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争 194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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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和诡诈
 




　　 苏联，尽管它的领导人想方设法使它与外部世界隔绝，但它绝不是个高深莫测的国家。
　　 苏联1939年的政治特征和政治野心就是俄国历史的产物。罗斯人，其祖先本来是被瑞典海盗征服，并由他们取名为罗斯的那部分斯拉夫人，后来他们就从斯拉夫人中彻底分化了出来。不过命运并没有使他们作为单一的民族长期存在下去，东部的鞑靼人和西部的波兰人、立陶宛人把他们瓜分了，使他们彼此之间在好几个世纪之内断绝了往来。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称乌克兰)就在这个四分五裂的时期诞生了。大俄罗斯最初受鞑靼人统治，后来又臣服于日益强盛的莫斯科公国。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别洛露西亚)曾是庞大的波兰-立陶宛公国的组成部分。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就是这样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民族，他们语言不同，文化各异。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大俄罗斯人为了寻找出海口，为了掠夺土地和人民，不仅向亚洲，而且向波罗的海和东南欧扩张的历史。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是大俄罗斯人兼并和同化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波兰和许多亚洲民族所造成的民族问题，乃是俄罗斯帝国内部大部分苦难与流血的根源。
　　 1917年旧的沙皇制度被推翻了，1923年苏联成为一个实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斯大林、托洛茨基、卡冈诺维奇等许多革命运动领袖都不是俄罗斯人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使新的联盟内的民族仇恨得以缓和。然而沙皇帝国传统的扩张政策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尽管为了适应新灌输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手法上有所选择。从1921年到1941年期间，苏联的方针和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合乎历史逻辑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两类国家是势不两立的，它们不会永远共存，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其结局必然是共产主义全面、彻底的胜利。对资本主义国家要采取颠覆和旨在诋毁其政府和社会制度、蛊惑民心的宣传手段加速其灭亡。挑动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端，削弱其反抗，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堡垒，又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正如后来所表明的，只要新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出现，它们的内政外交就得由莫斯科施以全面、严格的控制。
　　 在革命成功的头几年，新生的共产主义俄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是脆弱的，经不起外部的进攻和内部的骚乱。当时列宁的方针是休养生息、防止外部干涉和吸收国外资金，为此他采取了富有弹性的、灵活的对外政策。然而到1927年又重新出现了僵硬的兆头。斯大林在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阶段即将结束。正是在斯大林专政时期，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明朗化了。首先，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堡垒应当保持强大和坚不可摧，作好推翻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的准备。为此就要避免与足以危害苏维埃政权的任何强国发生冲突。其次，苏联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颠覆和传播共产主义的手段实现扩张主义的目标，但是苏联不会甘冒风险发动直接的侵略。在内战后的年代里，它不能，也不愿意触犯法国、日本、英国，甚至波兰；就是对德国复兴为军事强国，克里姆林宫也是极力忍气吞声，畏惧万端，唯恐与这个大国发生冲突。
　　 这时的苏联完全处于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的掌握之中。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年轻时被神学校开除，尔后却成了革命家、列宁的同志和学生。他一担任共产党总书记这个要职就独揽大权，从列宁逝世便开始撤换和清洗政治局的委员们。内战之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遭到他极其残酷的镇压，接着便是农业集体化，对富农、大小土地所有者采取了紧急制裁措施。数百万人遭到镇压和死于饥荒。
　　 三十年代，斯大林插手革命历史的编纂工作，大肆吹嘘自己的功绩，并于1936年策动了大清洗，剪除了几乎所有要人，其中包括他当年的伙伴，而且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列宁的亲信，有朝一日可能危害他的地位。斯大林提倡对列宁的崇拜，就是想使人们永远崇拜他自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列宁逝世之后，一度曾是斯大林的主要支持者，但在1936年第一次公开审讯中便被判处死刑。接着，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遭到同样下场。清洗遍及各行各业，造成一片恐怖。斯大林可能是有意这样干的。逮捕之后，便是所谓的坦白、揭发；揭发之后，接踵而来的又是逮捕，于是清洗运动就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拷打、刑讯、流放和枪决便是那时的秩序。在苏联，政治犯的亲属也要对犯人的罪行负责。如被告拒不交待，便以逮捕全家相威胁进行逼供。有些被告还走一定审讯的过场，多数人却下落不明。被清洗的人究竟有多少，无从得知。不过，据一般估计可达数百万人，而且几乎都是蒙受不白之冤的无辜。
　　 对数百万人的死亡，斯大林显然无动于衷。甚至他自己家族中的亲人在清洗中也未能幸免，有些人被处决了，有些人被判处长期监禁，获释时已身心俱残。请问，有哪一个专制的沙皇能拥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对他的同胞进行过这样的迫害呢！他的残忍也只有金帐汗国的可汗能与之相比。那时，凡是被可汗召至萨莱——伏尔加河畔鞑靼人的首都——的罗斯诸侯，都要当众忍受侮辱以示诚服，或因俄罗斯人告发而伏罪，而应召赴萨莱，往往是有去无还。罗斯人的土地荒芜了，只落得家破人亡。
　　 斯大林至今仍然是位神秘人物，对他的人品还无法准确评价，因为在苏联对这位独裁者的描述持有偏见、互相矛盾。会晤过斯大林的西方观察家记述过他们的印象，米洛凡·德热拉斯和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的著作使人们又增加了几分了解，但是，仍然有许多不解之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斯大林在国内全面而牢固地控制着政府，他个人制定一切重要的政策，亲自过问并严密监督其执行情况。就现有的事实来看，斯大林控制其部属的手腕和机构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他的部长们违背了他的政策和利益，那么，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会长期瞒过斯大林的。
　　 据说，这位独裁者对任何对抗或冒犯其权威的一点点迹象，都深为猜疑(这说明，他是个偏执狂)，甚至达到了把阴谋与敌人看得比比皆是的程度。正是他的这种乖僻性格，才使他在列宁与他缔造的警察国家里得以生存；而那些缺少此种特点的老共产主义卫道士，却死于执刑队的枪口下。据传，斯大林生性虚伪、奸诈，尤其擅于揣度别人和利用别人的弱点。因此，他能在他那个集体中随机应变，应付自如。他说的，未必是所想的；他想的，也未必说出来。这给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造成困难。每个人都要等待斯大林先讲话，避免先抒己见。在他讲话后，则要赶紧表态同意。他具有残酷的自制能力和灵活、狡滑、虚伪而又机警的头脑。他为人固执，心地险恶。当然，才智他也是有的，不过，那是嘲弄、讥讽和笑骂人的才智。斯大林的性格似乎是多重性的。尽管他意志坚强，但有时也显露出怯懦的迹象。他十分神经质，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他在政治上的学识和贪欲都是广博的，虽然两者可能不太相称。在他不试探对方想法时，他的讲话却能开门见山，切中要旨。在处理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时尽管他的思想明显地受到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但也有迹象表明，他很讲求实际，并顺乎情理。当诸事顺遂时，他会非常温和。总之，他是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人物。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们显然对他万分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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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欧
　　 1935年，反共产主义的希特勒德国的崛起，间接地危及到苏联的安全。当时已是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苏联，极力鼓吹集体安全。事实表明，其意图不过是把国联当作自己进行宣传的讲坛，而它对安全的关心并未超出本国私利的范围。苏联继续奉行它挑动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倾轧的政策。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推行这种政策的大好时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播下了德苏战争的种子。据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在战后说当时斯大林通过背叛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此人后来夺了贝奈斯的总统地位)向布拉格传递口信怂恿捷克拒绝德国的要求。斯大林可能这样做了。但是，一个决心信守条约义务的国家是不会通过随时都可能遭到否认的渠道，以秘密传话的方式表白它的意向的。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公开许诺援助捷克时，其附带条件的措辞十分含糊和隐晦。这对于不幸的贝奈斯来说，实际上毫无价值。1938年，波兰与罗马尼亚在地理上把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隔开了。波、罗两国都坚决拒绝苏联红军穿越它们的国境。苏联也知道它的要求是决不会实现的，所以态度也不那么坚决。与此同时，莫斯科又对顽固不化的达拉第和张伯伦进行蛊惑煽动。这位英国首相对希特勒欧洲政策的诚意抱有灾难性的幻想；而对俄国却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不信任感。因此，他认为，苏联的提议存心不良，根本不予理睬。有个时期，麦斯基竭力拉拢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作为法西斯主义与希特勒主义的劲敌，更易于与莫斯科的提议产生共鸣。苏联大使神不知鬼不觉地利用这个既任性又易感情冲动的丘吉尔，间接地为苏联的观点作宣传。
　　 丘吉尔认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苏联将拿起武器保卫资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看法是否正确，换句话说，丘吉尔谴责张伯伦犯有情况不明，判断有误的空想主义错误，而他自己是否犯有同样错误呢？这仍然是个谜。当时，作为莫斯科喉舌的苏联新闻界，未发出任何可能与德国作战的暗示，苏联国内也未采取任何动员措施。英、法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人们公认，苏联是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国家。这两个民主国家对集体安全体系竟然不予支持，使苏联大失所望，只好到其他国家寻求对策。此后，每当斯大林为他在1939年8月的突然变卦辩解时，总以此为理由。而丘吉尔显然是相信他的。莫斯科的宣传想方设法从慕尼黑事件中捞取最大的资本。但当时有迹象表明，人们仍对苏联的诚意表示怀疑。莫斯科为反对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于9月23日通知华沙：如果波兰发动入侵，苏联即宣布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失效。苏联的许诺纯粹是一纸空文。翌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下了总动员令，看来战争已不可避免，这时，苏联却迅速地退下阵来。而它却在《真理报》上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正千方百计地向德国挑衅，这种挑衅使苏联不再负有援捷的责任。事过不到半年，也就是到1939年3月，斯大林便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毫不隐晦地说，当时他曾千方百计地避免使苏联卷入为人火中取栗的战争。苏联新闻界秉承这个政治意图，更加露骨地说，苏联决不会钻进英法合谋设下的反苏战争圈套。它在此种情况下避免卷入战争的想法，与共产党人的一贯作法和信条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在苏联此后若干年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证实。
　　 1939年3月，立陶宛迫于德国的压力，向苏联归还了它在1923年占领的边境狭长地带梅默尔。同月，希特勒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使斯洛伐克成为一个单独的傀儡国家。英、法政府为保证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企图建立一条反对德国入侵的不可逾越的阵线。丘吉尔确信，苏联是个可信任的潜在的盟国，它将在东欧为波兰而战。因此，他劝说张伯伦政府把苏联纳入英、法、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联盟。本着这个目的，英国大使威廉·西兹先生与李维诺夫于4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试探性会谈。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又通过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与德国外交部举行秘密会谈。为了讨好希特勒疯狂反犹太人的德国以铺平谈判道路，5月3日，犹太人李维诺夫被免职，由莫洛托夫继任外交部长。经过初步会谈，德国外交部于5月30日郑重表示愿意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苏联与英法政治、军事特使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直至8月20日，由于希特勒打电报给苏联提议派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以全权代表身分拟定并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遂使苏英法三国谈判告吹。8月23日宣布签署德苏协定。英法政府深为震惊。
　　 为了使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不受侵犯，英国力求借用苏联武装力量的威胁来实现其目的。波兰与罗马尼亚对苏军过境这一政治因素，有着更深切更现实的理解，所以，即使他们遭到德国的进攻也决不允许苏军过境。有些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更明确地宣布，苏联保护他们主权的任何举动都被视为发动战争的行为。从尔后的事件来看，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和部分公民，有的被横暴处决，甚至常常死于最野蛮、最无人道的极刑，有的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国防部长、与英、法谈判的苏联首席代表伏罗希洛夫元帅，不顾主权国家的意愿，对苏联武装部队进驻波兰、罗马尼亚与波罗的海各国流露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德国作战，这多少可以说明苏联的目标何在。丘吉尔与莫斯科沆瀣一气，他把谈判的失败归咎于张伯伦政府对苏联人多疑；缺乏达成协议的诚意；把官职不高，权力有限，两手空空的使节派往莫斯科等等。
　　 如果根据苏联当时的态度进行评价，人们大概会认为张伯伦是正确的，丘吉尔是错误的。苏联与英国谈判，不管英国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也不管它的代表团地位有多么高，其结果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这是因为英、法为苏联安排的前程是一场浴血的战争。而苏联对那个敌手却是不能不甘拜下风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用一只手抵挡住英、法的进攻；而用另一只手将沙皇帝国打得屈膝投降。如今，即使英、法能够打败德国，克里姆林宫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安慰。因为，德军入侵苏联就如威胁沙皇政体一样威胁着共产党政权的安全。要苏联冒如此重大的风险，而英、法又什么东西都不给它，甚至连波罗的海沿岸最小的国家也不给它，这种为敌性的、资本主义的波兰而战的建议，是与共产党的政策与信条相违背的。1936年，德国与日本通过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结为一伙。当莫斯科的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苏联却在哈勒欣河一带展开了保卫边境、反击日本入侵的战斗。接着，克里姆林宫宣称，苏联决定，无论如何不在两线作战。另外，德苏协定的签署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更趋恶化。尽管当时尚无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蓄意要挑起德国与西方的战争，但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样的战争确实可拯救苏联，并且是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必要步骤。
　　 希特勒急于促使苏联保持中立。他甚至指示里宾特洛甫，要作出他认为可行的一切让步，即使把苏联人带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也在所不惜。8月23日夜，德苏在莫斯科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和一份草率拟就、措辞模棱两可的秘密议定书。这使波兰再度被德国和苏联瓜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也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当德国元首在十个月后，更加认真地审查这份议定书时，其中有关巴尔干国家的措辞使他吃惊。议定书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利益，还说德国在这些地区无政治利益。然而，“这些地区”不仅指比萨拉比亚，还包括巴尔干国家。芬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地位也不明确，德国人一向不同意未经事先磋商就将这些领土并入苏联的版图。后来，希特勒对1940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各国十分恼火，那是肯定的。双方除了签署这项条约与议定书外，还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按照协定规定，苏联将向德国出口大宗粮食和原料，包括谷物、油料、家畜、煤、铅、锌，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总之，无论条约、议定书还是贸易协定，均使克里姆林宫极为满意。只费了点笔墨，竟换得了波兰富饶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和一项含糊其辞的规定，使苏联可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国家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一旦战争爆发，英国的封锁会断绝德国大部分的海上进口物资，德国在经济上便将依附于苏联。苏联获得这些好处的唯一交换条件就是保证它不加入战争。同时，斯大林还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本人高度评价这支军队，他认为，法军的战斗力会使德军不敢轻举妄动。另外，斯大林还想利用德苏缔结条约给日本的打击，尽快与东京签署一项协定。
　　 德国进攻波兰以及尔后向英法宣战的条件成熟了。当时，伏罗希洛夫与苏联驻华沙大使向波兰保证，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将保持友善的中立态度，并恪守向波兰提供军用物资与装备的诺言。玩弄这种两面手法的意图，可能是想使波兰不要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未经抵抗就举手投降，从而迫使英、法参战。9月3日，星期日夜间，即联合王国与法国对德宣战的那一天，里宾特洛甫敦促苏联立即对波兰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早先同意划归其势力范围内的那部分领土。莫洛托夫表示同意。但是，尽管德国一再催促，苏联在两周内一直按兵不动。苏联为进行武装干涉需要作舆论准备，但这不是延宕的全部理由。大概斯大林在观望，只有确信法国不能从当时并没有设防的西部迅速打败德国的时候，才进入波兰。因为他不想同英、法作战。还有在远东的地位尚未巩固之前，它也不得不等待。9月16日，苏联与日本签署停战协定。就在第二天，也就是在它向英、法保证当它们对德作战时，苏联将保持中立之后，苏军受命跨越波兰边境。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9月28日在莫斯科签署的秘密补充协议中规定，苏联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东移了。大约从原来的维斯拉河一线移向布格河一线。德国人的回礼是，放弃在立陶宛的利益(立陶宛南部的一角除外)。
　　 在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前九个月内，苏联继续阴谋反对资本主义世界。在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人活动猖獗，竭力削弱国家的战斗意志。苏联驻各中立国的使馆为了使战祸蔓延，进行秘密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针对德国的。
　　 波兰被肢解后，苏联紧接着与波罗的海各国订立所谓条约，迫使这些国家允许苏联在其领土内建立海军基地和陆军基地。而同样的要求却遭到芬兰的拒绝，这导致了为时四个月的“冬季战争”。战后，败北的芬兰将位于拉多加湖西北部的维堡省和某些位于北部边境的地区，以及芬兰湾内的某些岛屿割让给苏联。苏联并未急迫地要求拥有北冰洋沿岸的战略要地佩萨莫(包括由加拿大一家联合企业经营的镍矿)。这可能是为了避免英国海军进行干涉。由于该地区很重要，自从1940年春，德国人占领挪威和邻近苏联的基尔克内斯基地后，芬兰重新受到苏联的压力，要让苏联人取代别国的租借人。同时，苏联还要求与土耳其共同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但因它唯恐英国从地中海进行干涉，放弃了这项要求。德国于1940年5月向法国发起进攻，在此之前，苏联一直未将它攫取波罗的海各国与巴尔干国家的主张付诸实施。德国入侵法国后，战役进展神速，迫使莫斯科必须在战胜者回师中欧之前采取行动。6月中旬，所有的波罗的海国家均被占领，包括9月28日协议中曾划归德国的立陶宛西南部的领土。新攫取的领土被并入苏联的版图。6月末，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碟。两天后，比萨拉比亚与北部的布科维纳等边陲地区被占领。而8月23日签署的德苏条约并未将布科维纳地区写入议定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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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战败后，莫洛托夫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冯·德·舒伦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但是，尽管如此，法国的迅速溃败却使斯大林感到突然和沮丧。最初是在1940年7月，莫斯科的紧张气氛曾一度加剧。人们普遍认为，苏联正处于非同小可的危险之中。然而，到8月，当看到英国在丘吉尔坚强领导下没有退出战争，并且可以仰仗美国的物资援助时，莫斯科的心情又多少恢复了平静。它希望德国入侵联合王国，并从德国空军的损失中得到莫大的乐趣。当时，希特勒有时间专心研究东欧的政治局势。他对里宾特洛甫8月23日夜签署的模棱两可的议定书并不懊悔。因为，协定既然已经达到目的，它在帝国也就失去作用了。元首的注意力已集中到从芬兰进口粮食、亚麻、木材、钢和镍，以及对付莫斯科为获得芬兰的佩萨莫镍矿的控制权对德国施加的压力。另一种危险是，苏联从波罗的海的新建海军基地可切断德芬的海上贸易通道，更重要的是，会断绝从瑞典经波罗的海输入的铁矿石。希特勒历来认为，苏联不应插手巴尔干事务。尽管保加利亚人与俄罗斯人同属斯拉夫血统，但是，两代保加利亚人却都在德国领受指示和请求援助。罗马尼亚未能得到英国的帮助，但它为了抗拒苏联的领土要求，只得指望德国提供安全保障。而德国亦需要罗马尼亚的石油。因此，在希特勒迅速地横扫法国之后，东欧与巴尔干各国顿时又感到他的威胁。希特勒故意将8月23日签署的秘密议定书的第三条关于“德国在东南欧无政治利益”一语错读成“……在比萨拉比亚无利益”。后来又原封不动地转达给莫洛托夫，但后者未作任何反应。法国之役结束后，希特勒立即把二十多个师调往立陶宛边境，以确保莫斯科为其错误地占领划归德国的立陶宛西南部的领土偿还旧欠。1940年8月，希特勒与芬兰举行谈判。他保证向芬兰提供武器与其它物资援助，以换取德军通过芬兰领土，往返于北部挪威的权利，并由芬兰提供必要的交通设施。此举最终将允许德军驻扎在芬兰，把苏军摈于佩萨莫的大门之外。
　　 德国人在巴尔干也加紧对付苏联的渗透扩张与挑拨离间活动。匈牙利与保加利亚都对罗马尼亚有领土要求。苏联也站在反对罗马尼亚的一边。它把部队集结在边境地区，以示郑重。希特勒认为，德国的石油来源——普洛耶什蒂受到威胁，便以牙还牙把德军集结在被占领的波兰领土内(总督区)。后来，由里宾特洛甫主持从中斡旋。根据8月30日通过的《维也纳仲裁书》，匈牙利接受调停，它原来分割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要求只得到部分满足；保加利亚原来只要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南部地区，则完全得到满足。作为对罗马尼亚割让领土的报偿，德国保证罗马尼亚不会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入侵。随后，德国的使节和军队以改编和训练罗马尼亚军队为托辞，纷纷进入这个国家。这样一来，德国石油来源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苏联想挑起巴尔干战争也难以得逞了。在裁决书公开发表之前，德国从未与莫斯科就这次谈判进行磋商，也未向它通报有关情况。柏林对苏联强烈抗议其违反8月23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协商条款置若罔闻。当1940年9月德国与意大利、日本签署三国条约时，苏联骂得更凶。莫斯科有理由认为，该条约意在威胁其在远东的领土。同时，德国人一味拖延交付1939年8月和1940年2月的贸易协定中规定向苏联提供的货物。于是苏联被迫采取对策：削减向德国提供原料的数量。大有最终全部停止供给之势。
　　 在这一阶段，克里姆林宫对苏德关系似乎并不十分担忧。但是，使苏联大为懊恼的是举世公认德国在对法作战中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便取得了胜利。希特勒与斯大林竞相控制芬兰与巴尔干的尔虞我诈、政治上的渗透活动、措辞严厉的照会、含蓄的恫吓、以陈兵边境对陈兵边境等等都是共产党人最熟知的神经战的一部分。到1940年秋，莫斯科并不认为德国人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一百五十年以来，俄国人一直将大英帝国视为魔鬼。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和丰富的工业资源，至今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斯大林与希特勒不同，他从不轻视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德国由于西方的封锁，还得依赖苏联提供经济援助。苏联居然充当了德国的代理商，它从国外进口原料只是为了转售给德国。在克里姆林宫看来，由于上述原因，如果没有其它原因的话，德国似乎未必能攻击并切断这个供应来源。斯大林不借任何代价地避免战争，他对德国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尽管如此，他似乎也想到了德国要打持久战或在两线作战是完全违背它的利益的。斯大林还从红军的力量中得到安慰，虽然它在芬兰战争中丢了丑。但是他不了解，希特勒与德国情报部都认为这一因素不足为患，因为它们对苏联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非常缺乏了解。
　　 按照这个逻辑，斯大林在1940年时仍认为他的谈判地位比希特勒强。他相信，德国人最终将被迫向他让步。苏联为了控制多瑙河河道，并向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施加政治压力，苏军于10月26日突然占领多瑙河河口的一些岛屿。之后不久，莫洛托夫应里宾特洛甫的邀请到达柏林。他佯装对扩大三国条约的建议甚感兴趣。这个建议是吸收苏联参加该项条约，有可能也接纳西班牙与维希法国，从而组成一个欧洲大陆集团，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国家相抗衡。11月12日，莫洛托夫在接受斯大林的指示后，兴味索然地听取德国人的提议，当听到德国人明显地要把苏联对巴尔干的注意力向南转到波斯湾与印度洋方向时，尤其不耐烦。随后，他把会议变成了冗长的独白，反复陈述苏联对芬兰、南布科维纳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夙愿。莫格托夫想让德军撤出芬兰，让日本放弃它在北部萨哈林岛上开发煤铁的权利。他还进一步提出，苏联应象德国对罗马尼亚作出保证那样对保加利亚作出保证，从而获得在该国建立基地的权利，以便控制出入土耳其海峡的活动。与里宾特洛甫在防空掩蔽部举行谈判时，莫洛托夫透露，苏联还对希腊、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和控制波罗的海出海口感兴趣。
　　 11月25日，苏联提出要与保加利亚缔结一项条约。苏联以支持保加利亚获得多布罗加全部领土和经希腊进入爱琴海的通道两项要求作为交换条件。这项提议遭到拒绝。到1月中旬，莫斯科才获悉德军正向巴尔干挺进。于是，它便向柏林要求占领保加利亚、希腊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提出抗议。抗议中说，这一步骤将损害苏联的安全。到那时为止，克里姆林宫才意识到希特勒根本无视苏联的要挟。在苏联驻柏林新任大使戴卡诺索夫于1月17日向德国外文部常务次官魏茨泽克递交的抗议照会中，把英国干涉巴尔干的可能性也硬扯了进去，更加重了照会的分量。从此，在中欧和东南欧的主动权便落入德国人手中。而苏联的外交则成为一连串的抗议。保加利亚恪守三国条约，3月1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率先进入保加利亚，德军随后跟进。这使土耳其有些焦虑不安。希腊已向轴心国开战，在东南欧，只有土耳其与南斯拉夫仍未介入。为了将这两个国家拖入战争，莫斯科又把对付波兰的那套阴谋诡计与外交手腕施展了出来。它告诉土耳其，如果土被迫与第三方(指德国)交战，莫斯科将持完全谅解和友善的中立态度。这种拖人下水的提议被安卡拉婉言谢绝了。3月25日，德国迫使南斯拉夫在维也纳签署三国条约。两天后，南斯拉夫政府被一场反德政变推翻了。苏联为了吸收一名反德的打手，急忙与新政府的首脑西莫维奇签署一项友好条约。莫斯科又弹起对南斯拉夫承担军事义务的旧调，旨在坚定南斯拉夫抗拒德国领土要求的决心。但在4月5日，当德军集结在南斯拉夫边境地区时，克里姆林宫却又采用了它惯用的退却战术。当时，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告诉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加弗里洛维奇说，你们肯定误解了，苏联从未企图进行军事干涉和提供援助。他的话使后者不胜惊惧。而希特勒次日却以轰炸贝尔格莱德、入侵南斯拉夫作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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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确凿的事实表明，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迅速沦陷，英国被逐出欧洲大陆，使斯大林清醒了。从此，他改变了对德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员谦卑，讨好的态度。德国大使和土耳其大使都及时地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发给本国的电文中都对此作了相同的解释。土耳其大使说得更露骨，他甚至发表了如下的评论：斯大林希望南斯拉夫至少把德国人拖住两个月，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赢得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部队的援助。
　　 苏联是认输了，但对自身的安全仍不担忧。它真心实意地想与德国改善关系，转而采用了安抚政策。1941年1月，苏联就抢占划归德国的立陶宛边境地带一事给柏林以赔偿。同时，缔结了一项非常有利于德国的新贸易协定。到4月，苏联按照协定向德国提供了定额内的全部原料。仅在那个月就供应了不下二十万吨谷物和九万吨石油。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继续冷落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实际上对他不闻不问。为了表明他们与德国新秩序情投意合，他们在5、6两月将南斯拉夫、比利时、挪威和希腊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分别驱逐出境。但是，从4月起，苏联西部军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屡次发生侵犯边界的事件，并盛传德国即将发动进攻。
　　 据说，1941年3月20日，苏联总参谋部情报部(军事情报部门)部长戈利科夫曾上送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列举事实证明，德国明显地要对苏联发动进攻。他还了解到德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据传，一位德国少校曾向苏联驻柏林武官透露：德国企图进军苏联。但是，戈利科夫却把战争迫近的传闻与报道视为英国情报部门或德国情报部门的一种挑拨。于是，他得出一条可以使人理解的结论：在希特勒征服大英帝国或与它谈和之前，德国不会向苏联发动进攻。4、5月间，德军在芬兰的活动受到密切注视。5月5日，据说戈利科夫已估计到德国在苏联边界集结了一百多个师。这些情报分析与报告斯大林是看过的。
　　 尽管德国直至战争临近发起之前，费尽心思一再推迟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入侵部队开赴前线的时间，但是，部队在东部的集结却无法掩人耳目。德军的某些行动还是为华盛顿、伦敦以及莫斯科所获悉。德国人料到苏联会就部队在总督区集结一事向他们提出质问，于是便将对策事先通知其驻莫斯科武官克斯特林，佯言：波兰是位于英国空袭航程之外的良好的训练场地。另外，德军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受命拟订一份内容把部队在东部的集结描绘成为入侵英格兰举行的一次预演；在大批坦克上安装了潜水装置，把英国作为演习中的假设敌；并把在克里特岛实施的空降作战解释成为在联合王国实施空降作战举行的预备性演习。他们故意向本国和外国新闻界透露一些消息。
　　 1月，美国驻柏林的商务参赞获悉有关德国真实意图的消息。华盛顿在3月间把这个情报转达给克里姆林宫。在春季和初夏，关于德国可能入侵的事情在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员当中已成为众人议论的话题。4月34日，德国海军武官报告说，英国大使克里普斯预言6月22日为德国发动入侵日，他对这类发动战争的传闻大加指责，并且认为这显然是荒诞无稽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告诉人们，当时亲自处理情报的丘吉尔是如何在4月初便断定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他还推断克里普斯未能将情报及时转告斯大林可能是导致苏联在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之一。丘吉尔作出推断的情报根据是：三个德国装甲师正利用铁路运输从布加勒斯特向克拉科夫调动。这三个师与中欧配置的十九个德国装甲师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再说德国人为什么不从罗马尼亚而偏偏从波兰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是怎样也解释不通的。看来丘吉尔的推断似乎不太合乎逻辑。正因为这一点，莫斯科便认为他的情报无足轻重；斯大林反而认为丘吉尔的动机更加值得怀疑。现已真相大白，希特勒实际上确实打算用这支装甲部队从罗马尼亚突入乌克兰。但是，3月11日，他改变了主意，命令所有坦克从罗马尼亚开往波兰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这就是英国情报部门所注意到的调动。
　　 6月初，美国驻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领事报告德苏有爆发战争的迹象。驻布加勒斯特和斯德哥尔摩的美国人也提供了类似的情报。美国大使斯坦哈特将这条消息转告苏联外交部。6月10日，英国外交事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先生把德军在东欧集结的情报转达给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6月12、13两日，麦斯基再次被召见，这次是由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接见的。他告诉麦斯基一条连英国三军联合情报委员会都相信战争迫近的消息，内容是，现已查明，罗马尼亚驻有德国第11集团军(属实)；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该国还驻有德国的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不属实)；还说利斯特元帅的第12集团军已从雅典调往卢布林(这也不属实)。这个情报从表面上看来有些价值，但是，即使它完全属实，也决不能得出对苏联进攻在即的结论，因为第11和第12集团军在德国驻中欧和东南欧的部队中所占比例甚微。英国注意到的另一个迹象是，德国空军增加了在东欧的无线电通信网。但是西欧的无线电通信却没有明显的减少，因而这条消息只能供参考而不是确凿的证据。
　　 苏联的战争准备虽不充分，但还是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1941年春，苏联专门征集后备役人员。根据苏联公布的数字，武装部队的兵力增至四百二十万人。但是，在苏军中，缺乏训练的士兵占相当大的比重，约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士兵仅服役八个月左右。苏联人还从集中营和监狱中搜罗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军官。其中许多人迅速地恢复了名誉，重新任职。3、4月间，又有一些部队从内地调往西部边境军区。计有四个集团军，共二十八个师。不过，克里姆林宫似乎对显示力量比对保卫自身安全更感兴趣。尔后的部署态势便可说明这一点。莫斯科命令基辅军区司令基尔波诺斯将他的一些部队配置到边境附近，他奉命执行了，但他认为这种部署浪费兵力，是“消极防御”，公开表示为此感到痛心和为难。柏林注意到这种奇特的部署，并引起种种猜测：苏军向边境靠拢是否准备发动一场预防性的进攻。德军参谋总长哈尔德认为，苏联的部署可能意味着为发动进攻作准备。但又认为采取这样的应急行动根本不可能。他的一位第一流的情报员、东线谍报处军官金策尔则作了确切的评价，他把苏军的集结看作一次政治性的示威而不予理会。
　　 4月中旬，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5月6日，出现了一种情势恶化的迹象，斯大林接替莫洛托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仍保留外交部长的职务。斯大林既是共产党总书记，又公开出任总理，明显地要独揽所有大权。
　　 据信，苏联的间谍组织为其国家服务很称职。何况，在莫斯科，公开的迹象比比皆是。各国外交使节很少谈论别的。但是，只有德国使馆，象德国驻苏联武官克期特林所抱怨的那样，陷入了战祸临头的恐怖之中。克斯特林曾因病长期离职，由克雷布斯上校代理他的职务。及至5月中旬他返回莫斯科时，发现使馆成员正把他们所有的私人贵重物品、地毯、衣料、毛皮、银器、珠宝运回国内。妻子儿女也相继离去。于是，克斯特林便在一周内向陆军情报局长马茨屈发出一连串的半官方长函，对德国驻苏联使馆的恐战气氛和使馆成员的行为进行了尖刻的嘲讽，甚至连空海军的同僚们也未逃脱他的责难。他说，再看看苏联人吧，虽然他们充分觉察到德国使馆成员家属那些惊慌失措的举动，却完全镇静如常。
　　 6月11日，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战争恐惧症又复发了。结果，许多使馆成员离职而去。他秘密地向马茨屈转述了一条有趣而神秘的消息：这里的日本大使刚刚收到从柏林发来的电报，估计是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将军发来的，电文既简明又奇怪，仅有两个英文字“很近”。
　　 当时，一些正在列宁格勒为苏联海军改装一艘巡洋舰的德国民用船舶建造师纷纷撤离。他们的头头，业已退休的菲格海军中将和所有的女秘书也离开苏联。克斯特林指责召回这些人员的做法太拙劣。另外，苏联港口内已没有德国的船只，可是苏联的船只德国却百般刁难，迟迟不肯放行。这年3月，苏联的边界考察团已被逐出德方一侧，并且不准返回。苏联缴获了一架在罗夫诺迫降的德国飞机，机上的地图和照片明白无误地表明这架飞机是拍摄苏联西部道路的。数月来，每日都发生侵犯领空事件，但斯大林唯恐柏林以此作为寻衅的借口，下令绝对禁止射击德国飞机。携有电台的德国武装人员多次穿越边境，或从海上登陆，其中有的身着便服，有的化装成苏联军人。潜入的人员有时是实施武装侦察，向偶然遭遇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开枪射击，有时则混杂在苏联占领区的公民中，因为他们亦属波罗的海或乌克兰种族。
　　 极权主义国家，特别是当它们即将发动一场突然的、毫无理由的侵略的时候，它们必然要向本国人民隐瞒事实的真象。6月14日，离德国人确定的入侵日仅有一周，莫洛托夫为试探希特勒的意图耍了个花招。他向德国大使舒伦堡递交了一份公开声明。这项声明对有关战争的谣传进行了公开、坦率的评论，并详尽地重申了苏联的和平诚意。苏联此举的目的是想看看柏林是否向德国新闻界公布此项声明，但却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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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苏联将军博尔金的记述，6月18日，一名德国叛逃者越过边界，提供了德国发动入侵的确切日期。这个德国人的自觉行动与告发，显然给罗科索夫斯基留下很深的印象，6月20日，发现德国人正在撤除边境地区位于已方的铁丝网。6月21日黄昏，德国渗透人员跨越边界的活动明显地增加了。
　　 当时的斯大林政府虽然在理论上是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却要完全服从这个独裁者的意志。斯大林是个谨慎、多疑的人，他继续用冷漠的态度安照逻辑估计形势。他的错误在于他以已之心度希特勒之腹，用共产党人的眼光观察欧洲与世界局势，而不研究德国独裁者的心理，不分析那位元首在一定条件可能做些什么。他万万没有想到，德国会不顾一切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认为，发动战争的各种迹象都是神经战的一部分，意在威胁苏联退出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各国，这可能预示着德国人在政治上、领土上又有新的要求。他的共产主义原则告诉他，显然有人想用阴谋与谎言挑起苏德战争，借以拯救英国。因此，他把英国及其美国朋友的警告视为挑拨离间。总之，这便是斯大林自己在后三年中所惯用的战术。他若是认为，德国人与英国人就是按他的想法来对付他，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6月13日，新任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根据戈利科夫关于有愈来愈多的德军向边境附近集结的报告，打算让边防军区作好战争准备。但他未能说服斯大林，斯大林反而告诉他，不要相信这些敌情报告。6月21日下午，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打电话给总参谋长朱可夫说，一名德国军士投诚，带来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忧心忡忡的斯大林把铁木辛哥、朱可夫和副总参谋长瓦杜丁召到克里姆林宫。6月21日，星期六，政治局通宵达旦地研讨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铁木辛哥、朱可夫、瓦杜丁都出席了会议。入夜时分，接到了麦斯基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上说，该日下午，他与克里普斯在伦敦会面。克里普斯可能又是根据权威人士的猜测，预言进攻日不在6月22日星期日，就在下个周末。两个日期，特别是有了后一个日期，肯定大大降低了情报的可靠性。21日二十一时三十分，莫洛托夫最后一次召见舒伦堡，多方询问他德国实施威胁性的军事部署究竟有何要求。舒伦堡没有立即回答。大概他也不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而且，尚无明确的迹象表明他的武官克斯特林曾被告知入侵即将发生。且不管舒伦堡的人品如何，但政治局显然未从这次会晤中得到任何保证。随后，布琼尼元帅被任命为预备军司令。午夜前不久，下达了预先号令，命令边防军区进入战备状态。但是，直至入侵发生，尚有许多野战部队未接到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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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狂人



　　 阿道夫·希特勒是个怪物而苏联并不是。1939年，除了他身边的小圈子以外，没有什么人了解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那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性格。
　　 他是奥地利人，出身贫贱，时运不佳，当过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巴伐利亚的一个步兵团里当了近六年的列兵和下士。后来他一想起这段往事便引为骄傲，觉得自己投入了整个德国的事业。战争结束后，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1919年，希特勒成了德国陆军的一名文职政治密探，其部分职责是侦查和对付共产主义的势力，他实际上是一名反共“政治委员”。尔后他进入了政界。他学历浅，靠自学起家，因此，他的政策和抱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只不过是德国历史的翻版和延续，有的是前两个世纪的陈货，有的是一千多年前的古董。希特勒的思想是个大杂烩，其中许多是错误的，有些近乎幻想。他的思想不是来自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戈平淄和尼采的著述，就是来自德皇威廉二世、俾斯麦、普鲁士国王、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条顿骑士的政策和成就，或者来自他所看中的早期德国武士的美德和性格。
　　 日耳曼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们采用征服和殖民的手段从现在的法国和莱茵河流域逐渐向东扩张，一直到中欧和东欧。象卢贝克、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什切青、柏林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这些大城镇在十二三世纪前是不存在的。日耳曼移民创建或重建了波森、克拉科夫、卢布林、华沙、维尔纽斯、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多帕特和里加。不屈不挠的波兰抵制了这次东征。到十九世纪，即波兰已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之后，日耳曼人才被圣彼得堡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反压力所阻止。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诞生了。二十世纪初，泛日耳曼主义者鼓吹征服和兼并那些属于日耳曼或者历史上是日耳曼人开发的领土，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荷兰、佛兰芒人的比利时以及瑞士的一部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放逐到波兰。乌克兰也被列为大日耳曼的组成部分。1918年，乌克兰实际上脱离了苏联，一度成为一个附属于德国的傀儡国家。1924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要塞服刑，撰写《我的奋斗》时，他第一次向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德国和欧洲未来的蓝图。这幅蓝图充满了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主义者的仇恨以及对整个斯拉夫民族的蔑视。他的最终日的是，要攫取那些能给德国提供粮食、牲畜、石油和矿产的富饶土地。1933年，他终于执政了，于是就大肆推行他的反共反苏政策。1937年，德国当时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曾与丘吉尔简要地谈过一次话，他所说的是元首的领土欲，其中包括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迟至1939年8月即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希特勒还谴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实在糊涂，竟然意识不到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消灭苏联。希特勒同列宁和斯大林一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与他们所不同的是，他好感情用事而不权衡利弊，凭一时一事对他是捉摸不透的。
　　 希特勒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矛盾体。他虽然受的教育不多，但却精明能干。他是个冒险家与投机分子，像斯大林一样，他具有洞察别人长处和短处的能力，并能将两者都为己所用。他的头脑反应非常灵敏，但是杂乱无章。他的记忆力惊人，但是脑子里却装满了琐事。对于无关紧要的问题，他能迅速抓住要害，还能进行逻辑推理并具有远见卓识。而对于事关德意志帝国的重大决策，他却被情绪和灵感所左右并可能完全失去理性。他的政治信仰的依据大部分是些无知妄说。他对于与其无关的细枝末节非常感兴趣，因此往往只能是见树不见林，见小不见大。他是个赌棍，相信胆大就能得利，但是他的胆大是没有情报或者冷静的估计做基础的，而是凭一时冲动。他反复无常，感情冲动起来，往往紧张不安，胆小怕事，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恢复镇静后，他又变得傲慢自负，走向另一个极端。处境困难时，他常常不肯正视那些险恶的局势或者不得人心的决定，否认事实的存在。他信口开河，处事轻率。他可以因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慷慨激昂，不过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倾听那些惨事败局。
　　 他是个全然没有道德观念、残酷无情的人。像斯大林一样，他只承认实力，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希特勒虽然与斯大林不同，没有在其同伙中制造那样严重的恐怖，但是他人品卑鄙、报复心重。他身边的同伙怕他，因为他从不忘宿怨，有仇必报。他周围的人们，实际上整个日耳曼民族，只不过是为他的野心和意志效劳的工具。他的权力终于发展到至高无上的程度，以至对任何人不经任何形式的审问，他就能够下令撤职，停发年金和没收财产，后来还操起投入集中营、用刑和处决的大权。这些刑罚有时不仅用以对付那些触怒他的人，而且还株连他们的家属。
　　 他并不怎么诚实。有时说谎是为了引人注目，有时是自欺欺人、主观臆断，有时是为了实现其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诡计。他注意保密，不让右手了解左手的活动情况。他认为下级的职权要分散、要小，而一切权力和情况都集中于他一身。根据他的第1号基本命令，为保密起见，任何人了解情况都不得超出他执行任务所需了解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唯独希特勒才是帝国的全权协调者和指挥者。内阁的集体统治有名无实，连咨询性的会议都从未开过。待定的问题由各部部长直接去请示希特勒。他是个患有猜疑顽症的偏执狂。没有什么人能长期得到他的完全信任。他那阴暗多疑的心灵怀疑到处都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企图迷惑他或欺骗他。他个人交往的圈子很小，他不喜欢让陌生人进入那个圈子。这可能是因为他怕暗杀。在他那无限的虚荣心、不知满足的野心和顽强的意志的驱使下，他决心在自己短暂的一生里走上征服者的道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个妄自尊大的狂人，尤其在战争的压力和负担使他的神经崩溃的时候，就更加放肆和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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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3年后的某个时候，这个独裁者的身上出现了神经病的症状。关于他的病情说法很多，有的说是帕金森氏神经病，有的说是因紧张和歇斯底里而致的精神分裂症，还有的说是服用麻醉药品所致。由于希特勒只听信其私人医生莫雷尔博士的劝告，服用他给的药，不进行其他的体检，因而他的病始终没有确诊过。因此，还不能作出他有神经病的推论。他的神经直到他死似乎一直没有病。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的思想越来越偏激，这些现象在他没病的时候就非常明显。毫无疑问，在他死之前他就与世隔绝了，不过这种现象在整个纳粹统治集团中是司空见惯的。
　　 像斯大林一样，希特勒的性格也有他的另一面。没有哪个独裁者开玩笑会开到自己头上，希特勒也不例外，他的风趣低级粗野，总是把别人当作笑料。除了对那些触怒他的人或得不到他信任的人以外，他待人接物还比较注意礼貌，甚至显得愉快而且风趣动人，如果他愿意那样做的话。在他的后期，他甚至还给许多跟他谈过话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谈问题逻辑性强，很有分寸。但是，正是这个人应对几百万无辜遭受杀害的人负责，这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1933年，希特勒被捧了出来当上总理，尽管他的党在国会中没有占到绝对的多数。通过国会纵火案和授权法，他取缔了在野的强大的共产党，尔后还搞垮了其他政党，就这样他成了一党专制国家的元首、独裁者。此时联邦各州的独立性即告结束。国家社会主义党实际上作为行政部门的一部分凌驾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关之上。戈林也是一样，原是一个吸毒鬼，却一跃而为普鲁士的总理、负责四年计划的部长、航空部部长以及空军总司令，与此同时，官僚政客希姆莱成了警察、保安和谍报机构的太上皇，他手下的人员也大部分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党。省、县两级党的头目开始篡夺地方政府机关的权力，其中有许多人损公肥私，大发横财。1934年，最后一任总统兴登堡逝世时，希特勒给自己冠以元首、总理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头衔。事实上，他已经接替了这位前总统的职位，只不过没有总统的头衔罢了。
　　 1934年8月2日全军奉命举行效忠宣誓，不过不是效忠于共和国的宪法或当选的政府，而是要效忠于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希特勒过去依赖陆军的暗中支持，同时他又通过一系列的谋杀手段，清洗了纳粹党专搞恐怖活动的褐衫队即冲锋队中那些看来对他有威胁的成员。依赖将军支撑他掌权是不合他的心意的，因此他开始在武装部队内部扩大他个人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不慌不忙，但却坚持不懈地扩大他自己的私人军队即党卫军的规模。193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秘密国防法，授权希特勒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进行战争动员和对外宣战。这一事态的发展，对最高统帅部以及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希特勒出任总理时，冯·勃洛姆堡将军是国防部长和握有实权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位将军是纳粹党的热情支持者，极力主张搞一个既控制海军又控制陆军(空军曾属于陆军的建制)的单一的最高统帅部。这种新主张与德国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德国的传统是依赖陆军和陆军参谋总部来掌管一切军事工作的。武装部队办公厅这时宣告成立，它的两个主任参谋是凯特尔少将和约德尔上校。赫尔曼·戈林是纳粹党的忠实党徒、希特勒的老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上尉。作为一个将军，他除了担任许多其他职务外，还被任命来指挥新成立的空军。勃罗姆堡因过去不同意空军脱离陆军单独成为一个军种而引起戈林的不满。此外，戈林还对军政部长一职垂涎三尺。因此，当鳏夫勃罗姆堡后来跟一个据说曾被警察局作为妓女记录在案的女子结婚的消息一经传出，戈林马上设法使希特勒得知这一情况，并利用他的影响使勃罗姆堡免了职。这一点恰好合乎希特勒的意愿，因为他认为，勃罗姆堡在收复莱茵河非军事区时表现怯懦。总之，希特勒对总司令这个职务已另有打算。经过说服，勃罗姆堡辞了职并和妻子一起移居意大利。
　　 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自己为真正的(区别于挂名的)全体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军政部及其武装部队办公厅改组为一个单一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凯特尔主管。凯特尔生在汉诺威，是个平庸无能的炮兵军官。他的同事有时称他为“迷糊”或“蠢驴”。他是纳粹党的狂热党徒。他虽被希特勒任命为他的副统帅，拥有过去军政部长的权限，但事实上他却没有任何指挥权。他连个参谋长都不如，因为他的意见和建议根本无足轻重，他最多只不过是希特勒的副官和参谋。元首物色到了他看中的人选。许多杰出的而当局不满意的将军们被免了职。那时希特勒直接控制了海军总部、空军总部和陆军总部。即使这样也没有完全使他心满意足，因为陆军才是他特别想自己直接来严加控制的，而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和陆军参谋总长贝克中将曾反对过元首的某些计划。由于一项阴谋，可能有希姆莱和戈林参与策划，弗立契被诬告犯有同性恋罪而停了职。甚至这个案子尚未审理，勃劳希契就被提名担任陆军总司令这个尚未空缺的职务。贝克又留任一段时间，他力劝勃劳希契反对希特勒在欧洲进行侵略、在德国施行暴政的野蛮计划，结果是枉费唇舌。不过，勃劳希契早已是希特勒的人，他主张陆军不要过问政治。1938年8月底，贝克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后来由哈尔德接替他担任参谋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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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底，指挥机构的改革已经完成，除了个别重要的方面，它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一直保持原状。到了1938年大部分头面人物都粉墨登场。国家元首是阿道夫·希特勒。作为元首和总理，他掌管整个国家事务并进行具体的指导。此外，他还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名义上由凯特尔领导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只不过是个秘书处。虽然它设有一个三军联合参谋部，但是，没有希特勒的指令，它无权对三军下达任何命令。至于海军事务，希特勒就直接找雷德尔海军上将。至少到战争中期，希特勒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希特勒不太懂海战，他尽量不插手有关海军的作战事务。他对空军事务也采取了同样态度。戈林是纳粹党的中坚分子，他同希特勒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且在战争初期享有希特勒对他的盲目信任。命中注定能得到希特勒更多照顾的就是陆军了。
　　 约德尔可能比其他任何军官更接近希特勒，因为他每天都要亲自向元首汇报最高统帅部各战区的战况，尔后与他讨论作战计划和命令。就这样约德尔开始时无形中成了一名军事教员。约德尔非常聪明能干，尽管他的知识局限于军事方面而思路比较狭窄。他雄心勃勃，但沉默寡言，性情孤僻。甚至连他的同僚都无法对他的性格作出肯定的评价。他也是那些将元首看作天才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而希特勒也懂得如何使用部下，他只提出约德尔完全赞同的那些见解也不是不可能的。在1940年入侵挪威的关键时刻，约德尔的胆略和智谋胜过了希特勒。这一点希特勒是欣然承认的。从那时起约德尔不胜荣幸，能坐在元首身旁同他一起进餐。直到三年之后，即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前不久，他才因偏袒犯上不恭的利斯特而失宠。
　　 约德尔孤独的性格没有博得信任或信赖，而给那些不很了解他的人留下了缺乏热情的印象。其部分原因是，他与军官们的关系并非一直是和睦的。他主张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使他与许多同僚，包括后来的几位参谋总长，疏远了。他也有些自不量力，他竭力主张将所有的战区直接置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控制之下，有时他还干涉与他毫不相干的陆军事务。然而，他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不能也不愿对元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指责。正如施佩尔所说，在顺从希特勒这一点上约德尔跟凯特尔一样，他忠顺地跟随希特勒到底。他经常处理的是战略和战术问题，但由于他只是希特勒意志的执行者，因而他的工作岗位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他只能停留在处理日常事务上。约德尔没有指挥经验。因为元首不肯放他，从1938年起他连续七年都在元首总部的最高统帅部供职。令人怀疑，他是否比元首更了解由他承办下达的某些命令对部队的影响。当德国开始打输这场战争时，约德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越来越糟糕，因为他在多数问题上赞同主子的意见，就等于火上加油，使希特勒更加固执任性。但不管怎样说，约德尔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他不是提供军事知识的唯一渠道，希特勒是根据许多知识来源形成他的思想的。
　　 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素养和资历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西线服役四年，只不过在连里当了个介于上等兵和下士之间的传令兵。这次大战期间他获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奖章。这是对他这一级士兵不寻常的奖励。此后他不断地给他的将军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曾经是个第一线的士兵，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赋有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过去在军队的经历(那也许是可夸耀的)，对于担任最高统帅这个职务来说肯定是不够格的。但是，通过参加军事演习、操练和表演，他很快就掌握了军事词汇。通过倾听下面军官和持有激进观点、不满现状的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和批评，他又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战术和技术方面的细节，以致他身边的军事头目都感到吃惊。出于政客的利己主义，他把这些资料改头换面充作己见。这种做法在挫败对手时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于是他进而使用大量丰富的统计和技术资料作为他论据的一部分。这些在当场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争论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他对手的职权范围。的确，为赢得论战的胜利他也不惜捏造证据，用这样的方法轻而易举地折服他手下那些比较软弱的将领，其中一些比较天真的将领就马上把他看作天才。同时，元首也能及时发现陆军中的反对派或分裂派。他是一个善于拉一派对付或牵制另一派的能手。
　　 希特勒的总司令职务不是挂名的。他果断地干预作战计划的制定或实施。德国军官团中一些高级的军官在他面前卖身求荣、争夺权势、捞取地产、甚至从他的私财中捞得一部分金钱。为此他们密谋策划，勾心斗角，结果得到的是这个独裁者的蔑视，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他更加不屑于隐瞒这一点了。在占领奥地利时，他甚至宣布要亲自担任战争的总指挥，他的所属人员为此大吃一惊。据说，他听了机动部队中某个心怀不满的挑拨者的话以后，就对哈尔德那个用坦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进行了攻击。希特勒并不满足于履行最高统帅通常履行的那些职责，即只在大政方针上发号施令；因此他便开始陷入了作战方面的细节之中。入侵挪威原来是海军的建议，然而却被希特勒所剽窃，成了他的计划。这场战争是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少数人策划的，没有让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参加，而且参谋部门的准备工作也非常不充分。战争初期元首的许多意见是很好的。德国早期在法国取得的胜利应归功于希特勒和冯·曼施泰因。据说，他俩各自提出的意见，后来都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在陆军的司令官和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早期的恶意攻击面前，他们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进攻法国前后，希特勒时常干预大大小小的决定，而陆军的首领和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似乎都心安理得，从未考虑辞职。通过剥夺勃劳希契的大权，希特勒不仅成了事实上的(如果名义上不是的话)陆军总司令，而且还成了全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此外，他还是国家元首、政治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党的领袖和外交部长(因为里宾特洛甫本人的地位已被削弱)。可想而知，这么多部门的要求相互冲突，在安排其轻重缓急时自然会造成混乱，这就给希特勒缺乏磨练的头脑与不稳定的思想带来有害的影响。而事实证明，这就是导致德国进攻苏联失败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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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是个放纵无忌、为所欲为的人，对他来说，现有的组织机构毫无意义。他把在政府和工业部门中那套惯用的心血来潮的做法搬到了最高统帅部。对波兰、法国和巴尔干的几次战争都是在空军总部的配合下主要由陆军总部负责进行的，而这两个部门都由希特勒来指挥。在组织如此规模的地面作战方面，唯一有经验、有合适参谋人员的司令部就是陆军总部。然而，该司令部已经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它为自己拟定的作战命令，还要提交希特勒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去批准。到1941年底，希特勒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他可以通过约德尔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直接控制所有的国外战区。1941年12月，他解除了勃劳希契元帅的职务，接管了陆军在东线和其他战线的作战指挥权。这样，作为最高统帅，他就自己给自己下命令。为了摆脱这种荒唐可笑的窘境，他将哈尔德和陆军总部作为自己的参谋部来控制东线对苏联的整个作战行动，约德尔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同时成了他控制所有其他战线的参谋部。因此，陆军总部便中止了对苏联以外的其它战线的指挥和通讯联络。斯堪的纳维亚(包括芬兰)、法国、巴尔干、意大利和非洲成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管辖的战区。这些战区通过约德尔为首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武装部队指挥参谋部这个机构来领受任务。这样一来，除了海军总部和空军总部外，元首还有两个独立的同级参谋部来协助他指挥战争，一个负责东线，一个负责西线。这不是统率机构有效的和令人满意的工作方法，因为一个参谋部并不了解另一个参谋部在干什么，而且双方还要争夺兵力，这套指挥系统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完全符合这个独裁者的心意、对他方便的一个临时凑合的机构，这是因为他把东西两线隔开就再无人敢于侵犯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
　　 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是勃兰登堡人，在某些方面他又是个典型的普鲁士人。他是个能干的但决不是个出色的军人。要不是弗立契被免了职，要不是希特勒认为勃劳希契能当个听命于他的总司令，那么勃劳希契就不可能被物色来担任这样高级的职务。勃劳希契接任了这个尚未空缺的职务，因为他感激元首希特勒在离婚问题上支持了他。参谋总长哈尔德是个孜孜不倦、能力强而谨慎的巴伐利亚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的关系冷淡。
　　 早在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就拼命控制国家机器和武装部队。他给德国人民提供了好象是唯一可取的办法来解除他们在战后年代所遭受的失业、通货膨胀和共产主义威胁的痛苦。放逐和监禁共产党人、工会主义者、互济会会员以及某些牧师与社会党人，对许多人来说所付代价并不大，尽管国民可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受到一些良心的责备。街头有组织的暴力行动、随意的逮捕、拷打和投入集中营已成了纳粹德国的特征。一般地说，广大民众还是齐心协力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而且直到最后覆灭还仍然如此；他们对希特勒有一种病态的媚态。然而，这种支持肯定不是完全自发的，多半是宣传教育的结果，有些则是出自恐怖心理。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园地，幼儿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义务劳动服役队直到最后在军队中，这种教育就更强化了。他们的制服上绣有纳粹符号，牧师已寥寥无几，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民观察家报》由国家资助，免费发行。国家鼓励所有的人加入纳粹党或该党的外围组织，将城市和乡村划分成保甲以便警察和党的官员能严密地控制各家各户的言行。
　　 1938年莱茵兰和奥地利被占领。原来裹足不前的希特勒现在每走一步，胆子就壮一分。他的军政顾问越来越不敢劝阻他，因为他们的一些预想常常证明是错了。9月，他淬然制造了个慕尼黑危机。世界大多数舆论认为，这个独裁者的威胁既是讹诈又是恐吓，如果英法两国采取坚定的立场，历史的进程有可能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避免。但是，后来掌握的有关希特勒心理方面的证据表明，情况决不是这样。希特勒早已开始他征服世界的生涯，他宁愿发动战争也不搞大规模的政治控制，因为这种控制对他的个人地位可能是致命的。1939年8月，在避免两线作战方面他仍然很谨慎。但是，当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消除了所有疑团时，波兰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德国出乎意料地迅速战胜了法国以及德国自认为合理的条件都促使元首相信，英国可能越发希望进行谈判。当这些条件遭到拒绝时，戈林被授权大吹大擂，说英国将被空袭打瘫在地，并下达了入侵英国的指令。然而，由于空军未能取得对英伦三岛的空中优势，海军又没有力量掩护宽大正面上的登陆，因而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甚至在1940年秋季之前，希特勒就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入侵英国所包含的风险，使入侵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然而，时间拖得越长就越没有希望。希特勒估计对了，时间对英国有利，他也明白英国会寻找新的盟国。实际上罗斯福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已经公开站在丘吉尔阵营一边，并以物质援助来支持英国，只是没有宣战。德国元首目光短浅、知识贫乏，很容易低估美国的资源与军事潜力。他没有直接的理由惧怕美国这个敌人，但他无论如何要鼓动日本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太平洋。另一方面，任何英国和苏联合作的可疑之处都是他直接、密切关注的。
　　 克里普斯被任命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他负有改善英苏关系的特殊使命。当时英国非常错误地认为，社会党人越是倾向马克思主义，克里普斯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就越有利。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断然不会上英国的圈套的，克里普斯只能偶尔与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有些来往。事实表明，这位英国大使与维辛斯基的关系受到限制，徒具形式，而且他与莫洛托夫的私人关系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莫洛托夫在接见克里普斯的时候总是盛气凌人，表露出厌烦和急躁的情绪。这与他给予舒伦堡那种和蔼可亲、有说有笑的礼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克里普斯在驻莫斯科的外交界中对他所谓的存在于苏联领导人和他本人之间的亲切友好关系作了些宣扬。他这样做可能是有用意的，也许是为了向非参战国灌输这样的信念，即德国的好运不会太长，但也可能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必然结果和为他自己打气的一种做法。不管他的用意如何，其结果对英国都有利，因为关于这种亲切友好关系的小道消息尽管舒伦堡未予重视，但却通过截获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两国大使发给本国外交部长的电报，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只要有一点有关英苏协调的风声，即使毫无根据，也会刺激元首并加重他的疑心病。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加弗里洛维奇本人与莫洛托夫关系很好，因为他俩都能投对方之所好。加弗里洛维奇发出的有关他俩亲切友好谈话的电报，其内容显然是反德的，也同样被截收并传给了希特勒。他俩谈论的话题涉及《我的奋斗》里那些关系较大的章节，其中包括德国对东方的野心和对斯拉夫民族的处理。这些评论的文字材料自然而然地最后传到了书的作者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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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后来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一口咬定，苏联在中欧和东南欧的行径促成了苏德战争。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苏联从1940年6月以后的所作所为，自然会使希特勒心中不快，但苏联的作法并不出乎人们意料的。特别是当德国人成了苏联宴会上不请自来的座上客，德国又回到了(据1939年里宾特洛甫说)“对于德国毫无政治利益的领土”时，就更不足为奇了。莫洛托夫11月访问时透露的情况，都是希特勒早已知道的。1941年4月，西莫维奇与苏联签订的南苏友好条约，被希特勒用来为他本人和向其他人证明他将采取的严重步骤是正当的。实际情况是，希特勒像苏联一样也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是势不两立的，而且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政治信念，即德国未来的繁荣富强是与德国向东方的扩张、特别是向苏联的扩张相联系的。当时希特勒比英、美领导人更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可置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苏联意图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德国在其它地方全力以赴地打一场战争，那么，只要不冒什么风险，苏联就会趁机扩张到中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到那个时候，它就会中断对德国的供应，而失去苏联的供应，德国是无法进行战争的。万一德国面临崩溃的边缘，苏军就会占领欧洲的整个东南部和中部并尽力攫取德国的领土。由此可见，他视苏联为祸患是很有道理的。总之，可以肯定，无论苏联采取什么态度，无论后果如何，希特勒还是想消灭它，因为他觊觎苏联的领土，因为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第一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只是希特勒还在与英国作战，否则法军一败，他向外扩张的大道就畅通了。
　　 希特勒常常反复重申他在政治与军事策略方面的基本思想是，他决不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同时在两线作战。当然即使德国背后没有一个潜在与它相敌对的苏联，英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优势也会使德国的入侵承担很大的风险。希特勒为了将较多的军费集中用于空军和海军，曾下令解散一些陆军师，但是德国的军火生产仍不可能弥补海军装备的不足，而且德国的空、海军也不可能超过以整个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工业潜力为后盾的、发展迅速的英国空、海军。同时希特勒还想以苏联威胁为口实，说明他无法集中其整个空中力量来攻击英伦三岛。每起偶发事件、每个刺激因素都被作为论据来证明他本人早已确立的事业是正确的，并且促使别人也同意他的观点。虽然他夸张和渲染了那种来自苏联的危险(事实上，只要德国强盛，这种危险就不是直接的)，但是对希特勒这个头脑简单的人来说，问题也是很清楚的。在东线，敌军可能被德国陆军迅速消灭，这支陆军是有史以来最精良的，而且正处于全盛时期。在西线，这支精锐部队却不能为他争光，只好无精打彩地去看守海滩。拖延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他将面临一个强大的、有美国支持的并愿意重返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与此同时，他还表白自己不是不愿意(如果他这样表示过，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研究他的司令官和参谋长们提出的另一种战略。这种战略就是将德军引向西班牙、地中海和中东。
　　 1940年6月30日，星期日，也就是法国投降没几天，哈尔德在日记中记下了由魏茨泽克负责传达的希特勒的意见。记下来的神秘话语有“眼睛必须盯着东方”，“英国的投降将解除我们东进的后顾之忧”。结果，三周之后，勃劳希契就奉命研究对苏作战的问题。他和他的参谋长已经事先对此有了一些考虑。7月22日哈尔德在日记中第一次概略地记下了这次作战的轮廓。
　　 据当时的估计，德国需要有八十到一百个陆军师并能在四到六周内将所需部队集中。希特勒在拟定进攻计划时，认为这次进攻应仿效西线刚结束的那次进攻。不过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闪击战。由于苏联冬季酷寒，从11月到次年4月进行大规模运动非常困难，因而这次进攻务必在短暂的夏季中结束。根据当时的事实而不管高级将领们战后怎样说，在取得战胜法国的辉煌胜利后，这些高级将领好象都一致相信这种快速进攻在军事上是可能的。因此希特勒最后也与最高统帅部完全一致。希特勒飘飘然忘乎所以，他甚至还考虑在1940年秋季就发动并实施一场决定性闪击战的可能性。
　　 7月29日约德尔引用希特勒的话说，他决定打一场预防性战争。两天后，希特勒又说，明年春季必须一举消灭苏联，因为让他存在于波罗的海海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不仅下令撤销削减陆军的指示，而且恢复了已削减的三十五个师，此外还增加了十个装甲师和十个摩托化师。当时元首的一些想法已经十分清楚，这次进攻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突击方向，一个指向基辅，一个指向莫斯科。尽管他这时规定的进攻目标是消灭苏军有生力量，但是这种目标仍然是笼统含糊的。从这时起，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稳步进行，从未间断。
　　 1940年8月9日，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发布了加强东线兵力的“奥托”指令，内容包括在波兰总督区建立后勤军事设施，开辟训练场地，改进公路网和铁路网。
　　 就在那年的秋季和冬季，许多德国将领对这场新战争在军事上存在的困难倒没有什么考虑，而是从根本上对有无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产生了新的想法。哈尔德告诉勃劳希契，这场新的战争，由于德国正与英国作战，对于德国无任何好处，而只能导致德国经济的恶化。他本人并没有低估西线(英国)的危险，而对意大利参战则更为担忧，因为一旦这个轴心国伙伴出了问题，德国为了解救它就可能在地中海陷入泥沼。如果与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陆军的人力物力还要加强。持有这样的看法不只是哈尔德一个人。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确信，进攻苏联不会使德国向其眼前的、真正的目标，即战败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迈进一步。他始终坚决反对这场战争。他说，进攻苏联会过多损伤德国的元气而且很难说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既然入侵英国已证明是不可能了，作为仅次于此的选择，他提议夺取直布罗陀、埃及和巴勒斯坦来破坏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勃劳希契、哈尔德和戈林也赞同这个主张，计划人员也在斟酌该主张的可能性。甚至连德国外交部也不同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魏茨泽克是出于逻辑和经济的考虑反对这个入侵计划的。他认为德国战争物资的储备量，尤其是橡胶、石油、铜、铂、锌、石棉、黄麻和钨的储备量很低，因此一旦苏联的供应中断，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困难。魏茨泽克于1941年4月28日致里宾特洛甫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对德国来说，如果摧毁每座苏联城市与击沉每艘英国军舰一样重要，那么他魏茨泽克就赞成发动这场新的战争。然而，正如事实所表明，他只想到军事胜利而没想到经济损失。他认为，苏联决不愿意成为英国的一个盟国。而里宾特洛甫却仍在琢磨苏联也许会被卷入对英战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