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欧洲新报

改革宜早不宜迟———欲以减税提高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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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闻世震、吴晓灵率调研组兵分两路，分别选取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省市进行密集调研。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分别展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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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F. A  k6 ?" Y5 S# k随着调研和各部委讨论的推进，本报记者从相关部委了解到，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已接近完成。

0 X4 b: T7 y9 f5 m. N2 }$ h( v( G2 H* d! {“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制定者更多关注初次分配领域。”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名人士对记者说，改革方案将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着力点，充分发挥市场对初次分配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1 O! a8 b# S7 e( z吴晓灵曾透露全国人大调研的一个重要结论，即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是为“化税为薪”。记者从人社部得知，此建议亦得到部分部委官员的赞同。

! T4 z% y8 E2 X8 u+ }9 P0 `建议也引发各方热议。记者近期在企业中调查了解，大部分企业主认为目前税负过高，因此对于减税表示赞同，但觉得“化税为薪”的操作性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则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的落实监管心存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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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则向记者提出，应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是为“提薪让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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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 j1 X9 I" i8 d) i0 d3 {“‘化税为薪’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但‘提薪让税’的主动权在政府手上。”叶青表示，应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结合起来，并行不悖。

1. 企业税费之重

“结构性减税对应的往往是结构性增税。”苏州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因应对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国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税收征缴的力度。

刘经理是陆家嘴核心区一家公司的老总，说是老总，其实手下就四个人，他的业务却遍布整个上海，甚至很多海外客户：因为他的业务是帮人注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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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  R* G  w& Z, N5 J" N2 \这个地道的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生意不好做，该省的就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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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 d( E$ l5 v( ]- e他说的省钱就是指“如何逃避重税”，在其看来，这也是注册公司的各类老板最关注的问题。

0 Z- v4 B* L3 L: @% I也正因为此，刘经理对上海崇明、松江、嘉定这些偏远地区都非常熟悉，因为“在那里注册公司可以少交很多税。”

按照刘经理的一般做法，他总是劝客户注册在郊区，因为市区税负很重，“做贸易的客户我都劝注册在香港或者英属的一个维京群岛，那里税收更低”。

* S; \$ x. w' L9 ^* F在刘总看来，国内的企业税负的确较重，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以前私企普遍采取一些方法避税，但现在上海全部在推行税控机了，很难操作了。”

0 D, R: a6 f& [: W7 z: d3 N, T事实上，不仅仅是刘经理所说的中小型企业税负严重，大型企业也普遍反映税费严重。

淮南矿业集团是一家大型企业，是全国520家大型企业集团和安徽省17家重点企业之一，在册职工高达 12万多人，直接从事工业生产11万多人，工程技术人员3377人。

  o& W2 |) G" V$ i; w3 o在安徽省政府官员对淮南矿业集团调研时，据一位参与调研的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淮南矿业集团方面反映税负较重。

( G% H  w. j, {“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加工制造等行业，起到积极的减负作用，然而对采掘业特别是煤炭行业不仅没有减负反而在增负。”淮南矿业方面如是说。

这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增值税允许抵扣，加工贸易企业有进有出，有进项税也有销项税，两项抵扣，实际缴纳税负理论上可以是零;而淮南矿业作为资源类企业，其煤炭等是产品，不是买来的，销项税多，进项税少，基本无法抵扣，实际税负就相应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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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 L* |) {# T- n0 G据全国人大代表耿加怀公开的一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增值税率仅为3.41%，而其调研的十家煤炭企业实际增值税负更高，2007年、2008年平均实际增值税负分别为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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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2009年之后，煤炭企业税负进一步加重，到了2009年，税率上升到了17%，这就使得煤矿企业税负压力大了很多。

  ^+ k1 l9 a2 w1 R% B“结构性减税对应的往往是结构性增税。”苏州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因应对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国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税收征缴的力度，使危机中的企业苦不堪言。

# @6 I! Y- F4 U5 c; `0 @) N此外，在人大财经委和人社部等提出的调研建议中，更多的是提出将税负降低，以促使企业提高工资，并没有提到企业的“费负”，这一块也是企业的负担大头之一。

  L, C& u9 I( N! u7 w不为外界关注的质检给部分企业带来的负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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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某省组织了政府人员对下属国企进行了常规调研，结果发现企业竟然普遍反映质检“检测过于频繁，检测种类过多，收费过高，企业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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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调研有一个结果：生产型企业中70%的企业反映质检部门的问题，一是检验检测的必要性，二是收费的合理性，而这两者都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一个销售收入1000万元的企业，一年的各项检测费用上百万，质检是我们这次督查中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部门。”参与其中的一位官员如是给本报记者举例说。事实上，仅仅将税降低只能部分降低企业负担，而更大的负担则是企业的收费负担。

“费不规范的多，企业不可预见。企业预算中无法准确计量，而税，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做好预算。”上述参与调研的官员告诉本报记者。

即使对于再严格的税收，一般企业都有相应的合理避税手段，但对于收费而言，则企业根本无法逃避。

3 c, m, ?' H: Y+ j! ^2. “化税为薪”实操：如何让左口袋的钱到右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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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的几位官员和学者均认为，吴晓灵等人的建议很好，就是左口袋右口袋的道理。但问题随之而来，谁能够确保将左口袋的钱就真正能够转到右口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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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领域中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分配调节，同再分配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分配调节息息相关。而后者的制度设计，往往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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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g6 q; A5 e8 J0 u" U对于“化税为薪”的方式，常州市红阳电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蔡女士表示，根据她的经验，国家减税幅度不可能太大，而政策到了中小企业层面上效用就更小了，在企业其他成本都在上升的时候，企业会否有动力给员工加薪，存在疑问。

# [3 N( s0 R9 e蔡女士的公司是按照计件方式计算工人薪酬。在多劳多得的薪酬制度下，提高计件薪酬即意味着直接提升产品制造环节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提升薪酬，就意味税收要有相应的返税比率，而这个比率国家一般是不可能为企业根据其制造成本而单独制定的。

# n: ]0 p% P0 S/ M6 |“我们规模小，税收相对来说也不是很高，相应的减免空间也不大，但是如果强制提高工资的话，我们的成本压力就会增加很多。”蔡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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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S( j- t$ x: g而且，大公司是按照制度化的管理，返税程序容易操作，中小企业比较灵活，业绩起伏很大，不好计算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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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税为薪’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大型公司，特别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大型企业。”蔡女士说，大型企业一年税收上亿，按比例进行税收减免后，就有很大的数额，而由于大型企业的业绩相对稳定，因此将减免的税收拿出一部分改善工人薪酬，可行性较强一些。
" z3 R' o; t5 \4 K0 k0 |# O不过，业界担心，由于大型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很大，如果仅在大型企业中实行该项政策，又会引发社会对于垄断国企本已高企的薪酬水平产生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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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则对企业能否自主减薪、及“税转薪”的落实监管心存质疑。

江阴市宝宏毛纺有限公司业务部门的一位员工表示，目前的收入结构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这名员工认为，最后能否体现在提升员工工资上，很难说，不太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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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 s5 s  N2 A/ {9 _. @. w“交税是强制性的企业交税，但加工资是企业自主的行为和权利。”他说。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同意通过初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思路。“政府通过减免企业税收，在初次分配环节，少收一点，给企业多留一点，让企业有动力为员工加薪。”

& g8 R9 u7 v) o" P4 O; a不过他同时强调，这有两个前提，首先政府要有意愿和决心为企业减税，第二政府监管不能缺失，这个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接受采访的几位官员和学者均认为，吴晓灵等人的建议很好，就是左口袋右口袋的道理。但问题随之而来，谁能够确保将左口袋的钱就真正能够转到右口袋呢?由于税收是再分配，工资等是初次分配，而事实上，正是现实中，初次分配主动权太多，部分导致工人工资一直上不去。

一位官员就对本报记者举例说：比如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行往往靠企业自主执行，但很多企业根本不执行。

% P7 Z9 P! y. F0 q. Y+ X9 y& v4 c3. 主权落在政府：“提薪让税”比“化税为薪”更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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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 Z- D$ K; A1 J0 o“化税为薪”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但“提薪让税”的主动权在政府手上。这是根本区别。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由于政府掌管再分配而非初次分配，“化税为薪”的方式不太可行，还不如直接提高基本工资、并减免个人所得税的效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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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将‘化税为薪’换一种方式来实施，鼓励企业增加工资，然后根据工资增加的幅度酌情减免企业税收。”叶青认为，改为“提薪让税”的方式，操作性更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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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 F# h6 f. I( {, C  ~; R“化税为薪” 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但“提薪让税”的主动权在政府手上。这是根本区别。

4 e4 u/ M& e5 l' \1 o此外，叶青建议，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每年调整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

4 M5 N6 S2 K: {* Z目前，上海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达1120元/月，但其他地方明显过低，比如深圳才900多元。

“要让工资跑赢CPI，否则即使收入实现倍增，也仍然无法完成分配改革的使命。”具有统计学背景的叶青强调，要将最低工资标准同通货膨胀率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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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同比增27.68% ，同年中国GDP增长8.7%。去年，官方报告的CPI统计数据是-1.9%，但是从货币发行量和乘数因素考虑，过去不少年份的真实通货膨胀率都很高。

* x# s9 h* Y8 T  G3 ]+ e4 _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殷醒民亦认为，实行收入倍增计划的前提，是看是否挤掉了通货膨胀的水分。

- I1 Q7 r0 N1 Z+ n" y- `5 |( {除了跑赢CPI，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居民收入还要跟上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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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T4 ]# |$ m# M7 l9 t湖北省统计局对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与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幅度进行调研，结果发现，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地方财政的增长。

2001年—2007年，湖北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幅为 15.6%，而同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仅为14.7%，滞后于地方财政增长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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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破局之路：中央要多切出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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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得越久，改革的边际效益就会下降，到时候想做就更加困难重重。”这位官员表示。

从今年“两会”前中央提出研究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起，已将近半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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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近人大、政府部门的密集调研，社会对于改革的期待重新被推上浪尖。但这项已在事实上纠结多年、进展缓慢的改革，如何破局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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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 ~4 ~/ t8 _7 i9 V; `3 m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认为，改变分配制度必须从经济运行机制入手，先转变发展战略，继而进行制度改革。

" r) D0 j8 M; i- u1 i9 b“目前不少地方的十二五规划还是以投资为主，追求大产业大平台，如果政策没有往收入分配方面倾斜，总是对资本让利，将导致资本收益与劳动者收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姚先国说，是经济运行的不合理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问题，调节收入分配必须要转变生产发展方式方面实实在在地迈出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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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9 v1 \2 [# R% F而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权重取舍问题，不少专家均认为，应从再分配阶段入手，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层面。

8 u5 ]* t7 @4 c. o: B7 {“收入分配改革，中央政府要承担起主要角色。”李炜光认为，这是由央地政府的职能分工决定的。从责任归属以及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力来说，中央财政都无疑要担负起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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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z: g; S$ d9 _在政府职能分工上，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经济和社会分配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则负责为本地提供公共服务。

此外，由于以往央地的财事权分配关系存在不合理性，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累累。而在另一方面地方投资冲动下，地方债务的猛增也表明，地方政府即使要推动改革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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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5 y: g  K4 ~无论改革如何行进，加快改革脚步和加大改革力度，各方认为是当务之急。

“目前的分配问题非常紧迫，现在还处在调研和讨论的阶段，讨论无非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分配的过程。”李炜光直言，不少利益集团，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要应再盘算如何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 v4 c5 e/ @8 n; D5 p一位地方官员亦警告，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执政者和普通民众的隔阂正逐渐形成，“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拖了，必须要马上做、而且要大力度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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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7 `, {) D- O2 V" V4 B' @这位官员认为，现在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后，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首先持观望态度，而不再马上响应。因此收入分配这一块如果中央后续改革力度仍然不大，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就会弱化改革的效应。

“拖得越久，改革的边际效益就会下降，到时候想做就更加困难重重。”这位官员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