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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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御前会魍魉末路，关东军寿终正寝

　　到1945年8月15日，苏蒙军队已击溃日本军掩护梯队，向满洲中心地区快速推进，包围了关东军的主要集团。

　　日本统治集团陷入慌乱之中。政府内部对是否继续抵抗，观点颇不一致。阿南淮几陆相仍坚持作战。

　　他给关东军下达训令：

　　“苏联入寇皇国，不管从怎样掩饰，其侵略和称霸大东亚的野心都昭然若揭，我们只有坚决地把保卫神州的圣战进行到底，”

　　在关东军遭到彻底失败已很明显的情况下，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日本最后之御前会议在皇宫防空洞举行。

　　天皇决定通过电台广播无条件投降诏书。

　　当天下午，关东军留守人员通过与满洲通讯社的联系，了解到日本即将结束战争的迹象，一位二科的参谋打电话给山田乙三：“东京似乎要作出某种重大决定，务请司令官回新京一趟。”

　　山田乙三于下午4时乘机返回新京，当晚大本营来了电报：

　　“明天将有重大广播，务请注重收听。”

　　8月15日深夜，在收听了日皇的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录音之后，关东军总司令部举行了决定其命运的历史性会议。

　　会议由草地贞吉参谋主持。

　　大多数将领及幕僚仍顽固主张“作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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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参谋长春彦三郎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我等军人，除了服从天皇陛下的圣命之外，没有忠节之路。不过从不遵从圣命者，将永为乱臣贼子。主张抵抗者，请先斩我头，然后行事。”

　　顿时。满场雅雀无声，一会儿，传来了一阵低低的啜泣声。

　　山田乙三作出决定：“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结束战争。”

　　尽管如此，战争仍在持续。

　　在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之前，苏军总参谋部发表特别声明，着重指出：

　　“1．日本天皇于8月14日发布的日本投降通告只是一般的无条件投降书。关于军队停止作战的命令尚未下达，因此日军仍在继续抵抗；

　　2．鉴于上述情况，苏联远东武装力量将继续实施对日进攻战役。”

　　8月15日，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苏蒙骑兵越过大兴安岭，抵达中满平原。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张家口以北地域实施战斗。

　　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下令机械化集群于吕月17日日终前占领张北、张家口，以部分兵力于8月18日日终前占领丰宁、热河地域。

　　当天，苏蒙骑兵前进了八十公里，摩托化步兵27旅消灭了日军和德王军队的一些掩护兵力，逼近张北。在张北城下，与敌军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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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晨，向那里调去了炮兵坦克，空军也进入战斗。

　　炽烈的的斗持续约二十小时，日军企图从苏军手中夺回主动权，两次发动反冲击，但均被击退并蒙受惨重损失。

　　8月16日黄昏，日军停止了抵抗，骑兵机械化集群完全占领了张北。

　　8月17日和18日，向张家口方向派出的侦察人员查明，敌军在老贝台口、黄花坪地域设有一个筑垒地区。

　　8月21日，骑兵机械化集群以部分兵力坚决实施冲击，深入筑垒地域后方，占领了通往张家口的公路，但攻占张家口的行动未能成功，不得不退回出发地，转入防御。

　　骑兵机械化集群多伦集团主力于8月18日到达丰宁，次日到达承德。蒙古人民革命军各骑兵兵团与苏军骑兵第18师相距一日行程，随后跟进。

　　各骑兵兵团昼夜兼程前进，平均每日达七十公里，六天中推进了四百公里。由于高强度行军，各骑兵团的队伍拉得过长，人员和马匹极度疲惫，不得不停止前进，以便稍作整顿并使后勤机关向前靠拢。

　　正当苏蒙军队在满洲境内粉碎日本占领军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对日军采取了坚决行动。

　　八路军解放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在张家口、热河地域同苏蒙军队会师。

　　苏蒙骑兵多伦集团在攻占承德后，进到该城以南长城脚下，各兵团、部队接受日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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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7日下午，山田乙三将军向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建议开始停战谈判，他通知苏军指挥部，他已命令关东军各部立即停止战斗，放下武器。

　　同一天，一架日机在苏军驻地上空投下了两个通信筒，请求停止作战行动。

　　华西列夫基基用无线电报通知关东军司令部：“从8月26日12时起整个战线停止对苏军的一切战斗行动，缴械投降。一旦日军开始放下武器，苏军立即停止战斗行动。”

　　8月18日晨，山切乙三通过无线电答复：日军将奉行投降的所有条件。

　　同日，苏军电台截获发自新京的无线电报，电文说：“l、关东军业已克尽自己的职责，被迫投降。2、各部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留守在目前所在地域。3、与苏军直接接触的部队按行军指挥都的指示放下武器。4、严禁任何破坏活动。关东军司令官。”

　　果然，日军于8月18日开始投降。

　　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派了一个特别使团到新京去会见山田乙三。

　　经过短时间的谈判，山田乙三遂于14时10分在预先准备好的投降书上签了字。

　　当天晚上，日军总部司令部大楼上降下了日本国旗。

　　山田乙三和张景惠被迫在无线电广播中对居民发表了讲话宣告投降。

　　新京日军守备队一万五千人解除武装，苏蒙军队进入新京，卡尔洛夫将军被任命为新京卫戊司令。

　　到8月22日，满洲的日军主力已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凡日军放下武器投降受降的地段，应即停止战斗行动。”

　　随后，苏蒙武装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受降了百万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

　　就这样，这支自日俄战争以来、历经四十载的日本军国之尖兵，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似乎象在描会城市陷落的悲哀似地，关东军司令部的庭院里冒起了黑烟，它是对关东军寿终正寝的一种吊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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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蒋介石强咽的苦果

　　　　　　　　 1、最后通牒恃威恫吓，新任外长进退两难

　　1945年8月7日，即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第二天，中苏第二轮谈判在莫斯科开始。

　　新任中国外长王士杰与宋子文不同，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外蒙问题。而是达成一项协议，以限制苏联在满洲的行动和与中共的联系。

　　在8月4日的日记中，王士杰写道：没有这样一项协定，就会产生一系列与苏联侵入满洲相连的问题，苏联甚至可能承认中共在满洲建立的政权。

　　此时美国政府改变了方针，由于原子弹的爆炸，美国对苏联参加远东作战的价值作了重新考虑。

　　他们认为：苏联的参战已不是迫使日本早日投降的根本因素了。这样一来，允许苏联进驻满洲，代价似乎显得太大了。

　　美国决定介入中苏谈判。

　　杜鲁门总统指示哈里曼转告斯大林，美国仍然支持雅尔塔协定，但美国认为，宋子文已经达到了协定的要求，美国希望苏联不要单方面强迫中国再作让步，否则会严重影响美国利益。

　　哈里曼向斯大林转告了杜鲁门的意见，并坚持根据雅尔塔协定对苏联的权利作出详细解释。

　　哈里曼认为：罗斯福承认苏联在大连和满洲铁路的“优先权”，仅仅是指保护苏联经满洲铁路到公海的优先权。

　　斯大林拒不接受，并强调说，雅尔塔协定中的“优先权”是确保证苏联在大连及其港口有行政权，并把该地划入军事区。

　　会谈期间，事态瞬息万变。8月8日，莫洛托夫就通知王士杰：苏联己对日宣战。

　　王士杰对苏联的友好行为表示感谢。

　　8月10日，王士杰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中获悉：日本己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

　　中国代表团立即考虑到日本投降将会对中苏关系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总体协定，一旦苏联红军占领满洲，苏联就会持强硬态度；而且，不签订一项条约、就无从限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也无法保证苏联最终撤出满洲。

　　同一天晚上9时，王士杰与斯大林进行第二次会谈。这天晚上，斯大林作出较大让步、取消了苏联通过联合委员会参与大连行政权的要求，并取消了在旅顺选派苏联行政官员的要求。斯大林还同意，在日军投降后三个月之内，苏联开始从满洲撤军。

　　但在会谈结束时，苏联不允许中国在承认外蒙独立的同时提出边界划分问题。

　　现在的焦点集中于在承认外蒙独立之后解决阿尔泰地区的争端，并划定新疆和外蒙边界，1911年之前的阿尔泰地区，是外蒙古的一部分，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阿尔泰被划归了新疆，20年代的苏联地图都是这么标的。此后，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把阿尔泰地区大约1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944年，在苏联支持下，阿尔泰西部发生叛乱，所有这些事实都使重庆感到担忧，如果不达成一项专门协定明确阿尔泰属于中国，那么，承认外蒙独立就将意味着割出西阿尔泰。斯大林拒绝提供地图证明外蒙边界，更加深了中国的疑虑。

　　斯大林也怀疑蒋介石以划定外蒙边界为借口，实际上不承认外蒙独立。蒋介石作出这种有附加条件的承认，就能够通过暂不达成边界协定、拒绝批准外蒙问题的公民投票结果等方式，使承认外蒙独立名存实亡。

　　第二轮会谈开始时，斯大林还表示愿意尊重并考虑王士杰提供的中国地图。但到8月10日第二次会议时，斯大林却断然拒绝划定边界的主张，而坚持说，边界已经十分清楚，近二十年来，外蒙与新疆边界上一直没有发生任何争端，重新划界毫无必要。

　　斯大林警告说：“如果中国不立即放弃重新划定边界的要求，内蒙古人民将会申请加入外蒙。”

　　8月12日，蒋介石来电重申，必须在承认外蒙独立之前，重新划定边界，这一指示在中国谈判代表团中引起了争论。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的建议是不现实的，再延期下去，形势极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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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都强烈意识到了形势的危急，准备把蒋介石的建议暂搁置一边。

　　王士杰的理由是：这建议将失去部分公众舆论的支持，并使立法院修改条约面临困境。但至少在外蒙问题上，在达成协议之前还要等待蒋介石的指示。

　　基于这种考虑，在蒋介石重新作出指令之前，下一步谈判还要推迟。

　　8月12日夜，王土杰致电蒋介石，建议说，在现有的悬案尤其是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是绝对必要的：

　　“在外蒙问题上，无法按您的指令行事，我们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致认为，我们必须达成一项中苏协定，如果再拖延，很容易出现意外事故，所以，我们诚恳地请您授权我们在外蒙问题和其它一些悬案上采取应急措施。”

　　第二天，蒋介石作了简要答复：“在外蒙问题和其它尚未解决的问题上，不需授权只等权宜处置可也。”

　　这是一个含糊的答复，什么才是“权宜的”适当方式？

　　仅仅一天前，蒋介石还指示他的代表们坚持划定外蒙边界，8月13日的指令是要改变这一立场吗？

　　不得而知。

　　显然，蒋介石是为推脱责任留了后路，万一事后受到舆论谴责，他尽可以说：“我并没有最后允许承认外蒙独立啊！那是王士杰他们的自作主张。”

　　王士杰与中国代表团仍然左右为难。他们虽然感到与苏联签约刻不容缓，但没有蒋介石的最后批准，都不敢贸然行事。

　　在这关键的时刻，代表团中的特殊人物——蒋大公子经国出面了。他表示愿承担个人责任，接受斯大林的要求。

　　8月14日，在斯大林主持下，谈判恢复。中方取消了重新划定外蒙边界的要求，斯大林同意双方交换照会，保证维持现有边界，并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

　　中方外长王士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置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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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要点为：

　　（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苏联政府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府独立与领土完整。
　　（二）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三）苏联重申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
　　（四）苏联声明关于新疆问题，苏方无意干涉中国内政。
　　（五）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以中苏共有共营，以三十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以上铁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警由中国政府组织，不由铁路自办，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间外，该路不运输苏联军队，并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升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之附属事业为限，一切其他铁路支线与附属事业及土地，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
　　（六）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中国政府同意依照另订之协定，在该自由港一半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租期为三十年，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联人员担任。
　　（七）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间三十年内，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地区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在该地区设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共同使用的有关事项。
　　（八）苏联进入东北后之行政机构，苏联军队因军事行动之结果，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在作战地带，于作战所需之时内，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中国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区域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驻在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中国政府曾与苏联政府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领土撤退的问题。斯大林声明自日本投降后，其军队当于三星期后，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为完成撤退之期。

　　签字之后，斯大林作了简短演说，再次指出帝俄与苏联的不同：前者是联合日本侵略中国，后者则希望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协同抗日。

　　斯大林说，中国现在并不完全相信苏联的态度，但事实的发展将会说明、苏联决不食言。

　　在当天夜里的会上，斯大林重申，苏联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2．漫言弧注投壶易，万古澶渊几寇准

　　中苏友好条约一签订，两国皆大欢喜。

　　中国外长王世杰表示对此“甚为满意”，并希望“中苏两国政府间应立即办理批准条约和交换照会的工作。

　　前外长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他“受到相当大的鼓舞。”

　　当中国代表团“载誉”回到重庆的时候，国民党大员们弹冠相庆，欢欣鼓舞。

　　宋美龄电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盛赞中苏谈判的这种结果。

　　孙科声称：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和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是对中国统一的“最大贡献”。

　　是啊，中苏条约虽然出卖了外蒙古，但蒋介石政府却得到了苏联的“友谊”，这不是捡了个“大便宜”吗？

　　从此，蒋介石受苏美两大国之扶持，何愁共产党不灭呢？历史却无情地嘲笑了他，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并不以他们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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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告诉赫尔利大使，中苏条约表明：

　　（一）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
　　（二）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
　　（三）苏联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

　　他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虚幻的充实感，才立即接受谋臣策士的建议，大胆地开始向中共发动政治攻势的。

　　很难想象，一个被决心以武力消灭异已的国民党如此欣赏的条约，真正会给中国内部问题的解决带来福音，真正会成为远东和平的“基石”。

　　蒋介石真是昏了头，他哪里料到：在斯大林的手中，一手是盐、一手是氯气，他随时会把氯气变成盐，也会随时把盐变成氯气。

　　“中苏友好条约，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条约。”国民参政员胡秋原愤怒地指出。

　　《大公报》和《东方杂志》等有影响的报刊，也对割让外蒙古作了委婉的指责。

　　作为当事者的外蒙古政府，则极其振奋地欢迎中苏条约的签订。

　　外蒙古《真理报》在评述中苏两国就蒙古独立问题互致照会一事时写道：

　　“条约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同世界人民平等的基础上求得进一步繁荣昌盛开辟了广阔前景……今天，当蒙古人民在本国发展和独立的事业中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之际。我们满怀豪情地指出我们多年的、久经考验的朋友苏联在这一事业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于苏联的真诚帮助，蒙古人民将永志难忘。”

　　其亲苏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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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雷法章无力回天，发公告百姓哀怨

　　正当美国策划的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行将结束之际，国民党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却乘坐轿车来到重庆机场。

　　应苏联政府的促请，为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之诺言，他奉命离开重庆，飞赴边塞外蒙古观察外蒙古的“全民公决”。

　　这位虏诚的基督教徒，抱有博爱济众、牺牲奉献精神，淡泊宁静，步入政坛之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今日当此重担，心情实难平静。

　　随同前往外蒙的还有国民政府蒙业委员会委员兼处长楚明善等。

　　外蒙古为办理此次投票，决定由小呼拉尔主席团主持一切筹备和组织工作。

　　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布麻曾德宣布：“凡拥有选举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民，均得按地方政府制定的投票名单参加全民公决。”

　　他又任命了一个中央投票委员和一个地方投票委员会，并在各地成立了投票点。

　　自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之后；外蒙独立赫然已成定局。但苏联与外蒙政府对“公民投票”是否获胜仍无确实把握。

　　根据乔巴山和布麻曾德的指令，每一个列人投票名单的公民，在投票那天必须亲自到指定的投票地点，向主持投票的人员讲述自己赞成或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意见。

　　不仅如此、他们还违反一般民主国家秘密投票的原则。要求投票者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下签上自己的姓名，以便使反对外蒙独立的人，不敢投反对票。

　　雷法章对此方案表示不满：

　　“全民公决，不应用口头的赞成和反对之方式，更不应该让表决者签上姓名，这是一种变相的独裁和恐吓！”

　　但乔巴山集团对此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

　　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全蒙古召开了13000次集会。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牧民和工人参加了集会，还有176000多名妇女举行了3178次妇女群众集会。

　　经过投票，组织全民投票的中央投票委员会共收到483291票，其余还有10783人因种种原因不在投票地区，未能表决。

　　结果是：全数赞成独立，无一反对。

　　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雷法章沮丧地回到重庆，向蒋介石递呈了外蒙古“全民公决”的情况记录。蒋介石虽有不满，但也只能认命了。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告外蒙古独立。其文说：“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陈由行政院转饶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此文一公布，国人大哗，不久：中国公开披露了《雅尔塔协议》，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连续几个月里，学生不断游行，报刊大量登载文章，谴责政府屈从于大国的压力，出卖领土和国家主权。

　　美国著名学者埃米莉·扬说：“雅尔塔协定的披露，使中国“举国上下，乱成一团。”

　　“雅尔雅协定的披露，唤醒了中国民众的高度爱国热情，也激起了人们对秘密外交的强烈愤慨。尽管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员极力辩解，人们还是认为，以承认外蒙独立为代价，确实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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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右派利用这一爱国热情，对温和派发动了强烈攻击。他们不仅攻击参加签订的王士杰本人，也攻击蒋介石和王土杰制订的对苏温和政策，说他们企图以向苏联让步来达到解决中共问题的目的。

　　右派们反对一切政治手段，主张用武力解决国内统一问题。

　　国内反对雅尔塔协定的呼声，也使蒋介石确信，人们需要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不是民主，因此他无须再考虑迅速推进广泛的民主改革了。

　　但是，埃米莉·扬认为：

　　“雅尔塔协定的最坏影响，就是使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民众面前丧失了荣誉。尽管我们不能夸大雅尔塔协定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全面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政治浪潮由合作迅速转为冲突，与雅尔塔协定的披露紧密相关。”

　　毋庸讳言，在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外交政策是有巨大成就的，他确保了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同时又成功地将苏联势力逐出新疆，尽管此举曾使中苏关系一度急剧降温，但蒋介石还是继续得到了期大林在下列问题上的承诺与许可：将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列。

　　但是，雅尔塔协定使1945年中苏友好条约及承认外蒙古公决结果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由于在苏美压力下承认了外蒙独立。并且给予苏联在东北以特殊地位和权益，这样，经过多年全民浴血奋战之后，蒋介石却将自己钉在新的耻辱柱上。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便于直接利用这些协定攻击蒋介石，因为协定与苏联有关。

　　客观地说，中共是间接的受益音，因为这一系列的事件，在多数国民心目中都形成了一个印象——即在处理中国内政外交方面，国民党政府开不能胜任。

　　　　　　　　　 4、蒙政府饱尝白眼，蒋总统状告苏联

　　外蒙古政府接到中央政府承认外蒙独立的公告后，于2月间特派畜牧部长齐米得·多尔新·苏伦扎巴前来重庆报聘观光。

　　苏伦札巴率随员八人，于2月6日飞抵北平，7月飞抵重庆。13日外交部以换文方式与外蒙古建立两国邦交，并商讨交换使节及勘定中蒙详细边界线诸问题。17日苏伦札巴等离开重床，仍经北平飞返库伦。

　　苏伦札巴回蒙后，苏蒙之间又于2月27日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内容与1936年的《友好互助条件》相同：在两国受到侵略威胁时，双方立即进行协商，以采取为保障它们安全所需的一切措施；如果一方遭到侵略时，另一方立即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

　　同年8月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未经安全理事会通过。

　　联合国代理秘书长索到列夫曾致电“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写道：

　　“库伦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钧鉴：安全理事会籍审并委员会于7月31日开始工作，并训令本人电请贵部长措派可在纽约于该会开会时备供关于贵国申请加入联合国若干情报之咨询之贵国政府代表，即希查照惠复，并通知该代表之姓名为荷。”

　　又发电文说：“兹应入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之请求通知贵部长，在审查‘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之申请时，若干会员提出问题，入会资格委员会请贵部长对于下列问题惠予供给参考资料。以便利该委员会草拟报告：（一）蒙古对外关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目前范围如何？（二）关于蒙古政府发展对外关系，尤其对于交换使领之态度如何？（三）、除中苏外，迄今尚有何国家曾向蒙古政府提议建立外交关系及曾如何答复，此外并希望对于（甲）、外蒙之宪法及其政治组织与外交处理情况；（乙）、外蒙预算尤其对国际事务之分配额两点，供给该委员会详细之情报。此类问题之询问，并不会表示该委员会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申请之意见，即希查迅予惠复为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