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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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是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的。凌晨2点30分，他亲自率领3个师约5,000人徒步向亚历山大港进发。尽管食物和水都没有来得及从船上卸下，他们还是在数小时内就来到了距开亚历山大港一英里半的地方。夜色中，法军遭到敌人骑兵的袭击，双方展开了一场混战和厮杀。从此时到3年后法军离开这里为止，马穆鲁克骑兵的这种神出鬼没的袭击战术从未间断过。

　　拿破仑在亚历山大城下将军队分成3路向敌人发起进攻。亚历山大城守军的大炮缺乏弹药，守军本身更缺乏斗志，经过轻火器的一阵交战，上午11点，法军攻破了城门，亚历山大落入了拿破仑之手。根据贝尔蒂埃的报告（他的报告通常是由拿破仑口授的，因而值得怀疑），法军死21人伤60人，登陆时有20 名士兵溺死。事实上，包括溺水在内的伤亡人数为数百人，其中梅努将军在城下被石块击伤，克莱贝尔头部中弹受重伤。午后，亚历山大派出代表到拿破仑的司令部正式投降。

　　“我是来恢复你们的权利和惩罚那些篡夺者的。”7月2日，拿破仑用阿拉伯文向当地居民发布公告。“我比马穆鲁克更尊敬真主，尊敬他的先知和《古兰经》。”拿破仑决心打消埃及人的疑虑，表明他的友谊，以避免造成传统的征服者的表象，他对自己的军队下达了一系列的禁令和惩罚令，包括对“任何掠夺百姓和强奸民女者执行枪决”。另一方面，下令逮捕所有的马穆鲁克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拿破仑下令埃及人在24小时内放下武器并由各个区域的代表送交法国军队，法军保证友好相待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任何拒绝交出武器并“敢于对法军进行反抗的村庄将被烧毁”。法军所到之处将征用一切可以用来进行运输的牲畜，包括马、驴子、牛和骆驼。除此之外，对于拿破仑来说，埃及人民（马穆鲁克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在理论上将是不可侵犯的。埃及的宗教、宗教领袖和寺院都将受到法国军队的尊重。拿破仑宣布：“每一个埃及人都应该为消灭马穆鲁克而感谢真主，并高呼：‘光荣归于苏丹！光荣归于法兰西军队！把马穆鲁克逐出教门，幸福属于埃及人民！’”

　　对于法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新的战事，被征服者将受到保护；事实上，拿破仑经常感到在这方面难以维持他的军令，也难以对违令者实施惩罚，他们的行动常常破坏他的政策。问题是违反军令者常常是高级将领，他们有时是明目张胆地违抗命令，不断地损坏着他的权威。尽管如此，他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他要赢得埃及人民（马穆鲁克除外）的人心，按照法兰西的模式重新组建这个国家的政府，尽可能用和平征服的手段使之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有些法规，例如他要求埃及人将所有的武器上交法军，是合乎情理的；但有些命令却是极其荒谬的，例如，要求“亚历山大的每一个居民使用三色包头巾”。更难以执行的是，拿破仑要求法军对“所有佩戴法军三色肩章的高级穆斯林长官致敬”。这些命令都在全军进行了宣读。所有的穆斯林寺院必须受到尊重，拿破仑宣布：“任何法国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都不准擅自进入清真寺……凡违令者均枪决。” 军队也没有以往的那种小小的自由了，拿破仑特别提醒军队在市场上“拿任何东西都必须付钱……不得抢夺和辱骂埃及人。我们必须和他们交朋友，我们的战争矛头只能对准马穆鲁克”。在拿破仑宣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和公告之后，亚历山大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和酋长签署了一份表示支持法国新政权的庄严声明。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宏图大业正式开始了。

　　安全地占领了城池，守住了城门之后，法国人才看清他们周围是个什么状况。“可怕的沙漠，四处都见不到有生命的东西，白天骄阳似火，夜晚异常寒冷。” 后继登陆的军队在马拉布特海滩露营，形势更加严峻。“我们缺乏所有的东西。既没有食物（除了从法国带来的干粮之外），也没有水壶和炊具，何况我们也根本找不到水。”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欧洲人都顿时陷入了像《一千零一夜》所描述的神秘境界之中。食物的问题需要待法军的后勤部队在数周登陆之后才能解决，但埃及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亚历山大港是埃及惟一的一座大海港。它实际上是坐落在一系列沙丘形成的长条形的土地之上，只有1.5英里宽，数英里长，城市面对地中海，后面是干枯的马里奥提斯湖的湖床和两个咸水湖——阿布基尔湖和埃迪库湖。这些咸水湖又将这座城市和内陆完全隔离，只有阿布基尔湖和马里奥提斯湖之间的窄窄的堤道和一条大运河将亚历山大和尼罗河上的拉马尼亚相连，成为这个海港通往尼罗河和开罗的惟一通道。

    这片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形并没有使担心伏兵的法国人松一口气：湖泊的周围全是沙漠，埃迪库湖周围则是大片的沼泽地。继续向内陆行进几英里之后，沿亚历山大港到拉马尼亚的运河（一年有半年是干枯的）边，偶尔可以找到一些棕榈树和田野、村庄和部落，包括比尔凯特和达曼胡尔。亚历山大港朝东40英里，沿埃及海岸便是尼罗河的支流罗塞塔的入口。朝西除了一望无际的沙漠没有别的。亚历山大港的地形十分险峻，只要扼守住海港后面的堤道和运河便切断了埃及惟一通往地中海的出口（1801年，英国海军就是这样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亚历山大港的）。

　　当法国军队进入这座由亚历山大大帝创建的、曾经因其文化繁荣而盛极一时的古城时，发现几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已经使这座古城衰败凋零了。当陆军上校洛吉尔通过庞贝门时，在他缺乏想像的眼中，看到的是：“很难想像还有比这座城市更加丑陋的地方了，没有任何往昔的辉煌和天才创建者所遗留的任何痕迹……几乎每所破烂房屋的大门上都留下了只知破坏不知保护的专制独裁者的印记。民房破败，无人修缮……另有一半就完全是废墟了。”

　　由于害怕英国海军的突然袭击，拿破仑命令剩下的军队尽快登陆；但由于天气恶劣，计划执行得很不顺利，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和大部分马匹、大炮、装备和食物都暂时无法登陆。在开始登陆24小时内，上岸的部队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由于缺乏良好的组织，这种混乱状态延续了数日甚至数周，大量人员死于饥渴。

　　7月3日早上5点，还有两个师尚未登陆，拿破仑召集了所有的炮兵军官和工程兵军官。他们从亚历山大的指挥部出发进行考察，在全城检查了水源和食物供应情况、堡垒和新建的法国守军兵营。尽管困难重重，拿破仑还是决定尽快完成这里的工作以便进军开罗；如果要一鼓作气打败马穆鲁克，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在贝尔蒂埃的得力帮助下对这个城市进行组织，同时在到达埃及的第6天他就委任马嘉隆和普西格（Poussielgue）负责征税的事务。他安排过去的穆斯林首领重新回到传统的职位上，同时这座城市要由军事法律监管。军队完成登陆和整编，防务做了新安排，但由于拿破仑没有进行有效的侦察、收集情报和做好后勤计划，远征军所遭到的损失比与敌军对阵更为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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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拿破仑的匆忙和大意，不仅登陆计划而且整个埃及战役计划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混乱。登陆行动突兀而不负责任，远征军的每一个战士都深受其害。实际上，拿破仑对于埃及的主要城市所在位置并不熟悉。在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他对其征途上的食物储藏、钱财、水井和储水地点却也一无所知。别说在异域作战，这样草率的作战计划就是在欧洲战场也是行不通的。何况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漠，与富饶的欧洲有天壤之别。在运输方面也缺乏足够的准备，远征军只带来了数百匹战马，必须在本地寻找马匹、驴子和牛（后来还有骆驼）以供骑兵、炮兵和运输之用。但不仅在亚历山大及其附近没有这些可供运输的牲口存在，而且使他万分懊恼的是，他完全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牲口。结果，直到数周后到达开罗以及其后数月，拿破仑的骑兵仍然没有坐骑，从而毫无骑兵的作用可言；他的车辆、弹药车、辎重、军官、工程师和行李车都缺乏动力和坐骑。

　　由于事前缺乏情报，几乎导致全军崩溃。拿破仑没有确定哪些地方是谷产丰富的地区（他们曾经到过罗塞塔和达米亚塔，但恶劣的天气使他们无法在那里登陆）；他也没有考虑何处有磨坊可以为他的军队磨制成吨的面粉，还有烤面包的烤炉——别看这只是一个烤面包的问题，这个问题差点使拿破仑的整个远征计划功亏一篑。

　　正常情况下，在政府授权军事行动之前数个月，贝尔蒂埃就应该收集这些基本的情报。但是，这次海军和陆军方面都没有派出情报人员到埃及了解有关后勤支援的情况。考虑到这次入侵的独特性，整个失败的责任完全应该由拿破仑一个人承担。事实上，他所得到的惟一的“情报”来源是夏尔·马嘉隆和普西格；他没有要求，也没有派遣或收到任何一个军事情报官员提供的情报。

　　就这样，孤立无援的拿破仑军队在茫茫沙漠上，既没有面包也没有水；成千上万的士兵死于干渴、饥饿、疟疾、中暑和疲劳。

    远征军司令的另一个疏忽是手上没有最新版的埃及地图。在这个几乎没有道路可供车辆行驶的国家，拿破仑实际上对于军队的行军路途和沿途情况一无所知，覆盖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复杂的运河系统令他特别头疼。这个国家的桥梁奇缺，令人吃惊；这些运河，无论是干枯的还是有水的，都成了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拿破仑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不断跨越运河，其中有的大运河有120英尺宽。在埃及期间，他的军需运输车辆、炮车、弹药车以及步兵都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道路条件下艰难行进。

    由于使用的是过时的老地图，对于沙丘问题也不能很好地处理。一旦在行军路途中遇到沙丘，只有翻越过去，这从登陆一直到开罗近郊都给军队的人员和物品运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埃及的部落和贝都因人①反抗拿破仑的事情发生。拿破仑相信自己的宣传，即：他是伊斯兰和埃及阿拉伯农夫的朋友，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土耳其政府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原本估计最多会遇到8,000～10,000名武装的马穆鲁克的抵抗，打上一两仗的拿破仑，实际上从亚历山大到开罗的途中一直遇到凶狠的武装抵抗，直到名义上攻占了这个地区之后仍然如此。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而且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距离巴黎较近的地方的话，如此不称职的司令官很可能不仅被革职，而且早就送到军事法庭受审或枪毙了。可是，拿破仑没有为此受到巴黎政府的传唤（那里的政府对埃及作战的情况基本上是被蒙在鼓里），正如纳尔逊说的那样：“魔鬼的孩子自有魔鬼的好运！”

　　同时，克莱贝尔将军尽管脑部严重受伤，仍然可以指挥，至少每天可以离开昏暗的病房工作数小时（因脑震荡和颅骨挫伤，他还需要几个月的康复期）。由于缺乏高级将领的指挥，即使是严重受伤的人仍然要留在军中尽职。拿破仑给克莱贝尔6,500名守军留守亚历山大和已经投降的省份，直到他的伤痊愈为止。克莱贝尔带伤恪尽职守，非常称职。

　　拿破仑下令准备继续开拔。洛歇·德达马斯将军负责攻占并驻守阿布基尔湾和那俯视停泊在海湾上的法国舰队的小小要塞，迪盖将军进军罗塞塔，由缪拉的骑兵作为先头部队。目标达到后，由另一名受伤的军官梅努作为驻守罗塞塔的总督，迪盖则回到拿破仑的主力部队。布吕埃斯中将负责组织一支由炮舰和小船组成的小舰队装上步兵，弹药和给养随拿破仑的部队沿尼罗河逆流而上，他的主舰队则留在阿布基尔湾“保护我们在那里建筑的炮台”。

　　7月3日～4日，最后完成了登陆，到达亚历山大的德塞将军和雷尼尔将军接到拿破仑的命令，作为进军开罗主力部队的前锋。他们先于主力朝距亚历山大港37英里的达曼胡尔和拉马尼亚进发。虽然有一些大炮和弹药送上了岸，但剩余的还需要数周才能送到。在出发前，拿破仑告诉德塞：“你必须将大炮留待今后对付四五千敌人的骑兵时使用。”

　　德塞是个乐观、自信、有时稍显鲁莽的军官。他带领队伍按照命令出发，但无情的酷暑骄阳使白天的气温高至非常，沼地、运河、咸水湖上瘴气蒸腾，沙丘上闷热难当，从一开始就耗尽了部队的体力和斗志。再加上呼啸而来的小股贝都因骑兵神出鬼没的袭击，用阿拉伯弯刀对他们凶狠砍杀，或是躲在沙丘后向他们开火，使法军成了惊弓之鸟。德塞的部队仅带了少量的食物和弹药，甚至连水壶也没有配备；他们很快发现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是可怕的生死搏斗，队伍走了仅仅20英里就有不少人死于干渴。

　　根据贝利亚尔的叙述，这支开路先锋在成群的蚊虫之中露营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半夜时分，不知是什么东西抑或是什么人使拴在一起的战马受惊了。一匹马挣脱缰绳朝营地狂奔而来，营火已经烧成余烬，哨兵正在打盹。疲惫的士兵被突然惊醒，慌乱中端起滑膛枪胡乱射击。突发的枪声和喊叫声使其他的马匹也相继受惊，全都挣脱了缰绳，冲过营地，消失在黑夜中。等到将灯点亮，恢复正常后才他们发现打死了三四个自己人，同时有100多匹宝贵的战马丢失。“我不知道这样的惊吓是如何引起的，”贝利亚尔承认，“肯定是什么人有意制造混乱、散布谣言。队伍是如此混乱，如此惊魂不定，当时只要有25个～30个阿拉伯人前来袭击，我相信我们都会溃不成军的。”

　　7月5日，雷尼尔将军的队伍赶上了德塞的队伍，海军上校佩雷率领着几十只船驶向罗塞塔；7月6日，迪盖的队伍（克莱贝尔的部队）紧接着出发。同一天，维亚尔将军临时指挥梅努的队伍向开罗进发，第二天下午，拿破仑和他的随从率部踏着通向拉马尼亚的干枯运河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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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塞的先头部队所遇到的问题也落到了后继部队头上，包括迪盖部队，贝利亚尔记道：

    离开亚历山大港朝罗塞塔进发还不到3个小时，军队行军的秩序就大乱。离开亚历山大港仅1.5英里，我们就进入了沙漠，到了上午10点，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我们在沙丘中行走，口渴难耐，没有水，每走一步都有人倒下……后来我们得知已经有3个人活活渴死了。

    到罗塞塔的一路上都是如此。由于缺水，军队行进极其艰难，一路上的水井不是被投毒就是被毁，泉水也被掩盖起来。

　　尽管如此，缪拉和达马斯的骑兵还是最终到达了罗塞塔，和所有人一样，军官洛吉尔的精神为之一振。“我们是在中午入城的。”他在日志中记道，“这个城市似乎相当不错。所有的居民都站在他们的屋子跟前，所有的店铺都开着门……尼罗河和尼罗河上的许多船只使我们兴奋不已。这是自我们踏上埃及土地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高兴。” 事后证明也是最后一次。罗塞塔是埃及少有的几座有着平静的花园和田野、老百姓和店铺开着门欢迎法国人的城市之一。

　　受伤未愈的将军梅努到达罗塞塔，他将成为这里的军人总督；迪盖将军继续向南行军，沿着尼罗河分水陆两路逆流而上，到33英里远的拉马尼亚和拿破仑的主力会合，挺进开罗。

　　拿破仑的队伍7月7日出发，第8天早8点到达达曼胡尔。一路发生的是许多悲惨故事，其一是米瑞尔旅长之死。米瑞尔没有经过多少训练，军龄不到9年，但还是很快升到了旅长。他最近曾经和德塞发生争执，他认为整个远征军的计划安排是十分愚蠢的，并坚持认为应该鸣锣收兵、班师回国。那晚，他在达曼胡尔的营地徘徊，后来人们在沙土中找到了他的尸体。萨瓦里上校认为他是被阿拉伯人杀死的；但他的武器钱财和衣物都完好无损，而阿拉伯人通常是要对尸体断肢和剥光衣服的。事实上，绝望的米瑞尔是在沙漠上用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自杀的。这事不能声张，拿破仑对他的死没有表示同情和理解，而是对他的这种背叛自己和军队的行为十分震怒。

　　在许多人眼里，离开亚历山大港后的第一站达曼胡尔似乎并不是个吉地，而是个孕育着凶险的地方——首先是马群受惊，然后是米瑞尔的悲惨自杀，接着是拿破仑的副官发生的事。当他们在达曼胡尔扎营之后，阿拉伯骑兵杀死了哨兵，直接朝拿破仑的营帐而来。拿破仑立即命令他的副官克鲁塞召集人马将他们赶走。年轻的克鲁塞纵身跃上战马，迅即召集了15名卫兵向阿拉伯骑兵冲去。双方交火的时候，克鲁塞处于劣势，拿破仑大声吼道：“抓住他们，妈的！冲啊！” 但克鲁塞显然过于谨慎，让阿拉伯人从眼皮底下不慌不忙地跑掉了。“将军大发雷霆，” 布列纳回忆道，“当克鲁塞回来时，拿破仑指责他对自己不忠，并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拿破仑当着众军官的面骂克鲁塞是个胆小鬼。克鲁塞不禁泪流满面、羞愧难当，后来，他对布列纳透露道：“我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我要战死疆场。我不能在他的眼里做一个忍辱偷生的人。” 尽管后来的几个月克鲁塞参与了所有的大小战役，死神一直没有光顾，直到次年他才倒在了阿克城下。

　　惧怕阿拉伯人袭击的情绪与日俱增，特别是他们的狙击手和骑兵使拖得过长的法军队伍中的掉队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割断落伍者的喉咙，抢劫其仅有的一点财物。但最令法国人毛骨悚然的还是少数几个被阿拉伯人轮奸后死里逃生的人诉说的故事——阿拉伯人在杀死法国人之前先将他们鸡奸。对于惯于在欧洲征服的城镇奸淫妇女的法国军人来说，这个消息令他们哭笑不得。当一个士兵报告这件新鲜事时，拿破仑只是挥手一笑了之：他不是还活着吗，那又怎么样呢？对法国掉队的军人进行鸡奸和斩首的事一直延续到部队抵达开罗，如果说这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使法国军人再也不敢掉队了。

　　7月10日，德塞和雷尼尔的部队抵达了拉马尼亚，完成了从亚历山大到尼罗河57英里的艰苦跋涉，走完了进军开罗的第一段路程。

　　当埃及人的船队从尼罗河到罗塞塔帮助法军增援急需的食物和弹药时，法军遇到了马穆鲁克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抗。约300名被法军误认为是“贝都因” 的马穆鲁克在拉马尼亚将法军搞得疲惫不堪。尽管随时可能遭到敌人骑兵的突然袭击，第一次见到尼罗河水的法军仍然兴奋不已，完全忘记了身边的危险。贝利亚尔旅长形容道：“快乐的叫喊声……每一个人都欢呼雀跃。”他们不顾指挥官的警告，冲出队伍，扔下滑膛枪和沉重的背包，兴奋地跳进混浊的河水里。“士兵们跳进水里，像牲口一样大口饮水。转眼间整个师团的人都来到了河边，河岸的一片西瓜地也瞬时被吃得一干二净……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埃及的最大敌人就是饥渴。”

    这4个先锋师在拉马尼亚得到了48小时的宝贵休息时间，但是，人们发现尽管这里的大麦供应不成问题，却无处烘烤面包。当仍然没有面包可吃时，大家不免牢骚满腹。7月12日下午4点，德塞率部继续向前赶路，同时，安德列奥西将军接到命令将数百名炮兵和装备装上沿尼罗河逆流而上的随军小舰队。他们刚刚出发，拿破仑就接到报告：埃及最强大的马穆鲁克军事指挥官穆拉德贝伊率大军在开罗城外挡住了南去的通道，并正在朝他们的方向逼近，随他们而来的还有尼罗河上的一支舰队。

    拿破仑为终于有机会和敌人决战而心情愉快，他命令德塞快速沿尼罗河挺进到舒布拉希特，并做好黎明时发起进攻的准备。

　　法国远征军踏上埃及土地12天之后，双方即将展开一场决定胜负的战役。

　　这天凌晨2点，拿破仑命令部队拔营，向舒布拉希特进发。据探子密报那里已经有约4,000名马穆鲁克骑兵在村庄到尼罗河一线摆开阵势，部署了大炮和炮舰，严阵以待了。法军在抵达舒布拉希特之前攻占了两个村庄，在那里将其5个师组成了5个大方阵迎战马穆鲁克骑兵。法军刚刚将寒光逼人的刺刀上好，穆拉德贝伊的骑兵团就嚎叫着开始发起冲锋了。

　　法军用榴弹炮和火炮还击。马穆鲁克几次冲锋都被打退。在法军强大火力的逼迫下，马穆鲁克不得不避开和法军的正面交锋。

　　与此同时，尼罗河上的法国舰队因遭到马穆鲁克舰队的拦截，处境十分危险。一艘军舰被炸沉，马穆鲁克登上了两艘法军的帆船，经过激烈白刃拼杀法军才将其击退。但马穆鲁克顺流而下的舰队来势很猛，佩雷的舰队几乎招架不住了。正在此时，法国炮舰一炮击中马穆鲁克旗舰上的弹药库，整个旗舰顿时灰飞烟灭，敌军大乱。佩雷舰上的科学家和平民也拿起了滑膛枪参战。正如后来贝尔蒂埃说的那样：“当和祖国的敌人作战时，每一个法国人都是战士。”

　　战斗结束后，拿破仑抓住战机，命令他的骑兵和步兵立即发动追击，在舒布拉希特将敌军围歼。

　　结果，法军在舒布拉希特遇到的是12,000敌军，他们是由农民、奴隶和马穆鲁克骑兵组成的混合队伍。尽管敌军人多势众，法军在舒布拉希特与埃及敌人的第一次真正较量中很快取得了胜利。从贝尔蒂埃的报告看出法军伤亡很少，而马穆鲁克军死伤300多人。但是，一支强大的劲敌还在前面等候着这支侵略军。

　　在舒布拉希特进行了一番抢劫之后，法军稍事休整；7月13日，拿破仑命令继续行军。炮兵和车队很快就陷进了沙丘和干枯的运河河床里，对于一支自埃及登陆以来一直缺乏食物和睡眠的疲惫之师，“这次行军是最艰难的”。每天都有大量的士兵相继死于饥饿、干渴、暴晒和劳累。但拿破仑不顾军心动摇、士气涣散甚至反叛，毫不犹豫地强行命令全军日夜兼程挺进。“将军是在拿军队赌博，”贝利亚尔说，“眼下军官多有不满，任其士兵在沿途的村庄偷走他们需要的一切物品。” 甚至连担心遭到贝都因人的袭击的恐惧也不起作用了，掉队的士兵愈来愈多。由于拿破仑匆忙而草率的“计划”，仍然无法为疲惫的部队找到食物，军队完全没有能力提供后勤给养。结果导致愤怒到半疯狂的法军完全不顾拿破仑的禁令（包括违者就地处死），在他们经过的一贫如洗、毫无自卫的村庄里肆无忌惮地疯狂砍杀。除非军队得到食物和饮水并能躲避难以忍受的炎热，否则是无法维持军纪和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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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疯狂的抢劫是由维亚尔师进行的，该师所到之处都导致一片恐怖。“很难想像还有比他们的军纪更加糟糕的军队了。”洛吉尔上校不止一次地伤心说道。“村民的哭泣和他们妻子的叫喊声交织成一片可怕的喧闹”， 妇女爬上泥巴房子的平屋顶上，大声嚎哭，发狂般地挥动着她们的头巾，而“总司令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当他看到这些场面时，他愤怒地命令迪盖将军负责恢复军队的秩序和理性”。 背负着沉重的背包，在这片荒漠上日复一日地行军，在地狱烈火般的7月酷暑下，他们的喉咙渴得冒火，黄沙的灼光减弱了大多数人的视力，他们的脚被沙和鞋（如果他们还有鞋的话）磨出了血泡，这一切都使得士兵和军官的忍受力超过了极限。更糟糕的是，“指挥官当着士兵的面，公然对抗拿破仑的命令”，洛吉尔悲哀地记述道。当迪盖发现了一处可供几个旅食用的储藏大豆的地方时，军需官拒绝将它们分配给部队食用；军官们抗议时，军需官说：“他不是他们（指士兵）的奴隶！”

　　由于缺乏食物，饥饿的军队开始杀死他们绝对需要依靠的、运输用的牲口，包括驮弹药和行李的驴子，甚至烹吃军官带在身边的狗。德塞的炮兵队伍已经死了数百人，而贝都因人仍然不断地从他们的两肋进行袭击和包抄。沿路发现的麦田，已经被因没有磨面工具而愤怒的德塞士兵在田里放火将麦子烧熟吃尽，给后继的维亚尔和迪盖部队以及种地的农民留下一片灰烬。“当我们到达时，我们甚至不知道从哪里找到喂马的草料。” 拿破仑在给巴黎的报告中照例没有提到这些破坏性的混乱状态。

    法军已经逼近瓦丹，前一战役落荒而逃的穆拉德贝伊已经在他们前面重新集结队伍。如果拿破仑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和他的敌人交锋，他将不会再有足够的军队面对敌人。拿破仑毫不怜悯地命令军队前去与敌人交战。他认为，在攻打埃及首都之前打一个大胜仗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不管怎么说，这是惟一的出路，除非退回地中海，承认失败。

　　开罗已经遥遥在望，但又一片一望无际的沙丘使得法军灰心丧气。由于尼罗河的雾气蒸腾，夜晚仍然非常潮湿和寒冷。“这段行军更为艰难……”贝利亚尔报告道。

　　7月18日，离开瓦丹3英里时，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富饶的山谷，覆盖着一丛丛的棕榈树和无花果树。” 这使得军队悲愁的士气为之一振。但是，由于长时间在没有水源的荒漠上行军，来到瓦丹并再一次见到尼罗河后，军需官仍然拒绝给部队收集和分配食物。饥饿的士兵开始反叛。正如贝利亚尔所说：“虽然经过长途行军，部队已经十分疲惫，但这不妨碍他们一路抢劫并留下纪念。”此时，在瓦丹，拿破仑亲眼目睹了士兵不顾他的威胁，给众多的村庄造成灾难，这次他的耐心达到了极限。“他对抢劫的事大发雷霆。”萨瓦里在他的个人日记中记道，“而且，由于部队忍受不了炎热，掉队的愈来愈多，如果此时马穆鲁克来袭击，后果不堪设想。”何况大炮也陷进了沙丘，动弹不得。

　　终于，拿破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禁令，下令征用当地的羊群和谷物——他别无选择。也正是在瓦丹，军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行军的目标，“在遥远的沙丘之上，我看到了吉萨的金字塔……以及我们充满希望的目的地开罗城的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这给了军队新的勇气。”萨瓦里上校说。但这并没有打消众官兵内心深处的绝望，一名愤怒的骑兵军官走过拿破仑身边时怒气冲冲地说：“嘿，将军，接下来阁下您打算带领我们去印度了，是吗？”拿破仑回敬道：“是，但肯定不是带像你这样的人！”

　　是瓦丹广阔的田野、大片的绿洲带来的凉意，是在这里和尼罗河岸发现的丰富的食物拯救了拿破仑和他的军队。队伍终于能够吃到东西了，怒气也得以平息。但还没有等部队缓过气来，拿破仑又命令现在已变得不服从和敢于顶撞的军官让士兵清理满是沙尘的滑膛枪和大炮，为即将展开的战役做好准备。据密探报告，穆拉德贝伊军现在正在开罗城外的尼罗河两岸严阵以待。左岸是穆拉德贝伊军，右岸是易卜拉欣贝伊军。拿破仑24,000人马和穆拉德贝伊18,000人加上易卜拉欣贝伊的10万人部落军（大部分是没有正规武器和未经训练的农民）的一场大规模的厮杀在所难免。如果拿破仑要占领开罗或者想活命的话，他必须背水一战。

　　经过一天的休整，瓦丹的5个师在凌晨3点整装出发。7月20日上午9点，拿破仑亲自跨上了战马，离开了沙丘。他们来到被阿拉伯人称为“牛腹”的地方，这里是尼罗河的分叉点，罗塞塔和塔米亚两条支流在这里形成了一片长长的无数的岛屿。“我们经过的平原非常可爱、富饶，有几个村庄。”萨瓦里记道。下午5点，法军抵达阿尔夸拉塔恩。

　　次日，佩雷海军上校的河上舰队抵达，而尼罗河对岸的扎约翁谢克（Zayoncheck）将军的队伍也在兼程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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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右岸的德托耶（Detroye）少校发现行军的条件令人失望。“没有比进军开罗更困难的了，”他在日志中记道，“天空在燃烧，大地被太阳烤得灼热。我们日夜兼程。扎营的沙丘常常移动，夜晚由于河水蒸腾，闷热难当。” 虽说尼罗河解决了饮水问题，而且水牛、鸡和鸽子解决了肉食问题，此外还有西瓜和豆类，但“没有面包和酒”。他在日记中忘了提到毒蛇和无处不在的蝎子。如果说食物和饮料对这个旅来说不成问题的话，那么，他们的领导却是个问题。

　　扎约翁谢克将军很难说是这样一支军队的理想军官，至少根据德托耶少校的看法是如此。“将军……看来是个有诚实品质的人，但却不是个好军官。缺乏性格、精力和基本的预见能力，他让他的队伍在食物丰富的地方挨饿。”他们的周围有食物，却没有安排人收集和分配。“由于惩罚不严，加之实际需要，导致了抢劫的发生，我军（指扎约翁谢克旅）路过的所有村庄都惨遭蹂躏，白天行军秩序极其混乱。”但拿破仑和他的高级将领喜欢扎约翁谢克，在贝尔蒂埃给督政府的报告中，照例隐瞒了真相，却赞扬扎约翁谢克是个“极好的领导者”。在罗塞塔和塔米亚两条支流交汇之处，沙漠起伏的热浪、荒漠的阴霾和沙丘渐渐被一望无际的田野、西瓜地、甘蔗田和黑葡萄园所取代。在隆起的山丘上是橘树和柠檬树果园围绕的村庄。虽说有1/3的村庄破败不堪，村民居住的泥棚“污秽并散发着恶臭”，法国人最终还是看到了“个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 他们的女人“身材矮小、骨瘦如柴、极其丑陋”，那些孩子直到七八岁都光着屁股到处乱跑。尽管如此，法军发现这些村庄“非常好客”；然而，他们的音乐——由铃鼓、钹和竖笛演奏的埃及音乐，却“十分难听”——法军宁可不听这种音乐。

    载着蒙日、贝托莱和布列纳以及其他平民的佩雷海军上校的河上舰队， 由于几艘大船在河上搁浅，战士人数也在渐渐减少。等他们驶抵尼罗河的主河道时，佩雷发现他只剩下8艘三桅帆船和8艘炮舰了。

　　对于只有数百名骑兵、战术处于劣势、士气涣散的拿破仑来说，严阵以待的穆拉德贝伊大军是以逸待劳。看来，穆拉德贝伊军是要在开罗前面的一个叫做伊巴巴的村庄与他们决战。拿破仑一往无前。下午4点，风尘仆仆的绵延数英里的拿破仑远征军抵达了离开穆拉德贝伊军一英里半的地方。

　　穆拉德贝伊军和尼罗河对岸的易卜拉欣贝伊军杀气腾腾。但法国人有所不知，舒布拉希特一战法军获胜已经造成了开罗城的恐慌。据埃及历史学家阿拉曼记载，法军兵临城下的消息，“加剧了人民的恐慌……尼罗河两岸都是我们的大炮和军队……尽管做好了这些准备，马穆鲁克王室仍然怕得要死”，开罗的富人“已经收拾家当准备一旦我军抵挡不住便逃之夭夭，政府竭力阻止人们逃离城市”。同时，伊斯兰教圣族后裔领袖埃芬蒂从城堡扛出先知的绿旗，“在数千手持棍棒的教徒护送下，大声诵读着经文前去助战。整个埃及处于混乱之中……”阿拉曼继续写道：“每个人都祈求真主保佑他们战胜法军。”首都开罗只留下了女人、孩子和老人，他们躲在泥屋后面。“杀人暴徒控制了这座城市”，愤怒的暴民抢夺了大部分欧洲人、基督教阿拉伯人、埃及基督徒、希腊人和犹太人，从他们的教堂、寺院以及他们家中抢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他们要杀死所有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留守的马穆鲁克当局强烈干预下，才阻止了一场大屠杀。“他们每天都知道法国人离开罗愈来愈近了，但当局在部署抵抗时仍然举棋不定。埃及军队对自己缺乏信心，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对抗法军。”

　　在有着一条干枯运河的开阔的平原上，德塞的师团摆开方阵，形成法军的中军部队。左翼和右翼师团各在一边，两翼之间是小型机动野炮。总共5个师团，每个师团组成一个方阵，面向敌军一字排开，共约24,000人，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刺刀的城墙”。随着鼓点和军号声，德塞师团首先向前缓缓移动，接着其他师团也迈步前进。

　　刹那间，沙土飞扬，马蹄声大作，数万名马穆鲁克骑兵发出狂野的呼喊，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法军方阵。战场上顿时枪炮齐鸣，人喊马嘶。马穆鲁克军遇到了精心布阵的法军的滑膛枪和榴弹炮的致命打击，成片的骑兵被扫倒。骑兵奋勇冲杀，想从不同方向突破法军阵线，但是法军“方阵”的布局可以击退来自各个方向的袭击。少数冲进方阵的马穆鲁克骑兵也死于刺刀丛中，法军方阵岿然不动。残存的马穆鲁克骑兵不得不后撤，中央的德塞师团截断其退路，马穆鲁克骑兵死伤约3,000多人。左翼法军突入敌步兵军团阵地，越过土垒，夺取了60多门笨重的大炮。右翼的法军击溃了穆拉德贝伊军的部落兵，慌不择路的部落兵成群跳入尼罗河中，约1,500人溺死水中。来不及跳河的均遭法军杀戮，如同贝尔蒂埃所说，这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

　　右岸的易卜拉欣贝伊军乘船渡河欲援救穆拉德贝伊军，但大势已去，他们遭到佩雷的炮舰轰击。与此同时，狂风大作，河上浊浪翻腾，黄沙漫天，易卜拉欣贝伊军什么也看不见，只得退回右岸。两岸的大炮一刻不停地轰击着。“我们的耳朵被炮声震聋，”阿拉曼报告道，“大地在颤抖，苍穹仿佛要落到我们头上……”弥漫的黄沙“给世界带来了黑夜”。

　　不到一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穆拉德贝伊带着残存的骑兵向南朝吉萨金字塔逃跑，易卜拉欣贝伊军则向东逃进荒漠，像变魔术似的从视线中消失了。为数不多的法国骑兵朝吉萨金字塔方向穷追穆拉德贝伊军直到当晚9点才停止。

　　此时，近在咫尺的开罗城内一片恐慌，难民如潮，他们携带着能够带走的财物朝城东门蜂拥而逃。一旦逃出城外，他们面对的是偏远村落里贫穷的埃及人。“不幸的难民遭到这些阿拉伯人的袭击，他们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他们的女人遭到奸污。”阿拉曼悲叹道。同时，在开罗城和尼罗河的另一边，得胜的法军在清理战场，从马穆鲁克人的尸体上搜索值钱的战利品。留在开罗的埃及人洗劫了穆拉德贝伊和易卜拉欣贝伊的宫殿以及其他王公贵族的宫殿，并放火焚烧。荒漠的大风顿时将火势蔓延全城甚至殃及河上的船只。“开罗有史以来尚未见过这样的夜晚，” 阿拉曼叹道，“从未有人见过这样的惨景。”

　　就这样，在1798年7月21日，金字塔大战就此告终。据贝利亚尔将军的统计，埃及人死伤1,000人，法军死伤仅30人。然而，更加实际的统计是，埃及人死亡和溺水者2,500人，法军死伤总计100人以上。

    当晚拿破仑命令修建一座连接开罗和吉萨的浮桥。凌晨3点左右，穆斯林宗教领袖在幸免于屠杀的重要欧洲商人和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土耳其大使的陪同下，在都城冲天的火光下来到拿破仑设在吉萨的司令部。

　　接受开罗归降后，胜利而疲惫的拿破仑签发了《告开罗人民书》，他告诉开罗人民自己是作为他们的“救世主，来摧毁马穆鲁克”，并保护埃及人和他们的贸易的。“不用担心你们的家庭、你们的住宅和你们的财产，特别是你们信奉先知的宗教信仰，这一切将受到我的尊重。”他坚持道，“法国人是来拯救埃及人而不是来毁灭埃及人的。”与此同时，拿破仑命令邦将军进驻开罗城。傍晚，开罗已在法军的有效控制之下。法国人克服了各种障碍和后勤补给的极大困难，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人人都对此感到惊异，除了拿破仑·波拿巴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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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深渊

在这个世界上，人必表现得友好并许下许多诺言，但却完全不必遵守任何诺言。

    1798年8月1日，停泊在亚历山大港外的装载有80门炮的“弗兰克林”号上，海军上尉沙里耶在航海日志上记道：“海上风和日丽，风向西北偏北；微风拂面，海上波涛不兴。约一半水手今日上岸打井找水。” 一切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直到当天下午2点，‘幸运’号打来信号，西北偏西方向发现12艘船……十分清晰，不用多久就确认了那是12艘战舰。旗舰立即升起紧急集合信号。阿布基尔要塞对面，海港入口处的小岛上，有两门臼炮的炮台立即做好了御敌准备。3点，布吕埃斯命令舰队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同时派出两艘双桅横帆船出海侦察。

　　敌舰队顺风扬帆迅速朝法国舰队驶来。4点，又增加了两艘——它们的确是英国舰队。双桅横帆船“警戒”号靠近敌舰，在火炮距离之外试图将敌舰引向海湾的暗礁，但英国舰队对这种海战中惯用的手法了如指掌。沙里耶上尉记录道：

    5点，敌舰队将航向右转向阿布基尔直接驶来……这一对抗性动作使我确信敌舰队意在当晚对我舰队发起攻击。我海军司令布吕埃斯已经下令全体集合上船准备出海迎战，但很快发现我们人手太少，无法出海，他撤销了这道命令。事实上，我们每条船上都缺少20名最好的水手。他只得发出就地停泊迎战的信号。

    布吕埃斯的舰队之所以至今还停泊在这个易受攻击的开阔海湾，是有原因的。布列纳和贝尔蒂埃之所以能和拿破仑成功合作，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拿破仑察颜观色，琢磨他多变的念头。布吕埃斯则不然，他对总司令了解不深，也不善于应付复杂易变的形势。作为一个缺乏想像力的职业军官，他只知道执行确切的命令和具体的目标。他是个诚实、勤奋、彻底的人。他亲眼目睹他所属的贵族阶级是如何在1793年和1794年的大革命恐怖中垮台并被大批处死的。同时，也看到路易十六一手精心创建的法国皇家海军是如何沦为一支只有少数几个高级将领指挥的、军纪涣散、指挥不力、管理混乱的部队的。这几个在共和国铁腕下幸存的高级将领，虽目睹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因贵族血统而被处死，仍然愿意为共和国效劳。现在的法国海军就是由他们指挥的，他们——包括舰队司令布吕埃斯在内——都终日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生怕随时可能飞来的横祸和斥责。布吕埃斯不会忘记1793年他曾经因其贵族血统而被革命政府视为“嫌疑分子”；直到1795年才官复原职，次年11月升任海军少将，指挥爱奥尼亚群岛和科孚海峡战役。革命造成的混乱使他感到迷茫。现在，在埃及，在一个他尊敬但却不甚了解、而且永远无法理解的年轻人手下，他更加迷茫。拿破仑对于控制自己身边的人有一套诀窍，他将布吕埃斯打造成了一个听其摆布拍他马屁的人、一个受到大革命震慑的人、一个他可以随心所欲加以支配的穿号衣的仆人，布吕埃斯和难以对付的海军部长布律克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后者有一副伶牙俐齿、极其自尊、不向任何人低头。

　　从舰队到达埃及水域并在阿布基尔湾抛锚停泊起，倒霉的布吕埃斯没有遇到过一件顺利的事：首先，他在错误的地方进行了组织得很糟糕的登陆行动；接着，在7月3日，贝尔蒂埃告诉他，拿破仑对于他“在法军进攻亚历山大时，没有封锁亚历山大新港，导致4艘巨大的埃及商船逃到海上，感到非常不满”。布吕埃斯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让他离开阿布基尔海湾去拦截商船，再说，他必须在大风暴中维持庞大的舰队不被吹散，并将人员和装备尽快登陆。7月4日，拿破仑又命令布吕埃斯将舰队驶进亚历山大旧港，条件是“如果风力减弱，水深允许的话”。

　　由于拿破仑在战前没有认真收集研究地质水文资料，他不知道自己的舰队是否可能驶入这个重要的海港。他要求布吕埃斯测量水深，明确报告舰队能否进港，或是能否在阿布基尔海湾停泊并抵御敌舰的攻击，如果敌舰力量甚为强大，则将舰队撤至科孚海峡（据报告，纳尔逊的舰队实力和布吕埃斯的旗鼓相当，法国舰队载有1,287门火炮，英国舰队载有1,012门火炮，因此撤往科孚海峡的理由不充分）。

　　和以往一样，拿破仑下达命令时从不考虑别人如何执行，或是否有可能执行。用手工探测海港水道的水深确定又大又重的战舰是否能够通过，即使对最熟练的水手来说，也是个费时的工作。这工作往往需要数周的时间，而不是如拿破仑认为的那样只要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后来，拿破仑对布吕埃斯的命令改为舰队暂时停泊在阿布基尔，除非遇到实力甚为强大的敌舰队。

　　7月1日，开始混乱的登陆行动，7月3日，布吕埃斯给拿破仑送信，祝贺他攻占亚历山大，称之为“继续获得成功的令人愉快的先兆”。他告诉拿破仑虽然初步的探测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他将立即着手进行探测水深的工作（结果同样不令人满意)。但是，他提出，他的舰队不能继续停泊在阿布基尔湾，因为，如果“同等实力”的敌人海军舰队此时到达的话，他们“完全能够摧毁我们的整个舰队……如果我不幸仍然停泊在这里坐以待毙的话”。然后，他又自相矛盾地告诉拿破仑：“然而，目前我找不到别的地方，没有可供选择的锚位……离开你会使我感到不安，我没有别的希望，只希望至少能够对你们的行动有所支持。” 拿破仑没有对布吕埃斯的结论做任何变更。

    布吕埃斯对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水道使舰队进入较为安全的亚历山大港，他只能继续停泊在阿布基尔湾，直到舰上的货物卸完为止。虽然他也惧怕在那里遇上英国舰队的袭击，他却并不想离开拿破仑——因为那样会使整个法军处于没有海上保障和遇到意外情况失去海上退路的境地。他对拿破仑和法国军队的一片忠心老天可鉴。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使布吕埃斯无法断定他在此停留的时间长短，包括将部队的人员、弹药、马匹、大炮以及成千辆战车全部卸下送上陆地所需要的时间以及补充舰队两个月航海的给养，如绳索、船帆、木料、新鲜食物和水所需要的时间，这些补给品是任何一支准备出海的舰队都不可缺少的。

　　海军拨款审查官若贝尔在7月9日给海军部长布律克斯发出的一份密报中指出，亚历山大港“缺乏海军停泊的条件，连最基本的设施都没有”，诸如干船坞、仓库和车间等，如果建立这些设施“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他认为小船是否能进港都难说，何况大船！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感觉是一旦完成登陆，我们必须立即驶往科孚海峡，因为英国人离这里不远，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他还说，“布吕埃斯的决定完全与此不同……其结果造成了这里浓厚的宿命论气氛，甚至使我的原则也发生了些微动摇。”

　　早在7月6日，布吕埃斯的第一份正式勘测报告就说明整个亚历山大港“是无法使用的，充其量是危险的海港”。布吕埃斯将这个结果报告了拿破仑，并附带说：“相信我，将军，我最大的愿望是支持你的军事行动。”拿破仑当天向督政府做了报告：“这个结论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但在他次月给督政府的报告中却称他已经命令布吕埃斯在24小时内驶入亚历山大海港（这是他掩盖证据而虚构的谎言）。

　　在亚历山大和拨款审查官若贝尔度过了几天时间之后，布吕埃斯回到了阿布基尔湾。由于水浅和暗礁的原因，他仍然将他的舰队一字排开，停泊在离海岸4英里的开阔海面上；因此，岸上的防御设施，包括阿布基尔要塞上的8门加农炮、和阿布基尔岛上的臼炮对舰队都无法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布吕埃斯打算在7月为舰队获取新鲜食物和淡水的计划也完全不可能实现。 因为阿布基尔湾一带的水井随时会遭到阿拉伯人的袭击，食物储备地则远在罗塞塔和塔米亚。甚至对布吕埃斯特别反感、竭力主张舰队在英国人到达之前驶向科孚海峡的若贝尔也认为舰队的形势十分危急，布吕埃斯目前没有条件出海航行。

　　7月中旬，舰上的食物供应十分短缺，以致舰长们不顾以前下达的一系列命令，秘密给梅努将军（他不是拿破仑的朋友）写信，请求他增援食物供应。一位舰长泰弗纳愤怒地说道：“真正的饥荒开始了。我真不该到这个倒霉的国家来。”远征军一向不动感情的司库普西格乞求拿破仑：“舰队需要紧急的粮食增援。”他的手上已经没有可支配的经费了，尽管法军在马耳他掠得大量财物，拿破仑却拒绝发放使用，因此无法给舰队征集食物；埃及人拿不到现钱是不会将食物卖给他的。据普西格估计，布吕埃斯紧急需要275吨大米、330吨木材（舰队燃料）以及80头牛和150头羊。当布吕埃斯得知梅努准备派6条小船装运救急的食物增援他们时，他感激地说，这是解救了“因饥渴而濒临死亡的人们”。 事实上，在出征前，海军部门为布吕埃斯的舰队提供了充足的给养，但大部分被拿破仑运到岸上给他的陆军使用了。

　　布吕埃斯在7月26日发出了最后一封求救信，信中他提醒拿破仑：“我们是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漂浮着。”他们的面包和水都已经没有了。而且，整个舰队一旦遇到攻击将处于完全没有防御的境地。即使不遭遇进攻，目前至少已有3,000人离舰住院或是在岸上四处打井找水，还有的是擅自离船上岸，包括许多反叛的军官。“没有食物，军舰得不到维修，”他告诉拿破仑，“舰队处于瘫痪状态。” 尽管如此，在两天后，收到法军金字塔大捷的消息时，兴奋的布吕埃斯从病中挣扎起来对舰队发布了公告：“共和国万岁！拿破仑万岁！我们英勇的兄弟部队已一举攻克埃及首都开罗！”他命令所有舰只鸣放24响礼炮以示庆贺，当天定量配给的食物和水比平时多了一倍。

　　6月30日，拿破仑终于给他发来了回音，称他已经命令：“50条装运小麦和大米的船在亚历山大等待他们的到来，他必须尽快驶入亚历山大港。”事实上，拿破仑是在当天才命令塔米亚和罗塞塔的守军将粮食装船的。同时，拿破仑警告说：英国人进攻的危险仍然存在，“英国人的整个行动使我相信他们是要封锁马耳他”，因此暂时还不会进攻埃及水域。

　　这封信和50船供应物都没有能够送到不幸的布吕埃斯手里。这是个残酷的骗局，拿破仑使海军司令相信他马上就能得到粮食。正如拿破仑经常提到的一句妙言那样：“在这个世界上，人必须表现得友好并许下许多诺言，但却完全不必遵守任何诺言。”事实是，布吕埃斯只收到了由6艘三桅小帆船运来的仅够舰队食用一天的大米和少量的淡水，此外一无所获——既没有肉和蔬菜，也没有小麦和面粉。周末时，舰上的定量比前两个星期又减少了一半，大部分在船上的人都受到疟疾的折磨。布吕埃斯本人也大病初愈，法国舰队也仍然停泊在毫无防卫设施的开阔海湾上。就在此时，即8月1日，海军上尉沙里耶报告发现英国舰队正在全速向阿布基尔海湾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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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敌舰后，海军少将谢拉和维尔纳夫不等命令就匆忙登上了“东方”号。布吕埃斯在“东方”号上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军官们群情激愤。只有一名军官主张出海迎战，较为谨慎的维尔纳夫和冈托姆则支持同样慎重的旗舰司令提出的停泊在原地御敌的计划。如果当初他们能够迅速派出三桅快速帆船出海迎战，而不是在这个挨打的海湾上坐以待毙；如果大量擅自离船的人员能够紧急回船的话，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说，全舰队挤在没有防御能力的海湾是无法御敌的。为了防止英国人传统的突破防御线的作战方法，布吕埃斯命令用缆绳将军舰捆绑在一起，使英国军舰无法突破。但是大多数舰长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只是抛下了第二主锚，以稳住自己的队形。

　　“我一旦发现法国舰队就会对它们采取行动。” 下定了决心的纳尔逊不止一次这样说。7月25日，听说法国舰队到了埃及，他的14艘战舰便从锡拉丘兹出发，第二次驶向亚历山大港。约驶了700英里之后，8月1日黎明，接近埃及海岸时，纳尔逊派出两艘74门火炮的战舰在舰队前面侦察。它们在中午时分到达亚历山大港。但在旧港仅发现几艘法国船，而且不是战舰。它们又向东行驶，很快就发现了法国舰队，并向纳尔逊发出了信号。“敌舰队在阿布基尔湾。” 这是纳尔逊自5月到达地中海以来苦苦等待的时刻。此时是下午3点，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要在当天采取行动，离天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纳尔逊既没有当地的海图，也没有当地的领航员。但他决心这次不能让追逐了大半个地中海、行程约2,600英里才好不容易找到的法国舰队再次漏网。

　　因此，纳尔逊在他的双层甲板的旗舰“先锋”号上升起了信号：“抛尾锚，准备战斗……攻击敌舰的船首和中央。”5点，英国舰队逼近阿布基尔湾，纳尔逊命令舰队，每两艘战舰从两侧或首尾夹击一艘法国军舰。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军舰攻击所有的法国军舰，但至少可以用这样的战术将敌舰各个击破。30分钟后，纳尔逊发出了全舰队期待已久的“以战斗队形进攻”的命令。6点多钟，法国舰队最终升起了彩旗，对率先驶入海湾的两艘英国军舰开火。

　　纳尔逊的进攻计划是大胆而近乎冒险的。他是在自己不熟悉的海域、在既没有海图也没有当地领航员的情况下发起进攻的。他实际上是不顾一切地孤注一掷，即使此时太阳已经落到了海平线上，也务必当日发起攻击。本以为英国人会在次日发起攻击的布吕埃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纳尔逊乘着顺风，扬满风帆继续进逼，一半舰只插入法国舰队的停泊线，对法国军舰形成夹攻态势。装有74门炮的英国军舰“卡洛登”号驶入浅滩搁浅。随着太阳迅速沉入海里，英国军舰选择了他们的攻击目标，并在目标前后或左右抛锚定位。正在闹头疼和牙疼的纳尔逊和被几个星期的疟疾和发烧搞得十分虚弱的布吕埃斯都决定要在阿布基尔湾上决一雌雄。

　　13艘法国军舰和14艘英国军舰在阿布基尔湾上展开了海战史上极为惨烈的大拼杀。

　　可怜数周来一直靠配给的食物和淡水维持生命、被疾病折磨得虚弱不堪的法国水兵（大部分还是新征募的第一次面对炮火的新兵）所做出的顽强抵抗堪称悲壮，其结果惨不忍睹。9点，英国军舰击沉一艘法国军舰，而另一艘英国军舰则被装有36门炮的法国军舰击中，成了在海上漂浮的废墟。大海战的高潮是在夜晚10点之后，法国海军的骄傲、布吕埃斯的旗舰“东方”号爆炸，全舰将士阵亡，连远在15英里之外亚历山大港的克莱贝尔将军司令部也听到了震耳的爆炸声，感到了大地的震颤，并看到夜空中“一团耀眼的巨大火团冲天而起，火越烧越大，最后化作一团黑色的、夹着火星的烟云”。这场悲剧的幸存者、海军上尉马辛（Massin）回忆道：“旗舰爆炸后紧接着是一阵悲哀的沉默，因为双方都被这恐怖的场面惊呆了， 竟不约而同地停止了交火。” 那天深夜，克莱贝尔接到了他派往现场的一艘小船的报告，报告人亲眼目睹了法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悲惨场面。

　　凌晨4点，月亮仍然高挂在海上，法国舰队收拾残部，再次开火；船桅被完全炸掉的战舰并没有被征服，这使得纳尔逊大为震惊。人类究竟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呀？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海战的确一直延续到上午，炮声方才沉寂，两艘几乎没有遭到夹击的主力舰“勇敢者”号和“纪尧姆”号以及快速舰“正义”号和德克里斯的“黛安娜”号在11点得以顺利朝北逃脱，疲惫之极的英国舰队没有顾得上去加紧追击。

　　这次海战的伤亡和损失在整个海战史上是骇人听闻的。13艘法国军舰，一艘爆炸，一艘被自己的炮火击毁，9艘向英国舰队投降。无论人们的看法如何，法国舰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是令人敬佩的。三层甲板的主力舰“雷鸣”号上的大火一直燃烧到8月3日，英国人在该舰甲板的残骸上发现了200名官兵的尸体，而该船的定员总共也只有608名。5艘法国军舰的船桅全部被炸断，另有两艘的主桅被炸掉。英国人将这些军舰残骸中的6艘经临时处理后，驶到直布罗陀进行大修，然后投入皇家海军使用（其中有名的一艘“斯巴达”号在7年后的特拉法加海战中被英国人用来攻打法国人）。舰上存活的均被英国人抓获，死亡的则被英国人埋葬了。

    在这次海战中，英国人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伯雷勒芬”号上的船桅被法国军舰的炮火完全炸掉，另一些舰只也被炸毁。英国海军共有218人阵亡，678人受伤。头部受伤的纳尔逊由于这次海战功勋卓著，被封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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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法国舰队的状况，遭到惨败也不奇怪。法国人战死或溺水者共计1,700人，受伤1,500人，被擒获者3,000人。18,000人的法国舰队，只有1,800人死里逃生。除布吕埃斯英勇阵亡外，法国舰队共伤亡9名舰长，包括卡扎比昂卡和他9岁的儿子。尽管拿破仑在事后对布吕埃斯颇有微词，但这位45岁的海军中将在海战一开始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开战不久，他的头部和身上就多处受伤，半小时后，他的左腿被英国人的加农炮弹炸飞，他仍然不肯离开后甲板的指挥台；但没过多久，他就断气了。

　　法国舰队被纳尔逊的舰队打得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对拿破仑无异于晴天霹雳，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在他一生的军旅生涯中，他从来不愿意承担任何错误的责任，不论是陆战还是海战，拿破仑很快会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在给巴黎的报告中，他指责这是布吕埃斯的过错。如果布吕埃斯“服从命令”，按照他的旨意在“24小时内”驶入亚历山大港，这场惨祸就不会发生。当然，布吕埃斯中将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命令。“如果说在这场重大的事件中他犯了错误的话，”拿破仑下结论道，“他的英勇阵亡已经补偿了他的错误。”

　　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布吕埃斯曾经对亚历山大港的水深进行过勘测；勘测结果表明水深不够，拿破仑后来也曾经向巴黎如此报告过。但在海战后4个月，拿破仑命令接替布吕埃斯的海军少将冈托姆告诉巴黎，舰队可以驶入亚历山大港！这一次，软弱的冈托姆没有从命，公然对抗他的上司。“我只有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才会接受如此重大的责任，我的意见是：驶入这样一个港口对于任何吃水超过20英尺的船只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 法国舰队中最小的舰只的吃水也接近22英尺。

　　拿破仑的确提出过让舰队驶往科孚海峡的方案，但这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舰队尚未完全卸载，并且没有食物和淡水可供补给。再说，拿破仑所谓的驶往科孚海峡的指令不够明确，有些模棱两可；况且他说过，如果无法驶入亚历山大，也可以在阿布基尔湾停泊。即使布吕埃斯希望出海，如同在发现英国舰队的时候他曾经想到的那样，也是无法实行的，因为当时还有3,000人在岸上。船上的淡水桶已近告罄，储备的食物也仅够在海上航行数天之用，没有哪一个有责任心的舰队司令会命令他的舰队在这样的情况下出海航行的。

　　尽管如此，在后来给督政府的报告中，拿破仑继续指责布吕埃斯违抗了他的命令，没有将舰队开进亚历山大的旧港，而他的舰队是可以驶进这个港口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他指责布吕埃斯将舰队停泊在阿布基尔湾而不加任何防范措施，这一指责还有一些道理。阿布基尔湾没有进行适当的防御，海滩上也没有， 布吕埃斯也没有派出护卫舰在海湾地区巡逻以便及时发现前来袭击的英国舰队（虽然拿破仑自己也以为英国舰队是在封锁马耳他）。最后，拿破仑又向督政府重复了他过去的论调：“7月5日，我离开亚历山大时曾经命令海军司令在24 小时内驶入那座城市的港口，或者，如果他发现无法驶入港口的话就将舰上的大炮和货物卸下，然后驶向科孚海峡。”拿破仑还认为，他离开亚历山大时以为他的（并不存在的）命令已经执行了。正如布列纳所说的那样：

    在拿破仑给政府的战报中从来没有将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全面报告过，即使是对他稍有不利的事实，他也会掩饰真相。在可能的时候对事实进行伪装、篡改和隐瞒，他是很内行的。当别人的观点和他不同时，他常常更改别人写的战报，或是加进一些毁谤别人的内容，然后将其付印。为了自己的荣誉他不惜隐瞒事实——他认为不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因此，拿破仑当然没有告诉督政府，布吕埃斯以及其他海军军官曾经无数次地向他请求给舰队补充军粮；他也没有向他们报告，在海战发生前不久，舰队官兵是在靠很少的定量食物和淡水维持生活，因而大家的身体都十分虚弱；他更没有报告，布吕埃斯几乎死于疟疾、在海战爆发前仍然十分虚弱。拿破仑自然不会向巴黎承认他是在战前没有为自己的海军司令提供充分的海军情报资料的情况下，就将这支舰队送到一个连是否能够驶入这个国家惟一一个港口的安全水域都不清楚的境地了。

　　法国舰队失败的影响，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失去了海军、失去了重要的高级将领（布吕埃斯阵亡、维尔纳夫和德克里斯已从海上逃离），拿破仑和他的远征军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海上的退路已被断绝，在他们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剩下的惟一离开埃及的通路是在东北方叙利亚的土耳其海岸，但是大量的土耳其守军封锁了通往阿克、大马士革和阿勒波的通道。拿破仑在7月就告诉过他的哥哥约瑟夫，一旦攻下开罗，他希望“回法国去过几个月”。现在，随着法国地中海舰队的覆灭，已经不可能了。英国皇家海军牢牢地掌握着海上的控制权， 他们可以在海上随心所欲；而且，东地中海上的另外两支舰队，俄国和土耳其舰队也开始与法国作对了。这意味着英国海军成功地封锁了埃及海岸，不仅阻止拿破仑从海上逃脱，而且封锁了法国从海上送来的眼下极其需要的增援、 弹药和其他供应物。到达埃及后一个月，拿破仑和他的远征军成了埃及的囚徒。

    9月4日，拿破仑给布吕埃斯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阁下的儿子在后甲板指挥海战时不幸被炮弹击中。我现在怀着悲哀的心情通知将军（布吕埃斯的父亲也是海军中将）阁下您的儿子阵亡的消息。但是，他死得没有痛苦而且死得光荣——这是惟一能够使悲痛的父亲得到安慰的。我们远征军全体将士都有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战死疆场者是幸运的，他们将永远活在后代人的记忆中。

    这是拿破仑难得的充满哀思的时刻，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还有更加棘手的事情要应付——他必须从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埃及大灾难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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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失败的阴影

  督政府里尽是一帮混蛋，他们嫉恨我，恨不得我死在这里才快活。

    法国远征军在埃及陷入了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巡洋舰大摇大摆地在埃及水域巡逻，封锁了亚历山大港，仿佛在随时提醒法国人：他们在埃及的处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法国再派一支舰队前来援救的可能性也愈来愈小。这种情况可能没有谁比亚历山大港的卫戍军司令克莱贝尔将军更清楚的了。

　　“我们必须放弃任何从海上与法国取得联系的进一步努力，将军阁下，” 他于8月15日告诉驻守罗塞塔的梅努将军，“除非英国舰队撤离……因此，将你们的港口关闭，耐心等待形势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我们这里随时可能遭到炮轰。”罗塞塔是尼罗河的两个入海口之一，也是海军和陆军的重要补给地。失去了法国舰队的保护，仅有600名守军，“既没有大炮、弹药，也没有钱”，这个要地显然是朝不保夕的。处于这种境地的梅努将军可以说是如坐针毡、焦虑万分，他恳求让自己回到“他的师团，离开这个使他发狂的鬼地方”。但是，即便如此，后来信奉伊斯兰教改名阿布杜拉的梅努仍然不顾自身难保，却为身在亚历山大港、直接面对英国舰队威胁、处境更为艰难的克莱贝尔打气。他在8月4日的信中写道：“你必须振奋精神，不要被问题所压倒。”

　　阿布基尔海战前在舰队流行的那股不服从命令的风气现在已蔓延到了陆军。8月18日，贝尔蒂埃命令梅努将他指挥的炮舰和战船交给新提升的海军少将佩雷指挥时，梅努大声反驳他的上司道：“我在这里已经是一无所有了，现在你又要我交出我惟一的能用于自卫的炮舰和战船……我正式表示拒绝。”

　　拿破仑在开罗的司令部尽可能将远征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和遭到的破坏程度秘而不宣。在得知布吕埃斯的舰队被击溃的消息后不久，拿破仑给法国驻科孚海峡总督沙博将军写信，命令他协助海军少将维尔纳夫（拿破仑相信他已经顺利逃往科孚海峡）“着手组建一支新的舰队”，以解救埃及远征军。同时，他却若无其事地告诉总督：“这里一切安好无事。”

　　拿破仑7月22日胜利夺取开罗后，便立即着手组建埃及新政府和行政机构，包括在新近攻克的省份任命军人总督。拿破仑住在厄尔费的宫廷里，指挥着埃及新政府的组建工作。宫廷里有热带植物的花园、马赛克的喷泉水池和精致的土耳其游廊。宫廷的高墙坚如城堡，其后院一直延伸到尼罗河畔。宫廷所处的地势易守难攻，占据开罗地区最险要的战略位置。在宫廷周围有许多建筑物，贝尔蒂埃和拿破仑的精锐卫队就驻扎在宫廷周围。

　　作为占领军的首领，拿破仑决定用3种手段统治这个国家：用军事手段“安抚”尚未攻占的地区，然后靠军人总督加以巩固；通过宗教和穆斯林首领管理地方和宗教事务；直接由拿破仑控制的法国人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

　　这其中最难的是降伏穆斯林教徒，拿破仑一手建立了由9名伊斯兰长老组成的埃及国务会议，又称行政会议，处理首都开罗日常行政事务和30万人口的公共秩序、税收、公共卫生和粮食供应问题——这使开罗人感到他们是在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

　　开罗行政会议于7月25日即法军开进开罗城的第三天下午3点举行“宣誓效忠”法国人的仪式，保证“不做任何有损军队利益的事”。拿破仑再三强调要尊重埃及宗教信仰和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行政会议立即开始运作，此后每天下午举行日常工作会议。开罗的新卫戍司令迪皮将军由土耳其人协助负责城市街道和市场的治安。埃及治安机构在该国新近征服的省份逐渐建立起来，不同的是，事实上是任命埃及基督教徒的监督官协助军人总督对埃及人进行管理和开展征收税费等工作，然后又由一名法国籍的替补人做他的助手，以便有朝一日可以顶替军人总督。一共有16名这样的省监督官在开罗总监督官的领导之下工作，总监督官直接受法国人的控制。

　　除了对国家的军事管制之外，拿破仑在开罗建立了强有力的三人行政委员会，由蒙日、贝托莱和夏尔·马嘉隆组成。他们负责查封马穆鲁克的财产并征收国民税收。与此同时，拿破仑授予他们任命各级官员和委员会分会包括指定监督官的权力。他们三人都因这项耗时的工作而获得了特殊的丰厚报酬，蒙日除了这项工作外还要负责筹建科学院和兼任科学院院长的工作。该委员会十分有效地执行了组织和财产管理以及监督官的任免工作。

　　法国占领军没收了马穆鲁克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成千上万的奴隶，一概作为“国家财产”处理。拿破仑使埃及人民相信：他的政策是尊重埃及的宗教和历史，包括其传统的民事法庭体系；他还保证他们的私人地产将受到尊重，但是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良。

　　法国人目前迫切需要的是现金。蒙日的管理委员会接受了这项压力巨大的工作，对所有政府仓库进行查封，将其中的货物出售换成现金，如果是有用的物品如食物或服装，则充公后在法国军队中发放使用。此外，拿破仑加强征收税费，并大力铸造新币。

    但是，由于易卜拉欣贝伊和穆拉德贝伊已经在7月31日携带着大部分城市的财产逃出，拿破仑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要求首先从这个国家的首富那里征集300万法郎的现金。这些钱还不包括从马穆鲁克手上没收以及从开罗富商（开罗肥皂、白糖和服装市场的垄断商）那里勒索的大量钱财以及日常税收的收入。

　　拿破仑也没有忘记给法国驻军修建新的兵营，更重要的是，在开罗地区修建4所新的医院，总共有600张病床。随军工程师设计建造了大型的面包烤炉以解决军队的燃眉之急。拿破仑坚持要为军队烤制“质量上乘”的面包。他认为，只要军队能够吃好，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牢骚了，也不会在外面欺骗和盗窃了。军中的盗窃之风十分猖獗，最头疼的是他们甚至偷盗马匹， 法国骑兵仍然急需大量的战马。有些高级将领的坐骑也被偷走，无处可寻。

　　拿破仑将德塞的师团部署在吉萨南方的尼罗河上游扎营，准备进攻穆拉德贝伊军；邦将军的师团则镇守开罗，梅努和迪盖的师团在“老开罗” 和尼罗河港口布拉克保护开罗； 雷尼尔的师团越过荒漠向东面的苏伊士跋涉。其他军团则分散在四面八方。贝尔蒂埃则正在尼罗河边的吉萨建立庞大的中央军营，包括医院、炮兵营、运输营、工程部和弹药库。

　　贝尔蒂埃不断听到各种抱怨，如法国军人甚至军官不守规矩等，包括密报有人煽动军心以及军官私分军用物资。现在，甚至对军队的日常管理也变得困难起来。迪盖、雷尼尔和德塞不断送来伤感并令人灰心的报告，令贝尔蒂埃对军队现状深感困惑和不可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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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需官索西负责为分布在方圆上万平方英里的军队提供军需品。 总司令部接到报告说有人抱怨军需品和食物没有运到他们的驻地，特别是在塔米亚和亚历山大海岸一带。几个月之后，索西非法私吞军用物资以及将军用物资送到黑市上出售的事实才得以完全暴露于众。

　　同时，在开罗对军队进行整编之后，拿破仑必须进一步征服整个埃及，尽管他在给督政府的报告中称埃及已平安无事，实际上，连罗塞塔和塔米亚也不平安。从亚历山大到开罗一线的法军武装运输部队处处遭到袭击，甚至连来往于总司令部的若干军使也遭到杀害，其中一名是拿破仑最钟爱的副官朱利安——为此，拿破仑不得不用重兵护送军使。与此同时，梅努将军要对付罗塞塔周围以及从罗塞塔到拉马尼亚一带的埃及敌对分子；维亚尔则被派往塔米亚去驻守港口和极其重要的粮食储备仓库；扎约翁谢克被派往梅努夫和尼罗河三角洲扩大法军影响，做好向东扩张的准备。

　　换句话说，虽然拿破仑在金字塔大战取得了胜利，但除了亚历山大和开罗之外，这个国家仍然在继续和法军作战。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免于小规模袭击的骚扰。此外，残余的马穆鲁克军仍然具有一定势力，易卜拉欣贝伊军在开罗的东北面，穆拉德贝伊军则分布在尼罗河沿线的法尤姆以南地区。

　　拿破仑带来的32,000人的远征军，目前只剩下2万人左右可供调遣（另有6,000人在医院，或驻守各地）。8月18日，贝尔蒂埃将这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报告了拿破仑。拿破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损失了7,000人。不用说，在给巴黎的报告中，这一点儿也没有提到。

　　尽管入侵和攻占异国的残酷现实不容置疑，但是拿破仑却为后代做出了法国人在落后的法老王领地执行“文明使命”的先例。拿破仑带来了现代的机器，他研究埃及的人文地质。1799年，布沙尔上校发现了“罗塞塔石碑”①，艺术家德农在底比斯、卢克苏尔和卡纳卡发现了大量古代神庙的遗址（包括法国军队后来带回法国置于杜伊勒里宫花园里的方尖塔）。但是，也许拿破仑最伟大的创举就在于他创建了埃及科学院，他将其视为传播文明的最有力的手段。

　　埃及科学院建立于1798年8月22日，此举在督政府和法国人民的眼里，在历史上以及在埃及人的印象中都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得益于蒙日、贝托莱和他们的同事们的积极参与。特别是蒙日，他现在每天都在开罗与拿破仑见面，得以逐渐影响拿破仑，使其认识到以知识分子而不是政客作为组建政府以及政府执政方向的指导力量的重要性。拿破仑一贯喜欢视自己为“公仆”——当然是有学问的公仆（他甚至在发布军事命令时常常签上“科学院院士”的字样），他在业余时间通常和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在一起，而不是和粗鲁的士兵在一起。这些科学家的非凡创造力使法军不必依赖欧洲本土的后方，而在埃及自给自足地生存下去。

　　严格说来，科学院有3大目的：一是在埃及传播知识和技术；二是研究埃及的博物学历史、工业和人文历史；三是“为政府出谋献策”——最后一项实际上是其主要的功能，它是埃及第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科学智囊团。

    科学院分成4个部门：数学部（包括蒙日和拿破仑）、物理和政治经济部（包括解救过约瑟芬的前督政塔里昂）和文学艺术部（包括德农，未来的卢浮宫艺术馆馆长）。拿破仑还亲自在缺乏人才的埃及从自己的军官和士兵中选拔合格的科学院成员。

　　科学院院址设在被没收的马穆鲁克宫廷，离厄尔费宫仅数英里路程。蒙日、贝托莱和其他院士就居住在这两个宫廷里面。同时，在那里还有植物学、物理学和化学实验室、科学资料和埃及古玩以及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图书馆。

　　科学院于8月23日在院长蒙日的主持下举行了成立仪式，但其实际的院长无疑是副院长拿破仑。拿破仑给科学院的第一个课题是立即为法国军队改良面包烤炉，以提高效率和生产量；研究啤酒花的可能的替代品，以便为军队提供啤酒；用最好的办法净化取自尼罗河的饮水以及适于埃及使用的风磨和水磨；建立铸造厂和制硝厂以生产机器、工具和火药。此外科学院还研究适用于埃及的民事和刑事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拿破仑每周都要亲临科学院数次，能摆脱司令部来到这里，他总是很高兴。

　　科学院的设立为帮助拿破仑解决军队面临的各种技术难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确立了蒙日在他心目中的无可辩驳的地位。蒙日作为政治行政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控制着埃及大部分的“本地”行政手段；现在，他又主持着在这个国家进行的一切科学研究工作。

　　回过头来说，在阿布基尔海战失败后不久，8月15日，拿破仑的29岁生日聚会很少有喜庆的气氛；甚至他的9名副官以及他的养子欧仁·博阿尔内和愁眉苦脸的弟弟路易·波拿巴也只是敷衍了事地对他道了一句生日快乐而已。海军失败的阴影似乎笼罩了一切。拿破仑的远征军在中东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埃及被地中海上强大的英国海军封锁，迫使拿破仑放弃了他原来制定的进攻印度的计划。

　　拿破仑曾经想过，在攻占了马耳他和埃及后，回到法国以当代英雄的身份推翻督政府。这在目前看来也是不可能了，法国舰队的失败抵消了他前面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拿破仑需要在返回巴黎之前进行新的征服，还有什么样的征服比征服圣地（巴勒斯坦）、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更有影响的呢？

　　拿破仑开进新征服的开罗时忧心忡忡，完全不是一个征服英雄应有的模样。只有蒙日和布列纳知道其中缘由。拿破仑发现埃及所面临的问题比他原来估计的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 包括对埃及人民的反抗情绪的错误估计。当备受相思折磨的贝尔蒂埃被准假回欧洲投入他意大利情妇维丝孔蒂（Visconti）的怀抱时，拿破仑也急于回到法国去见约瑟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