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简史（外语翻译版）

Eros

冷战（一）：冷战在欧洲的起因　　
在20世纪中，1917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两个欧洲以外的大国——苏联和美国——踏进历史的主流，宣告两个对立世界的意识形态。威尔逊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为了恢复大国间的力量均衡，而是旨在结束整个欧洲的国家体系，并在新的国际秩序下“让世界安全地走向民主”；而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在经历了十月革命之后，退出了战争，并号召人们开展一场“世界”革命。就意识形态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冷战从1917年就已开始，然而，只是在1945年以后，人们才感觉到这两个事件的全部影响，那时，政治势力从欧洲的中心转移到了莫斯科和华盛顿。
　　苏联外交政策的形成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来自1917年以前沙皇俄国的历史经验。17世纪以来，俄国一直遭受到特别是来自西方的进攻和侵犯，因而总是存在着不安全感。第二，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在1918年至1920年就受到了西方盟国的入侵。丘吉尔关于 “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掐死在摇篮里”的讲话使苏联领袖们更加坚信，西方的目的就是要对苏联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包围圈。第三，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但正如列宁所说，在消亡之前，“苏维埃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各国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冲突不可避免。”
　　如果说苏联一直感到弱小而缺乏安全感，那么相反，美国却很有安全感，并意识到自身的强大，因而美国的历史经验就是奉行孤立主义。然而，当日本于1941 年12月袭击珍珠港从而把美国拉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罗斯福总统才重使伍德罗•威尔逊的博爱论调得以流行。他从抽象的民主原则和经济自由的角度(后来这些都融入了1942年的《大西洋宪章》和1945年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解。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些高谈阔论使苏联感到恼怒，但是这恰好反映了美国长远的经济利益。罗斯福提倡的是一种“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即自由贸易和对原料的平等占有，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重蹈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覆辙。
　　 1945年后，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需要安全保障，但是，它们对此的解释各不相同。1945年后，苏联仍是一个地区性强国，“安全”对其而言意味着它的边界上都是一些“友好的”邻国。而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安全”对其而言则意味着一个金钱、货物和人才都能自由交换的开放的世界。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以270个师进攻苏联，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陆战。此时，美国公众仍持一派孤立主义论调。然而，1941年12月7 日，日本袭击美国的珍珠港海军基地以及3天后希特勒向美国宣战，此后美国才与英国和苏联结成同盟。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几乎立即在盟国中成为首要话题。
　　 1944年6月，第二战场终于开辟，但是直到那时苏联在抗击德国的战争中一直首当其冲，其损失是惨重的，估计苏联和美国士兵的阵亡比例为50:1。不论第二战场迟迟未能开辟的理由是什么，但它的开辟对战后的政治格局毕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竭力想从会议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西方的主要目标是打败希特勒，但也担心苏联的力量向东欧渗透。在此，波兰是关键。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波兰全境爆发；同样，1945年以后，波兰也是冷战起因的中心。1944年10月，纳粹占领军粉碎了亲西方的华沙起义，此事得到苏联的默认。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苏联所谓建立东欧“友好”政府的想法根本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尽管各自的分歧明显，但为了达成一些协议，三大国(美、苏、英)于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在雅尔塔，三大国一致同意将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德国投降3个月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但会议的最重要议题是波兰。斯大林只承认在卢布林建立的波兰共产党政府；同时，他还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上签字，这一宣言呼吁东欧各国政府“广泛代表所有的民主分子……并自由选举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罗斯福是否真的相信苏联会信守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进行自由选举的诺言？如果他不相信，那么他将这个想法秘而不宣并引导美国人民相信苏美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的分歧，这就大错特错了。斯大林善于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苏联红军占领波兰后，光凭一纸宣言是赶不走它们的。1945年4月斯大林当着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的面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战争：谁占领了地盘，谁就能把他的那套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能到达的地方去。此外，别无他途。”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副总统哈里•杜鲁门继任总统。某些历史学家曾把从罗斯福向杜鲁门转移视为冷战开始的时刻。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杜鲁门企图改变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既没有找到什么解决波兰问题的方案，也没有就联合国的未来达成什么协议。然而，1945年5月，杜鲁门断然中止了对苏联的租借援助。
　　 1945年7月，三大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德国问题：虽然三大国在共同占领德国和解除德国武装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赔偿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三大国达成了一项复杂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将从苏占区内获得赔偿，还将从西占区获得25%的机械设备和工厂。作为回报，苏联将向西占区提供相当于它从西区得到的总值的60%的粮食、煤和原材料。
　　波茨坦会议一周后的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关于这颗原子弹对美国的对苏外交政策以及对冷战的起因产生什么影响，在历史学家中间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在他的《原子外交(修订本)》一书中断言，美国拥有原子弹的直接后果便是杜鲁门对苏采取了强硬态度。
　　阿尔佩罗维茨争辩说，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主要是为了向苏联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日后就可以以此作为向在东欧部分的苏联敲诈的一种外交手段。诚然， 1945年秋，杜鲁门开始推行一条对苏强硬路线，但主要原因还是国会共和党人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开始裁军，一年之内，把1200万兵员削减到 300万，这就减弱了讨价还价的本钱。
　　在1945年9月举行的伦敦外长会议上，美国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亲苏政权。但没有证据可以证实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因美国拥有原子弹而受到影响。亚当•乌兰认为，美国稍早拥有原子弹(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使其产生了一种马其诺心理，这实际上削弱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乌兰写道：“就像一个吝啬的守财奴，美国紧抱着这短暂的原子弹垄断不放，却不懂得如何去开发利用，或以此换取有用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大国对战后在欧洲和远东构筑何种政治格局意见各异，这为冷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各方均按各自的历史信条行事：当德国在1945年 5月崩溃时，三大国对欧洲乃至世界的未来框架就各执一词，矛盾突现。所以冷战决不是哪一个事件或哪一项决定的产物，而是苏联与西方在意识形态和利益方面根本性冲突造成的结果。
　　冷战的一个直接起因是苏联与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冲突。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声称，对英国来说，波兰的命运是一个荣誉的问题。斯大林回击说，对苏联来说：“这不仅是一个荣誉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不仅是因为我们与波兰为邻，而且因为整个历史上波兰一直是进攻俄国的走廊……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德国敌人曾两次穿过这条走廊……对苏维埃国家来说，这不仅是个荣誉的问题，而且是个生死的问题。”相对于其他东欧国家，斯大林关于波兰的上述讲话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他坚持这些东欧的政府对苏联应该是“友好的”，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不能容忍什么自由选举。
　　相反，美国在东欧的利益就显得抽象而理想化。美国与这一地区相距万里，也几乎不存在传统上的贸易关系。必须提醒的是，大多数东欧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都是根据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旧的君主帝国中诞生的。在人民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形式及生活地的原则的基础上，1945年罗斯福决定在该地区推行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格局。这一点对于理解他对东欧采取的战时外交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所有关于改变疆域的决定将统统搁置到战后再说，这一行动步骤实质上等于对东欧采取一项“没有政策的政策”。与此同时，随着苏联红军的推进和斯大林加紧培训接管政权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袖们，东欧的未来就被预先确定了。
　　在苏联红军占领了波兰战前的全部领土后，1945年1月，作为波兰的临时政府，亲苏的卢布林委员会宣告成立，此后再也没有进行过自由选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年内，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遍及了欧洲11个国家，所辖人口超过1亿，这些国家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均被苏联直接吞并)、波兰、德国东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苏联成功地将其政治和社会制度推广到东欧的时候，西方惶惶不安，人们普遍担心，在1946年和1947年，也许希腊、意大利乃至法国都将会先后沦陷。
　　在冷战的历史长河中，1946年是被忽视的一年。因为它处于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和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这两个令人瞩目的年份之间。然而在这一年中发生了一件足以把1946年算作冷战开始的大事。
　　 1945年以后，伊朗成了苏联与西方最直接的对抗地。起初，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担心战后苏联是否会结束它对伊朗北部的占领。当苏联拒绝在战后6个月内撤走军队时(这是1943年《英-俄-伊朗协定》确定的)，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于1946年2月敦促伊朗首相抵御向该地区继续推进的苏军。这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个根本性转变。用弗雷泽•哈伯特的话来说，就是此事表明了“地缘政治深刻转变的开始，美国第一次被迅速地推向了东地中海和近东的英苏对抗的中心”。此后，美国便在该地区担当起阻止苏联影响过度膨胀的责任。
　　也是在同一个月，1946年2月，英国前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他那著名的“铁幕”演说。他试图把苏联描绘成一个扩张主义国家，试图彻底改变雅尔塔对苏联的包容态度和政策。他论证，苏联的威胁不仅来自军事扩张，而且来自内部颠覆。丘吉尔呼吁建立英美同盟以迎击苏联挑战，虽然这样做的时机不够成熟，但是他的演说标志着雅尔塔精神的一个重大转向。
　　在1946年中，莫斯科和华盛顿也未能就原子弹的管制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巴鲁克计划倡议建立一个由联合国主持的 “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来掌管所有的储铀库，使其只用于和平目的，但却让美国拥有继续生产原子弹的权利。苏联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个使美国享有核垄断永久地位的巴鲁克计划。就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的同一个月，美国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给华盛顿的杜鲁门政府发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这份著名的长电报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五角大楼传阅着这份电报的复印件，它简直成了“美国决策者的圣经”。凯南在电报中声称，苏联不相信在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凯南认为，在克里姆林宫对国际事务的神经质观点的深处是“一种带有马克思主义教条且本能的俄罗斯不安全感，这使得苏联扩张主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狡诈”。
　　凯南分析报告的含义是令人吃惊的：如果苏联的对外政策不是对外部世界所发生事件作出的回应，而仅仅是苏联内部各种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不会消除苏联对西方的敌视。凯南所建议的政策可以归纳为一个词，这就是“遏制”。本质上，遏制是一项处于孤立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争之间的中间政策。1947年杜鲁门政府把“遏制”政策作为了一项官方政策。
　　 1947年初美国的对外政策处于混乱状态。众所周知，1946年美国开始对苏联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然而，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却打算削减军费，而且无人知道如何凭借核垄断地位赢得外交优势。美国公众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将信将疑。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也感到束手无策，但是1947年希腊危机为他提供了一个机遇。
　　 1947年2月，英国政府两次照会美国国务院，称英国政府计划在3月31日后中止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杜鲁门政府将采取何种对策呢？时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在他的题为《创造战后新世界亲历记》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与国会领袖们在白宫会面的情况： “这帮国会议员对他们面临的挑战全然不知，我的任务就是向他们解释清楚……我说，在过去的18个月内，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伊朗、在希腊北部施加的压力已经把巴尔干半岛变成了稍有裂缝就可能使三大洲都将面对苏联渗透的一个地方。就像一筐苹果，一个烂了就使整筐烂掉一样，希腊一垮，就会影响伊朗及其以东地区。这种影响还会遍及到非洲，通过小亚细亚影响埃及，通过意大利和法国影响欧洲，而这两个国家已经受到了西欧最强大的两个国内共产党的威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被称为“多米诺理论”的一种最初表述，“多米诺理论”主导并困扰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达整整一代人，在越南战争中，这一理论还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为了争取共和党人对他援助希、土计划的支持，杜鲁门不得不从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向美国人民阐述他的要求。结果，他于1947 年 3月12日在国会的演讲中所宣称的那些内容以后成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主要内容。杜鲁门声称每个民族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他说美国的政策就是 “援助各国为争取自由而反抗企图通过外部压力或少数派武装实施奴役的人民”。杜鲁门的这一番话实质上等于开出了一张空白的外交政策支票，将来任何国家只要有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迹象就可以拿着这张支票去兑现。到处可以听到那些援助“自由人民”的十字军以一种普渡众生的言辞传播杜鲁门主义：这为美国未来20年的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
　　在杜鲁门主义盛行的年代，西欧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新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为此制定了一项向欧洲大量提供援助的计划。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正式名称)向欧洲16国提供了132亿美元的贷款和实物。
　　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到1952年，欧洲工业生产水平比战前上升了35%。把德国与这项欧洲范围内的复兴计划联系起来的做法，为复兴德国经济而又防止德国称王称霸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对那些主张人道的人们来说，马歇尔计划为经济状况极度糟糕的欧洲送去了长期援助；对于美国国内那些担心出口萎缩而引起经济萧条的人们来说，这项计划提供了一条振兴世界贸易的途径；对于那些担心共产党人在西欧进行颠覆活动的人们来说，这项计划为创造良好的民族经济环境，以便把西欧各国工人阶级吸引到自由资本主义政权一边去提供了一种手段。
　　马歇尔计划的巨大成功引发了苏联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苏联理所当然地拒绝接受这项计划，其随后对计划的谴责和讨伐决定了欧洲政治、经济的分化。到 1948年春，欧洲分化成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和经济集团，一个依附美国，一个依附苏联。1947年9月，苏联对马歇尔计划作出了回应，这就是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是一个以宣传鼓动为主要工作的临时性机构——确保欧洲的共产党俯首听命于莫斯科，同时鼓吹苏联的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正途。
　　加紧巩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这个新成立的情报局的另一项工作。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政变使这一进程达到了顶点。到1948年底，波、匈、罗、保、南、阿的非共产党领导人都受到政治清洗、非法审讯和恐怖活动的迫害，其势力已不复存在。与东欧其他各国情况不同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它才可能把西方式的民主与苏联要求的“友好”协调一致起来。
　　但是，1947年后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共产党人内政部长把可信的同志们安插到关键的警官职位上，并准备审讯政治反对派。当非共产党人的政府阁员以辞职表示抗议的时候，贝纳斯总统于1948年2月组成了一个全部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内阁。捷克政变“在文明世界掀起了震荡波”。布拉格事件有助于赢得人们对杜鲁门遏制政策的支持。举例来说，2个月后，马歇尔计划就得到了美国国会内绝大多数的支持而获得通过。
　　 1948年6月发生的柏林封锁事件标志着斯大林拒绝马歇尔计划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为了更好地理解柏林问题，有必要了解德国在1945年后苏美关系恶化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四个获胜的同盟国(美、苏、英、法)在波茨坦会议上一致同意 [注：波茨坦会议及会议期间关于管制德国问题的讨论并未邀请法国参加，引起了法国的愤怒，并使法国政府声称不受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盟国达成的管制德国及奥地利相关协议的约束，这是盟国对德军事管制早期无法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的原因之一。 ] ，处置被占领的德国必须遵循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废除中央集权、民主化和铲除纳粹主义等五原则。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但仍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由总部设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行使管制职能。在苏占区内110英里处的柏林也被划分为四个区，同样地，由盟国军事管制总部统一管理，并直接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报告工作。
　　德国在欧洲中心的这一地缘政治位置，还有它具有的工业潜力，使得德国成了一个在欧洲乃至全球均势中的关键国家。“谁拥有德国，谁就拥有欧洲”，列宁的这句名言依然适用。但德国在1945年彻底崩溃后，每一个占领国都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自己的占领区，其结果就是德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遭受分割。
　　当苏占区与西占区在复杂的赔偿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之后，双方于1946年出现了第一次破裂。1947年1月，西方即以把英、美两个占领区进行合并予以回敬。西方强烈要求复兴德国经济并把西方三个占领区纳入欧洲复兴计划。这正是苏联所担心的。占有德国总人口的3/4，且占有历史悠久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和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的这样一个国家很可能成为生活在苏占区的德国人关注的焦点。更让苏联人担忧的是一个与美国紧密结盟的联邦德国有朝一日可能再次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从而对苏联本土产生威胁。
　　 1948年6月24日，就在西方大国在西占区内流通新货币的第二天，苏联当局切断了通往西柏林的所有水陆交通和货运，开始对柏林实行封锁。苏联认为，柏林是一个显示实力的理想之地。柏林深陷在苏占区内，240万西柏林居民只能听任苏联占领军的摆布。法律上，西方没能达成一项确认其有权从陆地进入柏林其他区域的书面保证。面对苏联的这一挑衅，美国人和英国人遂派出大量飞机向柏林被困居民空运粮食、燃料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几乎达一年之久。向柏林昼夜不停的空运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和猜测，苏联由于被描绘成试图饿死妇女儿童，形象大受损害。
　　 1949年5月，斯大林意识到柏林封锁并不成功，只得收兵。在两大冷战对手之间的公开冲突中，柏林首当其冲。但这并没引起它们间的热战，美国没有凭借手中独有的核武器去打破封锁；而苏联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常规军事优势把西方赶出柏林。苏联之所以如此克制，也许与美国在危机中向英国基地转运了60架能携带原子弹的B-29轰炸机不无关系。
　　苏联对柏林实行封锁虽然是对西占区实施币制改革的一个回应，但真正的原因是企图把西方盟国撵出柏林，阻止它成立一个亲西方的国家。柏林冲突远不是一场外交磨擦，它具有战争的一切特征，然而美国拥有原子弹使这场冲突变得与众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经典的军事战略首次产生了革命性改变，它缩小了双方的选择余地。任何一方都无法利用各自的军事力量的特长。柏林是在核时代的第一次冲突，双方都显示出冻结地理现状的明显倾向。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以柏林封锁而告终，西欧领导人从中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美国才能确保欧洲的均势。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认为，因德国的崩溃和装备精良的苏联的出现而变得四分五裂的欧洲需要美国。1949年4月在华盛顿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回答了这个问题。
　　北约的成立事实上是出于心理上的目的。建立欧洲共同防御的战略思想再简单不过了，这就是美国有能力提供原子弹。只有让属于他们的那一半欧洲大陆披上核斗篷，西欧人就有了一块为经济的复兴和抵御共产主义的颠覆而工作的安全基地。1949年在“铁幕”两边的陆军师的比例大致为125:14，这一比例大大有利于苏联人，但谁也没有想过要去调整这种不平衡状态。这是北约心头上的窘境，因为在政治上北约不可能组建一支能与苏联红军相匹敌的西欧地面部队，北约不得不依赖原子弹去阻止苏联的进攻。美国的核保证就是这一同盟的基石。
冷战（二）：中国和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清晨4时朝鲜战争开始，直到1953年7月27日最后签订停战协定，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多。这是1945年以来至今美中两大国军队在战场上所发生的惟一一次正面冲突。这场战争改变了美、苏、中三国在亚洲的相互关系，在接下来的20年内，把三国之间的关系冻结在了冷战状态之中。
　　朝鲜半岛处于中国和日本的战略联结点上，本身的位置相当敏感；然而，它却因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以致苏、美两国在1950年以前就撤走了各自的占领军，可是在50年代，半岛的局势却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为了理解朝鲜战争为什么在东西方关系形成过程中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对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进行一番研究：一个事件是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另一个是美国向亚洲推行遏制政策的企图。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人在1911年推翻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此后，中国内战连年不断，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在大半个国家内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派别，这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1937年日本进攻中国，从而拉开了远东战争的序幕，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和国民党成了美国人的主要盟友。1945年，罗斯福总统认为，中国可以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与美、苏、英一起)人选之一。然而，罗斯福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与之结盟的竟是一个贪污腐败、丧失民心的政府，任凭美国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武器都无济于事。当时在国会内有一个阵容强大的中国院外集团，他们视蒋介石及其受美国教育的蒋夫人为“自由中国”的伟大领袖。亨利•卢斯，这位有影响的新闻界大亨、《生活》和《时代》两份杂志的发行人，在1945年把蒋介石的头像作封面人物的次数比任何一位世界领袖都要多。为上述两份杂志撰稿的记者T•H•怀特就因为暴露了蒋介石政权的黑暗面而被卢斯炒了鱿鱼。他从中国回来后写的题为《中国爆出惊雷》一书在1946年立即成了热门的畅销书。怀特亲眼目睹了1943年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这使他坚信蒋家王朝是注定要失败的。蒋介石政府既没能抗击住日本人，又无法解决国内贫穷和腐败这两个糟糕的问题。怀特在书中写道：“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在一年后投奔日本人，并帮助日本人击败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在1948年投向战无不胜的共产党人一边。”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由毛泽东和一小组他的同志们建立。当蒋介石于1927年在上海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后，毛泽东率领他的10万人的部队开始了传奇式的“长征”，幸存者最终到达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省。从那里开始，共产党人与日本展开了游击战，并在战斗中建立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大部队。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共产党已经有了一支百万人的大军，占领了1/4的中国，管理着几乎1亿中国人口。 [注：与许多西方军事作者一样，本书作者也对中国现代史并不熟悉，特别是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以及毛在中共神秘的军事决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本章节中的文字可以看作是西方较流行的看法，尽管与事实有相当距离，但不影响有关中国以外的事件的论述。 ]
　　如何解释从1937年到1945年国共两党的运气所出现的180度大转变呢？从它们对日本侵略中国所持的不同反应、采取的不同方法上可以找到线索。日本从 1937年起占领了北起北京南至广东相当于1/3中国的东部国土。国民党的战略是撤退到长江上遥远的西北重镇重庆，企图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对国内敌人的担心远甚于对国外敌人的担忧，他曾说过：“日本人好比是皮肤病，而共产党就是心脏病。”蒋害怕失去地主的支持而不愿在农村中进行土地改革，因而他无法争取广大农民站在他的一边。更有甚者，他拒不抗日。这意味着在中国最热忱的爱国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这就产生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与其说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共产党赢得了声望，不如说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让共产党深得民心。
　　美国的政治领袖们对在农村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丝毫没有注意。美国公众舆论一说起中国，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视为受苏联煽动的世界阴谋的一部分。这样根深蒂固地来误解中国发生的事情，必然给中美关系和苏美关系带来极为有害的影响。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但在中国却摆开了一个血腥的内战舞台。国民党军队依仗大量美援，占据了北方大部分城市，而共产党游击队只控制着农村。为了制止内战，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12月派遣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试图让国共两党接受停战。一年后马歇尔的调停努力终告失败，部分原因必须归咎于美国仍继续向国民党提供援助。
　　在以后的几年内，美国对华政策，用迪安•艾奇逊的话来归纳，那就是“让尘埃落定”。国民党初期在人数和装备上胜于共产党的这些优势很快被挥霍殆尽。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国民党官员大量鲸吞公共财物，霸占土地，中饱私囊，脱离民众。到1948年，共产党军队已掌握了东北和华北的军事主动权。此时，已担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拒绝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增加军事援助的请求，并声明，蒋“值得支持多久，美国就支持他多久”。可是到1949年，这样的时间也过去了。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岛，共产党新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由毛泽东在北京宣告成立。
　　所谓“丢失”中国一事在整个美国掀起轩然大波，甚至在毛泽东取得胜利之前，杜鲁门政府因其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而受到强烈抨击。杜鲁门政府在劝说美国公众同意其在欧洲推行遏制政策上是成功的。1947年到1949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以及北约阻止了共产主义在西欧的蔓延。然而，国会内外许多蒋介石的支持者们却质问道，在中国，共产主义何以得不到有力的制止呢？杜鲁门政府对此的回答从未令人信服，因而它就不得不受到政敌无休止的指责。
　　美国对中国时局的发展束手无策，但这场“丢失中国”的辩论却此起彼伏，始终没有销声匿迹。1948年11月，杜鲁门在总统选举中以惊人的胜利击败了共和党对手托马斯•杜威。这样，自1933年以来一直饱尝失势之苦的共和党人结束了他们对杜鲁门对外政策的支持。同年8月，苏联爆炸了一个原子装置，从而结束了美国的原子垄断地位，战略前景被大大改观。
　　 1950年2月，中国的新政府与苏联缔结了同盟条约，同一个月，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的一次演讲中声称：“我手上有57个案例，这些人(国务院内)……看起来不是持证的共产党员，就是共产党的忠诚分子，但是谁在协力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呢？”
　　 20年后，共和党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使他们重返政坛的问题，这20年被麦卡锡称为“叛卖的20年”。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后果无需我们去关注。在对外事务方面，麦卡锡主义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个是普遍的，另一个与众不同。首先，指责国务院远东处“丢失”了中国，这一指责把整整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赶出了国务院，在对外政策这一重要领域内没有一个专门人才；其次，麦卡锡主义使杜鲁门政府处境被动，因而，当广大民众呼唤朝鲜战争完全胜利的时候，而总统却难以在朝鲜去打一场“有限战争”。
　　 1945年日本战败后，朝鲜以三八线为界被划分为由苏联控制的北方和由美国控制的南方。到1948年，朝鲜北方在金日成的领导下成立了共产党国家，苏联随后撤走了它的部队。李承晚领导下的朝鲜南方在北方强大的武力面前忧心忡忡。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在1949年6月撤走了自己的部队，迪安•艾奇逊在1950 年1月宣布韩国是美国太平洋“防御线”的外围。
　　当1950年6月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的时候，世界一片惊愕。历史学家们在谁怂恿朝鲜进入南方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中国不大可能有任何动机在朝鲜发动一场战争，中国共产党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苏联在朝鲜的行动上起到何种作用？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在那个时候都认为，金日成不过是斯大林的一个傀儡，对韩国的行动是由苏联一手策划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金日成在怂恿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认为，1950年6月，金日成不是听命于斯大林而采取行动的，而是出于统一国家，使南方革命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信念。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在关于朝鲜战争对苏美关系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的问题上，至今仍存有一个谜团：斯大林为何要批准朝鲜的行动？通常情况下，斯大林在对外政策上是小心谨慎的，朝鲜半岛由北方去实行统一在当时不可能是他的当务之急，尽管他希望看到朝鲜被一个共产党政权统治着。我们也知道斯大林不希望在朝鲜出现什么危机，所以他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过深地卷入冲突之中。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在战争开始一星期后，斯大林决定从朝鲜撤走所有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目的就是使苏联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
　　美国对朝鲜的行动立即作出了决断。它把这事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结果，安理会以9:0的绝对票数谴责朝鲜。一次表决就获得通过，这事虽说有点奇怪，但是，由于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而苏联从 1950年1月就开始抵制安理会，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苏联的缺席给美国提供了一个以联合国道义上的权威去支持美国行动的大好机会。
　　美国在回击一场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重大事件方面占尽了有利条件，它不像斯大林分子在一个难以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东欧进行夺权那样进展缓慢，而且情况复杂。无论是入侵者还是受害者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珍珠港事件的翻版。
　　杜鲁门总统任命二战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担任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内，麦克阿瑟组织了一系列漂亮的反击战，把朝鲜军队赶出了南方。1950年10月，麦克阿瑟便腾出手来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这下确实激怒了中国，于是中国派遣它的军队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到11月底，将近30万中国军队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
　　杜鲁门政府面临着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麦克阿瑟将军要求使用原子弹以阻止中国源源不断地向朝鲜增兵。在听到美国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的传言后，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急忙赶到华盛顿表示反对使用原子弹。更有甚者，华盛顿普遍猜测(后来证实是错误的)中国之所以采取行动是由于苏联的煽动，华盛顿也始终担心，根据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如美国直接进攻中国，就意味着将把苏联卷进来。
　　一旦杜鲁门政府选择了有限战争，那么，麦克阿瑟基于获得全胜的作战思想就没有施展的余地了。1951年4月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这位被称为“美国的凯撒”的男人回国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但是美国的盟友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撤换麦克阿瑟在冷战期间意义非同小可，这一行动为有限战争和遏制政策的贯彻消除了一个主要障碍。最初决定越过三八线的不是军人而是两位平民：杜鲁门和艾奇逊，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忘记。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伤亡总数的4/5发生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对于美国在朝鲜出现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指责军方人士，特别是麦克阿瑟将军；但事实上，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总统和国务卿作出的。面对公众的流言蜚语，杜鲁门仍然坚信，朝鲜不是一个向共产主义全面开战的地方。麦克阿瑟关于使用核武器的主张，即使在军事上行得通，也必将给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可信度和道德名望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朝鲜战争又拖拖沓沓打了两年时间，任何一方都没能赢得有决定意义的优势。艾森豪威尔将军于1953年1月担任总统后不久，他通过印度大使间接地向中国发出警告说，如果在板门店的和谈桌上不能取得进展，美国将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人们无法知道这一口信会有什么效果。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确定三八线的北侧为朝鲜、韩国之间的军事分界线。朝鲜战争一直被描绘成“本世纪最肮脏的小仗”，“小”当然是相对而言的。美国阵亡与失踪人数达3万3千人，受伤人数为10万 5千人；韩国阵亡人数为41万5千人，受伤人数为42万9千人。据统计，中国和朝鲜的阵亡人数在150万人以上。这场战争把半岛固定地分解为北、南两方，并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痛楚和紧张的状态。
　　在朝鲜之外，这场战争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朝鲜战争发生前，北约仅仅是代表了一种想法和打算；战后，北约就完完全全地成了一个军事同盟。战前，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曾联合制定了一个针对苏联在全世界各地的威胁要求把美国防御费用增加3倍的著名文件，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这份著名的政策文件被杜鲁门束之高阁。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将文件要点付诸实施： 1951年他把国防预算增加到500亿美元，而6个月前还只是135亿美元；1952年美国计划把北约部队从14个师增加到50个师，并就在欧洲建立美陆、海、空军事基地一事与盟国达成了一致。美国军事力量被直接输送到欧洲的心脏，这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之一。在远东，这场战争带来的后果也不算小，战争把冷战扩展到了整个太平洋地区。美国除了在韩国有驻军外，与菲律宾缔结了联防条约(1951年8月)，重新确定了美国在菲有建立和防卫海空基地的权利。 1951年9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了三国安全条约，凭借这个条约，美国取代了英国的传统地位，充当起了这一地区的保护人。
　　在亚洲的防御区域内，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增加了日本这个国家。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如同它对德国的占领，起初都是为了防止战败国东山再起而对邻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但是苏美对抗促使华盛顿尽快地重建日本经济，这样，日本就不致成为共产主义颠覆的一个诱人目标。朝鲜战争把日本从一个穷困潦倒的敌人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盟友，从而使美国把它估价为在远东抗衡苏中两大国的一个重要砝码。1951年9月，美国和其他48个国家一道与日本签订了对日和约。同一天，华盛顿与东京缔结了日美安全条约，条约允许美国无限期驻军，日本把冲绳提供给美军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基地。对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来说，朝鲜战争的影响就是把它与美国紧密地拴在一起。美国恢复了对蒋介石流亡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种援助在整个50年代乃至以后的时期内从未停止。美国第七舰队驻扎在台湾海峡，在大陆与蒋政权之间插了一杠。1954年，美国更进一步与台湾地区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继续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为 “中华民国”，并保留其在联合国的席位，而拒不承认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朝鲜战争冻结了中美关系，使其在此后的20年内处于一个互不了解的仇视状态。
　　要想夸大朝鲜战争在左右冷战进程中所发生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朝鲜战争一夜之间就结束了美国从1946 年至1950年在对外政策上所表现出的不连贯性。到1951年，我们所掌握的与冷战有关的所有特征都呈现了出来，如高额的国防预算、北约组织的军事化、中苏结盟，此外，一种信念业已形成，即相信这个世界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任何一处的共产主义胜利都会威胁美国的重要利益。
　　朝鲜战争对在核时代打一场有限战争树立先例方面同样具有重大意义。1951年4月，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将军职务一事，就确立起了一种理念：即“胜利” 并非是军事政策的惟一目标。在美国的近代历史上，朝鲜战争是第一场重要战争，在不以消灭敌方肉体和转变思想为目标这一角度上说，这场战争不是一场犹如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宗教战争。朝鲜战争是杜鲁门的而不是麦克阿瑟的战争，即这是一场有限战争，不是一场全面战争，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核时代国际政治的某些现实。

冷战（三）：赫鲁晓夫与核危机

艾森豪威尔是介于杜鲁门(1945年-1953年)和肯尼迪(1961年-1963年)两届民主党政府之间的一位共和党总统，在教科书中，其任期内的对外政策(1953年-1961年)常被说成是根本性断层。时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因嗜好诸如“大规模报复”、“战争边缘”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好战措辞而闻名遐迩，在他主持下的对外政策被描绘成把美国引向核大战的边缘，其目的只是为了保卫亚洲某些局势不甚明朗的边缘地区。事实远非如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奉行的仍然是遏制政策，只是他们的侧重点和处事风格有些改变而已。正是朝鲜战争的经验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作出这样的改变。在遭受了朝鲜那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挫折后，整个5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长期蒙上了一层阴影。
　　 1952年竞选期间，杜勒斯曾大声疾呼谴责遏制政策，说这个政策把无数人推向了专制和邪恶的恐怖主义，因而这是一个消极、无所作为和不道德的政策。他和艾森豪威尔都承诺要奉行一项“解放”东欧人民的政策。与朝鲜战争的经历反其道而行之，共和党政府允诺将推行被称为“新面貌”的防御政策，这一政策着重强调在认为合适的时机，美国将承诺使用核武器。
　　作为大商人党派的共和党人热衷于减免税收和平衡预算，其主要途径就是削减国防开支。同时，他们又都赞同更富进取性的对外政策。走出这一困境的办法只能是绝对地依赖战略核力量。用那时的话说，就是这一政策将给“雄鹿以更加猛烈的一击”。
　　然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往往言行不一。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初期的三次冲突——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就可以显示出“解放”和“大规模报复”政策是如何被遏制政策所取代的。
　　我们已经看到，艾森豪威尔以核武器相威胁迫使中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但是他对于核武器的使用还是很有疑虑的。韩国总统李承晚曾希望美国帮助他重新统一国家，当他在1954年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一建议时，艾森豪威尔狠狠地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核危险的大课。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以我们掌握的(核)武器去打一场战争，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倘若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都参战的话，其结果将可怕得无法预测，我甚至无法想象结果将是怎么一回事。”
　　在印度支那(由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国组成)，法国正在与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越盟作战。至于这场战斗后来为何演变成越战将在第四章作探讨，在此，我们只需要提一下美国在1954年所扮演的角色。到那一年为止，法国在印支费用的2/3是由美国支付的。为摧毁越盟的武装力量，法国准备孤注一掷打一场阵地战，它把1.5万精锐部队驻扎在奠边府。当发觉已深陷泥潭，胜利无望时，法国请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
　　从一开始起，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拒绝派遣地面部队，1954年1月，他以预言家的口气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这场印支战争将把我们的部队一个师一个师地吸在那儿。”海军上将拉德福德和五角大楼建议实施包括使用三种战术核武器在内的“秃鹫行动”，他们认为这样就足以摧毁奠边府的越盟军队。但是，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动用核武器。不仅如此，他也不打算在没有国会支持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他甚至压根儿不想在华盛顿没有得到盟友支持的情况下参与任何调停。英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国， 1951年至1955年间担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国家反对参与印支的任何军事干预。1954年5月7日，奠边府失守。显然， “新面貌”战略没能用在印支战场上。
　　 “新面貌”战略遇到的第三个考验来自1954年和1955年的台湾海峡。为准备武力攻打台湾地区，共产党中国不断炮击位于中国海岸之外，属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两个小岛——金门和马祖。海军上将拉德福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用原子弹对付中国。艾森豪威尔再次拒绝了这一核选择建议，其理由是，核武器限制不了这一类行动。所有三次危机——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实际上表明艾森豪威尔只是在表面上与杜鲁门的战略不一样，尽管口头上高唱“大规模报复”的调子，其推行的还是自我威慑政策。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占其对外政策主导地位的是寻求和平。1952年他当选的前3天，美国在太平洋上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颗氢弹的爆炸威力几乎相当于用于摧毁广岛的炸弹总威力的1000倍。在这样的时代中，当一架美国轰炸机携带的摧毁力就远大于迄今为止整个世界历史上的爆炸总当量时，艾森豪威尔确实清楚有必要把核时代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1953年，苏联在西伯利亚也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氢弹。
　　在50年代，苏联领导人很清楚热核武器那可怕的强大威力，他们认识到在一切冷战理论的背后，美国人是多么地害怕使用核炸弹。但是，需要搞清的是，50 年代中期的“和平共处”岁月为何以及如何突然中止，接踵而来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对抗阶段，并最终导致了1958年至 1962年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领导集团陷入一片混乱。集体领导层的内部出现了权力大争斗，没有哪一个人有能力足以左右苏联的对外政策。在这个政权空白期内，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曾试图为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作出努力。1955年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上台执政。
　　直到他 1964年下台为止的接下来的10年内，赫鲁晓夫注定要成为举世闻名的非斯大林化以及“和平共处”理论的第一人；但是，西方始终没能真正搞懂他的所作所为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因为正是这位大声疾呼要与美国“和平共处”的人却在柏林和古巴危机中把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经常有人不假思索地设想，既然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那么，他必然是倡导与西方缓和的自由派人士，然而，从以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谬误。
　　赫鲁晓夫相信，欧洲的局势已经稳定，因而苏联可以放松对诸如奥地利、芬兰这样一些无关紧要地区的控制，而继续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维持社会主义阵营。 1955年苏联撤离奥地利——它和德国一样，一直被四大国所占领——其条件是奥地利永远保持中立。同一年，苏联人重返战后夺到手的芬兰波卡拉海军基地。 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谈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是它标志着苏联结束了长期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的状况。“日内瓦精神”因此成了当时耳熟能详的词语。
　　标志着赫鲁晓夫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是他于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修正了列宁关于战争、资本主义和革命的有关观点，从而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引入一个新纪元。他否定了列宁关于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他在核时代中呼吁两大阵营之间应“和平共处”。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赫鲁晓夫允许“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各不相同。此后，1956年在匈牙利发生的起义与这篇讲话有着直接的关联。
　　 1956年6月，波兰刚发生动乱之时，波兰政府没向莫斯科求援就自己恢复了秩序，更有甚者，他们还将之前遭亲苏傀儡政权囚禁的象征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选为波共第一书记，事前也不征求一下莫斯科的意见。对此，苏联没有对波兰进行军事干预，这是因为，波兰共产党与苏联结盟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匈牙利则不同，新总理伊姆莱•纳吉先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尔后宣布结束一党制并退出华约。这意味着对苏联的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1月4日，苏联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到11月7日，这场革命宣告结束，3万多匈牙利人丢了性命，纳吉被捕后处死。赫鲁晓夫对匈牙利起义实施武力镇压表明了苏联对共产党集团内的政治多元化的容忍限度。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所作所为在斯大林时代之所以尚能被容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种民族主义的、非苏联的模式，但毕竟仍坚持了共产主义的体制。而在匈牙利，这场起义却是一场民众性叛乱。
　　就在苏联镇压匈牙利叛乱的同一个星期，英法纠集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因为埃及响应纳赛尔上校的号召，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仅在一年前，赫鲁晓夫与纳赛尔进行了一笔军火交易，使苏联第一次以一个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中东。尽管英法入侵在军事上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是，美国拒绝对其盟友的支持，苏联的威胁以及世界各国的谴责使得英法联军不得不很快地撤出该地区。
　　在国际政治中，1956年是一个分水岭。西方体制和苏联体制都在各自的脆弱点上遭受到狠狠的冲击。英法入侵苏伊士遭遇危机一事标志着英法帝国强权的结束，在中东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这一真空将由美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由苏联去填补。苏联警告英法不要在侵埃路上走得太远，这标志着苏联在中东成了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大国。在东欧，苏联恢复了它的平静，至少它有能力去维护苏联帝国表面上的一致。
　　从1957年至1962年的这段时期一直被称为“核纪元”，在此期间，爆发核大战的危险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且比那时以后的任何时候也都大。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第一颗“伴侣号”人造卫星送入地球轨道。这一惊人的科学成就使美国警觉起来，部分原因是这一成就所具有的军事意义。如果苏联人手中有了能把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那么，他们就能生产出有巨大冲力、装备着可瞄准美国任何目标的原子弹头的洲际弹道的火箭。刹那间，苏联看来已经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战略平衡。
　　苏联在导弹技术上令人瞩目的领先地位所形成的外交优势立即被赫鲁晓夫加以利用。举例来说，他打算通过威胁西德和英国，说它们将如何“从地面上被消灭”，试图把这两个国家赶出北约。毫无疑问，对这些公开恫吓，英国在1958年组织了核裁军运动，作为回应苏联的一个措施。事实上，所谓有利于苏联的“导弹差距”后来被证实是骗人的鬼话而已。直到1960年，苏联一共才有4枚洲际弹道导弹和145架远程轰炸机，而美国在整个50年代就具备了核战略的绝对优势。
　　实际上，赫鲁晓夫只能根据实战未必会发生的设想去耍弄他的外交手腕。他注意到，美国对日内瓦首脑会谈、匈牙利革命、苏伊士危机和台湾海峡的所作所为表明美国极不愿意拿核大战去冒险。在国内，赫鲁晓夫的地位不稳，经济出现了麻烦，他亟需在对美政策上取得成功。确实，1958年至1962年间，他在对外政策上作出的冒险部分原因应归于苏联整体上的弱势而非强势，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更是如此。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向西方大国发出最后通碟，要求它们结束对西柏林的占领，把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从而引发了一场柏林危机。如果西方到 1959年5月还不与莫斯科签署一项新的条约的话，苏联就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签约，这意味着苏联将把通向西柏林的所有通道交由民主德国控制。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警告西方说，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引发“一场大战，在这场大战的炼狱中，数千万人将惨遭毁灭”。看来西方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撤出西柏林，要么与苏联干一仗。
　　自1955年以来，德国本身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眼下德国重新统一的所有希望化为了泡影。莫斯科接受了一个分裂的德国，现在又急切地追求下一个必然结果——这就是让西方也承认民主德国。西方拒不承认民主德国政权是因为在它们看来，民主德国从未举行过自由选举。西方仍寄望于未来能重新统一德国，因此西方不想使这一现状合法化。然而，苏联除了想得到西方对民主德国的承认外，还想斩断联邦德国与美国的联系，这一想法在50年代后期几乎成了赫鲁晓夫的一块心病。
　　现在，苏联既然有了足够的核力量，赫鲁晓夫就准备着手解决柏林问题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5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欣欣向荣，反之，民主德国经济却徘徊不前。柏林在“铁幕”上相当于一个洞口，从1949年至1958年，共有210万民主德国人逃往联邦德国(1949年民主德国总人口为1700 万)。但在军事力量上，苏联占有绝对优势：西方在柏林的驻军总共才1.1万，而在柏林城外包围着他们的是50多万东方集团的部队。西方拒绝就柏林问题作出让步，1959年3月，倒是赫鲁晓夫作出了他的第一个让步，即取消把5月27日作为最后通牒的期限。莫斯科和西方都意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一旦使用，就可能很快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核战。
　　因而，在其后的两年中，柏林问题处于相持状态。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但更要命的是，他遭到了中国对他执行修正主义对外政策的严厉批评。始于 1959年的苏中分裂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参阅第五章)，他比以往更需要从外交上战胜西方。1961年夏，赫鲁晓夫相信，他考验美国新总统决心的时机到了。肯尼迪刚刚经受了猪湾事件的挫折(1961年4月)，那时，一群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古巴流亡者企图推翻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但遭失败。柏林危机也正在迫近，这年7月，一天内就有1000多民主德国人抵达西柏林，这主要是担心赫鲁晓夫有可能掐断所有通往西柏林的通行点。当民主德国于 1961年8月13日筑起柏林墙时，这个问题终于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
　　柏林墙一下子解决了逃亡问题，但同时这成了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实行镇压的一个象征。当赫鲁晓夫不再威胁要与民主德国单独签署什么和约以后，柏林危机也告一段落。他最终未能把西方驱逐出柏林，反而受到中国对他投降资本主义强权的猛烈抨击，赫鲁晓夫仍需要对外政策上的胜利。1958年在柏林拉开的那一幕于 1962年在古巴闭上了大幕。
　　 1962年10月的13天内发生了冷战期间最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起源于1962年夏，当时赫鲁晓夫在距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的古巴岛上部署了进攻性战略中程导弹，10月28日，当他同意撤走这些导弹时，危机才告结束。
　　 1959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一支地方游击部队推翻了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此后，卡斯特罗对美国在古巴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他与美国的关系趋于恶化。1961年4月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唆使的猪湾入侵失败后，卡斯特罗转向莫斯科寻求军事保护。当一架美国U-2侦察机于1962年10月发现部署在古巴的苏联导弹装置后，肯尼迪总统下令进行海上封锁，以阻止任何导弹继续运进古巴。然后，肯尼迪要求苏联从古巴撤走所有进攻性导弹，否则，美国在24小时内将派兵入侵古巴。在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信件交换后，苏联同意撤走导弹，作为回报，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
　　对于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可以用很多理由进行解释，其中似乎最有道理的是他希望把苏联与西方之间存在的核不平衡态势一下子就调整过来。危机发生时，苏联只有数量很少的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配备在北极星潜艇上的导弹就有144枚，此外，还有294枚洲际弹道导弹。苏联把较为低廉的中距离和中程导弹部署在古巴是想花费相对小的代价提高它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总之，在古巴部署导弹可以视为“快速修补”，代替不了长期性的洲际弹道导弹集结，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古巴导弹危机是赫鲁晓夫对外政策的最后一招，事实证明，对他来说，这是一场永难复元的灾难。无论对莫斯科还是对华盛顿而言，这一事件标志了核边缘政策紧张期的结束。一年内，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就签署了三项重要的军控协定。1963年6月，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热线”电话的直接联系； 1963年8月，美、苏、英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导弹危机最终促使两个超级大国于1969年同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冷战（四）：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尽管战争的激烈程度和作战的重点各不相同，这场战争从1954年持续到1975年，美国为此花费了1500 亿美元，投入了270万兵力，在越南投下了1000万吨炸弹——其总数超过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掷炸弹的总和。北越敌军共损失90余万人，而美军阵亡人数为58000名。但是，美国仍然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为什么？
　　美国为什么要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落后的小国承担如此巨大的义务呢？一位名叫乔治•保尔的美军高级军官此后把作出卷入越南的这一决定称为“也许是美国在历史上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20多年来，美国一直把将南越从共产主义阴影下解放出来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美国并没有“盲目地”卷入战争，每深入一步之前都作过大量的思考和权衡。就是这样，美国仍然输掉了这场战争，并不得不在1975年声名狼藉地撤离越南。
　　研究越战的后果与研究它的起因同样重要。战后，西方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比苏联对世界安全更具威胁。反战论点引起了一场大辩论：美国卷入越南，说得好听点，是犯了一个大错，说得不好听，那简直是犯罪。
　　在以下的几节中我们试图来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卷入越南？为什么美国要呆在越南？为什么美国要撤出越南？
　　 1945年10月，法国重返并控制了印度支那，随即遇到了曾经历过抗日，现正争取越南独立的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反抗运动的抵抗。法国所能控制的只是越南的南部 [ 注：法国未能在战后初期控制北方，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对北越反法势力的保护：根据波茨坦会议上的决定，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接管了北纬 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领土，中国军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拒绝法军进入越南北方，而是支持共产党控制的越盟联合若干非共产党的越南民族主义党派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使越盟在法军抵达之前确立了其在北部的优势地位。 ] ，正因为这样，法国不得不从1946年起到1954年与越盟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数周后，美国开始支持法国，这场战争现在被视为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政府把胡志明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并声称：“丢失”印度支那将在东南亚其他地方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就产生了多米诺理论——这一理论后来遭到越战反对派的冷嘲热讽。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艾森豪威尔既不想派遣地面部队，也不想动用核武器去援助在越法军。1954年5月，法军在奠边府被越盟部队团团包围，被迫投降，这一事件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越南以17度线为界被分隔成南北两部分并决定于1956年进行全国选举。1955年至 1959年的这些年在越战史上往往被忽略不计，因为无论是北越还是南越(以及它的盟国美国)都没有参与敌对行动。但是完全有理由把这段时间作为弄懂美国在越南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的一个真正的起点，而不仅仅着眼于1950年杜鲁门为什么决定帮助法国。
　　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 年为这一地区设定了两个目标：其一，在东南亚创建一个类似于北约的条约组织，为阻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蔓延提供一种集体防御机制；其二，在南越成立一个能独立发展的民族国家以抵御来自北方的共产党的威胁。1954年美国把7个国家召集起来组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第一个目标完成了。同一年，美国把流亡在美国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吴庭艳扶上台，当了南越政府的头，第二个目标也完成了。吴庭艳接管的是一个被战争毁坏了的国家，政治上一片混乱。几乎有一百万人逃离共产主义的北方而居住在南方，同时，差不多有十万越盟部队和它们的支持者到了北方。1956年吴庭艳拒不进行选举，因为他担心可能会输给共产党人，他除了镇压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去解决国家的政治问题。华盛顿甚至考虑不再支持吴庭艳政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可以从J•F•肯尼迪参议员(日后成为总统)1956年发表的题为《美国在越南的赌注》演说的节选中看出一些端倪：   “越南好比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柱石，拱门上的一块冠石，堤坝上的一块手指状小石料。一旦共产主义的红色浪潮涌入越南，那么缅甸、泰国、印度、日本、菲律宾，显然还有老挝和柬埔寨等国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从1955年至1961年间，美国向越南投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10多亿美元。这一援助虽然防止了吴庭艳政权的垮台，但是对90%以上的农村人口生活条件的改善几乎不起作用。美国训练南越军队如何打常规战而不是打乡村暴动战。但越南不是朝鲜。在越南，共产党游击队就在南方，它们不断得到北方的支持，它们正是用乡村暴动来反对吴庭艳政权的。
　　要搞懂越南战争，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分清共产党反对吴庭艳政权与在南方暴动中北方(包括它的盟友，中国和苏联)所起作用之间的界线。1959年，北越首先向南方的起义者提供有效的援助，这些起义者在1960 年组成了以推翻吴庭艳政府为目标的民族解放阵线(NLF)。“越共”这个词是美国人用来特指民族解放阵线的，意思是越南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以共产党人为主，当时都来自南方，但是此后不断得到来自北方的支援。
　　 1960年，老挝问题较之越南问题看起来更为危险。那儿的亲美政府在1960年被一个所谓的中立团体所推翻。与此同时，在越南南方，吴庭艳使南越陷于绝望，他的消极镇压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了一场革命。杜勒斯“国家建设”的试验也不起什么作用。1961年1月，当冷战处于最危险的紧张时刻，肯尼迪上台执政。
　　肯尼迪总统把一批年轻有为、富有朝气的积极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用戴维•哈伯斯塔姆的话就是一批“精英分子”——哈伯斯塔姆相信，1938年慕尼黑绥靖政策的教训同样适用于越南战争。他们争辩说，正如中国是朝鲜的后台一样，中国现在也在支持越南北方，而中国的后台是苏联。因此，在越南发生的这场战争可以被看作是极端主义侵略模式的变异，而在慕尼黑，西方未曾抵御住极端主义的侵略。
　　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猛烈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依赖核武器的做法和“大规模报复”战略。他们选择“灵活反应”(即使用常规部队)去对付正在越南实验的更狡猾的共产主义侵略的新样式。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论点，说是美国受了一些军人的蒙骗而不经意地陷入了战争。其实不然。无论是肯尼迪还是约翰逊，都是有意识地实施着灵活反应战略，他们都想在核年代中把战争纳入控制论和模式化的轨道，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战争中的另一方并不按同样的规则行事，这一战略终于破产。
　　对肯尼迪卷入越南的问题，必须把它放入当时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前后关联中去加以理解。1961年，肯尼迪新政府在古巴和老挝遭受挫折；8月，民主德国又筑起了柏林墙。此时，总统开始派出军事顾问训练南越军队以便向所谓的“战略村”计划内的越共发动攻击，这一计划的目的就是把越共一点一点地消耗掉，用尼尔 •希恩的话说就是：“用巴顿将军在欧洲剁碎韦克马克特部队的相同办法去碾碎越共。”尸体数目变成检验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试金石。然而，到1963年这一战略显然也不起作用，主要原因是吴庭艳政权因其大肆镇压而失去民心，1963年11月1日，吴庭艳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并处死。3周后，肯尼迪本人也遭暗杀身亡。当他死的时候，美国的1.6万名“军事顾问”还留在南越。
　　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接替肯尼迪并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声称“我们不想再扩大在越南的战争”。然而，在1964年8月，美国多艘驱逐舰在东京湾遭到北越鱼雷艇的袭击，约翰逊下令对北越鱼雷艇基地和储油库进行空袭，作为报复。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东京湾事件使国会以48票对2 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回击任何武装袭击。东京湾决议的意义在于总统得到了一张空白支票，使其能随心所欲地指挥战争而无需征询国会的意见。1965年约翰逊开始对北越实施空袭行动以回应北越对驻守在波来古的美国军营进行的攻击，与此同时(1965年3月)首批美军地面部队在岘港登陆以保护那里的空军基地。约翰逊在没有公开宣布他的战争政策的情况下使战争升了级。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如果在国会内对此进行充分讨论的话，很可能使战争更为扩大。
　　约翰逊的越南政策是建立在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设上，即以为一旦华盛顿决定动用它的强大军力时，敌人将会被轻而易举地打败。(一定程度上)正因为如此，约翰逊从来没有针对这一类的战争制定过合适的战略。美国于1965年直接参战就是为了防止南越政权的垮台；但是，这也未能使军事力量转化为政治优势，从而在西贡建立起一个有自立能力的政府。约翰逊想以有限战争去阻止苏联和中国的介入，同时，他希望以速胜去平定国内的不安。然而这些目标自相矛盾，互不协调。一旦战争在1965年至1968年间开始变得对美国不利，那么，这一战略的失败命运就日益显现出来。
　　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是空军，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空军也显示出它的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人们普遍相信，轰炸可以摧毁敌方的军事生产能力，迫使敌方讲和。到1967年，北方所有的主要目标(供应点、工厂等)都被炸毁，但轰炸对摧毁北方的作战能力几乎不起作用。所以轰炸被说成是“想用推土机给花园除草”。
　　与此同时，地面战争的升级在1965年至1967年之间也很明显。1967年后期，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动用54万多的兵力执行“搜索和消灭”任务。但是，在一场没有前线或者明确的领土目的的战争中，要想预先推测军事上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所谓的“尸体计数”就仅仅成了衡量进度的一个标准而已。虽然10:1的杀伤比例对河内不利，但它却能自主地掌握战争的进度，选择何时何地与敌交战。
　　 1968年12月，当越共向所有南越主要地区发动新春攻势的时候，越南战争到了一个转折点上。新春攻势在军事上是不成功的，但是它取得了心理上的胜利，因为从那时开始华盛顿试图撤出这场战争。1968年3月，约翰逊发表了令人注目的演说，宣布轰炸的限度，向河内提供一个讨论和谈的机会，他还宣布了不再竞选总统的决定。
　　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对外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于1969年1月走马上任。在竞选中，尼克松曾经对他的选民承诺：“我们将结束战争赢得和平。”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担心仓促撤出越南可能使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信誉大受损害。尽管有很大困难，他们也都坚信只要投入足够的兵力，北越会同意接受政治解决方案的。
　　只要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即让南越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战争的责任，尼克松就可以着手开始将美国作战部队分阶段地撤出越南。但是，当和谈没能取得突破之时，尼克松在1970年向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后勤供给线发动了有争议的狂轰滥炸。1973年1月，华盛顿与河内终于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尼克松宣称取得了 “体面的和平”，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比起约翰逊政府来，尼克松执政时期投在印度支那的炸弹要多得多。
　　越南战争不是因为1973年1月签署了巴黎协定才结束的，而是因为北越部队于1975年4月先后夺取了顺化、岘港和西贡。战争越南化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南越政权腐败，它已经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当美国浮出战争泥潭时，其形象在国际上大受玷污，在国内，其分裂的程度比冷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得多。
　　甚至在1975年4月30日南越政权垮台之前，美国国内关于越南问题的争论已告结束。至少在美国卷入战争的过去5年中，只听到为美国进一步参战而辩护的一种声音，但反战的声音赢得了这场争论的胜利。越南成了一项错误的对外政策的象征，这项错误政策的例子一直被称为“强国的傲慢”。更为极端的批评家把美国卷入越南说成能与纳粹德国所犯罪恶相提并论的一项罪行。美国记者弗朗塞斯•菲茨杰拉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写道，美国轰炸所造成的结果“无异于”种族灭绝。反战批评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道义上都赢得了这场争论。
　　事实上，要想知道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并不是一件难事。美国以为， 40年代后期遏制政策在欧洲能取得成功，那么，这一政策同样也能在50年代的东南亚奏效。朝鲜是这两者之间的链结，1950年，美国防守韩国以反对它所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阴谋。有一种观点很能蛊惑人心，即共产主义坚如磐石，受此影响，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认识不到越南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国家这一现实。许多越南共产党人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就是民族主义者，无论什么时候他们既不是苏联也不是中国的代理人。因此，所谓在南越“阻止共产主义”这一美国公开宣称的战争目标只不过是一个空喊的口号而已。既然越南共产党人不受苏联或中国的摆布，那么，南越的命运与遏制苏联或中国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任内的国防部长并参与把美国引入越南的计划。事实上，越战经常被人称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30年后，他在题为《回顾：越南的悲剧与教训》一书中把当年驱使美国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中去的种种错误判断的内部思考一一写出。麦克纳马拉引用了在肯尼迪任内曾左右政策的两个想法，它们互为矛盾却又未经仔细考虑。一个想法是，南越如落入共产党的手中，美国的安全将受威胁；第二个想法是，只有南越人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美国应该将对南越的支持限制在提供军训和经援的范围内。
　　麦克纳马拉承认，他们认为越南的共产党人与50年代在缅甸、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游击队暴乱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不是把这些冲突看作民族主义运动，而是把它们看作共产党为谋求在亚洲的霸权团结一致开展斗争的一部分。40年代在欧洲，美国承认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是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国家；在60年代，美国不是把胡志明看作东南亚的铁托，而是在苏联或中国的共产主义轨道内行动的另一个人。
　　正是按照上述想象行事，所以美国就认不清在越南发生的这场战争的政治性质。当吴庭艳于1963年被推翻后，华盛顿更深地陷在越南南方，全然不接受肯尼迪的观点，也就是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保卫他们的家园。约翰逊轰炸北越并向南方派遣作战部队，使战争升级。然而，轰炸北方即使是有效的也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其理由就在于这场战争的根子在越南南方。美国试图以反暴的手段与南方的越共游击队作战，但是它们面对的游击队是难以从其他人群中辨认出来的，因此，不从肉体上把所有人都消灭是不可能消灭游击队的。而且，越共游击队都是一些为社会革命和民族生存而战的宁死不屈的狂热分子。
　　美国的军事领袖们声称，要不是有地理上的限制，生怕与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他们早就赢得这场战争了。在狭义的军事意义上说，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它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战争必须赢在越南南方，而且，最终必须由南越人自己去赢。如果遏制中国和苏联是华盛顿的首要利益的话，那么，不顾一切地倾尽全力去遏制越南的共产党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直到70年代初期，华盛顿某些决策者们才清楚地认识到，一味地要在东南亚一个落后的小半岛上赢得战争正是曲解了对外政策目标的初衷——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大国进行全球性遏制。越战期间，中国取代苏联而成为华盛顿眼中的头号共产主义敌人。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将看到的，在越战自然向前推进之前，中国和美国将进入历史上的友好时期。

冷战（五）：中美关系
1949年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国家在上一世纪遭遇的影响。毛泽东希望1949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他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是建立在20和30年代形成的两个理论观念之上的。
　　第一个是“半殖民地”的理论。中国作为列强关注的目标在世界上确实处于一个较有利的地位，如果它只是某一个大国的殖民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中国在 60年代的国际环境中处境孤立的时候，毛泽东再次提醒他的同事们说，现在有两条狗(美国和苏联)正在为争夺中国这根肉骨头而打得不可开交，正因为两家都在争，所以哪一家也得不到。
　　第二个是“中间地带”的理论。毛泽东坚持认为，真正的冷战争斗不是发生在处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欧洲，而是在亚、非、拉广阔的“中间地带”，那是一场革命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在50、60年代，中国应该在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毛泽东否认苏美斗争重要性的主要思路。
　　毛泽东的上述两个观念来源于中国长期依赖外国列强的历史教训。1949年后，中国外交继续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或者说只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与美苏两国相比，中国自然是弱小的。但约翰•吉廷斯始终令人信服地把中国描绘成“半个超级大国”。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弱小，然而在1949年后的国际事务中，它有能力保持行动的自主权。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只有它才可能去影响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50年代，它是苏联的亲密盟友，70 年代，它却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在60年代中，它通过支援第三世界革命运动而向国际秩序进行挑战。尽管中国只是一个影响有限的地区性大国，然而，它是惟一一个成功抵挡住了两个超级大国入侵的国家。
　　中美对抗的核心所在是台湾问题。1949年美国承认并支持在台湾地区公开叫喊反攻大陆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此外，美国还支持诸如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和印尼这样一些处于环太平洋圈上的***政权，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朝鲜战争是一帖催化剂，它促使美国把台湾地区变成一个主要的军事基地，还把遏制政策扩大到环太平洋圈。1951年，华盛顿与台湾地区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当台湾受到可能的攻击时”，美国将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物资以保卫台湾”。尽管规定援助只能用于防御目的，但是美国允许国民党军队对一些外海岛屿获得有效控制。
　　为回应华盛顿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和1958年对一些外海岛屿实施猛烈的炮击。虽然中美从未为了台湾地区而兵戎相见，但是北京仍把“解放”这个海岛作为自己的目标。基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和华盛顿继续支持台湾蒋政权的事实，北京当局相信，美国千方百计地想孤立和颠覆人民共和国。而美国把中国视为东南亚和第三世界颠覆活动的主要怂恿者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领袖，是一个“国际不法之徒”。中国还坚决反对苏美之间一切规范核军备竞赛的企图，由此，中国得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名声。
　　不管怎样，中国还是极为谨慎地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在越战中，中国给予越南北方道义和物资援助，但声明除非美国进攻中国或侵入越南北方，否则中国不会卷入战争。不论中国用了多少革命的辞藻，它的行动是慎重的。实际上，因为中国感到自己正受到昔日盟友苏联日益严重的威胁，到6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向美国靠近。
　　 1949年除了“一边倒”向苏联以外，毛泽东几乎没有别的选择，那时，苏联毕竟是世界上另一个主要的共产党大国。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包含了一个为期30年的针对日本或任何一个日本盟国的军事同盟以及一项3亿美元的对华低息贷款。然而，到1960年底，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的技术和经济顾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互相公开谴责对方，这一同盟就名存实亡了。1960年的中苏交恶给冷战中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对50年代从苏联得到的援助表示不满，但更重要的是，1958年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核能力。莫斯科也许愿意在中国建造核武器，但条件是，这些核武器必须由苏联控制。1958年的台湾危机使关于核武器的冲突更为突出，当时，苏联明确要求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这场危机发展到迫使莫斯科动用核威慑力量的地步。于是，中国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当时苏联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和公认的超级大国地位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却是一个军事能力有限、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有着直接的冲突，在第三世界中还有一些革命的任务要承担。当1959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会晤时，中国认为苏联正与共产主义的大敌美国进行调停。
　　中国不再对苏联存有幻想一事，只能放在50年代后期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分歧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关键一年是1956年，因为那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发起了世人共知的谴责，后来又倡议与美国“和平共处”。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未经与他们磋商的情况下对共产主义正统观念作出大转变极为恼怒。赫鲁晓夫宣称，在核时代，有必要修正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并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魔鬼谋求和平共处。中国作为仍信守以革命求改变这一规则的 ***不平的大国，猛烈抨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对外政策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
　　 1958年中国着手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大跃进，其目标是通过建立起巨大的人民公社激发人民的活力，从而减少对苏联的依赖。那时，中国自以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它的意识形态是最正确的。1960年苏联以突然从中国撤走一切经济援助作为回应，中苏论战变成了公开的决裂。在60年代三次互不相干的危机的影响下，中苏关系达到了一个破裂点。这三次危机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中印战争(1962年)和中苏边界冲突(始于1964年)。由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向美国屈膝“投降”，中国更加确信莫斯科再也不会甘冒与对手对抗的风险了。1963年华盛顿与莫斯科签署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规定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中国拒绝签字，不但如此，1964年10月，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中国还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另一个中苏冲突的原因出现在1962年，中国与印度边境战争期间。莫斯科虽然在中印冲突中持中立立场，却履行了向印度提供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承诺。
　　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敌对态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它们之间的边界争端。这一边界之争发端于1964年，到1969年，这一争端差一点就演变成一场战争。苏联占领了沙皇俄国19世纪从中国掠夺来的100多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中国坚持两国的边界必须重新划定。在中国西北省份的新疆，这一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两个共产党大国间的边界冲突频频发生。
　　中国发现自己的处境特别容易受到攻击，苏联人有能力在中国力所不及的边界地区集结大量的部队(包括核武器)。在文革期间——1966年至1969年中国国内发生意识形态和政治动乱的年代——中国非常敌视苏联。当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对苏联的恐惧到了极点。莫斯科用勃列日涅夫的教义为它的行为辩解，勃列日涅夫教义宣称，苏联有权对任何被认为是偏离正统路线的共产党国家进行干涉。到这个时候，在西北的中苏边界双方的卫兵之间经常发生摩擦。1969年3月，一队中国士兵和在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中国称之为珍宝岛)上的苏联巡逻兵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引发了双方大规模的军事摩擦——他们曾在最近距离内倾全力打了一仗——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的，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促使中国在70年代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采取了一种超然的立场而积极支援“中间地带”或者说第三世界的解放战争。中国在1955年于印尼万隆举行的首次亚非会议上就已开始取悦第三世界。实际上，中国对世界革命事业给予的支援大部分是口头上的，它对“人民战争”作出贡献的一个地方是越南。
　　 1965年当美国开始将地面部队投入越南的时候，中国立即作出反应，它派出了以工兵为主的约5万人的部队开赴越南。但意味深长的是，相比于1950年在朝鲜出现的类似情况，中国对美军在越南的存在，作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时中国与苏联结盟。而在60年代后期，中国拒绝理睬苏联。诚然，中国继续蔑视两个超级大国，即使在越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也是如此。中国非但没有与莫斯科修复关系，反而更加靠近美国，尽管美军那时还驻扎在越南。
　　 60年代后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仅用苏联的威胁是不足以解释清楚的。迈克尔•亚胡达曾把1968年称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因为那一年美国从越南战争中撤出，这一行动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知道的，约翰逊总统在1968年1月新春攻势后就拒绝把战争升级并宣布他本人不再连任。这两个事件——美国不在越南搞战争升级以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毛泽东看来，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处于守势，而苏联帝国主义正处于攻势阶段。因此，对中国来说，主要危险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苏联。
　　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1969年至1972年间，世界上有32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并取得了安理会常任国的席位。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尼克松政府急于从越南撤军，但还不想破坏亚洲的力量均衡。美国与中国及苏联建立三角关系，目的在于想从两个共产党大国的争吵中获得外交上的有利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尼克松政府相信，中美建立友好关系将会迫使莫斯科对诸如裁军、军控和欧洲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较为积极的反应。
　　中美两国前后花费了3年时间(1969年-1971年)才建立起友好关系。这个过程相当错综复杂，有人曾把这个过程比喻为政治版本的“求婚仪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的劝诱工作需要秘密地去做。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对中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也许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转变。两国同意保持密切的外交接触，但这还不是正式的外交关系；华盛顿与北京均放弃在东亚谋求霸权的野心。但台湾地区仍然是美中恢复正式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但是，华盛顿同意分阶段地从台湾地区撤走所有美国驻军和军用设施，中国也没有给何时解决台湾问题设定时限。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大国的崛起打乱了美苏之间的两极关系，从而在冷战中引进了一个“大国三角”。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实力不强，但从60年代后期以来，它成了苏联攫取政治和战略利益的主要障碍。苏联现在面对的不是一条，而是两条敌对阵线。中国把华盛顿和莫斯科拉入这三角关系中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苏美之间的勾结，而使自己摆出一副准备与美国共谋的样子去遏制住苏联的扩张主义。中苏分裂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打破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如磐石的神话。
　　说来也怪，中苏冲突所产生的震荡力比苏美冲突更为强烈。这是因为，美苏之间没有共同的边界，而中苏之间却横贯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苏美冲突仅仅只有三十几年的历史，相反，俄中之间对抗起始于19世纪中叶沙俄向远东和中亚的扩张。更重要的也许是，中苏争吵包含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因而更显得特别激烈。
　　中苏冲突可以比作是两个敌对教会间的对抗，各方均声称自己代表真理而对方是异教。毛泽东的中国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信仰；苏联则指责中国在核时代执行了一条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对抗的、危险的，甚至是失去理性的政策。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谁都不愿放弃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充当领袖的最高权力。在70和80年代中，不是北京“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就是华盛顿“打中国牌”去对付苏联，这就是那个年代中三角政策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