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基督教的社会功能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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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要害耶稣，就派手下人和希律党的人一起去问耶稣，是否可以纳税给凯撒。希律党人属于希律党，是一个政治党派，而法利赛人则属于犹太教一个派别。他们问耶稣的问题实际是问他宗教信仰者是否可以尽公民义务，如果耶稣回答说宗教信仰者不可尽公民义务，则犯了政治错误，希律党人可以以反政府罪来控告他。但是如果耶稣回答说宗教信仰者可以尽公民义务，法利赛人则会指责他不敬虔，怂恿宗教信仰者从事世俗责任。耶稣回答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是耶稣关于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思想，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耶稣从未用他代表的宗教改造他所处的社会，尽管他对当时的社会并不满意；他也从来没有告诉他的门徒要去改造社会甚至改造政治体制，因为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旧约•撒姆尔记》中就有记载。当大卫作为代表新兴的不具有宗教权威的世俗权力崭露头角的时候，引起了扫罗的极大不满，因为大卫的崛起意味着神权政治将走向终结，宗教将失去以往一直享有的世俗权力。尽管扫罗不择手段地维护他所代表的宗教特权，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决定了神权政治行将结束，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宗教在社会中当然有其宗教功能，这是其之所以存在的基础，但是也具有社会功能，因为宗教是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功能。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能否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不是为社会制定什么准则或标准，更不是监督或改造社会。
    回顾历史，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治下成为国教，从此具有世俗权力，这是基督教世俗化的开始，自此基督教从未放弃对于世俗权力的追逐和争夺。一旦基督教具有世俗权力，其宗教功能不可避免地会被政治化，其内省功能蜕变为控制功能和扩张欲望。经受魔鬼试探，为拉撒路哭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成为坐在彩虹之上的冷峻、苛刻的法官，上帝的慈绳爱索变成了强权。到15世纪末，教廷对世俗权力，对文化和思想的控制在欧洲大陆已经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抵制，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作为对这种宗教的世俗扩张的抵抗而产生的思想运动。16世纪的欧洲，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很多教会不满意教廷对教会的控制，他们宁愿认同民族和国家自我身份，而不是教廷通过其宗教形式而达到使他们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保持距离。这也是马丁•路德改教的原因之一，目的是使基督教回到发挥宗教的功能的正路上来，而非不务正业。
    用基督教改造文化或社会，是出于一些人的世俗欲望，而非其宗教功能使然，是基督教内一些人不满足于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宗教功能，而想获取更多的世俗权威的反映。社会改造要靠社会思想和社会理想，而不是宗教，用宗教改造出来的社会是宗教社会。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的社会改造是宗教改造，结果日内瓦成为宗教集中营，这是宗教改造社会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人们至今仍须对加尔文主义加以警惕的主要原因。宗教对社会进行改造，必然产生不自由，因为任何宗教政府都不会像世俗政府一样宽容，任何宗教都有其自己宣称的不可动摇的真理，而这一真理一旦成为社会权威或社会标准，则必然导致违反这一宗教信仰真理的任何行为都为宗教化的社会所不容忍。因此，才有了教廷对于宗教改革的不容忍，才有了巴特罗缪大屠杀，才有了捣毁圣像运动，才有了日内瓦城的无情，才有了对于再洗礼派的残酷迫害。
    基督教能够对社会发展作贡献，但不是改造社会。基督教肯定也能够为文化发展作贡献，但不是改造文化。宗教改造出来的社会是宗教社会，同样，宗教改造出来的文化是宗教文化。基督教在中国的任务是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稳定及和谐的作用，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基督教在中国改造中国文化的思想可以休矣，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可以休矣。凯撒的还是归于凯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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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徒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对有关人的罪性与人的尊严这两方面的关系上，需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计。也许我们在永恒之主、圣洁之神面前无法否认自己的软弱和卑微，但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神对人不变的眷顾和爱怜。一位主仆说：“认识自己不认识神，就会形成自卑与绝望；认识神而不认识自己，就会形成自傲与放纵”。我们得承认“罪从一人临到世界”所带来的客观恶果，但我们读到这“基督的恩典，远胜亚当的过犯，更加倍的临到众人”时，内心理应升腾无限的感恩和赞美！十字架的救赎之功永有功效，但我们也当相信，一个天高云淡的世界比一个乌云压顶的世界更能让基督的真光透进。在人类对善良、公义、爱心的不懈追求中，我们要充分相信人身上并未全然泯灭的造他之主的形象，因此除了基督徒自身的“盐光”作用之努力外，理当对社会“真善美”予以肯定、赞赏而不是否定。因为为建设一个从善如流的社会的种种努力，不会使人离神更远，而只能使人距众光之父、众善之源更近。基督的救恩不单只要拯救那些“就是这样，无善可陈”的人，同时福音一样能吸引“为人善良公义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