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

令狐药师 · 发表于 17.2.2006 12:36:05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利钝的最重要条件是公民一举一动无不受其制约的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这突出表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在论述近代中国与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 　　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是完成现代化这个历史重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总的说来是比较理性的。如果我们的学校通过教科书不断向小公民进行非理性的鼓动，与正确的抉择背道而驰，说不定那一天一定会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而其中大多数大都无缘重新学习，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这样的损失是难以数计和无法弥补的。不幸，现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正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为了现代化顺利进行，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请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是中国人民心头无法磨灭的创伤。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1．关于战争起因：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1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2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3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4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这些都不过是导火线。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唯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丧权辱国！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5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不讲广州的反入城，这次战争的爆发就不可能讲清。19世纪的一些中国人对此已经有所认识，21世纪的中国教科书却仍然视而不见，可谓咄咄怪事！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的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6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香港的教科书不难找到，按常理大陆的编者应该看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2．关于战争过程。1858年，在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利权，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完全可以避免。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7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破绽百出。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于是，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那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致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罪，还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如属后者，是谁胡作非为？ 　　复按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那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8《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9曾国藩在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10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11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编撰者，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澱，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12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1．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犯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13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14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15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2．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誘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16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誘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17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如果他们生活在专制制度下，并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灾难就不可避免了。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載澜是奉旨会同載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載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18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19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难于数计，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20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21“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22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3 　　“受害最烈”24的北京，究竟杀了多少无辜同胞，是一笔没有算清的糊涂帐。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片断吧：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25“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縶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26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27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28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那些胡作非为的骨干，已经堕落成为烧杀抢掠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危害人身及财产安全的犯罪团伙。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后来有的人把这一事件称之为“革命”，表现了急于歌颂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可贵热情，体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对中国知识阶层观念的冲击。但严格从学术角度去考察，这不过是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大灾祸罢了，要从中寻找革命气味简直是缘木求鱼。 　　3．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没有慈禧的愚昧至极的专制统治，就不会发生义和团事件那么巨大的国家灾难。民间落后的文化现象和各种结社，所在皆有。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不值得大惊小怪。政府机关除了让各种结社依法登记外，也不必介入。不过，一旦政府官员乃至最高统治者冀图利用它们，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甚至国家灾难就会接踵而至。不是要反对“封建专制”吗？义和团事件就是专制统治祸国殃民的典型。 　　“刀枪不入”、“神仙下凡”，甚至把孙悟空、二郎神等小说中的人物当真之类的鬼话，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异想天开把这些胡言乱语作为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依据，除了体现最高统治者及决策层极端愚昧之外，也显示了专制政治的本性。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29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专制统治者也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各种会议。但好一点的可以虚怀纳谏，在自己的智力和度量范围内吸收一些别人的智慧；下焉者则不过是摆出一副“开明”的样子欺世盗名，甚至趁机在会上玩弄阴谋诡计。同时，在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总是把“最终决定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或迟或早总会信心十足地运用自己不受制约的权力，作出匪夷所思的决策，招来意想不到的损失乃至祸国殃民的灾难性后果。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摺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30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专制统治者的罪恶。这是极端不严肃的。 　　4．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31。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32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这首歌谣中的“遍地红”、“保国逞英雄”这样的语汇，从思想到用语都与现存文献不符，倒很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团的歌谣。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33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应该与蓬勃开放的经济相适应，说得全面和理性一些吧？可是，这两套书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也是毫无自我批评精神，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34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先看第一句。首先要问：西库什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暴乱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库什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彷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库什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35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六十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如此等等，更是头绪繁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这是远离历史真实的诡辩。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36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年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千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人们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37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的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颠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把这样的灾难描绘成革命救国的悲壮乐章，简直匪夷所思！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太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据说，日本仅2001年新编的教科书就有八套，加上原有的一共26套，由各校自由选用；选用日本右翼编的教科书的学校只有0.039％。38而在中国，到本文写作时为止（2002年），非此即彼，只能在基本观点完全一致的两套书中任择其一。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或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更严重的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任何批判作为群体的中国国民或主体民族——汉族本性缺陷的努力，都十分不宽容。 　　不能说中国古代文献和公认的经典中没有反思自身弱点的智慧。“知耻近乎勇”、“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日三省吾身”，如此等等，催人奋进。可是，从制度层面看，社会自由探索、自我反思的机制被严酷的思想控制所取代；这些哲人智慧不但是不成系统的吉光片羽，而且成了按照恭顺臣民乃至奴才标准自我禁锢的工具！我们的祖国没有地方分权自治的传统；传统中也没有公民权利观念和相应的保障体系；更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于是，以这些为基础的自由、民主观念和制度成了由海外传入不受欢迎的异端；社会在自由环境下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机制无从建立。有傲人业绩的文明古国只能眼睁睁地逐步沉沦为封闭、停滞、孱弱的东方帝国。 　　鉴于举目皆是奴性十足的可怜相，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把国民性界定为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其中制度是决定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又对制度运作影响巨大。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牢笼。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爱国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从而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于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蠢事和犯罪行为，义和团事件是其中最让中国人蒙羞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颠倒黑白，把野蛮至极的犯罪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习非成是，在主流文化圈中，这居然成为不能触犯的“真理”！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是革命党在新政权建立后，没有及时将造反心态调整为执政心态的恶果。 　　兴中会建立后，孙文就想到可以利用太平天国进行革命鼓动。他叫人写的《太平天国史》是革命鼓动或宣传材料，有利于从民族感情上煽动反满，如果把它看作严格学术意义的史学著作，那就是误读。当时宣扬古今中外革命的印刷品，许多都可归入这一类。辛亥革命后，孙文和国民党没有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把革命心态调整为实行政党政治的执政心态，包括通过选举和议会实现政权轮替的心态，结果受到历史的惩罚。39 　　把包括孙文在内的政治家和知识阶层异口同声称为“拳匪”的义和团提升为革命力量，也是革命鼓动的产物。陈独秀1918年底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痛骂“义和团何等可恶！”，是“国耻”，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的产物的观点，401924年，他改口称赞“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实质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41这同样不能从学术角度去理解。出于宣传的需要，40年代更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流风所至，有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史家，不惜把历史降格为宣传某种口号的工具。 　　这些宣传也许对鼓动人们参加革命有些作用。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是对历史事件的策略性的歪曲利用。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不但女孩学“红灯照”、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其实，这些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残害。 　　更严重的是夺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时觉察到思想文化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没有认识到革命党与执政党的重大区别；没有认识革命精神应该继承，盲目鼓动造反和排外已经不合时宜。在历史问题上，登峰造极的是冀图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作为新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加上辛亥革命，称之为“三大革命为纲”。可是，我们的一些官员既不了解真实的历史，又误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惜动用政权力量去扶植错误，压制真实，没有将历史问题还给学术，悲剧就产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不过是这些错误的副产品。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原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 　　注释： 　　1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月北京版第51－52页。 　　2 《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96年北京版第一册第167页。 　　3 《国耻录——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42001年10月26 日的新华网为反驳梵蒂冈册封所谓“圣人”之举措，发表了《梵蒂冈册封所谓“圣人”之中国罪行录》(1)、（2），专门评述马赖的“罪行”，即使利用了可靠性应该审查的传说材料，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不准教徒祭拜祖宗和与女教徒通奸；而文章也说这个地区性关系一直是比较自由的。其他如“小恩小惠收买群众”、“想方设法利用绿林扩大自己的势力”等等；前者是笑话，后者则没有实例。 　　5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薛福成选集》，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69－270页。 　　7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53页。 　　8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卷第233页。 　　9 同上，第406页。 　　10 《吴汝纶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1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版第650—653页。 　　12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91、92页。 　　13 同上，第88－89页。 　　1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第103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北京版第591－592页。 　　16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1－502页。 　　17 《万国公报》第143卷（1900年12月）。 　　1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三卷第259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1491页。 　　21 同上，第1640页。 　　22 同上，第1074页。 　　23 同上，第961页。 　　24 同上，第1073－1074页。 　　25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第14页。 　　26 惲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一）第50－51页。 　　27 日本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乱纪闻》，同上第135页。 　　2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第24页。 　　29 《山东巡抚袁世凯摺》，《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第94页。 　　30 袁昶：《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义和团》（四）第103页。 　　31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88页。 　　32 参阅陈振江等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3 同上。 　　34 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沿海地区）编写委员会编：《中国历史》第三册第5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 　　35 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313－320页。 　　36 李时岳：《义和团运动再认识》，收入《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2－214页。 　　37 同上，第213页。 　　38 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版第193页。 　　39 参阅拙作：《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40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版第292—301页。 　　41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同上书（中）第575页。

wanderlust · 发表于 18.2.2006 15:27:11

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 ——2005年12月3日在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 袁伟时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讨论儒学和儒商的问题。最近我听到很多提倡儒学、国学言论，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我想，假如不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四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很难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充分的历史知识，同时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虽然自知所知无多，还是感到有责任说几句话。 我今天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儒学？ 儒商应该如何界定？为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儒家或儒学。 古代的字典《说文》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1934年胡适撰写的《说儒》提出好些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具体说来，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殷商亡国后为周所用，提高了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孔子本身就是古代中国有卓越贡献的大儒，在古代世界中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整理了古代文献——五经。他对儒学的内容则有两大贡献：“（1）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 由此可见，儒家是不断变动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可是，并不是所有儒者，都能真正传承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生前就有“女（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的告诫。孔子不幸言中，古往今来，固然不乏足为楷模的“君子儒”，而欺世盗名牟利、言行不一，乃至“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小人儒”、假道学更是屡见不鲜。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巨大，不但熔铸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汉民族，影响所及，还推动了东亚文明的发展。不过，它的内容非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陈，而且从来没有统一的儒学。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20世纪的好些著名的学者，往往把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并且作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概括。 “天人合一”这是最为流行的定义。有人说它的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把它说成是可以挽救西方文化阙失的灵丹妙药。可是，从古至今，中国并没有保住美好的环境。不但今日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历史上对环境的破坏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黄河流域原来森林茂密，现在举目皆是黄土，黄河流的是沙浆。西汉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力倡“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他的本意是天人感应。首先肯定尊卑贵贱皆由天定，要服服帖帖，不能违反。其次则说天灾或变异是天的谴责，要人主赶快回归儒家的仁义道德。其中并没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思。时贤看到西方流行环保了，牵强附会，把新的思想强加给他，这犯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忌：“添字解经”。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当然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但是，这些不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本质的东西，也不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东西。古希腊哲人就说过：“人的生活，无不需要和谐与节律”。我国伦理学的元老，现年92岁的周辅成教授四十多年前便撰文指出：经过梭伦改革后的雅典，社会生活就是力求以中庸与和谐为中心的。 1996年在维也纳发表的《寻求全球伦理标准》的宣言也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规则是每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的组成部分。” 我们拒绝妄自菲薄，更不能盲目自大。 我比较赞赏的定义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纲大家知道，六纪是什么呢？我们说话里有句话“六亲不认”，跟你关系的亲疏不一样，有几个亲等。《白虎通》规定：“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中国文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按照亲疏不同，决定是非乃至刑罚。这在中国传统的法典，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毫无例外。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说过： “法律是最结构化的和最外显的社会制度。” 儒学已经具化在历代律例中，具化在民间的族规、乡约中。换句话说，它已转化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 我们说儒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是最经典的定义。陈寅恪先生说的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当然不是全部。比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医药、丰富的典籍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古代的建筑，如此等等，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是不是必然衰亡？ 儒学是宗法式的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与自然经济交相为用，成为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支配性的学术。但是列强入侵以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社会情况变化了，这样的地位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于是，我们面对好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是传统还要不要？在西方流行的理论叫做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你不保持传统，你就没有办法实现现代化。这些论者认为，中国或者东方很多后发展国家为什么现代化过程那么坎坷，就是反对传统，否定传统，所以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回过头来，你看两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的爱国志士，几乎无不认识到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但知识阶层的多数却是拒绝学习西方的。是传统压倒了改革的呼声，才使中国沉沦。这不是矛盾吗？问题的困惑来自哪里？来自没有分清文化的具体层面。 文化应该分为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腐朽了，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假如不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转型是没有可能的。这个传统的衰亡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文化的另一方面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在这个领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提倡多元文化，指的是非制度性的文化。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就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小传统主要是那些民俗。在非制度领域，它的正常状态应该是自由发展、自然更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度扩大，各国的非制度文化必然争奇斗艳，高度繁荣。 总之，必须认清这个要点，讲文化，你是讲制度文化还是非制度文化？假如讲制度文化，就要跟中国传统告别。讲非制度文化，这属于私人选择的范围，他人和公权力是不应干预的。比如安身立命的理念，我喜欢道家，他信仰佛家，你喜欢儒家，有人则喜欢基督教文化，为什么不行？有人既过西方情人节，又过传统的元宵节，有何不可？只有在文化革命那样反常的情况下，才会干预这个领域的东西。 第三个问题是：时至21世纪，怎样才是真正的儒商？ 弄清楚以上情况，才能对怎样才是21世纪的儒商有明确的界定。 不同时代的儒商应该有不同的风范。儒是儒雅，是有文化教养，不固陋、卑鄙。儒商，就是有文化教养，努力吸纳全世界优秀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人。在前现代的中国，眼界狭窄，懂得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就可以称为儒商。在现代中国，一头扎进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已经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儒商。 要达到这个标准，看来简单，实际不容易。看看中国大陆提倡儒学的一些人的状况，你就知道了。大陆当前提倡儒学的人们，可说是良莠不齐。其中一些人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根本没有考虑这样做对国家的前途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第二，公开反对民主、自由。第三，没有教养，非常粗野，连起码的文明礼貌都不懂。在台湾和美国一些提倡儒学的中国学者，从牟宗三到杜维明先生，他们都力求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民主、自由、法治结合起来；而且他们大都有历代儒者之风，具有深厚的学养和优雅的风度，即使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会尊敬他们。大陆的一些儒学提倡者与他们有很大差距，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倒退。这是不是文革遗毒还在自觉不自觉起作用？文革败坏了几代人，要拨乱反正，绝非易事。应该同这些返祖现象划清界限。 21世纪的儒商要有自己的风格。我想有几点是不能遗忘的。 第一．以最宽广的胸怀，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 今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固守传统只能把中国推向歪路。应该有空前的大气魄，把古今中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以传统文化来说，我们不应比19世纪的儒生还不如，不能光知道孔孟，诸子百家都要有所涉猎，特别应该读读管仲、司马迁、王充。与此同时，从苏格拉底、洛克到20世纪的波普尔、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巨人我们也应有所了解。作为商人，更应该知道西方的经济学，学习他们的经营和管理之道，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今年是废除科举百周年。中国现代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干扰：一是广州国民政府开始的党化教育。二是腐朽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反扑。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也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中国的青少年应该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勇敢推进人类文化。他们中要产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学技术文化最高峰的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罗尔斯、德里达、海耶克；这类推动世界学术文化的巨人就是当代的孔孟老庄。目前愈演愈烈的读经运动对不对，要在这个标竿下去衡量。在我看来，要中小学生读经是作茧自缚的逆流。死记硬背、培养“乖孩子”，扼杀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谓读经运动在最好情况下，也许能培养一批循规蹈矩的小老头，这与他们肩负的现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To Ne Gawa Susumu）获奖后在日本的谈话引人深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国外工作时取得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东方文化不适应科学发展。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这与讲究尊卑上下的东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前现代的蒙学教材，灌输的正是讲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我们有责任再一次大声说：为了中国的未来，“救救孩子！” 要是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往我们头上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就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经过慎重研究后适当调整就行了。事关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的事，他们目前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任何莽撞和哗众取宠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坚决反对民族主义。 中西文化论争已经进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以最宽广的胸怀，进行文化清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历时之久，代价之巨，罕有其匹。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汉唐时代的文化，我们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静地分析。是则是，非则非，毫不宽假。这样做有利于彻底消解狭隘民族主义，有利于中国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颠峰。 轴心时代几个伟大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它的贡献，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国古代文化跟古希腊、古罗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后于人家。古代中国缺什么？缺科学，缺政治学，缺逻辑学，缺法治，连数学也比别人落后……我们特别缺乏自由和权利保障。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原发地不是偶然的。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说得好：“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libertes）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特别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自由与稳定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率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来是少数人的公民权或自由，终于发展为全民的自由。而传统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从中央到乡村一以贯之，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政府固然是专制，乡村的乡规、民约、族规也逃不脱宗法专制。 前一段时间，当杨振宁教授提出来《易经》不利于现代科学发展，很多人出来反对，但是从学术角度看，他讲的完全是大实话。这个不是他首先发现的。四百年前， 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到北京这条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杂记》，里面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不讲逻辑。很多人攻击这个论点说，谁讲话不讲逻辑。有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讲话当然有逻辑，但是中国没有逻辑学。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们没有文法学，我们使用文字的时候知道这样写，但没有语法理论。这完全是事实。到明清以后，我们科举考试都是考四书五经，但是西方中世纪的年轻人学什么？他学七门课程：1，文法学。2，修辞学，包括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四年。然后学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等专门课程。利玛窦那时候还发现，中国不奖励、不鼓励研究科学，这是受制度方面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学四书五经你前途无量，可以作为上升的阶梯。但是你如果研究科学技术，那对不起，没有多大用。而且要是私人学天文、研究天文，那是犯法的。所以古代中国学术根本发展不起来。 汉唐时代跟罗马时代比一比怎么样？明显有一条，它有法治，我们没有。中华法系是一个根本弱点，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为一个统治工具，是保障统治者权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统治者跟民众之间的契约。所以当西方，英国1215年有《大宪章》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他们慢慢培植出法治的传统，我们这套传统是没有的。这就是说我们要考虑中国的问题，从源头上说就有问题。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恩格斯就说过，一个伟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再看19世纪、20世纪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不愿意打开国门。为什么不愿意打开国门呢？利玛窦到中国以后，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争论。他带进很多新东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为罗马教庭让中国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规，不许拜祖先，不许尊孔。康熙皇帝下令将除了朝廷里为皇上服务的传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国。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礼仪之争，中国跟外国文化上的连接基本断了。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再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 为什么我们有七次郑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业还那么不发达？这也是传统文化的恶果。哥伦布探险比郑和晚几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郑和的航海事业却中断了，原因在哪里？郑和是宣扬国威，为此耗资巨大，难以为继。哥伦布是海盗式的，他要寻找金钱，寻找宝物，逐利的行动带来成功。 19世纪的具体历史不用讲，中国那个时候跟外国打了五次大仗，每次都打败了。甲午战争打败后，1895年有两个人出来讲了两段话，那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总结。一个是顺天府尹胡燏棻给皇帝的奏章，他说：“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 这是一个主张。第二个，严复。严复是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的学生，他有20多年不说话，作为北洋海军学堂的监督（校长），没有对朝野各项大问题公开发表过什么意见。但是中日战争以后，他不能不说话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强盛，而中国那么衰弱、穷困?“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这十三个字是过去的总结，又是中国社会改造的纲领。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恰恰证明严复这段话是非常英明的。 我举个例子，1975年，我有机会列席广东省佛山地区三级干部会。新会县委书记在汇报中说：有个公社书记提出，什么时候生产队长不打锣，农民自动开工就好了。后来人民公社一解散，把经济自由还给农民，还用不用打锣？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不是托逐步扩大经济自由之福吗？到今天为止，我们所以存在那么多经济问题，在我看还是自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很多部门还是政府垄断，金融部门你不能进去，国防工业你不能进去，如此等等。经济自由尚且没有彻底解决，其他领域更不用说了。 19世纪严复有这样精辟的总结，但是还是不听，还发生义和团事件，那是中国人的耻辱。以为可以靠民族主义，靠排斥西方文化，就可以使国家独立和强大，结果怎样？代价是整个国家一再受人家侵略，赔了七亿两白银，死了一亿多人，主要是内战自相残杀和饿死的。 20世纪怎么样？我们同样走得很坎坷。开头有一个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时候民族工矿业，每年以 15％速度增加；财政收入从19世纪末七八千万两到辛亥革命前达到三亿两。后来不但是辛亥革命，还有国民革命，然后是人民大革命、社会主义大革命。每一次革命下来，中国的面貌当然有些变化，但是没有根本上的变化。中国的根本变化靠什么呢？这里面要讲到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想他推动7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是很伟大的历史功勋。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提出不要计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切有利于中国的都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总结。 到这个时候，我们假如不记住这样一些历史经验，我们就是太对不起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了。 秉承邓小平的思想，我国政府还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毅然参加WTO。进入WTO的意味着什么？要按照现代人类文明，主要是西方文化所制定的规则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要跟国际接轨，特别是政府的行为要规范。因为WTO规则主要规范政府行为的，不但要市场经济，而且要法治。这是一个。第二个，1997年、1998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政治权利公约。只要签了字，中国代表在上面签了字，就意味着从理论上、道义上、原则上这是对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须，体现我们应该达到的道德标准、文明的标准。 自从有这样一个选择以后，历时四百年的东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有结论了，你不必再费精力去争论了；还是努力为制度层面跟国际接轨做点实事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谈儒家、儒学。 第三．用什么方式回馈社会？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商人发展好自己的企业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假如你有余力，去做文化事业，社会福利事业，那当然很好。究竟怎样做文化事业？很重要一条，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去助长那些不应该助长的东西。现在很多提倡儒学的人，提出要用他那一套来改造我们的社会运行机制。我想他们是错误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商人假如想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贡献的话，最重要一条就是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办哈佛大学那样的私立大学，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第四．提倡东西融合的道德。 首先讲我们现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时候都有很腐败东西，我们现在道德水准比起文化革命来讲大大提高，比文化革命前也是提高了，首先要肯定这条。 现在我们建设道德应该怎么建设呢？我认为，对中国最适合的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最好的。现代道德的出发点是珍惜生命，热爱自由，维护尊严。人们期望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上能发挥重要作用。儒学和儒者能否不负众望，关键是不要沉迷于复古，而要勇敢地承认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价值。以此为基础，经过时代洗礼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必然会大放光芒。 2005年12月7日星期三修改定稿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12月12日

wanderlust · 发表于 18.2.2006 15:27:55

正好发到同一个主题下面，老兄没意见把?!

令狐药师 · 发表于 20.2.2006 11:20:43

没意见，但不完全同意第二篇文章中对儒学还抱有一线希望的观点。 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时，日本就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一跃使日本成为亚洲最强国。一百多年后的我们，如果不想让日本再度欺凌，如果在各方面想与之比肩，只能实施更彻底的战略——“脱亚入美”！ 诚然，日本只是在很多形式上脱亚入欧，而在国民基本信仰上一直不能真正脱亚入欧，这也是它不如韩国的地方，这也是它始终不愿忏悔的真正原因。 我们若想全方位赶超日本，也只能在包括国民信仰和基本价值观念上走全方位脱亚入美的道路！ 一百年前，日本脱亚入欧； 一百年后，中国脱亚入美！

wanderlust · 发表于 20.2.2006 13:46:52

话要说回来，中国要完全照搬美国是不可能的。儒家的传统，是渗入到中国人的骨髓里去的，关键是怎么去除糟粕的问题。仁义礼智信，显然同样是现代文明的要求。

令狐药师 · 发表于 25.2.2006 10:35:42

仁、义、礼、智、信， 缺爱啊~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wub.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wub.gif' />

overkille · 发表于 29.3.2006 17:19:22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不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国而安邦. 这里对个人利益的牺牲者表示同情,但是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知道啊？

allerdings · 发表于 10.4.2006 22:30:16

关于“冰点” 被封事件与袁伟时 对这事本来不感兴趣，26号在玛雅咖啡上看到“冰点事件引爆历史教科书冰风暴(王健民）”后忍不住回复了一个帖子，如下： 以前看过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和孙中山的文章，十分赞同；但直到这次才记住中山大学袁伟时这个名字，他的名字也才算一下子出大了；这次里边讲““义和团”总体上是个负面的东西”这一点我赞同，但是袁其他的阐述我就不大赞同了。 楼主需要清楚地一点是：中国青年报是仅次于人民日报的第二大官方报刊，本来就是为官方服务的，就像美国之音而不是CNN一样，是一种宣传工具而不是自由媒体，压根就不是讲“学术”的地方，这回在日本攻击中国教科书问题的敏感时候，中青报胳膊肘朝外拐自然要受到官方的制裁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试想，如果袁的这篇文章发表不是发表在中青报上，而是发表在学术刊物，或者南方报系、或者原来的新京报这种官方色彩不那么强媒体上，会收到今天的下场吗？如果马立诚的文章用化名发表在其他报纸上，会遭来那么多砖头吗？官方报刊的东西历来敏感，有传达风向的作用，很容易误导社会，以为其有什么官方背景，这一点无论是中宣部还是马立诚袁伟时，都事先就很清楚。 希望他们不要再狐假虎威借助官方媒体，下回能注册个马甲，把文章贴到天涯上去，是非曲直就能得到网友客观的评价了。 再补充一句：如果像袁说的那样，我们的教科书是狼奶，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话，那么我就一定要说，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奉为圣典的《旧约圣经》是当今世界动荡的根本原因，是万恶之源！！！（若以教义经文来判断，旧约申命记的邪异，确是天下无双---为甚么我不是基督徒，hauman） 说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排他性,只不过是受了旧约的影响而已，，，，，

allerdings · 发表于 10.4.2006 22:31:26

前天又在2月份钱跃君的《欧华导报》上第一次看到龙应台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不禁对铮铮铁骨的龙女士更加敬佩。不过又觉得这封信的内容更适合于此前的一塌糊涂、水木清华、南方周末、新京报的事件，而不大适合这次的“冰点”事件。为什么？就因为中青报是官方媒体而不是民间媒体。 龙女士此次迟到的出手，大约也是因为据说这次被封除了袁伟时之外，也与龙女士也有点关系罢。不过我还是担心龙女士一不小心给袁教授抬轿子，会被后者借以一夜成名。 今天又在乌有之乡看到一篇“笑谈袁伟时教授”，新左派的文章一如既往地言辞霸道，不过还是很有些看头的，呵呵，摘录如下： 笑谈袁伟时教授 <a href='http://www.wyzxs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595' target='_blank'>http://www.wyzxs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595</a> 李慎之翘了之后，大陆的自由派一时间树倒猢狲散，都成了散兵游勇。有人说王怡是老李指定的隔代继承人，也有人说老李指定的自由派班长是南方朱学勤，北方徐友渔。关于这桩公案，迄今仍没有确论，真是遗憾。 老袁同志这二年上窜下跳，处处充当急先锋，我猜十有八九就是冲着这个自由帮总舵主的名号去的。 老袁同志，一边拼命地要别人倒掉狼奶，却不顾自己的狼奶。这种做法，要是心理黑暗点，完全可以猜测为，他老人家是想推销自己的狼奶，打击竞争对手。 稍微有点什么风吹草动，我们总能看见老袁同志做义无返顾状站在风口浪尖，没事的时候挑拨煽动，有事了就火上浇油，一点不担心闪坏了老腰。前年文化保守主义扯旗造反，老袁同志虽然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战斗的，却是战斗到最后的一个，人家都打完收工半天了，我们还是能看见老袁同志高亢的姿态和调门：儒家就是封建主义。后来人大办国学院，校长发表一个讲话，老袁同志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终于是黄天不负有心人，校长大人的讲稿被老袁同志抓到了一个纰漏，于是乎大作文章，摆出一副不碰南墙不肯休的架势。饶是好多人劝解，他也不理睬，还是做激情状，拿着高音喇叭站在广场上做“铁屋中的呐喊”。 这回龙女士这个公开信真是出现得太及时了，一锤定了音，老袁同志以后也是自由派的烈士了。 老袁同志的这个调调不算很新鲜，早在好几年前，张五常同志就提过一个说法，鸦片战争责任不在英国，而在中国。为什么呢？按他的说法，英国要跟中国“自由贸易”，中国不肯，坚持闭关锁国，把英国人逼急了，才拿大炮打市场的。后来就有人反驳说张同志是胡说八道。既然是自由贸易，我们总有个跟你贸易不贸易的自由吧？我不跟你贸易，你就拿大炮轰我，这叫啥自由贸易？ 袁同志基本上就是重复了一下这个调调，人家文明国家干什么都是对的，咱怎么干都是不对的。其实，这不新鲜，属于五四时期西化派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落后、野蛮、不文明，所以就要跟着西方走。八十年代那会儿流行的“做他三百年殖民地”、“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之流其实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说老袁同志这几年不搞他的专业哲学了，改行搞五四历史研究了，这大概是他的研究结果。 ------------------ 以上写于3月1日blog 今天见到这个文章：袁伟时教授错在什么地方？原载于http://www.idigest.net/content/view/2968_99.html 现已转载于本版，http://www.kaiyuan.de/bbs/index.php?showtopic=133015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不是以攻击谩骂、而是以理性来分析袁伟时错误的地方,比“冰点”复刊后的那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要高得多，句句经典，强烈推荐。

陵光 · 发表于 10.4.2006 23:36:15

<div class='quotetop'>QUOTE(allerdings @ 10.04.2006, 22:31 )</div><div class='quotemain'> 今天又在乌有之乡看到一篇“笑谈袁伟时教授”，新左派的文章一如既往地言辞霸道，不过还是很有些看头的，呵呵，摘录如下： 笑谈袁伟时教授 <a href='http://www.wyzxs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595' target='_blank'>http://www.wyzxs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595</a> 李慎之翘了之后，大陆的自由派一时间树倒猢狲散，都成了散兵游勇。有人说王怡是老李指定的隔代继承人，也有人说老李指定的自由派班长是南方朱学勤，北方徐友渔。关于这桩公案，迄今仍没有确论，真是遗憾。 老袁同志这二年上窜下跳，处处充当急先锋，我猜十有八九就是冲着这个自由帮总舵主的名号去的。 老袁同志，一边拼命地要别人倒掉狼奶，却不顾自己的狼奶。这种做法，要是心理黑暗点，完全可以猜测为，他老人家是想推销自己的狼奶，打击竞争对手。 稍微有点什么风吹草动，我们总能看见老袁同志做义无返顾状站在风口浪尖，没事的时候挑拨煽动，有事了就火上浇油，一点不担心闪坏了老腰。前年文化保守主义扯旗造反，老袁同志虽然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战斗的，却是战斗到最后的一个，人家都打完收工半天了，我们还是能看见老袁同志高亢的姿态和调门：儒家就是封建主义。后来人大办国学院，校长发表一个讲话，老袁同志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终于是黄天不负有心人，校长大人的讲稿被老袁同志抓到了一个纰漏，于是乎大作文章，摆出一副不碰南墙不肯休的架势。饶是好多人劝解，他也不理睬，还是做激情状，拿着高音喇叭站在广场上做“铁屋中的呐喊”。 这回龙女士这个公开信真是出现得太及时了，一锤定了音，老袁同志以后也是自由派的烈士了。 [right][snapback]949731[/snapback][/right] </div> 得了吧，鸟之将亡，其言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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