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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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第二阵容是名副其实的庞大后备军，约有165,000人，包括维克多元帅的混合军团（约33,000人）以作为第一阵容3支主要部队的后备替补。法国大军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包括60,000人的预备军团，由奥热罗元帅统领的第十一军团包括在格但斯克以及维斯杜拉河的驻军。拿破仑统领的主要军队以及第二阵容包括了302,000名法国人，有190,000人是由瑞士人、德意志人、奥地利人、普鲁士人组成，波兰人及立陶宛人占约90,000名，而另外的32,000名则由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组成。

    俄国方面并不是没有进行兵力部署。在1812年5月同土耳其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平条约后，其军队不断扩大，派遣了上万人的队伍参加北方战役，而俄国同英国之间的同盟协议更是在拿破仑率军渡过涅曼河时就已起草，并将于7月最后签署生效。当然，瑞典也成了俄国的外交及军事伙伴。由于奥斯特里茨战役失败的羞辱，沙皇亚历山大或多或少需要重新组织壮大他的军队，设立了遍布全俄境内的36个新兵招募及训练中心。俄国的骑兵特别是强大的哥萨克骑兵是可以称雄全欧洲的。沙皇现在更加注重炮兵建设，包括44排18磅榴弹炮及12磅火炮。然而，俄国军队的总人数仅有409,000，其中的211，000人为第一阵容，仅有45，000人的后援力量。另外还有153，000人的队伍分散于各要塞，而要塞之间相距甚远。拿破仑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其第一阵容的人数就2倍于俄国。俄军的一个主要的弱点就在于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缺乏训练、指挥官不谙军事，其彼此之间的互相猜疑和缺乏忠诚则加剧了这一劣势。51岁的利沃尼亚将军巴龙·巴克莱·德·托利,曾一直是俄主要兵力第一军的指挥官,直至8月才被67岁的“独眼龙”俄国亲王库图佐夫取代。高傲的汉诺威将军本尼格森曾在艾劳以及弗里兰德与拿破仑交战,尽管目前不得圣彼得堡的宠信,迟早会被其召见,普鲁士将军富尔负责参与了1812年俄国作战计划的制订，沙皇的王牌还包括由最有能耐的基恩·马帝夫·伊万诺维奇·普拉托夫统领的令人生畏的哥萨克骑兵团。其他即将出战的将军还包括了巴格拉吉昂、威特根斯顿、米诺拉多维奇以及奥斯特曼。

　　“我们行动的全部目标是集中400,000人的兵力攻其一点。”拿破仑向达武指示道。对于前进路线，拿破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为尽是些浓密的森林、无数支流交错的河流、无边无际的沼泽洼地，包括从普里皮亚特河流域沼泽到华沙以东绵延200英里长的广阔地区——这里几乎没有道路可言。3大主力兵团的进攻路线包括涅曼河极北处的科夫诺、涅曼河偏南约100英里处的格罗德诺，最后是华沙以东的布列斯克-立托夫斯克。

　　科夫诺通向维尔纳——沙皇在此处屯集了主要兵力，接着通往维切布斯克、 斯摩棱斯克、博罗迪诺，最后至莫斯科。格罗德诺向南经过明斯克然后与维切布斯克大道交汇。从布列斯克-立托夫斯克，拿破仑可以经过普里皮亚特沼泽的南部到达乌克兰的基辅，然后由此继续向南挺进，最后踏上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沙俄的元帅及将军们的估计是这样的。由于到达俄国本地需要经过极其艰辛的长途跋涉，拿破仑会选择最短、最直接的道路，经由科夫诺以及维尔纳前进。因此俄国方面可由尼克利将军率领俄军主力约27,000人埋伏于此。而剩余的军队则可以分散在从北方的罗塞腾特直到南方的格罗德诺绵延250英里的广袤地区。这部分军队包括了几支常规部队，有阿奇杜克·康斯坦丁的帝国卫队和3支骑兵团。华沙的南部和东北驻扎了由巴格拉吉昂将军率领的第二军团，约有48,000人。由于巴格拉吉昂是个不好亲近的人，他也容不下巴克莱，将两人率领的军队分开部署是个不坏的主意。而另一支队伍则是由托马索夫将军率领的第二军团，约43,000人，驻扎在普里皮亚特沼泽以南卢茨克附近。

　　于6月24日渡过涅曼河以后，麦克唐纳率领的第十军团自北加入了拿破仑队伍。南方则是达武的第一军团、乌迪诺的第二军团，而内伊的第三先遣队则同圣西尔的第六军团以及其南面的由欧仁亲王率领的第四军团一道经过了科夫诺。同往常一样，缪拉的骑兵队在前方开路，现在已行至科夫诺以东，并于28日第一个到达维尔纳。

　　如果说拿破仑本来的设想是将巴格拉吉昂的第二军团吸引到维斯杜拉，追上已经向北挺进的热罗姆和欧仁军团，从而使他可以实施三面包围夹击巴克莱率领的俄军主力，结果他的计划落空了，沙皇军队的统帅在法军到达之前就已撤退——俄国3大地理要素中的两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彻底破坏了拿破仑的全盘计划，那就是时间和距离。

　　士兵到指定地点需要花费时间，已经长途跋涉数百英里而疲惫不堪的士兵为了按预定计划到达指定地点仍在拼命赶路。欧仁和热罗姆率领的军队都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到达各自的指定地点。而两地点的间隔到底有多长，关于这一点，即便是最好的地图上也没有标注出来。对异国战场情况不了解，使法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

    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深入俄国腹地简直是愚蠢之至。这简直就是埃及远征的翻版，看起来拿破仑仍未吸取先前战败的教训。发动大规模战役，拿破仑需要很好的道路，更别说充足的食物、饮水、弹药供应了。目前看来，这些必备条件没有一项是拿破仑大军具备了的。相反，拿破仑命令他的两个军团共用一条主干道。他以前曾经到过这儿，应该对此非常了解才对。结果，两个军团都未能按照拿破仑的计划到达各自的指定地，延误不说，有的甚至还迷失了方向。俄国3大地理因素之三就是恶劣的气候，这令目前已混乱不堪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首先，士兵纷纷病倒。身处亚热带气候中，成千上万的士兵负重前进，30万匹战马踏起的数英里的沙尘令士兵和牲口都感窒息；刹那间会有一阵倾盆大雨，有时还持续数天，使原本难走的路变得泥泞不堪、坑坑洼洼更加难走；转眼又是艳阳高照，地面变得崎岖不平。3.2万匹战马及马车压过的车辙清晰可见：道路的崎岖不仅妨碍了军火及食物供给的速度，而且使士兵及马匹的脚部严重受损，令大量马车毁坏报废。从法军渡过涅曼河起，沿途堆积的报废的装备阻断了通道，为了整修车辆，上千名工兵夜以继日地加工赶修，但局势仍在继续恶化中。疲惫不堪的步兵部队由于负重过重、饥饿难忍，加之思乡，在未和敌人交战之前士气就已一落千丈，开始丢弃随身背负的食物甚至弹药。拿破仑还不了解人的极限——这一问题也没能引起他的重视，他始终无视军队后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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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糟糕的是，拿破仑的“女儿们”——他对自己挚爱的大炮的昵称——所带来的麻烦。就连小型的发射6磅炮弹的大炮也重达2,010磅（连炮身和炮筒），而拿破仑最喜欢的、令人畏惧的可发射12磅炮弹的大炮则每门重达3,440磅——前者在泥泞中需要8匹马拉运，后者则需要12匹马拉运。一旦大炮陷入了齐膝的泥泞中，上百人的队伍及更多的马匹不得不帮助将之从泥泞中拉出。单就损失马匹这一项就已经是个灾难了，大约150,000匹从德意志和波兰村庄抢来的马匹最先开路——它们可以工作数天甚至数星期，但却从没有行至远离自己村庄两三英里以外的地方——很快，由于饲料不足、缺乏休息、特别是不习惯不间断地长途跋涉，这150,000匹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报销了。接着，又因气候不适得了腹泻病——这种牲口中的流行病还起因于法军乱用村庄里盖房的茅草、生玉米和粮食喂饥不择食的牲口，它们吃得过胀——成千上万匹马由于消化不良而暴毙于行军途中。拿破仑考虑极不周详的盲目挺进产生了一系列的恶果：由于天气酷热，马尸发出难闻的恶臭，当路过的士兵们看到这一幕幕情景时，不免兔死狐悲，士气变得更加低落。如果这是时逢盛夏法国军队所遭到的梦魇的话，那么严寒的冬季又会给他们带来些什么呢？

　　因此，当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到这里或那里时，绝对不是在一张地图上将某军团从A处调往B处那么简单。就连青年近卫军中那些年轻士兵的士气也十分低落了，全军开小差的达到20％，致使法军兵力锐减，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从理论上讲，食物供给车队应该跟上部队的前进速度，但事实上总是会出现迟误现象，士兵们不得不掠夺、洗劫他们所经过的每个村庄。而饮水的缺乏则更甚，疟疾和伤寒在军中流行。贝尔蒂埃是个在受到挫折后就变得残忍易怒、脾气极为火暴的人。在拿破仑于28日到达维尔纳时，在拿破仑的身边，法军的众多将领，包括贝尔蒂埃，都言辞激烈地反对这场战争，认为渡过涅曼河的举动不属自杀也属疯狂行为。而拿破仑对此充耳不闻，拿出了自己一贯独裁的强硬作风，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于是，军队在疲惫不堪中又开始艰难地向前跋涉了，而直至眼下，同俄军之间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仍未开始。

　　对于拿破仑而言，首次严重的精神打击不是来自俄国人，而是来自他的弟弟——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告诉他，休想再像上次那样像个毫无战斗经验的蠢货一样出丑了。”拿破仑这样告诉贝尔蒂埃。同往常一样，热罗姆仍然没有服从命令，忘了要将他的队伍部署妥当，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按“既定”的作战计划与行军日程办事。事实上，热罗姆一直滞留在格罗德诺直到7月3日，而那时他早就应该在南部袭击巴格拉吉昂的部队并且将他们牢牢黏在那里才对。“告诉他，”拿破仑继续道，“由于他作战无能，已经打乱了我最初的战斗计划，使我错失了战机！”其实，对于热罗姆的无能，拿破仑早就了解。热罗姆十分生气，不过他并没有向拿破仑本人发火，而是同固执的达武元帅大吵特吵——如果达武不能忍受拿破仑的侮辱的话，他也自然更不会忍受骄纵的热罗姆的侮辱。一周后，也就是7月14日，愤怒的热罗姆抛弃了整个威斯特伐利亚军队，驻扎到了西部条件优越的卡塞尔，留下恼怒的达武一个人收拾他丢下的队伍，直至“不可靠”的朱诺将军接管为止。对于俄国人而言，虽然受到达武的威逼，可是谢天谢地，热罗姆的幼稚举动使巴格拉吉昂的军队得以逃脱法军的包围圈。

    当达武继续追击向奥尔沙方向逃窜的巴格拉吉昂的第二军团时，拿破仑已将注意力放在追击巴克莱的第一军团上，结果巴克莱的军团被迫退至防御能力极强、位于德维纳河附近的德里斯和杜纳堡要塞。将缪拉的骑兵团与内伊和乌迪诺步兵团留下以把这些要塞团团包围后，拿破仑将法军的部分主力调至北方以切断巴克莱军同俄国援军以及其后勤的联系，对巴克莱军实行侧翼包围。另外，在南方，圣西尔的第六军团、欧仁的第四军团、第八军团以与达武庞大的第一军团绵延成为一条很长的战线。达武仍打算切断巴格拉吉昂的后路，原先由热罗姆统领的部队从西面追击巴格拉吉昂，7月24日这支部队同达武的部队会合，对巴格拉吉昂的包围再次形成。另一方面，同日，北方的缪拉骑兵团、内伊以及帝国近卫军已将巴克莱追赶至更加偏北的维切布斯克。

　　达武终于于7月23日在莫希莱夫追上了巴格拉吉昂并重创俄军数千人;但是剩余俄军顺利逃出并很快同俄主力部队会合。尽管拿破仑期望在波洛茨克咬住巴克莱军，但直到7月27日法军才得以在维切布斯克将难以捉摸的巴克莱团团围住。当拿破仑于28日进入维切布斯克时，他极度失望地发现他攻下的仅仅是另一座空城而已；巴克莱军已借着夜色的掩护又向东撤退了。“皇帝陛下完全陷入了迷惘的沉思之中，甚至没有向他周围对他行礼的人还礼，这是极为罕见的。”科兰古回忆道。

    他为城内居民的逃离以及巴克莱军最终逃至国境而懊悔不已。也许是这一事实使他终于能睁开眼睛清醒地面对最后的结局——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战争的最初战略计划已经使我们一天天地远离法国。但是，由于对于我们的胜利还抱有一线希望，他抛开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他内心深处不切实际的“速战速决”的想法又占了上风。

    皇帝陛下一再强调，所谓兵强马壮的俄军事实上只有150,000人……他还说他相信我们大家都在蒙骗他，就连俄国的天气也是如此——他坚持认为这儿的冬天和法国的冬天并无二致，只不过冬季的时间较法国稍长一些而已。他时时处处都是这么责难我们。我再一次劝告皇帝陛下但仍然无效，我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我，他最忠心的奴仆，和盘托出了一切真相，但是我仍不能改变他的想法。

    科兰古只有仰天哀叹。可怜的贝尔蒂埃也没有躲过拿破仑恼羞成怒的谩骂。拿破仑“对他提出的坦诚意见报以破口大骂，作为对他长期辛勤工作与一片忠心的回报”。拿破仑责骂贝尔蒂埃的手下无能，“行动从没有预先计划”。拿破仑拒绝信任任何人，甚至对贝尔蒂埃本人也不信任——他下达的任何命令，没有拿破仑本人的印章是行不通的。科兰古这样痛苦地证实道：“皇帝陛下对贝尔蒂埃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点，他经常责骂贝尔蒂埃，说他一无是处，应该离开军队回他自己在格罗斯比翁的庄园去。”不少法军军官确实不得力，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他们大可责怪拿破仑，责怪他带领他们来到这个国度作战，却连最基本的供给都无法保证。“法军的处境十分可悲，全得靠皇帝本人的意志与独裁来控制大局。”当两军在斯摩棱斯克展开第一次正面交锋之前，法军士气已经十分低落了——人人都怨气冲天，公开反对大陆封锁体系、反对这次战役，甚至对自己的同伴也看不顺眼。这一切似乎正预示着不幸的未来。

　　此刻的拿破仑仿佛中了邪，他继续攻击身边的每一个人。当统领热罗姆部队的朱诺将军带着队伍漠然姗姗来迟时，拿破仑立即对他大兴问罪。拿破仑认为俄军得以逃脱罪在朱诺，他应该为此次战役的失利负责。接着又责备朱诺不可靠——为何不阻止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缔结盟约，而使成千上万俄国生力军得以腾出手来和法国人作战？这一切全是他的错。拿破仑也没有放过贝纳多特，他的罪名是帮助俄国人。拿破仑不断地反复批评着每个人，很明显，他的精神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拿破仑自己却从不承认自己有错。当拿破仑最终向沙皇提出和平建议而沙皇对此仍保持缄默时，拿破仑认为：“亚历山大很清楚他的将军们是多么的无能，为此，他将失去他的国家！”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搞的，居然不接受他的和平建议？！拿破仑愤怒地质问道。难道他瞎了吗？科兰古真不知道拿破仑这样下去还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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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成功地从维切布斯克撤离、从而再次避免同法国军队正面交锋一事是使拿破仑发怒的重要原因。下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将在斯摩棱斯克展开，距此约80英里远。施瓦岑贝格的奥地利军团以及雷尼尔的第七团在布列斯克-立托夫斯克附近成功地牵制住了俄军西翼的托马索夫将军的第三军团，迅速地解除了俄军对法军侧翼的威胁，另外，7月18日，乌迪诺率领的第二军团在圣西尔率领的第六军团的配合下，在波罗茨克取得了对维特根斯泰因的暂时性胜利。然而，拿破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乌迪诺在战斗中受伤，暂时无法指挥作战，因而圣西尔因功取得了军队元帅的权杖。

    现在是7月28日，身在维切布斯克的拿破仑不得不因巴克莱的逃脱以及23日巴格拉吉昂从达武手中溜掉而重新规划对俄作战。然而，他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巴克莱和巴格拉吉昂的队伍现在已经和位于东面数英里外的斯摩棱斯克的俄军会合。拿破仑位于德累斯顿的全军军备后方供应地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格但斯克和俄国的道路上是成千上万匹战马的尸体，本已十分不济的军备供应线不得不延伸到莱茵河。最糟糕的是，由于大量逃兵、疾病蔓延、军需给养奇缺和长期劳顿使法军损失了近100,000人，而巴克莱及巴格拉吉昂的兵力已上升至125,000人——拿破仑原有的兵力优势已消失殆尽。

　　在8月6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俄军高级将领们最终决定——现在是停止撤退予以反击的时候了。他们不仅仅有能力反击，而且他们的反击将会非常有力，因为巴克莱在斯摩棱斯克西部沿第聂伯河部署了118,000人和650门大炮。但由于心存嫉妒的巴格拉吉昂拒绝同他的竞争对手巴克莱合作，俄军的计划再一次流产。这使得拿破仑的两个纵队将前沿阵地向前推进了15英里，直逼第聂伯河，拿破仑派遣了另一支队伍保卫斯摩棱斯克至莫斯科之间的公路，打算切断俄军的退路。

　　8月13日至14日夜，法国工兵在第聂伯河上另外架起了4座浮桥，黎明时分，大部分法军已顺利渡过第聂伯河。巴克莱军开始躁动，并于数天后退回了西面的斯摩棱斯克，只留下近9,500人的内瓦诺斯基军把守第聂伯河以及通往斯摩棱克的主要通道。

　　巴克莱命令拥有20,000人以及72门火炮的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军队把守斯摩棱斯克，牵制法军直到巴克莱和巴格拉吉昂可能重新整顿强化各自的队伍并加固好城墙为止。巴格拉吉昂仍然竭力避开巴克莱，驻扎于城西，完全不同巴克莱军接触，拒绝与其合作，只是含糊地告诉巴克莱：芬兰和摩尔多瓦的军队很快就会赶来支援。但援军的速度极慢且路途又远——巴克莱对此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渡过第聂伯河后，拿破仑就将缪拉的骑兵团、内伊军团、帝国近卫军、欧仁亲王的军队派往斯摩棱斯克；另外，达武率领的第一、第五及第三军团在南部形成第二纵队。但是俄方镇守奥莎至罗莎斯纳公路的是内瓦诺斯基将军率领的队伍，那是个兵力强劲的方阵。缪拉显然已经忘记了法军曾在金字塔战役中用方阵给马穆鲁克骑兵团以迎头痛击的经历，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内瓦诺斯的方阵——对方岿然不动——内伊不得不出面干涉，阻止缪拉无谓地损耗这无法替代的骑兵团。然而，缪拉与内伊已多年不和，缪拉全然不顾总部的命令，拒绝为内伊的步兵让路——缪拉要让大家看看，他能取胜——结果缪拉骑兵团受到重挫，被迫撤退。由于法国在此并无大炮，因此无法轰击本来用炮火极易击溃的俄国方阵。内瓦诺基将军成功地拖延住了法军的前进步伐，巴克莱因而有时间加固了斯摩棱斯克北部以及自身军队的实力。

　　8月16日晨，法军终于到达了斯摩棱斯克巨大而古老的城墙下，第二天战斗打响了，缪拉遭到重创的骑兵团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军团从西南方攻城；随后是达武的第一军团和内伊的第三军团于北方封锁第聂伯河。而巴克莱的主力仍在第聂伯河北岸一英里处，有强大的炮火掩护。并没有真正打算保卫斯摩棱斯克和巴克莱本人的巴格拉吉昂渡过克罗德尼亚河，向东逃往卢布诺和莫斯科，致使保卫斯摩棱斯克的多克托诺夫将军陷入法军的包围之中，几乎全军覆没。接下来的一整天，多克托诺夫仍然顽强抵抗，阻止法军入城。俄军的伤亡人数超过14,000，但却牵制了法军。令人吃惊的是，拿破仑的攻击显得毫无魄力，这简直让人糊涂了——拿破仑甚至不愿意派遣一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队伍去把守数英里外的空城以切断巴格拉吉昂和巴克莱的联系。多克托诺夫成功地从大火熊熊的城里撤退，最后同北方的巴克莱主力部队会合。8月19日，缪拉的两个骑兵团追踪而去，渡过克罗德尼亚河后也是向卢布诺方向进军；达武与内伊沿着斯摩棱斯克至卢布诺的公路挺进。“一个月后，”拿破仑早些时候已经这样宣布过，“我们将进入莫斯科。6周后将签署和平条约。”但正如科兰古所评论的那样，这番话没有人相信，而这番话最终也未能实现。

　　8月24日，在接到了来自西班牙的马尔蒙元帅在萨拉曼卡遭到致命打击的不利战报后，拿破仑仍然下令进攻现已囤积了大批俄军的博罗迪诺，博罗迪诺是法军与莫斯科之间的最后要塞。

　　库图佐夫元帅出生于俄国，观察力敏锐，遇事镇定，是个颇具决断力的战将。正如克劳塞维茨说的，虽然“他已不再具有昔日的威风……然而，他了解俄国人，知道如何驾驭他们”。沙皇亚历山大已任命库图佐夫为元帅，其职位高过令人失望的巴克莱。虽然库图佐夫以脾气暴躁闻名，但由于他是俄军统帅中深受士兵及军官拥护的人，且具有不懈的战斗决心和毅力，因而仍被沙皇重用。拿破仑十分了解库图佐夫，也明了巴克莱降级的含义，认为长久以来他一直期待的同沙皇之间的正面交锋终于将在博罗迪诺展开了。“他（库图佐夫）是军事天才、雄心勃勃，而且老奸巨猾。”德·西加这样警告拿破仑，“他是第一个堪称法军对手的人。”这样，法军继续向东沿着通向博罗迪诺的大道进行看起来是无休止的行军，终于于9月5日接近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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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征前法军的总人数为166，000名，另有587门大炮，在到达博罗迪诺后法军总人数已降至131，000名了。拿破仑的士兵由于疾病、思家等不利因素，士气远没有俄军高昂。

　　拿破仑的主要将领之间的不和仍持续着，愈演愈烈。拿破仑与缪拉之间公开地彼此互不信任、互不欣赏则更甚:缪拉断然拒绝让内伊军团前去迎击敌人;接着，性急的缪拉和固执的达武在斯摩棱斯克为如何运用缪拉的骑兵团在战略战术产生了分歧，大吵起来。达武虽说个性古怪，却是最明智的军事指挥者，仅次于拿破仑；缪拉在这点上是望尘莫及的，他已经在如何调动及运用自己原本颇为强大的骑兵团上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致使骑兵团伤亡惨重、人员锐减，在到达博罗迪诺后就只剩下28,000人了。至于贝尔蒂埃，无论是内伊、缪拉还是达武都容不下他，认为贝尔蒂埃作为一军之长只是个运用手中的权力在实施恶意报复的品行恶劣的家伙。

　　最后的问题就出在拿破仑自己身上了。他无数次地被劝谏，有时令人吃惊的是连胆怯的贝尔蒂埃也进谏拿破仑：这是个不明智的错误，法军不应该渡过涅曼河，再这样下去，法军将越来越被动，因为他们的补给后勤线拉得过长；只有不到1/3的帝国军队成员是法国人，而其他“同盟军”在这场战争中将失去一切而得不到任何好处。简而言之, 如果这是一场一决胜负的比拼——贝尔蒂埃这样提醒拿破仑——那么法军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另外上万的逃兵、疾病流行等不利因素使法军的战斗力每况愈下，就连身体最强壮的指挥官也开始精神委顿。而这一切不利因素因拿破仑对这场战役求胜心切而更加严重了，原本打算一个月内结束的这场战争已经延续了“两个月”。现在已是9月份了，气温仍很适宜，但夜间温度开始下降，昼夜的温差使军队死亡人数增加——每天早上点名时，花名册上要勾掉许多人的名字。拿破仑的焦急是有道理的，而伊比利亚半岛又传来坏消息——他明白，那里的局势除了他而外没人能解决——但是，他已经厌倦了。拿破仑自己得了痔疮、流行性感冒，尿路感染令他疼痛难忍，而一直令他刺痛无比、烧灼般难受的胃溃疡则迫使他越来越多地将他的右手放置在外套左边的口袋里——这是他的历史性“姿势”。每次，当他的坐骑将他重重摔在泥泞里时，他就会想起自己已经43岁了，已经作为一个老兵在战场上度过了整整27个年头了。在拿破仑的军旅生涯里，他头一次感到自己老了，头一次厌倦了军人这一职业。的确，所有的迹象都对他不利。然而，博罗迪诺战役将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关键战役——这场战役不仅将在世人面前决定拿破仑与俄国的胜败，而且还将决定法国和整个欧洲对抗的结果。

　　俄军人数也在下降。库图佐夫实际上可以控制的兵力大约为10.6万人，但只有8.2万步兵，也许最多不超过9万人，这其中还包括临时募集的未经训练的新兵。俄军的高层指挥非常薄弱，彼此之间不团结，每支军队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独立的山头。但是，现在库图佐夫不仅仅是在炮兵的数量上超过了拿破仑，而且占有和法国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所具有的相同优势——库图佐夫的优势更甚——抢先到达博罗迪诺选择自己的战场。

　　博罗迪诺这个小镇位于狭长的卡拉莎河西岸，该河向北蜿蜒数英里后汇入莫斯科河。另外，这一带支流纵横，尤其是在卡拉莎河谷一带更是峭壁悬崖林立，周围林木郁郁葱葱，地势十分险要。由于莫斯科就在该城以东27英里处，沙皇的命令言犹在耳，库图佐夫不敢不效犬马之劳。而他的确这样做了。他沿着山脊再一次加筑工事、拓宽战壕。普拉托夫和尤瓦洛夫的骑兵队镇守位于卡拉莎河东岸右翼的最北处。他的指挥部设在哥基附近，库图佐夫坐镇这里，命令他的将领们将该城团团围住、严密防卫。南翼俄军仅凭借天险构成防线，兵力部署最为薄弱，因为那里地势天成，主山头及附近河谷都峭壁林立、森林覆盖，极难行走。而由阿奇杜克·康斯坦丁率领的俄国帝国近卫军（也称第五军团）仍然在前沿阵地待命。库图佐夫已找到了一个十分理想的防御地点，较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的防御地点要有利得多——这里险要的地形将令法国骑兵队、大炮以及庞大的军队失去用武之地。

　　9月5日,法军终于抵达，拿破仑摆开阵势与俄军对峙。当他的工兵在卡拉莎河上架设5座浮桥时，拿破仑的战略终于成形了。最行之有效的进攻策略是发动骑兵攻势并以步兵团为后盾向博罗迪诺以北进攻。他们的对手是哥萨克骑兵团，缪拉备受打击的骑兵团的状态仅能勉强上阵。从北面进攻路途将更加遥远，另外还将涉及到渡河以及攀爬陡峭的卡拉莎河河岸的问题。另一可进攻处是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之间的旧公路，这条路横穿最南部，相比之下是俄军侧翼最薄弱处。一旦用大炮掩护越过最初的几座山头便可进入开阔的平原地带，达武认为，这样他就可以狠狠地打击俄军已无屏障的侧翼，顺势包抄以攻破俄军防线。更要紧的是，达武指出，俄军强大火力在西线，南线或东南线并无太强的火力部署。

    拿破仑则坚持认为由于力量悬殊，这种做法太过冒险；相反，他计划将队伍一字排开，直扑库图佐夫保护严密的中路。这一不智之举再次证明拿破仑缺乏数字概念——切断敌军防线往往要付出惨痛的牺牲，而他们面对的是俄国超级坚固的防线。但拿破仑一错再错，他组建了他所谓最强的炮兵部队——3个有120门大炮的炮兵连——这已超过了可以灵活动作的限度。身为最伟大的炮兵指挥官，拿破仑以前从未犯过这样无法弥补的过错。1812年9月7日早晨6点，法军开始向俄军发动进攻。拿破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战争已进行过半。在匆忙中调整120门大炮的部署，这意味着要在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进行马匹、枕木、弹药、炮车和炮兵等一系列的调整。

　　“士兵们！这就是你们一直期待的战争！胜利全系于你们身上，我们确实需要这场胜利！打胜之后，我们将获得许多补给和温暖的营房，并将凯旋回国……人们会说，‘他参加了莫斯科城下的一次伟大战役！’”拿破仑在博罗迪诺这样对士兵演讲道。

　　俄军的士气现已恢复，而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库图佐夫的出现，他的出现也使近在咫尺的莫斯科——俄国宗教中心放心不少。而法军则士气低落，大多数法国士兵忍饥挨饿，都或多或少地由于一天天渐渐远离法国、一天天眼见自己成百上千的战友先后死去而哀伤不已；当他们得知自己现在处于东欧腹地、彻底孤立无援时，几乎濒临绝望。如果拿破仑最终得到了他一直期待的伟大战役的话，那么这场战役也来得太迟了。这是一场也许他永远也不应该接受的战役，但拿破仑无法承认自己的错误或失败，他感到自己已骑虎难下，只得于黎明时分下令发动炮火攻击。

　　欧仁的部队轻易攻下了博罗迪诺的俄军要塞守军，但是驻扎在俄军防线中路左侧（达武一直坚决反对攻击这一带）的达武的部队发现自己已陷入了俄军枪炮的层层包围中——战事的发展证实了他的担忧。

　　法军开始攻击不到一小时，库图佐夫发动了大规模的正面反攻，击溃了达武和欧仁以及法军阵线，并且令达武与拉普将军受伤，而内伊更是身受4处创伤。众多法军将领阵亡，其中包括骑兵队指挥官蒙特布朗以及他的后继者基恩·阿哥斯特·德·科兰古——阿蒙德·德·科兰古的兄弟。8点30分，俄军发动了更强的攻势，拿破仑不得不启用朱诺的后备部队。这几乎是另一场艾劳战役，人数占优势的拿破仑不得不为求生而拼杀，而采用达武的方案本可以避免这一被动局面的。达武与拿破仑之间常有一种军事智慧的比拼，而拿破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谁会具有比他更高明的军事才能的——他在以后的滑铁卢战役之中也犯了轻率攻击敌人中军的类似致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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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10点之前，拿破仑的右翼重整旗鼓，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但被巴格拉吉昂所率领的保家卫国热情高涨的俄军士兵及他们的300多门火炮彻底击溃。拿破仑从未见过这么惨烈的失败。“俄军对我军的核心发动了令人心惊的强大冲击。”科兰古报告说。相比之下，对拿破仑而言，更为艰巨的则是库图佐夫占有的防御优势，这一优势轻易地将法军分成易于攻击的小纵队，并没有给拿破仑所期待的可以进行全军一字排开进攻策略所应有的开阔地。当这些小分队前进时，俄军出动人数数倍于法军且火力强劲的队伍予以聚歼。法国的骑兵在这里也无法施展拳脚，因为这里到处是河流、小溪、灌木丛、山丘、小山谷，不利于骑兵作战。俄军也为捍卫祖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巴格拉吉昂元帅阵亡。因此，俄军最后也退回到自己的防御区内加强防线。法军沿着俄军的南翼和北翼艰难推进，很快两军形成了对峙局面。整个战斗拿破仑都未启用老年近卫军，尽管所有的法军将领都希望得到这样的增援。最后，拿破仑集合400门大炮，重点攻击俄军的主要据点，终于打破了俄国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阿蒙德·科兰古亲眼目睹了这场法俄之间的残酷却又激动人心的一战：

    俄军向我军中心猛烈开火。内伊元帅与欧仁亲王联合发动进攻但均被逼退。在进行了另一次尝试之后，我军便再无进展了；事实上，内伊还失去了一些阵地……但是，我们的炮兵终于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俄军处于我军强大火力的封锁之下。

    随着战争的进展：

    皇帝陛下会同那不勒斯国王，带领着我军骑兵团冲了下来，以确保另一次攻击的胜利，内伊元帅和欧仁亲王率领的队伍则掩护科兰古将军的决定性攻击。敌军企图夺回他们的失地的计划未获成功。为了更好地看清此刻敌军的情况，皇帝陛下来到了我们的前沿阵地。炮弹就在他周围爆炸，他命令他的随从全部退到安全地带，我也一样……谢谢他仍让我留在了他的身边。这时刻对于皇帝陛下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情况愈来愈危急，爆炸声震耳欲聋，那不勒斯国王及其他将领再一次请求皇帝陛下退到安全地带。但皇帝陛下仍然留在阵前，并亲自率领后备队杀入战场。

    现在，几乎所有的分队都没有了指挥官，因为他们不是阵亡就是身受重伤。

　　下午2点左右，法军骑兵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再一次横扫俄军的防御阵地，在欧仁步兵团的配合下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但拿破仑仍然不同意启用他身边惟一还没有参战的老年近卫军。目前为止，已持续激战了近12个小时，双方体力都已几乎耗尽，只得暂时休战。“夜幕的降临终于暂时终止了这场恶战。”科兰古总结道。拿破仑与库图佐夫两人都没有再战的胃口了。

　　那天晚上，拿破仑将他的指挥部迁至战场正中央正对敌军据点处，置身于死亡的呼号之中。“以前从没有哪场战役如此这般惨烈，折损了我们如此众多的将领和军官！”科兰古评论道，却只字未提这些阵亡将士中有一个是他的亲弟弟。“没有哪个据点是如此难攻的。”拿破仑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帮俄国佬根本不惧死亡，就仿佛他们不是人类而是一些机器一般，顽固不化、拒不投降。目前为止，我军连一个俘虏都没有抓到。我们连一步也没能前进。”

　　那天晚上，科兰古穿过了战场，惊叹着眼前触目惊心的一切。“竟然有如此多的尸体！在交战中心博罗迪诺城，俄军尸骨累累，而后面的山谷亦尸横遍野……”这天晚上，科兰古继续写道，“俄国人的撤退如此有条不紊，甚至没有留下一辆马车，这在以往和我军交战的敌人中还未曾遇到过。”

　　当法军于次日中午穿过莫加斯克村的废墟时，拿破仑太出神了而未发一言。

    他的思绪联翩，想到西班牙也想到眼前的俄国，尽管打赢了一场战役，焦虑却并未减轻。我军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为此深感焦虑。所有的军团都严重减员了……攻进莫斯科的前景虽令人兴奋，但我们前面还有俄军，一切都还未结束。库图佐夫正在莫斯科城周围整顿军队，尽管皇帝陛下曾经反复声称攻下莫斯科意味着和平等等，但人人都清楚皇帝陛下的焦虑。

    在这场入侵战役中，拿破仑始终固执地拒绝使用后备军团，包括大多数近卫军，甚至还包括欧仁和朱诺的后备军，否则大胜俄国极有可能。尽管如此，俄军的战斗力也只剩下52,000人了。拿破仑于9月10日离开博罗迪诺继续向莫斯科缓慢推进，此间，遭到哥萨克骑兵团不断地袭击。

　　从战术而言，博罗迪诺一役是法国获胜。然而，俄军秩序井然地撤离而并非作鸟兽散，并且很快又有生力军补充战斗力。库图佐夫目前位于自己国家的中心地带，并且有无数眼见自己家园被法军践踏的俄国人支持。法国人离自己的祖国有2,000英里之遥，而库图佐夫离开自己的家则只有60英里。法军已完全孤立了。

　　双方的伤亡都十分惨重，法军损失40,000人，而俄军则损失了近50,000人。双方都没有准确的伤亡人数，对两军而言，面对如此大量伤亡，医疗队已束手无策。法军将领有约48人伤亡，以前从未有如此惨痛的伤亡，堪称是浴血战役。

　　在博罗迪诺的这场屠杀战役之后20天，图里奥医生在莫斯科的医院写了有关这场战役的另一份伤亡报告。他从法军渡过涅曼河那刻开始总结这场悲剧性的战役：“法军于斯摩棱斯克的胜利只令我们更加深陷困境而已。”医疗队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城池被大火焚烧而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没有救援药品。拿破仑没有为军队提供药品、干净水，也不给医疗队配够人手；同往常一样，动外科手术也不能在像样的战地医院进行——数不清的伤员由于缺乏干净的手术设备、没有经过彻底消毒而死于伤口感染。“由于人手及担架不足，许多伤员在他们倒下的战场上躺了许久仍未被及时抢救……而连续的大雨及污浊的空气则令他们的伤口恶化。”伤亡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我们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获胜了，从理论上讲是因为采用了500门大炮及2,500箱弹药；但是，也正因为要搬运这些战争胜利的保证（大炮及弹药等），他们将我们准备好的医疗必备品过早地丢弃在前进途中了。

    因此，成千上万人伤亡，“死亡人数由于灯油供应不足、夜间无法手术而增加……更有甚者，仅有45例外科手术是成功的，因为整个医疗队的护士们还在离战场很远的地方，迫使我们任用未经训练的士兵充当护士，这使我们的医疗队成为比俄军大炮更残忍的刽子手。如果医疗补给充足的话，我军伤亡人数将会大大减少，但……军队的统帅应对士兵的伤亡负全责！”

　　同样的情况在博罗迪诺战役后又反复多次发生：

    我的同事、凯尔奥维医生不得不在博罗迪诺的教堂里给伤兵动手术，他告诉我：伤员只能躺在光地板上，连干草也没有；手中缺乏药品,无法缓解伤员痛苦。处处可闻绝望的哀号。有些伤员被大火活活烧死……

    而那些幸存者则“很快死于饥饿”。一个受伤后被遗弃在战场上的士兵两周后被人发现“他的一半躯体嵌进了死马的肚子里，正像野狗那样靠生食死马的内脏维系生存”。那些可以医治的伤员被送到莫斯科的医院医治，即便如此，仍有上千人没有床位。图里奥医生向拿破仑报告道：这都是因为“法军统帅任意丢弃医疗必备品所致，一句话，法军统帅要为此负全部责任，并为此自己掏钱给士兵买医疗必备品”。目前，仍有少数幸存者不能移动。他们必须被留在城内，因为往返的路途颠簸劳顿会要了他们的命。“将他们留在莫斯科是军队统帅对他们的恩典和仁慈，否则，他们的命就会丧于粗野的车夫之手”，因为这帮人会为了掠取战利品的兴趣将伤员抛弃在荒郊野岭。“本应救死扶伤的人变成了在战场上掠夺战利品、谋求私利的贪婪者，军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寄生虫。”图里奥医生祈祷上苍，愿法兰西再也不要有类似惨烈“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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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马莱之变

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我必须杀一儆百。

    博罗迪诺战役结束后不到5周，当拿破仑的军队集结在莫斯科郊外的时候，巴黎发生了法国历史上最怪异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颠覆政权及推翻帝国的阴谋。

　　事情发生在1812年10月23日，一个星期五的早晨，自两年前约瑟夫·富歇被免去警务大臣一职后就继任该职的萨瓦里将军刚刚将长长的工作汇报交给即将启程去莫斯科的特别信使，请他转交给正在莫斯科、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并将率部驻扎于此过冬的拿破仑。警务工作真是烦人，虽然萨瓦里才38岁，但已经被这种没完没了的案头工作搞得心力交瘁了。尽管富歇的那套《警察公报》已经停印，但日常工作依然是繁重不堪。

　　在警署工作了两年多了，萨瓦里仍不习惯于被人称做警务大臣。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的一生都是在军旅、在战役中或是作为拿破仑副官度过的，他甚至还当过短期的法国驻圣彼得堡的帝国大使。他所干过的惟一一件与治安有关的工作是当国家特种部队的司令官，而这支部队事实上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法律及社会秩序而由警察局出面召集士兵组成的。路易·迪布瓦不再适合当地方治安长官了，因此在1810年，由温和的、也许有点儿懦弱的伊顿尼·丹尼斯、杜克·德·帕斯奎尔担任。人们都可以看得出来，随着富歇与迪布瓦的调任，治安工作已变得毫无生气可言了，感觉上每天的工作似乎只是加强治安管理而已。

　　正如富歇对工作一丝不苟一样，萨瓦里对拿破仑同样忠心耿耿，认真完成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绝对的忠诚才使得皇帝陛下信任他，并委以重任。也许，在他看来是项令人讨厌的无聊公事吧——重任也好，无聊公事也好，他远没有他的前辈富歇那样胜任这项工作。

　　警务大臣萨瓦里熬到凌晨5点才完成当日的工作，签署了文件并将它留在办公桌上，以便让他的助手一早发送。与富歇不同的是，萨瓦里就在办公地居住，因此他只是回到办公室旁的卧室休息。关上门，弄熄蜡烛，他沉沉地睡去。两小时后，隔壁房间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将萨瓦里从梦中惊醒了：

    我十分疲倦，因此当我听到我办公室的门碎裂、木条落在地上的声音时，我尽力不去想它。后来，我想也许是大楼着了火，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弄醒我。我立即跳了起来，穿过黑漆漆的卧室，打开门查看。由于办公室没有锁门，所以我推门而入，我看见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正使力猛砸另一扇门，而外面的庭院里也有士兵……我质问他们，是谁让他们来这儿的？他们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相反，一位士兵向我吼道：“叫你们的长官来！”

    萨瓦里万分吃惊地看到拉霍雷将军走了进来——拉霍雷是他以前大革命时期的战友，莱茵军前任将军莫罗的参谋长，后来由于卷入反政府行动而被投进监狱。拉霍雷在看到萨瓦里进来后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老友再见面时的寒暄。

　　“你被捕了！”他对这个完全糊涂的警务大臣粗鲁地说道，“你应该为落在我手里而庆幸才是，因为至少我不会伤害你。”接着他解释道：“拿破仑皇帝陛下去世了，6月8日死在莫斯科城墙下。”并补充道：由于拿破仑的去世，政府政权已经改变了，他称自己是受巴黎军方的委托前来逮捕他的。

　　“你简直是在胡说八道，”萨瓦里不禁哑然失笑，“我刚好接到皇帝陛下在6月8日那天的来信。我可以拿给你看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拉霍雷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又重复道，看上去十分确定。拉霍雷留下几个人看守萨瓦里，自己离开了房间。

　　萨瓦里开始感到担心和焦虑了。因为正是他不久前以反叛罪逮捕拉霍雷并将他投入了戒备森严的拉枫斯监狱——他显然是越狱了——他是怎么逃出来的？是何时的事？拉霍雷走后，萨瓦里在努力地思索着答案。

　　“你是谁？”他询问仍在这间房内的士兵军官。“我是个上尉，隶属国家卫队第十军团。”“很好，”萨瓦里继续问道，“这些士兵都是你们军团的？”“是的，长官。”“那么你不是反对政府的喽？”他问。士兵们听后显得十分吃惊，断然否认道：“不，不，我们只是奉命到此而已。我们是奉一位将军的命令前来的。”“喔，那么你们认识这位将军吗？”“不认识。”“如果是那样的话，这里发生的事就不奇怪了，”萨瓦里继续道，“可我认识那位将军，我会让你们明白你们到底卷入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这位‘将军’是犯叛国罪的莫罗将军的前任副官，他现在应该还待在监狱里才对，而且是我亲手抓他进去的。他是个叛国者！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他们当然不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现在正站在哪里？”他们还是摇了摇头。但这时一位年轻军官走上前来，称他认识萨瓦里，并知道他正是这里的警务大臣。“既然如此，”萨瓦里说，“我命令你们立即逮捕拉霍雷。”

    然而，这个上尉和下士却仍然牢牢地抓住萨瓦里的双臂不放；当萨瓦里力图挣脱他们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些士兵的毛瑟枪里没有装子弹，毫无用处。“我亲爱的先生们，”萨瓦里说，再一次转向这个上尉，“你正在玩一场你绝对输不起的游戏，要是一意孤行的话，你的下场将会是在15分钟后被枪决——如果我没被你们先枪毙的话。因为帝国卫队转眼就能赶到这里，到那时，这场游戏你就输定了！”实际上，拿破仑的卫队就驻扎在塞纳河的对岸，距此仅数百码之遥。看到这名上尉的心思有点儿开始动摇了，萨瓦里又进一步说道：“如果你是个有尊严的男子汉，就不要卷入这场罪恶，不要拒绝我想拯救你们所有人的一番好意。我只要求你们释放我。”萨瓦里说完，立即趁上尉等人稍一分神就挣脱了双手并试图拔出上尉腰间的佩剑，但他的动作不够快。“不，您必须按照我们说的做！”军官说道，很快又控制了局面。

　　透过高高的窗户，萨瓦里看到拉霍雷将军同“另一个蒙面的男人”一同回来了，这个男人就是他一直想找的“军士”。“他们十分生气地回到我的房间。”萨瓦里后来回忆道。拉霍雷跟在队伍后面进来，随后是这位军士，但看上去他醉醺醺的，蹲在大办公桌旁。愣了一会儿，他开始按摩双腿，接着他走近萨瓦里，用剑指着萨瓦里的胸部，问他是否认出他是谁。“我是吉达尔（Guidal）将军──在马赛被你逮捕并被带到巴黎的吉达尔将军！”他挑衅地说道。经他这么一说，萨瓦里脑中一闪，忽然想起他是谁了。这个吉达尔──他从未见过他本人──是因涉嫌在土伦海港外同英国互相勾结，而被他下令逮捕的。“你此行的目的就是像懦夫般地谋杀我吗？”萨瓦里大胆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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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不会杀你的，但你将和我一起去趟参议院。”

　　吉达尔命令萨瓦里穿好衣服，萨瓦里尽可能以最慢的速度穿衣服——当他的秘书终于到来时，他打暗号让他回去，并大声叫道：“告诉我的邻居不要担心，我并没有受到伤害。”秘书见状扭头便跑，没人能抓住他这个飞毛腿。萨瓦里所说的“邻居”实际上是治安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令人敬畏的皮埃尔·弗朗西斯科·瑞尔──他就住在离萨瓦里所在大楼不远处。

　　吉达尔和拉霍雷立刻架起了萨瓦里，将他带出房间，穿过在外把守的萨瓦里的警卫一直向前走，而这帮警卫见自己的大臣被人带出去居然没有起一点儿疑心。萨瓦里再次企图逃脱，但很快又被抓了回来，随后他被带往了拉枫斯监狱（而并不是参议院）。接下来的一切，才是最最奇怪的。

　　所有的这一切都和克劳德·弗朗西斯科·德·马莱将军有关。正如瑞尔所说的，马莱是“大革命造就的人物”之一，但他缺乏成功的要素，发现自己总落于人后，总是被比自己聪明的人踩在脚下。

　　马莱于1754年生于法国的富绅之家，随后在意大利莱茵地区的法国革命部队服役，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并于1799年升为准将。但随着拿破仑第一执政的崛起和最终称帝──而这正是马莱誓死反对的──这位准将的事业被迫中断了。由于同驻罗马的法国军事官员迈克李斯的意见相左，他最终被革了职。

　　军界官僚政客的不公以及拿破仑的傲慢令马莱愤恨不已，拿破仑要破坏他所挚爱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马莱这个共和制的忠诚拥护者同他的妻子一起只能靠半份薪金在巴黎过活。马莱逐渐同其他被革职并对军方同样心怀不满的官员接触──包括勒穆尼、德梅尔洛特、纪尧姆、马雷斯科特以及杜邦——他们都公开反对拿破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帮人每天在咖啡馆里聚会，开始密谋推翻拿破仑政权。这一谋反行动不同于以前保王党人以及雅各宾党人的谋反行动──他们选择拿破仑不在法国特别远在异国战场上的时机下手。这次谋反与以前的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它毫无组织基金和计划——由于马莱只同一两位高级军事官员商讨计划，因此也欠缺有力的军队支持——当然，他也没有酝酿过如果此次谋反果真大功告成，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将会是哪些人。但这一切似乎都未影响到这位冷酷、急躁而又富于幻想的马莱，没有让他从这场毫无根基的谋反美梦中清醒过来。

　　马莱的计划是签署并印发一系列伪造的政府文件、文告、参议院法令、命令──谎称拿破仑已战死在某异国他乡，并且宣布参议院决定组成新政府，驱逐并逮捕拿破仑内阁中的重要政府官员。接着，马莱又起草了一份高官名单，大多数是参议员，都是他想要任用来取代旧政府组成新政府的人员，但他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过这些人。

　　马莱的怪异举动第一次引起警方注意是在1807年6月，富歇的报告中提道：马莱、纪尧姆和德梅尔洛特正密谋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被警方逮捕后，纪尧姆承认，马莱与德梅尔洛特确实正在密谋这一计划，包括成立由5人组成的督政府。一位警方官员报告说：马莱给一个人50万法郎作为刺杀拿破仑酬劳，“马莱告诉他，在政变发动前两小时，他将受命行动”。因此，富歇和迪布瓦最后采取了行动，下令逮捕马莱。然而由于有人预先通风报信，马莱逃跑了，但治安部却在他的住处发现了枪。“马莱的思想过激，”富歇说，“（这场谋反，除了有证人口供及枪支为证外，）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这场密谋只存在于马莱和迪布瓦两人的头脑中而已。”发觉这一密谋的迪布瓦“把整个事件想像得太过离谱了”。尽管富歇这样认为，马莱被捕后仍然立即被投进了拉枫斯监狱。

    然而，一年后，萨瓦里得到报告，报告说现在仍然囚禁在拉枫斯监狱的马莱又在重做推翻拿破仑政权的美梦。这件事从马莱的3个共谋者之一的意大利人口中得到了证实。

　　马莱的新计划定于1809年5月28日星期五进行，那天将会有一个集聚了法国全体高官的庆典，以庆祝拿破仑最近对奥地利作战中在艾克缪尔以及阿斯佩恩和埃斯林所取得的胜利。各种秘密印制的宣传小册子和文告再次出现——“拿破仑将不复存在。他和他那帮科西嘉人以及该死的警察一起下地狱了！自由万岁！”──与此同时，军服和武器也藏匿在附近。尽管富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将3名主要叛乱分子于5月26日转移至其他监狱，但他在给拿破仑的报告中却谎称叛乱已定，并且挖苦迪布瓦，诬告他言过其实，说整个事件不过是毫无破坏性的“假想的谋反”而已。

　　1812年，富歇与迪布瓦两人都被调离了警察局，其原有职位被另外两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取代：萨瓦里是警务大臣，而伯斯奎尔则继迪布瓦之后成为治安长官。正是这两个人于1812年释放了这个马莱，他们觉得这个家伙已不具危险性，因此将他从拉枫斯监狱转移到另一所较小的精神病医院，马莱就此被人遗忘了。

　　但是，马莱是个专注于自己的“使命”的人，他努力工作，精心策划着另一场新的“革命”——起草文件、文告、法令等，其中包括再一次宣告组成新政府的文件，任命其政府首脑（当然仍没有告知被任命的当事人），而这份文件同往常一样，是由马莱本人代表其他缺席的参议员“签署”的。这一次，这份新文件“任命”马莱为巴黎新军“统帅”。

　　在精神病医院，马莱认识了一位名叫卡加门罗的西班牙牧师，这个牧师同意出院后帮助这位运气不佳的将军发动“政变”。而另一位“病友”是一名叫阿比·拉方德的牧师，他也同意加入谋反活动，并介绍了另外两个年轻人加入，他们分别是在巴黎要塞服务的科波瑞尔·兰图以及名叫布特鲁的学法律的学生。由于特别年轻，布特鲁被任命为“塞纳河地区长官”，而科波瑞尔·兰图则成了马莱的副官。接着，马莱又伪造了这些任命书及文件。同时，他又准备了一些升职报告，其中包括了许多军队官员，而这些人是他幻想着政变成功后将要任用的人员；他没有忘记要从“国库”中为这些人“取”出10万法郎的“奖金”。因为对于马莱而言，所有的这一切有朝一日都是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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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确保此次计划的顺利进行，马莱决心要得到军队的支持，也就是说，军队和财富对于计划的成败都是十分重要、缺一不可的。不言而喻，为了顺利执行他的计划，马莱必须借助军人的帮助以调动各地的军队。这计划包括逮捕治安大臣、陆军大臣、政府要员，同时接管城市各项通讯设施、国库以及政府机构和封锁城门等。为了这一“十分周密”的计划顺利运作，马莱挑选了两个真正的，尽管目前“困窘”的将军──吉达尔以及拉霍雷──这两人目前正在拉枫斯监狱服刑。

　　只要没有任何节外生枝令事态复杂化，凭马莱的才华和大胆，占领附近的军事城堡接管那里的军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莱还需要他原来那套军官制服以及为他的新“副官”弄一套新制服；他捎信给他的妻子，嘱咐她将这些制服以及一些轻型武器及装备一同装箱，并寄给那个西班牙牧师。当一切就绪后，计划于1812年10月22日周三开始执行了。舞台已准备妥当，而此刻拿破仑远在异地──事实上，他正在向莫斯科的进军途中──没有人能阻碍马莱执行他的政变计划。

　　晚上10点，精神病院的大门及主要通道都已上锁，马莱和拉福德开始行动了。他们从一楼的窗户爬了出来，没有任何障碍，快速地穿过花园，越过一道矮墙。终于逃离了医院，他们动身前往那个西班牙牧师的住所。在那儿，马莱和科波瑞尔·兰图换上了他们的制服，“塞纳河地区新任长官”布特鲁的制服上是三色军章。接着，马莱向众人展示了自己写在牛皮纸上的伪造文件，并向大家解释每份文件的用途；然后，又将文件的副本交给他们供“存档备案”。10月23日星期五凌晨一点，马莱、布特鲁、兰图起身前往波比科特兵营，马莱轻易地骗过了睡眼惺忪的守卫，并要求见该营的长官科里内尔·索尼尔。索尼尔正卧病在床，马莱手持烛台推门而入，来到索尼尔的床前，称自己为“拉蒙特将军”。“我可以看出你还不明了目前的状况，”马莱说，“我们已失去了我们的皇帝陛下。”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索尼尔竭力想弄清楚在他的卧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政权已交接了。这儿有以前马莱将军交给我并要我转给你的东西。”马莱补充道，并交给索尼尔一封信，信中“马莱将军”命令他将部队整顿好，听候这位“拉蒙特将军”的指挥。同时，“拉蒙特将军”告诉索尼尔他刚刚被提升为准将，并将任命书及10万法郎的汇票交给了他。“拉蒙特”命令索尼尔将他的队伍集中在庭院中。15分钟后，“拉蒙特”来到国民卫队第十军团的1,200人面前，向他们宣读了一份通告，告诉他们“拿破仑已死，政府已交接”的消息，从现在起他们必须听他的指挥。“拉蒙特”命令索尼尔带领一队人马到维勒旅馆为召集高级官员们组成军政府做准备，并待在那儿等他前来。“拉蒙特”自己带领剩下的兵士——但由于太过匆忙，他忘了发给他们子弹了。

    由于星期五是旺多姆传统的每周服饰旅行日，夜间军队穿梭于各大街小巷并不引人怀疑。马莱带领剩下的队伍到达了拉枫斯监狱，命令狱卒给他开门并且释放吉达尔和拉霍雷。开始吉达尔和拉霍雷和狱长一样十分迷惑不解，尽管没有被告知他的“大计划”，但吉达尔和拉霍雷很快明白了过来，并且开始和马莱拥抱。“不能浪费时间，”马莱告诫他们，“这是给你们的任务，接管这些军队并且按计划办事。我只需要一部分人来帮助我夺取政府政权，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对于因参与莫罗事件失败而被判处长期监禁的政变老手拉霍雷而言，这次政变对他而言已是轻车熟路的事了，因此他同吉达尔接受了这一任务。

　　拉霍雷立即率部前往位于塞特岛的治安长官的住所。他们于早上6点到达那里，发现伯斯奎尔已经开始办公了。一路闯进了治安长官办公室，拉霍雷将伯斯奎尔带到拉枫斯监狱同警务大臣萨瓦里关在一起。这时，另一些部队则动身前去逮捕陆军大臣克拉克以及首相康巴塞雷斯。马莱此时正集结国民卫队的另外两个军团，并下令关闭巴黎的城门及所有出口，并占领了财政部和主要政府部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这一事件中最可笑的一点是：没有人对拿破仑的死讯感到一丝怀疑，甚至除了萨瓦里以外，大家都毫不反抗地接受反叛者的命令并按其命令办事。

　　对于政变成功信心倍增的马莱又出发前往逮捕巴黎军事长官霍林将军。霍林在旺多姆旁其官邸中被25个士兵制伏了。一路闯进豪华的住处，马莱告诉霍林：拿破仑已死以及他现在已被捕。十分震惊且睡眼惺忪的霍林坚持要亲眼看看那些命令文件。但是，当霍林转身读那些文件时，马莱掏出了手枪开枪击中了霍林的面部，他的妻子尖叫起来。马莱很镇定地丢下手枪，同另一个目睹一切却没有任何异议的上尉一道回到了旺多姆闯进了将军的司令部，马莱亲自提名这个上尉为霍林的继任者。

　　但随后，马莱发现霍林的副官杜塞仍在阅读自己交给他的文件，很显然杜塞已对这些文件起了疑心。马莱向他解释按照文件杜塞已被提升为准将，并且命杜塞他逮捕他的上级拉波德将军。杜塞对此已有怀疑，为了拖延时间，他动身去找拉波德。当拉波德得知此事后，就在叛军到来之前离开了办公室，并带了文件的副本研究。在底楼，他看见一名来自治安大臣处的监察长试图进入他的办公室，被来自国民卫队第十军团的约60人的队伍堵住不许进入。拉波德命令放他通行，他们照办了。将他带到屋里，拉波德很快向监察长解释了目前的局势。这位监察长接着立刻回到了楼上，因为他不仅认识马莱，而且还在数月前亲自护送马莱离开监狱去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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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闯进杜塞的办公室，这两个人与马莱面对面。“马莱先生，”监察长说道，“没有我的允许，你是不能离开精神病院的。”接着，他又转向杜塞说：“这事有些问题，逮捕他。我亲自到治安部那边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靠在屋子另一边的马莱偷偷伸手掏口袋内的手枪，而这一动作在镜中被映得一清二楚，于是这3个人──拉波德、杜塞以及监察长立刻抓住他并夺下了手枪。这时，有消息报告说被马莱枪击的那位军官已命在旦夕。

　　随着马莱的被捕，一切都结束了。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参与政变的军队及国民卫队官员，都被投进了拉枫斯监狱，接受军事审判。有84人接受审查，14人被判有罪，以“企图推翻拿破仑政权罪”被处以极刑。尽管大多数卷入此事的高级官员们都没有意识到马莱给他们的文件是伪造的，只是信以为真而忠实地按其命令执行而已，但在受到审判后均被革职；马莱、吉达尔、拉霍雷和索尼尔及其下属如布特鲁等人都被处以极刑；最后只有那位西班牙牧师受到了宽大处理。

　　这件事给那些卷入此事的高级官员们以强大的冲击，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孤僻的疯子几乎成功地颠覆了拿破仑的政权，就是他差点成功地干成了成千上万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以及俄国组成的联军想干却无法成功的事——解除巴黎武装，颠覆拿破仑政权。正如事后治安大臣萨瓦里所承认的那样：“马莱确实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控制全巴黎的大多数政府机构。”他继续说道：

    由于我军在俄国的劣势，马莱甚至有可能在皇帝陛下回国途中不费吹灰之力地将之绑架……国家面临的危机毫无疑问是巨大的，我们过晚地意识到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家并将之从这类阴谋企图中解救出来……我们尤其备受打击，因为我们的军队如此轻易地相信“我们的皇帝陛下已死，政权已交接”，而这一切甚至未经任何官方发言的证实，他们就信以为真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明显是没有考虑到拿破仑的儿子和继承者。

    当然，马莱的企图应该很快就被识破，应该是数小时就能处理的问题，他并没有取代拿破仑政府的执政团。但是“谬论居然传播得如此之快”——正如萨瓦里所指出的那样——令民众为之动摇，给了皇帝陛下的敌人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局势至少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暴动。如果说在马莱没有一个成熟而周详的计划来组织政变胜利后的新政府这一点上富歇是对的话，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对于马莱的早期行为（如逮捕重要官员，控制重要部门）则完全没有能事先估计到——如果马莱叛乱得逞，数周后拿破仑返回巴黎对于局势起的安定及恢复作用就无法保证了。事实上，这场叛乱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的作乱，而就这么一个渺小的人物居然可以撼动当世最强的帝国！警务大臣萨瓦里总结道：“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以智者的冷静眼光来分析判断所发生的事。他们只不过是在一个叫巴黎的地方受到惊吓和震动，只不过是发现自己身处火山口而已——人们的迷乱是可以理解的，当他们最终发现自己获救了，又重回坚实的地面时，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处于危机中人们总是慌乱而不知所措的，而危机过后，冷静与有序将重回人们心中，他们就又会恢复成为举止正常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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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死亡进军

进驻莫斯科，静待冬季的结束——我想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比这更让我感到惬意的事了。

    同以往常一样，拿破仑在博罗迪诺战役中大获全胜且毫发无伤，只是因发号施令过多而患了轻微的喉炎而已。

　　9月14日至15日，拿破仑在莫斯科城外扎营地的行军帐篷里过夜后便进驻莫斯科，梅内瓦尔对拿破仑进驻莫斯科一事这样描绘道：“这里没有以前攻占一座大城市后所受到的热烈的夹道欢迎。所有的街道都非常安静，只听得见炮车的车轮声和士兵的脚步声……我们经过的街道两旁华美的建筑物，但却都门窗紧闭。”他们经过“华丽的宫殿、教堂以及精美的公共建筑……这一切都是一座靠商业发家的繁华都市的写照，都反映出这里轻松而奢华的生活”。然而，这里仿佛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一个人影也见不到——花园里没有嬉戏的儿童，街道或庭院里甚至没有马匹或马车。事实上，“莫斯科似乎正陷入沉沉的睡梦中，犹如《一千零一夜》中所描述的那些令人着魔的城市”。但不同的是，莫斯科城是个死城，城内30万居民绝大部分在法军进驻前已经撤离了。

    最后，我们决定找地方休息一下，特别是需要补充点食物。这确实是一幅令人惊奇而印象深刻的场景；这座巨大的城市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其风格与其说像欧洲倒不如说像亚洲。这座城市突然出现在光秃秃的、荒凉的平原上，城里1,200座教堂尖塔、古雅的大钟，碧蓝的天空中点缀着闪烁的星星，一切都是那么神圣而美丽！我们为了征服这里已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拿破仑仍希望这次征服不会引起暴动。然而，第一个入城的那不勒斯国王却向拿破仑报告说，这座城市看上去无法居住，毫无人气，没有军队或市民代表，没有任何贵族前来欢迎大军，甚至连一个牧师的影子也见不着。

    拿破仑感到无比迷惑，一个被征服的城市不应有这样的表现。

　　走在骑兵队的最前面，拿破仑径直向眼前气势磅礴的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前进。

    城墙内耸立着皇宫、军火库、参议院、帝国档案馆、主要公共建筑、数不胜数充满历史感的教堂和寺院……包括一些最近取自土耳其的战利品装饰以及富有地方特色的装饰品，更不要说那华丽绝伦的皇宫了，其间更有历代沙皇的陵墓，陵墓的装饰也极具奢华，配以各种金银饰物，虽显其富丽堂皇，却也不可避免地给人以野蛮人的庸俗感。

    9月15日中午法军开进克里姆林宫，拿破仑进入沙皇的私人房间后，发现“一切都井然有序，所有的钟都准时报时，就像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们仍在宫里一样”。这简直有点怪诞和离奇。身为青年近卫军指挥官的莫蒂埃元帅在负责维护城内的秩序，而仅在一小时前该城的前任长官罗斯托普金①才刚刚离开。

　　“（进驻该城时无任何人迎接，）随后又接到各种古怪的报告，令皇帝陛下显得比以往更加焦虑。”科兰古记述道，“这里最让人感到窒息难受的是沉默……自我们进驻以来还没遇见过一个人影子。”法军接管了克里姆林宫及城里的一切军事设施。

    15日晚上8点左右，中国区传来了发生火灾的报告，那里有众多的作坊以及各种珍贵的货物及商品，有皮毛制品、精美的衣物和来自印度及中国的丝织品等等。然而，所有的救援及灭火工作都是徒劳，火势迅速蔓延，现在已危及了整个城市……城市已像个巨大的熔炉。

    开始，法国军官并没有把火灾看得太严重，认为这场火灾只是由一些喝醉了的士兵及脚夫们引起的。“皇帝陛下很早就休息了……但是晚上10点半时，”科兰古回忆道，“我的副官叫醒我并告诉我城市已着火，大火已持续了40多分钟了。我对此一点儿也没怀疑，因为我的房间已被蔓延的火势烧着，我及时离开了那里，还被浓烟呛了好几口。随后，我又叫醒了克里斯多夫……帝国卫队已待命，但我们仍决定再让皇帝陛下多休息一会儿。我迅速上马亲自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看看我能组织什么样的救援工作……但是从北方吹来一股强风，正是从最初着火的两处火源的方向而来，风助火势，浓烟滚滚，弥漫了整个城市，并对城市造成极大的危害和破坏。”

　　午夜12点半又发生了另一起火灾，接着又连续发生了另外几起火灾。情势已十分危急，因此，大家决定叫醒整夜一直在沉睡中的拿破仑皇帝陛下。据发现，城内所有的水管等灭火设施都被罗斯托普金离城前给毁坏掉了。但科兰古却成功地在克里姆林宫内找到了两条可用的水管，与此同时，仆役和士兵们搬运成桶的水及沙土来灭火；但火势太大，虽然军火库有大量的士兵保护，但宫殿的窗子已经开始纷纷碎裂脱落。“刚开始，拿破仑认为这场大火是由我们不守规矩的士兵疏忽大意造成的，”科兰古继续道，“他无法相信……俄国人会为了阻止我们占领这座城市而狠心放火焚烧自己的都城。”但是，被法军抓获的纵火犯很快就招认了是罗斯托普金下令焚烧城市的。“接着我又检查了帝国的马厩，那里有一些欧洲的马匹及沙皇的御用马车。”科兰古报告说，“这场火灾使我们全军总动员——我应该这么说——这里的所有人都在全力救火。我们呼吸的不是空气而是烟火，我们的肺里充而满了烟尘。”在帝国卫队的帮助下，通往克里姆林宫南面的桥梁总算保住了。热浪席卷之处热得让人无法多待上一分钟，士兵们皮帽上的毛也由于过热而焦枯了。

    当天下午4点半，拿破仑最终下令撤离莫斯科城，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位于通往圣彼得堡公路上离莫斯科仅数英里之遥的彼得罗夫斯柯耶宫。风助火势，火助风威，城西已经完全被烧毁了。拿破仑万分艰难地逃出莫斯科城，费尽周折总算于日落时分到达了郊外的安全地带。

　　在彼得罗夫斯柯耶宫，拿破仑显得很安静，怔在那儿出神。他原本打算留在莫斯科同沙皇进行和平谈判的，但是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如果俄国人愿意与他进行谈判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放火焚烧莫斯科城，就不会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了。拿破仑决定缩短在此地的逗留时间，每件事都必须安排得井井有条，以便为最后的攻势做好准备。但是，这一决定在拿破仑听到缪拉带来的最新消息后就做了更改——该消息说：在审问了若干俄国官员及囚犯后，缪拉可以确定俄军已受到重创，士气十分低落，过不了多久沙皇就会被迫投降的——这一消息令拿破仑决定延长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