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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旧唐书》、《新唐书》
“新旧合璧，备一代之典”
    二十四史中有两部记载唐代历史的著作，按两书完成的先后，分别称为《旧唐书》
和《新唐书》。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的官修史书，当时叫《李氏书》。到宋朝，因欧阳修、宋祁
等人编修了《唐书》，才有了新、旧之别，称前者为《旧唐书》，后者为《新唐书》。
    《旧唐书》由纪、传、志三部分组成，共有200卷。
    早在后梁、后唐两代，就已经开始了搜集资料、编撰唐史的准备工作。《旧唐书》
的正式编撰始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完成于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历时4
年多。最初由宰相赵莹监修，做主持工作，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确定体例上，做
了大量工作。以后担任宰相的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参加具体编写的是张昭远、
贾纬、赵熙等9人。在全书最后完成时，正好是刘昫任监修，由他领衔奏上，所以《旧
唐书》题为刘昫等撰。
    《旧唐书》的显著特点是前后记事详略不一，文字风格也差别较大，这是由当时的
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旧唐书》编修的时代离唐朝灭亡很近，所以能直接利用大量史料，特别是唐代前
期的史料。但由于当时正是割据混战的时代，《旧唐书》在短期内仓促修成，所以对唐
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录多而加工少，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和概括。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
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唐代
后期的史料则较少，只有《武宗实录》1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史》主要是抄录唐
代史料成书，所以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繁杂，《历志》、《经籍志》的记述
仅至玄宗时代，列传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很多。此外还有一人两传，同一篇文字重复出
现等现象。《旧唐书》比较粗糙是它的重要缺陷。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上述的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
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
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
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
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
    《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
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
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
    《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
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
    《旧唐书》编撰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
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
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由于《旧唐书》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新唐书》虽然在史料
上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传部分，但是《新唐书》意在克服《旧
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所以行文记事又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了解具体情况。《新唐
书》还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这样就改变了历史文献的
本来面目。相比之下，《新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不能取代《旧唐书》的。
    《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
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
正史。
    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当时的编修目的，一是为了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一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
奸善恶的褒贬，因为《旧唐书》“褒贬或从于新意”，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
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
    《新唐书》是由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编撰的。
    全书由纪、志、表、传四部分组成，共225卷。
    庆历五年（1045年），宋仁宗下诏开局修《唐书》，至嘉祐五年（1060年）最后完
成。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
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
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
出于谦逊，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
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
    《新唐书》所依据的史料，除了《旧唐书》外，还有一些当时重新搜集到的文献以
及碑刻文字。宋祁为唐朝后期人物立传，就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
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
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细。《新唐书》史料来源比《旧唐书》多，这
是它的主要成就之一。另外，它的诸《志》内容也比《旧唐书》丰富得多，不少记载补
正了旧书的缺误。
    与《旧唐书》相比，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
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
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
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
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
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
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
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
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
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
    《新唐书》还恢复了立表的传统，《史记》创造了表这一形式后，只有班固《汉书》
有表。《新唐书》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
弥补了纪、传的不足，对以后史书的编修也有很大影响。
    《新唐书》写法上的一大特点是仿照《春秋》的笔法，通过用不同的字句来进行褒
贬，这种做法对忠实地记载历史是不利的。
    总的说来，《旧唐书》与《新唐书》互有优缺点，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两部书就互有
褒贬，就史料价值看，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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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综事迹之备，追《史记》之文”
    北宋时期，先后有两部记述五代时期历史的著作，一部是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
《旧五代史》，一部是由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来称为《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150卷。完成于宋太
祖开宝六年（973年）四月至第二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人
同修。后来欧阳修《五代史记》问世后，称为《新五代史》，薛居正等所修的史书就被
称为《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编修的目的性是很强的，那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宋王朝的政治提供
借鉴。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混乱的时期，在短短的50余年的时间里，中原地
区先后出现了5个王朝，这些王朝的创建者都是前朝的镇将，他们手握重兵，一旦时机
可乘就以武力推翻前朝，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个时期的中央政权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服
藩镇，谁的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做皇帝，毫无秩序可言。因此，王朝的变换很快。此外，
5个中原王朝之外，还先后存在过10个独立的小国。北宋是继后周之后而建立的，赵匡
胤有结束分裂局面，建立稳固的赵宋王朝的雄心。因此，总结五代时期的经验教训就很
重要。
    《旧五代史》的编撰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是很快的。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北宋离五代很近，参加编写的史官大多亲眼目睹了五代的历史场面，对五代的历史
比较熟悉。另外，当时可以利用的资料比较全面，主要有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还有范
质所编《五代通录》可供借鉴。
    《旧五代史》由《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杂传》、
《志》7个部分组成。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
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
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
史的面貌。
    《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时期各朝《实录》，这些《实录》是原始资料，比较能
反映历史实际，特别是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可信程度很高。《旧五代史》保存了大量
五代时期的历史文献，是它的可贵之处。《旧五代史》现存的《志》有10篇，全面地叙
述了五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旧五代史》所叙述的范围，除中原王朝外，北至契丹，
南至占城（越南北部），西至党项，东至新罗（朝鲜）的广大范围内的情况均有交待。
    《旧五代史》因为史料丰富翔实，所以很受重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胡三省
著《通鉴注》都依据此书。
    《旧五代史》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它是依据五代实录，而实录多是由当朝人编
写，所以隐讳粉饰的地方较多，修《旧五代史》的史官又多是五代时的旧臣，他们不加
区分地照录了这些不实屈笔的文字，使书中的不少记述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旧五代
史》叙事较为繁杂。这些都引起后人对它的批评。
    北宋时期，《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并行于世，到后来《新五代史》因为更符
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越来越受到推崇，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下诏不用《旧五代
史》而专用《新五代史》，到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朝乾隆年间修
《四库全书》时，邵晋涵等人才从《永乐大典》等书中加以辑录整理，大致恢复了原来
面貌的十分之七八。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修的史书。中国古代本来有私家修史的传统，但隋文帝时
下诏禁止私人修史，正史都由官修，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
史。
    《新五代史》由本纪、列传、考、世家、年谱、四夷附录六部分组成，共74卷。在
编撰体例上，欧阳修不按朝代界限，打破了《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体系，把五代的本
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欧阳修还分类编排列传，分列了《家人
传》、《死节传》、《杂臣传》等等。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也是与他相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
    当时正是北宋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的时候，国内土地兼并剧烈，赋税繁重，农
民起义不断爆发。同时辽和西夏给北宋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它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
纳大量钱物。范仲淹等人试图改革，却遭到了失败。欧阳修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抨击保
守派，因而被贬。他在给尹洙的信中说：因为我们被贬到外地，所以想通过缩写《五代
史记》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欧阳修想通过仿照《春秋》笔法，表现褒贬之意，为维
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统治秩序服务。
    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的确切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从他给尹洙、梅尧臣
等人的信件看，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
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
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
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
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
    《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
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
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
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
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
《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
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
的不少错误。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并
在《职方考》中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
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
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
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
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
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
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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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资治通鉴》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
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
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
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
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
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
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
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
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
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
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
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
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
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
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
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
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
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
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
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
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
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
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
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
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
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
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
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
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
（《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
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
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同上），
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
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
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
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
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
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
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
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
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
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
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
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
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
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
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
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
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
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
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
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
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
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
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
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
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
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
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
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
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
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
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
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
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
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
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
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
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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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通鉴纪事本末》
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
（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
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
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
书。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
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
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
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
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
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
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
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
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
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
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
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
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
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
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
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
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
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
《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
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
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
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
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
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
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
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
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
“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
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
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
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
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
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
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
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
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
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
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
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
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
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
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
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
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
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
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
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
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
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
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
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对
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
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
    《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
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
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
例如：《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
纪事本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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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通志》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
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
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
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
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
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
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
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
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
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
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
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
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
（《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
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
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
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
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
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
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
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
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
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
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
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
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
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
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
《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
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
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
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
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
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
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
“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
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
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
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
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
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
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
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
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
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
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
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
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
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
过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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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文献通考》
“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
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
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
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
《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
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
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
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
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
“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
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
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
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
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
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
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本书
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
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
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
点。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
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
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
《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
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端临是古代进步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
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
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
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
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
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
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
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
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
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
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
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
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
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廖廖；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
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
一书，无甚订补。
    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
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
    《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
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
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
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
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
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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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宋史》
“天水一朝的辉煌”
    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便是《宋史》，总共有496卷，包括本
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字数多达500多万。但是同时它也是二十四史
中问题最多，后人已经或者想要重修者最多的正史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
且每一朝一代都为先朝修史。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
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传统也继承下来了。诚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攻克后，
负责留守事宜的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所说的“国可败，而史不可灭。”
（《元史》卷156）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
南宋灭亡后，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但因元初局势初
定，无暇顾及修史之事，《宋史》也就没有实际着手修撰；世祖以后数朝也曾多次下令
纂修三史，也迁延未就。其原因何在呢？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经筵检讨官危素
在写给中书右丞贺惟一（太平）的信中说：三史迁延未修，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三史
纂修时，究竟以辽、金、宋哪一朝为正统问题的长期争论；二是本朝攻取金朝、宋朝有
所避讳；三是经费问题；四是缺乏良好的修史人材。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其中最主要的
问题是：朝野上下在正统问题上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
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
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
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到了元顺帝时，在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才最后下定
决心纂修三史。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
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
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而这一次之
所以成功，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脱脱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
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脱脱的这一裁决虽然专制，但是它既为三史的纂修成功创
造了条件，而且也彻底打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修史观念。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
具有积极意义。于是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正式纂修三史，五年（1345年）十月，
《宋史》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因脱脱已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因
而《宋史》是由继任的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呈给顺帝的。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
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因素不识汉字，因而所起作用不大；主要撰修者除上述揭傒斯等
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
    《宋史》修撰的时间是相当仓促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修成后
对它的批评也极多，概括地说，其主要问题是：第一，篇帙庞大，内容繁芜；第二，对
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是非失当之处比比皆是；第三，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
考证等方面相当粗糙；第四、事实记载详北宋而略南宋，详南宋前期而略后期，因而轻
重失当；至于史实的疏漏、前后矛盾等则更为常见了。因此易代之后，就有人开始改订，
重修《宋史》，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
    出现了不少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删繁就简的；有重点改进正统问题。其中最主要的
有：明代五洙《宋史质》100卷；柯维祺《宋史新编》200卷；王惟俭《宋史记》250卷。
清代陈黄中《宋史稿》219卷、陆心源《宋史翼》40卷，等等。这一风气还影响了我们
的邻国，朝鲜的李算也编了一部148卷的《宋史筌》。
    这些改订之作，虽然也改进了《宋史》的某些缺点，然而没有哪一部能够取代《宋
史》，甚至不能像欧阳修重新撰写《新唐书》那样，即虽不能取代，但也可与《旧唐书》
并行于世。其原因何在呢？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又得从《宋史》的史料价值方面加以
考察。
    宋代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宏富，官府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官
府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
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
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
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
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这些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政
府完整地接受下来了，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的野史、笔记、
文集等。《宋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它主要依据哪一类的
宋代史料呢？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
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15种志及列传基本来自宋
国史的志及列传；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
的（宋国史无表）。这些史书至今大都已经散佚，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
详略各不相同，因而《宋史》的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加上在记载宋代历史各种文献中，
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
广泛而丰富，因而，要一般性地了解宋代历史便不可能离开《宋史》了；众多的修改之
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也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了。
    《宋史》修成以后，即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以后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均有刻本。
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于1977年出版的标点、校勘的版本。本书吸收了学术界长期以来
的校勘、研究成果，是目前最好的版本，极便阅读、应用。
    宋代文治、武功略逊汉唐，然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昌明、思想的繁荣则远超汉唐，
近代大史学家陈寅恪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天水一朝。而要
了解这一光辉灿烂的时代，《宋史》将是一部很好的入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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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辽史》
穹庐里的春秋
    《辽史》也是元代官修的一部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16卷，计本纪30卷、志32卷、
表8卷、列传45卷，另附《国语解》1卷，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辽代（907—1125年）的历
史事实。
    与《宋史》一样，《辽史》也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
    四月开始纂修的，但《辽史》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至正四年三月（1344年）便
完成了。要想修成一代之典籍，无论如何，一年时间是不够的，因而《辽史》完成之后，
即成了二十四史中缺陷最为明显的正史之一。这一点既与如上所述的《辽史》纂修时间
短促，元代史官不能仔细整理、考订有关；也与旷时日久、与辽有关的文献散佚太多有
关系。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开国于公元907年，1125年为金所灭，共历218年。辽朝时，
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
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
的第二手资料。原始文献主要只有以下几种：一、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二、金
陈大任的《辽史》。金灭辽之后，曾两次下令纂修《辽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
（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萧永琪最后完成的《辽史》75卷，但未
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时期，因为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修《辽史》颇花了些功夫，时
间长达17年之久，参加的史官除陈大任之外，还有党怀英、郝俣，移刺益、赵沨等十余
人，最后由陈大任完成。后人一般称此书为陈大任《辽史》。不过此书亦未正式刊行。
三、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状元，时任元朝翰林学承旨的王鄂，向元
世祖忽必烈建议修辽、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
能实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
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祐、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
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
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
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
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
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总裁官是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
世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等4人分别执笔
撰写而成。与金章宗时修《辽史》不一样，元代在组织撰写、成书，特别神速。从至正
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个月时间。
    《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
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
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
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
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
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第二，记事前后
矛盾。如《太祖记》载：
    “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
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
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
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
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宋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
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
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
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
    因为以上诸种缺陷，学者们一般认为元初三史中《辽史》是最差的一部。但是，留
传到现代的辽朝史料已经非常之少，《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
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
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
比较高的，加上《辽史》在体例及内容也有许多为其他正史所不及的优点：首先，《辽
史》立了许多的表，如世表、部族表、属国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
幸表等等，内容极为丰富而且简明扼要，为其他正史所望尘莫及；其次，其《营卫志》
及《国语解》的设立也是颇为独特的。前者的设立，为我们保留了契丹早期宫帐（斡鲁
朵）、捺钵（行营）及部族的组织与历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后者的设立则对在本纪、
列传、表、志中出现的有关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方面的契丹词汇作
了译解，成了我们研究契丹语言文字历史的珍贵资料。正因为如此，《辽史》也能与其
他诸正史一样，成为记载祖国各族悠久文化及历史文献的重要篇章。
    《辽史》修成以后，在元代只刻印了100部，但这一版本今已失传。以后明朝及清
乾隆、道光及民国时也有刻本。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勘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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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金史》
草原与田园的交响诗
    《金史》也是元末官修的一部记金代历史事实的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35卷，计本
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书后还附有《金国语解》一篇。
    《金史》的纂修，我们有必要从为《金史》作过重大贡献的王鄂说起。金哀宗天兴
三年（1234年），蒙古军队包围了金朝廷的最后据点——蔡州，因蔡州的抵抗，元军恼
羞成怒，攻下蔡州后下令屠城。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军统帅张柔发现原金朝状元——王
鄂也在被俘者之列，张柔马上救下了他，从此，王鄂便成了张柔的座上客。他们二人为
《金史》的成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后，王鄂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为元初朝廷上下的文字制作及各
项典章制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鄂向忽必烈建议，设立史馆，并且纂修辽、金
二史。
    他认为，金辽二代皆有善政，如不及时记录，便可能逐渐被人遗忘，“宁可亡人之
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名臣事略》卷12）忽必
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国史馆，并命编修辽、金二史。于是王鄂即开始搜集金朝材
料，并亲自拟定了《金史》的体例并将它委托给王恽。但《金史》的纂修工作并未从此
具体展开；后来数朝因为正统义例问题的争论，《金史》的纂修也与宋、辽二史一样被
耽搁下来了。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才正式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皇帝
的支持下，并由中书右丞相脱脱裁定，解决了正统问题，《金史》才与其他二史一起修
纂成功。《金史》是至正四年四月（1344年）始修，次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
间。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总裁官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
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由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
费著、商企翁等撰写而成。可见，这个写作班子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与《宋史》、《辽史》不一样，《金史》修成以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好评。学者们
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
《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
“《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
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
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
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
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
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
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各《本纪》的末尾，
设立了《世纪补》一篇，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
迹，这在体例处理方面十分得体，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专立
《金国语解》一篇，用汉语标出了表现在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
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金史》还根据具体需要，
创立了《交聘表》，以编年体表格的方式记述了金朝与邻国（如宋、西夏、高丽）的和
战及来往关系，形式新颖，内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
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
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
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
《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当然，《金史》所
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少的，如史实的记载经常出现颠倒，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以及
张冠李戴等等。
    《金史》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评价，主要在于它纂修的准备时间比较长，有了比较好
的史料准备。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
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
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
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
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
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
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
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
被献之于朝廷。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了。元朝建立
后，金朝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开始着手搜集、
整理金代的历史资料。卫绍王朝没有实录，现在卫绍王本纪中的材料都是中统三年王鄂
收集的；金朝迁蔡州之后，史书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
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这一段亡国的历史始末记载下来。因而金代历史文献保存得比
辽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注意搜集金代史实，如金末文人刘祁著《归潜
志》、诗人元好问著《壬辰杂编》（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实。可见元末修
《金史》，既有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补缀，还有刘祁、元好问等
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其所依据与《辽史》纂修时所据要丰富多了。加上这些资料
又已经过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编纂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撰写时面对一堆数量庞
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于是《金史》比辽、宋二史高出一筹，也就在情理
之中了。
    尽管《金史》的优点比较突出，但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后代史学家虽然没有像《宋
史》那样，有这么多人主张重修，但考订、校补之作还是不少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施国
祁，他本是布店老板，花了20多年时间，细读《金史》十余遍，并与其他版本的《金史》
和其他有关文献互相参校，写成《金史详校》10卷，订正了不少版本、史实错误，是读
《金史》时所必备的参考书。
    《金史》完成之后，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即在江浙等处刻印了100部，以后明
代、清代、民国都有刻本。目前最为通行的是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勘本，它
吸收以前诸种版本的长处及国内外学者的许多校勘成果，极便我们学习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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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元史》
因以往之兴废，作将来之法戒
    《元史》是记载自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国至元朝灭亡160余年历
史的史书。
    1206年，蒙古族卓越的首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落后，建立了
蒙古帝国。1271年，忽必烈在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同时，也接受汉族儒士的建议，改国
号为大元。1276年，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自成吉思汗始，共传14位皇帝，立国
162年。元顺帝统治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军队攻克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逃到漠北，元朝灭
亡。
    明朝建立的时候，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很强大。元顺帝在漠北地区仍然维护着自己
的统治，史称北元。参与镇压红巾军的地主武装在陕甘地区与北元协同抵抗明朝，元朝
残余势力还占据着东北和云南，江南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不肯与明朝合作。朱元璋面
临着巩固统治和统一全国的任务。为了巩固政权，笼络元朝遗民，招抚和平定割据势力，
朱元璋利用编修《元史》这一举动，来表明自己建立明朝的合法性。
    《元史》修成也就意味着一个朝代的结束，从而打消元朝残余势力复国的幻想。明
朝在建国之初即急于编修《元史》是有着良苦的政治目的的。同时，明朝修《元史》也
是为了总结和吸取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明军攻克大都后，获得了元朝大量的文献典籍，为《元史》的编修创造了必要的条
件。
    洪武元年十二月（1368年），朱元璋下诏编修《元史》，命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
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组成了16人的编修班子。第二年二月正式开局修史，至八
月就完成了元顺帝元统元年以前的部分。接着又派人到各地征集史料。
    洪武三年二月（1370年）再次开局，继续修史，这次除仍用宋、王2人为总裁官外，
只有1人参与了前一次的编修，其余人员都是新人。至七月，全书修成。《元史》编修
前后总共用了331天，参加修史的人员前后共31人。
    明朝修《元史》时，元朝的各位皇帝的《实录》、《后妃功臣列传》是《元史》本
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元史》的《志》和《表》则主要取材于元朝所修《经世大
典》。
    《元史》全书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元史》有14位皇帝的本纪，《太祖纪》除记载铁木真一生活动外，还记载了其以
前10世的简单情况和世系。
    《元史》各志，按时间先后记述事实和制度的变化沿革，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
《天文志》记载了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制作的天文仪器的制作、使用方法、用途和效果，
以及引进西域的天文仪器。还记录了元代的各种历法，特别是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
《地理志》记录元代考察黄河发源地的情况，是汉唐以来对黄河河源考察最具体、记载
最详细的文献。《祭祀志》对蒙古族生活习俗的记载为研究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
宝贵资料。
    《元史》有列传人物1281人，去掉重复者，实有1270多人。《外夷传》记载了20个
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同时也因为它多
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价值。元朝
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
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列传部
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资料可以参考，而一
些蒙古名臣的资料常常无处可找，因此立传的不及一半。就列传中的蒙古、色目人而言，
其中一部分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
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元史》的编修者违反一般的修史惯例，把一些儒家学者
认为不值一提的史实也记入《元史》。如本纪中记载作佛事，礼乐志中记载游皇城，列
传则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其次是方伎传。这些内容虽还有悖惯例，但恰恰反
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对研究金朝、元朝时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况提供
了重要资料。
    《元史》存在的不足也是很多的。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
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
    本纪和列传部分的记载，大致是后世多、前世少；文臣多、武将少。这是由于元朝
史料本身原因造成的。从编修人员看，前后两次开局，人员变更大，当时修史的人员也
是临时凑集，大多是江南的文士儒生，缺乏修史经验，这也造成了书中的许多错误。比
如内容重复，前后记载矛盾，同一地名、人名、译名不统一，等等。
    《元史》曾受到许多人的批评，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流传到现在的，
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柯劭忞《新元史》、屠寄
《蒙兀儿史记》等，但因为《元史》有保存原始资料的长处，所以这些史书都不能取代
《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