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始于清朝中前期的闭关锁国

纳兰薇雨

康雍乾盛世之后不到半个世纪，清政府为什么就在为数不多的英国军队进攻之下一败涂地了呢?这可从多方面去探讨，但康乾盛世缺乏忧患意识及闭关锁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br />      忧患意识不仅是治国的宝贵经验，也是治家的至理名言。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当是孔子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及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居安思危”，以及“常将有日思五日，莫待无时想有时”。我不是说康雍乾三帝毫无忧患意识，而是说他们的忧患意识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br />      我认为，从纵向看康雍乾盛世，与以往几千年的中国史比较，康雍乾是可以称之为“盛世”的。康熙帝经过十年努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此后约一百年，被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或简称康乾盛世。<br />      康 雍乾三朝皇帝采取积极措施，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实现了对北部边疆的统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对我国的侵略，加强了北方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 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最大的难题。北部边疆面貌根本改观，屡代维修的万里长城不再具有军事屏障的意义。<br />      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尊崇藏传佛教，改革了活佛转世制度。乾隆时创建的“金瓶掣签”，备受欢迎，流传至今。<br />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广大地区内，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和内地保持一致。这一项改革，大大地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    <br />      清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兄弟民族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成功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在清政府统治下最终完成的，祖国的神圣版图是在清朝得到确立的。这是清朝统治的伟大历史功绩，永远光照史册。<br />边 疆、山区和海岛的开发成效卓著。有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内地的湘西、陕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也因大量 移民，生产发展迅速。边疆地区卓有成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清代开发山区和边疆，其规模和成效，都远 远超过前代。<br />康熙年间，明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脱离了世代承袭的劳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清政府又逐渐在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实行摊丁人地，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这种税制下，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br />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至乾隆年间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转变。由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主佃在法律上并无主仆名分。   <br />      如果作横向比较，康雍乾百余年间，清政府的许多作为和不作为及禁海闭关锁国，使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了，给后世留下了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的历史经验。<br /><br />      康熙帝的忧患意识只表现在北方边防，但忽视了东南的海防。中国有辽阔的海疆，有漫长的海岸线，由于清政府长期忽视海防建设，使中国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仅有的 一些水面战船，其作用在于追捕海盗、缉拿走私，根本起不到海疆防卫作用。嘉庆年间蔡牵为首的一支海上力量，横行东南海面，打得清政府晕头转向。清代兵制 中，长期没有统领全国水师的领导机构，只是由封疆大吏各自管理辖区的战船。清代的战船长期没有定型，往往仿自商船，或者临时征用商船，加装陆用兵器。这时 的东南海疆，并非风平浪静，西方殖民者常有武装侵扰，甚至强占过中国领土，这是不能不引起警觉的。可是清政府面对来自海上的敌对势力，而是采取消极的禁海 政策，严峻时甚至“无许片帆入海”。甚至严厉限制民间海外通商，不许建造大型海船，禁止远洋航行。康熙年间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者干余艘，这本是振兴中 国造船业的一线希望。就因为其中半数卖与外国，以为这会危及大清江山而感到犹豫和恐慌，终于下令禁止。造船和航海事业衰落，海军建设无从谈起。<br />这 时，正是欧洲各国奖励航海的时代。欧洲列强掀起了以掠夺殖民地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各国竞相扩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寻找新航线，开拓新市场， 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热。航海热又刺激天文、数学、力学、历法、地理测绘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各项科学发明，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奖励。这个时期的中 国，面对新世界的新形势没有觉察，没有作为。清代前期，没有海权观念，轻视海防建设，实是一大失策。<br />     中 国人最早认识西洋火炮比中国先进的是徐光启。他在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了解西洋火器十分锐利，上疏明熹宗，“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 明清两代几个皇帝先后请耶稣会士龙华民、汤若望、卫匡国、南怀仁等人协助制造西洋火炮，俗称红衣大炮，亦称佛朗机炮。这是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应该 说，这个机会把握得是不错的，明末清初各军事集团都利用过西洋火炮，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br />乾隆末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的。他乘坐的“狮子号”，是一艘中等战舰，其上配备有64门 火炮。同时还带来一批足以开阔视野的祝寿礼品。这又是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虽然不能全面地看到西方世界，但至少可以看出西洋的火枪、火炮、战舰和尖 端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这时却没有一个像徐光启那样的人，给乾隆皇帝上书，“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即使有这样的上书，乾隆皇帝也不会 “善其言”。因为在乾隆帝的心目中，该有的中国都有了<br />      我们来看看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品，大大小小一共590件，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件：<br />一件巨型的天文地理仪器，拆分15箱装运。这个庞然大物是“天上日月星宿及地球全图”， “所 载日月星辰同地球之象，俱自能行动效法天地之转运，十分相似。依天文地理规矩，何时应遇日蚀、月蚀及星辰之愆，俱显著于架上。并有年月日时之指引及时辰 钟，历历可观。”①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天圆地方”的陈旧知识占绝对统治地位，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有一件小型的天文仪器，显示地球与日月星辰一起运 动，“与学习天文地理者有益”。<br />长短自来火枪12支。 这种火枪冠名“自来火”，或称“自来火新法”，或称“新法自来火”，从火枪发展的历史进程推测，点火方式已不是用“火绳”，而是用机械撞击取火的方法点燃 炸药。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图片可以帮我们作出肯定的判断，这是一种燧发枪。从形制上看，有一支在扳机上装有护圈，另一支上装有瞄准具。是滑膛还是线膛，从图 片上看不出来，留待日后研究。不过线膛枪在欧美早已出现。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美国已用一种新式的线膛步枪装备步兵团参加独立战争。这种线膛步枪射程远、命中精度高。这种枪在马戛尔尼来华之前15年 即已作为制式武器装备部队。英使的礼品中，还有一种“成对相联火枪二杆”，这当是一种双管火枪。从火绳枪到燧发枪，是火枪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这种枪是利 用弹簧的力量，扣动扳机，使燧石撞击在火门边上，冒出的火星点燃火药。燧发枪的出现与应用，简化了枪械的发射过程，同时也提高了射击精度。燧发枪在欧洲枪 械史上占据了两百多年的历史。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定，黑火药已有了重大改进。理由是：既然利用燧石的火星点燃火药，那黑火药的三种成分(硝酸钾、硫磺和木炭)，必须按合理的比例混合，制成颗粒状才可能用于燧发枪。<br />礼品中还有铜炮西瓜炮数个。“西瓜炮”未见实物，亦未见图片，不知其构造和性能。但可断定是一种新的火炮，不是17世纪中叶在中国威风过一阵子的那种红衣炮，而是新一代的洋炮。否则使团不会带来若干炮兵，准备在乾隆皇帝喜欢看西洋炮法时，在御前试演。乾隆帝竟不屑一看，更不用说仿造了。<br />      有一个战舰模型，是装有一百门铜炮的大战舰。还特地说明，“红毛国在西洋中为最大，有大船甚多，欲选极大之船，送贡差至天朝。但内洋水浅，大船难以进口”。这种说明，有炫耀之嫌。这艘战舰模型约高5尺余，长5尺余。从海军发展史看，它当然是一艘巨型的风帆木质战舰模型，铁甲蒸汽战舰还要晚几十年才出现。中国当时的战船，最大的也不过装二三十门火炮。<br />      从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品看，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天文历算，在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如火炮、火枪及战舰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br />乾隆皇帝似乎已感觉到这种落后，但他不愿公开承认。他仍然把这些看作是奇技淫巧，是贡品，是供收藏玩赏的玩物。<br />他 也想到要学习洋人的这些长技，但不是用于发展科学和巩固国防，而是担心洋人回国之后，如何拆卸挪移，挪移之后如何重新组装。乾隆帝的指示十分明确：“现在 有该国匠役在国内装饰，若不趁此时，将如何装卸之法，预为留心学习，将来该匠役回国后，不特不能移动，倘其中枢纽，稍有损坏，又用何人修理，岂不成弃物?” 乾隆帝还指示：“多一人即多一人之心思，安国宁等既情愿前往，自应听其随同观看学习，尤可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庶将来该国匠役回国后，可以拆卸挪移，随时 修理，更为妥善。”可见，乾隆帝已经意识到中国在科技和国防方面落后西方很远，但他对此没有学习的渴望，也没有丝毫的危机感。<br /><br />      明 清之际，中国在天文历算、火炮铸造、地理测绘等高科技及国防科技领域已开始落后于西方了。崇祯、顺治、康熙明清两代帝王以及朝野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学习 并采纳了其中一些有用的东西。这是一个向西方学习，迎头赶上并超过他们的一个良好时机。不过当时那些认识到中国已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 这种落后的严重后果。东南沿海虽然发生过几起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扰，甚至是武装冲突，但没有引起任何警觉。<br />乾隆皇帝对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访，并非完全没有警觉；至少他从使团提出的要求中，已经感觉到来者不善。<br />      在使团所提要求中，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性质的有如下几项：<br />(一)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英国船只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商，要求在舟山群岛划出一个小岛，作为居留地，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停泊，存放货物，且可自由居住往来。<br />(二)要求在广州附近同样划出一块地方，归英国商人使用，停泊商船，存放货物。<br />(三)允许英商在北京建立贸易栈房，允许传教士在各地传教。<br />清政府从英国人的这些要求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凌辱，是一种无理的勒索。这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反感和警觉。他不断颁发谕旨，要求沿海各地官员加强戒备。指出这些英国人心怀叵测，可能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借端生事。<br />      当时乾隆帝的认识，就到这个程度。这是他的一点有限的忧患意识?如果我们把它与马戛尔尼暗藏杀机的话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的忧患意识是浅薄的和短视的。<br />      马戛尔尼认为：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br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