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风流人物: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超级间谍(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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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给人印象是位忠厚长者，党内尊称“董老”，实际上他却是现代谍报大师，用间之术除周恩来、叶剑英外，中共党内无出其右者。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使用的几名超级间谍，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起了何种作用：

　　熊向晖，安徽人，1919年生，1936年在燕京大学时加入中共，抗战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1938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董必武要熊按周恩来“布闲棋冷子”的方针，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关键时发挥作用。1943年，由于熊事先向周恩来密报，使胡宗南第34集团军闪击延安的计划落空。1947年胡宗南率国军23万人进攻延安，彭德怀领共军2万3千人在青化之砭、羊马河、范蟠龙镇、沙家店等处连战连捷，及毛泽东敢于留在陕北与胡周旋，亦全仗熊在胡身边。

　　同年，中共地下报务员李政宣夫妇在北平被捕叛变，其留存电报底稿导致熊身份暴露，然而此时熊已被胡派送美国留学。1949年后熊回大陆，1954年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70年代任共军总参情报部副部长时参与接待基辛格访华，后历任中共驻墨西哥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等职。1991年熊发表回忆录《地下12年与周恩来》。熊在中共情报界辈份极高，与中共驻印大使申健、中调部副部长陈中经一起被称为“后三杰”，“前三杰”即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董必武

　　

　　熊向晖

　　郭汝瑰，又名郭汝桂，四川铜梁人，1907年生，黄埔5期毕业，1929年入中共，1930年为躲抓捕，由其堂兄、川军郭汝栋部安排去日本留学，与中共失去联系。1931年12月入陆大10期，1937年5月任54军参谋长，8月任该师42旅代旅长参加淞沪抗战，1938年后任54军参谋长、20集团参谋长、73军暂5师师长，1944年驻英国副武官，1945年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1945年5月郭汝瑰在重庆经任廉儒介绍见董必武，提出恢复党籍，董与郭深入交谈，让郭用实际行动经受党组织的考验并将郭转交中共吴克克坚情报系统。1946年2月郭任张治中随员参加与中共的军事谈判。1946年6月以后历任国防部5厅副厅长、厅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徐卅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2厅（计划）厅长、3厅（作战）厅长，参与辽西、徐蚌、平津会战决策，系蒋介石的军事“智囊”。从1946年到1949年，郭与中共方面密晤100余次，提供了大量有关国军的战略战术情报，国军竟未察觉。对郭起疑的是杜聿明，杜妻曹秀清早年曾入中共，杜与郭接触中似有曾相识之感，某次杜去郭家，见客厅沙发有补丁，暗忖，自己在国军中已是廉将，竟还有比自己清苦的，更加深了原有的看法。杜提醒蒋介石注意郭，蒋不以为然，让杜拿出根据，杜有口难言。徐蚌会战中，凡蒋按郭建议下达的作战命令，杜执行时均打折扣。1949年1月，郭任72军中将军长，驻军四川沪州，后任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叙沪警备司令，1949年12月11日按刘伯承指示率万余人在宜宾起义投共。1951年在共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1980年4月再入中共。1981年2月杜聿明在北京临终时郭去医院探望，杜问郭“小鬼(郭汝瑰被称作郭小鬼)，当年你是否为共产党做事？”郭答：“光亭兄，我们只是见解不同，守红必守淮呀！”郭否认自己是贰臣，称一生从未改变过信仰。

　　韩练成（1908－1984），又名韩圭璋，宁夏固原人，1925年入西北军，在国军第二集团当过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并秘密加入中共，后历任国军72师参谋长、独11旅旅长、170师副师长、16集团军副军长兼参谋长、46军副军长、军长。

　　韩是桂系主要将领，白崇禧的亲信。1946年韩秘密将南京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接到上海白崇禧公馆，称与客人商谈要事，白夫人不知就里，在外为其望风。董告韩国共和谈肯定破裂，要韩掌握好部队，视机会配合解放军行动。1947年2月，国军向山东共军发起重点进攻，共军华东野战军9个纵队进行莱芜战役，将北线国军包围，韩奉陈毅指示命46军自围中溃出，自乱阵脚，致共军大获全胜，歼国军5万6千人，生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中将。此后，韩练成又返南京，谎称越狱，白崇禧不疑，将韩调任海南防卫司令，因此冯白驹领导的中共琼崖纵队得以保全。未几，白崇禧外甥、国军师长海竟强当真越狱逃回，指韩通共，而韩此时已去兰州。保秘密局电告张治中抓韩，张却给韩机票，让其飞往香港。1949年后韩任共军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等职，1955年授中将衔。

　　

　　韩练成

　　高清，又名高维生，石昌汉，湖北黄安人，1917年生，1929年参加鄂豫皖红军，1930年入中共，历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宣传队队长，西路军骑兵二团代理团长，1939年在新礁上化被选调共产国际，去苏联莫斯科达拉索夫斯卡亚军校学习，1941年潜回重庆，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负责人，任务是搜集日军、伪满、汪伪及国民党情报，制裁汉奸和叛徒，小组共13人，均是在苏联受过谍报训练的原红军西路军营连级干部，分别潜伏在重庆、西安、兰州、北京、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台北、昆明、汉城、及国军赴印度远征军中，此外，苏联驻重庆使馆武官处还为高配备了10多名助手。共产国际的纪律规定，该小组不得与中共发生横的联系。1941年高清重病，不得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就医，董必武利用同乡和中共元老的身份让高清将搞到的情报背著苏联人同时报送中共一份，而在高的助手中，也有两人是由董输送的。

　　一为张炜，即蔡叔厚，字绍敦，浙江人，曾留学日本，上海绍敦电机公司创始人，人称“蔡老板”，中共特科重要成员，去苏联受训回国后同张一萍（即张文秋，女儿刘思齐、邵华分别嫁给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一起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负责人、大名鼎鼎的佐尔格工作，蔡任报务员。佐尔格去日本（1944年11月7日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其继任华尔敦由于下属陆海防叛变而被捕，蔡即失掉联系。抗战时在重庆，蔡向董必武谈了自己的情况，要求工作，蔡转告苏联武官处。高清到渝后手中同时掌握5部电台，人手不够，蔡又为高当报务员，后蔡转赴新疆，受苏联情报单位新疆边务处领导，曾娶被盛世才、季源薄杀害的毛泽民的遗孀朱丹华为妻，朱又改嫁方志敏堂弟方志纯。不久蔡返沪中共潘汉年情报系统，与蒋介石前妻陈洁如养女陈瑶光的丈夫、中共地下党员、“驸马爷”陆久之一起策反汤恩伯，因蒋纬国赴沪督战，功败垂成。1949年后蔡任上海机电局长，1967年被文革小组专案审查第三办公室按“苏特”逮捕，1971年死于秦城狱中（1981年平反）。

　　高清的另一助手是湖北人赵英。

　　该系北洋军阀肖耀南的姨太太，人称“湘楚一绝”，肖死后赵由北京回武汉。抗战时闲集此地的不少国共要人向其求爱，计有郭沫若、邓初民、董必武、张道藩。日军占武汉后赵随政府撤退重庆。董必武又以同乡的关系说赵投身情报工作，赵不忍再拒。董将赵介绍给阎宝航，阎令赵接受高清领导，赵隧倾囊相助，给高提供住处和经费，出入国民党达观贵人之间，为高搜集情报并掩藏电台。自古佳人多薄命，寡妇门前多是非。张道藩求爱遭拒，怀恨在心，适逢汤恩伯自前方返渝，各界举办欢迎会，张借刀杀人，怂恿汤下帖请赵，赵看不起对日作战中丧城失地的汤恩伯，拒绝赴会，汤恼羞成怒，派士兵著便衣入赵家将其打成重伤住院，张再嘱汤灭口，汤又派人将赵抬出医院仍进嘉陵江。赵至死不知自己为共产国际效劳，只知为延安工作，国民党也不知其真实身份。赵英对董必武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受人之托，终人之事，可谓红颜一死酬知己。

　　高清小组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同时，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曾提前获悉驻沪日军多摩部队（专门从事化学毒气战的秘密部队）企图下毒暗害山西新军决死队负责人薄一波的情报，及时通报重庆八办。也曾在重庆智除中共特科河谟叛徒、汉奸张阿四。在银川杀中共叛徒、军统银川站站长刘洛，在天水杀中共叛徒、军统天水站站长王西扬在西安杀中共叛徒佟建云。佟系中共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女友，被中统西北专员孟真（后为旧金山图书馆负责人）劝降，拟诱捕张浩，为此，高清小组成员黄祺（潜伏于重庆并打入林森卫队，为救高清与国军枪战身亡。其妻1960年饿死于四川农村）、孟燕辉（潜伏于西安，后为大陆山西省公安厅长，文革坐狱去世）、盛星传（又名胜觉，绰号“麻雀”，潜伏于兰州，1957年打成右派，1960年饿死于甘肃省民乐劳改场）3人在赵英掩护下将佟击毙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前。1941年7月，中共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江西电台台长林生被捕叛变，国民党中统江西省专员冯琦（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叛徒徐锡根）指挥该合骗过南委书记方方，捕中共江南委书记谢玉才（假自首后脱逃向南委报警，但回延安仍被整肃）、南委组织部长郭乾辉（郭潜），郭随即叛变。高清得报后紧急向重庆八办报警。不想竟被周恩来、童小鹏所误。中统展开大逮捕，抓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不屈就义）和廖承志及粤、桂、闽、浙、赣5省中共党员7千人。中共此次损失不下于皖南事变，中统首领杏邝曾弹冠相庆，周恩来则小肠疝气，大病一场。此系周恩来一生为数不多的失误之一。

　　日降后高清去上海，1947年曾奉周恩来命于燕山别墅杀张国涛，因张提前离去，只杀了张的4名军统保镖。

　　高又同苏联驻宁使馆副领事、苏大使罗申的女婿、格别乌少校贾不候（1919-1986）一起追杀此时已当上了中统上海区组长的郭乾辉（后为台湾国民党调查局副局长），却错杀其弟郭乾耀。1949年高以上海《大公报》记者身份去台北，同行二记者是吕德润（后为大陆国务院参事）、严庆澍（笔名唐人，由在香港的乔冠华领导）。高在台搜集国民党情报并用电台密报海参崴苏军情报部，1952年台破获李朋等苏谍案，而高又在日月潭巧遇张国焘并被认出，遂自行撤回大陆。周恩来让高再度返台，高不从，周即密令制造车祸除高，然执行者不忍下手，飞报徐向前。徐向前、董必武、李先念出面劝阻，外加苏联国家安全部写的证明，救下高清一命。

　　此后，高陆续在东北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工作，1965年底被周恩来、康生以“苏特”罪逮捕，关押10年，妻子跳楼自杀，1977年落实政策，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中调部长罗青长却不让高回部，让其在关押地河南平顶山就地安置。罗系周恩来、邓颖超的红人，文革出当过杨尚昆专案组组长，文革后又秉承汪东兴旨意，对平反冤假错案不甚积极，顾遭胡耀邦的厌恶，导致中调部于1983年被撤销。

　　前面提到的熊向晖、郭汝瑰、韩练成是利用自身在国军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利用了胡宗南、蒋介石、白崇禧的信任，近水楼台。这种先天优势成了他们后半生用不完的存折，保他们能出将入相，人大政协，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只有高清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早年三过雪山草地，血战河西走廊，后投身隐蔽战线，端的是从事刀头上舔血的勾当，晚年蒙恩赐，成了河南老干部局管理的副局级离休干部，平日粗茶淡饭，看书下棋。其间，曾与当年的对手，被特赦住在南京的原中统干事张文（张国栋）交流，双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93年河南作家于天命的记实小说《红色间谍－－代号巴山》一问世即被抢购一空，人们被高清奇特的经历所吸引，所感动，此书被誉为“当代《红岩》”，它的出版也打破了平顶山的宁静。先是台湾方面要以6万港币购买在莫斯科受训的高清等24人名单，然后台湾再雇人盗去该书原稿，幸被大陆公安追回。随后高清一家又不知去向。一说高清于1995年去世，一说高被台湾绑架，还有说高被软禁，更有说高被暗害的。有人说高去了祈连山，他要和牺牲的战友相伴余生，另有人在湖北红安见过他，他已在故乡安度晚年。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则说，在原克格勃的高级公寓里，有位带湖北口音的中国老头正在写回忆录……

　　综上所述，无论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羽扇纶巾之辈抑或鸡鸣狗盗之徒，皆为董必武所用，可见董深得用间指衫。孙子曰：“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只有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人才能成功地驾驭和指导谍报斗争。因此，历史上国共之争，主要不是输在军事上，而是输在政治上，应是不争之论。俗语说得好：上有九头鸟，下有湖北佬。指湖北人做事超出常人，当年只有毛的亲密战友、湖北黄岗人林彪敢杀他。董必武的家乡湖北黄安（现红安）亦有人杰地灵，文革前共军有62名将军是黄安人，就连董必武的儿子董良驹现亦是共军总参谋部的少将。董必武不是将军，但他是将将之人。董必武未带过兵，但他指挥的熊、郭、韩、高等人，个个当得10万兵。

　　中共历史上的三位红色女特工(组图)

　　

　　张露萍：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

　　在我党杰出的特工中，年仅18岁就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的张露萍是一位情报巾帼英雄。

　　(一)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钉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二)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

　　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三)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

　　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杀害。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南京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曾活跃着一支秘密力量，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一)

　　1946年3月，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在淮安召见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陈修良，宣布这位39岁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曾任向警予、张太雷的秘书，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书记。

　　南京，曾被蒋介石称为是国民政府用刺刀大炮围箍而成的“铁桶一般的城市”。当年南京市共有96万人口，而国民党、政、军、宪的机关工作人员却占了11万，光南京警察厅的警察系统的警察在册就有9700多人。

　　自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来，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到8次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在1930年7月的第六次大破坏中绝大部分都被捕被杀，200多人的地下党只剩下了47人。1932年在王明路线危害下造成的第七次大破坏，更使得300多人被捕、100多人被杀，致使1934年2月之后，南京已经没有了党的组织。1937年11月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整个城市连一个党员也没能剩下。

　　南京是名副其实的虎。这个虎已经吞噬了8个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年轻的生命，陈修良会不会是第9个呢？

　　1946年初，原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发展有地下党员约140人；苏南区党委系统有党员40多名；淮南区党委系统有30多名。摆在陈修良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发挥这220名党员的作用。

　　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召开重组后的南京市委第一次会议。

　　那时候的南京市委仅5个人：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委员朱启鸾、方休、王明远。地下党党员张杰的父亲是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他在磨盘街45号有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于是这个静谧的后院便成了重新组建的南京市委第一次委员会议召开的理想场所。 会议开得简短紧凑。陈修良在传达华中分局对南京市委的指示之后，便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确立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对南京市委组织机构与工作方法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建议。

　　两军对垒中，情报的灵通、准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意义早已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所瞩目。作为1933年即参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队伍的陈修良，对此当然有着深刻的理解。1946年5月南京市委建立伊始，她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广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换而言之，市委书记亲自领导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

　　要在国民党配备有8000名职业特务的南京截取敌人的机密情报，其艰险程度不言自明。

　　陈修良靠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临危不惧，胆大心细地深入敌人内部搞情报。

　　有一天下午，她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万一出个破绽不是闹着玩的。

　　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见面伊始，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这事该怎么办？”?

　　陈修良当即郑重地说：“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自然允诺，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方休同志，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你看行吗？”“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

　　她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这个允诺需要多大的勇气。

　　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

　　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中央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二)

　　1947年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这一战略目标上。

　　南京市委负责策反的主帅是陈修良，其中具体组织指挥策反的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大将沙文威。

　　1948年9月，上海局发布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南京市委立即建立了一个由沙文威负责的策反系统，并通知南京各情报人员，凡是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起义线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统。策反系统由市委联系，直接对上海局负责。一个个策反对象被筛选出来，而首先纳入市委书记视野的，正是被人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俞渤。

　　首先注意俞渤，并成为俞渤好朋友的是沙文威领导下的特工林诚。

　　林诚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中尉航空医官。作为航空医官，为驻守南京的空军军官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与飞行员谈话聊家常，自然成为他的职责范围。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他发现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很可能成为策反对象。

　　俞渤是广西人，少年时代是在桂林度过的，当时的桂林汇集了许多“左”倾的文化人，俞渤所在的中学就有好几个，在这些进步文化人的影响下，俞渤对于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桂林失守后，俞渤考入中山大学，只读了一年便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时他闻知国民党招收空军飞行员的消息，便毅然远去重庆考上国民党空军。1945年春又奉命前往美国训练，归国后便担任了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当时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陆军哗变者已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不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士气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几经接触，当林诚试探着把谈话引入实质时，俞渤毫不犹豫地表示答应，并且告诉林诚，他这个机组共5个人，其它人平常都与他友好，完全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林诚的喜悦可想而知。可是，当俞渤提出驾机起义前入党的要求时，林诚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权力。

　　问题提给了陈修良、沙文威。陈修良有点儿犹豫，不管怎么说，考验的时间到底短了一点儿；沙文威却认为，俞渤准备起义，这是用行动表明他能经受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

　　陈修良接受了沙文威的建议。不久，刚入党的俞渤又发展飞行员郝桂桥、轰炸员周作舟参加了共产党。同大队的飞行员陈九英、领航员张祖礼平日就与俞渤关系密切，紧要关头自然表态：跟着大哥一块干！俞渤等人驾机起义后，接着国民党驻宁部队先后又有4架最先进的B24轰炸机飞往河北解放区。

　　策反空军起义成功后，陈修良、沙文威相信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的时机也已经成熟。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把策反目标锁定为国民党军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等领导也介入策反工作。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精良的军舰，拥有各种先进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在士兵中颇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于1946年进入国民党舰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重庆号回国后，南京的党组织就派人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策动起义。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离开上海，在吴淞口外停泊。当获悉敌人要该舰逆江而上，到江阴与海军第二舰队配合，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后，舰上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决定拒航，把起义地点改在吴淞口。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士兵解放委员会”拘禁了包括邓兆祥在内的所有在舰军官。邓兆祥原有起义思想基础，但不知下层士兵已在酝酿哗变，当他得知这是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地下党领导下进行时，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使军舰顺利驶向解放区。

　　(三)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岩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天下午，一向主张进行“京沪杭大决战”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做出了弃守南京的决定；不过他同时又命令撤离前务必炸掉港口、火车站、机场和重要仓库。4月22日，敌工兵营长带领爆破小组炸毁了下关火车站部分设施之后，又去破坏老江口火车轮渡栈桥。这个栈桥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栈桥工人竭力阻止，但手中没有武器，情况危急。这时，在老江口水上警察局岗楼上守望的地下党员潘逸舟一面喊话示警，一面用机枪扫射，阻止敌人破坏。分工负责保护栈桥的中共党支部委员林大宗立即带领起义警察奔向栈桥援助，敌人狼狈逃窜。从3月国民党宣布“封江”之后，长江上的大小船只便统统被赶进了内河，解放军在江北根本找不到任何船只。百万大军，被滔滔江水阻隔，关键时刻南京市委显露身手。4月23日夜晚，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工人驾驶着“京电号”、“凌平号”过江到达浦口；24日中午，被策反的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也开到浦口；紧接着，南京市委又组织民船和停泊在下关沿江一带的公、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只一齐出动(老江口的火车轮渡，一次能装载一个团的部队、战车)。

　　24日凌晨到中午，经过轮渡往返不停地运输，停留在浦口一带的解放军三十五军全军人马顺利过江。经过激烈战斗，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这天下午，设立在励志社的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军部门前，一辆吉普车嘎然而止。为首的一位中年妇女告诉哨兵，她需要去见三十五军何克希政委。

　　哨兵犹疑满腹，他不知道这位穿着旗袍的老百姓凭什么资格要见军首长。可是，当他把中年妇女通报的姓名转报值班室后，何克希却立即跑了出来：“陈修良同志，我正在到处找你！我正在到处找你！好啊，我们胜利会师了！”

　　会谈结束后，将军又立即派两个警卫员护送陈修良到寓所搬取行李。当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委书记!

　　4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陈同生任统战部长、陈士渠任卫戍总司令。不过陈修良没在这个岗位上干多久，1950年她被调往上海，从此就离开了南京。

　　朱 枫：牺牲在台湾的女情报员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戒备森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上，一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7弹，倒在血泊中。她就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这一年，她年仅45岁。朱枫的牺牲在岛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说起她的牺牲，还要从“炮击金门事件”说起。

　　(一)

　　1949年5月23日，上海战役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要求其迅速提早入闽，争取在两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为解放台湾扫清外围。

　　此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很快将所属的第一兵团在上海战役还没有结束时就移师福建。上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所属第九兵团开往浙江，部分开往福建。

　　7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解放台湾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于1950年解放台湾，最迟不超过1951年。此时，毛泽东把解放台湾的计划大大提前了。毛泽东提前解放台湾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发动革命内战的军队几乎丧失殆尽，解决逃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已不需要花费多大的气力，解放台湾已是指日可待；另一方面是考虑尽快解放台湾，防止美国直接出兵干涉。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建立渡海作战部队的设想，他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飞机组成一支攻击部队……”1949年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刘少奇在与斯大林会谈中，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帮助建立空军的问题，并说明了准备进攻台湾的计划，要求苏联提供200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共的请求，不过对于中共要求苏联在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的要求，斯大林表示难以赞同，他说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此后，中苏通过谈判，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就适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有了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承诺，中共开始把解放台湾作为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3个军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成立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总指挥部；在空军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抓紧从苏联购进作战飞机，突击训练飞行员，训练出两个歼击机团和一个轰炸机团的全部地勤人员。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福建沿海地区仅剩下金门、东山和马祖等几个岛屿有待解放。当时解放军等十兵团按原计划命令第二十八军迅速攻克金门，以完成漳厦金战役。

　　(二)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乘胜追击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

　　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致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在海域作战非同于陆地大兵团行动，应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

　　1949年10—11月间，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内线是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为取得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受中共中央指示，时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舒同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联系。

　　朱谌之，1938年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名朱枫，后调到情报战线做地下工作。

　　11月27日午后，朱枫乘坐的海轮在台湾基隆港靠岸。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为由作掩护的。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蔡孝干)，另一人是吴石(吴墨非)。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郑”在台北“双十路”茶食楼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接应我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朱枫在台北重庆南路又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吴石是身居国民党高位的我党秘密情报员，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在书房里，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的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的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的一位大副手中。

　　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由舒同亲自递送北京，交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经一位女共产党员秘密赴台从一位国民党高层的“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一代伟人还诗兴大发，随即在红线格信纸上写下：“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藏忠魂，曙光迎春早。”

　　朱枫送回第一批情报之后，又与“老郑”、吴石多次见面。他们又陆续交给她一些重要军事情报，朱枫均将情报安全送回大陆。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紧急约见朱枫，对她说，前几天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等处的分部已经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老郑”被捕。现在，他已供出中共大陆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朱枫，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

　　风云突变，朱枫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离开。由于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她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不料，在抓人扑空后，“老郑”又供出了吴石，并从其住宅搜出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摸清了朱枫的去向。由于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暗中控制，两个星期后，朱枫在舟山被“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处逮捕，随后被送回台北。后来，国民党保密局在叛徒的带领下，抓获了共产党台湾工委领导下的400多名共产党员。在台湾当局多次劝降无效后，吴石、朱枫等人以“共谍罪名”被执行死刑。

　　(三)

　　鉴于情报工作的困难局面，1950年6月初，华东军区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兵种分别进行训练，1951年四五月间进行三军两栖作战联合演习，然后准备登陆作战解放台湾。

　　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中共中央于北京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当前的最迫切任务是“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在会上也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各项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当即决定，解放台湾的战役仍由粟裕具体负责实施。

　　面对情报工作的激烈角逐，震怒之余的蒋介石在台湾当局的战时最高指挥中心召开国防部、参谋本部高级军事会议。他命令：“从中共情报活动看，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不是计划，而是正在实施中的事情，从现在起所有的重要军事设施，都要尽可能做好隐蔽……”蒋介石还自信地讲道：“不久前发生的古宁头一战，登陆金门的共军全军覆没，打破了他们先取金马，后攻台湾的念头。现在他们转而力谋情报进攻，因此在全岛彻查共产党是当务之急！”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分析了海峡两岸战时态势后说：“目前阶段的中共，可能是它立国以来最孤立和最危险的时期。美国的‘三矢计划’针对俄共的‘一石二鸟’对我们十分有利。中共的东北是日本、南韩，自朝鲜半岛可进入东北，西南是美国扶助之南越，解决北越之后，可入侵广西、云南。目前中共最害怕的还是国军在福建、浙江一带的两栖登陆……”

　　正当国共两党欲兵戎相见，海峡两岸剑拔弩张之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这使新中国面临着的军事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华东军区要密切注视台湾海峡的动态。原定入闽配合进攻金门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和炮兵第三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浙江前线人民解放军海陆配合，协同作战，攻克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嵊泗列岛和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前线，我军派出一个营前往金门附近进行武装侦察，为解放金门做准备。但是，随着朝鲜战局的严重恶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于10月1日给毛泽东发来急电，要求中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作战。10月2日，“联合国”军过“三八线”，并很快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这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解放军军事战略主要方向由台湾海峡转向朝鲜战场。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被迫停顿。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曾几次重提解决台湾问题，并表示：“海峡两岸，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他们不要派特务来，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工去破坏他们。”但是由于美国插手，一代伟人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原载：《文史春秋》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