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记：在英国当学生代表

典典典妞

来英就学不久，就碰到了学校学生代表（Student Rep）的选举。我过去当过学生干部、搞过学生运动、管过学生社团，因此对英国的这套体制非常好奇，希望了解更多。于是便拾掇拾掇自己这把老骨头，上阵选了一把，没想到还选上了，在而立之年于异国他乡过了一把校园民主的瘾。

我们学校的学生代表分两个层级，一个层级是全校性的，一个层级是各个教学单位的。


全校性的学生代表主要是学校各类学生的代表，计有黑人学生代表、残疾学生代表、国际学生代表、非全日制学生（Part-time Student）代表、同性恋学生代表、成年学生代表、为人父母的学生（Student Parents，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学生家长）代表和女学生代表等八个职缺。

这八个职缺是面向全校开放的，任何人只要属于相应的群体就可以提名自己成为有关代表候选人，全校学生针对所有候选人进行投票，因此竞争异常激烈。

今年国际学生代表有了惊人的7个候选人，选战打得精彩纷呈，一个香港女生组建了一个专门的竞选班子，自己则抓住一切可能和学生见面的机会积极推销自己，还和其他职缺的候选人结成了选举联盟互相劝自己的支持者为对方投票，最终如愿折取蟾枝。

相比之下，各个教学单位的学生代表的选战则要简单的多。全校每一个教学单位（院、系或中心），都会根据课程、学级（本硕博）来选出学代。也就是说，每一个课程（program）都会有各自的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代，而且本科生还会根据大一、大二、大三（英国本科三年制）选出学代。

笼统算算，学校在这个层级的学代职缺，有150人之多。而这个层级的学代，只有相同学院相同课程相同学级的学生才可以互选，因此相对而言竞争激烈程度小很多。

比如说我这个学代，就是系里学发展学的博士生聚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我想当学代，大家纷纷表示赞许我的公共服务精神之后，也没有别人反对，就顺利当选了。

两个层级的学代在工作上各有所司、也互有合作。校级的学代主要是和学生会合作，关注各种人群的福利问题。

院级的学代则主要是参加院务会议，就学院的教学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两个层级的学代会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学代会，然后分成不同的委员会，参加到学校层面的各种治理工作去：比如财政委员会就会参加学校的财政会议，与校方讨论学校的预算决算；而发展委员会就可能参加学校的战略发展委员会，与校方一起讨论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

我自己作为学代，在最开始的时候很为这套体制所惊慑。比如说在院务会上，学代们和院方就学院的教学安排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上到教学计划（比如哪一门课该在什么时候开），下到课堂安排（比如教室的桌椅数量），都会在会议上得到讨论。我自己读博之前在大学教书，任教的单位向来以开明著称，但是在教学计划上也无非是教研室主任定个初稿，老师们一起讨论修订。让学生参与制定教学计划？——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几次会议之后，我发现了这个事情有点儿不对劲。首先是学代即便参加了各种会，但是能实现的改变很少。比如说我几次反映学院里没有给博士生提供足够的办公室，我们作为博士生要挤在一个大工作间里一起干活，既不方便、也不合理。

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嗯，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一定会和有关方面沟通，争取早日解决，然后就再也没了下文。后来我和一个留校任职的学长说起这事儿的时候，这个学长向我吐个舌头，说：“十年前我在当学代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这事儿了，他们当时就是这么答复我的。”我听了顿感哭笑不得。

事实上，学生作为学代，想要在学校公共事务上发挥影响，殊为不易。首先是即便学生在各种会议里有一席之地，但是能实现的仅仅是发声而已，真正的实务还是把持在各种官僚手中。

其次是官僚体制对付学生的要求，有天然的优势在，一则学生不熟悉各种规章制度，官僚们很容易用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打发学生；二则是学生们不断流动，官僚则始终如一，只要一个“拖”字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学生的要求了。

这套体制，更大的问题，在于以一种看似合理的制度，把许多存在的问题和改变的尝试都给扼杀了。学生们每每想起什么事情，有的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忘了，有的没有忘的就去找学代。

结果学代变成了信访办主任：一方面要解决回应学生的诉求（“摆平”），另一方面还要到官僚体系中寻求回应（“理顺”），结果是夹在学生和校方中间，把自己拖入一个难以抽身的泥沼。

最重要的是，当“参与”没有办法实现改变，而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心安理得的借口的时候，参与就不再是“治理”（governance），而成为了一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

我就学的学校向来以激进的学生运动著称，结果迈入新世纪之后也是越来越平淡，学生会也逐渐沦为廉价啤酒的零售商。这个现象，大环境上当然与学生运动大潮褪去、大学生身份土崩瓦解等等的影响有关，但是像学生代表这种“参与”制度究竟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非常值得思考。

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民主”在当代最大的危机，恰恰在于我们陷入了一种“参与假象”中，在这种假象中人们似乎确有机会实现参与、发挥作用、成就改变，但事实上面对庞大的官僚体制和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能实现的其实非常有限。如果不能消除参与假象，那么民主最大的作用只是在以大多数人都心安理得的方式维持稳定，真正急迫的问题却长期被忽略，人们也就在这种心安理得中越陷越深。

（bbc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