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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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终于在1843年结束了，但经济复苏的进程依然缓慢。直到1846年至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结束之后，由于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新的领土，经济才快速发展起来。
　　1848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则真正改变了整个国家和经济的性质。
　　1848年1月24号，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正在检查他建造的水渠。这条水渠从美洲河引水来推动磨坊水轮，水渠把河水引到了一架水车的顶部。前一天晚上，他开始用引来的水冲刷新设备里的碎片，此时，他突然发现“像豌豆一样但只有豌豆一半大小”的东西在水里闪闪发光。“我的心立刻怦怦地跳了起来，”后来他回忆道，“当时我就确信那一定是金子。”“孩子们，”他对他的工人说，“感谢上帝，我们找到金矿了。”
　　他们确实找到了。
　　美国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实际上是发生在美国的领土外，而不是在美国本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个极为奇特的事件①。1848年2月2号在签订了《瓜达卢佩伊杜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之后，墨西哥战争的停战协议才真正达成。但直到5月30号，也就是马歇尔的大发现4个月之后，美国付给墨西哥150万美元并豁免了墨西哥对美国的债务，美国的星条旗才真正在美国的西南部飘扬起来。
　　19世纪中期，黄金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英格兰银行在1821年采用了金本位制②，宣布它可以按照每盎司黄金兑4.247731英镑的价格对黄金和英镑进行不限量的兑换。在19世纪英国主宰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英格兰银行很快成为了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英镑也成为国际贸易的基准货币。大部分国家只得实行盯住黄金的汇率制度，至少因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它们也不得不如此。
　　金本位制带来的好处就是，在金本位制下经济几乎不可能发生通货通胀。假如一个国家发行了太多纸币的话，纸币就会相应的贬值，随着人们拿纸币兑换黄金，黄金就会随之从国家的国库里流出。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会受到在背后支持货币发行的黄金数量的限制。黄金数量减少，货币供应就会相应减少。在英格兰，只有英格兰银行有权发行纸币，因此国家很容易控制货币供应。
　　但是联邦政府并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因此也没有发行纸币。联邦政府的货币供应仅限于各种铸币，包括按照20.66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例而发行的金币。当时美国的“纸币”则是由数以千计的各州批准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这些银行良莠不齐，从完全可靠的信誉卓越的银行到彻头彻尾的骗子公司，无所不有。通常这些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离它们的发行地越远就越贬值，出版商们甚至出版了“银行券识别指南”，告诉人们哪些银行券是可靠的，哪些银行券的价值值得怀疑。
　　在19世纪早期，美国并不是出产黄金的主要国家。就在淘金热的前一年，即1847年，美国的黄金产量只有4.3万盎司，而且大部分是开采其他金属时的副产品。但是第二年，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美国的黄金产量达到了48.4万盎司，1849年产量为193.5万盎司。到1853年，美国的黄金产量已经超过了314.4万盎司，价值6 500万美元。
　　随着大量黄金突然注入经济之中，美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整个国家呈现一片大繁荣的景象。经济活跃程度标志之一的财政收入，在1844年只有2 900万美元，到了1854年已经超过了7 300万美元。
　　尽管詹姆斯马歇尔和他的工人们想尽力保守他们发现金矿的秘密，但不用说，他们遗憾地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抱着一夜暴富的梦想冲到山上，旧金山几乎完全被人遗弃了。由于加利福尼亚离东部很远（直到1861年，电报才通到加利福尼亚），这个消息数月之后才传到东部海岸。1848年12月8号，詹姆斯K波尔克总统①给国会发布咨文，称金矿发现的传闻是真实可靠的。在发布咨文的同时，他带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据-一块20磅重的金块。这块金块足有一个人的拳头那么大，价值5 000美元，这在当时够一个大家庭过上两年多的舒适生活。
　　结果可想而知，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狂热状态。1849年有9万人浩浩荡荡奔赴加利福尼亚，第二年又是9万人，整个国家的重心迅速向西倾斜。
　　黄金的流入扩大了货币供应并且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元，经济在黄金的带动下也迅速地繁荣起来。在18世纪40年代曾经不愿染指美国证券的外国投资者现在一窝蜂地开始购买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1847年，美国对外负债为19 37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短短10年之内，美国的外债总额翻了一番。
　　随着铁路向西部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大规模地铺设，美国全国的铁路总长增加了1.5倍。
　　生铁产量从1850年的6.3万吨激增到1856年的88.3万吨。煤产量也翻了一番多。
　　即使大批的移民和淘金者向西开进，纽约依然是整个国家金融和商业系统的中心。《路易斯维尔快报》（LouisvilleCourier）在1857年写道，“这个巨大的金融心脏（指纽约）
　　的每一次跳动，从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广袤地区，都能感受得清清楚楚。“各州的银行为了方便它们的客户在纽约从事业务，都在纽约的银行存有一笔同业存款。这些资金在1840年只有800万美元，到了1857年已经高达5 000万美元。几乎所有国外对于美国证券的投资都要通过纽约，纽约的商品经纪商则帮助国外进口商购买美国南方的棉花和西部的小麦。纽约的银行家和商品经纪商都在美国南方和欧洲之间的棉花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于当南北战争爆发以后，纽约市长佛南多伍德（FernandoWood，人们对他的评价很低，因此没有人真正在乎他）建议纽约市也从北方联邦分裂出来。
　　整个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华尔街得到了反映，即使是一些投资价值令人高度怀疑的矿业股票在场外市场的交易也非常活跃了。为了使矿业股票交易更加规范，矿业交易所（Mining Exchange）很快就建立了起来。虽然股票交易量大幅上涨，尤其是在场外交易市场，但股票价格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恢复而上涨。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这段时期美国证券的供应量迅速增加。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中的公司并购数量和此前整整半个世纪的一样多。从1851年到1853年，纽约市新组建了27家银行，总资本是1 600万美元，这些资本大部分是从华尔街上筹集到的。
　　到1856年时，有360家铁路股票、985家银行股票、75家保险公司股票、几百种的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地方债券和联邦债券一起加入到了交易之中。但是这些证券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原因是交易所拒绝接受新的、未被市场检验过的证券。
　　在每一个历史变革和经济形势乐观的时候，新股票都是投机者的至爱。因此，一方面，股票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稳稳地停留在6 000股的水平，另一方面，场外市场的交易量却大幅增长，经常超过7万股的数量。
　　1857年，整个华尔街一片喜气洋洋，到处洋溢着快乐的气息。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段黑暗日子已完全被人们抛到脑后，大批涌到华尔街来淘金的新交易商对于那段历史更是一无所知。像每一个华尔街的繁荣时期一样，就在一夜之间，有的人暴富，有的人则沦为赤贫。那一年，乔治弗朗西斯崔恩（George Francis Train）用一首打油诗讲述了他在华尔街上的经历：星期一，我开始经营房地产公司；星期二，不管怎么算我还欠着100万；星期三，我的富丽堂皇宫殿开始修建；星期四，我开始了全新的幸福生活；星期五，我举办了盛大的舞会。
　　星期六，破产了-我又一无所有。
　　刚到华尔街和纽约的人特别容易受到这里“来也容易去也容易”的氛围的影响，甚至一些已有一定声望的华尔街人也不例外。罗伯特斯凯勒（RobertSchuyler）是菲利浦斯凯勒将军（General Philip Schuyler）的孙子，也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外甥，他当时担任哈莱姆铁路和纽黑文铁路的总裁。1854年夏季，在对纽黑文铁路的会计审计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斯凯勒向股东和记者保证，这些问题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保证，但是进一步的检查却发现，除了其他无数的不轨行径以外，斯凯勒还私自秘密印刷了2万股纽黑文铁路的股票，并且已经将股票脱手，并把200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些钱在当时可以算得上很大的一笔财富了。这2万股股票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所谓的“掺水股”了。但是等到这个消息公开的时候，斯凯勒已经携巨资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逃亡之路。他一走了之，至死也没有被绳之以法。在当时的华尔街上，斯凯勒可以算得上一个骗术高明的巨骗了，但他绝不是惟一的一个。
　　到1857年中期，繁荣的经济已经显示出衰退的迹象了。“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美国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报纸-《纽约先驱报》的创建者和出版商詹姆斯戈登贝纳特（James Gordon Bannett）在6月27号写道，“……政府腐败，公共诚信缺失，各种纸面富贵。人们疯狂地抢占西部的土地、城镇和城市。数以百万的美元，不管是赚来的还是借来的，都花在豪华的住宅和高档的家具上；为了一时的攀比，女暴发户把成千上万的钱花在丝绸、鞋带、钻石和所有昂贵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上-而这些只是当时太多罪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这些贪婪的罪恶是一回事，现实的经济数据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到这个阶段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量已经趋于平稳，曾经大大刺激美国出口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欧洲谷物的歉收也已经结束。6月份的《纽约先驱报》写道：“我们的码头塞满了船只，大部分的船只都没有活干，有活干的船只所收取的费用也低得可怜。”同时一家波士顿报纸也指出，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同样处于痛苦挣扎的境地-因为没有市场需求，6 000架棉纺机只能闲置在那里。
　　雪上加霜的是，在夏季和早秋，资金往往会流出纽约的银行，这是由于在这个季节，西部的农场主为了支付收割的费用和偿还贷款，会从当地的银行提走他们的存款，从而迫使这些银行将它们存在纽约的银行里的资金调回。所以每逢8月份，纽约的资金供应都非常紧张。8月中旬，《纽约先驱报》写道：“市场上有大量的摇摇欲坠的、急欲抛出的股票，但找不到一个买家，看不到任何需求。”
　　8月19号，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Michigan Central Railroad）的总裁埃德文C利奇菲尔德（Edwin C. Litchfield）辞职，理由是“想在个人事务上花更多时间”。即使在1857年，这样的借口一般也被看成是“公司有了大麻烦”的另一种说法。密歇根中央铁路的股票率先下跌，受其影响，另外几家主要铁路的股票也开始下跌。8月7号，密歇根中央铁路股票价格是85美元；到8月29号，只有了67美元。伊利铁路从34美元跌到了21美元；纽约中央铁路从83美元跌到了74美元。很快，密歇根中央铁路就被国家接管了。
　　8月24号，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Ohio Life Insurance Trust Company，从它的名字看虽然不像银行，但实际上是家银行）纽约分公司停止营业，宣布破产。大量的欺诈行为很快被揭露出来，该公司在辛辛那提的总部也很快宣布停止营业。股价在4天之内下跌了85%，它的储户在银行外面排成长队，希望能侥幸取回一点点原来的存款。当地的一家报纸引用了当时刚刚出版的《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operfield）中的话，写道：“他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等待着奇迹出现'.”
　　华尔街上的经纪商和投机商中比较脆弱的开始破产了。8月27日，雅各布利特尔由于不能偿还债务而第四次破产，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破产。到9月份时，实力稍逊的银行开始走向破产，9月12号，市场遭受了又一次严重打击，“中美洲号”（Central America）蒸汽船在好望角外遇到飓风袭击而沉没，船上400名旅客全部遇难，船上装载的价值160万美元的加利福尼亚黄金也随之沉没，对华尔街来说，后者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冲击。
　　虽然当时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要到第二年才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实际上，第二年它投入使用仅两周后就无法工作了），但伦敦和巴黎市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纽约市场的困境，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危机随之爆发。当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开始保护自己的货币时，欧洲市场上的利率立刻飚升。因此，欧洲投资者立刻抽回投资于美国证券的资金，以购买更安全的国内证券。
　　到10月中旬，美国的大部分银行和纽约所有的大银行都停止支付黄金。实际上，这些银行宣布银行放假而暂停营业，经营状况还比较良好的银行则利用这个机会增加铸币储备，有条不紊地提前收回贷款。华尔街最糟糕的一段时期终于过去了，到12月份时，银行已经能够重新用铸币支付了。
　　但是，这场危机带给纽约金融市场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一半的纽约经纪商都走向了破产，另外还有985名纽约商人破产了，留下了1.2亿的债务，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正如它当初迅速地出现，短命的矿业交易所也以很快的速度消失了，街边交易场所又变成了一座不见人影的“空城”。甚至许多度过了1837年恐慌的实力雄厚的经纪商，在这次危机中也被击垮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前一次恐慌中，他们除了证券经纪业务之外，还有其他业务，但是在1857年，他们已经没有了其他业务了。
　　在许多经纪商离开证券经纪业之后，多年来一直像个封闭的俱乐部一样运作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现在又有席位可供出售了，一些年轻而更有闯劲的经纪人加入了进来。像亨利克鲁斯、伦纳德杰罗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丹尼尔德鲁、奥古斯特斯盖尔等，他们将不再局限于华尔街那种古老的家庭作坊式的运作方式，他们将给华尔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当时正在进行的南北战争给这些华尔街的新生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随后在这里发生的将是“牙齿和爪子上都沾满了鲜血”的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例子，而历史正在拭目以待这一切将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在这个时代……
　　1829年斯蒂芬森铁路通车试验成功。19世纪30~60年代，美国铁路取得重大发展。
　　1842年美英签订条约，划定美国和加拿大在缅因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边界。
　　1844年电报发明人塞缪尔莫尔斯从华盛顿向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发出第一份电报。
　　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淘金热开始。
　　1848年美墨签订条约，规定墨西哥把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犹他、内华达以及科罗拉多的一部分割让给美国。
　　1853年美国军舰抵达日本，次年，胁迫日本门户开放。
　　1857年美国经济在狂热之后，归于萧条。
　　也在这个时代……
　　1838年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
　　1840~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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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

　

　　南北战争在给美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融资的巨大需求并因此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在一个无比繁荣的牛市中，“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


　　（1857——1867）


　　*这个时期的美国，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的创痛-南北战争。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00年中人类最大的军事冲突，它的规模和破坏力都是此前人类无法想像的，而同样影响深远的是，如何满足这第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的巨额资金需求，也为此后的战争融资提供了经典的范例。华尔街帮助北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融资，使它最终战胜了在财政方面陷入困境的南方政府，而成功地引导北方政府走向胜利的华尔街，也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经济需求和为战争发行的巨额国债的催生下，走向了繁荣的牛市。
　　*传统上，政府为战争进行融资，主要依靠征税和大量印钞，这是南北方政府都能想到并做到的。而华尔街上年轻的银行家-库克为北方政府所做到的是南方政府所没有想到的。他没有采用传统的私下里向银行和经纪商出售债券的方法，而是革命性地通过华尔街向公众发售战争国债。他告诉普通美国人，购买这些战争债券不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到战争后期，库克出售国债的速度已经超过北方政府为战争花钱的速度。而与此同时，严重依赖发行纸币支付战争费用的南方政府，此时的通货膨胀率是战前的9 000%. *南北战争给华尔街和纽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繁荣。具有绝佳讽刺意味的是，在成千上万活生生的战士在前线失去生命的同时，一夜之间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证券市场的华尔街使得纽约成为了一个繁华都市，“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前所未有的牛市不仅给纽约带来了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的生活，各种交易所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华尔街上，场外交易所的交易量甚至一度超过了纽约交易所。有趣的是，因为日进斗金的经纪商们忙忙碌碌穿梭在华尔街上，没有时间再在中午的时候回家用餐，无意中造就了现代美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快餐文化。
　　*北美洲这片新大陆上一个典型的自我奋斗式的英雄-范德比尔特，此时在华尔街登场了。这位16岁就向母亲借钱购买了第一艘驳帆船的冒险家，在航运事业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航线远至中美洲和欧洲。拥有巨额的财富并没有使范德比尔特裹足不前，在将近70岁的高龄，他看到了他所在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铁路出现了。尽管他曾在一次铁路事故中差一点被这种在当时还远不能称得上完善的新生事物夺去生命，但他还是毅然决定涉足铁路事业。他开始在华尔街上逼空铁路股票。
　　*依靠无与伦比的财力和超人的智慧，从未涉足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最大的一次股票围歼战中傲视群雄，成功地击败了最老练的投机商，从而一举确立了他“之于金融，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诗歌、米开朗基罗之于绘画”这样至高无上地地位。然而，随着铁路控制权大战愈演愈烈，在随后的年代里，他将不得不面对同样老谋深算的德鲁和另外两个年轻的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他们即将共同演绎一场华尔街上最为惊心动魄的搏斗。
　　中国有句古话：战争是由银子堆出来的。虽然单个战役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战斗时使用的策略、火力、勇气和运气，但从长远看，战争的最终胜利几乎总是属于那些能够将其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的一方。
　　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的第一次大冲突，也是拿破仑陷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00年中人类最大的军事冲突，其规模是空前，也预示了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初期人类将要进行的全球范围的决战①。因此，南北双方都面临着战争时期前所未有、也无法预知的财政需求，都不得不想出办法来满足这一巨大需求，同时不对原本的经济结构造成过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联邦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而南方邦联未能做到，这对战争的最终结果起了重大的影响。
　　从一开始，战争双方都面临着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由于从1857年开始的大萧条，此时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已经连续4年出现赤字，主要靠借短期贷款来弥补财政赤字。1857年联邦政府只有2 870万美元国债，186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6 480万美元。1860年12月，当南方各州开始一个一个地宣布脱离联邦的时候，国库中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国会议员的薪水。
　　1860年12月，联邦政府平均每天的费用支出只有17.2万美元，但是到了1861年的初夏，当战争打响的时候，每天的费用高达100万美元。到了这年年末，这一数字涨到150万美元。1861年12月，北方地区的大部分银行停止用黄金支付债务，几天后联邦政府也被迫如此。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华尔街一片恐慌。“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林肯（Abraham Lincoln）说，“我该怎么办？”
　　为大规模的战争进行融资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政府提高税收。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征税的范围几乎包含了任何可以征税的东西，个人所得也第一次被列为课税对象，大约21%的战争费用是通过税收支付的。从某种角度来讲，美国税收总署（IRS）的前身-美国税务总局（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南北战争中最大的传奇之一。
　　第二种方法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印钞，这也是独立战争时期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所谓的“绿背纸钞”（简称绿钞）①，占了战争费用融资的13%，并引发了战时通货膨胀，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而南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不断印钞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 000%.绿钞的发行给华尔街带来了意想不到但却十分有意思的影响。当绿钞和金币同时流通时，最古老的经济规律-格雷欣法则②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开始发挥作用了。当时虽然法律规定了绿钞和金币可以平价消费，但当消费者在实际支付中，总是首先选择使用绿钞，而不使用金币。金币很自然地从流通中消失，而被藏于千家万户的床垫下。但是金币在某些流通环节中是必需的，例如缴纳关税。（联邦政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绿钞，但对自己却网开一面。）于是，华尔街上立刻出现了黄金交易和黄金投机。在开始的时候，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允许在交易所里进行黄金交易，但是，人们发现，当北方军队取胜时，黄金的价格就下跌，当南方军取胜时，价格就上升，交易所委员会据此认为黄金的交易行为不够“爱国”，于1862年停止了黄金交易。为了满足对黄金交易日益增长的需求，场外经纪商很快将吉尔平新闻办公室（Gilpin's News Room）作为交易所进行黄金交易，这个交易所显然是以其中一名组织者的名字命名的。它于1863年正式营业，任何人只要支付25美元年费就可以成为它的会员。
　　如同股票交易所一样，吉尔平交易所的黄金价格也与联邦军队的战绩是相反的走势。
　　在葛底斯堡战役①前夜，287美元的绿钞才能兑换100美元的黄金，创下了绿钞价格的新低。不用说，黄金的价格牵动着很多人的心，除了人们在一些必要的贸易环节和缴纳关税时需要用到黄金，因此黄金的价格和他们休戚相关以外，华尔街上数以百计的黄金投机者也希望通过预测双方军队的胜败来投机黄金以牟取暴利。只要比公众早几分钟得到前线的消息，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因此投机商们经常在北方军和南方军中同时安插为自己刺探消息的代理人，也因此经常比华盛顿更早、更清楚地了解即时战况。事实上，华尔街早于林肯总统知道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
　　黄金投机商为了在黄金投机上获利，经常毫无感情地把赌注压在北方军失利一边，他们因此受到广泛的抨击和谴责。媒体经常称他们为“李将军②在华尔街的左路军”，林肯总统则公开诅咒“所有这些罪恶的脑袋都应该被砍掉”。但是黄金交易商们无暇顾及这些批评，对于他们中的幸运者和投机高手来说，此时有太多的钱等着他们去赚。
　　在当时，黄金从卖方转交给买方的过程中充满了危险。在发生了几起大的黄金抢劫案之后，纽约银行开始充当黄金保管人，保证黄金安全地在银行内部转手。即使这样，风险依然存在。1865年，曾经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拥有过一个席位且信誉良好的凯特汉姆父子公司（Ketchum，Son & Company），伪造了纽约银行的几百万美元的黄金汇票，并且成功地提出黄金，一走了之。
　　1864年6月17日，国会颁布法令，规定在经纪商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黄金都属非法。这条法令除了关闭吉尔平交易所并将交易者驱赶到大街上之外，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加大了黄金和绿钞之间的差价。很明显，这个结局并不是国会想要的，所以仅仅两个星期之后这条法令就被废止了，吉尔平交易所又重新营业，而投机依然和以前一样疯狂。包括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利维P莫顿（Levi P. Morton，后来当选为美国的副总统）、贺瑞斯克拉克（Horace Clark）、范德比尔特的女婿在内的股票交易所的会员和华尔街人士，都意识到了黄金交易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在当年10月，他们一起创建了纽约黄金交易所（New York Gold Exchange），它很快被人们称为“黄金屋”。
　　据当时的人回忆说，这个黄金屋像一个“阴冷潮湿而充满怪味的大洞穴”，屋里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钟形标度盘，上面只有一个指针，这个指针用来显示黄金的当前价格。这个指针稍微动一下，就有黄金交易商发财或夭折。虽然黄金屋已经比先前杂乱无序、充满投机的吉尔平交易所（它在黄金屋开始运作以后就关门了）进步了很多，但对于那些心脏或神经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这个地方依然使他们望而却步。
　　为战争融资的第三个方法是借款。联邦政府也的确这样做了，并且借款的规模超过了此前任何其他国家所能想像的。1861年美国国债总额只有6 480万美元，到1865年已经激增到27.55亿美元，增长了42倍之多。战前政府支出总额从未超过7400万美元，但到了1865年，仅利息支付一项就是战前政府支出总额的两倍多。
　　联邦军队在布尔溪战役①遭受惨败几天之后，财政部长萨蒙P切斯（Salmon P. Chase）亲自到华尔街以7.3%的年利率发行5 000万美元的债券，他选择这个利率显然是为了使100元面值的债券每天能产生两分钱的利息。虽然他筹集到了这笔款，但切斯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笔资金对当时的华尔街银行来说已经很难负担，而对于政府的长期需求来说，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显然，原来的借款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政府需要了。幸运的是，陪伴财政部长去纽约的是一个名叫杰库克（JayCooke）的年轻银行家。库克的父亲是个律师兼国会议员，库克在俄亥俄长大，此后定居费城，就在内战打响时，他在费城开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私人银行。于是联邦政府请库克（他的父亲和切斯是老相识）作为代理人来帮助发行一系列5~20年期的新债券，这些债券可以在5~20年之内赎回，年利率6%，用黄金支付。
　　库克改变了以往把债券私底下出售给银行和经纪商，这些银行和经纪商再将这些债券作为储备持有的传统模式。这一次，库克在报纸和传单上广泛宣传要发行的债券，并说服财政部将这次发行的债券面值缩小到50美元。他在报纸上讲了很多故事，告诉美国普通的工薪阶层购买这些债券不仅仅是一种爱国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债券销售的成功远远超出了原先最乐观的估计。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持有证券的人数远不到总人口的1%.除了富人以外，一般美国人还是习惯于把多余的现金藏在床垫之下，但是库克使得有5%的北方人口购买了国债。到战争结束时，库克卖国债的速度已经比政府战争部花钱的速度还快。
　　随着大量债券的流入和大量债券持有者加入到金融市场，华尔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尽管股票市场在战争爆发时狂跌-股票市场几乎总是这样，但投资者随后开始意识到战争将旷日持久，不仅可交易证券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而且政府大量的支出将流向诸如铁路、钢铁厂、纺织厂和军工厂等公司，而这些公司产生的利润将流入华尔街，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要从华尔街获得急需的资本。
　　华尔街历史上最繁荣的牛市即将开始。

零下68度

华尔街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仅次于伦敦证券市场。在这疯狂的增长之中，纽约股票交易所依然在每天的上午10∶30和下午1点举行两次竞价拍卖，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巨大的交易需求了。其他的交易所也随之开始涌现出来，吸收这些过剩的交易量，就像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华尔街牛市时期一样。其中有一个名称不雅的“煤洞（Coal Hole）交易所”，起先只是在地下室进行交易，但很快它的交易额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纽约股票交易所在1863年以前被称作常规交易所（Regular Board），1863年以后改名为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个名字一直延用至今）。
　　煤洞交易所在1864重组为公开经纪人交易所（Open Board of Brokers），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5年时间，但对华尔街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它抛弃了原先证券交易所惯用的那种坐在自己席位上“绅士式”的拍卖方式（纽约股票交易所此时还采用这种交易方式），而采取了连续竞价的拍卖方式。经纪商可以在交易大厅不同的指定位置同时进行不同证券的交易，这些位置仍然叫交易席位（或称交易台或交易柱）。这来源于路边交易市场的交易方式，因为在路边交易市场上，交易商们聚集在不同的街灯灯柱旁进行不同股票的交易。
　　这种新的交易系统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加准确地知道市场价格，而且也使交易量大为增加。到1865年，公开经纪人交易所（重组后的煤洞交易所）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10倍之多，纽约股票交易所第一次遇到了对其在华尔街上独一无二地位发起真正挑战的对手。它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以前在华尔街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交易所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改革。
　　据估计，到1865年，华尔街的年交易量已达到了空前的60亿美元。“很多经纪人每天可以赚取800~1 000美元的佣金，”詹姆斯K迈德伯瑞在1870年指出，“在当时，1 500美元相当于一个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一年的收入。”“全民都加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办公室挤满了人……纽约从来都没有像这样繁荣过。百老汇停满了车，时尚女装的经销商、服装生产商和珠宝商都大发横财。在周末的第五大道和平日的中央公园都会举行各种盛大而精彩的露天表演，从来都没有如此丰盛的晚宴、隆重的招待会和盛大的舞会。城市的大道被各种华美和奢侈的物品装点，让人惊叹不已。终于，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与此同时，在真正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战士在这场内战中死亡，阵亡人数超过了以前全部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受1857年大崩溃影响而倒闭的矿业交易所在1870年重新开业了，而且很快就开始大量交易诸如乌拉乌拉古尔奇黄金开采及加工公司（Woolah Woolah Gulch Gold Mining and Stamping Company）之类的股票。其中有些公司是合法的，有些则完全是骗子公司，有些则兼而有之。当时的一个华尔街人士报道说，一个叫作加纳希尔（GarnerHill）的公司以高价发行100万股，首次募集资金达到160万美元，公司早期的投资者除了最早投入的3万美元和后来扔进去的7万美元应急费用外，可以净赚150万美元。
　　另外一个交易所-石油交易所（PetroleumBoard）也在1865年成立，当时，为开发宾夕法尼亚州油田而成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石油交易所就是用来交易这些公司的股票。爱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于1859年第一次在宾州开采到石油。由于石油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其未来前景还不明朗，有的人认为石油未来的主要用途将在医药或者化妆品方面，例如可以用来制造发油等。这些不确定性增加了石油交易所的投机性。
　　许多经纪人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来开展业务，有的人甚至连办公室也没有。当市场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就常常从市场中消失了，只剩下那些两手空空的债主。1857年出现的一个新词-街头流浪者（guttersnipe），用来形容那些场外经纪人。但是到了1863年，他们在场外的交易量已经多达每天100万股。
　　在这种交易的狂热中，经纪人中午不再有时间回家吃饭，而南北战争前他们每天可以有规律地回家吃午饭。为了满足经纪人在紧张工作中吃饭的需求，快餐店第一次出现了，从此快餐店成为了每一个美国城市商业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美国人的快餐情结正是从华尔街开始发展起来的。并且，100年之后，也正是通过在华尔街上市，快餐业才在20世纪60年代从夫妻店发展为全国性的连锁店。
　　当白天的正常工作时间结束，大街上的交易由于天黑无法再进行的时候，经纪人们就转移到纽约北城的非正式交易所（其中最主要的交易所座落于麦迪逊广场纽约最时尚的酒店-第五大道酒店）进行晚间交易。有一段时期，纽约可以一天24小时进行交易，这种情况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再也没有发生过。
　　由于同时有很多交易所进行交易，经纪人和投资者数量也不断膨胀，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几乎根本不存在。南北战争前华尔街还只是一个小地方，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并不需要很正式的市场监管，就像在自家后院举行橄榄球赛一样，大家自觉遵循同一规则。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人人为己，概不退货，买者当心”成了这场新游戏的惟一规则。
　　这时候，另外一些新的人物被吸引到华尔街来了，这些人的名字我们至今还很熟悉，他们中有些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有些人的影响至今尚存，例如约翰托宾、伦纳德杰罗姆（温斯顿丘吉尔的外祖父）和他的兄弟阿迪森，弗兰克沃斯（已故戴安娜王妃的曾曾祖父）、亨利克鲁斯、JP摩根、杰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科。但是有一个人，即使是在这些历史巨人之中也赫然屹立，傲视群雄，他就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Vanderbilt）。他既不是一个经纪人，也不是银行家，他从来不做投机活动，甚至基本上不涉足华尔街。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他成了这场大博弈的最重要的参与者。
　　范德比尔特于1794年出生于纽约斯坦顿岛上，他的父亲在斯坦顿岛上拥有一块农场，站在农场上可以俯视纽约湾。他的父亲供养着一大家子人，并不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在范德比尔特的幼年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母亲。他出生时就很强壮和活泼，6岁的时候，在一次和比他大两岁的隔壁家的童奴的赛马比赛中，他差一点把自己的马淹死了。
　　（虽然在那个时代种族歧视相当普遍，但范德比尔特绝不是一个势利的人，更不是一个种族歧视者。在晚年，他已经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但当再次遇到童年时代的玩伴时，他邀请这位已经成为卫理公会派教徒①的朋友到自己家中，并且盛情款待了他。）
　　虽然范德比尔特很聪明，但是他对于那些抽象的理论非常厌烦，尤其那些在18、19世纪之交十分常见的生搬硬套、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更是让他无法忍受。尽管他在学校呆了6年，远远超过大多数他的同龄人，但他还是没有掌握那些繁琐的英语语法和单词拼写。
　　后来，他以多次严厉批判这种教育模式而闻名。
　　在他16岁时，他就渴望开始自己的事业。一次，在里士满港口一艘待售的帆驳船上，他看到了自己的机会。蒸汽机出现以前，由荷兰人引进的这种帆驳船是纽约港主要的运输工具，平底双桅杆的帆驳船最长可达18米，宽7米，有足够的空间来装载货物。由于吃水浅，它们几乎可以在纽约的任何水域自由航行。
　　范德比尔特向他的母亲借了100美元来购买这艘帆驳船，这在1810年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母亲和他做了一个很苛刻的交易，母亲告诉他，如果他能够在他生日以前把一块未经开垦的8英亩土地清理干净，并且犁好种上作物，她就会给他钱。当时离他的生日只有4个星期了，但范德比尔特把一些邻居小孩组织在一起及时完成了这个任务。
　　范德比尔特在他晚年回忆说：“当我在60年前的5月里那个明亮的早晨，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帆驳船，升起帆，把手放在舵柄上的时候，我有一种真正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甚至比我后来在哈莱姆逼空战役中挣到200万美元时还要强烈。”范德比尔特的职业生涯是从在斯坦顿岛和曼哈顿之间运送旅客开始的，很快他就成为这个港口公认的最可靠的船长。
　　在第一个运输旺季结束的时候，他不但还给她母亲的100美元，还多给了她1 000美元。
　　1812年的战争确保了范德比尔特事业的成功。军队需要他们能够完全信任和依赖的船运商向保卫纽约港的要塞运送物资，虽然范德比尔特的报价与其他运货商的报价相比并不是最低的，但他们还是和他签了合同。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情况下，纽约的船运生意并不是靠合同就能保住的，更准确地说，是看谁先抢到生意，然后还要有办法保住它。范德比尔特很快就证明了他的厉害，他身高1.83米，远远高于同时代人的平均身高，他肩膀宽阔，直到中年还有强壮无比。在1844年他50岁的时候，他率领着亨利克莱①的支持者沿着百老汇游行，当一个绰号是“扬基沙利文”（YankeeSullivan）的坦慕尼派的强硬家伙（他同时也是当时纽约最好的拳击手）上前抓住了他的马缰绳，愤怒的范德比尔特从马上跳下来无情地痛打了他一顿。
　　到1817年底，范德比尔特估计他已经有了9000美元，同时他还拥有数目可观的一支帆船运输队，但是他还是时刻关注着出现的任何新的变化和机会。他很快就在蒸汽船中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他卖掉他的帆船，开始为托马斯吉本斯（Thomas Gibbons）工作，成为吉本斯一艘名为“斯托廷格”（Stoudinger）蒸汽船的船长。这艘蒸汽船船体很小，绰号“老鼠船”，航行于纽约、新布朗斯维克和新泽西三个港口之间。
　　在当时，吉本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纽约州政府把在纽约水域经营蒸汽船航运的垄断权授予了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Livingston，他出资建造了第一艘成功进行商业化运作的蒸汽船-罗伯特富尔顿（RobertFulton）的“克莱蒙特号”（Clermont）。立法机构还傲慢无理地将利文斯顿的经营水域定义为从纽约水域一直延伸到新泽西海岸涨潮时的高位水线。不用说，大部分人都对这项垄断立法不满。范德比尔特是一个天才的舰船设计师，他说服了吉本斯根据他自己的设计建造了一艘更大的蒸汽船，并且将这艘船命名为“贝娄娜号”（Bellona），贝娄娜是罗马女战神的名字，当时的纽约人深谙历史，马上就明白了其中之意①。
　　一方面，范德比尔特每天驾驶着“贝娄娜号”，机灵地躲避着来自利文斯顿的追捕，另一方面，吉本斯在法庭上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利文斯顿公司曾经设法贿赂范德比尔特，允诺只要范德比尔特改变立场，公司就会给他每年5000美元的高额年薪，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我将会一直陪伴吉本斯先生渡过难关”。范德比尔特被人冒犯时，一定会无情反击，尤其在他被别人出卖时，他更是冷酷无情，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一个同时代的人这样写道：“他说到做到，同样，他的恐吓和威胁也言出必行。”
　　1824年，吉本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取得一致意见，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宣布利文斯顿的垄断违宪，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对跨州商事有裁决权。这一案例，史称“吉本斯对决奥格登案”（Gibbons vs Ogden），无疑是最高法院作出的几个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因为它确保了美国的经济向着真正的共同市场的方向发展。虽然，在当时“华尔街”的概念还几乎不存在，但范德比尔特等人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已经无意识地推动华尔街甚至整个国家向前发展，这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现实世界中的最好例证。
　　范德比尔特为吉本斯工作到1829年，之后他自己也拥有了一艘蒸汽船。他的第一艘蒸汽船叫“卡罗琳号”（Caroline），以他姐姐的名字命名，这艘船最出名的事情是以从尼亚加拉瀑布上跌落而结束了它的航程，不过那已经是在范德比尔特把它卖出以后很久的事情。
　　在那个蒸汽机以“集体屠杀人类”而闻名的时代，范德比尔特从没有因为失火或者海难而损失过一艘船。到1840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是美国最大的船东了，美国《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称他为“船长”，同时代的人都这么叫他，历史上人们也这么称呼他。
　　范德比尔特总是一个最有力的竞争者。范德比尔特相信自己会比任何其他人更好、更便宜、更快地经营船队，所以他总是单枪匹马攻击一小撮船运商组成的卡特尔，而那个时代，卡特尔在蒸汽船领域里十分盛行。卡特尔经常发现，与范德比尔特竞争要比花钱让他离开昂贵得多。而范德比尔特也乐于接受用协议解决争端的方式，随后，他便带着他的船队换一个地方去和新的对手竞争。到1850年，他的商业活动领域已经扩展到了中美洲和欧洲，他甚至亲自开辟了一条穿越尼加拉瓜的航线。而在欧洲，他发现，甚至连他也竞争不过享受大量政府补贴的英国卡纳德海运公司（British Cunard Line）。到美国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可能已经拥有了高达2 000万美元的财富。
　　但是，再一次，范德比尔特看到了他所在的时代发生的另一个的深刻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看到了铁路的前景。“船长”长期以来对这项新技术有一种反感，他的这种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1833年，当铁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他就和这个新的事物有过“关系”-他遭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起重大铁路事故，并且差点因此而丧命。事故发生时，火车在以每小时24英里（约40公里，在当时已经算是高速了）运行，范德比尔特所在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全部在这次事故中丧生，只有他幸免于难。他从车厢中被甩了出来，被火车拖了一段距离后，最后被甩到了路基上。他的几根肋骨摔断了，肺也被刺穿，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康复。
　　早在1854年，他就开始密切关注纽约-哈莱姆铁路（NewYorkandHarlemRailroad）。
　　这条铁路从纽约出发，延伸到和奥尔巴尼隔哈德逊河相望的一个地方。他会带着午餐，从铁路线的这一端骑马走到另一端，然后再返回。有一个售票员回忆道：“当我收完票以后，船长经常会缠着我问一些关于哈莱姆铁路的问题，比如，我们每天能运多少加仑牛奶，我们有多少机车，性能是否良好，农民是否爱护铁路等。”
　　在快到70岁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美国当时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就在这时，他决定放弃所钟爱的蒸汽船并开始涉足铁路事业。为此，他知道他必须来到华尔街，因为，哈德逊铁路和哈莱姆铁路的股票成为华尔街市场的龙头股已有多年。

零下68度

　范德比尔特无疑是19世纪最伟大的铁路经营者，但他却从来没有修建过一条铁路。相反，他购买铁路，并以无与伦比的效率来经营、扩张，尽一切可能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限。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哈莱姆铁路既不重要，也没有前途，它于1852年建成，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是日趋衰落的乡村。南北战争前，这条铁路的客运收入仅有一年超过了50万美元，货运收入也只有在1859年超过了这个数字。即使以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这点收入也是微不足道的。1863年3月，《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在所有交易的铁路股票中，哈莱姆股票的内在价值最低。”
　　但是“船长”注意到了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纽约-哈莱姆铁路，和在它西边几英里的竞争者哈德逊铁路，是仅有的两条能够直接通到曼哈顿岛的铁路，它们的铁轨直通到纽约市的心脏。哈莱姆铁路沿着第四大道，即现在的公园大道，最早的时候可以一直到达纽约的第26大街。但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很快就明令规定，那些危险而又污染空气的火车只能停在第42大街的北面，这也是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座落在42街的原因。
　　从纽约东面如纽约州或纽黑文过来的火车，必须向哈莱姆铁路付费之后，再通过它进入纽约市。而从纽约西边过来的火车则被哈德逊河隔断，停在特洛伊镇的南面，那时哈德逊河上还没有建桥。
　　范德比尔特亲自仔细考察了哈莱姆铁路之后，进一步认识到哈莱姆铁路的管理不善。
　　怀着开拓蒸汽船事业时同样的自信，他相信他能以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效率来经营这条铁路并盈利。同时他还看到另外一个赚钱的机会：州立法机构在授予哈莱姆铁路运营权的同时，还授权市政议会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哈莱姆公司经营纽约市内公交线路的经营权。于是，范德比尔特开始搜集筹码，买进哈莱姆铁路的股票。
　　要想从市议会获得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就必须像贿赂州议会一样贿赂市议会的议员。
　　但至少市议会比州立法机构要小得多，因此贿赂成本也就低一些。市议会议员们无疑是被哈莱姆公司养肥了，而哈莱姆公司也因此获得了最好的公交线路的经营权：贯穿纽约最大最繁忙的街道-百老汇大街全程的线路，那个时代的一个作家估计说，这条线路每年会有多达2亿人次的客流量。除了向市议会议员个人大量行贿之外（议员们当然还利用内部信息，用他们自己的账户购买了大量的哈莱姆股票），哈莱姆公司还答应把运营这条路线年收入的10%上交纽约市政府。
　　范德比尔特并没有参与哈莱姆公司的管理，但他一直在持续地买进股票，尽管很多华尔街人士认为哈莱姆是一只可以来做空的好股票。福勒写道：“船长涉足华尔街的这趟混水，他并不对自己所做的事保密，他只是平静地把看空哈莱姆的人抛出的大量股票收入囊中。”
　　卖空者在等待哈莱姆股票价格的狂跌，而且一度似乎获得了有利于他们的信息。1863年4月23日，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的法案得以通过，此时哈莱姆股票价格只有50多美元。到5月19日的时候，价格已经涨到116.875美元，但就在那天，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卖空哈莱姆。而在这个卖空狂潮的背后，最大的卖家就是范德比尔特的“老朋友”-丹尼尔德鲁，他是哈莱姆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价格下跌到了80美元，但是范德比尔特继续地买进。“每当有人卖空股票时，总有一只巨大的手伸出来把它们接住，它们随即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仿佛被锁进了一个巨大的铁盒子里。”
　　卖空的原因在6月25日开始明了，当天下午，市议会突然取消了他们两个月前颁给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哈莱姆的股价就像“一只被击中的鸟”一样直线下降到72美元，华尔街的卖空者满怀希望地等着范德比尔特第二天大出洋相。
　　但是第二天股票价格并没有下跌，相反它骤升到97美元，第三天达到了106美元。《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当天解释道：“哈莱姆股票的主要持有人是范德比尔特先生和他的朋友，只要卖空者愿意继续卖给他们哈莱姆股票，他们在银行里随时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而卖空投机者卖空的哈莱姆股票总数已经超过了哈莱姆的总股本。”这些卖空投机者在卖空合同到期的时候，只好向范德比尔特购买哈莱姆股票来进行交割，最后，从没有涉足过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股票逼空战案中击败了美国最老练的投机商。6月29日，星期一，当《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卖空者可能需要5万股股票才能履行合同的时候，原先卖空哈莱姆进行投机的市议会议员看到大事不好，立刻改变原来的立场，重新将公交线路经营权授予哈莱姆。范德比尔特于是允许股票价格下降到94美元，以便这些他将来还可能用得着的市议会议员以这个价格买到股票，他们从卖空合同中解脱出来。
　　《纽约时报》对此显然很高兴，报纸上这样写道：“在这场较量中公众的同情心完全站在了范德比尔特这边，华尔街上的人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家庆贺无耻的市议会操纵股票的企图彻底破产，并得到了加倍的报复。”
　　范德比尔特虽然放过了将来也许会有用的市议会官员，但对于华尔街上的投机商他就没有那么仁慈了。整个夏季，在卖空阵营的一片咒骂声中，他一点一点地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直到做空投机商最后以180美元的价格平仓。至此，范德比尔特不仅买下了哈莱姆铁路公司的控制权，而且他自己的财富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大笔。
　　与此同时，“船长”也在持续买入哈德逊铁路的股票，这条铁路沿着哈德逊河的东岸一直延伸到东奥尔巴尼，在那里通过一个渡船连接到纽约中央铁路，该铁路平行于伊利运河延伸到布法罗。到1863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哈德逊铁路公司董事会成员，并且是最大的大股东之一。
　　显然，一些没有参与卖空哈莱姆股票的投机者认为，因为此时范德比尔特正身陷哈莱姆逼空战中，他们有机会利用哈德逊铁路股票做些文章了。正当哈莱姆股价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对哈德逊铁路股票的卖空袭击。他们卖空哈德逊，迫使对手增加保证金，制造恐慌，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降，企图最终在低位平仓以大赚差价。
　　范德比尔特立刻反击，他让他的经纪人买断市场上所有的“卖方选择权”（seller誷 option）。在那个时候，股票买卖通常在做完这笔交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真正交割，通常是10天、20天或者30天，确切交割的时间则由某一方决定。如果交割的时间由买方决定，称为“买方选择权”（buyer誷 option）；如果交割的时间由卖方决定，称为“卖方选择权”。当时大部分的卖空操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通过借进股票来实施，而是通过卖出“卖方选择权”来进行。这些卖方和买方“选择权”有别于现代期权①。现在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和看跌期权（put option）都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去履行合约。
　　在买进了所有的卖方选择权以后，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事实上宣告了他们正准备逼空哈德逊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脑海里酝酿的计划比逼空更为高妙，正如金融家罗素塞奇（RussellSage）所说，范德比尔特将要证明“他之于金融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诗歌和米开朗基罗之于绘画”。
　　由于有哈莱姆股票战役的牵扯，许多投机商认定此时范德比尔特肯定资金不足。对此“船长”并没有辟谣，相反，他让他的经纪人与其他经纪人进行接洽，希望让他们帮他“倒”这只股票（turn the stock），这让那些投机商更加相信他们的猜测是对的。“倒股票”是股票逼空者可以以最少的现金实现买断股票的手段-当然，这种手段风险很高，要求有非常好的运气。“倒”股票时，股票的逼空者会先把股票卖掉，然后以稍高的价格从股票的买方手里买进“买方选择权”，这样，他就可以把现金保存下来。但是，问题是股票的买方并没有义务为逼空者持有这支股票而不卖出，如果他认为逼空将要失败的话，正如事实上大部分逼空的结果一样，他会卖掉股票，而当他必须履行“买方选择权”的义务的时候，他可以再从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从中获利。
　　许多卖给范德比尔特“买方选择权”的经纪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并信心满怀地认为，范德比尔特是因为资金链行将崩溃，才这样铤而走险，于是，他们立刻把哈德逊铁路股票卖掉。但是他们错了，范德比尔特有足够的钱。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结果，他们把股票卖给了实际上在为范德比尔特工作的经纪商，而根据合同的规定，他们必须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将这些股票交付给范德比尔特。
　　1863年7月上旬，范德比尔特收网了。当合同到期的时候，卖空的投机商们到市场上去购买哈德逊股票，却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家，因为所有的哈德逊股票都在范德比尔特的手里。股票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112美元飙升到180美元，范德比尔特开始要求那些投机商履行合同向他交付股票。这些可怜的倒霉蛋们只得面对市场上惟一的卖主，那就是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生性宽宏大量，他并没有坚持让那些深陷于自己构筑的陷阱中的卖空投机商们立刻履行合同。反之，他愿意借给他们此时所必需的股票，但每日的利息高达5%.就这样，正如格兰特将军夺取维克斯堡①，正如西半球最伟大的战役-葛底斯堡战役决定了美国的命运，正如在纽约最大的一次暴乱后街道上陈尸累累，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的坎尼战争（Battle of Cannae）中扮演了汉尼拔②统帅的角色，他两次围歼熊市投机商，给他和他的同伴带来了3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这次逼空战也被公认为金融操纵史上的杰作。《纽约先驱报》在7月13号宣称：“华尔街市场上从未看到过这么成功的股票逼空”。
　　接下来第二年，法院裁定，除了30年前已经授予的公交路线的经营权以外，市议会无权继续授予任何新的经营权。而此时百老汇线路已经开工建设了，范德比尔特只好到奥尔巴尼去寻求帮助了。毫无疑问，他花了大量的银子，从州议会和州长那里得到了该法案将顺利通过的承诺。丹尼尔德鲁和其他一些人也跑到了奥尔巴尼去为这个法案的通过而作证。但德鲁本性难改，像以往一样，他又耍了一次是两面派。他私下里偷偷告诉议员，如果他们卖空哈莱姆股票，然后把这个法案“枪毙”掉，他们可以猛赚一笔。
　　德鲁的计划几乎就是前一年春天使市议会官员损失惨重的投机计划的翻版。纽约州政府的官员们怎么会被这样一个计划诱惑，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EC斯特德曼，19世纪60年代华尔街上的一位老手，在19世纪末回忆道：“在1864年的春天，奥尔巴尼的政客们应该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不到一年以前，纽约市的政客们是如何因为卖空这只股票而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他们还是愚蠢地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这一计划，仿佛范德比尔特曾被证明是不堪一击的。或许是这些政客通常密谋攻击的目标-公众财富-近来被保护得太好，使他们无法下手，或许在那个年代政客敲诈私人企业不如现在来得方便，或许他们经常在这样或那样的突袭中大获成功，并陶醉于由此带来的巨额财富之中，以至于他们的智商降低到了一只刚刚尝过猎物鲜血的野兽的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范德比尔特富有得令所有对手都感到恐惧，但其资产的流动性还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那种程度。他手里持有大量的哈莱姆铁路和哈德逊铁路的股票，也很不情愿用这些股票作为抵押来获取贷款。德鲁曾预测哈莱姆股票价格会迅速上升，现在看来是正确的。1864年年初，哈莱姆股票价格为90美元，到3月26号则已经涨到了140美元。百老汇线路法案听证会委员会的报告似乎对该法案不利-这通常是一项法案将被束之高阁或否决的前兆，哈莱姆股票的价格立刻跌到101美元。如果议员们选择在这个价格把他们在高价卖空的股票买回来平仓的话，他们就已经可以赚取一大笔钱了。但显然，他们或者是没有听到过，或者是听说过但没有遵从过华尔街最古老的真理：看多的人-“牛”（bulls）
　　能挣钱，看空的人-“熊”（bears）也能挣钱，就是贪婪的人-“猪”（pigs）不能挣钱。他们没有选择平仓，他们期望股价会跌到50美元。
　　范德比尔特悄悄地把他的同伴召集到一起，他们中比较出名的是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他们筹集了5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然后开始买进市场上所有出售的哈莱姆股票。3月29号，哈莱姆股票在当天纽交所的第一次拍卖的价格是109美元，在下午的拍卖中涨到了125美元。到4月底，这个数字变成了224美元，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被告知他们此时拥有13.7万股哈莱姆股票，但哈莱姆股票总共才发行过11.1万股。差额部分是空头们多卖空的股票。
　　福勒写道：“500个强人，他们头脑聪明，深谙生财之道。”但是他们现在深陷于范德比尔特的陷阱之中。当被问到下一步他会怎么做时，范德比尔特怒吼道：“让股价升到1000美元。”
　　幸运的是，伦纳德杰罗姆劝说范德比尔特发一点仁慈来缓和一下，这样对他自己也有利。他告诉范德比尔特，如果哈莱姆股票升到1 000美元，华尔街一半的机构将会面临倒闭，造成的恐慌将如此巨大，以至于无人能预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船长”最信赖的经纪人亨利克鲁斯在他的回忆录中高兴地写道：在普照人间的自然之光的感召下，在杰罗“姆富有远见的劝说和恳求下，像古埃及的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范德比尔特终于答应放了那些议员-允许他们以285美元的价格购买哈莱姆股票。”
　　第二场哈莱姆股票逼空战就这样结束了，而且以后永远也不会有第三场了。确实，对于当时整整一代华尔街人来说，“卖空哈莱姆股票”也就等同于“陷入困境”。
　　直到他1877年逝世，范德比尔特都一直享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誉和地位。
　　1869年英格兰的《弗雷泽杂志》（Fraser誷 Magazine）报道说：“与其他所有的华尔街人相比，范德比尔特像一只具有皇家高贵气质和高尚品德的雄狮，屹立在豺狼和虎豹遍布的沙漠中。”但是，即使在华尔街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的声望，范德比尔特却从来不属于华尔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铁路帝国，而不是买卖铁路股票。1867年在应邀成为纽约中央铁路的总裁之后不久，他很快就把纽约中央铁路和哈德逊铁路合并了。这样他就把自己推到了与伊利铁路直接竞争的位置上。伊利铁路同样从纽约起到布法罗止，只不过其沿途的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假如伊利铁路经营良好，范德比尔特无疑也不会过多在意它的存在，因为他有足够的竞争优势，会获得“一头雄狮”在这个运输市场中应得的份额。
　　但是伊利铁路很快就被掌握在丹尼尔德鲁和两个年轻人-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的手中。在这“三驾马车”中，德鲁做事毫无顾忌，古尔德在金融方面是个天才，而菲斯科长袖善舞，他们的传奇至今仍在流传。他们三个的联手给范德比尔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范德比尔特迫不得已，决定到华尔街收购伊利股票来控制伊利铁路，这时，地狱之门打开了。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在这个时代……
　　1854年范德比尔特涉足铁路业。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1861~1864年华尔街黄金投机热。
　　1863年林肯签署《解放宣言》。华尔街爆发哈莱姆铁路股票逼空战。
　　1865年南方邦联军投降，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林肯遇刺。
　　1867年美国从沙俄手中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从而使美国边界线扩大到北冰洋。
　　也在这个时代……
　　1851~1864年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
　　1858年中美签订《中美天津条约》。
　　1858年中俄订立《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
　　1862年中国开始模仿西洋技术，洋务运动开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零下68度

“谁能责备他们——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

　

　　围绕伊利铁路的股权争夺战充满了硝烟和血腥，股市操纵者们肆意囤积股票，立法官员们与他们狼狈为奸，而当时美国社会政府腐败的屡见不鲜和证券法规的严重确失，使这一切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谁能责备他们——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


　　（1867——1869）


　　*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集团的遭遇战是围绕着伊利铁路的控制权展开的。
　　*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和伊利铁路共同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到纽约市的陆路运输，范德比尔特希望在这三条相互激烈竞争的铁路之间寻求妥协，以维持价格同盟。可是，对铁路运营毫无兴趣、一心只想靠操纵股市大发横财的德鲁控制着伊利铁路，使得范德比尔特的如意算盘每每落空。被德鲁惯用的欺骗伎俩彻底激怒的范德比尔特最终下决心再次动用他那曾横扫千军的巨额财产在华尔街收购伊利铁路的股票。
　　这揭开了伊利股票囤积战的大幕。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政府的腐败是多么彻底。此时已经是美国最为富裕并且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更是如此，而股市则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最完美的平台。
　　在有关证券的法律法规严重缺失的当时，在股市中兴风作浪的投机商无一例外地都豢养和控制着忠实于自己的法官，这些法官竭尽所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涨落，为其各自主子的投机活动效力。事实上，股市投机者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腐败的立法官员竞相订立和随意篡改股市规则的游戏。同样，股市博弈的结果，更多地是取决于立法官员们侵害公权的无耻程度和技巧高下。
　　*范德比尔特开始大量购进伊利股票，同时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颁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总量。可是，这一次，自负的范德比尔特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德鲁和他的盟友在范德比尔特还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已经指使他们自己的法官下达了完全相反的法令，他们把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债转成了股票，同时还印刷了数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结果，他们使得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梦彻底破碎，并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在市场上全数抛出了他们刚刚“制造”的“掺水股票”，席卷了范德比尔特的七百万美元后逃离纽约。
　　*这场战斗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都继续疯狂地贿赂立法机构以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最终，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了妥协。在股市中屡试不爽的范德比尔特未能如愿以偿地控制伊利铁路，而德鲁虽然暂时击溃了范德比尔特，但也好景不长，他很快在新的一轮伊利投机战中悲惨落败于他原先的盟友——古尔德和菲斯科。
　　*硝烟过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个被疯狂的投机者和腐败的立法者搞得混乱不堪的博弈场时，终于意识到需要订立法律来健全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制度，尽管相关的法律还需要经过更多的股市阵痛才会真正来临——1929年股灾后，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联邦证券法》，不过，这已是7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狂热似乎占据了每个人的头脑，”《弗雷泽杂志》在1869年这样描述当时的投机狂潮，“一贯传统的商人们抛弃了他们一生遵从的原则，孤注一掷，一举买下好几百股；白领阶层厌倦了收入的缓慢增长；小职员们已无法忍受那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牧师也不满足于那少得可怜的津贴。他们全都蜂拥而来，甚至在一个经纪行的广告中打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此吸引女人也参与到伊利股票的投机中。”
　　恰好，人们对于伊利铁路的狂热正好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股票自动报价机刚刚被引入市场的时候。电报使得股票价格在全美范围内快速传播成为可能，但电报的两端都需要有熟练的报务员发送和接收。1867年，爱德温A卡拉汉（Edwin A. Calahan）
　　发明了第一台股票自动报价机（stock ticker）。这是一个机械装置，能够把从交易所大厅通过电报传过来的股票价格自动打在纸带上。此前，全美国的经纪人通过阅读定期收到的股价报告来了解交易大厅里发生的情况，现在他们可以直接跟踪每一笔交易的实况。伊利铁路投机战即将爆发，他们很快就会有很多“战况”要跟踪了。
　　至此，伊利铁路投机中最重要的投机商是丹尼尔德鲁，他同时也是伊利铁路的董事。
　　即使在那个年代，德鲁在伊利之战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传奇故事”了。福勒这样描述德鲁：伊利铁路在他手中就像单弦的中国竖琴，他在上面只弹两个音调：当伊利股票价格高涨时，他就会高唱：“谁来买我的伊利股票啊，谁来买我的价值连城的伊利股票啊。买吧，快买吧！”
　　当伊利股票价格走低时，他也会高唱：“谁卖给我伊利股票啊，谁来卖给我一钱不值的伊利股票啊？卖吧，快卖吧。”
　　于是整个华尔街都被他甜美的嗓音所打动，他们以高价从德鲁那里买进伊利股票，然后又以低价卖给德鲁。每天晚上德鲁大叔都会梦到巨大的钱袋，而第二天他总是梦想成真。
　　随着他的单弦琴响，财富滚滚而来-它们都来自伊利铁路。
　　成为德鲁牺牲品的不仅仅是那些入市不深的投机商。1864年秋，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开始逼空伊利股票，他们从德鲁手中借钱购买股票，德鲁也向他们许诺，当股票在某一价位之上，他不会卖出。11月上旬，伊利股票价格是102美元，但随后价格就开始下跌了。到了第二年的早春时候，它已经跌到了80美元。推动股票价格下跌的是一连串的卖空，这是谁干的？还能是谁-就是丹尼尔德鲁，他正兴高采烈地撕毁着他给托宾和杰罗姆的承诺。随后，德鲁游说了一个与其私交甚密的法官，后者发布了一个禁令，不许伊利股票发放股息。接着，他又突然要求收回他给杰罗姆和托宾的贷款，迫使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掉股票来偿还贷款。
　　伊利股票的全面恐慌爆发了。“格兰特和谢尔曼在猛敲着里士满的大门①，”福勒写道，华尔街上的“又一次大逃亡开始了”。“……那些当初以80美元买进伊利股票的投资者当时以为自己捡了便宜，现在不得不以45美元的价格卖出，觉得它可能还不值20美元。市场上随处可见5 000股或者1万股的卖盘，股价稍有抬升，巨大的卖压又立刻把它打下去。
　　股价最终在42美元触底。“范德比尔特很讨厌这种欺骗伎俩，他在1865年辞掉了伊利铁路董事的职务。但范德比尔特对纽约中央铁路的兴趣越来越浓，1867年底，他成了这个公司的总裁。随着他旗下的铁路扩展至五大湖区，他开始以一个更开阔的视角看待纽约州的铁路。他本能地意识到铁路本身是一个以量取胜的行业，铁路有很高的资金成本，而且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火车都必须按照时刻表运行，经营铁路就意味着必须每时每刻去争取生意，否则就会走向破产。
　　在19世纪，铁路行业的价格战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正在放开管制的航空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而避免价格战的惟一办法是形成同盟，即卡特尔。
　　三条铁路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地区到纽约的商贸活动（此外还有不堪重负的伊利运河）：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其中，中央铁路在范德比尔特的掌控之下，毫无疑问会处于良好的管理和高效的运营之中。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Scott）
　　领导之下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也以“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而著称。整个牌局中最变化无常的就是伊利铁路。只要德鲁我行我素，这三条铁路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只会是一纸空文。
　　基于这种形势，范德比尔特下定决心要在1867年10月8日即将举行的伊利铁路董事会选举中，占据董事会一个重要位置。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盟友，尤其是从来自波士顿的一个集团中-他们控制着足够多的伊利股票，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德鲁从董事会名单中剔除出去。但是，德鲁在蒸汽船时代就和范德比尔特打过交道，因此对范德比尔特非常了解。德鲁登门拜访范德比尔特，并且使范德比尔特确信，他留在董事会是范德比尔特最好的选择。他发誓要成为范德比尔特最忠实的利益代言人，并且向范德比尔特保证他要反过来帮助范德比尔特监督波士顿集团的所作所为。范德比尔特信以为真了，但由于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上说过很多德鲁的坏话，因此他们一同设计出了一个方案，既能反映范德比尔特立场的转变，又能为他保留面子。
　　德鲁在董事会选举中很自然地落选了，但第二天，新当选的董事利维安德伍德（Levi Underwood）就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德鲁被重新选举成为董事来替代安德伍德。德鲁甚至还重新担任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而他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就失去了这个职位。同时当选董事的还有两个华尔街人前所未闻的人，几家报纸在报道的时候甚至都拼错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但他们默默无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古尔德比范德比尔特和德鲁年轻一代，他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他身材瘦小，也不怎么健康，一位追踪古尔德的记者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我看到他一头扎进了位于萨拉托加的土耳其温泉。他的胳膊很细，肚子瘪瘪的，黄褐色的脸，还有他的腿，那么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一头出名的'公牛'，在现实中有这么一条可怜的'小腿'.我不敢肯定，你是不是能将餐巾环套在他的脚上，然后推到膝盖。“①但是，无论他的身体有多少缺陷，他的智力和意志力足够弥补他身体上的不足。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发财，他将用他短暂的一生全力以赴，实现他的愿望。
　　詹姆斯菲斯科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他异乎寻常地强壮，即使用19世纪并不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体重也严重超标。他的一生只追求一件事情：玩得好，过得好。“无耻！
　　无耻！“当菲斯科还活着的时候，福勒就这样描写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颜，无耻！无人可比，无人可及，无耻到顶！“菲斯科出生于佛蒙特州南部的一个小贩家庭，同古尔德一样具有久远的新英格兰血统。
　　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全面接管了他父亲的生意，并把生意迅速做大，而他的父亲成为了他的一名雇员。到南北战争爆发时，他刚刚20岁出头，那一年他卖掉了自己的店铺，开始为波士顿的乔丹-马什（Jordon，Marsh）纺织品公司打工。凭着出色的推销谈判能力，他成功地与联邦政府签订了许多合同。而他最擅长做的事是突破联邦政府的禁运，把棉花走私到北方供他们自己的公司使用。
　　战争结束的时候，菲斯科离开了乔丹马什公司，公司以6.5万美元买断他的股份，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尽管在股票方面没有一点经验，但他还是在宽街38号上开了一家经纪公司，正好位于新建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大楼的对面。他施展出当初在华盛顿拉拢军火采购官和政客的手段，然而，华尔街不是华盛顿，这里的大佬们，吃他的大餐，喝他的香槟，却把他带到了破产的边缘，他很快就输得精光。
　　但菲斯科不久就卷土重来。他施展出色的谈判技巧，成功地把德鲁正在亏本的蒸汽船“斯托宁顿号”（Stonington）以23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去。德鲁为此非常高兴，把他雇为自己无数的经纪人之一，帮助他在华尔街重新立足。
　　很明显，古尔德和菲斯科是在选进伊利董事会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们简直是天壤之别。福勒这样描写菲斯科：“他总是不停地开玩笑，好的玩笑，坏的玩笑，还有一些极其无聊的玩笑。”而古尔德的侄女这样描述她叔叔：“他沉默寡言，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在任何场合他都举止有措。”他们俩都是如此的精明，以至于他们一见面就立刻意识到对方身上具有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他们的结合将证明是华尔街上最“出色”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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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3个月之后，德鲁就背叛了他对范德比尔特的誓言，他和其他董事使用范德比尔特最痛恨的伎俩-联合坐庄（pool），一起来推动伊利股票价格上涨。由于他在投机方面有着无人质疑的天分，他经常被当时的报纸称为“投机导演”-他在投机操作中扮演总指挥的角色。在1868年1月，伊利股票的价格刚刚上涨到79美元，但随后就立刻跌到71美元，这意味着背后有人在卖空。新闻界人士毫不怀疑谁是幕后的操纵者，《纽约先驱报》报道说：“投机导演的爪牙一整天都在竭尽全力地制造恐慌，散布比平时多得多的各种关于股票的谎言，尤其是关于伊利股票的谎言。”
　　联合坐庄集团里有一个会员，德鲁曾资助他购买伊利股票。这个会员心存疑虑，偷偷调查了他买的股票出自谁手，他惊恐地发现这些股票都是来自他自己集团的一名经纪人。
　　他找到德鲁，要求德鲁按照他承诺的那样把股价拉上去。
　　“我已经卖掉了我们所有的伊利股票，赚了一笔，”德鲁平静地回答道，“现在正准备分钱。”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和他的弟弟亨利合写的《伊利岁月》（Chapters of Erie）是早期新闻调查的杰作，他们这样解释德鲁的所作所为：“投机集团的大佬把钱借给了其中的一位会员，让他有财力购买集团所有其他会员的出货，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他套了进去，然后，大佬在集团内分配利润。他也会很平静地把原本属于这个牺牲者的钱的一部分作为利润分成返还给他。”
　　弗兰克沃克（Frank Work）是范德比尔特在董事会里的耳目，他很有可能也成为了德鲁阴谋的牺牲者，于是，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有点紧张了，他一直希望伊利铁路能够和他的哈莱姆铁路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合作，平分市场份额，这样的话，每家都可以获利。但伊利董事会很快就否决了范德比尔特的这一提案，董事会中除了弗兰克沃克投了赞成票以外，大部分董事都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公平，伊利铁路所占的份额应该更多些。
　　范德比尔特意识到董事会行为背后的真正意图：向他宣战。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伊利铁路。如果不能通过控制董事会来达到目的，他就会采取另一种方法：收购。“范德比尔特不习惯接受失败这样一个词，”亚当斯写道，“而且，这一次，他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这种在所有华尔街人面前被愚弄的感觉，使得这次董事会的拒绝让他尤为刺痛。
　　而且，以往一连串的胜利，使原本就非常自负和傲慢的范德比尔特更加自我膨胀，即使这一次他心爱的计划没有破产，他也从来都不是那种尊严受到伤害后只会坐下来徒然伤悲而无所作为的人。在被别人的阴谋挫败后，他现在一定会拿起他最有力的武器-能够横扫千军的百万美元。“即使范德比尔特拥有巨额财富，要想打赢这场战争也是困难重重。伊利铁路正式流通在外的公众股有251050股，但这并不是伊利所有的股票。早在1866年的时候，德鲁贷给伊利公司的348万美元，是以2.8万股未公开发行的股票和300万美元的债券作为抵押的，这部分债券可以转换成3万股股票，并且可以在债券和股票之间自由地来回转换。这就意味着只要符合德鲁的利益，他可以随时使伊利股票的总量变化10%以上。
　　此外，德鲁还是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他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在必要的时候发行或“制造”更多的股票。范德比尔特如果想通过收购来垄断伊利股票，他就必须设法阻止德鲁无休止地发行更多的伊利股票。于是他请求纽约州最高法院（NewYorkStateSupremeCourt，也译作高等法院或高级法院，像现在一样，在纽约州混乱不堪的司法术语中，这里的最高法院并不是级别最高的法院，恰恰相反，它是最低一级的法院）法官乔治巴纳德（George G. Barnard）给予帮助。据斯特德曼所述，巴纳德是一个“坦慕尼奴隶”（Tammany Helot），在范德比尔特的“资产”中是有编号的①。
　　今天，我们可能早已忘记了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是多么腐败，而且，没有什么地方比纽约这个美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州更腐败了。美国当时的政治报酬体制②注定其官僚体系既无能又贪婪。同时，政治俱乐部（其中最著名就是坦慕尼派俱乐部）又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机器，确保了那些腐败官员赢得选举。
　　早在1857年，贿赂和欺诈就已经大行其道，以至于乔治坦普顿斯特朗律师（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感谢仁慈的上帝，纽约州议会已经休会。”几年以后，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论坛报》（Tribune）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的议会大厅不可能继续充斥着一群不分是非、毫无公德、腐败透顶、寡廉鲜耻的人。”然而，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
　　华尔街上商业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只会让这些政客们变得更加贪婪。1868年，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被州长及时地批准生效。这个法案实际上是把贿赂合法化了。按照这个法案，“法庭不能只根据行贿方的证词就证明受贿方有罪-除非行贿方的证词中的核心部分有其他证据作为旁证。”在前电子时代，这意味着只要议员们是在私下里以现金形式接受贿赂，定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纽约下议会的秘书哈德逊C坦纳（Hudson C. Tanner），在19世纪80年代他卸任后写了一本揭露当时政治黑幕的书，他说，“'公平地竞选和诚实地点票'完全只是政治口号，诚实地点票已经让位于'诚实地清点礼金'.”
　　司法机关的状况比立法机关也好不到哪儿去，坦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最高法院就是我们最大的阴沟，律师则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对老鼠有点不公平，因为老鼠是非常干净的动物。”纽约州的法官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通过选举产生，这使得他们彻底依赖于政治机器。到19世纪60年代末，《弗雷泽杂志》向已经完全被弄糊涂的英国读者解释：“在纽约，有一个纽约独有的传统，诉讼人最好在花钱聘请律师的同时还聘用法官，特别是像马上就要开始的诉讼案（如伊利诉讼案），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诉讼的双方都必须拥有他们可以完全信赖的法官。”
　　南北战争之后，整个政府一片腐败，而从这个腐败时代走出来的商人，如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约翰D洛克菲洛①和JP摩根，他们也总是把政府看作要让市场获得有效监管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当在市场中遇到问题时，他们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混乱，而不是寻求通过这个国家中最容易被收买的机构-政府来解决。但后来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在谈论到“强盗式的资本家”时，几乎全部闭口不谈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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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年1月26日，范德比尔特控制了巴纳德法官，让他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任何伊利公司的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也明令禁止丹尼尔德鲁本人“卖出、转让、交付、处理和放弃”所持有的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以为，这样德鲁就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了，他立刻让他的经纪人进入市场悄悄买入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自信他很快就会获得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但是，“船长”严重低估了德鲁，当时的《先驱报》报道，此时，德鲁“正在嘲笑这个法令”。
　　德鲁立刻着手把他的可转换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发行了更多的可转换债券，并立刻将它们也转换成股票。1月29日，有人看到他走进位于宽街19号的威廉奚斯公司的经纪人办公室，“过了一会儿，”福勒写道，“5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在办公室里沙沙地响成一片，就像7月正午的蝉鸣。”在“船长”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伊利股票的流通盘已经增加了20%.随后，德鲁命令忠实于他的纽约上州法官暂停弗兰克沃克在董事会的行使职务，同时又让巴纳德辖区的另一名法官宣布，在弗兰克沃克缺席的时候，伊利董事会不得作出任何决定。第三位高等法院的法官-布鲁克林区的吉尔伯特（Gilbert）宣布，只要有需求，伊利公司就可以把债券转换成股票。这样的话，德鲁、菲斯科、古尔德在法律上就处在一个近乎完美的优势地位。就像斯特德曼解释的那样：“巴纳德的法令禁止他们把债券转换成股票，而吉尔伯特的法令和巴纳德的法令正好相反，因此，除了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以外，谁能责备他们-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整个华尔街疯狂了。“整个市场只剩下了一个词-伊利，”福勒在第二年写道，“人们听到公开交易所（Open Board）的副主席乔治亨里克斯（George Henriques）以尖利的嗓音依次地报出国债、州政府债券、太平洋邮递、纽约中央铁路，然后突然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以更尖利的嗓音喊出'伊利'这个词的时候，一层阴影掠过他的脸庞，整个大厅仿佛在颤抖。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大厅几乎变成了疯人院。每个收报员和经纪人都立刻站了起来，尖叫着，挥舞着手臂。范德比尔特的每一个经纪人都成为一群人的中心，像一根指针一样，从左转到右，挥舞着手臂，买入所有卖给他们的伊利股票。当主持人的锤子落下，他用嘶哑的嗓音大喊：'完毕！先生们，如果谁再出价，我就要罚他款了！'伊利股价定在了80美元。人们全然不顾此时还没有被拍卖的其他股票，他们涌向大街，大街上只听到一片'伊利，伊利'之声。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对所有的伊利股票下了买单。在这样强大的购买力下，伊利股价到中午12点的时候上升到了83美元。”
　　如果说在大街上只能听到“伊利”的话，那么在威廉奚斯公司（William Heath & Company）的经纪办公室里，听到的只是“新印刷的5万张伊利股票从菲斯科肥胖的戴满宝石戒指的指尖流过的沙沙声”。菲斯科一如既往，乐得其所，说道：“只要印刷机不坏，我要是喂不饱这头老蠢猪要的所有的伊利股票，我就他妈的该死。”
　　“新股票”出现的消息，以创纪录的速度传遍了华尔街，伊利股价立刻就“像秤砣一样”掉到了71美元。范德比尔特现在遇到麻烦了，他为了购买伊利股票已经开始负债了。这时，他要是露出哪怕一点点软弱的迹象，伊利股价就会立刻崩溃，公众的恐慌会将他的巨额财富瞬间吞没。身处危境的范德比尔特丝毫没有退缩，他下令经纪人继续买入伊利股票，股价又被重新推回到76.125美元。当天交易结束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持有了将近20万股伊利股票。但是这些股票足够控制伊利了吗？没有人知道。甚至连范德比尔特也没有丝毫把握。
　　德鲁、菲斯科和古尔德担心交易所可能裁决新发行的股票不能交割，如果那样，这些新股票就将一文不值，因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股票变成了现金。他们把700万美元装进口袋，几乎吸干了整个纽约的资金供应。
　　3月11日，一大清早，狂怒的范德比尔特派他的律师把巴纳德法官从床上叫起来。巴纳德法官迅速签发了对德鲁集团的拘捕令，并指示警察立刻执行。福勒写道，此时，“由于笑个不停，德鲁大叔脸上的皱纹已经凝固；古尔德笑逐颜开，一双天生为钱而生的眼睛闪亮有神；碧眼金发的菲斯科不停地开着玩笑。而伊利股票的另外几位董事会的董事正在位于杜南大街的公司总部举杯庆贺他们的胜利……”
　　当听说警察正要来抓他们，宴会热闹喜庆的气氛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几位董事知道假如他们被捕的话，法院会完全站在范德比尔特一边，而范德比尔特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纽约法律所能管辖的范围。当天《先驱报》和其他报纸正好举办郊游活动，但它仍然及时报道了这一事件，它不无讽刺地描述道：“事实上，自从芬尼亚会①会员在人身保护权被撤销之夜从都柏林出逃以来，还没有哪次逃跑比这次更彻底和迅捷。”
　　几分钟之内，在杜南大街巡逻的一个警察就看到了下面的一幕：一群人急匆匆地从伊利大楼涌出来，乱成一团，他们穿着华丽，却面带惊恐之色，身上背着用红色带子扎起来的装满绿钞、账簿和成捆票据的沉甸甸的包裹。由于怀疑这些人是一帮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的劫犯，警察赶上了他们，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错了。这群人是伊利公司的执行董事们-他们装着在刚结束的战役里所获得的战利品，正在逃脱范德比尔特对他们的复仇。
　　德鲁此时已是70岁的高龄，他当然不想在监狱里了此余生，他和其他几个同伙带着钱和公司账簿乘船去了新泽西。菲斯科和古尔德落在了后面，那天晚上他们正在纽约市最豪华的酒店-代尔莫尼克共进晚餐，四周有人放哨。晚餐刚吃到一半，听说警察正要来抓他们，他们立刻逃离了酒店，来到了哈德逊河码头，他们和一艘小蒸汽船的船长谈好价钱，雇佣了他的船和两个水手帮助他们渡河。
　　那时候的哈德逊河口因为繁忙的海上运输而非常拥挤。这一夜没有月亮，河上被浓浓的大雾所覆盖。水手们因为要竭力躲闪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小船几乎被一艘渡船的尾波所吞没。他们向另外一艘渡船求救，对方毫无反应。他们只好抓住了桨轮的护板，有一两秒钟，菲斯科和古尔德-华尔街传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最终两人又爬到了船上，成功逃到了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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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伊利之战双方打了个平手。伊利的董事们卷走了范德比尔特的700万美元，范德比尔特拿到了10万股没有任何价值的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控制了纽约，伊利公司的董事们只有和范德比尔特和解之后才敢回家。各家报纸都充斥着关于这场华尔街战争的各种故事。《哈泼斯周刊》（Harper誷 Weekly）指出，伊利之战完全把公众视线从当时的总统弹劾案中转移了出来。
　　董事们在泽西市岸边的泰勒酒店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它很快被当地媒体称为泰勒堡垒（FortTaylor）。为了加强它的守卫，一支伊利铁路警察的分队也被调了过去，有人专门在附近海域巡逻，“堡垒”甚至配备了3门12磅的大炮。此时伊利铁路东边的终点站已经从皮尔蒙特改为了泽西市，因此，伊利铁路主宰着这个小镇的经济命运，伊利的董事们当然也很注意给当地的官员们诸如免费乘坐铁路之类的小恩小惠。于是，当地的官员们也就很自然地竭力给他们提供帮助。
　　在新泽西，董事会的控制权从德鲁手中转移到了菲斯科和古尔德手中。德鲁只有在自己的老地盘上才会觉得舒服，因此非常讨厌被困在这个泽西市的小酒店里。其他的董事则对德鲁两面派的做法太了解了，他们很害怕德鲁故伎重演。早在3月20日，《纽约先驱报》就报道说：“德鲁已经被绑架了，绑架他的人并不是来自纽约，而是他董事会的其他董事。
　　“当德鲁和其他人正试图在新泽西站稳脚跟的时候，一些战役还正在法院和议会中继续进行。巴纳德法官任命”船长“的一个女婿为未来伊利股票卖出后所得收入的接收人，尽管原先正是巴纳德法官明令禁止卖出伊利股票的。纽约上州的一名法官下令延缓这张任命书的生效，巴纳德又立刻废止了他的延缓命令。当范德比尔特的女婿拒绝接受时，巴纳德接着又任命了坦慕尼政客彼得斯威尼（PeterSweeney）。当然，斯威尼所要接收的700万美元此时正锁在新泽西银行的保险柜里，他实际上对此无能为力。而这并不妨碍巴纳德法官从伊利公司拿出15万美元奖赏给斯威尼。
　　与此同时，伊利铁路董事们则上书新泽西立法机构，要求在新泽西州获得对伊利铁路的特许经营权。他们担心纽约法院会授权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铁路在纽约州的所有财产，那样的话他们这个董事会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新泽西立法机构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哈德逊河对面实力强大而又傲慢的邻居①眼里撒一把沙，因此立刻就通过了这个法案并把它交给州长签署。新泽西的议员们太急于通过这个法案了，他们甚至忘掉了为自己谋利。当范德比尔特的说客出现在新泽西的首府特伦顿，想通过行贿来阻止这个法案通过时，议员们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他们为坐失了一次发财的良机而懊恼不已。
　　与此同时，有议员在奥尔巴尼提交了一份法案，该法案将伊利公司此前的所作所为都合法化，并且允许伊利公司在以后基本上不必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就连巴纳德法官这样一个对以权谋私习以为常的人都被法案中赤裸裸的条款所震惊，称之为“一部使假币合法化的法案”。
　　每个人都立刻意识到了这个法案背后的真正意图：让利益相关的双方都来行贿。《弗雷泽杂志》评论说，那帮立法者“聚集在奥尔巴尼，就像牛集中在牛市上出卖一样，什么都可以出卖，价格则与自己手中的权力成正比”。
　　杰古尔德是最早意识到公共关系对公司利益举足轻重的商人之一（虽然，因为某种原因，他从来没有通过这个方式来改善自己令人讨厌的公众形象），他强烈建议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不能同时控制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使像范德比尔特那样“既富有能力又诚实可靠”的人也不行。他很快就赢得了《纽约先驱报》和其他报纸的支持。
　　但他也还是随身带了一个大箱子，来到了奥尔巴尼，据《纽约先驱报》报道说，这个大箱子“装满了千元大钞，这些钞票是用来对付所有那些与这个法案有关的议员们的”。范德比尔特一听到古尔德在奥尔巴尼出现，就立刻叫人拘捕了他，要求他交纳50万美元的保释金，古尔德眼都不眨地就支付了这笔保释金。和古尔德带到奥尔巴尼的钱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数目。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报道说，一个议员接受了一方的10万美元，要求他对该法案的通过施加影响，随后他又接受了另外一方的7万美元，并应他们的要求离开了奥尔巴尼，这样，他仍然是一位（用亚当斯的话说）“优雅的绅士”。
　　范德比尔特当然也非常愿意花费大笔银子来打点这些立法官员，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这么做，他充其量不过能得到比鲁克王似的胜利①。公众意见越来越反对他同时控制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船长”一向非常实际，因此他决定将损失减到最小。他通知德鲁建议两人见面会谈。范德比尔特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他买的此刻分文不值的伊利股票必须以接近他当时购买时的价格脱手；第二，他在公司董事会的两个人-理查德谢尔（Richard Schell）和弗兰克沃克所受的损失必须得到全额补偿；第三，德鲁必须答应从伊利的管理层中完全退出来。范德比尔特一直想达到的目的从来不是要控制伊利，而是希望伊利铁路以真正的商业模式来运作。
　　4月19日，星期天，双方达成了协议。这条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奥尔巴尼。“突然，”亚当斯写道，“传言像灾难一样传遍了奥尔巴尼，在宾馆的走廊之间，恐慌开始蔓延开来。人们想起了南北战争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那时，失败的消息如同潮水一般涌过来。没过多会儿，大厅里就开始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绝望，议员们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因为他们听到范德比尔特已经不再反对这部法案。”
　　此时还没有与古尔德成交的议员们立刻冲进古尔德在奥尔巴尼所住的特拉文豪华酒店（Delavan House）的套间里，“据说，价格在以惊人的幅度下降，”《纽约先驱报》在21日报道说，“那些一直坚持要5000美元的议员们现在只要100美元就满足了。但是伊利铁路的”金库“大门已经关上了，激战的双方再也没有贿赂这些议员的必要了。”第二天，《纽约先驱报》上充斥着对议员们的假意关心，指出他们每天法定的3美元的津贴还不够给他们买烟抽的。文章接着问道，“议员老爷们的收入如此之低，那么还有什么让他们保住他们的信用呢？”
　　当尘埃落定之后，德鲁辞去了董事和财务主管的职务，弗兰克沃克和理查德谢尔得到了伊利公司支付的42.95万美元，撤回了他们对伊利公司的诉讼。古尔德和菲斯科分别当选为伊利公司的总裁和财务主管。而当初为阻止范德比尔特控制公司而发行的10万股股票，被很艺术地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慢慢在市场上卖出，以免打压伊利的股价。当然卖出这些股票的收入都归了范德比尔特，而伊利铁路的持股人们最后发现他们的股权被稀释了40%. * *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伊利公司花费了900万美元，比它销售“掺水股”所获的收入还多了200万美元。当菲斯科和古尔德搬进他们的新办公室时，“我们最先注意的，”菲斯科说，“就是积满灰尘的保险柜。”古尔德和菲斯科开始发行更多的可转债券，它们中的大部分被迅速转换成了股票。到年底的时候，市场上已经有40万股伊利股票在流通。古尔德将新发行的大部分股票在伦敦市场上售出，以免对纽约市场造成冲击。
　　像德鲁一样，古尔德发现伊利铁路简直就是操纵市场的完美平台。他设计了一个做空陷阱。尽管德鲁很快就要变成一个被动合伙人①了，但古尔德还是诱使他投入了400万美元。为了迫使利率上涨，古尔德开始一步一步地想方设法抽干纽约的资金供应。他大开支票，让银行保证为这些支票兑付，迫使银行留存现金，以便为随时可能出现的支票兑付做好准备。然后他又拿着这些保付过的支票作为抵押向其他银行申请贷款，进一步压缩资金供应。
　　到10月底，市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伊利股票的周交易量达到了创纪录的64.7万股，股价也下降到了38.5美元，只有春天时股价的一半。这时德鲁开始有点慌了，他开始从坐庄集团中抽回自己的资金，并且悄悄地卖空了7万股伊利股票。到了11月14日星期六前，伊利的价格停在了36.625美元，德鲁预计股价会进一步下跌。但在星期六早晨纽约股票交易所举行的例行拍卖会上，因为古尔德和菲斯科在大量购买，有8万股伊利股票成交，股价立刻涨到了52美元。此刻，他们已经成功地逼空了伊利股票，同时放开了资金供应。这时德鲁避免灭顶之灾的唯一希望就是拖延时间，他寄希望于23日将在纽约靠岸的卡纳德海运公司的“俄罗斯号”客轮，它会带来伦敦市场上新发行的伊利股票。
　　德鲁还想通过法院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但被古尔德和菲斯科挫败了。他们控制着这个国家最大的铁路之一-伊利铁路，因此对纽约州的法官有巨大影响力。当一切争斗烟消云散的时候，德鲁损失了130万美元，他以往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他在华尔街这场游戏中作为重量级选手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但即便德鲁没有在这一战役中落败，他的时代也很快就将逝去，因为新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将改变华尔街的未来。
　　伦敦证券市场，虽然此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但已经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西洋的对岸，另外一个巨人正在崛起。此时伦敦证券市场的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华尔街市值只有大约30亿美元，但其增长的速度却远远高于伦敦市场。由于186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投入使用，华尔街经纪商在伦敦证券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870年，华尔街人使用海底电缆的费用已经高达每年100万美元。但是，伦敦人对于华尔街人的西部牛仔作风仍然无法接受，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写道，他们这种“不择手段对市场进行操控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的做法过于野蛮，会造成很多不信任”。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经纪商也希望看到变革。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久，但只能通过收取佣金赚一点点小钱。而投机商们，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公司管理层，则总在伺机等待下一次暴富的机会。针对伊利股票投机战中市场表现出的失控局面，当时的《商业和金融周刊》（Commercial and Chronical）-就像今天的《巴伦周刊》①-建议实施以下的法律：（1）除非经过2/3的股东同意，董事会无权发行新股；（2）现有股东对发行的新股具有优先认购权，新股必须公开发行，并且必须给予足够长的预告期；（3）所有上司公司都必须在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保存其所有流通股票的总量记录，并随时接受任何股东或者以该公司股票为质押向该公司提供贷款的主体的检查；（4）上述要求同样适用于发放股息或者为其他目的发行的所有股票；（5）违反上述任一条款都属于犯罪行为，将要受到惩罚或被处以罚款。
　　这些条款构成了今天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但在1860年它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因为那时的联邦政府还没有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作为它职责的一部分，而纽约州的立法机构也不可能主动改革这样一个能为其会员源源不断带来巨额灰色收入的体制。
　　即使州政府或联邦政府不能实施这些变革，华尔街自身也开始着手实施一系列改革。
　　华尔街上两个最大的机构-纽约股票交易所和公开交易所开始了合作，因为交易所意识到交易所的会员（经纪商）和客户（投资者）都需要了解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确切数目。那时，在交易所占主导地位的经纪商们当然很乐意为他们的客户买卖那些可能有问题的股票，因为这并不影响他们赚取佣金。但有时他们也要以这些股票为质押向客户提供贷款，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一个公司的股票数量随时可以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那么谁知道这些股票的真正价值呢？
　　1868年11月30日，两个交易所颁布了同样的监管条例，要求所有在交易所拍卖的股票进行登记，并且，任何新股发行都必须提前30天通知交易所。大部分公司都立刻遵守了这款条例，但伊利公司拒绝执行-古尔德此时正在围歼德鲁。纽约股票交易所派了一个代表团来了解伊利公司的情况，古尔德告诉了他们伊利公司的流通股股数-当然，他说的数据可能并不真实，而且他断然拒绝透露他是否会发行更多的股票。
　　由于伊利铁路公司拒绝遵守11月30日的法令，伊利股票被两个交易所赶了出来。它在矿业交易所短暂交易了一段时间，但矿业交易所和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租约合同不允许它进行铁路股票的交易，所以伊利公司很快又无家可归了。于是，古尔德创建了国民股票交易所（National Stock Exchange）来进行伊利股票的交易，但是这个交易所只能吸引很少的经纪人，来光顾的投资人更少。1869年，公开交易所和纽约股票交易所合并，组建了可以主宰整个华尔街的交易所。很显然，在交易所和伊利公司之间，伊利公司无疑比交易所更需要对方。
　　1869年9月13日，古尔德终于同意遵守新的监管条例，伊利终于又回到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此时，伊利公司的流通股是70万股，差不多是古尔德在不到一年前所说数字的两倍。
　　随着两个交易所的合并，对于经纪商们来说，能否成为交易所的会员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他们不得不遵守监管条例，这些条例不但在数目上逐渐增多，而且在执行中也越来越严格，华尔街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尔街作家詹姆斯K迈德伯瑞在当时写道：“股票交易所的经纪商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继续在市场中寻求投机以谋求蝇头小利，同时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要么眼光更长远点，努力抛弃原先结党营私操控市场的陋习。前者意味着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后者则会奏响华尔街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前奏，纽约将成为帝国之都，华尔街也会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
　　经纪商们采纳了迈德伯瑞的建议。纽约股票市场的自我约束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得到大大增强，业务也迅速繁荣起来。这部分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投入使用和股票自动报价器的发明，交易量稳步增长。在合并后的两年里，纽约股票交易所传统的一周两次的股票拍卖和公开交易所的连续拍卖继续分别进行，但是到了1871年，前一方式最终被取消了。至此，从1868年起开始可以被出售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席位完全变成象征性的了。
　　华尔街最终慢慢地长大了，但是在它完全成熟之前，它还有很多路要走。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在这个时代……
　　1867年伊利铁路控制权的争夺战开始。
　　1869年中太平洋铁路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的普洛蒙托莱正式接通，成为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
　　也在这个时代……
　　1868年因西北边疆动荡不安，清政府派左宗棠西征。

零下68度

“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

　

　　1869年9月，美国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黄金操纵案。多头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精心组织了一个黄金囤积计划，他们一度控制了数倍于纽约黄金市场供应量的黄金合同，黄金价格扶摇直上，“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
　　

　　（1869——1873）


　　*华尔街新生代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他们试图操纵黄金市场。
　　*刚刚结束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还没有实施金本位制，金币和绿钞同时可以流通，但是由于“劣币驱除良币”，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使用劣币——绿钞，而黄金几乎立刻从流通领域彻底消失。而在纽约的黄金交易室里，黄金的投机活动正如火如荼。在当时的黄金市场上，只需要交纳少量保证金就可以购买数额很大的黄金，这种杠杆效应使得黄金投机成为了最危险，但同时也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机活动。古尔德的计划是买断纽约黄金市场的所有黄金供应。如果他能成功，那么，所有黄金的购买者，尤其是那些为实现套期保值而卖空黄金的国际贸易商，将在绝望中眼睁睁地看着古尔德操纵的黄金价格飙升到天价而无能为力。
　　*为了实现这个美妙的计划，古尔德必须要保证做到一件事情：避免联邦政府的干预。如果联邦政府觉察到他的操纵计划而决定干预黄金市场的话，那么，政府国库中储存的大量黄金就可以随时进入市场，黄金价格将会一落千丈，古尔德的计划也就会被彻底粉碎。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编造了一张关系网，设法结识了当时的总统格兰特，并使这位南北战争中的英雄，但对金融却一窍不通的总统相信：政府应该让黄金市场自由运行而不得进行任何干预。
　　*万事俱备之后，古尔德和菲斯科开始了他们的囤积操作，他们成功地控制了数倍于纽约黄金供应量的黄金合同，黄金的价格扶摇直上。古尔德和菲斯科与他们的对手的殊死搏斗吸引了从波士顿到旧金山所有美国人的关注，因为古尔德集团正在囤积的东西不是普通的证券或其他商品，而是黄金——全世界通行的法定货币，财富本身的象征。
　　*如梦初醒的格兰特总统最终意识到自己被古尔德彻底愚弄了，他下令干涉黄金市场，但是，他的命令来得晚了——这场金融噩梦却刚刚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尽管，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格兰特的个人金融噩梦还没有开始）。在给美国经济和华尔街带来巨大混乱的同时，这场黄金恐慌迫使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意识到，只要存在黄金绿钞复本位制，那么，黄金价格的投机就具有无法阻挡的诱惑。在这场黄金囤积案的十年后，美国最终回归到金本位制。
　　*黄金投机战后三年，陷于一场复杂感情纠葛中的菲斯科，也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随着华尔街新生代投机家离开历史舞台，一直是华尔街标志的西部拓荒式的野蛮色彩也开始渐渐褪去。第二年，在南北战争中为联邦政府成功发行债券的银行家库克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中，直接引发了一次波及欧洲市场的美国股市大崩溃，从而彻底结束了南北战争后美国这一短暂的经济和股市繁荣期。
　　由于当时黄金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如同太阳系中的太阳，所以在1869年9月份古尔德和菲斯科在纽约市场上主导的黄金投机案无疑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胆的一幕。即使在当时，华尔街上最苛刻的批评家也无不佩服他们的胆量。“在所有的金融投机中，”亨利亚当斯在1871年写道，“操纵黄金市场是最辉煌的，但也是最危险的，也许正是这种辉煌和危险，使得古尔德先生对其极为着迷。”
　　在中世纪，黄金是世界上每一个大国的法定货币。从1812年开始，英格兰银行就采用了金本位制，而大不列颠王国此时正处在鼎盛时期。当时，英国的GDP占全世界的1/4，这个份额比现在美国在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还要稍高一些，英国同时还主宰着世界贸易。英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英镑和先令是国际贸易的基准货币，英格兰银行实际上充当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
　　但是，由于南北战争的影响，美国此时还没有实施金本位制。尽管随着1865年北方军队的胜利，绿钞和黄金之间的价差已经大大减少，但还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在美国法律中，有一条关于绿钞的条款含糊不清，它就像在战场上一颗还没有引爆的炸弹，时时刻刻都有爆炸的危险。1862年，美国第一次发行绿钞时，国会通过的法案中有一个条款规定流通中的绿钞与黄金等值。但是立法者很快就发现，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这一条款导致了黄金立刻从流通领域中消失，它们被悄悄地藏进了千家万户的床垫下和保险箱里。
　　国会很快废除了这一条款，但他们并没有废除另外一项条款，那项条款规定：对于那些必须用黄金履约的合同，也可以用等价的绿钞来履行。这项条款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条款，从来都无人理睬，但它的存在却构成了古尔德操纵计划的第一个前提。
　　到1869年时，在黄金交易室里进行的黄金交易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天7 000万美元的交易量，而且大部分是投机性的。事实上，由于只有很少的保证金要求，在黄金交易室里进行黄金投机操作，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有可能使人在几分钟之内暴富或者一贫如洗。
　　第二年，当詹姆斯J加菲尔德（James J. Garfield，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领导一个国会委员会负责调查已经过去了的黄金恐慌时，黄金兑换银行的查尔斯J奥斯本（Charles J. Osborne）作证说：“只要有1 000美元，一个人就可以买价值5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而古尔德的估计比这稍微保守一点，他认为10万美元能够买到价值2 0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身为伊利铁路总裁的古尔德手上掌管着远远超过10万美元的现金，他也估计纽约市场上在任何时点都没有价值2000万美元的真实黄金供应。当他第二年在国会作证时，他的估计是：市场上有大约价值1400万美元的黄金券（gold certificate）和300万~400万美元的金币。
　　市场上真正的黄金供应量的稀缺也是古尔德敢于大胆实施他的计划的另一个前提。而第三个前提是，虽然黄金交易室里进行黄金交易的都是投机商，但黄金也在每天重要的商业活动中用作支付手段。黄金是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贸易商们向海外出口的商品是以黄金收款的。在贸易合同签订和黄金交割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如果在这段时间中，黄金相对于绿钞的价格下跌，那么贸易商就会蒙受由此带来的损失。为了防止这样的损失发生，出口商习惯性地在黄金交易室卖空他们未来将要收取的等值黄金。这样的话，如果黄金价格下跌，他们就可以用在黄金卖空操作中获得的利润来弥补因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反之亦然，这就叫套期保值，而套期保值也正是所有商品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尽管这些国际贸易的大商人拥有的财产远远多于那些在黄金交易室进行投机的乌合之众，并且他们都是社会名流，但是他们在古尔德这样的江洋大盗面前还是有点不堪一击。
　　古尔德看到了他的机会并决定抓住它。只要用相对来说很少的钱，他就可以买到价值超过整个纽约市场上黄金总量的黄金合同。将要败在他手下的人中，有很多是纽约市最大的贸易商，他们由于商业的原因不得不在市场上卖空黄金-如果古尔德的计划成功，他们将被挤压得很惨。那些古尔德在黄金交易室里签定的黄金合同-尽管指明要用黄金交割，但在法律上都没有强制力①。而如果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按照古尔德计划的那样顺利的话，在必要的时候，古尔德可以很轻松地就拒绝用黄金支付。菲斯科在晚些时候参与到古尔德的计划中，用他的话说，他们的这次行动，“除了声誉，什么也丢不了”。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大问题：联邦国库中储藏着超过美国整个国家一半的黄金，仅仅在华尔街的分库中就储藏着价值100万美元的随时可以动用的黄金。因此任何想垄断黄金的企图都会随着华盛顿一份电报的来临而被击得粉碎。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古尔德必须买通美国政府，要保证它最起码要“友善地”不采取任何行动。
　　虽然古尔德不认识格兰特总统，但是他要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面是很容易的。古尔德精心培育了与埃布尔拉什伯恩科尔宾（Abel Rathbone Corbin）的友谊，后者既是投机商也是律师，在前一年刚刚迎娶了格兰特总统已近中年仍待字闺中的妹妹，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统家族的一名准成员。为了保证科尔宾的忠诚，古尔德给科尔宾买了面值15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而没有要他出一分钱。这就意味着只要黄金价格每上涨一美元，科尔宾就可以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坐收1.5万美元。（当然这样一份合同也没有花古尔德多少钱，因为他可以通过支付很少的保证金购得）。科尔宾立刻爽快地接受了古尔德的馈赠，只是要求把这笔黄金记在他妻子的名下。
　　在早夏时节，总统和他妻子前往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他们途经纽约时，古尔德在科尔宾的寓所见到了总统，并护送总统到码头，在那里停泊着总统去福尔里弗将要乘坐的蒸汽船。这艘船的主人就是菲斯科，他正在那里等着他们。古尔德、菲斯科和纽约的其他几个商人，陪同总统一起前往福尔里弗。在途中，古尔德想方设法想从总统嘴里套出他关于黄金市场的看法，但是总统似乎并不是很乐意合作。在整个夏季旅行中，古尔德几次都设法出现在总统的身边，有一次是在一座剧院-一座菲斯科拥有的剧院里，他成功地使他不离总统左右的形象被广泛地注意到。
　　当纽约财政总管助理的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古尔德和科尔宾设法说服总统，让他任命丹尼尔巴特菲尔德（Daniel Butterfield）将军担任了这个职位。财政总管助理管理着联邦国库的纽约分库，任何卖出黄金的指令都必须由他亲自下达。在这个职位上有一个听命于古尔德的人对他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
　　巴特菲尔德家族拥有巴特菲尔德快递公司，这是美国运通公司的前身。他参加过南北战争，并且获得了国会荣誉奖章，他也因为谱写了军队的熄灯号曲而留名至今，他的雕像现在还依然屹立在纽约的河滨大道，毗邻格兰特的坟墓。在巴特菲尔德刚上任不久，古尔德就给了他一笔1万美元不需要抵押的贷款，而且给他开了个不需要支付保证金的黄金账户。
　　古尔德和他的集团整个夏季都在购买黄金，夏季过去之后，农作物被出口到国外，商人们开始在黄金交易室卖空黄金来进行套期保值。在这种卖空的压力下，在7月27日还高达140美元的黄金价格在8月21日已经跌到了131.625美元。古尔德置若罔闻，继续增仓，编织他的陷阱。他还设法让《纽约时报》刊登一篇科尔宾写的评论，读上去似乎是一条官方将要允许黄金价格自由上涨的声明。9月2日，当格兰特和他的妻子在从纽波特前往萨拉托加的途中再次经过纽约的时候，科尔宾和总统共进早餐，他又一次让总统相信政府不应该干预黄金的价格。格兰特总统是一个非常诚实，但有时也有点幼稚的人，他答应科尔宾，没有他的指示，财政部不能进行任何非常规的黄金出售。
　　而总统并不知道，古尔德躲在大厅的后面偷听了餐桌上的这次谈话。
　　到9月中，古尔德集团已经持有了价值超过9 0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只要财政部不售出它的黄金，这个数目是纽约市场上黄金供应的数倍。古尔德，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是一个公共关系的大师，此时他开始散布流言，让人们相信整个华盛顿都参与到了这桩交易中。第二年，黄金交易室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仲裁黄金交易室里的各种争端）的主席在作证时说道：“进行黄金市场操纵的投机商与华盛顿官方的每个人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上至格兰特总统，下至国会山的守门人，这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美国，腐败是多么彻底，“美国政府也是黄金囤积阴谋的参与者”这样的流言能够轻易地被大众接受。
　　到9月15号，黄金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38美元，这时候，那些不得不因此而交纳更多保证金的卖空者感到万分痛苦。古尔德担心，这些实力雄厚的人可能会影响财政部长乔治S鲍特韦尔（George S. Boutwell），让他下令卖出财政部的黄金来降低黄金价格。在一次罕见的误判中，古尔德做过了头。他让科尔宾给他的总统姐夫写信，再次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要让市场决定黄金的价格（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让古尔德来决定黄金的价格）。
　　古尔德让他的私人信使把信送到了当时正在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附近度假的总统手里。在当时，从纽约到达那里需要一天的旅程。非常天真的总统甚至是乘坐着古尔德给他提供的伊利火车专列前去度假的。信使把信件交给了经常随同总统的军务大臣贺瑞斯波特将军（General Horace Porter），然后由他递给了总统。总统看完信后说，他没有回信。好奇的波特将军问总统这个信使是谁，总统愣了一下，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位从纽约来的专程送信的信使，他以为这个人是当地的一名邮差，只是想抓住这个送邮件的机会见见他而已。
　　但是，当波特明白无误地告诉总统，信使是专程从纽约远道而来的时候，格兰特终于恍然大悟，他被科尔宾愚弄了。因为他知道科尔宾绝不可能雇用一个私人信使长途跋涉来递送这样一篇关于经济学的陈词滥调的演讲稿。总统夫人此时正在给科尔宾夫人写信，总统立刻让他的夫人在信中写道：“告诉你的丈夫，我的丈夫对他的投机买卖非常愤怒，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停止这一切。”
　　而此时的古尔德，刚刚收到了信使发来的电报：“信已送达，一切正常。”于是，他认为一切都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了，并说服菲斯科积极地参与到这个投机操作中来。他并不是需要菲斯科的钱，而是需要他天才的表演能力。从一开始，菲斯科就认为这项投机操作太危险了，所以他一直谨慎小心，未敢贸然进入。当古尔德使他确信总统也参与其中以后，“他立刻就加入了行动之中”，正如第二年加菲尔德在众议院的听证会后所描述的那样，“菲斯科的巨大影响力和有煽动性的狂热给投机活动火上浇油。当菲斯科冲进黄金交易室公然挑衅华尔街和财政部的时候，他带给华尔街的恶毒影响可与罗马政客和阴谋家凯蒂林①带给放任的罗马青年的毒害媲美。”
　　根据菲斯科事后的证词（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不能作为非常可靠的历史资料），到那周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持有了价值5000万~60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并且还组织了他自己单独的经纪人团队，在必要时这些经纪人可以立刻为他效力。持续买进的效果已初步显露，9月20日，星期一，黄金价格为137.375美元。第二天微涨到了137.5美元。但是，星期三，当菲斯科第一次出现在黄金交易室里的时候，黄金价格立刻就暴涨到141.5美元。
　　这天下午，科尔宾的妻子收到了总统夫人的来信。对于科尔宾来说，他所有的资本就是他和总统的亲戚关系。这一下，他被吓坏了，想退出古尔德的行动。古尔德许诺给他10万美元，要他缄口不言，不把这封信的内容透露出去。夹在总统和古尔德两个实力人物之间的科尔宾束手无策。但古尔德意识到这场游戏已经结束，他现在必须以最快速度收尾。
　　此时的菲斯科还在通过他的鼓动和公开购买行动来推动黄金价格的上涨，而古尔德已经悄悄售出他的黄金了。但是，一些原来比较谨慎的卖空商（包括了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经纪行），这时已经支撑不住，他们开始购买黄金，准备平仓，所以黄金价格依然上涨到了143.375美元。黄金交易量激增。一般情况下，黄金交易量只有7 000万美元，但在9月23日，星期三，这一天，黄金兑换银行的黄金清算量超过了2.39亿美元。
　　第二天清晨，早在黄金交易室10点开盘之前，纽约的金融区就已经熙熙攘攘了。古尔德和菲斯科在他们的经纪行威廉奚斯公司设有一个指挥点。当市场开盘的时候，菲斯科指示他的主要经纪人买下市场上所有售出的黄金。10点半，巴特菲尔德将军电告华盛顿黄金价格已经达到了150美元，而且还在继续攀升。黄金交易室里挤满了狂热的人群，第二天的《先驱报》报道说：“这里是两个赌博集团的一场殊死搏斗，他们的大脑在飞速地转动，不停策划着各种阴谋，他们冷酷无情，贪心在极度地膨胀。金子，金子，金子，喊声一片。”挤满了越来越绝望的人们的黄金交易室，就像是充满喊叫声的疯人院。像时钟一样指示每时每刻黄金价格的指针，神经质似地上下颤动，力图跟上黄金价格的变化，而在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的其他城市里，许多黄金价格指示器的指针都失灵了。加菲尔德解释说：“这些指针是由与黄金交易室连接的电报线中的电流通过复杂的装置推动的。很显然，这种时候，电报报务员们忙不迭地发送市场消息，使得这些电线因超载而溶化或被烧断。”
　　在遥远的城市里，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商人们停止了所有的商业活动，聚集在黄金价格指示器前。在疯狂的两个小时里，黄金交易室里的交易几乎是整个国家惟一的金融活动。货币本身被操纵-古尔德和他的同伙正在试图垄断的不是猪肉，不是大麦，也不是棉花，而是黄金，全世界通行的法定货币，财富的象征。
　　一个亲眼目睹了当时景象的人，几年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百老汇大街上“到处都挤满了人，他们衣冠不整，有的衣服上没有了领子，有的帽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疯狂地冲到大街上，仿佛精神病院失去了控制。人们大喊、尖叫，搓着双手无能为力，而黄金价格稳步上升。”
　　11点半，巴特菲尔德给华盛顿拍电报，报告说黄金价格已经涨到了158美元，一群卖空投机商奔向威廉奚斯公司的办公室，想赶在黄金价格进一步上涨之前平仓。
　　著名的华尔街诗人斯特德曼，在他的诗中记述了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在所有关于华尔街的诗中堪称经典杰作。
　　哎呀！黄金价格是如何扶摇直上的啊，穿过华尔街，威廉街，宽街！
　　美国的所有金子都被掌握在一个巨手指挥的操纵集团之中-它愿意支付数百万美元，甚至更多，它准备充当刽子手亲手杀死华尔街。
　　在黄金交易所的地狱的上方，不谙世事的喷泉依然有升有落但黄金竞价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响，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
　　就好像撒旦亲自插手一样，推高黄金的价格-每一分钟上涨百分之一。
　　这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买方大恐慌，一直过着优裕生活的华尔街人突然面临灭顶之灾，因为他们卖空了一种价格似乎正在无限上涨的商品。但是，此时黄金价格继续上涨的原因，已经不是因为市场上还有巨大的购买需求，而是因为市场上几乎没有卖家了。虽然古尔德和他的同伙正在尽力悄悄地出货，但菲斯科还在虚张声势，制造他们还在全力买进黄金的假象。
　　11点40分，巴特菲尔特又给华盛顿发电，报告财政部黄金价格已经涨到了160美元。但是，此时巴特菲尔特肯定已经知道华盛顿要准备行动了，因为他的经纪人约瑟夫塞利格曼（Joseph Seligman）已经开始卖出黄金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只有得到了确凿的内部信息才会做出这一举动。
　　在这一时刻，11点40分，菲斯科的一个经纪人艾伯特斯派尔斯（Albert Speyers）喊道，他愿以160美元的价格购买50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没有人接单。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的出价，突然，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一个德高望重的经纪人坚定地喊了一句：“我卖！”
　　那一瞬间，就像脸上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一样，市场立刻恢复了理智，恐慌瞬间停止了-几秒钟内黄金价格降到了140美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此刻，巴特菲尔德被授权出售国库价值400万美元的黄金来阻止这场恐慌，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布朗作出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市场情况下是冒着非常可怕的风险的。很显然，是愤怒促使他这样做的，在第二年的作证中，他说：“我们从133美元开始参与，从那时起就一直被迫付出高价，该死的价格涨到了144美元，我们不得不问自己，难道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难道我们就这样无所作为而甘心被这群无耻之徒掠夺吗？”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整个华尔街就像“刚刚经过一场大火或劫难”，《纽约先驱报》在第二天写道：“一场突如其来的平静降临整个华尔街，因为这一天早些时候一直高声喊叫而嗓音沙哑的经纪人们，此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核对着自己的交易记录，用压低了的声音相互交谈着。每几分钟主持人就敲一下小锤让大家下单，就这样，黄金交易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些亏欠的空头或多头账户开始平仓。”
　　这场黄金恐慌带来的金融乱局可能永远都无法理清，只是多多少少被掩盖了起来。甚至古尔德和菲斯科到底有没有赚钱也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纽约先驱报》确信他们赚了钱，第二天它写道：“撒旦得意洋洋地坐在肮脏的战利品上。”直到1877年，古尔德才得以了结这场黄金恐慌所带给他的最后一场官司，那已经是整整8年以后了。在国会听证会上，当被问及他们赚的钱在哪里，菲斯科轻松地回答说，它们已经“化为乌有了”，这句话立刻激起了所有美国人的猜测。
　　黄金恐慌仅仅只是买方恐慌，因此对华尔街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那一天是星期五，所以这次黄金恐慌随即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只有那些诸如1837年和1857年发生的卖方大恐慌才真正改变了华尔街的性质。相比于对华尔街的影响，这场恐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大些。加菲尔德清楚地知道黄金恐慌是如何产生的，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阻止它再次发生。“只要我们国家存在着法定的黄金绿钞复本位制，”他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并且相互之间的比价可以改变的话，那么黄金投机就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换句话说，为了阻止“黑色星期五”卷土重来，美国就必须回到金本位制。此后，整整用了10年时间，美国才完全回归到金本位制。如果不是古尔德给美国上了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它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回归。

零下68度

　在南北战争的刺激下，各种需求猛增，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迅速扩张，在战后这一步伐也没有减缓。1865年至1873年，铁路的总长度翻了一番，铁路的投资是原先的3倍多。小麦产量在这个期间也翻了一番。农场主和铁路建造者是当时资金的主要需求者，所以资金成本的上升会对他们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而且，由战争和大量发行绿钞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此时逐步消退了，使得19世纪经济标志性的通货紧缩又重新抬头了。例如，铁路建设中最重要的材料-钢轨的价格在战后的8年中下降了将近14%.随着价格和工资同时下降，生产厂商被迫扩大生产规模来保持较高的现金流量平衡。这就给美国经济披上了一层人造繁荣的假相，而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被一点一点地侵蚀。
　　越来越恶劣的政治丑闻加快了经济衰败的速度。黄金恐慌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让格兰特政府加盟是任何商业活动成功的先决条件，而所谓的特威德①集团在纽约更是营造了一种“要想办任何事首先必须贿赂我”的气氛，特威德是坦慕尼派俱乐部-长达一个世纪里民主党在纽约的主要俱乐部会所的“酋长”，但他本人从来未能成为20世纪前半个世纪里在很多美国城市中出现的那种势力强大到能影响一切的城市大佬。借助天才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之笔，他成为了政府腐败的象征。臭名昭著的“特威德法院”（Tweed Courthouse）实际上就是纽约郡法院，现在依然座落在纽约市政大厅的北面，当年它的造价竟然高达1 400万美元。只要将它和在它之前20年建成的英国议会大厦稍作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其中有多少资金被贪污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①的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恢宏壮观，举世无双，占地面积达2.4公顷，造价也只有1 000万美元。
　　但在当时最大的丑闻还是动产信贷公司事件②。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过中西部地区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线。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未来将会因为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了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和它的股东们，而养肥了动产信贷公司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第一副总统）和国会，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里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
　　现在，在主板③（Big Board，我们终于可以这样称呼它了，因为现在它的交易量终于使“主板”这个名字名副其实了）单只股票一天的交易量经常可以达到5万股，而市场总交易量达到10万股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虽然此时，经纪人占主导地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对市场有越来越大的约束力，但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来说，华尔街还是一个充满风险、动荡不安的地方，因为巨大的财富会在分秒之间易手。有一位名叫奥尔登斯托克韦尔（Alden Stockwell）的西部人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他通过贿赂华盛顿的官员，拿到了利润丰厚的邮递合同，并以此大发横财。但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他就被杰古尔德击败而一贫如洗。斯托克韦尔财富尽失，却不失幽默。他不无幽默地向记者这样描述他的华尔街经历：当我刚来到华尔街，几百股几百股地购买股票时，大家叫我“斯托克韦尔”。当我买的股票越来越多时，大家称我为“斯托克韦尔先生”。到我几千股几千股地批量交易时，我被尊称为“斯托克韦尔队长”。当市场传说我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我被提升为“斯托克韦尔准将”。当古尔德开始攻击我，并把我彻底击败，他们对我的称呼只剩下“那个来自西部的红头发的狗崽子”了。
　　古尔德和菲斯科依然控制着伊利铁路，司的总部位于西23大街的大剧院GrandOperaHouse）
　　公（的办公楼里，就是在这个大剧院里，菲斯科后来上演了他的人生戏剧。1868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实行的新规则大大限制了伊利管理层在华尔街市场上操纵伊利股票的能力，而且，此时大部分的伊利股票也已经被英国人买下了。但是古尔德和菲斯科仍然保持着伊利公司的控制权，他们的做法是，拒绝将新股东名下的股票交给他们，从而剥夺了这些股东的投票权。当然，他们豢养的法官们会确保纽约法庭永远站在他们一边。
　　同时，他们继续与连接西部的其他主干线大打价格战。1870年5月，范德比尔特把从布法罗到纽约市运送牛的运费从每车厢的120美元降低到100美元，接着又降到40美元。伊利铁路也不甘示弱，在6月25日把每车厢的费用降到了纯属象征意义的1美元。无疑，范德比尔特自认为可以比伊利铁路更能承受这种自杀性的降价，于是也如法炮制。
　　但当新价格开始实施之后，人们发现，范德比尔特的中央铁路线上奔忙着运牛车，而伊利铁路上一辆也没有。范德比尔特很快查明了原委。原来，古尔德和菲斯科已经将布法罗牛市上所有的牛买下，然后通过几乎是免费的中央铁路将这些牛运输到纽约，又发了一笔横财。“船长”对自己如此轻易地被对手击败而感到耻辱和愤怒，他发誓“再也不跟这帮骗子打任何交道”。
　　虽然受了点小侮辱，范德比尔特这段时间过得还是很愉快。他认识了两位出色的女士-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和她的妹妹田纳西克拉芬（Tennessee Clafin）。她们的一些举动在当时正处于维多利亚中期的美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这包括出版报纸，鼓吹“唯灵论”（spiritualism），伍德哈尔甚至参与竞选美国总统。范德比尔特新近丧偶，他向美丽的田纳西克拉芬求婚，但因为田纳西有一个名存实亡的丈夫而不能接受。她长期无视他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觉得有离婚的必要-无疑她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当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向“船长”求助，向他贷款在华尔街上开办一间经纪行时，极具幽默感（这一点鲜为人知）的范德比尔特很爽快地答应了。在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听到女经纪人这个名词的时候，该是多么震惊和难以接受。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女性从事诸如法律和医生这样的职业，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而华尔街更被认为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根本不适合女性参与。
　　姐妹俩在宽街44号开了间经纪行，生意看来很兴隆，这得益于“船长”，也得益于媒体的关注-他们实在无法想像女人买卖股票和债券是怎么回事。这为姐妹俩带来的游客多于顾客，以至于她们不得不在办公室门口贴了一个启事，上面写道：“如果你来谈业务，请进；否则，闲人免进。”但克拉芬姐妹毕竟不是真正的女权改革先锋，她们很快就对华尔街上日复一日单调不变的事务感到厌倦。她们的业务被华尔街上其他的经纪商看成一场笑话，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这个经纪行最终没能在1873年的大恐慌中生存下来，而女性第一次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拥有一个席位是在100年之后。
　　詹姆斯菲斯科开始因为参与到华尔街以外的一些活动而受到公众的关注。他曾经担任纽约民兵第九团的陆军上尉，他出钱为他们（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制作了漂亮的新军服和最好的黄铜镶边。
　　他也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有出色的表现，在芝加哥1871年大火之后，他组织了一次当时主要的救援活动，他派遣一辆火车把救灾物资运送到这个刚刚被洗劫过的城市，并下令伊利铁路的所有其他车辆为这辆专列让道。当时全美国的人都被这一行为深深打动。
　　但最让菲斯科出名的事还是他的恋爱事件，或许这是菲斯科惟一一次不情愿的出名。虽然菲斯科当时已经结婚，而且以一个特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成功的婚姻，但大部分时间他和他的妻子分居两地。他在纽约有套豪宅，毗邻他在大剧院的办公楼，而他的妻子则住在他为她在波士顿购置的大房子中。在纽约，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菲斯科陪同着美丽得近乎是在炫耀的女郎们。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爱上了其中一个名叫乔西曼斯菲尔德（Josie Mansfield）的黑头发的女人，她的高大身材在那个时代比现在要受欢迎得多。菲斯科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完全丧失了他平日的精明，以至于没有看出这个女人和他在一起完全是为了他的钱。
　　菲斯科在大剧院的大街上给曼斯菲尔德买了套房子，很快他就搬进去与她同居了。他的妻子，一向对他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然住在波士顿。但要命的是，曼斯菲尔德很快爱上了菲斯科的生意伙伴-埃德温斯托克斯（Edwin Stocks），斯托克斯风流倜傥，但有点神经质。斯托克斯家族19世纪初乘船从英国迁到美国，斯托克斯的叔叔过着非常舒适体面的生活，住在此时刚刚开始衰退的上流社区麦迪逊广场附近。虽然斯托克斯有足够的钱过优裕的生活，但他的家人深知他的缺陷，一直对他严加看护。
　　1870年，曼斯菲尔德命令菲斯科搬出他为她买的房子，菲斯科只好照办。他依然很迷恋她，继续给她支付生活费用达数月之久，希望能让她回心转意。与此同时，菲斯科开始调查斯托克斯侵吞他们合办的布鲁克林炼油厂款项的情况。于是，一连串的诉讼开始了，记者们全部涌到法庭上，参加无休止的听证会。在其中的一场听证会上，曼斯菲尔德就她和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作证，于是整个事件肮脏混乱的内幕在报纸上炸开了。
　　最后，1872年1月，斯托克斯精神崩溃了。他来到大剧院要和菲斯科面对面地解决问题，但得知菲斯科已经离开了大剧院，去拜访一位住在中央大酒店（Grand Central Hotel）的朋友。中央大酒店位于第三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界处，是当时纽约的购物中心。于是斯托克斯赶到了中央大酒店，而菲斯科还没到。当菲斯科来到酒店正准备上楼的时候，斯托克斯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掏出手枪向他连射两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菲斯科的大肚子，菲斯科立刻从楼梯上栽了下去，但他马上又站了起来，紧接着斯托克斯的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胳膊，于是他又倒了下去。
　　菲斯科挣扎着站起来爬上了楼梯，酒店工作人员把他带到了附近的会客厅，并且立刻叫来了医生。而斯托克斯根本没有想逃跑，他很快就被警方逮捕，并被带到纽约市一个令人生畏的监狱，这个监狱有着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绰号-“坟墓”。一开始，菲斯科受的伤似乎并不是很重，但是他死后的尸体解剖表明，第一颗子弹把他的肠子打穿了4个洞，引发了腹膜炎，这在当时是致命的。
　　如果你想体会这样一次刺杀在1872年产生的轰动，你不妨想像一下唐纳德特朗普①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②的大厅里被洛克菲洛家族的一名年轻成员开枪打死，会在媒体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在一个小时之内，报童们就在大街小巷高声叫喊：“菲斯科被刺杀了！”大批人聚集在中央大酒店的外面，警察局长增派了250多名警察看护“坟墓”监狱，因为有谣言说一群下决心要绞死凶手的暴徒正在朝监狱赶来。
　　与此同时，经纪商涌进了位于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酒店，很快一个非正式的伊利股票“交易会”自发形成了。虽然经纪商们“对于菲斯科在盛年之时被人冷血刺杀表示了一点同情”，《纽约先驱报》报道说，但他们还是一群最冷酷无情的人，报纸引用他们中的某个人的话说，“伊利股票肯定要涨”。事实确实如他所料，星期一早晨一开市，伊利股票价格就涨到了35.25美元。
　　虽然经纪商们对菲斯科的悲剧表现得很冷漠，但当时的普通大众却不是这样，这使得这个国家的卫道士们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菲斯科古怪的生活方式和混乱的感情纠葛，而大众则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人们记得他出身贫寒，但一直努力奋斗，他的成功完全是汗水换来的。”《纽约先驱报》在第二天报道说，“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虽然他也用了不少华而不实或者半野蛮的手段，但在他灵魂深处有追求自由的信念和慷慨大方的精神，这使得他的那些缺点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菲斯科总是非常大方，在伊利公司的办公室里，总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来向他请求免费乘车，或者借钱购买杂货或煤，通常他们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而他那天现身于中央大酒店，正是为了去看望他的一位已故朋友年轻的遗孀和孩子，他一直在悄悄地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
　　虽然菲斯科仅仅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小歌剧①的演出中穿过军服，但在纽约民兵第九团的组织下，菲斯科的葬礼是19世纪纽约市最宏大的军队葬礼，只有林肯和格兰特的葬礼超过了这个规模。在葬礼队伍行进的时候，有10万人出来为他送行，当天夜晚，他的尸体被运送回家乡布莱特博罗（Braffleboro）埋葬，人们三五成群，在1月凛冽的寒风中站在铁道两旁，默默致哀。几年以前，他曾经慷慨地出钱把公墓用铁栏杆围起来，他当时开玩笑地说，他也不知道这些铁栏杆有什么用处：“现在已经在里面的家伙，是不可能出来了，在外面的人当然也不想进去。”
　　菲斯科的伙伴杰古尔德也将在那年的春天失去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主要是因为前一年夏天《纽约时报》不停地刊发特威德集团大量贪污受贿的证据，最终导致特威德集团的解散。那些一直在袒护伊利铁路的法官现在自身难保，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被弹劾了。古尔德在由于他退出伊利铁路而引起的伊利股票大幅上涨中大发横财，这并不出人意料。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继续在西部联合公司、南太平洋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运作中扩大他的财富，直到1892年因肺结核去世，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