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今知古与知古用今

莲蓬头

察今知古与知古用今<br /><br /><span style='color:purple'>题记：<br />很少有人读了许多史书而不心情沉重的，当然这里的史指的是那些原始的史籍，而并非那些语焉不详的教科书或是寓教于乐的小说电视。古人说：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然而让人遗憾地以致于痛心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尤其是近几百年的历史中，却不断的重复收获那些近似于相等的经验和教训，而由此而支付的代价也不断地与时俱进。<br />      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不缺乏对历史史实的了解和洞悉，但总是不能在现实和过去间建立起最大程度的有机模拟，总是为现实的境遇去卖力地寻找不再适用的理由，总是人为地去强调过往的事情是多么的滑稽可笑，因而也就总也分不清朝三暮四的区别。<br />      因此知古用今，这么简单的一个词，几百年来能深解其意的始终为数不多。为此，在研究明史的同时，在看了小人物的关于贪官污吏的报道后猛然惊觉，明朝，这个由一介草民朱元璋创立的明朝国家管理体制，对今日中国的参照意义，远远超过清朝。尽管我在这里不太确定自己的感悟会持续多久，但作为一个研究的过程，我非常欣喜自己慢慢地把一些散落的思维书写出来，用以和大家论短燮长。因为我非常明白，如果要思考现今的社会政治，就必须懂得历史，而所谓的懂得历史，决非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学术评价：区别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唯一区别就是，前者是察今知古，而后者是知古用今，而无关乎是否通晓典籍，遍知翔实。</span>     <br /><br /><br />    作为开篇，先说一个典故，名字是居安思危。明神宗，也就是明朝倒数第三个皇帝，崇祯的爷爷，小时候其实是个聪明懂事的好孩子，那时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权相张居正--一度被高度赞扬的改革家。小朱同学平常非常爱看张老师编写的看图说话，一次张居正讲完宋仁宗不喜欢用珠玉装饰的故事，明神宗就说：“对呀，做君王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 真是孺子可教啊，因此张老师常常告诫这位10岁的孩子，天平日子长了一定要注意武备，要居安思危，做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上。(这个故事始自于小时候看成语故事的记忆，也许有误，但始终固执的把主人公锁定为以上两位，请同学们勾鉴。)<br />单纯的叙述这个故事只是先为本文寻求一个道义上的依托，但是在这个故事之后所发生的故事以及这两位主人公后来的命运，却是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经历，这个容后再禀。<br /><br />前几天已经有同学和我达成共识，那就是面对那些腐败，黑暗，流泪感伤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要做的，第一是分析成因，第二是谋求解决，第三就是严防死守了。那么我们就按照个这个顺序来研究一下，不过大家不必太认真，因为我会有意的把大多的情景分析放到古代，并力争使语言轻松幽默，让我和大家都不至于顾虑重重。<br /><br />一，        为什么？<br /><br />腐败的形成，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大潮和拜金主义的冲击下，领导干部逐渐放松了对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最终倒在了糖衣炮弹的面前，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这个理由最多还可以再支撑20年，因为到那时就是我们这些生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新人类和糖衣炮弹搏斗的时候了，没有人会继续假定我们没有认清糖衣炮弹的真面目了。其实在这个解释里，有一句潜台词：我本来是冰清玉洁的，只是不慎失足的。很多人认为这是托辞狡辩，但事实是，这的确是真实的可能。<br />如果回到古代去情景分析，我们必须首先完成一个假定，即无论皇帝是否更加荒淫贪财，但始终是站在不愿其官僚集团腐败黑暗的立场上的，也就是说，作为天道的代言人，我们假设皇帝是终止腐败的对立力量。<br />情景分析一：<br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听话者升官，不听话者严惩。官员们也纷纷表态，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br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胁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临。于是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背叛一次，没有反应；再背叛一次，还没有反应。即使你本人没有进行这类试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试探结果。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br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一旦不合理或者无法执行，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贪官，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 <br />因此，表面上看来气势恢弘的整顿吏治，其实就是最高统治者和其附属的官吏之间的一场信息战。这样的博弈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皇帝一开始可以先选牌并制定规则，但是却不得不以寡敌众。这就使得无论制定了多么美好的制度，只要皇帝稍微精力不济不能做到明察秋毫，终究难逃一个失败的命运。那么，那些最初的理想和制度，其好坏就只会对这个失败的时间长短产生影响。<br /><br />回到历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彰起初是不信这个邪的。有别于宋朝皇权偏弱的政体，明朝的国家体制大大加强了皇权，并对相权官僚体制实施了重大的打击----仅仅三任宰相之后，就不再设立宰相：由皇上直接面对六部，并直接调派各地封疆大吏，军队管理上更加集中，一省的总兵已经是军阶最高的将领，且每一级的武官都会受到文官的管束和监视，另外监察和特务机构空前发达。这样的做的目的是明显的，就是确保皇位的绝对稳固，使得的确近300年内明朝在那么多才能平常的皇帝统治下都一直没有太大的政变风险，即使是像魏忠贤，严嵩这样权倾一时的狠角也是一道圣旨，说倒就倒的。<br />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加大了对皇帝的能力要求，并且，扩张了官吏集团的数量。太祖，成祖两个人都很厉害，没有问题，最多也就是自己累点。朱元璋废除宰相，就等于迫使他的子孙后代亲自出面管理国家。必须由所有者亲自出面管理一个大企业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况管理一个大国。这是个体户的思路，这个思路容不下专业分工的出现，不承认臣民之中有更善于管理而且乐于管理的专家人才。更重要的是，明朝官员的薪俸极其微薄，而吏，这样一个庞大的附属利益集团，很长时间居然没有纳入国家公务员编制。<br />因此，如果自身能力不足，想懒惰享福，在不能破坏祖训的前提下，他的子孙们不自觉的就会容忍官员数量的膨胀，并不断容忍官员的越轨行为，以保障统治的正常进行。而这一点，恰恰是滋生全面腐败最肥沃的土壤。(注：事实上，明朝中叶后慢慢出现了名义上的宰相--内阁大学士，但其功能和以往的宰相毕竟不同，也没有制度上的正当性，因此实际的权势也就因人而异。)<br />很明显，在缺乏以宰相为首的相权集团的有力补充制衡下，一旦最高统治者不能做到乾纲独断雷厉风行地发出正确的裁错，即便有再完美的监察机构和法律依据，依然不能阻止整个官僚集团的腐败溃散。请注意我的用词，是制衡而不是抗衡，这就意味着：如果在最高统治者能力欠缺的情况下，可以有一个强势并且充满理想的实干家来作为第二统治者来进行补充修缮，也许将最大程度的拨乱反正，保证国家的发展；同时有一个潜在的对手威胁，顽童皇帝们也就不敢那么懒散胡闹了。因此，面对明朝200年内令人啼笑皆非的黑暗官场历史，我们其实也怪不得那些皇帝，因为他们的爷爷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事实上，我不得不重申的是，朱元彰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也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去弥补这一点：<br />首先他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并试图在舆论上以程朱理学对他的官员们进行熏陶，然而经验再次证明，与制度的合理有效相比，道德的约束只能体现在试卷上。<br />同时他强用重典，明朝的法律也许整体上并不如秦朝那么苛俊，但是在对官员的惩处上绝对是2000年内独树一帜的。但是不断的杀戮廷仗，加上无孔不入的国家安全政策，并没有对官员的腐败行为形成威摄作用，而恰恰相反，更滋生了公检法系统的腐败可能。<br />为什么会这样呢？具体的解释下面马上就会推出，但是这里作为预先的分析，另外想强调的一点是，毫无疑问，朱元彰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国家缔造者，有他体察下情懂得人民疾苦的一面，也有他果断刚毅勇于开拓的长处，并且他对皇权的维护也是无可厚非行之有效的。但他所欠缺的恰恰是，拒绝对他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的文官体制进行真实的理解，而在粗暴的打压下这种体制展现了极大的韧性，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尽管开国者尽了最大的力量来防患于未然，尽管明朝后面的子孙们的整体素质其实优于其他朝代里那些真正昏庸无能的孱弱君主(注意和无道暴君的区别) ，尽管明朝的重臣们的个人道德素质整体上还是过得去的，但是在这个朝代里所迸发出来的那种黑暗腐朽的气息，不仅是前所未有的，更使得此后的几百年都无法在中华大地轻易消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朝代的悲哀，是生活在这个朝代阴影之下的子民们的悲哀。<br /><br />花了这么多笔墨来描写明朝的状况，只是为了说明两点：<br />第一，        我们看看自己的四周，就会明白，原来真的很像。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清朝官制大多沿袭明朝，而民国末年后的诸多革命也一直并未根除根本的官僚旧体。<br />第二，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盲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br /><br />请记住这两个重要的推论吧，因为它会让你在明天看到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下一节中倍生蹉跎。为此我不得不强烈地压抑住个人的兴趣，暂时不对统治者和高级官员的个人道德作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起到的作用发表评述，而仅仅是假设先将这个道德的预先约束作用最大话，再来对每个官员的微观官场心理进行分析。<br /><br />最开始，我们遵守仁义道德，不欺下不媚上，努力当好父母官。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场进步策略，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我们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我们发现，原来上边是很想让我们媚的，诱导我们媚，暗示我们媚，强迫我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上贡，就要贡鱼贡虾，这就难免欺负下边，让鱼虾们倒点霉。出乎意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虾群中的积极分子会主动协助我们欺负，把他们的邻居加工好，送货上门，并不用我们太费心。如此容易地“欺下”之后，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原来老百姓并不难欺负，欺负了他们几次，他们也没什么办法。那么我们如何是好？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呢，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要跟领导和群众对着干呢？<br /><br /> <br />  这就牵扯出一个有别于道德的新名词了：传统。而正是它和道德的内外结合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那些我们称之为灰色秩序的潜规则。而这种规则，其抗打击性和再生性都异常的顽强，既不会因为帝王的镇压肃杀而收敛，也不会因为文化的断裂脱节而隔断。比如李自成围困开封的时候，开封的粮仓就露出了许多黑馅，结果开封大饥，一个人单身走路经常失踪，被人像偷鸡摸狗一样悄悄杀了吃掉。我国粮食部门的黑暗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如果崇祯不能找到根治的灵丹妙药，难道焦点访谈就能？<br /><br />所以，要准确地理解这些，就必须先回到我们最初的假设去，皇上也许很平庸荒淫，可我宁愿相信皇上也是想把江山坐好坐稳，就如同愿意相信政府的种种明文规定。可是，我这样做是要犯错误的，因为这最多可以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腐败的形成，却无助于寻找解决的办法。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蔽在漂亮文章下边的实际利害格局。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骗人唬人的企图。因此我们只能推翻我们最初的假设，而改为假设：有一种天道，在支配着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息繁衍，潮起潮落。<br /><br />从这里开始，我的语气不得不变得沉重：天道，不应再成为皇家或者说统治阶级的专有名词。既然统治阶级无力也无心去解决这些痼疾，那么任何一个心存理想胸怀抱负的中国人，都应该去探索对天道的重新解说和阐释。可惜的是，中国现在是一个人们正在逃离的社会，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些社会成员正在为过去和现在的背离造化而遭到报应。我们只有接受报应，我们不抱怨，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得的。同时我们要努力，为未来建立新的报应机制，合乎造化的体制，跳出恶性报应的轮回。<br /><br />否则的话，在单方面的寄托于皇上的忽然觉醒和活力再现的幻影不断破灭之后，衍生的就是整体性的社会责任感沦丧和溃败，整个社会给予人的，只有一种言之不尽的挫伤感。而心灰意冷之后所有人都会在一夜之间发觉：任何社会和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而无论你是太子还是乞丐。你自己逃避了这种代价，别人就要替你付。人人都能逃避这样的代价，那就要由这个允许逃避的社会和民族的整体付，变本加厉地付。<br /><br />我们的黑头发可以染，黑眼睛和黄皮肤却难以掩饰。只要你依旧不可逃脱这样的外表，即便身份有象征意义上的改变，依旧不能逃脱这样的循环。所以，与其流泪痛心，或是寄望于人，不如一道来研究一下怎么办，当然了，期待明天了，今天不济了。<br /><br />二 怎么办？<br /><br />昨天的故事当中，我有意忘记去阐述了一点，那就是究竟什么是腐败？是仅仅指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呢，还是包含了一切官场内官员们的不正确行为：玩忽职守，官官相护，党同伐异，上瞒下欺，浮夸，踢皮球，官僚主义等等？<br />也许现在大家都会认为，这都算是腐败，或者说是不正之风。呵呵，先来看一个故事。<br />孙丕扬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书，时年62岁。他的职责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孙丕扬的职务类似现在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明朝的地位高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六部尚书之首在名义上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注：明朝后期出现了形势上的内阁，即由翰林院的文渊阁大学士或者六部尚书之不定数量的官员组成，其职责为为皇帝草拟诏书，类似于皇帝的私人秘书，相当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如果内阁的首辅能力够强，其权力似可超过六部，但是依然几乎可以随意被皇帝罢黜，使得政府的政策很难稳定，其实是明朝制度的一大缺陷。）<br />孙丕扬本人绝对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卷二百二十四上说，&quot;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quot;。遥想当年，这个陕西籍的倔老头整天板着脸端坐办公，成千上万善于钻营的官迷，居然没人敢打他的主意，真叫我们这些五百年后的晚生肃然起敬。意味深长的是，这位孙先生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quot;掣签法&quot;，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br />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当代，不要说吏部尚书这样的高级干部了，就是县委组织部部长这样干，一旦查实，一定会被视为玩忽职守，撤职查办。而他本人，也一定会被我们认为是才能低下，视国家为儿戏。<br />可是，仔细想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千千万万的文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明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孙丕扬用心良苦。<br /><br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谅解这位可怜的长者，但依然觉得义愤难平：难道国家的最高级官员们，面对腐败，也一定要如此妥协吗？<br />其实妥协，有时候不失为一种正当地抗争。我们假设理想状态下每个人才都能物尽其用，资源配置率为100％，再假设最黑暗状态下所有的官员配置刚好相反，好官的利用率为0，那么这种抽签决定官员分配的办法，理论上至少能保证50％的正确性，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办法可以在此地杜绝掉一部分腐败现象。<br /><br />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要谋求解决腐败问题的手段，首先要明白官员腐败的具体情势和程度。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这位老尚书的头一定是掉了；但是如果发生在汉灵帝时期，我恐怕他也还需要更多的勇气。<br /><br />前面有人说，现在中国的腐败状况是你想他们有多腐败，就能有多腐败，甚至于还有超过的。对此我虽以为不错，但还是认为不够具体。但是我决不会轻率地去寻求一个量化的数字，或者牵强的类比于过去的某个时代。我在这里所要着重探讨得是，究竟于我们目前的这样的官僚体制下，哪一种缺陷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构成更大的阻碍和破坏？<br /><br />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当然认为是贪污受贿，乱摊派，任人唯亲等等这些直接与钱，权发生关系的毛病。但是如果让我站在最高领导人的高度，用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的观点来衡量，我以为高级官员的不能审时度势，中级官员的不能知人善任，下级官员的不能尽责爱民，底层循吏的不能善行公务，才是对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br /><br />反过来更进一步，对于最高的权力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也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他怎样在保证自身权力不受颠覆的前提下完成对这个社会和国家管理制度的改造。<br /><br />这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而言，仅仅是狭义上的贪污受贿这样的腐败其实并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恰恰是在这样的腐败在向整体空间上进行扩散和反扩散时所发生的动荡。换句话来说，如果把官和民这个两个阶级视为对立的话，任何一方过大的利益损失都将使最高权力仲裁者左右为难。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懂得尊重那些潜规则，而不是以各种方式去强行破坏它，否则的话，一旦造成官吏集团的行为扭曲，国家和人民将蒙受更多的损失。贪污受贿也许是可以挽回的，但是有些失误却一定要所有人一起来承受。<br /><br /><br />好了，在马上就可以得到解决办法之前，我不得不插入一个前节提到的内容，那就是如何去历史的评判最高层的统治人员，这是否决由上至下、采取朱元璋式的乱世重典来禁绝腐败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对清官政治的理想化的一种置疑。<br /><br />首先我们要引入的是海瑞，这个传奇人物。众所周知，海瑞是个清官，廉洁奉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当年他母亲过大寿，他身为淳安知县，竟然只能以2斤猪肉作为寿礼，即使是如此寒酸还被省领导认为实在是难得，“海瑞也能吃上肉了！”当天的省委机关报都予以报道。<br />就是这样一个清官，这样一个与嘉靖皇帝抬棺决战，敢于直言抗命的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为什么呢？他官至二品，并且曾经在苏州担任过较长时间的市长，有独立施政的机会，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如今的史料里，除了对他个人品质的颂扬，看不到对他政绩上的显著成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其他官员的阻挠和排斥？<br /><br />我不由得想问自己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就一定是一个有能力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让国家繁荣昌盛的好官？是不是一个个人道德并无瑕疵的统治者，就一定要受到万民景仰百官拥护？<br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但是可笑的是，无论是许多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却始终有意识的要把那两个不同的概念模糊化，甚至于屡屡放宽对这种道德底线的修饰，执着的把一个官员的个人形象在公众领域进行放大，似乎获得了那种自身道德价值的完善，就可以换取其所执行的政策的公义。<br />这是一种严重的把公德和私德混淆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的直接后果就是，与日益腐败的部分官员群体相反，一个自称是清流的“清官”群体凸现。他们的集中表现是寻找一起机会表现个人的道德价值，与皇帝一言不合就一头撞死，其他官员稍有差池就会被参劾，而在实际的政事上，却往往缺乏实际的灵活处理能力，只知一味的奉经守典。<br />当然，海瑞并非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并没有上面那些清流那般虚伪假义，他也不是完全不懂得运用技巧。但是他个人的信念注定，他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而不能为他所热爱的君主和人民更多的施行自己的职责，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海瑞是&quot;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quot;。所以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在与腐败，旧体制的抗争过程中，此路不通。<br /><br />因此，从正面意义上来讲，一个清官，如果不能保证自己能长期、有效、正确的管理他的子民，那么依然不是一个好官。虽然情感意义上似乎难于接受，但是个人道德价值毕竟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价值。但是反过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是不是一个能够有能力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的治臣良将，我们也一定要求他完全清正廉明呢？<br />还是看一个例子，这次出场的人物是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它的局限性，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隐恶扬善。其实这样对于一个英雄人物，未必就是一种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br />但是真正的政治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譬如说，这位高级将领生前娶妾3人，生子5人，可是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却能全部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他泼悍的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洒下同情的眼泪。他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妙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br />《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献比较，说他&quot;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quot;，也是用委婉的措辞证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不一定同时就是廉洁的将领，事实上也的确不需要他是。那种以为一个功勋彪炳光照史册的将相就一定是各方面都完美的想法，不过是后来人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厢情愿而已。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依然无法阻止我对戚将军心生敬意，对於一个官员，我们不应该要求他去做那些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只要他把他能做到的事情尽力做好。也就是说，他要有在不违背那些潜规则的前提下尽力发挥自己才能的能力和决心，而这一点，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而往往，还要遭受双方面的指责。<br />另外，对于一个大权在手并试图有所作为的武将而言，贪夺财利，往往是保证他们获取帝王信任而得以更实际的施展个人抱负的高超表演，这一点，秦朝的王翦将军和唐朝的郭老元帅是深有体会的。<br /><br />因此，如果整体的官宦风气并未得到大的改善，如果单一的采取法律体制上的重刑去威慑，无疑会使部分有识之材流失，而留下的官员中，也未必就有足够的能力应付整个国家的事务，甚至于，当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时，法律就成为他们排除打击那些有真实能力的官员们最有力的工具。<br /><br />以上的分析，其实是基于一种对人性的弱点总结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官员，他始终不可能面面俱到，能拥有诸多优点之中的一种，已经难能可贵了。基于这一点，那么无论是对他们的法律管束还是道德要求，都不应当苛求完备，而是应当最大限度的依照其角色的不同各有所取。而那些出来做官的仁人志士们，也应当勇于承认，即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名利，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淆？<br /><br />因此，可以说目前位于中国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大多数官员处于传统道德党纪国法和个人利益群体风气的双重追逼下，心态已渐至扭曲。这种扭曲的突出体现是, 官僚们不仅无力于去建立一个公正有效的显规则，也无心去维护那个默默无闻的潜规则。当越来越多的大小官员开始把自己的财产向海外转移并持有多国护照时，就意味着已经破坏了支配我们这个传统社会几千年的食物链：以前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泥巴里的微生物。只要大鱼，小鱼都不要太过分，整个生态系统是可以健康维持的，整个国家还是可以持续向前发展的，至多是朝代更替而已。<br />但是，如果小鱼把虾吃得几乎干净，然后跑了，或者和大鱼一起跑了，怎么办？<br /><br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防微杜渐，那么总有一天会独木难支。有人会说现在我们有了新的领导集体，其个人魅力和道德情操似乎与众不同，那么自然可以心存希望。<br />但是我想说，以历史的经验看，很难，如果真的和我们想的一样的话。对于那些身据要位的领导者的历史评价，往往要持续到100年甚至于几百年之后才可以说比较公允的。我个人认为在这样的评价过程中，其个人的道德素养是无足轻重的，而占决定性的是其政治经济领域的实际作用力。<br /><br />有一个帅哥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我深以为然。明朝洪武大帝朱元璋的政治能力不能说不强，其对政务的勤奋也可以说屈指可数，但是我以为，他对自己形势和国家发展的预计偏差太多，主观的成分太多，人治的环节太多。急躁冒进，其实是每个励精图治的政策制定者最应该克服的毛病，但是，这往往无法避免。比如明朝的低薪制度，起自于朱元璋的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天下是他的不是百官的，一个1年只有相当于现在不到6300元购买力的县长（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如何不想到去贪？而这种根本不切实际的预先安排，更加促使一个现象的发生：权力消失，制约消失。这就是我已经在这个论坛里都强调过的，对于很多事情不能依靠强权去违背人性的禁绝，而应当使用疏导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人性本恶论的一种延伸，尽管似乎难以接受，但假如这是事实，单方面采取打压阻止的方式来控制，只会使得局面进一步的恶化。清官政治，不是用以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那么该如何呢？让我们来引出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人物。<br /><br />(话外音：历史往往是容易重演的，而又经常让人难以辨认。我一直执着的认为，玄武门之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西安事变。但事实上人们普遍对于前者的论定，往往以为简单明了，众望所归，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同样的，对于古往今来的统治者的身份界定，也一样存在这样厚今薄古的误区。也许以前一个不经意的二流角色，到了今天都难能可贵。)<br /><br />朱元璋本人也是出身寒微，但是他所制定的国家体制，却一再成为与大地主阶级权益的维护者。可见，无论政策的制定者其出身如何，自从他登上宝座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已经自觉不知觉的于他的出身隔离了，而成为新的统治利益的代表者。当然，名流清世的愿望会促使他去做一些顺应民愿的事情，但是，那是在他作为完全的权力拥有者之后的事情。<br />在这条路上，如果这是一个开国君主，那么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武功。而如果是一个企图和平崛起的政治代言人，那么必须要懂得隐忍周旋，机警宽容，否则的话他不可能为这个文官体制所容。然而一旦掌握了实际的权力之后，还不能忘却了自己当日的理想。为了得以对不正确的政策予以调整，又要求他既有着&quot;治大国若烹小鲜&quot;的那种耐心，又有着挟雷带电的霹雳手段，此外，还必须长寿，得以保证自己的政策推行时间。<br />然而这是多么的难得啊？可是历史总是有意外的，哪怕是小小的，这一次，他的名字叫――张居正。<br />作为一名改革家，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一个，王安石并不能算作成功了。他在成为正式的首辅（即宰相）之前深藏不露，处处小心，严谨自然而不形于色，沉稳有余又不言而威。一等权力在手之后，又能不忘自己当初的抱负，一展拳脚。研究过张居正历史的人，完全可以说张居正是极为难得的治世良臣。他实施的改革，于国于民都获益匪浅。正是他用短短的十年，在裁汰冗官减少政府开支的同时，又实施&quot;一条鞭&quot;法等新的税赋制度，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支撑了朱明王朝的最后六十年。而且在他执政期间，广大农民迫于生计揭竿起义的事也未发生。对待老百姓，他施的是仁政，对官员、清流等利益集团，他施的却是苛政。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亦是他祸机引发之处。从传统的文化观念判断，张居正是法家而非儒家。循其文化内核，儒家讲稳定，法家讲进取；儒家讲操守，法家讲事功；儒家循规蹈矩讲秩序，法家审时度势讲变通。张居正之为人是外儒内法，因此他用人的特点是&quot;只用循吏，不用清流&quot;。因此，可以说300年以来，以相位而论，并无出其右者。<br />有人说其个人生活极度奢靡，表里不一，这的确是事实，张居正的死因就非常神秘，据说正是属於春药过度。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会影响我对他的政治成绩的评价，这是两个概念。换句话说，作为最高权力者，自己做不到，但只要这件事是应该去做的，并不代表他不应该要求别人那样做。以身作则，只是为了保证个人权威，但如果个人的权威并不曾受到威胁，当然可以不去顾及，但这必然会造成其个人要求的下降。因此张居正后来的堕落，可以说是原形毕露，也可以说是环境使然，但无论哪样，破坏的都只是其个人情操而并非其历史功绩。<br />这个道理，不仅我懂，当时他的那些反对者其实也明白。张居正遭人痛恨的原因归根于&quot;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quot;。我赞成这种说法，但转而细想，张居正若不这样做，改革又怎么能获得成功！儒家讲求宽厚仁爱，但面对一个百弊丛生的政治局面，一个有志于芟除弊政廓清浊气的政治家，如果一味地讲求宽厚仁爱，那么就不可能扭转乾坤。一种制度、一种风气一旦形成社会主流，要想改变它何其艰难。<br />张居正还有一个让我以为不凡之处，就是当时审时度势，要想夺取首辅之位，只有一条路，就是与宦官冯保结为联盟。与阉宦勾结，历来为士君子所不耻。但张居正为了当上首辅，却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便是他把事功放在第一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果当不上首辅，他的久蓄于胸的政治理想就无法实现，&quot;万历新政&quot;也就不可能出现。从道德的角度，也许是天理不容。但是，我不同意把道德凌驾于事功之上。道德关乎个人，而事功关乎社稷，孰重孰轻，自有定论。清流们认为，道德与事功应该是统一的，这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时它们甚至水火不容。<br />而张居正从事的改革，正是要改变社会，这就注定了他要同社会主流的代表者文官集团作对。如果说他死后被抄家的悲剧来自于皇权，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他得罪了当朝的整体文官集团。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万历十二年，万历皇帝，就是那个聪明可爱的年轻人，剥夺了赐给他的所有封赠，只差一点没有开棺鞭尸。<br /><br />正是：你必须以尊重传统承认现实的方式获得权力，但如果你要想改革，你就必须要有唾弃传统冲破世俗的魄力和能力，而这样的要求要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便无法再要求其他方面的完备。<br /><br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居正有他个人的悲哀，明朝制度有它制度上的悲哀。顺便说一下万历皇帝，5岁就读书，据说智力水平绝不在莲蓬头之下，但就是他，成年亲政之后居然有20多年的时间不上朝，一个人躲在后宫里不知道在干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消极怠工，但是他并不残暴，也不荒淫，真的是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为什么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最后会变得如此颓废？还是本性的原因吗？呵呵，相信会有人帮我作答的。<br /><br />通过这个完整的例子恰恰证明了，如果要使一个已经破败的家道中兴，无论是政府首脑还是国家领袖，对他们的能力要求将成倍增加。所以尽管我一样心存希望，但是我不认为10年的时间内有什么迅速的改变，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欲速则不达。<br />最后，我不得不遗憾的告诉大家，其实怎么办的问题并不是我想在这里真正着重阐述的，尽管已经完全的蕴涵在本节之中。套用一句现代官员自己的话说，其实该怎么办，任何一个国内大学毕业的40多岁的处级以上干部不会不清楚。问题恰恰不是应该如何去做，而是能不能和愿不愿去做的问题。<br />因为无论是多么美好的制度，最终的执行者和承受者都还是人。我们如果还真的想让中华民族走向真正的腾飞，就不能只懂得掉眼泪和写文章，而应当如前文所述，勇于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并且务必懂得坚强忍耐，勿急勿噪。<br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