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maomi 作品：上帝的错觉--道德的起源（原著：道金斯）

蝴蝶的语言

地球上存在着一个怪异的现象。我们每个人在其上停留片刻，却不知道为什么来，虽然有时看起来，似乎含有神的旨意。然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确定这一点：我们来到地球的目的是为了那些人，他们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都令我们挂念。

爱因斯坦

很多虔诚的人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宗教，一个人怎么会变好，或有道德。（*小猫咪说，西方人真没想象力，中国的先贤们就没有一神教的骚扰）这章讨论这个问题。假如他们的疑虑不安进一步的加强，就会立即仇视那些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人。值得一提的事，隐藏在宗教外衣下， 替道德担忧，实际上与道德本身毫无关系。大量的反对进化论的事例与进化论本身无关，与科学无关，而是出于对道德堕落的恐惧。“如果教导孩子人类是从猴子进化来的，孩子们就会表现的像猴子。”或者更复杂一些的， 像 “智能设计”如“楔子”般渗透进公众的策略， 无情地，赤裸裸地暴露在 Barbara Forrest and Paul Gross 的 Creationism's Trojan Horse: The Wedge of Intelligent
Design.
我收到大量读者 的来信。一些热情洋溢，一些提出建设性建议，而有一部分则是打击谩骂。很遗憾的是，大多数打击谩骂的来信，都是维护他们的宗教。那些被视为基督教的敌人都有过这种非基督样式的侮辱。这里有一份贴在网上， 注明是给一部真诚，令人触动的，宣传无神论的电影《神不在那里》的作者和导演 Brian Flemming 的信。内容如下：

“你肯定特勇敢。我恨不得用刀割开你这个傻瓜的肚子，得意地尖叫着，看着你的肚肠流淌。你在试图挑起圣战，那一天， 我和那些和我一样的人， 非常乐意采取以上所说的行动。”

作者似乎想起来还没有显示出他的基督样式，接着，他很仁慈的说：

“神 教导我们不报复，但我为所有想杀你的人祷告。”

他的仁慈到此为止。

“我将非常欣慰如果得知神的惩罚带给你的痛楚远远超过我所能承受德1000倍。最值得称道的是你将为你的罪收到永远的惩罚。你却如此无知。神的愤怒是无情的，为你找想，希望你在被刀劈以前，这个真理能显示给你。圣诞快乐！！！

附：你们这些人不知道，身体里不知道停驻着什么。。。感谢神，我不是你。”

对神学概念的不同， 竟然招致这样的怨毒。这令我很迷惑。这有一封来自《今日自由思想》的编者的邮箱内，发表在FFRF（Freedom from Religion Foundation）上。这个组织和平地抗议那些危害政教分离的措施。


“你好，吃奶酪的垃圾袋。我们基督徒的方法比你们这些失败者多夺了。政教分离是不可能的。你们的天堂就要失去了。。。”

这些吃奶酪的是谁？美国朋友建议到可能与以自由主义而臭名昭著的Wisconsin州有关，这个州是FFRF的发源地和奶制品工业的中心。但是肯定有更多的。也许是那些吃奶酪，向猴子缴械的法国人？奶酪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接着：


“撒旦敬拜垃圾。。。去死吧，到地狱去。。。我希望你们得上诸如直肠癌一样痛苦的病，慢慢地在痛苦中死去，这样，你们就可以预见你们的神：撒旦。。。（很多错字）如果不喜欢这个国家，离开它，直接去地狱。。。

附 XX, 共产妓女。。。黑鬼离开美国。。。没有理由。创造世界比任何证据说明神和耶稣基督是无所不能的。”

为什么不是阿拉无所不能？ 或者其他神灵？

“我们不能安静地走开。如果未来需要暴力，让它来吧。我的莱夫枪已经上了膛。”

为什么， 我禁不住怀疑，神应该受到这样惨烈的维护吗？也许有人认为神 有足够的能力照顾好它自己。想一想，承受这些恶毒的辱骂和威胁的编辑是一个温柔漂亮的 MM。

也许因为我不住在美国，寄给我的充满仇恨的信件不会来自一个团体，当然，它们不会体现基督教的鼻祖倡导的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操。2005年五月，一个英国医生怒气冲天的来信，给我的折磨远远胜过厌恶。揭示了宗教提倡的道德是仇视无神论的源泉。首先，他严厉地抨击了进化论，（滑稽的是，他还问我， 黑鬼是否还处于进化阶段），然后， 对达尔文进行人身攻击， 错误地把Huxley当作反进化论来引用，鼓励我读一本我已经读过的书，证明世界仅有8000年（他正是一个医生吗？），他总结到：

“你写的书，你在牛津的威望，生命中珍爱的任何东西，获得的任何成就， 都是一场虚无。。。Camu’s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可逃避：为什么我们不去自杀呢？实际上，你的观点已经影响到你的学生和其他的人。。。我们都是盲目地进化而来，来自空无，回归到空无。即使宗教不一定是真的，如果它能使人们心绪宁静，最好还是相信这些崇高的神话，例如拨拉图的神话。（小猫咪说，西方的宗教有助于使人发疯，现在只好求助东方哲学，瑜伽，冥想，气功，太极） 但是你的世界观点导致焦虑，吸毒，暴力，种族灭绝，享乐，Frankenstein science, 和人间地狱，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怀疑你和人和睦吗？离婚了？寡居了？同性恋？ 像你一样的人不会幸福，或者他们没有努力证明这里没有幸福，任何事都毫无意义。”

蝴蝶的语言

1# 蝴蝶的语言

                                                               我们的道德感是否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

好些书， 包括 Robert Hinde 的 《为什么善就是善》（Why Good is Good）, Michael Shermer的《善与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 Robert Buckman 的 《没有神，我们能否行善？》（Can We Be Good Without God? ）, 还有 Marc Hauser 的《道德思维》（Moral Minds）, 探讨了善与恶来源于人类过去的进化史。这一节，我着重于我自己的一些观点。


表面上看，基于自然选择的达尔文观点不适合解释善行，或道德感，体面，认同感，和怜悯。自然选择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诸如饥饿，恐惧，和性欲等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存和基因的延续。但是，当我们看到孤儿在哭泣，老妇挣扎在绝望的孤独中，或一只受伤的动物在悲嗥时，那油然爆发的痛楚该如何解释呢？是什么给了我们这么强烈的冲动，将钱或衣物匿名送给世界另一端，从未谋面，更不可能有回报的海啸受害者手中呢？我们当中好的萨马里亚人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善行和“自私的基因”理论不相符吗？错了。这是因为一个广为流传地对这个理论的误解*----一个另人沮丧的误解。事后才知，可以预防它的发生。我们很有必要强调基因这个词，自私的基因有别于自私的有机体，或自私的物种。容我补述。


我很羞愧地在守卫者（“动物本能”，2006年五月27日）杂志上读到臭名昭著的安龙公司的总裁 Jeff Skilling 非常喜欢这本书，激发了他的灵感，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性格。守卫者的编辑Richard Conniff 对这个误解给了很好的注释：http://money.guardian.co.uk/workweekly/story/0,,1783900,00.html.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发行的《自私的基因》13周年纪念版，我写了新的前言去纠正这个误解。


由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推导出，在生命的不同层次结构中，生存下来并通过了自然选择的个体趋向于自私。这些生存下来的个体以在同一层次中的竞争者为代价的。准确地说， 这一点是“自私”的上下文。问题是， 在什么层面上？自私的基因， 特别强调的是后一个词，是参与自然选择的单位（自私的单位），自私的基因不是自私的有机体， 更不是自私的种群，自私的物种，或自私的生态系统，而是自私的基因。基因，传递着信息，生存了许多代或反之。有别于基因，种群或物种因为它们不能完整地复制自己，不能在自我复制的机制里互相竞争，他们不适合作为自然选择的单位。在这种意义下，基因被挑选出来，作为“自私”的单位。当然，在达尔文学说中，自私的含义是自我复制和竞争。


基因确保它们相对于其它基因“自私” 的生存，最明显的方法是将自私植入有机体中。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有机体的生存有助于它所携带的基因的生存。但是不同的情况产生不同的策略。在一定条件下，基因通过有机体的利他行为来确保自己“自私”的生存，这些情况并不少见，目前广为人知。一般地，分为两大类。第一种：基因使有机体的个体帮助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从而在统计意义上增加自身复制的机会。这个基因在基因库中频繁出现，导致了帮助亲戚的行为成为普遍。一个很明显的，当然不是唯一的例子，就是慈爱地对待自己的孩子。蜜蜂，胡蜂，蚂蚁，白蚁，进化成社会组织，从而年长的孩子能够照顾幼小的孩子，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相同的基因。一些脊椎动物例如裸体鼹鼠，南非猫鼬，橡树啄木鸟，在比较松散的程度上，也有类似的组织。我最近的同事W. D. Hamilton 指出，一般来说，动物趋向于关心，保护它们的近亲，与其分享资源，帮其发出危险信号， 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因为这些近亲在统计意义上，最大可能的分享了同样的基因。


另一个主要的利己行为是互惠（你替我搔背，我也替你搔背），很好地吻合了达尔文原理。这种理论首次由Robert Trivers 引入到进化生物学中，在数学领域中称为博弈论。它并不基于拥有相同的基因。实际上，种群之间的差异越大，互惠越显著，经常被称为共栖。这个原则同样是人类贸易的基础。猎人需要茅，铁匠需要肉。这种不对称导致交易成功。蜜蜂需要花蜜，花朵需要传粉。花朵不会飞，但它们支付花蜜给蜜蜂，雇用它们的翅膀。花蜜导航鸟能够发现蜂巢，却闯不进去。蜜獾能闯进蜂巢，却没有找寻蜂巢的翅膀。于是，花蜜导航鸟用一种诱惑性的舞蹈带领獾（有时是人）。这种舞蹈没有别的其他用途。双方都从这场交易获利。大石头下有一坛金子，但发现的人搬不动石头。于是，他不得不找人帮忙, 与他们分这坛金子。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他什么都得不到。生物圈中充满了无数这样互利的关系：野牛和牛椋鸟，红管花和蜂鸟，鲶鱼和獺鱼，奶牛和它们腹中的微生物。互利能顺利地进行，因为存在不对称的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物种差异越大，这种机制工作地越好：因为供求的不对称也越大。



人类社会中，个人债务和钱币的出现允许延迟交易。交易双方不必立即兑现。他们可以欠债，或把债转嫁给别人。据我所知，除人以外，其他动物没有类似钱币的东西。但是个体特征的记忆起着同样的作用，只不过非正式一些。吸血蝙蝠能够了解到本群落中那些蝙蝠可靠，能够还债，即反刍血来回报，那些狡诈赖债。自然选择偏爱特定的基因，它们的载体根据不对称的供求，在富裕时施舍，困乏时索求。自然选择也有利于那些恪守义务，吝啬，和强制履行互惠义务，惩罚那些只索取不回报的。



既然总有欺骗，博弈论解决互惠这个难题的稳定方案中必然包括惩戒机制。数学理论上有两大类稳定解。一种是“总是作恶”，这个解之所以稳定，因为如果别人都这么做，一个好人不会比其他人做的更好。还有一种稳定的策略，即“开始怀着疑问行善，然后奖励好的行为，惩戒恶的行为。”（“稳定”， 指的是当某一情况的发生超过一定的数目时，没有其他的方法比目前的更好。）博弈论给这种策略（或同一类的策略）起了很多名字， 包括 Tit-for-Tat, 惩戒者和互惠者。在特定条件下，进化的稳定性指的是，如果人口中互惠者占多数，没有一个恶棍，或一个圣人能做得更好。当然， 对某些条件，能更好地应用较复杂的Tit-for-Tat模型的变形。



我已经指出亲缘和互惠是达尔文世界中支撑互利现象的两座基石。在这两块基石上还有其他的建筑。拥有语言的人类社会，充斥着流言蜚语，名声便显得至关重要了。一个人可能有慷慨仁慈的名声，另一个人却有着不可靠，欺诈，反复无常的名声，而第三个人的名声可能是对可信赖的人非常仁慈，对欺诈者毫不手软。一个关于互利的较粗糙的理论期望动物们的行为是对不同特点的伙伴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应。人类社会中，闲言碎语展示着语言在传播着一个人的声誉方面的强大威力。从某人在某一酒吧中的惨痛教训，你可以不必重蹈覆辙。葡萄藤下，你听说某甲是一个吝啬鬼，或者，为了更有讽刺意味，你听说某乙最爱嚼舌。名誉非常重要。生物学家认识到达尔文主义的生存价值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好的互惠者，而且要有这样的名声。Matt Ridley 的《美德的起源》，清晰地阐述了达尔文领域的道德，特别是好的名誉*。



*名誉不局限于人类。最近，人们发现它也适用于一类典型的动物互利，这就是小的清理鱼和它的大鱼客户之间的共生关系。在一个独具匠心的实验中，潜在的客户观察一条濑鱼，Labroides dimidiatus，非常勤勉，而它的竞争者，Labroides，则玩忽职守。这位潜在客户基本上选择前者。参考R. Bshary 和 A. S. Grutter,  清理鱼互利体系中的评分与合作（'Image scoring and cooperation in a cleaner fish mutualism'）, 自然 441, 2006 6 月 22 日, 975-8.


挪威的经济学家Thorstein Veblen 和以色列生物学家Amotz Zahavi，用特殊的方法给出极好的数据。无私奉献可能是一种权威和能力的夸耀。人类学家知道Potlatch 效应，来源于太平洋西北部部落以暴殄天物的盛宴决定酋长的地位。极端情况下，彼此间竞争性的娱乐直到有一方成为赤贫为止，胜者也所剩无几。Veblen
有关“炫耀性消费”的概念，启迪了今天社会现象的观察者。Zahavi的贡献，提供了Potlatch观点在生物进化方面的实例。很多年没有得到生物学家们的重视，直到被理论家Alan Grafen独具匠心的数学模型所证实。Zahavi 研究一种群居的阿拉伯棕色小鸟，它们互相合作孵蛋。像许多其他小鸟，它们发出警报，捐献出食物。标准的达尔文理论的观察家起初会认为这些行为是基于亲缘和互惠基础上的。小鸟喂了同伴，它期待回报吗？或者这个同伴有着非常近的血缘关系吗？Zahavi的解释大大地出乎意料。具有统治地位的小鸟给下属喂食来巩固它的权势。如果用Zahavi喜爱的人类语言来描述，这只占统治地位的小鸟在说：“看看我比你高贵多了，我可以给你提供食物。” 或者说：“看看我是如此的高贵，不怕老鹰的袭击，站在高高的枝头，你们在地上觅食时替你们站岗放哨。” 根据Zahavi和同事们的观察，发现小鸟们主动竞争危险的岗哨。当地位低的小鸟给地位高的小鸟喂食时，这么明显的慷慨行为竟会导致暴力拒绝。Zahavi 观点的精要是能力的夸耀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一个真才实料的小鸟才能做到。炫耀式的慷慨，有公德心的冒险，诸如此类的宣扬自己的优越感和能力，虽然代价沉重，却可以导致各种成功，例如得到异性的青睐。

现在我们有了四个很好的与达尔文理论相吻合的理由来解释利他主义，仁慈和道德。首先，一种特殊的例子是血缘关系。其次，是互惠：回报恩惠，和施恩于可能的回报者。第三，一个有着仁慈和慷慨的名声可以带来很多实惠。第四点，如果Zahavi是对的话，炫耀式的慷慨是宣扬自己货真价实的能力，从而得到更多的好处。


人类的史前阶段，生活的环境相当有利于形成以上的四种善行。我们生活在村落里，或更早时候像狒狒一样，结群游荡，部分地与其他村落或群体隔绝。部落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亲戚，血缘关系胜过任何一个其他的部落—大量的机会形成基于血缘的利他主义。而且，不管是不是亲戚，你一生中要多次碰到同一个人。这是发展互惠利他主义的理想条件。同样也是建立名声和夸耀能力的理想条件。上述四种中的一种或所有方式都会导致早期人类趋向于延续利他的基因。很容易理解始祖们善待自己圈内的人，但对部落以外的人则施以颜色，甚至仇外。但是为什么，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生活在大城市， 不再与亲戚们朝夕相处，我们遇见的人可能没有机会再次相遇，为什么我们依旧彼此善待，甚至是那些有时被认为非我族内的人们？

值得指出的是，不要弄错了自然选择的适用范围。它并不有助于形成你能够有条理地意识到怎样做对你的基因有利。这种意识直到二十世纪才显明出来，即使今天也只有少数的科学家能够全面地了解。自然选择偏爱的是那些首要的规则，它们在实践中大大地增强了制定这些规则的基因的传递几率。有时，这个首要规则也会发生意外而失效。在鸟类的大脑中，有这样一个规则“照顾鸟巢中咯咯叫的小东西，将食物放入他们红色的大嘴中”，非常有较地传递了建立这种规则的基因，因为，在一个成年鸟类的巢穴中，咯咯叫的，张大嘴巴的，一般都是这个鸟的后代。然而，就像杜鹃故意将自己的雏鸟放入其它鸟类的巢中，这个规则就失效了。那些好的萨马里亚有没有可能是自然冲动，发生意外而失效，正如芦苇鸟含辛茹苦地抚养小杜鹃时，它的育儿本能让它“失效”？另一个更加贴切的例子是有人迫切的要领养一个孩子。我得赶紧补充，“失效”仅仅是在达尔文理论的意义下的说法，没有任何不恭的含义。

蝴蝶的语言

2# 蝴蝶的语言

值得指出的是，不要弄错了自然选择的适用范围。它并不有助于形成你能够有条理地意识到怎样做对你的基因有利。这种意识直到二十世纪才显明出来，即使今天也只有少数的科学家能够全面地了解。自然选择偏爱的是那些首要的规则，它们在实践中大大地增强了制定这些规则的基因的传递几率。有时，这个首要规则也会发生意外而失效。在鸟类的大脑中，有这样一个规则“照顾鸟巢中咯咯叫的小东西，将食物放入他们红色的大嘴中”，非常有较地传递了建立这种规则的基因，因为，在一个成年鸟类的巢穴中，咯咯叫的，张大嘴巴的，一般都是这个鸟的后代。然而，就像杜鹃故意将自己的雏鸟放入其它鸟类的巢中，这个规则就失效了。那些好的萨马里亚有没有可能是自然冲动，发生意外而失效，正如芦苇鸟含辛茹苦地抚养小杜鹃时，它的育儿本能让它“失效”？另一个更加贴切的例子是有人迫切的要领养一个孩子。我得赶紧补充，“失效”仅仅是在达尔文理论的意义下的说法，没有任何不恭的含义。


我支持这种称为“失效”或 “发生意外”的观点, 它的原理如下。远古时代，我们像狒狒一样生活在稳定的小群体中，自然选择赋予了我们利他的本能冲动，如同性冲动，饥饿冲动，排外冲动等。智慧的夫妇能意识到性冲动追溯到早期人类的繁衍要求。虽然知道妇女吃避孕药期间是不会怀孕的，性欲却不会因为知道这点而有丝毫的减少。个体意识上，性欲就是性欲，这种冲动完全独立于那最终迫使它形成的生存压力。这种强烈的紧迫感同样独立于最终产生它的基础。

我建议这同样适用于仁慈--利他主义，慷慨，认同和怜悯。古代，人们有机会施恩于近亲和潜在的回报者。现在，限制取消了，而最主要的规则还一样。为什么不可能？正如性冲动。我们看见一个不幸的人在哭泣，他即不是亲戚，也没有能力回报，我们油然而生恻隐之心。同样，看到异性，虽然他们有生育缺陷，或目前无法生育，我们依旧情不自禁产生爱慕之心。两种情况下，进化法则都失效了，一个值得祝福的，宝贵的进化史上的错误。


这一刻，让我们先放下以下的观点：进化论贬低了人类诸如同情和慷慨这样的高贵情怀，还有爱慕之心。爱慕之心，经过人类的语言的修饰，呈现在伟大的诗歌和戏剧中：John Donne的情诗，还有《罗米欧和朱丽叶》。当然，同样地，基于亲属和回报者的怜悯，因为法则失效，施恩的对象改变了。债主的仁慈和收养别人的孩子，脱离人类的发展史，看上去和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毫无关系：

The quality of mercy is not strained.
It droppeth as the gentle rain from heaven
Upon the place beneath.


            恻隐之心不能勉強，
            
            如同甘霖天降。
        

大部分隐藏在野心和挣扎下的原始动力是强烈的性欲。性欲在原来的意义上大部分地失效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同样是在远古的部落生活中，因为原始欲望失效产生的后果，为什么不可以适用于慷慨和怜悯。远古时代，建立这两种欲望的最好的办法，根据自然选择，把最主要的规则编码在大脑内。今天，这些规则仍影响着我们，即使它们原始的功能已经和现在的环境不匹配了。


这些首要规则不是以加尔文主义的救赎预定论，而是通过文化习俗，法律，传统，当然，还包括宗教，经过文明的洗礼，依旧影响着我们。 正如原始大脑内强烈的性冲动，经过文明的升华，成为《罗米欧和朱丽叶》这样的爱情剧，原始大脑内的你们和我们之间复仇的规则演变成开普赖特（朱丽叶家族）和 Montague（罗米欧家族）不断的战争。令我们欣喜的是，原始大脑内的关于利他主义和同情的规则以失效的方式，在莎士比亚的终场中，以饱经磨难的和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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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蝴蝶的语言

                                                                               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为何行善？
这样提出后，这个问题显然相当不光彩。当一个信仰宗教者用这种方式追问我时（他们中很多人是这样做的），我立刻想以如下挑战进行辩护：‘你真的是想告诉我，你行善的唯一原因是想得到上帝的承认和奖赏，或者逃避他的谴责和惩罚？这不是道德，而只是巴结，奉迎拍马，小心翼翼地警惕着天上的监视摄像机或者一个你脑袋中的一个小小窃听器，在监视着你一举一动甚至你的每个内心思想。’如同爱因斯坦所说，‘如果人们仅仅因为惧怕惩罚或者期望奖励而行善，那么我们真是可怜虫。’Michael Shermer，在《善恶的科学》中，将此称为辩论制止者。如果你同意的话，如果没有上帝，你就会‘犯抢劫，强奸以及谋杀’，你显然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而我们经过周密考虑，最好离你远点’。另一方面，如果你承认你即使不在神力监督之下也将会继续做一个好人，那么你就致命地破坏了你的上帝是行善所必需的主张。我怀疑很多的信仰宗教的人士真的认为宗教驱使他们做好人，特别是当他们属于一个系统地利用个人的内疚感的信仰。

我认为，这样想似乎不大需要自尊，如果对于上帝的信仰忽然从世上消失，我们将都变得无情和自私享乐，毫无善意，没有仁慈，没有慷慨，任何配得上上帝之名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普遍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持有这样观点的，大概是因为他将这样的评论放入伊凡.卡拉玛佐夫的口中：

[伊凡]庄严地评述说，绝对没有自然的法则让人类爱上人性，而如果爱真的存在过，至今仍存在着的话，这也不是因为自然法则的力量，而完全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自己的不朽。他又补充说，自然法则就是这样形成的，也就是说，一旦人对于自身不朽的信念被摧毁，不但是他的爱的能力将会衰竭，而且在地球上维持生命的至关重要的力量也会消失。此外，不会再有任何不道德的事，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甚至人同类相食。所有这些都还不够，最后，他宣称对于每个人，比如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自身不朽的你和我，自然法则一定会变成之前基于宗教的法律的完全反面，而利己主义，甚至犯罪，都不仅仅是可以允许的，而且公认是必要的，最理性的，甚至人类社会最高贵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

或许很天真地，我倾向于一个对人类本性不像伊凡.卡拉玛佐夫那么愤世嫉俗的观点。我们真的那么需要约束么----不论是被上帝约束还是互相约束----以期阻止我们的自私和犯罪行为？我极其愿意相信我不需要这样的监管，而亲爱的读者，你也不需要。另一方面，为了削弱我们的自信，听听Steven Pinker在蒙特利尔警察罢工行动中的醒悟吧。他在《空白石板》（The Blank Slate）中写道：

生于拥有可资自豪之和平的加拿大，作为十几岁的少年，在浪漫的1960年代，我曾经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众。我对我父母的观点一笑置之，他们认为如果政府一旦放手不管，一切邪恶将会挣脱控制。我们与之相反的预言遭受了检验，在1969年10月17日早上8点，蒙特利尔警察举行罢工。在早上11点20分，第一个银行遭到抢劫。中午之前，大部分市中心的商店都因为抢劫而关门。又过了几个小时，出租车司机们将一个豪华轿车服务的车库给烧了，因为它与他们争抢机场的顾客，一个屋顶阻击手杀死了一位省警官，聚众闹事者闯入几个旅馆和餐馆，一个医生在他乡下的房子里杀死了一个夜贼。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六家银行遭抢，一百个商店被劫掠，十二处起火，可以装满四十个大车的店面玻璃被砸，造成了三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最后市权力机构不得不诉诸军队--当然是加拿大骑警来恢复秩序。这一决定性的测试将我的政见击得粉碎…

也许，我也是一个盲目乐观者，相信人们在不被上帝观察和监督时仍然为善。另一方面，蒙特利尔的居民大多数大概都信上帝。为什么对于上帝的畏惧没有在尘世警察暂时不在现场时制止他们犯罪呢？蒙特利尔罢工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去测试信仰上帝是否能够让我们行善吗？或者愤世嫉俗的H. L. Mencken是对的，他辛辣地评论道：‘人们说我们需要宗教，其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我们需要警察。’

显然，不是每个蒙特利尔人都是当警察一不在场，就这样行为恶劣的。如果知道是否存在一个统计上的倾向，信仰宗教者掠夺和破坏比不信者要少尽管只是那么一丁点，那将是很有趣的。我始终如一的预言是：没有。很讽刺的是，在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我倾向于猜想（没有证据，尽管从中得出结论将是过分简单了）在监狱中很少无神论者。我并非在宣称无神论提高了道德，尽管人文主义 – 经常跟随无神论的伦理系统 – 也许能提高道德。另一个相当的可能性是无神论与一些其它因素相关，比如更高的教育，智力或者思考，这些都可能阻挡犯罪冲动。这样的研究证据当然不能支持笃信宗教与道德正相关的普遍观点。相关性的证据从来不是结论性的，但是以下的数据是Sam Harris在他的书《致基督教国家的信》（Letter to a Christian Nation）中记述的, 无论如何非常惊人。

尽管美国的政党并非完美的宗教指示器，红州（共和党）之为红，主要是因为保守基督徒的压倒性政治影响，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说基督徒保守与社会健康有一个强相关的话，我们应当会在美国的红州中看到一些迹象。我们没有。在暴力犯罪率最低的25个城市中，62%是位于蓝州（民主党）而38%位于红州（共和党）。在最危险的25个城市当中，76%位于红州，24%位于蓝州。实际上，美国五个最危险城市中的三个位于虔诚的德克萨斯州。入室行窃率最高的12个州是红州。29个最高盗窃率的州当中有24个是红州。22个谋杀率最高的州当中，17个是红州。* §

* 作者注：注意这里的美国颜色传统正好跟英国相反，在英国，蓝色是保守党。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红色传统上是与政治上的左派联系在一起的。
§ 译者注：事实上，更有说服力的是美国监狱和整个社会的信仰调查，基督徒犯罪率〉其他宗教〉无神论者。

系统研究一下，如果有任何倾向支持这种相关性的数据。Dan Dennett，在《打破符咒》（Breaking the Spell）中，讽刺地评论道，不是特意针对Harris的书，而是针对这一类的研究：

毋庸赘言，这些结果给更高的美德存在于宗教当中的主张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致于宗教组织掀起一个相当可观的热潮，试图驳斥它们…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道德行为与宗教的归属、实践或者信仰之间真的有什么重大正相关的话，它马上就会被发现的，因为如此多的宗教组织都渴望着用科学去确认他们传统的信仰。（当科学发现支持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时，他们对于科学发现的力量是印象深刻的。）一个又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发现实证，这不过是强调了这一怀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正相关。

大多数有思想的人会同意，没有监管下的道德，不知何故地，应该比那种警察一走，侦查摄像机一关，就立即消失的假道德要更真，无论这个侦察摄像机是警察局的真货还是天上的虚构品。但是，如果照‘若无上帝，何必行善？’这样讽刺地阐释，也是不公平的。*一个信仰宗教的思考者可能会提供一个更真诚的道德解释，顺着一位假想护教者的陈述：‘如果你不信上帝，你就不相信道德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你怀着世上最好的愿望，想去做一个好人，但是你如何能够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有宗教能够从根本上给予你善恶的标准。没有宗教的话，你就得一边走一遍自己拼凑。那将会是没有规则书的道德：摸索着的道德。如果道德仅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希特勒就可以宣称以他自己优生学的标准判断，他是道德的，而所有无神论者能够以各自不同的个人选择来指引自己。与此相反，基督徒，犹太人或者穆斯林，能够宣称邪恶有着绝对的含义，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真实的，根据这个，希特勒绝对是邪恶的。’

* H. L. Mencken，又是这位有个性的愤世嫉俗者，将良心定义为警告有人正在看着我们的内心声音。

即使我们需要上帝来变得道德是真的，不用说，这将不会使得上帝的存在更为可能，只是更加合意（很多人不能说出二者的差别）。但这不是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我的假象护教者不需要承认巴结上帝是行善的宗教动机。更应该是，他声称，无论行善的动机从何而来，没有上帝，就没有判断什么是善的标准。我们可以各自定义我们自己的善，然后相应而行。仅建立于宗教上的道德准则（作为反对，可以说‘黄金规则’，经常跟宗教混在一起但是可以从别处而来）可以被叫作绝对论。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我们不想浪费时间（比如用是否有人在受苦）去决定每个案例。我的护教师会声称，只有宗教可以提供一个决定何者为善的根据。

一些哲学家，特别是康德，试图从非宗教的源头得到绝对道德。尽管他本人是有宗教信仰的，正如在他那个年代所无法避免的那样，*康德试图将道德基于为责任而责任，而非为上帝而责任。他著名的绝对诫命吩咐我们去‘仅遵照你能够、并且同时应成为宇宙法则的座右铭而行’。这个诫命对于谎言行之有效。想像一个人们以撒谎为原则的世界里，在那里，撒谎被当作一件道德的好事去做。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撒谎本身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撒谎在定义上需要一个预设的真实。如果道德准则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去遵守的东西，那么，撒谎不能成为一个道德准则，因为该准则自己会分崩离析、毫无意义。撒谎作为人生的规则，内在是不稳定的。通常地说，自私，或寄生于他人的慈善，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私个体而行之有效，并且给予我个人的满足。但是，我不能希望每个人都采用自私的寄生作为一个道德准则，因为只要这样，我就没有人可以依靠寄生了。

* 作者注：这是康德观点的标准阐释。然而，著名哲学家A. C. Grayling曾经让人信服地论证（2006年7-8月在New Humanist杂志）说，尽管康德在公开场合赞同他那个时代里作为传统的宗教，但他真正地是一个无神论者。

康德诫命似乎对说真话和其他一些情形行之有效。要看出怎么将其扩展到整个道德问题上并不容易。尽管有康德在，关于道德由宗教驱动的问题上，去同意我的假想护教师实在是一件诱人的事情。在临终病人自己的请求下，为她免除痛苦（译者注：安乐死）是否总是错误的？和与你同性别的人做爱是否总是错误的？杀死胚胎是否总是错误的？§有人相信是的，且他们的判断基础是绝对的。他们根本不容忍任何意见与辩论。不同意的人不管是谁都应该枪毙：当然是比喻而非字面意义的 – 除了有些美国堕胎诊所的医生（参看下一章）的个案。然而，幸运的是，道德并不必要是绝对的。

§ 译者注：如果该胚胎指的是在干细胞研究中所使用的胚胎的话，那么该胚胎应该是试管婴儿体外受精的产物，而非怀孕中止的产物。因为体外受精成功率有限，人们一般会生成多个胚胎，以备万一。既然有多余胚胎，不可能每个都植入子宫。而未被植入子宫的胚胎是怎样处置的呢？要么无限期冷冻保存（天晓得能保存多久，保存100年又有何意义），进行宗教葬礼（对胚胎有意义吗？），捐献给干细胞研究（伦理问题啊），或者作为生物垃圾丢弃（请不要以为这个很人道，biological waste是要放进橘黄色袋子autoclave高温杀死然后丢弃的）。宗教组织反对干细胞研究，却不去反对人工授精，盖因人工授精可以解决不孕问题，虚伪得可以。

伦理哲学家思考对与错的专职人员。就如Robert Hinde简洁地这样概括，他们同意‘道德规则，虽不必由理智构建，但应可以被理智辩护。’他们用很多方法来将自己分类，但是在现代术语中，主要的区分在于‘存在论者’（如康德）和‘结果论’（包括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1748-1832）。存在论是一个很眩的名字，它相信道德与遵守规则相关。字面意义上讲，它是责任的科学，源自希腊语‘约束之物’。存在论跟道德绝对主义不大相同，但是大多数时候在关于宗教的书中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不必详述崇高。绝对论者相信有着对与错的绝对标准，有着重要性并不因其后果而改变的诫命。结果论者更注重实效地认为，一个行为的道德性应由其后果判断。功利主义是结果论的一个版本，和边沁、他的朋友James Mill（1773-1836）和Mill之子John Stuart Mill（1806-73）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功利主义经常被概括成边沁的很不幸的不准确的标语：‘最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是道德与立法的基础。’

不是所有的绝对论都源自宗教。然而，要想为不基于宗教的绝对论道德辩护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能够想到的唯一有竞争力的就是爱国主义，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正如杰出西班牙电影导演Luis Bunuel所说，‘上帝与国家是无与伦比的组合，他们在压迫与流血上面是破纪录的。’招募军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爱国责任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女人认为不穿军服的年轻男人是懦夫。

哦，我们不愿意失去你，但是我们认为你应当去，
因为你的国王和国家都需要你。

人们轻视本着良心的异议者，甚至是敌对国家的异议者，因为爱国主义就是绝对的美德。很难能找到比职业军士人的‘我的国家，不论对错’这样的信条更绝对的了，因为标语让你去杀死任何在未来可能通敌的政治家。功利主义的推理可以影响到去参战的决定，但是只要战争已经打响，绝对主义的爱国者就会接管权力，这在宗教以外是找不到其他例子的。一个允许自己被功利主义道德说服，不去跳过战壕开始战斗的有思想的战士，很可能被军事法庭审判甚至处决。

这个关于道德哲学的讨论的出发点是一个假设的宗教主张，没有上帝，道德就会是相对的和任意的。康德与其他雄辩的道德哲学家不同，爱国热情应该给予应有的承认，而绝对道德的首选来源经常是一本某种神圣的书，它被认为有着遥远的权威，连历史也无力为之辩护。确实，圣经权威的追随者们表现出让人忧伤的对他们的圣书历史来源（一般是非常可疑的）的毫无好奇心。下一章将会证明，在任何情况下，声称他们的道德从经文中而来地人们并不真正照经书而行。他们自己如经过思考就应同意，这是件好事

蝴蝶的语言

4# 蝴蝶的语言

                                                                             道德根源的个案研究

如果我们的道德感，就如同我们的性欲一样，真的根植于我们进化的过去，而居于宗教之前，我们就应该期望人类思想的研究会揭示一些普遍的道德，穿越地域与文化的樊篱，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宗教的樊篱。哈佛大学生物学家Marc Hauser，在他的书《道德思维：自然如何设计我们的通用是非观》（Moral Minds: How Nature Designed our Universal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中曾经卓有成效地将原本由伦理哲学家提出的思想付诸实验。Hauser的研究将服务于介绍伦理哲学家思想方式这一另外的目的。在一个假想的道德困境下，我们给出回答的困难程度将显示我们的是非观。Hauser比哲学家们走得更远的地方在于他通过互联网问卷做了统计调查和心理学实验，比如，调查真人的道德感。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有趣的事情是大多数人都在面临道德困境的时候作出了相同的决定，而且他们在决定上的一致比他们说明理由的能力更强。如果我们由一个根植于脑的道德感的话，这个结果就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像是我们的性别、恐高，或者Hauser更愿意这样说，像是我们的语言能力（各个文化有细节上的差异，但是根本的语法结构是通用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人们对于道德测试的反应，以及他们的不能说清楚理由，似乎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无宗教信仰。Hauser的书要传递这样的信息，如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操纵我们的道德判断是一个通用的道德语法，经过百万年来进化的思维能力包括一套建立起可能的道德系统范围的原则。在语言中，建立起道德语法的原则潜行并隐藏在我们意识的雷达之下。’

Hauser的典型道德困境是基于这样一些场景的各种变体，如一个失控的卡车或者轨道电车威胁着很多人的生命。最简单的故事是想像一个人物，如丹尼丝，站在一个地方，正好可以使得电车改道滑向一个旁轨，于是拯救五个陷在主轨道线上的人的生命。不幸的是，有一个人陷在旁轨上。但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而主线上的五个人更多，大多数人都同意，丹尼丝扳动开关，拯救五个人而杀死一个人，如果不是义不容辞，也是道德上可以允许的。我们不考虑有这样的可能性如那旁轨上的一个人可能是贝多芬，或者好朋友。

苦心经营的思维试验提出了一系列越来越有揶揄性的道德难题。如果这个电车可以通过从头顶的桥上扔一个大重物来停下呢？那么就简单了：显然要去扔那个重物。但是如果仅有的重物就是一个坐在桥上欣赏夕阳的胖子呢？几乎每个人都同意，将这个胖子推下桥是不道德的，尽管从某种观点看，这个难题可能似乎跟丹尼丝的难题差不多，都是牺牲一个人去救五个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这两个事例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我们也许说不清楚是什么。将胖子推下桥让人回忆起Hauser所设想的另一个道德难题。五个病人在医院里要死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器官衰竭。如果为他们坏掉的器官找到一个捐赠者，他们就可以得救，然而找不到。然后外科医生注意到在等待室里有一名健康人，他的这五种器官都工作正常，适合移植。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发现有人会说杀死这一个人去拯救五个人是道德行为。

对于桥上的胖子，我们大多数人共有的直觉是这个无辜的旁观者不应该突然被拖入这样一个糟糕的状况当中，并在没有得到他同意的时候用他来拯救他人的性命。伊曼纽尔.康德曾很著名地说明这样的原则：一个理智健全的人，在未取得他同意时，永不应该被用作达成一个目标的手段，即便是一个有利他人的目标。这似乎提供了桥上胖子（或者医院等待室中的人）与丹尼丝的旁轨之间的根本区别。桥上的胖子被用作停止轨道上的电车的手段，这显然违背了康德原则。在旁轨上的人并不是被利用来拯救另五个人的性命的。被利用的只是旁轨，那个人只是很倒霉地在旁轨上而已。但是，当你这样决定时，为什么会使得大家满意？对于康德，这是一个道德绝对准则。对于Hauser，这是被进化植入我们的脑子的东西。

失控电车的假象情况变得越来越有创意，而道德难题也相应地变得复杂。Hauser将道德难题中的人物命名为尼德和奥斯卡。尼德站在轨道上。不像丹尼丝可以将电车改道至旁轨，尼德的开关将其改道至一个侧环线，它在五个人的前面汇入主轨道。仅仅扳开关是没用的：电车在汇入主轨道之后反正要铲上那五个人。然而，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正好在侧环线上有一个非常肥胖的人，他非常胖，足以停住电车。尼德应该扳动开关，改变轨道吗？大多数人的直觉是他不应该。但是尼德的难题跟丹尼丝的有何不同？大概人们直觉地应用了康德的原则。丹尼丝将电车改道以免铲到那五个人，而运用迷人的拉姆斯菲尔德的话，在旁轨上的不幸伤亡是间接的损害。他并未被利用来拯救他人。尼德事实上利用了胖子来停住电车，而大部分人（也许想都不想），跟康德（深思熟虑于其细节）一样，看到了这是一个根本区别。

这个区别被奥斯卡的难题再次提了出来。奥斯卡的情况跟尼德完全一样，除了在侧环线上有一个大铁块，重得足够停住电车。很显然，奥斯卡要决定扳开关使电车改道是毫无问题的，除了在铁块下方正好有一个步行者。如果奥斯卡扳开关，他就肯定被砸死，就像尼德的胖子一样。不同处在于，奥斯卡的步行者并未利用作停住电车的手段：他属于间接损害，跟丹尼丝难题里的一样。跟Hauser一样，跟Hauser的大部分实验对象一样，我感到奥斯卡是可以扳动开关的，但尼德不可以。但是我也发现，要证明我的直觉的正当性非常困难。Hauser要表明的是，这样一个道德直觉经常是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进化传统，我们强烈感觉到它。

在人类学的迷人探险中，Hauser和他的同事们将他们的道德实验改装给Kuna，一个跟西方世界没有什么联络的没有正规宗教的小小美洲部落。研究者将‘轨道上的电车’思维试验改成符合当地特征的等价的东西，比如向独木舟游来的鳄鱼。虽有相应的微小差距，Kuna跟我们具有同样的道德判断。

由于他的书的特定兴趣，Hauser也疑惑有宗教信仰的人们是否在道德直觉上跟无神论者有区别。当然，如果我们从宗教中得到道德的话，他们应该是不同的。但是似乎他们并无不同。Hauser，跟伦理哲学家Peter Singer合作，着眼于三个假想难题，并将无神论者的判断与信仰宗教者的判断相比较。在每个个案中，受试者都被要求选择一个假想行为是道德上‘必须的’，‘可以允许的’或者‘禁止的’。这三个难题如下：

1. 丹尼丝的难题。90%的人都认为让电车改道，牺牲一人以拯救五人是可以允许的。
2. 你看见一个孩子将在池塘中溺死而周围没有其他帮助。你可以救孩子，但是你的裤子就在此间全毁了。97%的人同意你应该拯救孩子（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3%的人显然选择拯救裤子）。
3. 以上所说的器官移植难题。97%的受试者同意抓住那个等待室中的健康人，杀死他取得器官去拯救另外五个人是应该禁止的。

Hauser和Singer的主要结论是，在无神论者和信仰宗教者之间在作判断的方式上并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别。这与我跟很多人所持有的观点是相符的，即我们不需要上帝来行善--或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