、再临。袁相忱认为重生是自己能知道的，而且生活中有改变的见证。根据圣经的应许，成圣是第二步，靠着圣灵的力量，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分别为主、分别为圣。那就是通过圣灵的充满，接受圣灵的洗礼，是第二步的恩典。成圣并不是不犯错，而是有能力胜过罪恶；还可能有失败，但有能力胜过肉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不能犯罪，而是能不犯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重生后你的地位已经成圣了，但生活还没有；重生是因信称义，但成圣是因信而成义。

　　在对罪和义的认识问题上，袁相忱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也有本罪。原罪是遗传，是单数，本罪是自己所犯的，是复数。

　　对三位一体的认识，是信仰的基石。如果不承认三位一体，就是异端。袁相忱也相信三元论，他的神学思想中，明显地能看出五十年代中国神学思想的影子。

　　袁相忱在讲道时，也经常对年轻人讲起如何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认为可以通过三方面来辨别：一是圣灵的感动。做什么事都要分辨是否是圣灵的感动；有时是人自己的感动，有时或者是出于魔鬼的。二是凡是圣灵的感动都是合乎圣经的，不合圣经的都不是神的旨意。三是要看环境是否许可，若环境不许可，表明时间还没有到，不能去做；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时间，还需要等候。三个条件都合适了，才是神的旨意。

　　袁相忱在讲道中，也经常提及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意义，一是十字架所表达的救恩：我们有了十字架才能得救；二是有了救恩后，我们要过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人很容易逃避十字架，逃避苦难，但一定要一生背十字架跟随主。十字架表示羞辱，表示受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有了十字架，才能换公义的冠冕。所以他鼓励信徒应该乐意背十字架。因为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荣耀。有人问袁相忱：“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苦不苦？”

　　袁相忱说：“没什么，这与耶稣的十字架，简直不能比！”

　　他靠着主的恩典，知道这窄路算不得什么，情愿为主殉难、为主而死。有这样的想法后，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也就不觉得苦了，没什么感觉了。如果没这个“豁出去”的想法，就会怨天尤人，会觉得苦死了。有很多人去自杀、上吊，但袁相忱却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认为这是主的安排，与主比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

　　关于教会的发展路线，无论在解放初期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袁相忱认为：他始终主张自传、自养，他也始终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宗派。虽然工作范围小一点，但却是本色化的，是自己一步一步搭建起来的；开始是一边挣钱糊口，一边做神的工作。对教会的发展前景，他也是很乐观的，他相信基督教是在患难中、迫害中成长的；越逼迫，信徒越增多。一九零零年，中国杀了不少传教士，也杀了不少基督徒，特别是山西，受难的人很多。叫外国人为“大毛子”，叫基督徒为“二毛子”，但经过大逼迫后，基督徒反而更多了。解放后也同样。据香港调查，大陆的基督徒占人口的百分之九。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又无法彻底查清楚，因为中国有SZ会和家庭教会两个组织的基督徒，家庭教会的人数是不公开的，也是无法统计的，并且远远多过SZ会。有人问袁相忱：“现在国内的宗教政策是松了还是紧了？”

　　袁相忱说：“GC党有一定的宗教政策，无所谓松紧。我们不管他松也罢、紧也罢，主的工作没有停止。那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好像使徒时代一样，神迹奇事随着证明听信之道。复兴的火不但在世界各国燃烧起来，而且在大陆也一样。”

　　袁相忱始终抓住主的应许。他多次劝勉同工说：“很多人愿意相信，只要你敢传，就有人相信，就怕你不敢传。现在人的心里都空得很，容易接受福音，并且主耶稣很快就会回来了，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传福音。把得救的数目添满了，主才能回来。”但在工作时袁相忱一直强调，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灵。他说：“我们缺少的是圣灵的恩赐。若用恩赐服事主，那效果就大了。所以一方面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恩赐；另外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把基督活出来，工作就更有力量。”

　　袁相忱也认为，教会与教会的联合，应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的。圣经从来没有组织上的联合这一说，那都是错误的；把组织联合起来是人的做法。启示录二、三章说了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约翰写信时没有写亚细亚的总监督，而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教会与教会间在灵性上有联系，在物质上有联系，但在行政上一定要独立。安徽发生大水灾的时候，教会的这种形式就很清楚。北京各教会捐钱、捐物、捐粮，做了很多帮助，这是应该的。在属灵的需要上，可以请外地的人来本地讲道或交通，但再无其它大的联合的必要。圣经上没有总会、分会，母会、子会，都是平等的。神的计划是整个宇宙性的，中国的教会也在他的计划中。

　　袁相忱对家庭教会的看法是：他认为家庭聚会力量大得很，他的口号是：“家庭聚会遍地开花”，这样才能把福音推得更广、发展更大--家家是哨兵。家庭教会将来会大大发展，遍地开花。没什么统一组织，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应这样。他反复强调，没有组织是对的，教会不是地上的组织，不是人民团体。四、五十年代时，袁相忱与王明道先生等教会也不是凡事都商量，因为都是独立的。大家彼此都没怎么通情况，也没有天天“开黑会”。王明道先生有时把著作拿给袁相忱看一看，有时来讲道，大家都是独立中又有配搭的。

　　袁相忱相信神迹奇事在现在还是可能的。他自己就经历过，也为别人赶过鬼，更尝过神愈的甜头。袁相忱信主后，就从不吃药，相信神能医治他的身体。感谢神，他在监狱中也没有病过，好像出埃及，衣服没破，鞋也没坏，很奇妙。他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曾因泪囊炎住院手术，当时眼睛老是流泪、发炎、眼红，这也是他信主后几十年来第一次上医院。一进人民医院，他就说：“这是什么地方？乱七八糟的，我不来这里了。”

　　梁惠珍劝他说：“你看病怎么能不住医院呢？”

　　袁相忱对一切程序都不知道，每天只说要赶快回家。手术后又感冒发烧，又从眼科转入内科，大夫看他年纪很大了，就让他好好全面检查一下，护士天天给袁相忱抽血化验，袁相忱就不高兴；护士给他打针，他不让，说：“别给我打针了，我很快就能自己好的。”

　　后来他就在病房里大声祷告，祷告完了，出了一身汗，就知道神医治他了，立刻就要出院。家人劝他多住两天，他就说：“神已治好了我，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说什么也不肯呆下去，后来就出来了。出院后算账的时候，医院多收了许多钱，同屋的人证明说没打氧气，但护士说打了，就让交钱。袁相忱对梁惠珍说：“你看，我说不住院，你非要让我住，这下好，花钱受罪，又没治好。学个功课吧！”

　　出院时医生让家属签字，上面写：“医生不同意出院，但病人自己自愿出院，若出院有什么意外，医院概不负责任。”

　　大女儿安湖就替父亲签了字，临走医生又开了几百元的药给袁相忱，袁相忱说：“不要买，我已经好了。”

　　家人就听他的话没买，后来回家一看，果然是好了。

　　住院时袁相忱才第一次有时间问起孩子们：“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找上了现在的工作？”

　　袁相忱也是从一九九八年才开始吃药的，以前无论有什么病，都坚决不吃药。一九九八年后，他的身体很差，家人劝他吃药，他不肯；后来同工劝，才肯吃。但每次吃药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的病其实不用吃药就能好的，我几十年都不用吃药，神也保守，现在你们把我当成皇太子了。吃药是表示顺服肢体，不是治病的。”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教会都受到灵恩运动的冲击，袁相忱反对极端灵恩的某些片面的说法，但却不排斥圣灵的工作。他说：“我们需要圣灵。我十九岁就受了圣灵，要凭信心求。”袁相忱相信重生与圣灵充满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受圣灵充满的感觉表现都不一样：有人笑，有人哭，有人觉得发烧，好像过电一样，有人拍手，有的跳起来，有的打滚；就他个人的体验来说，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充满一个小人，一定有特殊的表现，有动作，有少数人没有什么感觉。圣灵充满就好像重生一样，不要追求感觉，要凭信心接受。

　　袁相忱也曾在聚会中讲过关于方言的知识。他说，圣经中方言有三个，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别国的话，别人能听懂的，用不着翻译。二是林前十二章，那是恩赐。三是十四章，圣灵里的祷告，用灵歌唱。在聚会的时候，按圣经的教训，没有翻译，免得耽误时间，就不要说方言；若有翻译，还能对别人有些造就。普通聚会时，最好不要讲，应当自己在家里讲，其实那是圣灵里的祷告。

　　对于极端灵恩派的许多过激言论，袁相忱常常予以批评。他说李常受也曾批评过灵恩派的过激行为，认为是挑动魂的工作，是肉体的活动，表面很热闹，里面没成长。基督徒应当在真理和知识上多追求，不应过份注重追求外面的事情。袁相忱认为虽然李常受本人有许多别的错误，如对三位一体的怀疑，认为耶稣是被造的等，甚至走到异端，但是他对极端灵恩派的批评，袁相忱是很同意的。有许多人说袁相忱是灵恩派的，袁相忱知道后说：“我没有派别，我也没说方言，我也没有认为不说方言不得救。我们要在真理上平均发展，要平衡。我说过要追求圣灵充满，但不是指灵恩的过激行为，而是按圣经的要求，不走极端。”因为曾有挪威灵恩派的人来看望过袁相忱，所以人们以为他也是灵恩派。袁相忱说：“我这里的门是敞开的，只要你相信使徒信经，就可以来，但来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我的观点。”

　　袁相忱觉得灵恩派也有长处、有能力，灵恩运动在教会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后来走偏了，偏在方言和医病上。他告诫信徒：“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怕灵恩的极端，却不去追求圣灵充满。应当被圣灵充满，应当有恩赐。我们应当高举生命的成熟，内心的洁净，工作的能力。”

　　袁相忱也非常注重肢体之间的彼此扶持和造就，他的聚会中，有很多时间是专门用来给信徒讲见证的。聚会完后，信徒们就在那里继续分享交通，袁相忱总是说：“信耶稣的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多谈话，多交通，多彼此了解。聚完会、听完讲道就走了，彼此连个招呼都不打，能算是一家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