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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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强有力的运动，所以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的榜样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军事活动是成功的。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组织和领导了我们的群众，用这种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政党，一个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政党。整个中华民族一定会看到国民党－－这个广泛而有组织的政党同中国各个地区军事专政之间的区别。国内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以及中国西部各民族，需要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是支持他们的自决权的。所以，你们不许在这些地区使用武力。这就是我在这些问题上所考虑到的一些想法。[56]   

　　同斯克良斯基一样，契切林在这里同样说得十分委婉，甚至没有直接提到他们对孙中山的西北计划究竟如何看法。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其实只是一句话，这就是：不许在蒙古使用武力。换言之，就是苏联不同意国民党在蒙古进行活动。因此，他们只能拒绝了孙中山关于在西北，特别是在蒙古建立根据地的想法。但一面口口声声表示承认中国对蒙古之主权，一面却将蒙古视同己出，力主蒙古独立，苏联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标榜自然令人生疑。也难怪蒋介石得出结论称：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就中国革命而言，「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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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中山在广州警界宴会上与何某的谈话〉，1918年1月28日，《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卷，第320页。

[2] 〈孙文致黄复生电〉，1918年3月13日，同《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94页。   


[3] 转见李玉贞：《孙中山与第三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50，54页。   

[4] 该局1920年7月成立，直接隶属于俄共（布），其俄文名称是Ц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Бюро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ри РКП（б），译成中文即俄国共产华员局。   



[5]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合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5页。   

[6] 关于李章达前往苏联之事，周谷先生文章中曾有记述称：「俄国革命一起，……孙中山拟派人前往俄国留学，特嘱廖仲凯、朱执信、李章达、李朗如四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国教师每日到廖仲凯家教他们俄文。只有李章达后来去了俄国学习」。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   

[7] 〈索科洛夫－斯拉特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61－62页。   

[8] 斯特拉霍夫前引文。   

[9] 〈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1921年。（该报告既无署名，也无具体时间，但从报告中提到「极左的国民党（现称中华革命党）」的情况来看，报告的最初形成时间应该更早些）。CCA，中共代表团档案，第六批，第六件。   

[10] 斯特拉霍夫前引文。   

[11] 马林，荷兰人，本名斯内夫利特(F. M. Sneevliet)。   

[12]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13] 张秋白是1921年11月持孙中山、居正、张继三人所发的委任状前往苏俄远东的伊尔库茨克去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党代表大会的。此会1922年1月移到莫斯科召开，张秋白曾受到列宁的接见，并与契切林进行了长谈，但无论在各种场合，张均未提及要求苏俄援助问题。从契切林2月7日给孙中山的信也可以看出，俄国人这时甚至不明白孙中山与苏俄打算「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建立联系」。参见李玉贞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1922年2月7日，转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305－306页；并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The   Russian   Center   for   thePreservation and Study o 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档案（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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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5页。   

[15] 〈孙文复蒋中正函〉，1922年8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35页。   

[16] 〈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35－138页。   

[17] 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85页；〈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年11月7，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9页。  

[18]〈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9页。   




[19] 孙中山11月曾有信给蒋介石，劝其勿因福建军事一时之困难而「稍萌退志」，其并举对苏交涉之事为证，称：「兄前有志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可知与马林商谈并不顺利。《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页。   

[20]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转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第56页。   

[21] 越飞、马林：〈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1922年12月，斯特拉霍夫前引文，第101页。   

[22]《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4页；〈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97页。   

[23]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24]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13－215页。   

[25] 同上引注。   



[2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26页。   

[27] 〈越飞给马林转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   

[28] 〈孙中山致越飞电〉，1923年5月12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3－154页。   

[29] 〈孙中山致全权代表越飞电〉，1923年5月23日；《孙中山致马林转越飞电》，1923年6月3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5，165页。   

[30] 〈越飞给马林的电报〉，1923年5月19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63－164，173－174页。   

[31] 〈马林致越飞、达夫谦、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在孙中山致越飞电后面的附言〉，1923年6月30日；〈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8，165，283页。   

[32]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2页。   

[33] 参见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 V. K. Bluehel in  China，1924- 1927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84－285页。   

[34] 同上引注。   

[35] 同上引注。   

[36] 蒋介石：〈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中正筹笔，总号001。   

[37] 此文件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1937年印行时更名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提到的那件蒋介石在莫斯科起草，但未曾公开过的「书凡八千二百余言」的报告。《初稿》说明：9月13日，「公在宾馆拟代表团意见书（书凡八千二百余言，说明中俄国共两党互助关系。甲、绪论，乙、军事计划书，丙、宣传，丁、结论。）」。见毛思诚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33年版，第133－134页。另王聿均先生称，此稿即为蒋起草的代表团访苏报告，在回国路上又再次对此报告进行修改，之后寄送孙中山处，显系有误。因此报告起草于代表团刚到苏俄不久，且内容完全与访苏经历及观察结果无关。见王聿均：〈蒋介石访苏及其观察报告〉，《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秋季号（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Fall 1987, Vol.xxl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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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蒋介石：〈中国革命之新前途〉（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年9月，北京中央档案馆（以下简注CCA）档案，235：7。   

[39] 蒋介石前引文。   




[40] 蒋介石前引文。   

[41]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0月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95页。   

[42]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11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07页。   

[43] 1923年10月23日，德国爆发革命起义，苏联舆论立即对欧洲革命抱以极大期望，幻想德国革命可以引发整个欧洲革命的爆发。   

[44] 〈托洛茨基给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信〉，1923年11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08－309页。   

[45] 蒋介石前引文。   



[46]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14页。   

[47] 关于这一点，笔者同意蒋永敬教授之考证。详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赴俄考察记〉，《近代中国》第136期（2000年4月），第41－42页。   

[48]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82－383页。   

[49] 〈蒋介石致契切林的信〉，1923年10月23日，CCA，中共代表团档，第24批，第4件。此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先生年谱初编》中所称10月26日「致俄外长齐采令函」，但《初编》所录并非原文，因而内容上与原函略有出入。毛思诚前引书，第137－138页。   

[50] 参见卡图诺娃前引书，第23－26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10－312页。   

[51] 同上引注。   

[52] 参见鲍罗金：〈蒋介石访苏前后〉，《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9期，第24－25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40－341页。   

[53] 〈蒋中正致杨庶堪函〉，1923年7月13日。关于蒋介石早期对联俄的积极态度，可参见王聿均：〈蒋介石访苏及其观察报告〉。   

[54] 此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中所说的蒋于12月14日在归船上所写之「游俄报告书稿」。前引毛思诚书，第143页。   

[55] 参见〈蒋中正复廖仲凯论党政诸病要并述在俄考察意见函〉，转见谢信尧：《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年版，第281页；并前引毛思诚书，第166－168页。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蒋感触最深的在于两点：第一，即「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此显然由于苏俄在西北计划问题上出尔反尔所致；第二，即俄人「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进而估计其「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此显然是因为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所致。   

[56] 〈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1923年12月4日。   

[57] 蒋介石：〈与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