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长篇巨献:共和国总理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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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传奇身世:自幼失双亲 凄孤中度童年

棠坡故居

出湖南省城长沙，沿107国道东行32公里，就到了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朱镕基总理故乡。

转上一条水泥小路，蜿蜒入山，两旁时见青竹婀娜、杂花间树，再行二三公里，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园”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会的小宋说。

“朱镕基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光。”和平村村支书黄自力告诉记者，“他大概到9岁多才离开棠坡。”朱氏祖屋所在处，现在是一个苗圃，遍栽紫色的红槭木，开阔的地势，犹可想见当年的规模。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清末文豪吴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并挥毫赞叹恬园之美：

“恬园，长沙朱氏之山庄也，地名棠坡，去会城东北六十余里，古驿道旁，岗岭回复，数转乃入，至则柴关矮屋，甫见竹树间游与乃伫，客惊而问，不意所称恬园者之在此也。”苗圃右边有一四角凉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记载，“朱氏祖井，始建于清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泞坡祖屋进门丹墀中，有石砌围档，井水清凉甘甜”，这口井自开凿之日起，清泉不绝，朱氏家人及族中所办的学校，都以此为饮用水，至今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质勘探队还特意彩井水作了个鉴定，结果为“特优质矿泉水”。

80多岁的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小时玩伴，她拄着一根棍子，颤巍巍地领着记者，“你看，那个平地上，我们小时候玩过跳绳的地方。”老人还记得，“细时这个伢子很灵凡(注：长沙方言，聪明之意)，也很老实，别个打他，他就哭，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来，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朱镕基并没忘记这位童年的玩伴。

据老人的家属介绍，1996年朱镕基那次回长沙时，还特意请人将老人接到长沙小住。

翻过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里来的易翠兰，对这个祠堂记忆犹新，她用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先是一个池塘，从一座小桥过去，接着是一个大操坪，迎面是个大照壁……”按照几位村民的回忆，祠堂足有六七进，雕龙刻凤，气势剧组宏。

这座祠堂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很多欢乐，但在1960年代同样未能幸免，易翠兰当年就曾参与拆屋的行动。现在这片故地上，几幢民房杂乱相间，只有一株两人合抱的银杏树，得以幸存。

岷藩后裔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

关于岷藩家族，刘佑平先生的《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中有如下记载：岷藩开基始于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因被西平侯汰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朱棣称帝后，他恢复爵位，回到云南，但此后又在永乐六年(1408年)被削除护卫、官属。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自云南北迁至湖南武冈。1450年朱*去世，谥为庄，史称岷庄王。

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的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

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黄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乱世孤儿

朱镕基的父亲名宽澍，字希圣，他是个遗腹子，其父还没有见着他的面，就已去世。朱希圣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数人，他排名老幺。据闻朱希圣绝顶聪明，年少即博览群书，颇有抱负，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

朱希圣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俗称“痨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基本无法医治。朱天池告诉记者，朱家长辈于是决定，给朱希圣娶亲“冲喜”。

“冲喜”是当时农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个内当家主妇，再就是希冀以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让喜神驱逐病魔，以期让病人因此脱尽晦气而康复如初。

朱镕基的母亲张氏(注：海外媒体误为余氏，余氏实为朱天池之母)就是这一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从后来情况推断，时间应该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忆：张氏的个头比较高，“长得很俊秀”。

“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当朱镕基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其时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刚刚出生，伯父朱宽浚遂将镕基接到家中，让妻子给他喂奶。

从没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与母亲相依为命，朱天池回忆，当时朱家长辈对孤儿寡母格外照顾，几位堂史弟音也相处亲昵，那时朱氏长辈都喜欢唱京戏，每到闲时，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几史弟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甚至后来当上总理，朱镕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

朱镕基跟大哥镕坚的感情尤其好，后来的交往情况，似乎也可佐证这一点：1998年，身在美国的镕坚90大寿暨婚庆60周年，朱镕基特意题辞“金石不渝、百岁可期”，以资祝贺，这应该是“诫题辞”的朱镕基，送给亲属的惟一墨宝。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时候，已经准备分家，此后不久，朱宽浚赴扬州工作，举家东迁，直至抗战前夕才返回，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产，便委托给“满伯”朱学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岁多的时候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朱学方负起了抚养他的重担。

在朱镕基幼失怙恃的岁月中，时局同样不稳，可谓兵荒马乱：在朱镕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详率独立三十三团，空袭共产党在城内的各类机关，是晚11时许，长沙城内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大屠杀还波及到湘潭、常德、浏阳等20余县市，共产党及群众“遇难者上万人”。

共产党随即在湘赣边境发动秋收起义，并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动员令，长沙城内也秘密筹划武装暴动，以作策应，国民党全城搜捕“叛党”，恐怖气氛笼罩全城，秋收起义部队未经训练，不敌国民党优势兵力，被迫转移。

在朱镕基出生后不久，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并一度攻克，此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距长沙仅数百里，长沙因此成为国共两党交锋的前沿，历经“围剿与反围剿”战火荼毒，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机轰炸长沙，形势十分紧张，据《长沙人民革命史》记载，蒋介石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12日深夜，担任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某部误听电话，以为日军已进市点火，是为“文夕大火”，这场大火连烧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性格之源

父母接连撒手西去，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孩童，无疑是人间惨事，后来抚养他的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

朱天池对朱镕基的性格养成也作过分析：他幼年与寡母相依为命，虽然族人颇为照顾，但遭受些白眼想来在所难免，而在少不更事时，孩童间的嬉戏，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负。朱天池记得，当时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还有任氏兄弟，他俩十分顽皮淘气，常欺负朱家子弟，别的朱家子弟对他们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现出倔强的个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决不认输。

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后来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农民的穷苦泪洒宁边，为长沙的溃堤九江掬泪……实有真情动，实有苦衷在。

而在被问及卸任之后时，朱镕基说：“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的为官理念，其实可以在他的几位先祖身上，找到一点影子：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十五世乔生府君，就是一个颇有官声之人，他辅佐鹿传霖治理四川时，冬季官府救济贫民，某官员私藏了几件衣物，贫民投诉，乔生闻之，正欲起身，突然岩墙倒塌，打伤府君左足，民众争相拥出，乔生府君不顾足伤之病，厉色严斥该员，数以改过，该员深感愧疚，将衣物一一退还。乔生后来“历署诸道、颇得民心”，在他返乡时，民间每家“置明镜一方、清水一盏、白菜一叶，焚香跪道，爆竹声十里不绝。

这位乔生还是一个刚直不阿、从不奉迎之人，族谱中记载，在一次慈禧太后的接见中，众官员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后”之德，乔生“独默然不语”，瞿鸿机感叹：“憨哉，乔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为“修沙洲圩闸、修惠民河，民勒石记之”。而到了朱镕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宽浚)这一代，则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为宗旨，历任湖北黄安(今红安)、江陵令，“才明识裕、为官运亨通俱优”，这位介侯公因为看不惯“污吏横行、国事日衰”，在宣统年间黯然挂冠而去，归隐棠坡田园。

朱镕基中学时代:能背圆周率到100位的沉默少年

这位“皮肤白净，气质沉稳”的少年同学让大家印象深刻，他“沉默寡言”，能把圆周率背到近100位，但“组织能力和社会能力”当时倒没怎么显现。

小小年纪的朱镕基，当年发奋努力，最大的动因应该是他特殊的家庭环境，他想取得最好的成绩，来告慰早逝的父母以及抚养自己的伯父。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

族学启蒙

朱镕基小学先就读于“时中学校”，这所小学是朱氏家族兴办的私立族学，始建于1854年，先设在长沙市郊丝茅冲，民国二十七年迁入棠坡朱氏祖屋，其后又移址关山嘴，1990年定址和平村口107国道旁，该校校长蔡海波告诉记者，“时中学校现在仍是长沙县最好的小学。”

朱镕基在时中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从后来上中学的时间来推算，他1941年13岁小学毕业，而当时的小学实行六年制，可以看出，他应该是7岁启蒙。但从朱家书香门第的习惯来看，朱镕基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即已开始接触书本，朱学方老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有朱镕基小时候读《水浒传》，背诵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情节。

转学崇德

在这里就读两年后，9岁多时，因母亲病故，朱镕基跟随“满伯”朱学方迁入长沙郊区，随后就读于崇德小学，这所小学解放后即停办，现在寻找起来，惟一的线索是校址在当时的长沙南区，这一区域现在划归天心区和雨花区，记者得到了两个区教育局的帮助，在多方打听下，得知这所学校位于天心区南门口大古道巷的“出入是门”附近(注：当时进出长沙南门必经之路，遂得此名)，但校址已经只剩下一块碑，学校湮灭在历史风尘中。

2月28日，长沙市委方志处杨志强老人，帮助记者查阅了1934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书中有简略的记载：崇德小学，开办于1917年，属私立学校，创办人名叫刘伯衡。

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清末大同小异，规定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学校中设国文以及格致、博物等，民国之后新增了“党义”(或称“公民”，即政治课)、军训等课程。

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长沙市志中记载，民国时期，省政府除负责官立学校的经费外，对私立学校酌情予以奖励补助。朱镕基在族学中就读时，自然不存在学费问题，后来转至崇德小学，学费是如何解决，当时学校中是否设立奖学金之类，未能查证。

据朱天池老人回忆，当时朱镕基母子名下分得的田地，岁租可以有一两百担，“供其上学应该没问题。”真正的经济困难，大概发生在中学之后，日军侵入两湖，朱学方携家人避难，当时田产因无法带走，纷纷贱卖，朱家因此丧失了几百年来的稳定经济来源。

考入广益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投考广益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入初中一年级第39班，广益同样是一所私立中学，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原名“惟一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社会上流传着“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广益中学解放后改为湖南师大附中，至今仍为长沙数一数二的名校。

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市区内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均已外迁，广益中学搬到了远离长沙的衡阳乡下，一个名叫常宁县柏坊乡大坪的地方。13岁的朱镕基，背上行李和书包，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沈谱成回忆，从长沙到柏坊的路线，一般是先搭汽车或火车抵衡阳，然后乘船溯湘江而上，耗时在一天左右，学生们寒暑假才可能回家。

广益中学当时的教学制度非常严格，尤其是期末考试颇有特色，沈老回忆，每到期末，各班各年级考试同时进行，但座位一律重排，在同一考场内安排有不同班的考生，同班学生穿插就座，以最大限度减少作弊。

第一号毕业证

湖南师大附中校史办曾作过一些走访，朱镕基的同班同学任俨提到，学生当时上晚自习，点的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于是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因计时不准常起争执，在一边默诵英文的朱镕基，起身挑出灯芯，两边同时点燃，光亮顿时加大了一倍，矛盾也解决了，皆大欢喜。

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背圆周率的故事，任俨的回忆是，朱镕基当时和他比赛，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到了近100位，可见其超群的记忆力。

师大附中保存的档案中，详细记载了朱镕基当时的成绩：在前五个学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其中100分的15次，平均93.8分，有三个学期名列第一。最后一个学期，朱镕基11门功课有7门获100分，平均96.27分，为全班第一。

沈谱成对这个“皮肤白净、气度沉稳”的同学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间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现在想来，似有年幼稚气之感，初中毕业时，朱名列第一，我为第二，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

学习名次的竞争，当时还是相当激烈的，沈老告诉记者，每临近考试，同学们复习到深夜，十分普遍，宿舍当时毗邻校外的一家小餐馆，夜深饥饿时，可通过宿舍墙壁上一个孔，直接从餐馆买到宵夜，十分方便。

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广益中学当时的规定是，如果期末考试成绩列于前三名，则下学期可免交学费银洋两圆。这笔钱，约相当于现在数百元。

湘西求学

1944年10月，初中毕业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在湘西永绥度过了21个月的时光，一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当时从长沙一起去的学生共有十多人。

永绥现已改称花垣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角，崇山峻岭、地势险恶，朱镕基为何来到偏僻的湘西求学？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紧密相关。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12月，日军进逼，安徽芜湖、江苏南京相继陷落，安徽省教育厅于皖西山地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坚持教学。1938年12月，蚌埠失守，其后合肥、徐州均相继沦陷，皖西的7所学校数千师生，被迫西迁，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湘西，几易其名后，创立了国立八中，设立了11个分部，遍布湘西及川东各地，初期主要招收苏皖一带的流亡青年，到了中后期，则主要招收后方来的学生，其中湖南各地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朱镕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了当时日军不敢轻入的湘西。

同班同学杨开卷回忆，朱镕基每科成绩都在98分以上，尤其是英语，居然连《英汉词典》的部分内容都能朗朗成诵。杨开卷的数理化成绩不及朱镕基，为此，经常向其请教，而杨的国文成绩颇好，有一次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第二名，朱镕基很替他高兴，并提议：“这笔奖金，要他请客好啵？”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吃了一顿。

生死之劫

湘西求学时，一件白色府绸衫是朱镕基最体面的衣服，但就是这件好一点的衣服，也险些被盗。

杨开卷记得是在暑假的一天中午，由于天热，几个留校的学生，将床铺搬到宽敞的教室休息，其时，朱镕基的白色府绸衫正晾在单人木架床的床头，一名窃贼蹑手蹑脚进来，想偷这件衬衣，窃贼并没弄出什么声响，朱镕基却一下惊醒了，一跃而起，大叫“抓贼”，并抓起桌上一只砚向窃贼丢过去，同学们被惊醒，有的挡门口，有的则冲上去抓贼，乱成一团。

在国立八中时，朱镕基的一次登台演出，也给很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振岳回忆，学校附近青龙村盛产黄杨木杆，同学们竞相以此制作二胡，每当晚饭后，校园里一声声：“一马离了西凉界”、“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京剧风靡。

朱镕基天生一付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戴振岳则由拉二胡改操京胡为其伴奏，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

“剧团”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戴振岳回忆往事，犹记得当时化妆，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剑眉，无需这道工序，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下场后，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朱镕基下台后告诉同学“真捋下一把汗来了”。

朱镕基在湘西时，还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当时霍乱流行，很多同学都被传染，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差，不少同学死于此病，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还留有几十座坟茔。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之后，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当地人都认为：这个两代遗腹的伢子实在命硬。

湘西的两年生活，无疑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阔别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说了一句：“五十年一摸啊”。

在朱镕基就读过的中小学中，花垣的母校，是他在毕业后惟一“回访”过的地方。

一中插班

1946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随后考入清华大学。

当时一中每个年级为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朱镕基选读的是26班理科班，班上共有同学28人。

在同学王海洲眼里，朱镕基当时不怎么说话，他们同住一个宿舍，“二三十人，都是铁架子床，”王海洲坦言当时与朱没有过多的过往，“要是知道他要当大人物，应该多记点当时的事。”

同学沈雨随记得，当时“英语老师郭昆很喜欢他，经常和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对话”。

而在另一位同学颜家龙的印象中，朱镕基沉默寡言，“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没有表现出来”。

朱镕基当时的交往伙伴，主要是从国立八中一起转来的同学周继溪，周老因哮喘复发卧病在床，记者未能采访。

在一中校史馆，保存有一封朱镕基写给同学胡兰吉的毕业留言，全文如下：“敬书数语与兰吉兄为别：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

一中老校长马清泽告诉记者，这份留言只是一份复印件，原件一直被胡兰吉精心保存，1997年，一中庆祝建校85周年，胡兰吉特意从双峰赶来，欲将原件捐献给学校保存，不料在长途车站，包裹却掉了，虽经多方努力，终于未能找回。

而关于朱镕基在一中的经历，还曾有过一些附会之言，如称其当时是学生领袖，曾率学生与校长作斗争等，长沙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宋俊湘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曾作过走访，“实事求是地讲，朱镕基当时既不是学生干部，跟党组织也没什么联系。”宋主任告诉记者，“要尊重历史，告诉大家一个没有神化的朱总理。”

(注：文中湘西求学的两部分内容，选摘自中共花垣县委、县人民政府编缉的《故园情》一书，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朱镕基和他的同学们:历经曲折坎坷 始终心不能忘

朱镕基非常看重昔日同窗的情谊，对五六十年前历经曲折坎坷、聚散离合的同学，始终心不能忘。

睡在上铺的兄弟

湖南长群中学离休教师周继溪是朱镕基在广益中学和国立八中读初、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两校分别设在湘南和湘西的偏僻山村，交通不便，物力维艰。在初中睡的是两层的铁床，朱镕基分睡下铺，见分睡上铺的周继溪身体瘦弱，就主动把下铺让给他睡。对此，周继溪没齿难忘，说朱镕基从小眷注弱者。

1944年下半年，朱镕基和周继溪都考入了国立八中，并且编在同一个班，这两个初中老同学又朝夕相处了20个月。1946年秋国立八中解散，朱镕基转入了省立一中，周继溪转到了省立十五中，从此两人分离。但两人同窗五载，“情深潭水”，几十年来，他们之间的情谊从未间断。

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来湘视察，百忙中要通周继溪的电话，两位老同学交谈了十多分钟。

有一次周继溪在给朱镕基总理的通信中说，昔日我们游历的800里洞庭湖由于围湖垦殖，如今水面大大缩小了，望政府拨款治湖。朱镕基深以为然，在充分调研后，拨出了治湖专款。

1996年，周继溪到北京，朱镕基工作忙脱不开身，便委托劳特夫(也是国立八中同学)热情接待了他。2001年4月，朱总理到当年国立八中所在的花垣县考察，回到了母校的旧址，并在原有的石狮子旁与夫人劳安合影留念。

花垣县委宣传部特意放大一张十多寸的照片送给周继溪老师，周老师非常高兴，将其挂在自己的客厅里。

晚到10年的诚挚道歉

浏阳市第六中学的退休教师杨开卷也是朱镕基在国立八中的同班好友。

1982年，杨老师从报上读到“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信息，不禁一怔，拈须搓手：他莫不是国立八中的老同学朱镕基？

思虑良久，他决定去信问询，但没有回音。十年之后，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照片，杨开卷立马认出是国立八中的那位老同学，往日同窗之情——相互关心、切磋学业、作文比赛、打篮球、拉二胡、唱京戏等，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他研墨展纸，给老同学写了一封叙旧的长信。

没过多久，就收到了朱镕基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杨开卷同志：

接读来信，愧何如之。你前次来信，本应及时敬复，当时亦告诉自己，不要忘了，因我已有经验，上次一初中同学因我未及时回复，即遭来信大加讽讥。奈因每日白天会海，晚上文山，不过十二时不能就枕，过了几天，再也想不起来了。今蒙我兄再次来函垂询，实感愧怍，从兄处着想，难免感到旧友做了官，架子大了，白眼对故人，从我来说，亦是有苦难言，唯愿不做官。我也不应向兄发牢骚，但请见谅耳。回想中学时期，生活虽极清贫，但一心埋头向学，心情尚舒畅，故友同学切磋、互相帮助之情景，尚历历在目，可惜八中同学除我兄来信外，尚未有联系者。我记得在八中时，你的身体是比较好的，想今日亦好。

祝健康！

朱镕基

7.26(星期日)

情见乎辞，这封信真情毕露，每字每句都是那样直白，直白得如同一泓清泉。杨开卷感叹：还是那个情深义重的朱镕基！当了这么大的官，昔日同窗之谊没忘。

“就怕你找我题字”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改革开放之后，杨老师的生活越发过得舒坦。1997年，他在自己的老家盖了一幢红砖楼房。他想，要是能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题字，定能使小小的居室篷筚生辉。他喜滋滋地又给老同学写了一封信，不揣冒昧，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开卷兄：

来信收悉，谢谢，恭闻身体健康，新居舒适，甚感欣喜，并表贺忱。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我有“五诫”，此其一也，不能破例，务请见谅。

敬礼！

镕基

9.10

2000年4月，朱镕基的母校湖南私立广益中学(现湖南师大附中)庆祝建校95周年。校庆前夕，老同学们恳请朱总理为母校校庆题词祝贺，他也以“五诫”相拒绝了。朱镕基严于律己，杨开卷老师只能作罢，不能勉为其难。

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杨开卷从媒体看到报道，兴奋不已。

3月19日晚，他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朱镕基记者招待会。新任总理关于“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发言掷地有声。杨开卷为老同学的过人胆识激动万分，立即挥毫泼墨书写了一副楹联：

镕古铸今精兵简政

基法治国反腐倡廉

此联投邮寄给朱总理。这一次，杨开卷没有要求写回信，他知道这位老同学实在太忙。

一次公开的拥抱

1997年9月，曾经与朱镕基在清华大学同窗四年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工程院张履谦院士获何梁何利基金技术进步奖，颁奖大会在香港举行。

当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朱镕基副总理瞧见了在会场第二排正中就坐的老同学张履谦，颁奖一结束即迅步走下主席台。他与坐在第一排的领奖专家一一握手，然后走到张履谦身边，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他。

香港《大公报》记者抢拍了这真情流露的珍贵镜头。朱总理为何对他“情有独钟”？记者们大惑不解，纠缠着张院士寻根究底。此时此刻，张院士知道，不能太渲染他与朱总理在清华大学的四年同窗生活，就淡淡然说道，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民为贵”，“民为邦本”，朱总理最喜欢老百姓嘛。

“同学会”成了“民意会”

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在一次在京工作的老同学聚会中，他表示愿意把工作做好，希望大家鼎力相助，并提出三点建议与之共勉：一、听到群众对我的意见，哪怕是斥责谩骂，要原计原味、不折不扣地告诉我；二、找我办事，遵循章法，公事公办，能够办的就办；三、写给我的信，我一定看，但不一定回信。

老同学们称之为“约法三章”，个个允诺。

据老同学回忆，他们聚会、交谈、通信，不谈人情物理，只谈民生国计，反映民情民意。如“群众对公务员加薪计划很有微词”之类。当他们从新闻媒体得知“朱总理决定缓行原定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公务员加薪计划，将这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扶贫济困”的消息，高兴了，满足了。

在另一次老同学聚会上，有人反映：“政府工作卓有成效，物阜民康，老百姓拥护、爱戴朱总理，社会上要求总理连任的呼声很高”。朱镕基诙谐地说，我这个总理并不好当呀，我们党内有能力的人多的是。我现在还兼任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以后不当总理了，还可以当博导嘛。

老同学哈哈大笑。“友谊一生老益重，江山百代今最娇”。这就是朱镕基与昔日同窗深厚友谊的真实写照。

作者简介：刘磊，湖南师大附中(广益中学)任教，1989年退休，校友会副理事长。

彭鸣皋：湖南师大附中高36班毕业校友。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曾任军报记者。

朱镕基负笈清华:"误入歧途"的学生会主席

以湖南籍学生最高分数考入清华的朱镕基，其实“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好文科，老想着转系”。清华四年，朱镕基在用功读书的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在担任学生会主席期间，他的组织才能和演讲口才，得到了初步展现。

2001年6月，朱镕基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面对在场的5000多名师生，他最后说：“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清华的每一个成绩我都会欣慰，清华的每一个难处我都会关心，清华的每一个不足我都会指出。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以高分考入清华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在当时报考的湖南籍学生中，数他考分最高。当时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可以得奖学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

朱镕基所在的51届电机系，可谓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出了四个。朱镕基曾经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刚刚获500万元巨奖的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就是他的同学。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裕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他的同班同学、《中华诗词》杂志副总编欧阳鹤说：朱镕基非常聪明，领悟能力很强。

但朱镕基在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时曾说过，那时候他在班里学习不是最好的，甚至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有人说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他当时还和一位同学讨论此事：“我说我在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现在跟班上那些认真学习的人相比，也没有怎么不用功啊？”那位同学告诉他，在来清华之前，哪个不是第一名？

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郭道晖写的《与朱镕基同志同窗记事》一文，可能是对朱镕基在清华的大学生活最翔实的回忆文章。郭道晖和朱镕基在中学时就一起就学，只是当时不相识。后来考入清华后，因为是同乡，又同处一室，加上志趣思想相投，郭的父亲郭德垂与朱镕基还有师生之谊，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讲到他曾经对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郭的这篇文章对朱镕基的这段历史有详细的纪录。

1948年4月，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

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郭道晖和朱镕基都是纠察队员之一，轮流值班。郭道晖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朱镕基接替。

1948年冬，郭道晖代表组织，介绍朱镕基加入“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他当即欣然同意。那时，“新青联”还是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

朱镕基一经加入革命组织，他的聪明才干就如泉涌般喷发出来。他先担任班长，深受同学们拥戴。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后进城宣传的工作中，他带领同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据同班同学孙骆生的回忆，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后，组织上曾派几个盟员，其中有他和朱镕基，由地下党员、同班同学蒋企英带领，前往被围的北平城区，去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2001年朱镕基在清华作告别演讲时，曾向师生们回忆起对他影响至深的几位教师：“我非常敬佩朱自清先生的为人，很喜欢听他讲话。虽然他写很好的文章，但是不会讲话。我敬佩他为人的那种廉洁和谦虚。我还清楚地记得朱自清先生在同方部的一次讲话，音容宛然。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郭道晖对本报记者说，当时去张奚若先生家，其实就是“新青联”工作的一部分，将老师们发表的政治见解宣传给大家。

任学生会主席

1949年10月，朱镕基申请加入共产党，郭道晖当时是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同支部书记李淑平一起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新党员宣誓仪式上，朱镕基被指定为新党员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时，朱镕基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

1951年1月，党组织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候选人。他当选后，正值抗美援朝运动高潮，学生会的工作就紧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在清华大学党委的领导下，朱镕基依靠青年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同学开展各项活动，工作十分出色。

作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当时的政治活动很多，学生会都要作出迅速的反应。作为学生会主席，他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鼓动性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郭道晖说，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力很强，总能够成功地征服听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80年代末，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郭道晖登门拜访，谈及他的组织能力与口才时，朱镕基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为学与为人”

朱镕基从中学就开始爱好文学，他自己曾经多次跟人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郭道晖还记得，1948年春，有一天他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他以“容基”为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谈爱与憎》。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见出他当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特别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朱镕基是孤儿)，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了的“爱”表示了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这引起郭道晖的共鸣。郭立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与容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与之呼应，表示愿和他“携紧心灵之手，学习着走上这条真理之路！”

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朱镕基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在祝辞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maxleaf

朱鎔基的儿子没死
朱云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朱云来1957年，湖南长沙出生。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气象局工作，后赴美国深造，

    1994年，朱云来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后转向商业，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芝加哥分店任会计师。1996年到1998年，他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担任一名投资银行雇员，开始了投资银行家的生涯。 1994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读大气科学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去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亚洲最具影响力25位商界领袖”，他榜上有名，排名第15位。

mayangel

回复 有容乃大 的帖子

当时胡温刚上台，江还是太上皇，派系斗争一片混乱。这篇文章可能不如领导人法眼，当然我是猜测

有容乃大

mayangel 发表于 28.4.2011 00:03
因为这篇文章，南方周末停刊了三个月，社长，主编里外换了一遍

这篇文章有什么大问题吗？

两汉司徒

太长了，现在偶对政治越来越不干兴趣了。

mayangel

因为这篇文章，南方周末停刊了三个月，社长，主编里外换了一遍

大长今

有一句说一句，他在位的时候恰好是中国城乡矛盾最激烈的时候

零下68度

朱镕基考察安徽:对不起大家 让你们受委屈了!

朱镕基总理执政时期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其成败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朱镕基总理卸任在即，他所推行的这项政策进展如何？

安徽是农村推行税费改革的试点省，2001年朱镕基总理专程考察过那里。

今年2月下旬，本报记者沿着总理当年走过的路线进行采访，那里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我向总理撒了谎”

55岁的乡村教师叶长玉用手摆弄着衣角，面有羞涩。尽管事情已过去两年了，但一说起朱总理前来视察的情形，她仍觉得无地自容——当年她当着许多父老乡亲的面，对尊敬的总理撒了谎。

20世纪末，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朱镕基决定在农村推行税费改革。这是他“心中的三件大事”之一，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最重要的措施。

总理说，当初全国有4个省自荐要进行试点，但到最后，有3个省打了退堂鼓。

留下的只有安徽省。

阜阳市下辖的太和县及滁州下辖的定远县作为试验点率先进行了改革。

按照安徽省上报的材料，太和县很快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一些诸如乡统筹、村提留等等收费项目被砍掉，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

“太和经验”迅速在阜阳地区推广开来。叶长玉所在的颍上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3年前实行了税费改革。

2001年7月18日午后，火辣辣的太阳下，一辆中巴车沿着简易的机耕道开进了颖上县五十里铺乡一个有着近2000人口的大村——粉坊村。

朱镕基这次是带着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等一行人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的陪同下到颍上县考察的。总理想实地了解农民的负担是不是真的减轻了、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减轻了。

总理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农民减负后，减少了收入的乡村政府机构能否正常运转？乡村教师的工资能否正常发放？因为乡政府的开支70%到80%是用在教育上的，总理担心，乡政府的收入减少了，就会砍教师们的工资，教师们为了要吃饭，就会提高学生们的学杂费：这实际上还是等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朱镕基下了车，村民们看到他面带笑容，很随意地朝村民们打招呼。“电视里总看到他板着脸，原来也有笑得这么随和的时候呀。”村民们想。

“我很高兴朱总理到我家做客。”67岁的村民顾其生说。那天，总理微笑着，像朋友一样拉着他的手走进他家。

顾其生按照当地风俗让客人坐了上座，总理让他坐在身旁，和他拉家常。

顾其生一一回答：家里共有5个人，7亩多地；税费改革后，每亩地只交税68元，比以前少交了50多元，这样，他家一年就比以前要少交350多元，这差不多等于赚了一亩地回来——那时一亩地的收入，也不过三四百元。

总理问，“那这么看，你家的负担确实是减轻了？”顾其生点头。粉坊村党支部书记付辉说，总理问话很实在，他知道村民们不太懂大道理，提的问题都很具体，“在拉家常中就把一些要害的问题都了解到了，让大家回答起来又容易又很自然”。

从顾家出来，总理来到村子里一片树阴下，和大家围坐一圈。他问教师叶长玉：你一个学期收每个学生多少学费？

叶长玉答：60元。

旁边的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气氛怪异。

总理和教育部长陈至立似乎看出什么。陈部长拉过面前的一个姓胡的二年级小学生，问他交多少学费。那孩子先看看叶，不敢说。陈部长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不要怕。那孩子好一会才回答说是120元。

叶长玉耷拉下头来，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

总理摇了摇头，接着问她：那你的工资有没有被拖欠？

这时叶长玉急忙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来，说：不欠不欠，总理您看，我昨天还领了两个月的工资呢！

总理眉头一皱。旁边一些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叶长玉后来对记者说，工资本来是有欠的，因为总理要来，县里在前一天才想办法发了两个月工资；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她不敢说实话。事后虽然谁也没有因此责怪过她，但她不能原谅自己。

“这些就不说了，你就直接点”

当天下午5点多，五十里铺乡政府一间会议室里，4个乡的乡党委书记、村干部正襟危坐，接受总理的询问。

总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讲什么都不会犯错误，也不会罚款。”

五十里铺乡党委书记孙军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向总理介绍这个乡的概貌、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议等等。当时在现场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后来对记者说，总理足足用20多分钟时间才听完该书记“从三百年前说起”似的“四段论”汇报。

总理问：费改税之前，你乡上的年均收入是401万元，费改税后是289万元(按：该乡一些干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费改税后是210万元，乡领导当时有顾虑，报的数字有水分)。你说你硬缺口有65万元，你这个账怎么算的？又怎么解决的？教师的工资发没发？

孙军算不清这笔账，答：现在从上面借钱发工资，再困难我们也要保教师的。

总理说，借钱，增加你的债务；你还不了了，就开口叫我减免？

孙答：我们要深化改革。总理摇摇头，说：这个道理别讲了，没钱不能吃饭哪！

孙军额头上见汗，答：当务之急是精兵简政、调整结构、加快发展，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培养财源……

总理摇头一笑，诙谐地说：口号正确，做起来难。一句话说得满屋子都笑了。

当地一名记者说，阜阳的官员们一般有两本账：一本实际账，一本给领导看的账。看得出来，总理似乎洞悉这一点，他对孙军的回答不满意，说：“这个钱(指硬缺口)或者是欠的，或者照你说是借的……但我最担心的还是义务教育保了没有？教师的工资、学校的运作保了没有？”

总理转过头来问圣堂乡党委书记。该书记掏出材料，一字一句地念：“尊敬的领导……党中央、国务院……”总理打断他：“这些就不说了，你就直接点，你的情况是不是和刚才这个乡一样？”

乡党委书记见来不得半点虚的，便说了实话：税费改革后，2000年乡上的财政赤字高达142万元，拖欠教师一个季度的工资。按照上面的要求，现在这个乡的小学生人均一学期交学费120元，中学生交160元，比正常的收费高了很多。现在乡上还要给历年欠下的沉重债务付利息……

再问另两个乡，情况也差不多。总理在听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张平介绍阜阳乡镇财政缺口的原因以及乡镇机构改革的情况后，问众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的人员太多了，负担不起，能不能减下来？答：能减。

孙军苦着脸向总理介绍五十里铺的情况：该乡一共有干部教师400多人，税费改革后，干部编制一下子从130多人减去了93人，但按照政策，这些减去的人员在3年内还要在乡上拿工资，对乡上来说，编制减了，负担并没有减轻。

张洋村村支书朱志恒反映，现在农业税的80%要交上去，干部的工资全部要在剩下的20%内解决，可是这20%全部用来救济五保户、特困户、钉子户都不够，干部的工资能不泡汤？

总理点点头，说：五保户的问题很复杂，最好大体有个标准。五保户还是交给村里，由乡里给村里一定的补助。你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再考虑吧，要及时调整。

与乡村干部的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位乡党委书记说，总理来之前，该怎么向总理说，上面没有明确，大家心里没有数，不免搞了些假材料。但是总理以他务实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形象影响了大家，使大家渐渐地放开了，“我们感到总理是来倾听我们烦恼、解决我们问题的，不是追究我们责任的，他能体谅我们的苦衷。”

当晚，颍上县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乡镇干部，一定要和总理讲真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掺假。

“农村基层教育的条件真是苦哇！”

摸着凹凸不平的课桌面，再看看高低大小不一的凳子，朱镕基长叹一声：

“农村基层教育的条件真是苦哇！”

这声叹息至今仍清晰地响在十八里铺宋洋小学前校长王伟的耳边。

2001年7月19日，总理来到该校考察。总理先在各个教室看了看，又到图书室里呆了20多分钟，里面的图书少得可怜，也没有桌子板凳，不多的空间里堆满杂物。

“你别看总理好像只是随便地往图书室里一站，其实包含的内容可多着呢。”王伟说，从图书室书籍的多寡、种类、价格、设施等等上面，至少可以在一个侧面上推断出这个学校的经济状况、学生家里经济负担状况等等。

总理和大家座谈。

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首先发言：“敬爱的、尊敬的……”总理一听，赶紧笑着说：“前面的可以去掉，敬爱的、尊敬的在那儿呢。”总理用手指指黑板上方的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人画像。人们“哄”地笑出声，气氛活跃起来。“咱们开门见山，谈的就是教育。”总理说。

李敬业便向总理交底：我们镇每年资金缺口200多万元，没法投入教育。

总理望向王伟：校长，请你说说他们怎么欠你工资的？

王伟：“1998年和1999年各欠两个月工资，去年欠了4个月工资”。

“过去8个月的现在补发了吗？”

“没有。”

“津贴发了吗？”

“津贴是没有的。”总理的脸色凝重起来。接下来他和夏桥小学校长张勇算了一笔学校收费的细账。以小学五年级为例，每学期每个学生学杂费、书本费等几项合理收费合计不足120元，学校却向每个学生收了160元。

总理问：你160元是怎么算出来的？答：镇里还要提留。总理睁大了眼睛：镇里还要提留哇？李敬业向总理解释，镇里将学校收来的钱全部收上去，然后再按一定比例返还部分办公费，这是近两年实行的“零户统管”。总理说：“收了以后再还？那不是俗话说的脱了裤子放屁？”

总理对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说，因为看到了乡镇财政的困难，所以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一种由国家财政对乡村进行补贴的办法)的力度，现在看起来似乎仍然有很大的缺口。“不行，我们得另想办法。”他说，只是千万别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了。

有一件事让王伟和宋洋小学的老师们至今提起来仍感动不已。会谈结束后，总理想要一套学校的教材，以便回去研究。“为这一套教材，总理竟站在大太阳下足足等了10分钟。”不久之后王伟才明白了总理此举的深意：在国务院的推动下，全国实行对中小学教材“减肥”，把纸张、价格大幅度下调，“这实质上等于再次给农民减了负。”王伟说，阜阳地区的农民们当然也在受益之列。

临走上车，总理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声音低沉但同时又很坚定地说：“谢谢大家对我们说了真话，使我们了解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实际情况。”54岁的曹老师说，总理还说了一句令她“终生不忘”的话：“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们回去一定想办法。”大家动了情，用力地鼓掌，含着泪水目送总理。

学校遇上新问题

2003年2月下旬，记者来到颍上县，沿着当年总理走过的路线进行采访。

3月1日，星期六，宋洋小学。当年总理和大家会谈的办公室，墙壁上还挂着伟人的画像，王伟的后任李明彦坐在第一排中间的课桌前，这是他的办公桌，桌上堆放着近尺高的作业本。他说，没办法，学生的作业太多，而老师太少，他这个校长也只好在星期六加班改作业。

总理离开后，2001年7月22日，新华社播发消息说，总理指出，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各级政府必须确保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由县级财政部门通过银行直接发放在编教师的工资，对财力不足、发放教师工资确有困难的县，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增加转移支付的办法加以解决。

总理同时发布禁令，不准通过提高向学生收取杂费标准等来增加教师收入。

李明彦说，现在看起来，总理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农民减轻了负担，教师的工资也得到了足额的发放。但是，对学校来说，新的问题又来了。李明彦说：“说实话，一年多来学校的一切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因为我们没钱。”

现在，农民们减轻了负担，学校的学生一下子增加到600名，比总理来时增加了五分之一。但学校的教室、桌子板凳就不够用了。

乡镇政府自身财力都很紧张，学校只能靠从收取的学费里挤出一点钱来作为发展资金。

李明彦算了一笔账：总理考察后，有关方面对中西部核定的小学收费，一学期是80元，除去书本费、杂费等必要的开支后，学校只能得到30多元的支配费用，也就是说，学校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万多元，除了笔墨、纸张和水电等基本的开支外，剩不下几个钱，举凡校舍的修建、改造、设备的增添都没有钱。

让李明彦最发愁的是，学校的师资严重短缺。按照规定，像宋洋小学这样规模的学校，教师应该有20名左右，可是现在该校却只有13名教师，其中有数名即将到达退休年龄。

由于经费短缺，一些院校的毕业生根本不愿到学校来。学校以前有4名聘请的老师，在每个月只能拿100多元工资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与学校挥泪告别。

如今，包括李明彦本人在内，13个老师身兼数职，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英语，还得客串教音、体、美、自然、社会、思想品德等等，每个老师每天至少上五六节课以上。

因为配套政策跟不上，增加收入来源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李明彦认为改革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不过李明彦认为任何改革都有一个过程，现在谈得失固然可以，谈成功与否还言之过早。

(本文采写得到阜阳广播电台崔波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清华同学谈朱镕基诗作:情发于中而形于言

“湘西一梦六十年，故地依稀别有天。吉首学中多俊彦，张家界顶有神仙。熙熙新市人兴旺，濯濯童山意怏然。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

朱镕基这首题为《重访湘西有感并怀洞庭湖区》的诗作在2001年6月下旬的《中华诗词》杂志刊出。朱镕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避免战乱，一度转至湘西山区洞口国立八中读书，并在此认识了劳安，两人携手风雨数十年至今。

朱镕基是清华大学电机系1951届毕业生，我是他同班同学，200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举行庆祝建校90周年大会，全校庆祝大会刚一结束，镕基同志立即赶到我们聚会的地点，随后他逐一和班友们握手，当一见到我时，立刻就说：“欧阳鹤！你不是老让我做诗吗？我最近做了一首诗，今天带来了。”

我热爱中华传统诗词，现又在中华诗词学会工作，曾几次写信请他写诗，供《中华诗词》等刊物发表。但考虑他日理万机，难以拨冗，未必能如愿以偿，所以当天的事完全出乎意料。与大家握手以后，开始座谈。在和大家畅谈了在校时的学习和生活后，镕基说：“我最近到湘西去了一趟，60年后故地重游，感慨很多，写了一首诗《重访湘西有感》。”接着逐句加以朗读和解释，详细说明了写此诗的思想过程。

抗战时期，朱镕基和夫人劳安都曾在湘西上过学。时间过去了近60年，这次他们重到湘西，今昔的巨大变化使他们感到振奋。过去湘西是土匪出没、十分贫穷落后的地方，如今人流熙攘、高楼林立、市场繁荣。尤其是吉首大学给他以很深的印象。该校为民族大学，全国招生，现有学生过万人，校区山清水秀、建筑宏伟。

镕基说：“我刚进清华上学时，觉得礼堂、图书馆这么大，一下子被镇住了，可是与吉首大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张家界风景秀美独特，奇峰笋立，也给他留下美好印象。

但有些现象也使他触目惊心。洞庭湖淤积过半，湘西多山，过去葱茏满目，现在树都砍光了，变成濯濯童山。照这样砍下去，不出7年，全国的树将被砍光。这是一个有关生态环境、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他要求地方各级领导下定决心，抓好环保，尽快恢复生态，欠债一定要还清。他说：“现在库存粮食吃不完，袁隆平的科研成果还可以使水稻亩产达到1500公斤，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搞环保呢？给你们政策，什么时候办成，就要看你们的努力了。”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环保问题不但我们要抓，下一代还要继续抓，要世世代代抓下去。”镕基同志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心系环保，殚精竭虑，力挽时艰，恪尽职守。他的愿望是一定要使祖国处处童山重绿，大地常春。不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感到夙梦难圆。

情发于中而形于言，镕基同志的诗作《重访湘西有感》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写成的。

吴小莉眼中的朱镕基:他是个外刚内柔的人

5年前，朱镕基甫任国务院总理的那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亲自告诉主持人，“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节目。”吴小莉因此名闻遐迩，成为海内外传媒的焦点人物。5年后，在朱镕基任期将满的时候，吴小莉放下刚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女儿，又来到北京，参加“两会”报道，按照她的说法，这叫“有始有终”。

在被“幸运点名”之后，吴小莉又获得两次长时间跟随朱镕基出访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出访欧洲，一次是1999年出访美国、加拿大。

访欧的那一次，朱镕基刚下飞机，举手向人们打招呼，接着看到吴小莉在人群中提问，伸手指着她笑着说：“吴小莉，你现在在香港有名了。”吴说：“谢谢总理。”继续提问，他却笑着离开了。

吴小莉后来在手记里写道：“这是自记者会后，我们第一次再度‘见面’(电视上见到的除外)，朱总理又以他率直的个性，当众表达了他在‘点名事件’后，对香港媒体反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放下心来。不只因为他的俏皮，更因为他的坦然，让我知道，‘点名事件’后，在媒体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对他并没有影响，他率性依然。”

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吴小莉觉得朱镕基实际上很乐于和媒体交往。“他知道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非常尊重你的工作。他那么忙碌，但是都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给我们以帮助。他会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人来对话。”

吴小莉在访欧手记里也写道，看到记者们早早晚晚跟着他，他会很不忍心地说“辛苦了”。他也开始习惯大家不停地追问，有机会时，总是想法子回答。

“他回答问题绝不敷衍，总是仔细聆听，然后就你的问题，作适度回答，所以常常看到他有时侧着头，或是支起耳朵仔细听问题。即使是在法国，发生撒传单的抗议事件，媒体同业追问‘有什么感想？’时，他老实地说：‘听不清楚问题。’等到听明白了，即使已被保镖护送到门外，他也回过头来，大声回答：‘我没看见。’一次为了赶下一场会见，没法回答完问题，他还显得十分抱歉。‘和亚洲领袖会谈后对金融危机有什么新做法？’‘大家立场一致！’‘什么样的立场？’‘帮助，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什么具体方案？’‘方案有的是！’但是他两手一摊，满脸歉意地说：‘现在来不及说了！’接着被随从人员簇拥着离开。”

不过别遗憾，他总是会在别的公开场合发言时补偿你。媒体对他所有提问，他可以很快融入他的演讲或即席发言里。一次是在对英国商界的晚餐演说，我们相信，即使他事前准备了讲稿，在现场也被他临机应变地改得差不多没了。他在演说过程中，补充了下午他没法回答完的具体援助方案。一次是亚欧会议结束当晚，他会见英国侨界，原本预计10多分钟的发言，他即席演说了23分钟，除了对侨界应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间接回答了许多媒体的疑问。

他的现场反应非常快，如果你给他一语双关的好题目，他绝对可以给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体问：“你刚才横跨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你觉得东西方现在关系如何？”“关系很好呀！我刚才就横跨了东西方，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

长时间的访问也让吴小莉看到朱镕基性格的多个侧面。“原来觉得他在电视上的形象非常严肃，实际上我们看到过很多次灿烂的笑容。比如我们在1999年访问美国那一次，后来到加拿大去参观一个非常有名的花园，他和夫人同行，当时的画面很漂亮，都是花，我就问他，有没有给夫人送花？朱镕基说：‘你问夫人。’夫人就说：‘有有……’他们两个都笑得很开心。”

还有一件事给吴小莉印象深刻，就是访问美国和加拿大那次。他在美国纽约演讲的时候，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在访问加拿大的记者会上吴小莉就发问：“你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那香港是中国的什么？”朱镕基回答说香港是中国的多伦多———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后来香港媒体就大肆报道说：多伦多的金融地位比纽约差多了，怎么香港才是多伦多呢？

第二天到了温哥华，在冷餐会上他就说：“我要做一个特别澄清。”他要让香港的民众知道，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他自己在加拿大。吴小莉由此看到了朱镕基对舆论的重视程度。

吴小莉认为，朱镕基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外表看来很硬，但内心很柔软，比如他看到民间疾苦会很伤心，很容易动情。他也非常细心，比如，《狮子山下》是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比较困苦时候的一出戏剧，其主旨是激励大家奋发生活，因为香港的经济不算很景气，财政赤字严重。这部戏里面的主题曲在近期又被香港人拿出来重新传唱，去年朱镕基参加香港举行的世界会计师大会的时候，居然在最后一天发表演讲时把歌词最主要的一部分背出来了，他肯定是专门找来歌词背熟的，意在鼓励香港人振作起来。从这一小小细节，可见他的一番深意和苦心。这让吴小莉深为感慨。

农民眼中的朱镕基:说内心话 我们挺舍不得他离任

“我知道北京要开‘两会’，因为电视上天天在说。”河南省固始县的农民任家志说。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固始则是这个农业大省中的人口大县。任家志住在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镇上，以前忙时在家务农，闲里开拖拉机给人拉砖。去年他卖掉拖拉机，买了辆松花江车，专职从镇上往县城跑出租。

但是“两会”是什么，他说不上来。北京马上要召开的“两会”，离他似乎很遥远。因为平时很忙，实际上他连看电视的时间都不多。他也知道，现任国家总理是朱镕基。

但是，和大部分当地农民一样，对于“两会”以后朱镕基即将卸任总理一事，他并不清楚。

李照军说，像“两会”和总理卸任这样的事，都是国家大事。“你要问我什么时候收麦、割稻，我知道。如果要问国家大事，我可就不晓得了。”

李照军住在任家志的邻村。在当地人眼中，他已经算是很有头脑的了。

其实，他已经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当地农民。一年中，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度过。在那里，他有一个废品收购站，每年能挣几万块钱。这当然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称他“李老板”。

一年只有春节前后，他才回到固始。像大多数挣到了钱的当地农民一样，他在老家盖了楼房，电视、VCD也早有了，甚至还买了辆摩托车。但他说自己太忙了，顾不上关心国家大事。

在问到如何看待朱镕基总理时，开出租的任家志和收废品的李照军想了半天，都报以憨厚的笑容算是回答。在当地，像他们这样的青年农民，基本上常年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

一位村民说：他们比较关心村里或乡里领导的换届，最多只关心到县一级。因为换个好领导，也许就会少收点税费啥的，至少不那么折腾村民。再高一些的领导，好像离他们生活就很远了。

“说句内心话，我们还是挺舍不得他离任的。”庞开端说。

他是军人出身，现在是固始县泉河乡的一位村支书。这位年轻的村支书曾被乡里送出去学习了两年，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认为朱镕基是一位威望很高、性格鲜明的铁腕人物，说话做事雷厉风行。

这位村支书表示，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是很希望有这样铁腕人物存在，并且巴不得从乡里、县里、省里都有这样的领导。只有这样，中央有关农村的政策才能不打折扣地真正贯彻到位，农村才会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不过，大家都承认，最近几年来，家乡还是变化明显。固始县位于鄂、豫、皖交界处，曾长期顶着国家贫困县的帽子。但最近短短数年内，相当多的农家都建了楼房，买了彩电和VCD，并通了电话。

庞开端说，下一步就要给村里通上有线电视。更主要的是，在最近几年内，农民负担确实大幅减轻。

已经当了好几年村支书的庞开端说，以前集资建校、集资办电、修路等都需要农民出钱，一个农民每年要负担好几百元钱。现在像修路、农村电网改造，包括下一步的有线电视入户，都有国家专项资金投入。同时，中央还取消了很多农业方面的税费。

李照军也承认，最近几年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了。至少在他们村，外出打工者只要交80元钱给村里就行了。其他各项税费就不用交了，田地则交由村里安排。

“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他说。

庞开端在当地村民中很有口碑，他总希望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找到点办法。令他比较苦恼的是，村里现在没有什么企业，虽然全村最近数年变化很大，但农民收入提高主要归功于外出打工，而不是当地经济有了大的发展。

任家志则抱怨说，由于大多数人都外出打工，老家冷冷清清，生意很难做。而且跑出租的各种税费很多，人搞得很辛苦，仍然挣钱不多。他希望国家能在鼓励农民在当地就业上想点办法。

如果在2103年评说朱总理:为改革不惜粉身碎骨

史书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写的。过100年，今天的政治能被史学家说清楚么？到那时，我们还会面临不能“预测”过去的窘境么？这本身又是难以预测的事情。但不论未来100年中国是什么样子，不论史学家是些什么人，今天的国家总理朱镕基，或者说今年卸任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将会在那时写就的历史中占据一个位置。我相信100年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政治家已经高度职业化，他们的利益诉求已经相当地中立和超脱，使那时的史学家会不受政治直接干预而能比较确切地臧否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

朱镕基总理率真的个性和袒露胸怀的一贯语言风格不大符合官场的习俗，却为中国人民所称道。人们不会忘记他直抒胸臆、铿锵有力的个人为政之道：

为了改革，即使前面有万丈深渊，即使不幸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作为共和国总理，他走得怎么样？我相信未来的史学家会给他积极的评价。未来100年，中国要完成四个重要转变，也许从国家总理在实现这些转变中的作为来评价其功业更有意义。

第一，中国社会由垂直控制结构向扁平社会结构转变。扁平社会的大体特点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宪法和各项法律的保护，国家已经建成成熟的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和人身安全这些观念将成为人民和政府官员的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将得到重新分配，地方政府的权力将大大扩张，相应地会有一个更适合权力配置的行政区划制度产生；民间公共合作组织将大大发育，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然，关于这个转变，我们还远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遑论实际部署安排。也许，目前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口号，为新的政府部署第一项转变提供了一个铺垫。

第二，中国社会由一个半现代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农村人口和农业经济的比重将大大降低，中国社会将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社会的城市化，实现各种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这届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其中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如果没有这项重大政治行动，国务院在各项市场化改革中仍将举步维艰。中国人向来有国际大于国内和沐泽四方的观念，有了WTO章程，就有了一种强制性的共识，也有了一种政治压力，相关的改革就容易进行了。这些年的银行体制改革(包括“三角债”的处理)、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都有相当大的难度；有的改革举措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方面，在社会上还有不同看法。早已引起人神共愤的城乡分割制度，还没有被动摇。如果不是加入WTO的政治决策，改革简直令人绝望。朱镕基总理在这项重大行动中一马当先，甘冒被误解和指责的风险，为这项行动立了大功。

第三，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也将由垂直控制转向市场与政府共同控制，政府将成功地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公平与效率相对统一的格局。人口规模增长的成功控制和国家物质基础的大大增强，将为这个转变创造条件。这些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大大丰裕了，但不可否认，社会收入的差距也明显拉大了，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知识界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批评我们已耳熟能详，这些批评大多是有道理的。这几年城市社会保障的推进速度比较快，农村的改革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进展相当艰难。总理最担忧的农民问题要留给下一届政府继续努力解决了。

官场腐败使总理憎恶，人民愤怒，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过程。

第四，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中国要实现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转向保护式利用，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将代之以生态平衡，并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协调。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

朱总理在生态保护方面所下的力气给人深刻印象，他在地方安排这项工作时的苦口婆心令人感动，而地方利益作祟所引起的敷衍和抗拒也实在叫人寒心。

生态建设缺乏法制保障，行政压力稍稍减弱，更大的生态破坏就会发生。下一届政府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一定会受到既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个具体的国家总理还会受到国家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制约。在这些制约之下，国家领袖的个人禀赋和远见卓识也会有一定的运作和施展空间，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才能对领袖个人进行评价。我相信，以后的史学家会依据我们今天还看不到的更多的史料来作出对领袖的更合理评价。

零下68度

朱镕基"破戒"题词:总理三写"不作假帐"

朱镕基曾经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正因如此，他少有的几次“破戒”更引人瞩目。这其中最著名的两次，一次是为中国新成立的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校训“不做假账”，一次是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朱镕基三写“不做假账”，是2002年11月19日他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演讲时自己透露的。

这其中也有些许差异，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后，题字是“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位于厦门的第三个国家会计学院还在建设中。

朱镕基在香港说，“我希望每一个中国国家会计学院毕业的学生，永远都要牢记这四个大字！”

朱镕基考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曾经跟在场的人员半开玩笑地说要做一个调查：“我最关心的是这些学员做不做假账，你可以对学员做一个不记名的调查，发一个卷子，让他打勾：一个是严重做假账的；一个是稍微做点假账的；一个是不做假账的。你做一个调查看看，得出一个百分比。调查要确实不记名。”可见他对于有关会计人员造假的真实情况是有疑虑的。

在后来朱镕基发表的重要讲话里，他把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人员造假账、出具虚假财务报告称作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毒瘤”。指出许多贪污受贿、偷税漏税、挪用公款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大量腐败现象，几乎都与财会人员做假账分不开。“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文化，一个没有信用文化的国家怎么能够建立市场经济？”

他指出，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企业科学管理和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虚假的会计信息必然会造成决策失误，经济秩序混乱。国有企业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加强经营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强化法制、严格管理的同时，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特别是注册会计师队伍的建设。

在那次讲话中，他明确要求，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的财务主管，都必须到国家会计学院接受培训，达到合格要求才能上岗。

朱镕基为《焦点访谈》栏目题词是在1998年10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对于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朱镕基来视察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朱镕基曾经多次对《焦点访谈》做过的节目作过批示。那一天大家确实非常激动，就像敬一丹后来所说的：“他一进来，我们的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朱镕基那次说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话，特别是他说，料到《焦点访谈》肯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来视察就是表明一种支持。他说：“《焦点访谈》自开播以来，我不敢说是最热情的观众，至少也是很热情的观众；既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同时也是义务的宣传者。我在各种场合都宣传《焦点访谈》，尽管你们也没给我推销费……”

他说：“《焦点访谈》以其良好的宣传效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舆论监督指出我们前进中的问题，反映群众看到希望。因此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都要支持舆论监督。”在后来和记者、编导的座谈会上，他还说：“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赢得大家的一片掌声。

朱镕基那天还对《焦点访谈》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和期望，其中一些涉及到极为细微之处。比如他说，要避免咄咄逼人的采访，不要自己下结论，不要做裁判员等等。

那天的题词，是敬一丹代表全体编辑、记者向朱镕基提出请求的：“您能给我们留几句话吗？”当时没有抱太大期望，没想到朱镕基没有犹豫就拿起笔来写了赠言，刚刚写完前两句，站在总理正后方的白岩松就忍不住率先鼓起了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朱镕基笑着说：“我还没写完呢。”然后又写下后面两句话。写完之后，朱镕基还笑问：“怎么没有准备毛笔呢？我的毛笔字更好些。”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朱镕基笑着说这四句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的，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

朱镕基执政最后一年:更为务实 甚至还有些可爱

破与守的交织

2002年的朱镕基已不复当年的火爆脾气，代之以温情的一面。

首先是朱镕基以较浓厚的笔墨在2002年强调“平民意识”，其平民情怀发乎于心，令人动容。其次是从2001年夏日辞别清华开始，这位老人在不同场合面对记者时，自我评价的言辞明显增多起来，这股柔劲更显得荡气回肠，甚至还有些可爱。

隅守守，是朱镕基在最后一年执政的主题词。在2002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他的调子便已清晰可见：“我将恪尽职守，奋力拼搏，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国务院全体同志的帮助下来进行工作的。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朱镕基没有食言，他朝着为百姓办实事的方向努力，将“平民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

2002年3月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一口气扔出了培养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等8大民生问题。并且强调“必须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培育和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对此，朱镕基特别提出了5条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适当给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加薪；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改善消费环境。

如此这般将民生问题放入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加以强调，在历年来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少见。

而农民问题一直是朱镕基的一块心病。2002年3月29日，朱镕基深入山西太原、晋中、临汾及吕梁山腹地的农村和天然林保护区考察，宣传“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思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2002年12月27日，朱镕基会见出席全国民委主任会议代表时显得更为语重心长：要动真情，干实事，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朱镕基对困难群众的关注几乎贯穿了整个2002年。也正是这一年向人代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朱镕基在中共执政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一敏感之词。

朱镕基“平民情怀”的另一方面，还特别体现在其一直着手解决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就业工程问题上。

然而，现实中，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便出现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改善之间结构断裂的问题有增无减，使“现阶段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高度相关”最终变成了一句空谈。尽管2002年GDP保持了7.8%的高增长率，但城乡居民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收入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朱镕基的平民情怀终究被烙上了悲情色彩的印记。

朱镕基的另一个重要政绩还表现在2002年12月31日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商业示范运营线———上海磁浮列车线。

外交突破

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先后出席了东盟领导人会议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该协议是开辟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

此外，在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俗称“10＋3”)，朱镕基重点围绕“10＋3”会议“推进东亚合作”的主题，提出深化“10＋3”合作的政策主张，提议将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文化合作作为3方确定今后合作的重点领域。

智者胸怀

2002年朱镕基在公开场合多次传递这样一个重要信息：社会公正性。

痛斥做假账，是朱镕基强调社会公正性最突出的表现。

强调社会公正性多少有些为其严字当头的执政生涯谢幕的意味，但同时也体现了这位睿智老人的坦荡胸怀。

另一方面，朱镕基自我评价的言辞不断见诸报端。2002年“两会”期间，朱镕基坦然表示“自己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我所不满意的，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等等。这与之前“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陈辞相比，这个时期的朱镕基显得更为务实和淡泊。

朱镕基昨天的85分钟

上午9点零6分，朱镕基内阁的历史进入倒计时。在高朋满座的人民大会堂，身着黑色西服的朱镕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宣读他执政生涯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雷厉风行的朱镕基依然锐色不减，一开场便单刀直入，总结其执政5年来的工作成绩。在1个多小时里，洋洋洒洒数千言列数了5年来朱镕基内阁最为“出彩”的九大施政“心得”。其中，最为朱镕基内阁津津乐道的首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将“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和推进国企改革。同时，他还分析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农民收入缓慢、失业率较高等十余个遗留问题，并向下届政府提出扩大消费需求、抓好“三农”问题、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西部大开发等8项建议。人民代表10余次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朱镕基及其整个副总理、总理生涯的肯定。

两赴"泡沫经济博物馆" 朱镕基令北海回到地上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北海、惠州成了全国经济过热的三个符号，作为中国沿海“最后一块处女地”，北海无疑是热中之热，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1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超常规、超想象、超规模”开发造成的影响仍未消除。

从1993年到1998年，5年时间里，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朱镕基两到北海考察，这对于一个地级市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人甚至认为，1993年1月朱镕基到北海的考察直接坚定了他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

朱镕基令北海回到地上

“没有谁比朱镕基对北海的影响更大了，是他的宏观调控政策给了北海当头一棒，北海热才大潮退去。”新华社北海记者站的主任记者梁思奇数了数来过北海的七八位国家领导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至认为，是1993年1月朱镕基来北海考察，直接坚定了他要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因为他回去没多久，金融系统就开始整顿了。5个月后，即当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下发，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1993年1月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第一次踏上北海的土地。此时的北海已成了中国最“狂热”的一块土地。

广西社科联主席、时任北海市委副书记的周国丰用20个“暴”字来形容当时北海之“狂热”：项目暴立、地产暴热、高楼暴起、万商暴涌、边贸暴做、人才暴入、客房暴满、银滩暴游、车辆暴流、财政暴增、银行暴存、居民暴利、农民暴收、商品暴销、川味暴行、市容暴变、物价暴涨、剪彩暴举、领导暴忙。

在这20个“暴”字背后，是全国各地数千企业数百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北海。10万人口的小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四面八方拥入了50多万的炒家、淘金者。写字楼价格从1000多元／平方米飞涨到4000元-5000元／平方米；公寓楼价从不到1000元／平方米猛涨到2000元-3000元／平方米；房地产公司一下子冒出1000多家。

一个占地不过0.333平方公里的屋仔村，就有上千家公司在这儿安营扎寨，房产公司招牌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路边的小餐馆，通宵食客不绝，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在谈论着项目、土地、大厦，在憧憬着一夜暴富。

而北海市政府也在梦想着在短短的几年里，把北海建成一个人口100万、城区面积100平方公里、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的现代化大都市。

他们“勇敢大胆”地推出“低门槛”政策，低价出售土地，还允许拿到土地批文的公司炒地。于是一块尚在规划中的红线图上的土地就在不同的房地产公司间炒来炒去。市政府几万元一亩批出去的地，几经倒手，最高的竟被炒到了100多万/亩。一年多的时间，北海市竟批出去了8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了吸引投资，北海市政府还对投资者实行“四不政策”：一不问投资项目可不可行；二不问上级有无批文；三不问资金来源可不可靠(只要尽快到位)；四不问年度计划是否达标(只要有实际项目)。一时间，北海经济“高度繁荣”。

“朱镕基与北海的领导站的位置不一样，他很冷静、清醒。”北海市委副秘书长廖德全回忆说，“在1993年1月5日市政府的汇报会上，朱镕基就提醒北海，要注意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他虽然没有说北海经济是泡沫，也没有提宏观调控，但对北海的做法并不赞赏。”

廖德全还记得在会上朱镕基拿北海与上海进行了比较：“北海不同于我的上海，上海经济实力雄厚，人才济济，产业发展已相当成熟，想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即使是这样，上海的浦东也远不同于浦西。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逾越不得。”对朱镕基在“上海”前加“我的”两字，廖德全印象深刻。

也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北海现代产业城的部门经理邵鸣声，对朱镕基那次的北海之行记忆犹新，他说：“朱镕基这个人个性鲜明，市长帅立国在汇报北海的大发展时没讲几句就被他打断了，脸色很不好看。”

虽然朱镕基进行的宏观调控对置身房地产业的邵鸣声影响很大，但他还是说：“我很喜欢朱镕基，因为他很可爱！”邵解释他觉得朱镕基很可爱的原因是：一个朋友告诉他，朱镕基搞宏观调控时，有人劝过朱，说这得罪人，不讨好，但朱镕基说，再不搞宏观调控，中国的经济还了得，大不了不当这个副总理。

很多人后来注意到1993年朱镕基给北海指出的发展方向是：发展港口，城以港兴；利用亚热带气候，抓现代化农业；利用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旅游业。他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房地产业只字未提。“虽然朱镕基1993年到北海只有短短的20多个小时，但他走后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让北海从高空应声落地，摔得很惨，现在都没有缓过气来。”一直关注北海房地产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陈地盛说。

“朱镕基点过我的名”

遭宏观调控“当头一棒”的北海很快冷了下来。易文，湘军进军北海的领军人物，当年，他可是意气风发，被称为北海开发的一匹“黑马”。作为一个经历了北海开发由热得发烫到冷到谷底全过程的人，易文对此体会颇深。

“北海开发大潮退去之后，我们就像一个没娘管的孩子，晾在了海滩上，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不知道。”像许多经历了北海热潮的人一样，易文也带着很强的迷茫感和挫折感：“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1992年，带着深居内陆的6000多万湖南人走向大海、走向世界的梦想，带着省政府的重托，易文来到北海，很快与北海市政府达成协议，湖南国信出资修建构建大北海框架最关键的疏港大道。作为补偿，北海市划出2000亩土地给湖南国信。

疏港大道路宽120米，全长14.8公里，预计投资4亿元，号称“中国城市第一路”。湖南国信则开始规划那2000亩土地，他们预计投资60个亿建设北海湖南经济开发区。其中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是建设一座68层高的湘信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作为北海湘军的标志。

还没等疏港大道完全建成，开发大潮回落，资金断流，“中国城市第一路”烂尾在北海城外。如今那里已是杂草丛生，几无车行。

而北海市政府补偿的土地，只拿到了500多亩。当年的豪情壮志，如海潮之泡，转瞬成空。

1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超常规、超想象、超规模”开发造成的泡沫还没有散尽。走在今日的北海市，不多远便可看到一幢幢烂尾楼散落道边，城外，一条条烂尾路伸展于野地、荒草之中。北海，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

经过10年的盘整消化，现在的北海还闲置土地28659亩，积压空置房109.9万平米，半截子工程121.55万平方米，沉淀资金200亿元以上。除积压空置房外，闲置土地和半截子工程超过三亚，沉淀资金总量是三亚市的3倍。

在北海市政府住宿区的一幢小楼里，1993年向朱镕基汇报工作的市长帅立国早已离休在家。2月27日，记者找到了他。提起朱镕基，提起北海热，他说：“你找对人了，北海那段历史，我最有发言权，有许多话要说。朱镕基多次点过我的名。”

询问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和记者对朱镕基的看法后，帅立国说：“接受不接受采访，说什么，怎么说，我得考虑考虑。”在闲谈中，对朱镕基，他的评价是“一个廉洁、有个性的领导人”。记者等了两天，最终，帅立国还是决定不接受采访，不愿多说。

“现在的数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来”

1998年，北海还没有从1992、1993年经济过热的阵痛中走出来，但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软着陆，走上了高增长、低膨胀的健康之路。

10月20日，为视察缉私工作，朱镕基再次来到北海。“晚上7点10分，我挎着相机等着拍照，朱镕基的车驶进了北海市迎宾馆，在五号楼前徐徐停下。车门一打开，身穿灰色西装的朱镕基总理走下来，和迎候的领导亲切握手。我拼命按动快门，闪光灯跟不上快门速度，一下闪，一下不闪，我一边避让着，一边抢拍，慢慢退到五号楼的台阶旁。迈步走上台阶的总理注意到全场惟一挂着‘记者牌’、拿着相机的我，还朝我点了点头。”梁思奇回忆说，“我一直后悔，为什么没有脱口问候一声：‘总理好！’。”

那次采访完后，这位惟一在场的摄影记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敬爱一个人》，获得了当年广西新闻奖(副刊类作品)。文章中，梁思奇写道：“那张印象中冷峻的脸，除了在谈到打私、谈到重复建设和金融危机时仍旧显得冷峻，更多时候流露的是宽厚、和蔼的神情。他谈吐幽默，一针见血。”

当晚，朱镕基没让任何人作陪，晚餐是他和夫人劳安在房间里吃的。负责接待的宾馆老总说：“朱总理一边吃，一边看《焦点访谈》，当时曝光的是山西运城假渗灌工程。看着看着，只吃了小半碗饭的朱总理就放下了筷子，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说：‘不吃了！’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

晚餐后，朱镕基和北海市市长在下榻的北海迎宾馆长时间散步，了解北海市的发展情况。他对自治区和北海市的领导说，不要再搞泡沫经济了，北海走了很大的弯路，要不然的话，北海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北海要好好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参加采访的梁思奇清楚地记得朱镕基对北海领导说：“我是专泼冷水的，我一路都在泼冷水。”

在第二天的情况汇报会上，朱镕基还结合东南亚金融风暴，阐述了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金融秩序整顿对避免金融危机发挥的重要作用。

谈到北海的经济，朱镕基语重心长地指出，北海房地产方面遗留的问题要继续努力解决，在处理遗留问题中，要努力探索新方法、新措施，革除积弊。

梁思奇说，朱镕基明察秋毫，幽默风趣，在会上，朱镕基询问有关乡镇企业的一个统计数字，领导一时答不上来，朱镕基说：“算了，反正现在的数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来。”惹得大家笑了起来。

讲到当时因违规借贷导致资不抵债而被关闭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朱镕基说：“有人对我说，广东国投是块金字招牌，不能拆，拆了可惜，但我看它并非金字招牌，而是镀金的，没有多少金了。”此话令全场解颐。

在这次会上，令北海干部记忆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讲话中，朱镕基脱口问道：“缉私码头沙滩上的两个大油罐是谁摆在那里的？听说是一个个体户。是不是谁得了什么好处，允许人家把两只难看的大油罐摆在沙滩上？”问得会场上的人哑口无言，会后，北海市领导便布置人拆除了那两只难看的影响北海海滩风光的大油罐。

另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在北海有关领导汇报说有一个走私头子跑了后，朱镕基大声对在座的公安部副部长、主管缉私的李纪周说：“李纪周，你给我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跑到天涯海角你都要给我抓回来！”一个多月后，包庇走私的李纪周被双规，而那个走私头子还躲在国外。

零下68度

朱镕基闯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 一是机构改革

谁领去年风骚？

这个答案看2002年度CCTV经济人物评选。

第一个冲上颁奖台的是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此人年方41岁，人称“少帅”，委实是号人物。

汽车业去年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翻身仗，第一次超过电子产业，成为GDP增长的头号功臣。遥想两年前汽车业灰头土脸的日子，真有河东河西之叹。

第二个冲上台的是李毅中，他的头衔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中石化去年最光彩夺目的业绩，一是在争夺加油站中与地方政府斗智斗勇，战而胜之；二是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有了国际化气象。

其次还有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谢企华，中国联通总经理杨贤足，诸公财大气雄，都是国企巨头。这一点在此前的评选中确实罕见。

那么，它能说明国企改革的成功吗？

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的回答是肯定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但偏偏有人较真，因为这些大家伙基本上还是垄断产业或者是相对垄断产业，它们能不赢利吗？

何况还有父爱主义。比如说，宝钢的谢企华就得到过关照。那是2001年的事，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线钢全球招标，半路里杀出韩国浦项制铁，报价每吨217美元，而宝钢是395美元，后来宝钢降低了竞价，被照顾了4万吨。

但是和5年前相比，日子毕竟好多了。5年前，如果谁想体验垄断带来的怨气，那就到电信部门去找满足吧。现在，虽然我们还有怨言，但是毕竟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了。

5年来国企改革最动人的一幕，当属垄断产业的重组。在此之前，则不得不提政府机构改革，后者使前者的步伐相对从容。

朱镕基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

当年，外电曾评价朱镕基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1998年的“两会”期间，他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他干的这事是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

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

但是其中难处可想而知，机构改革剥夺的不单纯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还有集团利益。

当年，零点调查公司对1012名企业家的调查发现，仍有25%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希望保留产业主管部门。此中情绪表明，部分企业家对市场压力深感恐惧，尽管他们同样抱怨婆婆管得宽，但婆婆也有温暖体贴的一面。

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一番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各部委的官员们说，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不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

但是朱镕基还是把这只手砍了下来。国务院序列当时有公务员3.3万人，按照精简一半的指标需分流1.7万人，其中有2000人即将到年龄而自动离退休，仍有1.5万人需要安排。

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3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今年我们要进行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当然这个任务就比较艰巨了，因为它不是33000人，而是500万人。我们的目标也是要减少一半，当然我们把这个时间确确实实要放宽到3年。”

2001年2月19日，国家经贸委举办了一个简朴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9个国家局正式撤销。3年前，它们由部降为局，3年之后终归于撤销。

这个过渡如此平稳，连国家经贸委原主任盛华仁都感到惊讶，“在调整中几乎没有人给国务院给中央写信”。

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此评论说，政企分开为市场秩序奠定了制度基础，防止政府的管理权力与市场利益搅在一起。但是企业能否真正自主地投入市场竞争，还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其中最为舆论关注的有两大垄断行业：铁路和民航。尽管铁道部和民航总局都提出了改革重组的方案，进展却殊为迟缓。

但它们不会是最后一批谢幕者，岁暮年初，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传闻再度响起，不过，这已经是下一届政府的事了。

朱镕基: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开玩笑说，2000年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应当授予朱镕基，因为他不单战胜过烈火(指的是通货膨胀)，还战胜过寒冰(指的是通货紧缩)。但是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朱镕基是“赤字总理”。

我们看到，本届政府展开的是一幕雄壮的戏剧，所描述的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主题：致富的愿望与致富的能力，以及供给致富平等机会的制度创新。

大众由“壮”而不“悲”变成“壮”而且“悲”，朱镕基“悲”而且“壮”，情怀依旧。对“悲”、“壮”二字的重新回归，表明本届政府对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难度有着充分的自觉，而大众一方面认同改革目标，另一方面体会到改革的难度，开始呼唤公平。

本届政府无疑是一届对改革目标和改革难度有着充分自觉的政府，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或大破大立，或大破小立，或者还刚刚破题。这一幕雄壮戏剧的主角之一是朱镕基，而我们无一例外是参与者，我们共同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渐行渐远，寻找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方向。

8%：主题与变奏

在朱镕基施政纲领里，排名第一的所谓“一个确保”，就是确保8%的GDP增长率。当时没有多少人预料到，在此后的日子里，8%这个数字是多么的折磨人。

看起来真是奇怪，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3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6%，为什么形势突然转折，为区区8%而操心？

因为除了地雷阵，还有两块乌云漂浮在朱镕基头顶。

一块飘荡在国门之外：它会不会最终激荡在中国上空，夹带冰雹砸坏我们的门窗？这块乌云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

外经贸部的官员很快为自己的草率乐观而后悔。最初，他们向朱镕基承诺，即使达不到1997年20%的增长率，踮踮脚跟怎么着也能摸到10%。结果令朱镕基大失所望，是负增长，而且这一负就是3年：从1998年到2000年，持续低迷。

另一块飘荡在本土上空。企业家们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那可是当时北京城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居然也打到1折。但是他们痛苦地发现，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经济学家们说，这就是通货紧缩。

甚至连朱镕基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声“可惜”，“VCD生产得太多，世界第一，卖不出去”，吓得整个行业出了一身冷汗。

实际上早在1997年年初，一个名叫刘慧勇的人就上书朱镕基，建议应当注意通货紧缩这个危险而陌生的敌人。但是这个恼人而陌生的面孔到底是不是通货紧缩，当时决策层还存在争论。

1998年2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表明决策层不仅承认了这个敌人的存在，还下决心战而胜之。他说，在未来3年内，中国将投资75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确保8%呢？

经济学家们说，GDP增长率简直就是中国经济机器——众所周知，它的运行效率还难如人意——的润滑油，“一慢下来毛病就全出来了：对财政来说，GDP一掉，财政收入加倍掉，就揭不开锅；对银行来说，GDP一掉，存款往下掉，坏账往上冲，就可能出现支付困难：对企业来说，GDP一掉，三角债立刻膨胀；对就业来说，GDP一掉，就意味着数百万工人下岗。”

答案是“非得倒一大桶进去不可”，这一桶就是8%。

收钱的人与花钱的人

谁是1998年最忙碌的部门？答案是税务、海关、审计、军队以及交通部门。前三者忙着收钱，后者忙着花钱，军队则忙着抗洪。

1998年，全国各地的税务局门前冷落，百万税收大军散落街头小巷，与各色人等一笔笔清算陈年旧账。年底一算账，居然增收了1560亿元，乐得朱镕基跑到国家税务总局拱手相谢。

在一次与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朱镕基说：“这主要是上一年打击进口走私，进口环节的税收增加了700多亿。”

是年，中央政府以国债的形式向民间飞快地借了2000多亿元，加上配套资金高达6000亿元，然后又飞快地把这些钱花出去。这些钱花得如此之狠、之快，连广州一家习惯于坐冷板凳的私营企业主都感同身受：他看着仓库里积压的测绘仪器像水一样流出，看着人民币像水一样流进自家腰包，恍然若梦。

恍然若梦的还有各地政府，地方政府向中央要钱历来当仁不让。但这一次不同，他们发现，富贵逼人来，天上真是掉馅饼了。一个内地省会城市干脆组织了500多人驻扎北京，夜以继日地画图纸，然后夜以继日地把图纸变成现金。

突然暴富的交通部却是愁眉不展，当年10月，时任部长的黄镇东召集各路人马，号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全年1800亿的投资花出去。

所有这一切都直奔那个8%而去，人们焦急地观察投资的效果。年底到了，结果是7.8%。

1999年3月15日，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如是说道：“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我们的成绩来之不易呀！”

这一年朱镕基容颜不改，只是头发似乎日渐稀少。美国《时代》周刊感叹道，他就像一只飞向太阳的鸟，翅膀已被烤焦了。朱镕基的回答是，我的翅膀还在！

一边反贪污，一边制造贪污？

1998年10月20日晚，朱镕基在北海市迎宾馆就餐。突然之间，朱镕基面沉如铁，停箸不食。

当时正是《焦点访谈》开播的时间，那一次倒霉的是山西运城地区水利渗灌工程弄虚作假案。看罢该案，朱镕基沉默不言，夫人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道，不吃了。结果举座为之不欢。

此前1个月，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高声怒骂，指责被长江洪水冲垮的大堤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被奉为国骂之经典，一时广为传诵。

事实上，朱镕基之所以如此愤怒，固然出于对吏治腐败之痛恨，另一方面则源于一种担心。他担心旁观者的讽刺会变为现实：一边反贪污，一边制造贪污。

想想看，当年一个公路局长掌控着如此之巨的建设资金，连苍蝇都会飞过来。

果然，云南昆禄公路通车18天就不堪使用，此类丑闻举国震惊，云南遭受暂停国债拨款之处罚。

1998年的最后3天，朱镕基出现在三峡工地，反复强调质量问题。

但是这一系列举动并不足以化解质疑者的顾虑，反对者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把民间投资通过国债集中起来，变成政府投资，其弊端有二：政府投资不如民间投资有效率，其次容易孳生腐败。

对这个问题，朱镕基在2001年3月5日的政协委员座谈会上算了一笔账，作了局部回答：“去年比前年的财政收入——前年财政收入是13880亿——增加了1960亿元，差不多2000亿，超收680亿。主要增加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国有企业的好转。国有企业的增值税比上一年增加650多亿，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比上一年增加350亿，合计是1000亿。增收的一半以上是靠企业状况的好转。然后在进出口环节增收了差不多500亿，另外在股票市场的发展上，印花税增加200多亿，利息所得税也比前一年超收100多亿。

“所以你不扩大内需，国有企业就是亏损，财政也没收入，这个路子已经找到了。”

“我不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

2000年上半年，GDP增长8.2%，这是整整3年里最闪亮的数字，景气低迷眼看着快要结束了。

当年的8月3日，本报曾以如下的方式做了一次报春鸟：“经济复苏似乎盼着盼着就真的来了。人们不再缩手缩脚，得了闲专挑大商场跑。地段价格稍好一点的房子，几十万元一套，刚刚看见个地基就紧着付钱。房地产商发现，已经烂掉的楼盘稍事运作就可能重现生机。他们确信正在迎来1993年以来最黄金的时期。汽油、钢材、平板玻璃的买家们则相当不习惯地发现，厂商在3年之后，重新试图跟他们讨价还价。”弗罗斯特的诗中写道：“一些人说世界将陷入烈火，一些人说世界将陷入寒冰。”西方的一些观察家开玩笑说，2000年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项应当授予朱镕基，因为他不单战胜过烈火(指的是通货膨胀)，还战胜过寒冰(指的是通货紧缩)。

但是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朱镕基是“赤字总理”。因为1996年编制“九五”计划时立下了两个财政目标，一是到2000年基本消除财政赤字，至少要控制在100亿以内，结果现在是3000多个亿；二是国债规模控制在3000个亿，不料现今到了18000亿，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借债。

对此，朱镕基不以为然。

2001年春，他对一些政协委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与他大多数发言一样，色彩雄辩：

“有的同志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贬值成赤字财政，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不正确。如果不是这个政策，九八年就已经垮了，同志们。1000多万人的职工下岗，出口萎缩负增长，怎么能贬值为赤字财政呢？

“去年增收1960亿，比预算超收680亿。同志们，这钱不都回来了嘛？

你不就是发了1500亿的国债嘛，来搞这个基础设施嘛？

“我超收的680亿用在什么地方？同志们，200亿用于减少了赤字，就等于说又少发了200亿国债，去年实际上只发了1300亿。把300亿拨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我们成立了一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来弥补全国的养老金的不足。”

在2002年“两会”期间，朱镕基进一步辩驳说：“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而是2.5万多亿的优质资产，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

朱镕基的"入世与变法":WTO给中国一个全新开始

美国之行

1999年，中国加入WTO看起来已到最后关头。但国内的舆论有点怪，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句话的所指，就像是早已化为尘土的李鸿章。

这个被影射为李鸿章的人，就是现任总理朱镕基。

同年4月6日，朱镕基出访美国，他告诉美国人，“中国已经给美国很好的出价”，龙永图的话同样意味深长，“如果美国再不满意，会后悔很多年”。

看上去一切顺利，不料中间突然横生枝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在发表联合声明之前，公开了中国的底牌。

朱镕基被完全激怒了，中美谈判破裂。

美国一名记者以尖刻的口吻挖苦克林顿：“他入主白宫以来，最应该后悔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中国人的协议。前者证明了他的无耻，后者证明了他的无能。”

克林顿赶紧找到朱镕基重修就好，建议再次启动谈判。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需要同样迫切，它之所以态度强硬，不过是想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非阻止中国入关。应了那句老话：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这个姿态让朱镕基重新乐观起来：“有些观察家说，我们已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路程，我自己认为，差不多是白分之九十九了。”

不料峰回路转，5月7日，美国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举国声讨“美帝国主义”。中美谈判再度搁浅。次年，中美撞机事件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降至冰点。

入世与变法

1999年秋天，江泽民主席访美，以求大同存小异的政治家智慧一举扭转局势，中美谈判重返正轨。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入世大门从此洞开，此后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

2001年11月13日，轻舟过了万重山，随着多哈的一声槌响，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对大多数人来说，WTO这个词汇在耳朵根聒噪了十几年，早就听腻味了。

但是它一旦变为现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一不留心就挨一棒子。

因为加入世贸组织，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与公开、透明、公平的基本市场原则的对接，最终导致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众所周知，此前法律法规的表面冲突，反映的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各自取向。

其次，所谓与国际接轨，意味着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了，因为WTO体现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而非一己之意志。

早在1999年，中美双边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国对与WTO接轨的“变法”工程就已经启动，涉及国务院25个部委，囊括2200多条全国性法律法规、数以万计的地方性法规、难以计数的大小文件；涵盖了外贸、金融、税法、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

清理门户的工作大概做了1年零3个月，才理出个头绪，解决之道很中国，叫“谁出台，谁负责”。

如果说上述动作不过是应对入世之需，那么今后3到5年内，将次第向重典推进。届时人大部门那叫真忙。

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论从1793年的马尔嘎尔使团到访算起，还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屈辱算起，都以中国加入WTO告一段落，而拥有全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