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十位王牌军长

有容乃大

毛泽东又吸燃一只烟卷，仍然边看地图，边听韦杰报告。

　　“１８０师指战员已六、七天没吃饭了，靠野菜、野果充饥。不少人中毒死亡。此时，部队也急需休整。就在这时，三兵团收到志司５月２１日下达的、令兵团不得原文传达的收兵休整、准备再战的长命令后，兵团即根据志司的命令精神，于２２日对本兵团各军作了后撤的具体部署：令我们６０军在白逸里、白积山以南，东起与九兵团分界线，西起与十九兵团分界线，含分界线的以东地区，在加平、春川，不含春川一线布防，要６０军担任三兵团的阻敌任务。我即令１８０师，并附炮兵第２师的两个连，于５月２３日渡北汉江，在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令该师两个主力团５３８团与５３９团，继续在汉江南岸扼守阵地，以掩护兵团主力；并要他们与右邻６３军取得联系。１８０师师长郑其贵接到命令，即令他们师的５４０团北渡汉江，在汉江北岸的鸡冠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当天晚上，１８０师发现右邻６３军没向该师通报，即已经转移，致使１８０师侧翼暴露。他们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我后，我即令他们于２３日黄昏，将北汉江以南的１８０师另两团部队移至春川以西进行防御。同天，没料１８０师的左邻１５军，也已提前转移。后来才知道，这是王近山副司令员未请示志司而自己擅自作出的决定。与此同时，三兵团的预备部队３９军，已奉彭总的命令，早于２２日离开了前线北移。三个友军都提前北走，把一个６０军孤军放在前面，势必使６０军特别是１８０师的态势突出。更没想到１８０师根据我的命令，于２３日下午正集结部队准备北移时，三兵团又突然来令，要各部暂不撤收，明确指令１８０师留在南岸，掩护伤员后撤。此时全兵团３０多公里的正面，只有我们６０军分散布置的３个师在前线挡住敌人!其中，１８０师仍留在汉江南面。此时，该师粮弹已尽。我将此情况报告三兵团，等待指示。可电报发出后，军指从５月２３日下午开始，一直呼叫不到兵团的电台讯号!没有接到兵团答复的指令，１８０师只好孤师战斗在汉江南岸。”

　　停了停，韦杰又继续向毛泽东报告：

　　“从５月２４日当天，敌发现６０军１８０师两翼空虚后开始反扑，６０军３个师，已受到敌人４个师、共七八万人的威胁，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１８０师处于背水作战的危境。敌人将６０军１７９师与１８０师分割，并深入到１８０师侧后，切断该师后路，使其陷入包围。对此，我焦急万分，即令１８０师迅速撤至北汉江以北防御，争取主动，摆脱险境。当晚，１８０师根据我的命令，避开了敌人已控制的渡口，分团、分营地渡江，但敌人为封锁渡口，对正渡江的１８０师部队，进行猛烈地炮击。部队被迫占领阵地御敌。

　　在韦杰报告的同时，毛泽东的视线，不停地在他身前的地图上移动。他凝神静听得连烟卷都不吸了。一根烟卷夹在指缝间，任其自燃。

有容乃大

“５月２５日白天，”韦杰报告说，“敌机数十架对１８０师扼守的阵地轮番轰炸、扫射，并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不少战士成了‘火人’!紧接，敌人的炮兵、坦克，配合步兵成营、成团地轮番冲击１８０师守卫的阵地，乘势将１８０师重重包围，并用飞机在该师上空，反复播放劝降录音。我收到电报，即令该师坚决向西北突围；同时令归建的１８１师由华川以东出发，接援该师。１８１师当晚１１时３０分才收到军指的电报。该师各团，因均在行军途中，无法架电台联系，遂令通讯员徒步传达救援１８０师的命令。但是，待接援部队赶到华川、原川里、均巨里一线时，敌已先我占领了这些阵地。此时的１８１师，想从正面攻击已不可能，接援计划未能实现!５月２６日中午，１８０师召开师党委扩大会，会上作出了分散突围的决定。当晚１８时，该师分两路分散突围。分散突围并未事前请示军指。２７日上午９时，１８０师分散突围的师直与该师５４０团这路突围部队进至鹰峰，因敌人炮火封锁，部队建制打乱，人员拥挤，沿途掉队、减员很多。该师另一路突围部队５３９团，也突围到达鹰峰，和师主力会合。途中，该团人员也失散很多，重机枪以上武器，及通信工具，大多被击毁、丢失。师指挥所仅有报话机一部。２７日黄昏６时，１８０师的报话机同军部取得了联系。我即指令１８０师师长郑其贵向史昌里方向突围。同时，令１７９师取捷径向史昌里以南的敌人出击，以减少敌人对１８０师的威胁，以接援１８０师。该师接到我的命令，因山大路窄，尽管彻夜行军，仍进展迟缓。到２８日黎明前的５时，接援部队才赶到明芝观，而敌人当日已兵分３路，合击史昌里，与接援１８０师的１７９师激战。至此，敌人东西阵地已连成一片。晚上，我又收到１８０师电报，等到译出来，知敌人已从加平方向反击上来，超过了该师。此时，师长郑其贵既没请示兵团，也没请示军指，即令部队把武器埋掉，把作战文件资料烧毁，电台密码只剩一套，其他全部烧毁。我看到电报，知道事情十分严重，马上令军部电台用报话机与１８０师郑其贵联系，用暗语询问他们现在的位置，同时，又把军部的位置告诉了他们，指令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率部向军部方面突围。没料自此，我再也听不到该师的回音了!”

　　顿了顿，韦杰好不容易控制住情绪，难过地说：“我向志司、兵团急电报告６０军与１８０师已经失掉联系，请求救援!当时，志愿军各兵团友军，早的已在５月２２日，迟的也已于５月２３日先后北撤。志司此时手中，无近兵救援。三兵团同样困难，未掌握其他机动兵力。彭总给我和秦基伟发电，要我派我们军的１８１师，秦基伟派１５军的４５师，进行救援。可此时的１８０师，正在分散突围中，任何措施，都无济于事!”

　　夜深人静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只有毛泽东和韦杰两人。毛泽东又问韦杰：“６０军１８０师作战损失的确切数字你报告一下，好吗?”

　　韦杰当即向毛主席报告：

　　“损失数字分两个阶段统计：１８０师入朝时，人员为１１０００余人。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掉队、负伤、阵亡，减员在１０％。此时，该师已不足１万人。二阶段作战，减员也很严重，特别是后撤开始的３天，即５月２２、２３、２４日，该师第一梯队的５３８、５３９团两个团，减员很大，根据不完全统计，１８０师被包围前的人数，约在８０００左右。据主席召我回国前，我对该师情况的了解情况是：１８０师５３８团突围归来的是９００人；该师５３９团与５４０团突围归建的各１０００多人，共２０００多人；师直机关、勤务分队、后勤医院等４００多人，近４０００人。若按二阶段突围前的８０００人算，突围损失数为３０００余人。这３０００人中，估计被俘五六百人，突围战斗伤亡为２０００多人，吃野菜、野草、野果中毒及饿死的指战员有数百人。它同彭总报给军委有关１８０师损失数字是吻合的。”

　　韦杰报告完上述情况，悲痛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从他那对浓眉下的双眼，大滴滚出!

　　“１８０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毛泽东听后肯定地说。片刻，毛泽东又讲：“１８０师受挫，彭德怀在电报中已向我和军委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你来北京前，志司又来报告，说他们对１８０师的受挫，均感到惭愧，表示要以悲痛的心情总结教训，并决心从各方面想办法来挽救这个损失!他们认为，这次１８０师受损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基于此，也不能全怪你们６０军和１８０师的广大指战员!一句话，各方面的工作没有作好，才使１８０师不能自拔!正如志司在电报中指出的：倘若我们方面搞得好，这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至低限度也可以减少。这个‘我们方面’，既指志司，也指兵团，也指下面的军和师，不能单方面说。志司总结的几条失利原因，我是同意的。看来，”此时，毛泽东似有自责地说：“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韦杰听得出来，毛泽东说这话的语气，确有内疚和自责之意。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是朝鲜前线的第一线指挥员，第二线直接指挥者，是中央军委，是他这位军委主席毛泽东，因而毛泽东认为，此役失利，也不能只怪志司司令员彭德怀。这是因为，五次战役的部署，是按照他的作战方针制定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说了上述五次战役未能达到预想战果、即想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数万人的原因，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这番话之后，他又起身在室内踱着步子，若有所思地说：

　　“现在看来，志愿军要想一次性包围美军几个师，或者１个整师，甚至１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敌的目的。我看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如果是打美军或英军，不要实行过去那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如果是打李承晚的伪军，便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总之，要分敌对待。”

有容乃大

180师的师长就是郑其贵，代政委吴成德。郑其贵1929年参加红军，原是政工干部 （曾担任过临汾战役主攻旅的政治部主任）军事指挥上有所欠缺。五次战役的后期，美军追着我们打，180师3个团，在这个时候有2个团被划归别的部队指挥，一直到很晚才归建，一归建就接到命令要防守某个阵地和其他部队一样担负的是阻击美军的任务，当时180师2个团都离指定阵地很远。180师阻击战打得非常艰苦，在这种情况下60军命令180师在转移自己的伤员之后就可以撤退，但是由于电报电文的语义没有非常明确，致使180师以为要等到整个60军的伤员都转移之后才可以撤退。同时，180师侧翼的两个师都先行撤退了，180师孤零零的突出在敌人面前。等到180师终于搞清楚命令，上级也命令撤退的时候，退路已被敌人切断，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之中。虽然上级也派部队增援，企图将180师接应出来，但是因为增援部队也是疲兵，美军又攻势极凶，最终没能成功。

180师孤陷敌后，弹尽援绝，最重要的是断粮，战士们为了突围长途行军，几天没有东西吃，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种困境，你试试饿上2天不吃东西，不要说打仗，走路都有问题，整个部队基本上到了极限。这个时候，师长决定化整为零，分头突围。这个决定后人多有抨击，认为集合在一起才有力量，才能突围。180师分散之后，战士们基本上都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很多人隐蔽起来，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第6次战役，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部队会打上来，就可以归队了。还有的在山上打游击，学习当年的红军。当时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没有粮食，不然最后突围的人还会多一些。这些都是造成该师失利的客观原因。我认为在真正指挥上的责任应该是彭德怀（战略失误）；王近山和韦杰（战术指挥失误），所以后来老毛还派人专门调查王近山是否右倾（现在听来挺可笑，但当时如被认为右倾估计就完了）。至于郑其贵，不过是太听话而已。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郑其贵在180师兵败后仍调到兵团任管理处处长，最后回国任吉林白城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授衔大校.。文革时期没受太大迫害。

有容乃大

五次战役结束后，志司召开了总结全议，针对60军180师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进行了分折与研究，要找出教训以杜绝再发生类似事故。

第一次全议由三兵团政治部领导带领工作组进驻了60军在离谷山郡不远的一间木板房里。60军政委袁子钦按照兵团政治部主任的指示，把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先找来谈话，专门统一认识180师回撒突围失利的原因并就如何处理干部问题也摆上了桌面。

60军政委袁子钦介绍了兵团工作组的来意，把调子定在了“180师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动摇逃跑是180师受损的基本原因”时，郑其贵等三人一时楞住了，就在五次战役结束后，兵团首长电致60军转180师说；“郑，段，王并归建回来的诸同志；你们英勇地战胜了困难，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光荣地归建了，这是党的光荣，你们的胜利，谨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并望你们从思想上，战术上，各种工作上做好准备，……为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奋斗。”

电报中对180师慰勉有嘉，使180师突围出来的官兵们深受鼓舞，他们一方面挖野菜充饥，煮松针水当营养液，一方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怎么过了一个多月，变成主要追查180师回撒失利的原因成了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动摇逃跑的基本原因了呢？

郑，段，王三人一声不啃，只是抽烟。这样过了有一个多小时时，王振邦要出去小便，可是刚出门不到五十米就被卫兵挡住了。

卫兵问；首长哪里去？

王振邦说；小便去，怎么？

卫兵说；不能越过这条线。卫兵说着给王振邦指了一下位置。

王振邦小解回来后向郑，段二人说了这事情。郑其贵深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是要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啊，你们终于开口说话了。”60军政委袁子钦说；“这不是软禁，是为了安全问题，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次日，60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的大会，会议开始后，60军政委袁子钦首先说；“这次开会主要是对180师回撒失利的政治结论，作一下统一认识。下面请兵团政治部主任作指示。”

兵团政治部主任上台就座后就说；“听你们的袁政委讲，你们对180师受挫的政治结论定不下来，统一不了认识，当然，政治动摇逃跑这顶帽子戴在谁脑袋上都受不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们搞分散突围？把好好的一个整体力量分化为个体力量，给美国人创造了消灭你们自己的机会。郑其贵！”说到这里，兵团政治部主任大吼了一声，直接点名指着郑其贵说；“是你提出要分散突围的，你要负主要的责任。你以前在西路军时也提出过分散进军的主意，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经验你郑其贵想不出这个点子！单人逃跑，右倾怕死，这就是政治动摇，…………”

坐在台下的郑其贵一听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这一番话，心中不禁生出了一种难言的苦恼。当时的战场态势180师根本就收不拢，一个团在兵团命令下，去掩护兵团司令部及直辖部队撒退。一个团在军长的命令下去运送几千名伤员。一个团及他所带的师直队伍在志司的命令下，就地阻击敌人五天。三个团相隔距离在十五至二十公里之间，何况五天以后，这时180师巳成了各团孤军奋战了。美军巳隔断了各团之间的道路，不分散突围？难道说拼光拉倒？军旗，关防，印信这都是一个建制师的番号，如果让美军获取，这在国际上将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些事实怎么兵团政治部主任不提呢？……郑其贵想不下去了。……

我也讲不下去了，只能简单扼要地说一下180师主要干部的结局了。

一；师长郑其贵就地撒职，留党察看处分，后降任兵团后勤部管理处长。

二；副师长段龙章留党察看，降任军作战处处长。

三；营以上干部一律留党察看，行政撒职。

还有一些突围出来的营团级干部有被送进监狱的……

只有师参谋长王振邦一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仍担任180师参谋长。

直至1987年，原60军军长韦杰，在临终时说；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我还是认为，朝战第五次战役的回撒与突围，造成180师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我认为这是不公道的……

有容乃大

郑其贵回国后任吉林省军区副参谋长，白城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仅被授予上校军衔，1963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70年离职休养，1982年按副军职待遇，住安徽省军区合肥第一干休所，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1月26日在合肥逝世。

Paul

秦在上甘岭战役中对主攻方向的判断是错误的 梁刚入朝时也被彭总骂的狗血淋头 最后彭还是点邓去38军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