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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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从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阶级关系和国家政体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模式问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既体现了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又显示了自身固有的历史特点．如果把它的模式简单勾画出来，那就是：

(一)中国原始社会瓦解以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共同体是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并存。这两种共同体在商周时代都可以见到。从历史发展的顺序来说，家族公社先行于农村公社，血缘组织解体以后才过渡到地缘组织。但由于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起了牢固的维系作用，使得父系血缘组织以家族和宗族的形态长期保存下来。春秋时代，在国人居住的地区，其地方行政系统还有明显的血缘组织的痕迹；在野人居住地区，则是摆脱了血缘关系的地域组织。直到战国时期，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才相继趋于解体，国野之间的界限也随之消失，终于形成了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农村。

(二)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也和许多文明民族一样，是从土地公有经过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发展成为私有的。土地私有化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由共同体成员的份地变为个体农民的私有土地，一是由国家分封和赏赐的田邑变为私人的地产。由于凌驾在所有共同体之上的国君是最高的所有者，所以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在这里集中表现为奴隶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公社成员的份地始终以国家授田的形式出现。所谓井田制，即是和授田有关的土地疆理制度。当公社内部定期重新分配耕地的制度废除之后，农民的份地也就转化为他们事实上的私有土地。奴隶制国家实行的分封制，赋予大小贵族占有的土地以合法的规定，采邑主可以把田邑用来赏赐、赔偿和交换，这就使得本来具有禄田性质的采邑也卷入了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进程。战国时代由于实行军功赏田制度，加上经过其他方式获得土地的机会增多，大土地所有制逐渐形成。
(三)中国古代主要的农业生产者是庶人，即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普通成员。他们是贵族之下、奴隶之上的平民等级，但和奴隶一样属于被统治阶级。庶人虽有基本政治权利，但其劳动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不能随意行动。被周族征服的方国部落，其庶人则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完全处于被奴役状态，甚至被当作物品用来赏赐。庶人由国家授田，有私有经济，但他们要为奴隶制国家和各级贵族耕种“公田”并提供各种力役。奴隶制国家拥有的大量奴隶，主要用于手工业、畜牧业和山林川泽的开发。私家奴隶除用于家庭手工业和杂役外，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奴隶制获得了充分发展，是古代中国奴隶制的重要特点。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庶人经过斗争，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奴隶的地位也得到了改善。战国时代新兴的贵族和地主，或者依靠封建特权强制贫苦农民为自己服役；或者把土地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取农作物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地租；有的则雇佣长工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耕作。这三种新的奴役形式已具有封建制剥削的性质。 ．

(四)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体制保存了若干原始民主的残余，如国君有执政大臣作为辅佐，有卿大夫的朝议制度；遇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非常事件，有时还要征求国人的意见。但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古代希腊罗马那种城邦民主制度，其政体基本上是一种等级制的君主专制制度。周初封邦建国，周天子和被分封的诸侯之间并非城邦盟主和同盟的关系，而是有君臣的名分。无论是王国或诸侯国，其统治都具有浓厚的宗法家长制的色彩．国君对群臣的意见是否采纳，往往取决于国君本人的意志。臣民对于国君必须尽忠，不得违抗国君的命令，则已成为社会公认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准则。战国时代，王权进一步加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等级制的君主专制制度也被个人独裁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代替。

上述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些特点，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仍然留下了它的痕迹和影响。商周的家族公社解体了，但秦汉以后，封建的家族和宗族组织却不断递嬗和再生，封建宗法制一直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巨大精神枷锁。封建土地国有制继承奴隶制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余绪，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一起，成为封建社会三种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社会主要的农业生产者是农民而不是农奴，但农民的身份地位可以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色层：从实际上的农奴状态一直到人身比较自由的自耕农。与此同时，家庭奴隶制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不曾绝迹。至于君主专制制度，更是支配了二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