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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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玉祥大骂“俄国佬”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内部的高级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逮捕了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重新在北京组建了新内阁，并通电全国，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商量召开国民会议之事。吴佩孚却因在战场上失利，逃回了河南，而张作霖则长驱直下，进了北京。后来，为了政治上和平解决即内争端的需要，又请出了山东的段琪瑞出山主政，建立了北京联合政权。

　　当冯玉祥发动政变时，苏俄驻华大使曾同冯玉祥会面，向他介绍苏维埃革命的经验，想借他在中国的地位，使中国向苏俄靠扰。

　　“冯将军，你作为出身寒微的高级将领，可以说很了解贫民的生活疾苦。我们都深知将军有一颗为天下百姓着想的赤子忠心，以深感敬佩，我们苏维埃俄国是为工农服务的政权，一切为贫苦人民的生活着想。在中国也建立起贫民的政权。”那位苏俄驻华大使说。

　　“多谢贵国的盛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与俄罗斯一概而论。你们革命成功的某些经验，也许值得我们去借鉴，但要想在我们中国建成俄国那样的政权，恐怕不大可能。中国有四亿人口，有广大的土地。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大都蒙昧无知，没有什么政治觉悟。中华民国建立十几年来，各种势力互相争斗，相待不下，混战了十几年，弄得国破家亡，民不聊生。所以，我实在忍不过去，发动了政变，要让这些没有良心的军阀们把枪放下，共同协商建国事宜。对了，我还邀请了南方的孙文，他们在南方发展革命的力量，听说还得到过苏俄的帮助呢！”冯玉祥客气地笑着说。

　　第二天早晨，当冯玉祥从睡梦中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当时正值初夏，天气非常晴朗。古老的北京城象似刚披上了一层绿装似的，漂亮极了。

　　吃过早饭，冯玉祥坐上了一辆黑色的美式轿车里，从住地前往政府办公楼。一路上，他看到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心中充满了喜悦。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刚坐下不久，那位苏联驻华大使又来了“冯将军，我来是想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可以吗？”苏联驻华大使十分谦虚地对冯玉祥说。

　　“当然可以。不知你们政府对外蒙古最近的事态有何看法，听说最近那儿的苏俄红军增加了许多，而且独立分子的行动十分猖狂。”冯玉祥十分随和地答道。

　　原来，这时外蒙古的大汗博克多格根死了。接着，外蒙古的乔巴山又决定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公开背叛了中国。中国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向外蒙古人民政府通电表示：“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在中国领土上不允许有第二个独立国家政权。所以，奉劝外蒙古的朋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取消独立的计划。具体事宜可以和北京直接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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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中国政府还向苏俄通电指出：“苏俄红军1921年单方面侵入中国外蒙地区，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和践踏。中国政府曾多次发出严正抗议，但苏俄方面至今未能作出反映。有鉴于此，中国政府要求苏俄政府在一个月之内，无条件撤兵。否则，一切后果由苏俄方面承担！”

　　苏俄政府接到中国政府这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后，不禁吃了一惊。他们没想到中国政府的态度怎么会一个子变得如此强硬。不知中国方面究竟想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外蒙的问题。于是，苏俄政府向苏俄驻华大使发出指示，要他争取北京临时内阁中的冯玉祥将军，争取能让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

　　苏俄大使见冯玉祥并不拒绝自已的拜见，于是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苏联政府的观点：

　　“情况是这样的。外蒙古在明朝的时候，并不是中国版图，只是到了清朝以后才被并入了中国。清帝退位以后，外蒙古的喇嘛活佛博克多格根请求沙俄帮助他们实现独立，但由于中国的反对，只实现了自治。后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博克多格根又主动取消了自治，将主权归属中国。但1921年，蒙古人民的英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到莫斯科，请求苏俄政府出兵帮助他们在外蒙古建立了独立的政权，苏联红军这才应邀出兵外蒙古。现在，他们在全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政府的苏维埃体制，并且同苏俄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不久，他将公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所以，我们请求中国政府也能以蒙古人民的利益为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主权。”

　　冯玉祥听着听着，不禁火冒二丈虎手猛地一下拍击桌面，站起身来，大吼一声，“住嘴！”

　　然后，他从桌子后面定到苏联大使坐的地方，厉声地责问：“你们这些侵略成性的俄国佬，在你们眼里，中国是个什么东西？喔，你们想要打，就可以打；要想怎么欺负，就可以怎么欺负吗？”

　　这句话问得苏联大使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我告诉你们这些俄国佬，不要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们中华民国是堂堂正正的世界大国，她的主权是神圣的，是不允许外来的侵略者干涉的。我虽然是一个当兵的大老粗，但我也多少懂得，我们中国的事情用不着你们外国人来管！”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外蒙古的事情，纯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政，外蒙的主权，居于中国，而不属于你们苏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告诉你们，我们中国人绝对不是好惹的！”

　　冯玉祥越说越激动。

　　“回去告诉你们的政府，请他们按照通电上的要求，在一个月之内，从外蒙古撤军。如果拒不听从，那么，就不要怪我们中国人不客气了！”

　　他故意把“不客气”三个字说得重重的。

　　这位苏联大使被冯玉祥大骂了一通，心里很不是兹昧，灰溜溜地回到了大使馆。

　　第二天，这位大使是这样向苏联政府报告的：“中国政府执意不肯承认外蒙自治，严格要求我方从外蒙撤军。如不服从，可能有军事冲突的危险。”。

　　苏俄政府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加之国际社会对苏俄的压力，所以它被迫采取措施，缓和中国与苏俄之间的紧张关系，以避免冲突。但从实质上，苏俄从未改变想把中国的外蒙古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的野心，无论他采取和平、还是武力手段，企图控制外蒙古是它的一贯策略。

　　这样，1924年5月中苏签署的协议，只是苏俄政府言不由衷的表示，中国政府表面上收回了外蒙的主权，但实质上外蒙仍被苏俄所控制。

　　正因为这样，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张作霖、段琪瑞和冯玉祥联合主政以后，在外蒙古问题上准备一致采取强硬措旋，以迫使苏俄撤军和外蒙古取消一切独立的活动，以恢复中国的主权。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惜诉诸武力。

　　于是，苏俄又演了一场欺世盗名的“撤兵”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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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撤兵”与增援

　　　　　　　　　　　　 1、欺世盛名的“撤军”

　　苏俄政府迫于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同中国签定了一个《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言不由衷地承认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它将于1925年初把进入外蒙古的军队撤出来。而实际上，这只是它贯用的一种缓兵之计。它真正的用意是，利用签定协约的方式来缓和双方的矛盾冲突，并转移中国人的注意力，然后再趁此机会大力推行其俄罗斯化政策，在外蒙古搞苏维埃化改革。所以，正是本着这种邪恶的动机，才演出了一场欺世盗名的“撤军”的闹剧。

　　苏俄在名义上虽然承认了外蒙主权归属于中国，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外蒙古政治、经济的控制。乔巴山依然忠实地奉行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来改造蒙古社会。他们为防止鲍陀、丹尚的思想再次抬头，实行了更加彻底的革命，完全剥夺了原来封建主和喇嘛的经济政治权力，使他们处于人人监视的境地，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经过改造以后的外蒙古，已经不象是中国开发了好几百年的一个行政区了，反而象是苏俄刚刚革命后的共和国。全国到处都建立了合作社企业和国营企业，绝大多数的阿拉特牧民经营集体经济，过去那些封建王公、寺院喇嘛僧侣、阿拉特畜牧、高级官吏和蒙古商人，都被镇压或者被剥夺了，在1923年至1924年，阿拉特会议所选出的什户、巴格、苏木、县和省的领寻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不会读上级发下来的文件，不会答复询问，不会传达，更不会写报告或作报告。

　　苏联正是利用外强古贫民蒙昧无知这一致命的弱点，扶植乔巴山等人在外蒙古实行统治的。外蒙古看上去好象是蒙古人在自治，在独立，但是，在这个面具后面作支撑的，正是贝加罗夫的苏联红军。与此同时，苏联开始进行自己的国家建设，国力逐渐地开始强盛起来。

　　1925年1月24日，苏联政府通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撤退从1921年起驻扎在外蒙古的红军。苏联政府在大会中说：

　　“在蒙苏两国军队的保卫下，由于人民政府的革命行动，贵国国内已经建立了安定的秩序，贵国进一步的民主化和成立共和国及召开全民大呼拉尔的条件有了保障。又因为残余的白匪帮已被完全肃清，苏联政府认为苏联红军的解放使命已经完成，再无驻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必要了，所以，决定将苏联红军撤回苏联国内。”

　　这个照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苏联红军到蒙古来，就象是世界警察到一个出了乱子的地方去维持地方治安似的，而不象是在（协定）中所说的“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这类动听的话语。由此也可以知道，苏联红军的行动，只是为外面的舆论作掩护罢了，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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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以后，“蒙古人民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采林多尔济鉴署了蒙古政府给苏联的照会：

　　“尊敬的苏联朋友们，我们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经过认真的研究，决定同意撤退兄弟友邦苏联现在驻扎在本国境内的红军部队。苏联红军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军队。他们在军事素质上具有严格的训练，作战勇敢，所向无敌；在教养、纪律和对人民的忠诚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象你们这样的外国军队，不但不欺辱我们，不打骂我们，相反却来跟压迫、侮辱和蹂躏我们的那些敌人作战，这是我们头一次看到的创举。你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不是侵略者，而是保卫者，我们蒙古人民共和国怀着最大的满意和最高的感激，向苏联红军表示致敬！”

　　蒙古所以能从强盗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走上发展自由的现代文化，发展经济，建立真正人民政权的大道，苏联红军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也是不可忘怀的。请贵国政府将蒙古劳动人民的最大谢意，他们的永远感激和不变友谊的保证，转致贵国的工人和农民，转致世界上唯一坚决保卫被压迫与被奴役大众的英勇红军，转致他们的领导机关和贵国的政府机关，以及伟大的列宁同志。列宁同志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却会永存。

　　蒙古劳动人民及其政府认为，从此以后，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将被不可分割的共同命运，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以及人民政（权）的共同的伟大理想联系起来，贵我两国今后的生活，将在真挚的友谊以及患难时相互的援助中渡过。特别是，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坚信，如果一旦发生类似1921年所发生过的那种事情，苏联政府和苏联红军一定会来援助我们的。”由这份长长的照会，可以看出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外蒙古以后，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给外蒙古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份照会里，你找不出丝毫的外蒙古曾作为中国领土几百年的痕迹，也找不到丝毫的外蒙古几千年的民族传统的痕迹，剩下的只有苏联精神和行动。

　　在这样一个已经彻底苏联化的世界里，即使你宣布它是中国的领土，也未必真的就能属于中国。因为外蒙古人的心灵，外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从中国的大家庭中被割裂了出去、而硬被嫁接到了俄罗斯苏维埃的树枝上去了。所以，苏联红军即使真的撤走了，外蒙古也同样会被牢牢地控制在苏联的手中。

　　然而，事实上，苏联的所谓“撤兵”只不过是一场欺世盗名的游戏罢了。他向世界公开宣称自己撤了兵，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撤兵，相反，他的部队依旧在蒙古的草原上纵横驰骋。苏联所撤的，只是服役期满的第一批进入外蒙古的贝加罗夫的红军部队，但紧接着，又迅速派来了新的苏联红军，而且数量比原来增加了好几倍。从乌里雅苏台到塔克图，在今天的苏蒙边境线上，也到处都是苏联红军，而且，还有一部分部队驻进了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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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着急的“外长”：撤兵后可怎么办？

　　采林多尔济是一位贫苦的阿拉特出身的牧民，从小就跟苏黑巴托尔认识。他曾和苏黑巴托尔一起学习蒙古语文，受到了一点教有。后来，他在苏黑巴托尔的部队里当兵，颇受苏黑巴托尔的赏识，并很快同乔巴山、布麻曾德以及贝加罗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经常跟人说：“哎，如果我今生能见到列宁一面，那真是不白活啊！”

　　不过很可惜，直到列宁去世，他也没能见到列宁一面。当他得队列宁逝世的消息时，不无遗憾地说：“哎，后来这辈子真要白活了。”

　　乔巴山听了他这丧气的话，就鼓励他：“我说老兄，只要你好好地按列宁说的去干，没准将来还能成为个大人物呢！”

　　“我还能成个大人物？别开玩笑了。瞧我这副奴才象，天生就是给人当差的料！”采林多尔济时常这么说。

　　不过，他待人倒是挺老实的，好决有什么雄伟的理想，这也使他比那些目标远大，理想宏伟的人活得更轻松自在些。

　　他小的时候给人家打工，雇主经常扣他的工钱，他不敢当面提出，只好背地里生气。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想报复一下他的主人，他表面上装出一付可怜兮兮的样子，要求老板给他多一份工钱，老板不答应，他就跑到老板饮水用的缸里撤了一泡尿，以泄他心头之恨，他的老板倒从来没有发现这件事，后来他又干了好多次，然后暗地里看着那位可恶的老板喝他的尿。长大以后，他仍然有这个癖好，跟人从不当面较量，却总是事后在暗地里报复对方。

　　丹尚被枪毙以后，乔巴山身边没有了得力的助手，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起用这位年仅三十多岁，虽然识字不多，但却很靠得住的老战友，让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职务。

　　“采林多尔济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认真考虑，决定任命你为我们的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你看怎么样？”乔巴山亲自到采林多尔济的家，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

　　“我，别开玩笑了。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要文，我不能识字读书；要武，我不会调度军队。你还是找别人去吧！”采林多尔济说。这几年的风雨，教他学会了沉默。

　　“不行，采林多尔济同志。现在苏黑巴托尔同志去世以后，国内又出现了丹尚的叛变，国家急需要人，你虽然说阅历不多，但至少是我和苏黑巴托尔同志信得过的人，有这一点，也就够了。”乔巴山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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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采林多尔济终于被乔巴山说服了，就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部长。”

　　正在这时，苏联政府向他提出要撤兵，他惊奇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要不是靠着苏联的支持，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早就在恰克图被恩琴的白匪军碎尸万段了。可是现在，苏联政府突然想撤兵，采林多尔济不知将要发生何事，急忙跑到乔巴山的办公室，向乔巴山询问具体的对策。乔巴山回答说：“这件事是明摆着的，如果苏联不撤兵，那么，它就会在国际社会受到谴责，尤其是他同中国鉴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向中国政府表示要在今年年初撤兵，所以，苏联政府向我们发出照会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采林多尔济有点迷惑不解：“那么，我们蒙古就全靠我们自己的军队来支撑了。”

　　“不，我们自己的军队数量少，战斗力也不强，根本保证不了蒙古的独立和安全。我们只能仍旧求助于苏联！”乔巴山语气坚定地对采林多尔济说。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既然已经鉴约要撤兵，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住苏联红军呢？”采林多尔济问。

　　“这么办，我们请苏联红军撤离以后，重新调军队驻扎在外蒙古与苏联的边境上，同时，派一部分军队秘密驻扎在库伦，一旦有事，苏联红军会立即采取行动。保证万无一失。”乔巴山十分自信地对采林多尔济介绍他的计划。“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回答苏联政府的照会呢？”采林多尔济问。

　　“这很容易！把最好的赞颂和感谢送给他们，把他们送回苏联，然后又悄悄地请进来，谁会把咱们怎么样？”乔巴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并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样，才有了采林多尔济签署的那份给苏联政府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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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复辟时期”的外蒙古

　　　　　　　　　　　　　 1、丹巴多尔济主政

　　乔巴山在外蒙古推行的“赤化”政策，激起了蒙古人民党内的极大震动，很多人对乔巴山的这种残暴的独裁统治严加指责，认为这是一种极左的错误。

　　因此，乔巴山在党内的地位很快下降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具有较高的修养的“政治精英”，如丹巴多尔济、札丹巴和札穆察拉诺等人。这时期，由于列宁的逝世，苏俄上层正在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正处在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对外蒙事务无心进行过多的干预，因而外蒙古才可能有这么一个宽松时间。

　　丹巴多尔济出身于乌里雅苏台的封建主家庭。他从小受到中国《四书》、《五经》的儒家影响，同时又笃信喇嘛佛教。他的家庭在西部蒙古地区具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对人十分和善，因而深受西部蒙古地区的封建主、喇嘛僧侣和下层阿拉特的爱戴。

　　丹巴多尔济的父亲曾在清朝为官，为政廉洁奉公，深受官民爱戴，清帝逊位以后，博克多格根投靠沙俄，搞“自治蒙古”，他依然维持地方的稳定和繁荣，不参预“自治”闹剧，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多次嘉奖。也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十月革命后，苏黑巴托尔领导的人民革命党的革命兴起后，他极力反对。苏俄红军进库伦后，他多次请内蒙古和北京政府出兵，均未获成功。后来，他孤身逃到了内蒙古。丹巴多尔济认为，革命事关蒙古族兴亡，他不能置身事外，于是主动向贫穷的阿拉特分发财产、粮食和土地，也受到了人民政府的赞扬和提拔。

　　丹巴多尔济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外蒙古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看到苏黑巴托尔为了实现苏维埃制度，而打倒了鲍陀；看到乔巴山为了坚持苏黑巴托尔的路线，而枪决了丹尚。因此，他对乔巴山等人的统治很不满意。经过精心准备，他联合了几百名党员代表，在第四次蒙古人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库，苏俄上层困于权力斗争，对此偏远地区顾不上干预。从此，他掌握了外蒙古的命运。

　　他上台以后，对过去“革命”的过激行为作了一些纠正，禁止人们向各地的封建主和喇嘛寺院发动进攻，鼓励各地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同时大力宣扬，吸引外国商人到蒙古投资。

　　在思想上，他一改过去那种空喊口号式的单调的苏维埃宣传，而是高举蒙古民族主义的旗帜，要蒙古人要为实现蒙古的振兴而奋斗。同时保全喇嘛教，并使喇嘛教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

　　当时的蒙古思想家札穆察拉诺打出口号：要把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者用佛教思想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组织上，人民党大量吸收喇嘛和封建主入党扩大党的基础。

　　在一次党代会上，丹巴多尔济向全体会员发表演讲说：

　　“蒙古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其他民族一挥，都是伟大的民族。”

　　“今天，我们蒙古民族经过艰苦的努力，实现了独立自主，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中，因此，我们要把目光放远大一些，视野放宽一些，去为我们蒙古的美好未来而奋斗。我们自从1921年独立以来，走过了一段极为不寻常的道路。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不少的缺点。我们人民党的使命就是为了蒙古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努力奋斗，可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有的人却把党的利益同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为了实现党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惜牺牲一大批优秀儿女的生命！这是我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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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扫视了一下全体与会人员，又接着讲：

　　“为了使我们蒙古人民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我们要联合国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人，包括一些善意的封建主、商人、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为了蒙古的富裕而努力。同时，我们还要保护喇嘛僧侣的利益和信仰的自由，不允许私自侵犯僧侣们的权力。在思想上，要把佛教的慈悲度的思想同共产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建设一个崭新的蒙古。”

　　丹巴多尔济的演讲，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丹巴多尔济的执政，确实使一大批恢复权利的有知识的封建主走上了建设蒙古的道路。蒙古民族也因此大有“复兴”的迹象。

　　丹巴多尔济政府的对内政策，明显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取消了乔巴山过去奉行的那种“红色恐怖”的高压政策，而尽量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较大的余地，让他们比较自由地发展。丹巴多尔济大量地吸收喇嘛和封建主进入人民革命党，这一方面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又影响着党的政策朝着比较“自由”的方向发展。

　　当时通过的《临时党纲》中就指出：“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领域内，党将推行的政策是把一切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代替能使国家重新被外国侵略者奴役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党将努力推行社会集体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合作社的方式等等，借以使国家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国家既没有压迫者，也没有被压迫者，就是说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党纲”，保护了国内封建主、王公、贵族和寺院的经济。

　　虽然“宪法”上已经剥夺了封建主的选举权，但由于很多封建主在地方上的崇高威望，使他们仍然在中央或地方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尤其是新兴的阿拉特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文盲，他们既不会阅读文件，也不会传达会议精神，因此不得不请那有知识的贵族和喇嘛来主持政务。这样一来，阿拉特对封建主阶层的态度也由过去的对抗变成了联合。

　　丹巴多尔济在人民革命党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报告说：“作为政治力量来说，过去的封建主在国内已经是一种无力夺权的‘死货’了，他们决不致于发动任何反对革命制度的叛乱行为，他们已经成为一些政治上的僵尸。而那些逃到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封建主们是没有危险的，只要我们的政策合适，他们反而会支持我们搞建设的。”

　　对外蒙古允许自由市场存在的做法，党中央副主席札巴丹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扎巴丹是出身于库伦的官吏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蒙古式的教育。他同样是怀着为重新振兴蒙古的民族精神而走向革命的。乔巴山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时，他就深感忧虑，后来，他终于联合了丹巴多尔济等一批人，通过党代会的选举控制了人民革命党。对蒙古的经济政策，他主张不加干涉的放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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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春，札巴丹在当时开幕的全蒙古集市大会的讲话中，说：

　　“我们蒙古过去一直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处于封闭、落后、保守的状态中，这种状况对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具有严重的压制作用。在旧经济制度中，只有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才拥有财产的主权。而现在，我们允许每一个蒙古人通过自己的正当劳动获取自己的劳动成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财致富机会。有人说，这样，我们的蒙古就会变成资本主义，但我告诉你们，蒙古没有商业资产阶级。”

　　在这种趋势下，蒙古经济委员会主席所发表的计划也向蒙古人民表明：“蒙古现阶段的经济水平十分有限。需要大量的外国资本的支持。以带动本国的民族资本的发展。要把外国资本从国内商业中排挤出去，至少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只有到那时，蒙古合作社才能开始掌握国内商业。”

　　当时的蒙古共青团中央书记布扬聂姆呼也认为：“在当今世界上，由于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是由资产阶级当权，所以，在蒙古发展点资本主义并不是可怕的事。当我们蒙古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消灭了封建主义以后，新兴的劳动者一定会消灭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

　　丹巴多尔济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改变了过去的做法。过去，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完全把苏联作为自己的唯一盟友，而把其他的国家都当作帝国主义而拒之门外，他们一切都要看苏俄的脸色行事，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主张。丹巴多尔济主持政务以后，他知道，蒙古要想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不借助西方各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时的欧洲，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复苏过来，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增长，因此，丹巴多尔济决定向欧洲学习，放弃过去的亲苏政策。

　　1926年初，丹巴多尔济派札丹巴率领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代表团，经苏联到欧洲参观访问。他们到了德国、法国，并同两国政府建立了友好联系，并签定了协约，允许派遣留学生到德、法两国去学习。

　　丹巴多尔济决定向德法派留学生的决议，是他外交政策的重大突破。他说：“蒙古要想成为世界瞩目的先进国家，就必须放开视野，拚命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尤其是欧洲的先进技术，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成功捷径。”

　　他派遣教育部长巴图汗亲自率领留学生前往德法两国留学，给他们在国外提供了充足便利的学习、生活条件，以便更好地学习欧洲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

　　1926年秋，蒙古政府派人到德国外交部，同德国面谈关于购买德国机器设备的事宜。并要求德国政府向蒙古派遣医疗卫生队和各种专家考察团。

　　1928年底，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丹巴多尔济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亲自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考察，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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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班禅活佛的冲击波

　　蒙古族在元朝的时候，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们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太限制，而是任其发展。基督教在那时也称也里可温教，有很多传教士从欧洲到中国传教。但蒙古民族主要还是接受西藏的佛教——喇嘛教。一直到明代后期，满蒙联合，满族人也接受了喇嘛教。此后清朝几百年里，喇嘛教一直是蒙古民族的精神支柱，蒙古人民十分虔诚地相信他们的佛的化身博克多格根（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因而，宗教信仰在蒙古人心目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班禅活佛，也就是班禅喇嘛，在喇嘛教世界中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人物，在喇嘛世界中拥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他的影响力不仅波及到西藏的喇嘛，而且对青海、蒙古、满洲人的影响也很大。当外蒙古发动革命时，班禅活佛对蒙古的喇嘛僧侣们也十分关切，要他们无论如何要阻止任何违反宗教信仰的行为，维护寺院的权利不受侵犯。因此，外蒙古的喇嘛都十分严格地执行班排的号召，维护喇嘛教在外蒙的地位。尤其是博克多格根死了以后，转生佛还没有寻找到，外蒙古的喇嘛僧侣就更加亲密地以班禅活佛为领袖，坚定自己的信仰。因此，班禅活佛虽不在外蒙，但却吸引了千百万象古喇嘛的心。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建立了人民政府以后，强硬地推行赤化政策，剥夺了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僧侣的财产和权力，并向喇嘛寺院征税。于是，寺院的僧侣们激烈地反对苏黑巴托尔的法令，他们认为“政府”所推行的累进征税原则，征收寺院牲畜税，推行市民的职业捐及所得税等，只会使“人民政府”的收入大大地增加，而广大喇嘛僧侣的生活却只会越来越苦。他们纷纷联合起来，反对“人民政府”的措施，并准备联络一些封建主王公贵族，反对“人民政府”。

　　丹巴多尔济主持政务以后，对喇嘛教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政策，并把佛教的思想提高到民族精神基础的地位，使蒙古喇嘛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蒙古的喇嘛们可以自由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政府绝对不会干涉。正因为这样，国内喇嘛的数量迅速地增加了。1925年，蒙古境内的喇嘛是87300人，到1928年，增加到了94900人。尽管人民政府的法律禁止寻求呼毕勒罕（转世佛），但他们还是在罕恭什利省找到了礼尔罕札呼图克图的化身。最后喇嘛僧侣请求丹巴多尔济的许可，请了新的博克多格根（活佛）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化身佛转世。但是，到了1928年底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乔巴山再次得势，把丹巴多尔济的政策全部推翻，重新实行“赤化”政策。乔巴山还掀起了整党运动，把一些政治观点比较温和的人清除了出去。喇嘛僧侣再次遭受到打击，宗教信仰自由被取消。大批封建主的财产被没收。乔巴山政府强迫寺院喇嘛交税，对喇嘛的牲畜、住所、家庭用具、祭扫用品等征收赋税。为了限制喇嘛数量的增长，他们还兴起了喇嘛还俗运动，实际上是强迫喇嘛还俗。所有这些行动，激起了蒙古人民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乔巴山政府组织的反宗教宣传运动，实质上变成了对宗教信徒的粗暴的嘲笑，结果极大地伤害了阿拉特信徒们的宗教感情。但蒙古的喇嘛教信徒们并没有屈服。政府的迫害不但没有削弱喇嘛教，反而加强了喇嘛教；不但没有分化喇嘛教，反而使喇嘛教的上层僧侣和下层阿拉特信徒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在这种形势下，班禅活佛对蒙古的喇嘛僧侣的生命和安全深感担忧，于是决定亲自到外蒙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