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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考察安徽:对不起大家 让你们受委屈了!
朱镕基总理执政时期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其成败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朱镕基总理卸任在即，他所推行的这项政策进展如何？
安徽是农村推行税费改革的试点省，2001年朱镕基总理专程考察过那里。
今年2月下旬，本报记者沿着总理当年走过的路线进行采访，那里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我向总理撒了谎”
55岁的乡村教师叶长玉用手摆弄着衣角，面有羞涩。尽管事情已过去两年了，但一说起朱总理前来视察的情形，她仍觉得无地自容——当年她当着许多父老乡亲的面，对尊敬的总理撒了谎。
20世纪末，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朱镕基决定在农村推行税费改革。这是他“心中的三件大事”之一，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最重要的措施。
总理说，当初全国有4个省自荐要进行试点，但到最后，有3个省打了退堂鼓。
留下的只有安徽省。
阜阳市下辖的太和县及滁州下辖的定远县作为试验点率先进行了改革。
按照安徽省上报的材料，太和县很快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一些诸如乡统筹、村提留等等收费项目被砍掉，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
“太和经验”迅速在阜阳地区推广开来。叶长玉所在的颍上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3年前实行了税费改革。
2001年7月18日午后，火辣辣的太阳下，一辆中巴车沿着简易的机耕道开进了颖上县五十里铺乡一个有着近2000人口的大村——粉坊村。
朱镕基这次是带着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等一行人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的陪同下到颍上县考察的。总理想实地了解农民的负担是不是真的减轻了、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减轻了。
总理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农民减负后，减少了收入的乡村政府机构能否正常运转？乡村教师的工资能否正常发放？因为乡政府的开支70%到80%是用在教育上的，总理担心，乡政府的收入减少了，就会砍教师们的工资，教师们为了要吃饭，就会提高学生们的学杂费：这实际上还是等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朱镕基下了车，村民们看到他面带笑容，很随意地朝村民们打招呼。“电视里总看到他板着脸，原来也有笑得这么随和的时候呀。”村民们想。
“我很高兴朱总理到我家做客。”67岁的村民顾其生说。那天，总理微笑着，像朋友一样拉着他的手走进他家。
顾其生按照当地风俗让客人坐了上座，总理让他坐在身旁，和他拉家常。
顾其生一一回答：家里共有5个人，7亩多地；税费改革后，每亩地只交税68元，比以前少交了50多元，这样，他家一年就比以前要少交350多元，这差不多等于赚了一亩地回来——那时一亩地的收入，也不过三四百元。
总理问，“那这么看，你家的负担确实是减轻了？”顾其生点头。粉坊村党支部书记付辉说，总理问话很实在，他知道村民们不太懂大道理，提的问题都很具体，“在拉家常中就把一些要害的问题都了解到了，让大家回答起来又容易又很自然”。
从顾家出来，总理来到村子里一片树阴下，和大家围坐一圈。他问教师叶长玉：你一个学期收每个学生多少学费？
叶长玉答：60元。
旁边的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气氛怪异。
总理和教育部长陈至立似乎看出什么。陈部长拉过面前的一个姓胡的二年级小学生，问他交多少学费。那孩子先看看叶，不敢说。陈部长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不要怕。那孩子好一会才回答说是120元。
叶长玉耷拉下头来，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
总理摇了摇头，接着问她：那你的工资有没有被拖欠？
这时叶长玉急忙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来，说：不欠不欠，总理您看，我昨天还领了两个月的工资呢！
总理眉头一皱。旁边一些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叶长玉后来对记者说，工资本来是有欠的，因为总理要来，县里在前一天才想办法发了两个月工资；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她不敢说实话。事后虽然谁也没有因此责怪过她，但她不能原谅自己。
“这些就不说了，你就直接点”
当天下午5点多，五十里铺乡政府一间会议室里，4个乡的乡党委书记、村干部正襟危坐，接受总理的询问。
总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讲什么都不会犯错误，也不会罚款。”
五十里铺乡党委书记孙军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向总理介绍这个乡的概貌、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议等等。当时在现场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后来对记者说，总理足足用20多分钟时间才听完该书记“从三百年前说起”似的“四段论”汇报。
总理问：费改税之前，你乡上的年均收入是401万元，费改税后是289万元(按：该乡一些干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费改税后是210万元，乡领导当时有顾虑，报的数字有水分)。你说你硬缺口有65万元，你这个账怎么算的？又怎么解决的？教师的工资发没发？
孙军算不清这笔账，答：现在从上面借钱发工资，再困难我们也要保教师的。
总理说，借钱，增加你的债务；你还不了了，就开口叫我减免？
孙答：我们要深化改革。总理摇摇头，说：这个道理别讲了，没钱不能吃饭哪！
孙军额头上见汗，答：当务之急是精兵简政、调整结构、加快发展，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培养财源……
总理摇头一笑，诙谐地说：口号正确，做起来难。一句话说得满屋子都笑了。
当地一名记者说，阜阳的官员们一般有两本账：一本实际账，一本给领导看的账。看得出来，总理似乎洞悉这一点，他对孙军的回答不满意，说：“这个钱(指硬缺口)或者是欠的，或者照你说是借的……但我最担心的还是义务教育保了没有？教师的工资、学校的运作保了没有？”
总理转过头来问圣堂乡党委书记。该书记掏出材料，一字一句地念：“尊敬的领导……党中央、国务院……”总理打断他：“这些就不说了，你就直接点，你的情况是不是和刚才这个乡一样？”
乡党委书记见来不得半点虚的，便说了实话：税费改革后，2000年乡上的财政赤字高达142万元，拖欠教师一个季度的工资。按照上面的要求，现在这个乡的小学生人均一学期交学费120元，中学生交160元，比正常的收费高了很多。现在乡上还要给历年欠下的沉重债务付利息……
再问另两个乡，情况也差不多。总理在听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张平介绍阜阳乡镇财政缺口的原因以及乡镇机构改革的情况后，问众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的人员太多了，负担不起，能不能减下来？答：能减。
孙军苦着脸向总理介绍五十里铺的情况：该乡一共有干部教师400多人，税费改革后，干部编制一下子从130多人减去了93人，但按照政策，这些减去的人员在3年内还要在乡上拿工资，对乡上来说，编制减了，负担并没有减轻。
张洋村村支书朱志恒反映，现在农业税的80%要交上去，干部的工资全部要在剩下的20%内解决，可是这20%全部用来救济五保户、特困户、钉子户都不够，干部的工资能不泡汤？
总理点点头，说：五保户的问题很复杂，最好大体有个标准。五保户还是交给村里，由乡里给村里一定的补助。你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再考虑吧，要及时调整。
与乡村干部的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位乡党委书记说，总理来之前，该怎么向总理说，上面没有明确，大家心里没有数，不免搞了些假材料。但是总理以他务实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形象影响了大家，使大家渐渐地放开了，“我们感到总理是来倾听我们烦恼、解决我们问题的，不是追究我们责任的，他能体谅我们的苦衷。”
当晚，颍上县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乡镇干部，一定要和总理讲真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掺假。
“农村基层教育的条件真是苦哇！”
摸着凹凸不平的课桌面，再看看高低大小不一的凳子，朱镕基长叹一声：
“农村基层教育的条件真是苦哇！”
这声叹息至今仍清晰地响在十八里铺宋洋小学前校长王伟的耳边。
2001年7月19日，总理来到该校考察。总理先在各个教室看了看，又到图书室里呆了20多分钟，里面的图书少得可怜，也没有桌子板凳，不多的空间里堆满杂物。
“你别看总理好像只是随便地往图书室里一站，其实包含的内容可多着呢。”王伟说，从图书室书籍的多寡、种类、价格、设施等等上面，至少可以在一个侧面上推断出这个学校的经济状况、学生家里经济负担状况等等。
总理和大家座谈。
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首先发言：“敬爱的、尊敬的……”总理一听，赶紧笑着说：“前面的可以去掉，敬爱的、尊敬的在那儿呢。”总理用手指指黑板上方的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人画像。人们“哄”地笑出声，气氛活跃起来。“咱们开门见山，谈的就是教育。”总理说。
李敬业便向总理交底：我们镇每年资金缺口200多万元，没法投入教育。
总理望向王伟：校长，请你说说他们怎么欠你工资的？
王伟：“1998年和1999年各欠两个月工资，去年欠了4个月工资”。
“过去8个月的现在补发了吗？”
“没有。”
“津贴发了吗？”
“津贴是没有的。”总理的脸色凝重起来。接下来他和夏桥小学校长张勇算了一笔学校收费的细账。以小学五年级为例，每学期每个学生学杂费、书本费等几项合理收费合计不足120元，学校却向每个学生收了160元。
总理问：你160元是怎么算出来的？答：镇里还要提留。总理睁大了眼睛：镇里还要提留哇？李敬业向总理解释，镇里将学校收来的钱全部收上去，然后再按一定比例返还部分办公费，这是近两年实行的“零户统管”。总理说：“收了以后再还？那不是俗话说的脱了裤子放屁？”
总理对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说，因为看到了乡镇财政的困难，所以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一种由国家财政对乡村进行补贴的办法)的力度，现在看起来似乎仍然有很大的缺口。“不行，我们得另想办法。”他说，只是千万别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了。
有一件事让王伟和宋洋小学的老师们至今提起来仍感动不已。会谈结束后，总理想要一套学校的教材，以便回去研究。“为这一套教材，总理竟站在大太阳下足足等了10分钟。”不久之后王伟才明白了总理此举的深意：在国务院的推动下，全国实行对中小学教材“减肥”，把纸张、价格大幅度下调，“这实质上等于再次给农民减了负。”王伟说，阜阳地区的农民们当然也在受益之列。
临走上车，总理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声音低沉但同时又很坚定地说：“谢谢大家对我们说了真话，使我们了解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实际情况。”54岁的曹老师说，总理还说了一句令她“终生不忘”的话：“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们回去一定想办法。”大家动了情，用力地鼓掌，含着泪水目送总理。
学校遇上新问题
2003年2月下旬，记者来到颍上县，沿着当年总理走过的路线进行采访。
3月1日，星期六，宋洋小学。当年总理和大家会谈的办公室，墙壁上还挂着伟人的画像，王伟的后任李明彦坐在第一排中间的课桌前，这是他的办公桌，桌上堆放着近尺高的作业本。他说，没办法，学生的作业太多，而老师太少，他这个校长也只好在星期六加班改作业。
总理离开后，2001年7月22日，新华社播发消息说，总理指出，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各级政府必须确保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由县级财政部门通过银行直接发放在编教师的工资，对财力不足、发放教师工资确有困难的县，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增加转移支付的办法加以解决。
总理同时发布禁令，不准通过提高向学生收取杂费标准等来增加教师收入。
李明彦说，现在看起来，总理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农民减轻了负担，教师的工资也得到了足额的发放。但是，对学校来说，新的问题又来了。李明彦说：“说实话，一年多来学校的一切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因为我们没钱。”
现在，农民们减轻了负担，学校的学生一下子增加到600名，比总理来时增加了五分之一。但学校的教室、桌子板凳就不够用了。
乡镇政府自身财力都很紧张，学校只能靠从收取的学费里挤出一点钱来作为发展资金。
李明彦算了一笔账：总理考察后，有关方面对中西部核定的小学收费，一学期是80元，除去书本费、杂费等必要的开支后，学校只能得到30多元的支配费用，也就是说，学校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万多元，除了笔墨、纸张和水电等基本的开支外，剩不下几个钱，举凡校舍的修建、改造、设备的增添都没有钱。
让李明彦最发愁的是，学校的师资严重短缺。按照规定，像宋洋小学这样规模的学校，教师应该有20名左右，可是现在该校却只有13名教师，其中有数名即将到达退休年龄。
由于经费短缺，一些院校的毕业生根本不愿到学校来。学校以前有4名聘请的老师，在每个月只能拿100多元工资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与学校挥泪告别。
如今，包括李明彦本人在内，13个老师身兼数职，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英语，还得客串教音、体、美、自然、社会、思想品德等等，每个老师每天至少上五六节课以上。
因为配套政策跟不上，增加收入来源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李明彦认为改革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不过李明彦认为任何改革都有一个过程，现在谈得失固然可以，谈成功与否还言之过早。
(本文采写得到阜阳广播电台崔波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清华同学谈朱镕基诗作:情发于中而形于言
“湘西一梦六十年，故地依稀别有天。吉首学中多俊彦，张家界顶有神仙。熙熙新市人兴旺，濯濯童山意怏然。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
朱镕基这首题为《重访湘西有感并怀洞庭湖区》的诗作在2001年6月下旬的《中华诗词》杂志刊出。朱镕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避免战乱，一度转至湘西山区洞口国立八中读书，并在此认识了劳安，两人携手风雨数十年至今。
朱镕基是清华大学电机系1951届毕业生，我是他同班同学，200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举行庆祝建校90周年大会，全校庆祝大会刚一结束，镕基同志立即赶到我们聚会的地点，随后他逐一和班友们握手，当一见到我时，立刻就说：“欧阳鹤！你不是老让我做诗吗？我最近做了一首诗，今天带来了。”
我热爱中华传统诗词，现又在中华诗词学会工作，曾几次写信请他写诗，供《中华诗词》等刊物发表。但考虑他日理万机，难以拨冗，未必能如愿以偿，所以当天的事完全出乎意料。与大家握手以后，开始座谈。在和大家畅谈了在校时的学习和生活后，镕基说：“我最近到湘西去了一趟，60年后故地重游，感慨很多，写了一首诗《重访湘西有感》。”接着逐句加以朗读和解释，详细说明了写此诗的思想过程。
抗战时期，朱镕基和夫人劳安都曾在湘西上过学。时间过去了近60年，这次他们重到湘西，今昔的巨大变化使他们感到振奋。过去湘西是土匪出没、十分贫穷落后的地方，如今人流熙攘、高楼林立、市场繁荣。尤其是吉首大学给他以很深的印象。该校为民族大学，全国招生，现有学生过万人，校区山清水秀、建筑宏伟。
镕基说：“我刚进清华上学时，觉得礼堂、图书馆这么大，一下子被镇住了，可是与吉首大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张家界风景秀美独特，奇峰笋立，也给他留下美好印象。
但有些现象也使他触目惊心。洞庭湖淤积过半，湘西多山，过去葱茏满目，现在树都砍光了，变成濯濯童山。照这样砍下去，不出7年，全国的树将被砍光。这是一个有关生态环境、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他要求地方各级领导下定决心，抓好环保，尽快恢复生态，欠债一定要还清。他说：“现在库存粮食吃不完，袁隆平的科研成果还可以使水稻亩产达到1500公斤，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搞环保呢？给你们政策，什么时候办成，就要看你们的努力了。”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环保问题不但我们要抓，下一代还要继续抓，要世世代代抓下去。”镕基同志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心系环保，殚精竭虑，力挽时艰，恪尽职守。他的愿望是一定要使祖国处处童山重绿，大地常春。不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感到夙梦难圆。
情发于中而形于言，镕基同志的诗作《重访湘西有感》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写成的。
吴小莉眼中的朱镕基:他是个外刚内柔的人
5年前，朱镕基甫任国务院总理的那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亲自告诉主持人，“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节目。”吴小莉因此名闻遐迩，成为海内外传媒的焦点人物。5年后，在朱镕基任期将满的时候，吴小莉放下刚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女儿，又来到北京，参加“两会”报道，按照她的说法，这叫“有始有终”。
在被“幸运点名”之后，吴小莉又获得两次长时间跟随朱镕基出访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出访欧洲，一次是1999年出访美国、加拿大。
访欧的那一次，朱镕基刚下飞机，举手向人们打招呼，接着看到吴小莉在人群中提问，伸手指着她笑着说：“吴小莉，你现在在香港有名了。”吴说：“谢谢总理。”继续提问，他却笑着离开了。
吴小莉后来在手记里写道：“这是自记者会后，我们第一次再度‘见面’(电视上见到的除外)，朱总理又以他率直的个性，当众表达了他在‘点名事件’后，对香港媒体反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放下心来。不只因为他的俏皮，更因为他的坦然，让我知道，‘点名事件’后，在媒体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对他并没有影响，他率性依然。”
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吴小莉觉得朱镕基实际上很乐于和媒体交往。“他知道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非常尊重你的工作。他那么忙碌，但是都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给我们以帮助。他会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人来对话。”
吴小莉在访欧手记里也写道，看到记者们早早晚晚跟着他，他会很不忍心地说“辛苦了”。他也开始习惯大家不停地追问，有机会时，总是想法子回答。
“他回答问题绝不敷衍，总是仔细聆听，然后就你的问题，作适度回答，所以常常看到他有时侧着头，或是支起耳朵仔细听问题。即使是在法国，发生撒传单的抗议事件，媒体同业追问‘有什么感想？’时，他老实地说：‘听不清楚问题。’等到听明白了，即使已被保镖护送到门外，他也回过头来，大声回答：‘我没看见。’一次为了赶下一场会见，没法回答完问题，他还显得十分抱歉。‘和亚洲领袖会谈后对金融危机有什么新做法？’‘大家立场一致！’‘什么样的立场？’‘帮助，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什么具体方案？’‘方案有的是！’但是他两手一摊，满脸歉意地说：‘现在来不及说了！’接着被随从人员簇拥着离开。”
不过别遗憾，他总是会在别的公开场合发言时补偿你。媒体对他所有提问，他可以很快融入他的演讲或即席发言里。一次是在对英国商界的晚餐演说，我们相信，即使他事前准备了讲稿，在现场也被他临机应变地改得差不多没了。他在演说过程中，补充了下午他没法回答完的具体援助方案。一次是亚欧会议结束当晚，他会见英国侨界，原本预计10多分钟的发言，他即席演说了23分钟，除了对侨界应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间接回答了许多媒体的疑问。
他的现场反应非常快，如果你给他一语双关的好题目，他绝对可以给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体问：“你刚才横跨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你觉得东西方现在关系如何？”“关系很好呀！我刚才就横跨了东西方，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
长时间的访问也让吴小莉看到朱镕基性格的多个侧面。“原来觉得他在电视上的形象非常严肃，实际上我们看到过很多次灿烂的笑容。比如我们在1999年访问美国那一次，后来到加拿大去参观一个非常有名的花园，他和夫人同行，当时的画面很漂亮，都是花，我就问他，有没有给夫人送花？朱镕基说：‘你问夫人。’夫人就说：‘有有……’他们两个都笑得很开心。”
还有一件事给吴小莉印象深刻，就是访问美国和加拿大那次。他在美国纽约演讲的时候，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在访问加拿大的记者会上吴小莉就发问：“你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那香港是中国的什么？”朱镕基回答说香港是中国的多伦多———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后来香港媒体就大肆报道说：多伦多的金融地位比纽约差多了，怎么香港才是多伦多呢？
第二天到了温哥华，在冷餐会上他就说：“我要做一个特别澄清。”他要让香港的民众知道，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他自己在加拿大。吴小莉由此看到了朱镕基对舆论的重视程度。
吴小莉认为，朱镕基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外表看来很硬，但内心很柔软，比如他看到民间疾苦会很伤心，很容易动情。他也非常细心，比如，《狮子山下》是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比较困苦时候的一出戏剧，其主旨是激励大家奋发生活，因为香港的经济不算很景气，财政赤字严重。这部戏里面的主题曲在近期又被香港人拿出来重新传唱，去年朱镕基参加香港举行的世界会计师大会的时候，居然在最后一天发表演讲时把歌词最主要的一部分背出来了，他肯定是专门找来歌词背熟的，意在鼓励香港人振作起来。从这一小小细节，可见他的一番深意和苦心。这让吴小莉深为感慨。
农民眼中的朱镕基:说内心话 我们挺舍不得他离任
“我知道北京要开‘两会’，因为电视上天天在说。”河南省固始县的农民任家志说。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固始则是这个农业大省中的人口大县。任家志住在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镇上，以前忙时在家务农，闲里开拖拉机给人拉砖。去年他卖掉拖拉机，买了辆松花江车，专职从镇上往县城跑出租。
但是“两会”是什么，他说不上来。北京马上要召开的“两会”，离他似乎很遥远。因为平时很忙，实际上他连看电视的时间都不多。他也知道，现任国家总理是朱镕基。
但是，和大部分当地农民一样，对于“两会”以后朱镕基即将卸任总理一事，他并不清楚。
李照军说，像“两会”和总理卸任这样的事，都是国家大事。“你要问我什么时候收麦、割稻，我知道。如果要问国家大事，我可就不晓得了。”
李照军住在任家志的邻村。在当地人眼中，他已经算是很有头脑的了。
其实，他已经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当地农民。一年中，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度过。在那里，他有一个废品收购站，每年能挣几万块钱。这当然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称他“李老板”。
一年只有春节前后，他才回到固始。像大多数挣到了钱的当地农民一样，他在老家盖了楼房，电视、VCD也早有了，甚至还买了辆摩托车。但他说自己太忙了，顾不上关心国家大事。
在问到如何看待朱镕基总理时，开出租的任家志和收废品的李照军想了半天，都报以憨厚的笑容算是回答。在当地，像他们这样的青年农民，基本上常年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
一位村民说：他们比较关心村里或乡里领导的换届，最多只关心到县一级。因为换个好领导，也许就会少收点税费啥的，至少不那么折腾村民。再高一些的领导，好像离他们生活就很远了。
“说句内心话，我们还是挺舍不得他离任的。”庞开端说。
他是军人出身，现在是固始县泉河乡的一位村支书。这位年轻的村支书曾被乡里送出去学习了两年，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认为朱镕基是一位威望很高、性格鲜明的铁腕人物，说话做事雷厉风行。
这位村支书表示，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是很希望有这样铁腕人物存在，并且巴不得从乡里、县里、省里都有这样的领导。只有这样，中央有关农村的政策才能不打折扣地真正贯彻到位，农村才会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不过，大家都承认，最近几年来，家乡还是变化明显。固始县位于鄂、豫、皖交界处，曾长期顶着国家贫困县的帽子。但最近短短数年内，相当多的农家都建了楼房，买了彩电和VCD，并通了电话。
庞开端说，下一步就要给村里通上有线电视。更主要的是，在最近几年内，农民负担确实大幅减轻。
已经当了好几年村支书的庞开端说，以前集资建校、集资办电、修路等都需要农民出钱，一个农民每年要负担好几百元钱。现在像修路、农村电网改造，包括下一步的有线电视入户，都有国家专项资金投入。同时，中央还取消了很多农业方面的税费。
李照军也承认，最近几年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了。至少在他们村，外出打工者只要交80元钱给村里就行了。其他各项税费就不用交了，田地则交由村里安排。
“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他说。
庞开端在当地村民中很有口碑，他总希望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找到点办法。令他比较苦恼的是，村里现在没有什么企业，虽然全村最近数年变化很大，但农民收入提高主要归功于外出打工，而不是当地经济有了大的发展。
任家志则抱怨说，由于大多数人都外出打工，老家冷冷清清，生意很难做。而且跑出租的各种税费很多，人搞得很辛苦，仍然挣钱不多。他希望国家能在鼓励农民在当地就业上想点办法。
如果在2103年评说朱总理:为改革不惜粉身碎骨
史书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写的。过100年，今天的政治能被史学家说清楚么？到那时，我们还会面临不能“预测”过去的窘境么？这本身又是难以预测的事情。但不论未来100年中国是什么样子，不论史学家是些什么人，今天的国家总理朱镕基，或者说今年卸任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将会在那时写就的历史中占据一个位置。我相信100年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政治家已经高度职业化，他们的利益诉求已经相当地中立和超脱，使那时的史学家会不受政治直接干预而能比较确切地臧否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
朱镕基总理率真的个性和袒露胸怀的一贯语言风格不大符合官场的习俗，却为中国人民所称道。人们不会忘记他直抒胸臆、铿锵有力的个人为政之道：
为了改革，即使前面有万丈深渊，即使不幸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作为共和国总理，他走得怎么样？我相信未来的史学家会给他积极的评价。未来100年，中国要完成四个重要转变，也许从国家总理在实现这些转变中的作为来评价其功业更有意义。
第一，中国社会由垂直控制结构向扁平社会结构转变。扁平社会的大体特点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宪法和各项法律的保护，国家已经建成成熟的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和人身安全这些观念将成为人民和政府官员的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将得到重新分配，地方政府的权力将大大扩张，相应地会有一个更适合权力配置的行政区划制度产生；民间公共合作组织将大大发育，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然，关于这个转变，我们还远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遑论实际部署安排。也许，目前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口号，为新的政府部署第一项转变提供了一个铺垫。
第二，中国社会由一个半现代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农村人口和农业经济的比重将大大降低，中国社会将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社会的城市化，实现各种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这届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其中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如果没有这项重大政治行动，国务院在各项市场化改革中仍将举步维艰。中国人向来有国际大于国内和沐泽四方的观念，有了WTO章程，就有了一种强制性的共识，也有了一种政治压力，相关的改革就容易进行了。这些年的银行体制改革(包括“三角债”的处理)、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都有相当大的难度；有的改革举措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方面，在社会上还有不同看法。早已引起人神共愤的城乡分割制度，还没有被动摇。如果不是加入WTO的政治决策，改革简直令人绝望。朱镕基总理在这项重大行动中一马当先，甘冒被误解和指责的风险，为这项行动立了大功。
第三，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也将由垂直控制转向市场与政府共同控制，政府将成功地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公平与效率相对统一的格局。人口规模增长的成功控制和国家物质基础的大大增强，将为这个转变创造条件。这些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大大丰裕了，但不可否认，社会收入的差距也明显拉大了，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知识界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批评我们已耳熟能详，这些批评大多是有道理的。这几年城市社会保障的推进速度比较快，农村的改革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进展相当艰难。总理最担忧的农民问题要留给下一届政府继续努力解决了。
官场腐败使总理憎恶，人民愤怒，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过程。
第四，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中国要实现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转向保护式利用，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将代之以生态平衡，并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协调。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
朱总理在生态保护方面所下的力气给人深刻印象，他在地方安排这项工作时的苦口婆心令人感动，而地方利益作祟所引起的敷衍和抗拒也实在叫人寒心。
生态建设缺乏法制保障，行政压力稍稍减弱，更大的生态破坏就会发生。下一届政府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一定会受到既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个具体的国家总理还会受到国家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制约。在这些制约之下，国家领袖的个人禀赋和远见卓识也会有一定的运作和施展空间，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才能对领袖个人进行评价。我相信，以后的史学家会依据我们今天还看不到的更多的史料来作出对领袖的更合理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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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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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身卡
发表于 27.4.2011 22:28:35
发表于 27.4.2011 23: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