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真君子”胡适诞辰126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山外来客

有句话说得好：世间若有君子，那么他就是胡适。

胡适先生究竟有何强大的人格魅力，让世人如此推崇和怀念？

今天是胡适先生诞辰126周年纪念日，为了帮更多朋友了解这位令人高山仰止的文化大师，我们搜集了一些资料，并重点从汪兆骞先生的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中撷取关于胡适先生的若干片段，以飨读者。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浦东），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张“少谈主义，先疑后信，科学佐证，尽信书不如无书”等理念。

“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的第一人！”

“胡先生是朱子以后，对中国学术思想，继往开来，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

他（胡适）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佚名

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1936年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介石

胡适、鲁迅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对公平、公正、平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与鲁迅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自我牺牲并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相互映衬，两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魅力反而更加清晰。

——汪兆骞《民国清流》系列

胡适无私资助林语堂

《语丝》《现代评论》聚集了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彼此又有所交叉），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两条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但他们个人之间，并无什么利害冲突，有的甚至是好朋友。比如胡适与林语堂，他们之间是君子之交。林语堂在清华学校教书期间，得到享受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四十美元奖学金无法支撑他与妻子廖翠凤在美的生活。胡适爱才心切，与林语堂达成一君子协定，若林语堂留美回国到北京大学执教，北大每月资助其四十美元。

林语堂在美留学时，妻子再次住医院做手术，无法支付高额费用，便打电报向胡适求助。胡适马上以北大名义给林语堂汇去两千元，以解燃眉之急。

1923年9月，林语堂学成回国，立刻到北大见胡适。因胡适在杭州养病，他找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深表谢意，说若不是北大每月资助，学业难成，若不是北大雪中送炭，妻子病危矣。蒋梦麟乍听，感到莫名，经追问，方知有胡适给他寄钱之事。蒋梦麟如实相告，钱都是胡适个人出的，北大未掏一分。待胡适由杭州返校，林语堂忙去向胡适致谢，将钱奉还，按原来的约定，愉快地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林语堂后来说，“这件事已深藏在我和我太太心中四十多年”，“我们永远记得胡先生对朋友的这份无声援助”。

胡适逝世后，林语堂在《我最难忘的人——胡适博士》中，将此事公之于世，并强调说，胡适从来未提起过自己掏腰包资助他的事。林语堂感慨地说：“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

——汪兆骞《民国清流》系列

与老友陈独秀激辩“容忍与自由”

对于《晨报》被烧一事，陈独秀认为“该烧”，他见到胡适时，咄咄逼人地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一贯视自由胜过生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对陈独秀的问题思索了几天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昔日的《新青年》的亲密同伴：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命名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以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这是胡适给老朋友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流露出深深的感慨和沉重的悲叹：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

——汪兆骞《民国清流》系列

全力营救持不同政见的老友陈独秀

胡适得知陈独秀被捕消息极为愤慨，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便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陈独秀之策。……胡适、李大钊和罗章龙研究后，决定首先尽快向报界披露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造成强大舆论压力，其次借助学生力量，掀起“挽蔡救陈”请愿活动。胡适提议由他奔走旅京的安徽同乡会等组织，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即安徽乡党。胡适甚至不惜去段祺瑞处求情，也要救出“五四”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胡适还干了一件大事。6月23日，经胡适、周作人等十二人商议，由胡适暂时接办了陈独秀撂下的《每周评论》，实际上成了主编。他连夜写了《威权》一诗，发出正义吼声，抗议反动当局。诗中写道：“奴隶们同心协力”，“一锄一锄”挖掉“威权”的老根，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事态朝着胡适、李大钊的期望发展，北京的《北京晨报》《北京日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于13日相继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省各界函电吁请当局开释陈独秀，各地刚刚平息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烽烟再起。望着桌上一大堆各界为陈独秀说项的信函，连铁腕人物段祺瑞也脑袋发涨，束手无策。那各界联名保释陈独秀的，不仅有新派人物，还有刘师培、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反对五四学潮的田桐、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为陈独秀求情。最让段祺瑞心急如焚的是，为南北议和，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被孙中山骂得狗血喷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足以使国人想念，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隐居在杭州西湖杨庄的蔡元培，突然接到章太炎的电报，嘱他设法营救陈独秀。就在蔡元培返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取保释放，但仍加管制，不得自由行动。胡适急忙去箭杆胡同看望。

胡适在陈独秀被捕后，接着陈独秀写的《爱情与痛苦》《研究室与监狱》两篇随笔，也写了两篇同题随笔。在《爱情与痛苦》中，说陈独秀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这些话正是由陈独秀那篇《爱情与痛苦》一文所引发出来的。

陈独秀在《爱情与痛苦》中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我的朋友张慰慈折扇上写了两句：‘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

胡适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中写道：“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陈独秀在随感录中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陈独秀出狱后，立刻读到了胡适主编的充满了陈独秀色彩的第二十八号《每周评论》（6月29日出版）。他被胡适义正词严地为自己的人格唱赞歌、为自己提出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理想唱赞歌而深深感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互称“我的朋友”的巨人之间的真挚而深厚友谊的写照。

——汪兆骞《民国清流》系列

比起刘文典的狂傲，胡适则是谦和和仁爱的，更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者。两人性格截然不同，这不妨碍他们成为挚友，况他们又有同乡之谊。

……

刘文典敢于顶撞政坛新贵蒋介石，斥责他专横跋扈，被蒋投入监狱，胡适为营救他全力以赴。胡适看中的，正是刘文典身上那股精神自由刚正不阿的个性。胡适独特的人生经验和思想旅程，使他渴望入世，渴望对话，渴望开诚布公，渴望肝胆相照，渴望人人选择个人的人生方向，渴望文人学者有自由精神的个性。刘文典是他的知音之一，所以他们成为朋友。

——汪兆骞《民国清流》系列

对教育的责任感

胡适很从容地微笑着走上讲台……：“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地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台下掌声热烈。正襟危坐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章士钊、崔适、黄节诸人，发现胡适果然是位“旧学邃密，新知浑沉”的博士，也都报以掌声。

——汪兆骞《民国清流》系列

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赫然刊在重要位置。《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的核心便是文学必须采用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文章同时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有思想。

此文一出，便被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可谓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文章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汪兆骞《民国清流》系列

与老友陈独秀辩论“宽容”

胡适于1917年4月9日，以学者谦逊的探讨的态度，致一长信给狂飙激进的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为这位“老革命党”的口气与“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他在《答汪懋祖》的“通讯”中说：“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将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议论’。”

这就是说，胡、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同时，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便有分歧。必须强调的是，文学革命的气运，正是由于像陈独秀这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坚强的老革命家做宣传，大力推行，文学革命才很快汇合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汪兆骞《民国清流》系列

研究文化巨人精神遗产的意义

鲁迅对胡适和陈独秀是充满敬意的。他声称白话文以前的中国，因文言而僵死，中国人处于既聋且哑的文化状态下，是“无声的中国”，而有了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才使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他在《二十四孝图》中说，“只要对于白话文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表明了倾尽全力与胡适等捍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三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它造就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批文化巨人。这些巨人的文化人格丰富复杂，文化性格多姿多彩。研究并挖掘这些文化巨人们的精神遗产，关乎国民人格建设，关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弘扬，也关乎“立人”之本。

从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人对文学革命的态度来看，尽管有个性、见识、气度的差异，但对新文化运动是齐心协力、精诚团结、坚决彻底的。是向旧文化攻击的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汪兆骞《民国清流》系列

胡适劝三位朋友有“容忍”的态度

这“三位朋友”即鲁迅、周作人和陈源，曾有**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论争的是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只因三方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结果原本的朋友间“变成了对骂的笔战”。更让知识较浅的人，对他们在论争中用的什么“典”，为什么笔战，弄不明白。

信中胡适对这三位朋友说：“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最后，胡适引用了鲁迅《热风》里的一段话“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人们的大侮蔑”，来劝诫双方。胡适说：“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对三位朋友说：“我写这信时，怀抱着无限的好意，无限的希望。”

这封信，表现了胡适渴望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又喜欢调和，愿意在实践的层面提出建议的个性。

——汪兆骞《民国清流》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