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

陵光 · 发表于 13.6.2007 14:06:18

三爱琴文化区 爱琴世界之大势所谓爱琴世界（Ægean World），系以爱琴海（Ægean Sea）为其中心；其四周境界，约略如下：西为希腊半岛，北为欧洲大陆，东为小亚细亚半岛，南为克来特（Crete）岛。这个区域之中，岛屿林立，港口众多；各岛之间，通商往来，极为方便。与亚洲及非洲两方面有直接联系：（一）亚洲方面，两河流域之文化，经由小亚细亚之托罗伊城（Troy），可直达爱琴海；（二）非洲方面，尼罗河流域之文化，经由地中海中之克来特岛，可直达爱琴海。爱琴世界之气候与物产，亦最适于文化之发展。其地正当北纬三十五度与四十度之间，沿绕着东经二十五度左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各岛上海洋、河流、平原相互连接。天然物产极富，如大麦、小麦、橄榄、葡萄等均不需灌溉，而易于培植；故面包、油、酒等，很早即成了主要食品。世界优良地带，此为第一；宜乎为古文化发展之一大摇篮，可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比美。爱琴世界之人种，在希腊人未侵入之先，各岛上之居民，究属何等种族，至今仍不能确定，史家即称之为爱琴人（Ægeans）。或以为地中海沿岸，原有一种民族，曰地中海族（Mediterranean Race），自古即占有地中海沿岸各地：如爱琴海之爱琴人，小亚细亚之海梯人，尼罗河流域之埃及人，都为此民族之分支。 爱琴世界之文化，可分两大部分来讨论：一、克来特岛上居民之生活与文化为一部分；二、小亚细亚居民之生活与文化为另一部分。兹分别约略述之。 克来特人之生活与文化克来特岛为爱琴文化之中心，其居民即克来特人（Cretans）。他们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即经营村落生活，依农耕畜牧以为生。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他 们自埃及人手中获得了铜器；稍后更从地中海北岸的矿山中获得了青铜。于是青铜器时代开始。自是以后，约一千年，进步虽缓，然毕竟有重要的进步。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他们实已成了高级的文化民族。农耕畜牧，已很繁荣。工业制作，如陶器、如石器等，都因受了埃及人的影响，非常发达。考古学者发见克来特人所作最古的陶瓶，取与埃及人所作最古的陶瓶相较，觉得相似之处极多，认为系模仿埃及金字塔时代后期的作品。其制作之精细，花色之美丽，就考古发掘所得者看来，令人惊叹。至于商业，则以农产出品之多，可以维持工商阶级；于是城市生活兴起，商业发达。当其盛时，商船往来埃及与克来特之间，运输商品。埃及封建时代坟墓中，常埋有克来特人精制的陶器及金属器物等，考古学者认为此最足以证明克来特商业之盛。凡此等等，为克来特人之经济生活。 克来特人之宗教生活，与他们的经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所最崇拜的神为地母神（Earth Mother），地母神的周围，有许多小神，其中有一小小的男孩伴着；这一男孩，据小亚细亚及叙里亚方面持同一信仰者的传说，实为地母神的儿子。农耕民众，每获丰收，则歌颂地母神的功德。 考古学者发见有一石瓶，其下半已破坏遗失，上半则有克来特人极精致的雕刻。雕刻全景所示，为克来特农民肩着木制草叉，且行且歌之状。农民之中，有少年歌唱队，张口大唱其收获之歌；这无疑是取悦于地母神的。农民们以为他们的收获，实地母神所赐与。歌唱队中有一祭司，头发剃光了，装成埃及人的模样，手里拿着自埃及方面传入的乐器，俨然若歌唱队之领班。雕刻精巧非常，令人看了，觉得是一游行队伍正在活跃。 祀神的物品为动物：动物的血洒在地上；肉则烤熟置于神前。王室宮殿之中，常设有飨堂，陈有祭器。至于人死了，则亦备许多丰盛物品，予以葬埋。克来特人也如埃及人一样，相信来生；王室宫殿之内，也有祭祀祖先的种种设备。 至于克来特人之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在公元前一六〇〇到一五〇〇年之间，亦即文化全盛时代，发展已极分明。当时社会分业，非常明显。有国王，有贵族，有士兵；他们可算统治阶级，居于国都所在的地方。克来特人，自新石器时代的半开化阶段进入金属器时代的文明阶段以后，即已建立城市王国。城市王国的首都，设在可洛苏（Cnossus），该处建有王宫，国王及贵族即居其中，发号施令。统治阶级之外，有平民或自由民，居于王宫之旁的城市内；凡商人、小贩、金工、陶工、画师，以及其他一切手艺工人，都属城市居民。至于农民，则居市外。城市居民与市外农民，可算中间阶级；自此以下，或为奴隶，或为贱民，则属下层阶级。中层与下层，皆为被统治者。 克来特人之文化，可从三方面言。一曰文字。他们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早就依照埃及的方法，创造了一种图画记号，以为文字，可称克来特象形文（Cretan hieroglyphs）。后以社会生活复杂，文字之用大增；为书写方便计，象形文字变成了简单线文（linear writing）；线文画在泥砖上而，即成文书。考古学者发见宫殿遗址中有许多文书，其中名贵史料必定很多，只惜至今尚无人识得。其次雕刻，这可于桮瓶等物上见之。动物图案如水牛之类，往往极精。人物的造像，尤为精巧；其材料或为象牙，或为金属。所雕之像，或为地母神，或为宫中贵妇；凡此又足证雕刻艺术之发展，在克来特人中，也与宗教政治直接相关；或直接表现宗教意识及政治意识。再其次为建筑，这可于宫殿及神庙等之建筑见之。其式样除表现所受埃及之影响外，也能发挥克来特人自己之独创精神。 克来特文化之外来影响克来特人的文化虽富独创精神；但与外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与埃及、小亚细亚以及幼发拉底斯、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工艺制作品之式样、花纹以及制作方法等，多受有这些地方的影响；这在新石器时代是如此，在金属器物时代更是如此。柴尔德（V. G. Childe）氏于《欧洲文化之曙光》（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一书中，论此最详： 克来特岛离尼罗河流域、小亚细亚、叙里亚、两河流域、希腊半岛，都不甚远。其土地非常肥沃，可以保障农民的生存；出产非常丰富，如木料、如铜，以及其他原料，都能供给工业制作的需要。其优良港口，不独给渔夫以方便，而且便于商旅往来：商人从此把克来特的出品送到各大城市中心，又从各处古城把科学知识及制作方法传到克来特。 克来特岛上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受埃及的影响，很快就过去了；继起的，为城市国王时代的文化。伊文斯（A. Evans）氏颇疑列朝以前的埃及人曾到克来特；但城市国王时代克来特文化与埃及方面相似之处却极多。早期的石瓶，不独式样相似，就是制作方法、装饰花纹、材料选择各方面，无不带有埃及列朝以前的传统意味。埃及的宗教习惯，如娱神的乐器之使用，驱邪的护符之式样，以及尸体防腐之方法等等，克来特方面也均有其痕迹；这显见得克来特岛与尼罗河流域之间，不独仅有泛泛的商务关系而已，实在还有很密切的文化关系。 同时克来特文化所受亚洲的影响，也非常显明。这种影响之达到克来特，有的是经过埃及而转入的，石制有花小盘，其一例也。城市国王时代，克来特人之制作金属器物，完全依照亚洲的传说：如铜匠之制作斧头，照例在头上作一小洞，使成为一种美索布达米亚式（Mesopotamian manner）。又美术家之打玫瑰花结，亦多用亚洲流行的式样，而不采埃及作风。至于茶壶之式样，甚至与突厥斯坦方面安诺（Anau）城所流行者相同。此外串珠上的雕花，钮扣上的刻印，很早就流行于叙里亚及埃兰（Elam）各地；后来克来特人亦复仿效之。 东方的商人，东方的艺术家，究竟如何与埃及的逃亡人民联合起来，繁荣了许多克来特的城市，倒是次要问题。克来特的城市文明，并不是从亚洲原封移入，也不是从非洲原封移入；实在是采取了苏末人与埃及人两方面的技术，吸收了这两方面的意识，而另创的一个新型。克来特人在新石器时代之末，金属器物时代之初，其所以采取东方与埃及文化的成分，可以说是岛国经济变迁的具体表现。当时克来特人之出产新物品，正所以适应尼罗河流域与幼发拉底斯河流域许多新兴城市的要求。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这两流域的商业城市勃兴；克来特的农民为适应这些地方的需要起见，大概有不少弃农业而从事工商的；于是他们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很快就转变为城市工商生活。 海梯人之生活与文化爱琴世界之东部，为小亚细亚。小亚细亚介于爱琴海东岸与弧形肥区之间，为一片山岭之地。其长约六百五十乃至七百哩；广约三百乃至四百哩。北临黑海，南临东部地中海，东接弧形肥区，西临爱琴海。这一片山岭之地，恰恰介于两河流域文化区与爱琴海文化区之中间，为两者之间的一个桥梁。其地居民即海梯人（Hittites），究属何族，不得而知；惟鼻如鹰嘴，是一最大之特点。巴勒斯坦之甘纳尼人（Canaanites）、希伯来人（Hebrews）、小亚细亚东端之阿猛尼人（Armenians），鼻状均如鹰嘴，或者均与海梯人有若干血统关系。他们的居处，就在黑海沿岸、爱琴海沿岸、东部地中海沿岸、弧形肥区之边境及整个小亚细亚山岭区之山坡上或山谷中。 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正当埃及帝国全盛之时，也是克来特文化全盛之时，有一个海梯民族的城市王国，崛起于海立士（Halys）河东岸，以克哈地（Khatti）城为首都，建立一强有力之帝国，包括小亚细亚大部分土地，统治着许多较小的城市王国；帝国全盛时代。自公元[前]一四五〇到一二〇〇凡二百余年。这个帝国的经济，大概已经到了城市工商各业都很发达的阶段，可以说到了相当于奴隶经济的时代。社会阶级，据盖士潭（John Garstans）在《海梯帝国》（Empire of the Hittites）一文中所说，凡有两大阶级：一曰自由民，他们是为王室服务，而享有财产的；另一曰奴隶，他们没有政治地位可言，大概都是战争的俘虏。至于政治，据盖士潭的看法，是一种原始的封建政治。国王总揽一切：是军队的首脑，是祭司的首脑，是民政的首脑。所有官职及财产，由国王依照某些条件，分授于文武官员；或分授予王室所需的工商阶级，或分授于耕种王田的农民。凡分得官职及财产者，倘其服务能使国王满意，则可终身享用之。 海梯人的文化，就文字言，他们因接近两河流域，受巴比伦影响最大。当公元前二一〇〇年，汉谟劳比势力最大之时，小亚细亚与巴比伦间，往来贸易特盛；巴比伦商队，常将商品运至小亚细亚；于是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便已随簿据、账单、契约等而传入海梯人中。同时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及叙里亚方面商业亦盛；埃及之象形文字，亦由商人经此等地方而传至小亚细亚。于是海梯人遂有两种文字。就建筑及雕刻言，海梯人的雕刻，不如亚述人；惟建筑则过之。建筑式样，常被亚述人模仿，甚至传入波斯境内。至于宗教，颇受埃及、巴比伦乃至克来特各方面的影响。如埃及的太阳神，巴比伦及亚述方面的太阳神，都以有翅，而形似太阳的圆盘为象征，亦即飞鹰象征。此在小亚细亚之海梯人中，均有遗迹。克来特人所信之地母神，海梯人亦信奉之。 整个帝国的文化，考古学者在帝国首都所在的地方，发见有王室图书馆遗址，可以窥见一般。图书馆中所藏砖制文书，极为丰富：已发见者约两千块；经审查后，证明为历史文献者有七百块；已经印出者约二百六十块。内容所涉，或为宗教仪式，或为法律条文，或为军事规则，或为各种发明，或为土地记录。令人最感兴趣的，厥为王室的命令，国王的言论等。最有历史价值的，为帝国与其属地间之条约，或帝国与其邻邦间之条约等。整批文献，对于海梯社会、文化、军事、政治各方面，颇放了一线曙光。截至今日，关于这批文献的分析与解释，虽未见印行，然海梯人的社会与政治的大略情形已因此阐明了不少。初步的研究，便把海梯国王的性质大体阐明了；使人知道海梯国王，原来是部族首长发展的结果；虽为世袭，然其声威权位，却完全系于其武力之坚强。王室的力量，亦如古代其他帝国，系于国王一人之身。 帝国盛时虽只两百余年；然当其盛时，曾把埃及帝国在小亚细亚方面之势力予以推倒，曾把亚述帝国在该方面之势力予以驱逐。至若对于文化之另一贡献，则为将黑海沿岸之铁，传入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爱琴世界铁器时代之开端，亦由于此。 游牧的希腊人之南侵当游牧的希腊人开始南侵之先，整个爱琴世界之各地方，如克来特岛，如小亚细亚，如希腊半岛之南端，均已由半开化进入文明阶段了。各地居民已有很进步的城市生活，已有农工商各业，已有政治组织，已有文字，已有很高度的文化。希腊人则不然：尚过游牧生活，无农工商各业之分，无政治组织，没有文字，文化程度很低。希腊人系印欧民族（Indo-European people）的一支，栖息于黑海西岸，多瑙河（Danube）流域一带。他们的生活与爱琴世界居民的生活如此之相反，便是他们南侵的一个基本原因。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以后，他们便分为两路，开始南侵：一路循陆路向西南行，直入希腊半岛南部；另一路渡达旦尼尔峡（Dardaneller），向东南行，入小亚细亚腹地。向西南行的一路，其先锋曰亚基安希腊人（Achaean Greeks），深入希腊半岛南端，占领诸大城市。继之者为多立安希腊人（Dorian Greeks），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亦已深入希腊半岛之南端。向东南行的一路，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后，陆续侵入小亚细亚，与海梯人杂居，致海梯人失去其纯一性，抛弃自己的语言，而采用外来语。到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印欧民族之第二次南侵运动又起，尤其福里吉人（Phrygians）与阿猛尼人（Armenians），相率侵入海梯人中。 游牧的民族南侵之时，文明的城市居民，多数向外逃窜；潜入地中海南岸及东岸各地；埃及与巴勒斯坦等处，都成了他们的逃难之所。例如克来特岛上之腓力士坦人（Philistines）便曾逃至巴勒斯坦（Palestine）；至今巴勒斯坦这个地名，便是从腓力士坦这个族名演变而来，可见当时逃难者势力之雄厚。他们每逃到一处，或被人拒绝容纳，或被人收受为奴，甚或与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游牧的希腊人之南侵，在爱琴世界的文化民族中掀起了逃难的绝大风潮；当时有一大批逃难的爱琴人渡海达尼罗河口，又由此转到腓尼基境之诸港湾中，予摇摇欲堕之埃及帝国以很大的威胁；因此遭到埃及帝国之无情的打击。凡此等等遭遇，是逃难的爱琴人所身受的。至于留居原处不能逃走的爱琴人则勉强与外来的游牧民族杂居；积时既久，两者竟完全混合。他们在语言方面，固然混合；在血统方面亦复混合。混合的结果，遂成新希腊人；希腊历史上之所叙述，都是叙述的这种新希腊人。至于原来爱琴人之文化及工农各业，除有若干遭摧毁者外，多被新希腊人继承，而为较高级的文化之发展基础。 南侵的希腊人之定居游牧的希腊人在南侵之先，原过游牧生活：社会的分业不显；社会分子概为生产者，同时亦概为战士。至于政治组织，并不完全，仅有氏族组织，或由氏族集合而成之部族。族中长老，因某种祭祀之便，或会议一二次，藉以决定族中大事。少数长老会议曰评议会；有时全族聚集，曰全体会。 在氏族团体之中，有共同的信仰：所信之神，被认为是氏族始祖，且具有特别名称者；宗教仪式是共同的，祭司享有特别权利。各分子或氏族员彼此有互相保护氏族，或互相防御敌人之共同义务。他们有时享受多少共同的财产，死了且有公共葬埋的地方。氏族首长则由氏族员共同选出，且首长的职权，绝对不许世袭：因为氏族员之间，贫富绝对平等，世袭首长职与环境不相符也。这种共同选举首长之制度，直到由半开化进入文明的时代，亦即由氏族组织进入政治组织的时代，才开始变更。 公元前一五〇〇到一〇〇〇年时代，游牧的希腊人逐渐南下，占领整个爱琴世界；因地理环境的优良，乃逐渐发展定居生活。若干家族集居一处，渐成中心，因此乃有城市；经营工 商各业者多居城市之中。城市之外的土地，则分交各家耕种；各家聚居，分耕土地，因此乃渐有农村。农村依城市为中心，逐渐发展，遂有所谓市国（City-state）。至是，往日游牧的族长，乃亦渐渐变化为市国的国王。政治组织便从此开始代替氏族组织。政治组织之必要，殆由于财产私有，贫富分殊，社会纠纷日多，氏族评议会不能解决。当游牧的希腊人南下经营定居生活以后，土地的耕种最初用抽签的方法决定。积时既久，分有土地者多据以为私，于是产生土地私有制度。土地既已私有，贫富渐渐分殊，社会争执因以加多。社会的争执既多，往日氏族评议会之类不能予以解决，于是带设的政府机关，渐渐成了必要。公先前一〇〇〇到六〇〇年时代，正是希腊土地私有化激进的时代：当时社会分业发达，社会纠纷亦随着加多；因此等等原故，于是王政发达。这种由氏族组织演变为政治组织的过程，谟尔根（L. H. Morgan）氏于《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有其详细之叙述，兹录其大意于次： 希腊人自始就组成氏族及部族，部族则更联合成民族。无论在部族中或民族中，他们的政府总是以氏族为组织的单位；结果遂形成“氏族社会”或民族，而与“政治社会”或国家截然不同。他们所有相当于政府机构的为氏族评议会及氏族全体会，军事首长曰巴西流（Basileus）。人民皆有自由，组织合乎民主。后因进步的需要及进步的思想，不断的加强，氏族的组织乃亦渐渐不能应付事实上的需要。直到公元前七七六年，第一届阿林比亚赛会的时候，尤其公元前五〇九年，克来士登（Cleisthenes）变法的时候，制度的根本变革乃相继发生。这时人民乃由旧有的氏族社会一跃而入新兴的政治社会；他们脱去以血统及家族为中心的团体，进入以住处及财产为中心的团体。换言之，他们正开始组织国家。为着要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开始建立城市，设立外围；予城市以特别名称，把人民组织于其内，成为政治单位。城市及其财产，及其居民便成了新组织的核心，自是以后，氏族分子变成了市国公民；他之所以成为某一城市国的公民，是由于他住在该城市，拥有一定的财产，而不是由于他出于某一家族，具有某种血统。在市国里，他有选举的权利，但同时他也有纳税与当兵的义务。这种变化的进行，是很艰难的；凡经过好多世纪，才达到成功。直到历史纪录很详的时候，经过公元前六二四年德拉可（Draco）的变法，公元前五九四年梭伦（Solon）的变法，公元前五〇九年克来士登（Cleisthenes）的变法，才有具体的圆满的成绩。这种变化之所以成功，实由于城市生 活之发达，由于城市财富之增加，由于一切依此而生的其他变革。 城市王国之文化生活南下的希腊人既已定居，城市生活亦已发达，随着兴起的，即城市王国的文化生活。 （一）这种生活，有其远源，远源可以归纳为两个：一曰爱琴文化的远源，二曰东方诸国的影响。爱琴世界的文化，自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开始发展，绵延至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足足有两千年历史。希腊人自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开始南侵；至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几乎完全占领爱琴世界，把爱琴人的文化遗产完全据为己有，重创城市王国之文化生活。公元前一〇〇〇到六〇〇年的时代，正是他们创造的时代。东方诸国的影响，主要的来自两个文化区，即非洲方面之尼罗河流域与亚洲方面之两河流域是也。这两个文化区域的文化之所以能传到希腊，几乎完全得力于腓尼基商人。腓尼基商人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建立许多城市，往来于欧、亚、非三洲之间。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后，历时约三百年，凡爱琴世界、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各种文化，多经过他们的汇合与传播。他们传播于希腊的，约有下之各端：一曰工业用品等之制作法：如制玻璃、造磁器、织麻布、染布法，以及雕作金属器物等方法，均自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学得；而又以之传入希腊。二曰装饰艺术等之制作法：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后，腓尼基的工匠，多为东方各国所雇用；东方许多装饰艺术的图案，多因此传入希腊；如亚述人的宫殿裝饰，希伯来人的庙宇装饰，亚述人的生命树、有翅马等图案，尼罗河流域的棕树、战马，水仙花等图案，无不经由腓尼基人之手，而传入希腊。三曰拼音字母之运用法，这尤其是最重要的一端。当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有阿剌伯半岛西部接近埃及的塞族人（Semites），仿照埃及的象形字，制出表音符号，凡二十二个。腓尼基人加以整理，排成固定的秩序，如█（共22个字符）。每一字母，加以特别名称：如第一字母叫做牛，因腓尼基人的牛字aleph，其第一音正如第一字母；第二字母叫做房子，因腓尼基人的房字beth，其第一音正如第二字母。这些字母经整理之后，叙里亚人（Syrians）为之向东方传播，经小亚细亚而深入印度。腓尼基人自己，则为之向西方传播，经地中海而入欧洲。希腊人初见这种符号，颇为惊异；但与腓尼基人相处日久，为买卖记账等方便计，终于采用这种符号，以表达他们自己的语言。 （二）城市王国之文化生活中，文学一项，发生最早；其内容多为英雄故事，这可以说是反映部族战争的一端。当希腊人尚游徙于黑海沿岸，未入爱琴世界以前，原过部族生活。各部族为争生存优越条件，战争时起，是曰部族战争。公元前一五〇〇到一〇〇〇年时代，他们移入爱琴世界，因地形的限制，并未统于一尊，各部族仍互相争斗。有时他们也联成一体，与东方民族作战，如攻小亚细亚方面之波斯人，即其一例。因有部族战争，遂有许多关于作战的英雄故事出现。这些故事，在文字之用尚未普遍的时候，为着便于记忆，曾被改变为韵语，流布民间，是曰英雄歌曲。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英雄歌曲，流布极广。熟习这些英雄歌曲的人，曾背诵歌曲，辅以音乐，以娱听者，是曰游行诗人。游行诗人之所歌咏，在有文字的时代，尝被文人联缀为长篇故事，是曰史诗。公元前九世纪及八世纪的时代，荷马（Homer）与希西亚（Hesiod）辈所汇成之歌曲，多为希腊最古老最有名的史诗。希腊人之尊重荷马诗篇，有如犹太人之尊重《旧约全书》。荷马其人，据传生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其著名诗篇为《伊里亚》（Iliad从Ilium得名；Ilium系希腊人对小亚细亚方面Tory城的称呼）与《奥德赛》（Odyssey系从出征Tory城的英雄Odysseus而得名），均系游行诗人所背诵之英雄故事。这些故事，并非成于一人，荷马特为整理编定，后竟成为希腊最古之史料，不仅为文学远源而已。希西亚与荷马齐名，据传为公元前八世纪末叶的人；其著名之作为《工作与光阴》（Works and Days），系描写农民日常生活的作品；也非成于一人，希西亚不过加以整理编定而已。两人之中，荷马尤为著名；希腊古代文化，除考古的报告以外，当以荷马诗篇为最具体的描写。 （三）城市王国之文化生活中，宗教一项，亦有其独特之地位。荷马诗篇中，有许多歌曲是描写神之生活的；这正如犹太人以美妙的故事描写其最高之神的生活一样。希腊人的宗教信仰，来历颇长：有一部分系出自其本族，如天神，即是他们所原有而带入爱琴世界的。有一部分系出自爱琴世界，而为他们所继承的，如地母神，即起源于爱琴世界，而为希腊人所信奉。更有一部分，系由其他各地输入的，如塞族人之爱神，即是由两河流域而传入希腊者。希腊人为多神的信仰者，他们所信的神极多，其主要的有天神、有地神、有日神、有月神、有海神、有爱神、有果树神、有城市神、有贸易神、有游猎神等等。此中以天、日、城市三神为最伟大。至于神的住所，大抵各附丽于其所辖之物。供神之所除露天以外，也多有立庙的。不过当城市王国时代，各种神的象征，几乎家家都有，国王宫殿，设有祀神的地方。大概那时，神庙的设立还不普遍。在社会上，有若干人，对于祀神的手续，非常内行，他们被视为最懂得神意的，有好些人常向他们请教祀神的道理。久而又久，他们便成了祭司。 经济变革与文化进步城市王国之基础奠定了，经济渐渐发展，到公元前六〇〇到五〇〇年的时候，起了极大的变革，文化亦随之进步。这可分三项述之： （一）地主势力之抬头。自公元前七五〇年以后，社会贫富分化激进；强梁者扩大其所有之土地，渐成贵族地主，名曰优巴立（Eupatrids）。他们的土地在乡村，自己则入居城市，参与左右国王的评议会，亦即由氏族评议会演变而成之会议。他们富有财产，能买武器以卫国，故国家的武力尽在他们手中。除卫国之外，他们又尝凭其武力，向远方行劫，海盗生活，他们亦优为之。他们一方面压倒贫民。多数平民因人口增加，土地有限，逐渐贫困，遂成贫民；或为雇佣，或为奴隶。贫民既无武力以卫国，又无机会以议政；虽有由氏族全体会议演变而成之平民会议，但在贵族地主高压之下，等于没有。贵族地主在另一方面更压倒国王。他们势力既大，国王要对外作战，或对内施政，都非取得他们的助力不可。公元前七五〇年时代，国王渐成空名；国事渐由贵族地主自选官吏来主持。最后，国王权力全失，仅为宗教事业的主持人。公元前七五〇到六五〇的一百年，正是国王地位没落，贵族地主抬头的时代。当时希腊人的势力渐渐向外发展。贵族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向外发展，贫民为改善自己的生计而向外发展。同时因社会分业发达，商人势力也渐趋活跃。于是国家的武装势力，商人的商业势力，贫民的劳动势力齐向国外发展。结果希腊人的势力所至，远达下列各方面：一、黑海沿岸；二，小亚细亚方面沿地中海的诸地；三、锡卜拉（Cyprus）岛；四、意大利南部诸地；五、西西里（Sicily）岛、科西加（Corsica）岛；六、加泰吉（Carthage）；七、罗乃河（Rhone）出口，沿地中海诸地；八、埃及、尼罗河出口诸地。整个地中海北部沿岸诸地及地中海许多重要岛屿，均到了希腊人的势力之下；地中海南部沿岸诸地，腓尼基人的势力，一时竟为他们所压倒。 （二）工商势力之激进。公元前七、八世纪，是地主阶级的黄金时代；到公元前六、七世纪，工商势力突飞猛进。当地主阶级的势力强大之时，商人的势力原已趋于活跃。如上面所云，他们的足迹实已遍布了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及地中海许多重要岛屿，因此他们对外的贸易非常发达。国内生产，受着对外贸易的剌激，也特别繁荣起来，显出极大的变化，俨然产业革命。公元前六〇〇年以后，希腊人的工业制造，已能脱去对东方的模仿。而完全独立工商势力激进的原因，亦即激进的事实，可概括为下列各端：一、奴隶劳动之大量使用。因对外贸易发达，工业制造品在国外畅销，于是手工业主乃训练大批贫民为产业的奴隶劳动者。奴隶劳动之盛时，雅典（Athen）方面，奴隶人口，达三十六万五千；科林（Corinth）方面，达四十六万；爱吉纳（Ægina）方面，达四十七万。科林与爱吉纳两地奴隶劳动之总数，几达自由公民的十倍。二、新货币制度之采行。早在公元前七〇〇年左右，小亚细亚方面，立狄亚（Lydia）的国王，即以银为货币。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经商，采行其制，并加以改进；于是新货币制竟成了推进希腊工商势力的一个重要工具。三、商船战船之改进。为载运商品，商船之制造改进；为保护商人，战船之制造亦改进。这种改进，可以说是工商势力发展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工商势力发展的事实。工商阶级之势力既已扩大，在政治方面，竟取地主阶级之势力而代之。他们尝能帮助国王，促成专制政治，一反贵族地主之作风。 （三）阶级文化之发展。专制国王，在当时不过是从贵族地主势力之下，恢复了实权的国王而已，并非恶劣残暴之称。公元前六世纪时，是专制国王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代，希腊文化，进步空前；一由于专制国王的提倡，二由于经济条件的具备，三由于虚闲阶级的活跃。概括说来，有：一、政治法律方面的进步。专制国王，利用工商阶级的势力，实行集权，一反贵族地主支配时代的散漫之状，是为政治方面的进步。同时由工商致富的武人梭伦（Solon）于公元前五九四年提出新法案：解放负债的农奴，取消土地的抵押，禁止以身分偿债，承认贫民参政权。凡此等等，足以缓和贫富之争，是为法律方面的进步。二、音乐、诗歌、戏剧等的萌芽。当时音乐器具如笛，己自埃及经由克来特人（Cretans）之手而入希腊。希腊自创之四弦琴（1yre）已改用八弦；唱歌已能用青年男女组成的乐队。当时文学受音乐影响；诗人写作诗歌，尝以能入乐，令人歌唱为贵。此等诗歌曰乐诗或抒情诗（1yricpoetry）。贵族诗人平德（Pinder）及女诗人沙和（Sappho）为当时抒情诗人之最著者。西西里（Sicily）岛诗人斯特西（Stesichorus）善写便于乐队歌唱的诗。农民每当祭期，尝由祭司领导结队歌诗以娱神；领导者偶用动作以表示诗歌情节。这种歌唱的表演，就成了后来歌剧的发端。三、建筑、雕刻、图画等的进步。在专制国王时代，各地神庙的建筑最为发达；初为砖建，后用石建。其建筑式样，则自埃及传入；后于波希战争时代，更转入波斯。雕刻以雕像为最著，亦多受埃及人的影响，这可于其形式见之。题材则为各种生活。图画在当时也很盛行，陶瓶上多有图画，其题材也为日常生活。四、道德、科学、哲学的进步。当时善恶观念已很分明；且相信行善的人来生可以得福。向神庙中占卜吉凶，已成普遍习惯。科学及哲学也萌芽了。泰力士（Thales）已能预知日蚀及天体运行之定律；希卡都（Hecatæus）能编历史及制简略的地图；披塔哥（Pythagoras）则更能运用数理以解释自然现象。凡此等等，都是文化进步的象征。 本章参考书 一 G. Rowlison：Ancient History，Book Ⅰ，Part Ⅰ. 二　J. G. Breasted：Ancient Times 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Part Ⅱ． 三 A. Moret著，陈建民译：《近东古代史》第二篇。 四　Ｃ. Seignobos著，陈建民译：《古代文化史》，第三章及第四章。 五　V. G. Childe：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第二章。 六 V. G.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第五章。 七 V. C. Childe：Man Makes Himself 第七章。 八 G. Maspero：The Dawn of Civilization第四章，第六章。 九 G. Maspero：The Struggle of the Nations第四章，第六章。 十 G. Maspeso：The Passing of the Empires第二章，第三章。 十一 Herodotus：History，Book Ⅱ．（G. Rowlison英译本，收在Francis R. B. Godolphin所编The Greek Historians第一卷里。） 十二 H. Schneider：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Book Two． 十三 E. A. Wallis Budge：Egyptian Hieroglyphic Writing（收在A. L. Kroeber及T. T. Waterman所编Source Book in Anthropology里面。） 十四 J. G. Frazer：The Golden Bough第四十章。 十五 G. F. Moor：History of Religions第十章。 十六 F. Engels：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第四章。 十七 L. H. Morgan：Ancient Society第八章。 十八 J. Garstang：The Empire of the Hittites（见J. A. Hammerton所编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第二卷第二十三章。） 十九 J. L. Myres：The Minoans and Mycenæ（见同上书第二卷第二十五章。） 二十 A. J.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第一卷页九二到页一一九。 二十一 G. E. Smith：Assyria 第一章。 二十二 G. E. Smith：Babylonia第四章。

陵光 · 发表于 13.6.2007 14:10:17

第四章远古文化区（下） 一中国文化区 新石器时代末期之人民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中国西北洮河流域，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及大夏河流域等地，都有“仰韶文化”发达甚盛。那时候的人所用的陶器，多是彩陶，即红色磨光，上面有黑色绘纹的陶器。这种文化在河南、山西、陕西境内，也同样发达；即如仰韶文化之名，便是由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出土遗物而来。这种文化盛行的时候，大约说来，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分别说来，各地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安徒生（J. G. Andersson）氏最近便把新石器时代之末期，归纳为三段：即齐家期，当公元前二五〇〇到二二〇〇年之间；仰韶期，当公元前二二〇〇到一七〇〇之间；马厂期，当公元前一七〇〇到一三〇〇年之间。这种文化盛行的区域，大约说来为甘肃、陕西、河南、山西等省；分别说来，并不限于这些地方。已经发现这种文化之遗物的地方，有河南渑池县、河阴县，辽宁锦西县，甘肃洮河、宁定，山西夏县及南满貔子窝等处。 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可从食物与用具两方面来说明。关于食物的方面，他们早已脱离采掘经济时代，进入生产经济时代了；换言之，即不单靠天然现成食物以为生，而能利用人工培植食物以为生了。他们已知饲养动物，栽种植物。饲养的动物，有猪、有牛、有山羊、有绵羊等；栽种的植物，有谷物等。安徒生（J. G. Andersson）氏最近于《中国人史前史之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一书中，一面叙述达尔博士（Dr. E. Dahr）的意见，一面发表自己的意见曰： 从河南仰韶村与普照寨两个重要的发掘区域，达尔博士所获不多。这两个区域所发见的骨物，与河阴发掘区之一的治沟寨所见者不同，极少鱼骨。治沟寨与另一河阴发掘区都在黄河沿岸，富有鱼骨。 治沟寨所发见的哺乳动物，则有下之各种：最普通的是猪与家狗。已成了家畜的牛也很多；但没有绵羊与山羊。至于野动物，则有鹿及若干野兔遗骨。 在甘肃马家窑，亦即仰韶期遗物最富的一区，家畜中以猪为最多。其他家畜，在这一区，则只有狗。马家窑所见的野动物，最值得注意，野牛野鹿的遗骨都很多。 齐家坪，则是齐家期的一个典型区域；这区域可以视为甘肃文化之最古的代表。其地离马家窑不过二十公里，所有动物遗骨，最值得注意。这里的家畜遗骨，比其他任何发掘区为多：有狗、有猪、有山羊、有绵羊，每一种的数量都很丰富。至于鹿的遗骨，也有一些。 在归德的罗汉堂，猪的遗骨，最为稀少，仅有两片。牛骨则很普通，山羊与绵羊的遗骨也很多。所有这些动物，大概都已成了家畜。至于野动物，则有鹿、兔、羚、羊等。罗汉堂的居民，最会猎取羚羊；同时也会喂牛、羊及山羊等；这与接近西藏高原的地理情形完全符合；西藏高原，至今仍以畜牧与猎狩为很有出息的事情。 至于史前遗址中关于栽种植物的痕迹，则以仰韶村所发见的一个陶瓶碎片，为仅有的证据。这碎片非常厚，满布储藏植物种子的痕迹。瑞典有名的植物学家艾德曼（G. Edman）氏与苏达保（E. Söderberg）氏曾经予以鉴定；经他们的鉴定乃达到一个极重要的发见。碎片上植物种子的痕迹，可以确确实实断定为谷壳的痕迹。这一发见，在中国意义极大：因为这不独把栽种谷物的时代拉长了；而且指出谷种的来源不在干燥的华北，而在多雨的华南。 仰韶期的人民，以及后来寺涡期的人民，多半是农民；这从他们的大规模的村落生活看来，非常可信。仰韶村现在居人的地方，面积不过六万二千方公尺；然在史前，则有二十四万三千方公尺，这是从其四周的杂乱遗物可以证明的。甘肃齐家坪，现在居人的地方，不过三万五千方公尺；然在史前，则有一十五万四千方公尺。 这两个地方现在已经耕种的土地面积，固然比古代为大，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史前民族分布在这两个地方的，其分布的范围必较现在村民分布的范围为宽。再者这两个地方已经耕种过的土层，厚达三公尺至五公尺，更可证明为曾经农民久居之处。 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人民的用具，最普通的为石器与陶器。石器部分，有石斧、有石簇、有石环、有石磬、有石锄、有石刀、有石戈、有石锛等等。陶器部分，以彩色陶器为最多。就分布的地区而言，有南满的彩陶，有沙锅屯的彩陶，有热河洪山厚的彩陶，有陕北晋北的彩陶，有河南仰韶的彩陶，有渭河道河分界处的彩陶，有甘肃中部的彩陶，有玉门走廊的彩陶，有新疆彩陶。彩陶区域分布之广，西起新疆的婼羌，东达辽东半岛，跨有经度凡三十六度。与东欧及近东的彩陶区相较，可以并驾齐驱。安徒生氏云： 远东方面发见彩陶的地方，西起新疆的婼羌，东达辽东半岛，东西距离，跨有三十六经度，几乎与近东方面，西起东欧，远达西部印度及西部突厥斯坦，彩陶发见的最大区域，完全相等。然而这伟大的成就，在短短的十六年光阴中，都获得了：即自一九二一年，初发见彩陶的时候起，到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止，前后十六年中获得了东欧与近东，彩陶的研究已经有了半世纪以上的时间；远东彩陶的研究，与这些地方相较，直可以说还才开始。我们如谓远东各省的彩陶，实构成了一个文化丛，与近东彩陶文化同其复杂与丰富，亦决非过甚之词。一旦中亚方面的许多地方，如果经过详细的考察，这远东与近东两大区域便可联系起来。届时我们便可明白东西文化交流的实况。 至于彩陶演变的时代，安徒生氏分为最主要的三段：齐家期，即公元前二五〇〇至二二〇〇年之间，徐徐发展；仰韶期，即公元前二二〇〇到一七〇〇年之间，突飞猛进；马厂期，即公元前一七〇〇到一三〇〇年之间，渐就衰微。 由半开化到文明阶段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民，虽知从事畜牧农耕，虽知使用石器陶器；但是没有文字，没有金属器物，只达到了半开化的阶段。至于殷商时代，或小屯时代，亦即安徒生（J. G. Andersson）氏最近所估定的公元前一五〇〇到一〇〇〇年的时代，情形就不同了：已有文字，已有金属器物，与谟尔根（L. H. Morgan）氏所谓文明阶段颇相符合。由半开化阶段到文明阶段的转变，亦即由仰韶时代到小屯时代的转变，李济有较为具体之说明。李氏以为两者发展的地域不同；所有的内容不同；甚至两者所共有的器物，其制作也大不相同。故曰： 仰韶文化的领域，我们现在虽不敢确定，但就已经发现的说：河南渑池县、河阴县，奉天锦西县，甘肃洮河、宁定，山西夏县，及南满洲貔子窝；但是太行山以东，渤海西之大平原，尚无此种发见之报告；假定我们说仰韶文化的领域向没到过河北河南间的这块大平原；这块平原是发育殷商文化地。……据我们所知道的，比较仰韶与小屯所代表两种文化全体的内容，有几点重要分别：小屯所表现的殷商文化为有文字的，用铜器的；仰韶文化为无文字的，无铜器的。……仰韶期陶鬲，有带一耳的；在殷虚中尚没有发见此类的鬲。小屯出土的圜络鬲，亦为仰韶文化区中所未见。簇也是两文化期所共有的，他们的分别都很大。在仰韶文化区中，甘肃、奉天差不多没有；仰韶所出，有石制、贝制、骨制；西阴只有石制与骨制的。小屯所出的簇多是骨制或铜制的，并有贝制的，只有两个石割的，为三棱形。簇身的横截面，为等边三角形；与仰韶西阴所出的双棱石簇全不相似。仰韶区不但有对称的石斧，兼有不对称的石锛，小屯出土者有石斧兼有铜锛，却没有对称的石锛。这可证仰韶与小屯共有的物件甚多，却都有若干形制上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小屯所出箭头一项。小屯所出双棱带剌铜簇，形制并不完全是殷商的独有；但是殷商的三棱簇，却是仰韶期所无的。 由此可以推定仰韶与小屯两种文化，不但有地域上的分别，大约很有时期的先后不同。我们可以看得出殷商物质文化有若干成分是完全承袭仰韶期没有变化的，如陶弹、石粟鉴之类；有若干成分是仰韶原样略加改变者，如箭簇、陶鬲之类；有的是完全新有的，如冶铜、文字之类。 一、仰韶与殷虚所共有的实物中，互相比较时，殷虚出土的演化程度稍高，例如箭镞、贝饰。 二、殷虚器物与历史期间之实物较之仰韶期与历史期为近，例如一切铜范及石器。 三、殷虚有仰韶式最名贵之实物，仰韶无殷虚式最名贵之实物。 四、殷商陶器形式较仰韶为多；共有的鬲亦以殷虚所出者为较进化。 五、殷商期实物有大宗咸水贝及绿松石，似皆为贸易得来；若带彩陶片，亦为互易得来，应当不止一片。 六、安诺及貔子窝均有两种陶器发见；两处均是带彩的陶器在前，刻纹在后；这种演化的阶段在中国也是一样。 文明阶段的特征人类生活，由半开化进入文明阶段，其转变俨然如革命一样，柴尔德（V. G. Childe）氏尝称之为生前第二次的大革命。经过这次革命，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要大大的变动一番，摘要而言：农耕畜牧，大见进步；城市工商各业，愈演而愈分殊；社会关系更加复杂，最主要的为奴隶与主人的对立；团体生活亦已由氏族的组织进而为政治的组织；高级文化的发展，多带统治阶级的意味和阶级性。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民，自从脱去半开化阶段进入文明阶段以后，生活的各方面，也大大的变动了一番，下面将分别略加叙述；这里且先述金属器物及文字与历法三者，以为文明阶段的特征。 （一）金属器物是文明阶段的最大特征。不发明金属器物，人类几乎不能进入文明阶段。殷商时代，金属器物如铜器及青铜器已经盛行。中央研究院在殷虚发掘，所得铜器及青铜器极多。其中有制作铜器用的铜范；有未制成器物的铜块，有已制成了的铜器。铜器之中有武器，是作战用的；有用具，是日常用的；有礼器，是祭祀用的；有饰器，是装饰用的。至于制作方法，多是用模范铸成的，而不是用锤子击成的。兹录安阳发掘报告数段于次： 十八年秋季所见的，除大多数铜簇外，尚有矛、刀、钉、锥等，及好些块铜范。几块铜范上尚有铜锈的遗留，可以证明他们是已用作铸过铜器。至于红烧土块与炼█、木炭尤多。炼█与木炭往往杂有镕铸的铜块。不成形的铜块，也得了不少。这些发见，不但证明商代已有铜器，并同时证明商人已知道铸铜的技术；铸铜的地方就在小屯本地。 这三件事情是不必在一起的，今能说他们在一起，也是一种特别的发见。 金属器物有黄金块及小片金叶，成块的锡及制成器物之合金类的青铜器。青铜武器有镞、矛头、戈、瞿等类；用器有刀、斧、锛等，形制多像欧洲青铜时代之第四期物品与叶尼塞河流域出土之青铜器。礼器残片甚多，无完整者，但有作礼器用之大批铜范可证。青铜所作的礼器，大约在殷虚废弃以前，都运到别处去了。纯粹装饰用品如饕餮蚌壳等亦有为青铜铸成者。 殷虚出土的铜器，铜范的数量倒是不少。他们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无形中给我们一种“殷代的青铜器都是范铸出来的”暗示。英国皇家矿务大学（Royal School of Mines）教授卡盆特（H. C. H. Carpenter）氏根据殷虚出土的铜器在显微镜下所呈的现象，断定他们是由于范铸（casting）而成。这个断定却同我们在发掘时所得的暗示相吻合。由此可知殷人制造铜器，是不施用锤击法（hammering）的。小屯掘得的殷代铜器，系完全出自范铸，至于用以范铸他们的原料，完全是铜与锡的合金，亦即青铜。 （二）人类既已进入文明阶段了，生活上需要文字之处，一天一天加多，于是文字之用随着发达。文字的制作，最初是画图，这与埃及、巴比伦最初发明的图画字是一样的。安徒生（J. G. Andersson）氏在甘肃考古，得绘陶颇多；上面所绘的图，或为人形，或为鸟形，或为兽形，或为器物形；据唐兰的研究，陶器上所画的图，实在就是文字。唐氏《殷契佚存•序》云：“安徒生氏考古甘肃，……乃有绘陶，为█，为█，为█，为█，此真文字。”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多数还是画图。铜器上的文字，也有很多像图画的。许氏《说文解字•序》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书契是否为一人所造，另是一问题。但模仿自然事物之形，画图作字。则是事实。这种图画字，后来为着书写方便计，渐被改变原样，遂成所谓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实在就是由图画字变来的。刘师培云：“凡象形之字，即古图画之变也。……如日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日图也；如月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月图也；如气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云图也；如山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山图也；如水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水图也；如田字篆文作█，即古人所绘之田图也。”文见《国粹学报》乙巳第八册。我们今日读来，觉得他所讲的并没有错。象形文字实在就是由图画字变来的。不过象形文字成就以后，一方面离原来所模仿的自然事物固很远了，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创造出拼音符号来。这与古巴比伦的情形正相像。古巴比伦苏末人（Sumerians）初有图画字，后有象形文；象形文之笔画颇像楔形或尖劈之形，因称楔形文字。楔形文字一方面离原来所模仿的自然事物也很远，另一方面也没有创造出拼音符号来。 苏末人的楔形文字是用类似尖劈之物在软而未干的泥砖上压成的；迨泥砖干了，即成砖制文书，中国的象形文字在没有发明纸的时代，或刻在龟甲上，或刻在兽骨上，或刻在铜器上，或刻在石头上，或刻在木片上，或刻在竹板上。龟甲兽骨上之文字，几乎全是用以记占卜之吉凶的；竹简木牍上的文字，多是纪事的；铜器石头上的文字，多是纪功的。叶德辉于《书林清话》中“刀刻原于金石”一条有云：“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然纪事多用竹木，纪功专用金石。古鼎彝金器，字有范铸者，有刀刻者，划然二途，各有体也。” （三）文字是因纪事纪功，或纪吉凶等等实际需要而发两的；至于历法，则是因农耕畜牧需要纪时而发明的。殷商时代，已有历法。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三年约多出一个月来，称十三月，亦即闰月。一月以月之圆缺为标准，或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一年又分春夏秋冬四季。地球绕行太阳一周，凡自转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次，亦即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这便是一年的总日数。今日所流行的阳历，把这总日数分为十二份，叫做十二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三十日，二月二十八日。每年所余的四分之一日，积四年便得一整天，加在二月里，称这二十九日的二月为闰月。殷商时代的历法，是以月之圆缺为标准的阴历。月之圆缺一周，所需日数为二十九日有余，不是整数。大月三十曰，若以月之圆缺为标准，实在太多了；小月二十九日，若以月之圆缺为标准，实在太少了。但为计算方便起见，只好规定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假定七个月是大月，五个月是小月，则得一年的日数为三百五十五日。比一年的实际日数要少十日又四分之一日；故每隔三年，要多出一月来。殷商时代所谓十三月，或闰月，便是这样得来的。殷人每隔三年设一闰月，或每隔五年设两闰月，则春夏秋冬的季节，不至颠倒。大月规定为每月三十日，小月规定为每月二十九日，则月之圆缺的标准可以维持，亦即每月之中，可有月圆一次。至于日数，则以干支纪之，即以十干与十二支配合而成的六十甲子，用作日之标志，用以计算日数。高子平氏《中国历法约说》有云：“甲子纪日，则以六十为一周；周而复始，无间断，亦无奇零。故推算历法者皆以甲子为不变之尺度；考古者亦藉甲子以定古代月日之真距。”董作宾云：“高氏此论极透辟，干支纪日在历史上之价值，实缘于此。倘殷人纪日，而不用干支，殷代历法将亦无从谈起矣。干支纪日，其起源当自有史以来，今尚不能详考。殷代则由般庚以至帝辛，卜辞中，固无一辞不以干支纪日也。”（《殷历谱》第一卷第二章） 经济生活的演进金属器物、文字、历法等等，都是生活所需的，都是帮助生活的；在殷商时代都已很进步了。至于生活的基础或经济生活，自殷商到春秋战国的时代，陆续发展，陆续进步，内容愈演愈丰富，门类愈演愈分殊。农耕畜牧，城市工商，越来越发达。先说农耕畜牧。农耕畜牧，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或半开化的阶段，便已有了，这在前面已经讲过。到殷商时代，便更进步了。殷商时代畜牧的情形，卜辞中有很多记录，可随举几例如次： 庚子卜贞牧□羊（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下，一二，一三）。 □亥卜宾牧称册（同上，一二，一四）。 辛巳王贞牧□燕□□（同上，一二，一五）。 卜贞从牧六月（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壹，二六，一）。 辛酉告其豢（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六，一）。 贞于█大刍（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肆，三五，一）。 卯卜王牧（同上，陆，二三，五）。 来刍陟于西示（同上，柒，三二，四） 这是关于畜牧的记载。至于家畜，则马、牛、羊、鸡、犬、豕等差不多都已有了。尤以充主要食品的牛羊为多。每次祭祀，可用牛羊至数百头。例如： 贞鬯御牛三百（《书契前编》，肆，八，四）。 丁亥卜□贞，昔日乙酉箙武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书契后编》上，二八，三）。 牛羊可以这样大批使用，当是畜牧已很发达的明证。殷商时代的农耕，也是很发达的。这从“求年”“受年”等，可以看出。例如： 贞：于王亥求年。 贞：求年于羔。 辛酉卜，宾贞：求年于妣乙（以上求年）。 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 甲申卜，商受年。 贞，不其受黍年。 乙巳卜，以贞：雪，不其受年（以上受年）。 以上八辞，均见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下，页四五到四六。照董作宾的讲法，“求年”就是后世“祈谷”的祭祀。“受年”、“受黍年”，就是年谷丰登的意思。在商代还没有把年当作纪岁之用的。到了周代，才把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而年字始含有岁祀的意思。年字，说文云：“谷熟也。”上例八辞中年字的意义都为谷熟，可见当时农耕发达的一般。至于周代，关于农耕的发达，更有具体的描写。如《诗经•颂》诗里而的《载芟》云：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焏畀祖妣，以恰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这诗在《周颂》里算是最长的，内容所涉，包括农政的一年。译成白话文，则为：“除草根，拔树根。耕地的声音泽泽的响。有一千对人在耕呵，耕向平地，耕上坡坎，国王也在，公卿 也在，大夫也在，强的弱的，老的少的，一切都在。送饭的娘子真是多呵！打扮得多漂亮呵！男子们好高兴呵！犁头是风快的呵！今天开首耕向阳的田，准备播种百谷，耕得真是深（函）而且阔（活）呵！啊，络续的射出禾苗来了，先出土的冲得多么高呵！苗条真是聪骏可爱呵，不断的远在往上标呵！收获开始了，好多的人呵；好丰盛的收成呵！屯积成整干整万整十万石的粮。拿来煮烧酒，拿来煮甜酒，奉祀先祖代代，使春夏秋冬的祭典都不会缺乏。饭是那样的香，酒是那样的香，真是国家的祥瑞呵，人人的寿命都要延长。不但是现在才这样，不但是今天才这样，从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呵。”又如颂诗里面的《良耜》云：（《诗经》译文，均采自郭沫若《青铜时代》，下同。）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汝，载筐及筥。其馕伊黍，其笠斯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桎桎，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这首诗译成白话文，则为：“坚利的好犁头呵，今天开始耕向阳的田，准备播种百谷，耕得真是深而且阔呵！有人来看望你们，背起筐子，提起篮子，送来的是小米饭，戴的笠子多别致啊。男子们的锄头加劲赵（平声）起来，加劲的在薅杂草了。杂草肥了田，庄稼茂盛了，割起来戚戚察察的响，堆起来密密栗栗的高，高得像城墙，排起来像梳子的齿，百打百间的仓库打开了。百打百间的仓库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眷属都没有耽心的了。把这黑嘴唇的大牯牛杀掉吧，它的角是那么弯弯的，好拿来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绵延。” 上面所讲的为农耕畜牧，现在且来讲城市工商。工业品的制作，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就已很精了，如陶器，如石器，制作都是很精的。制作的人，必已有很专门的技术与经验，其职业已与农工畜牧渐渐分殊。到殷商时代，工业品的制作更精，种类也更多，工人的职业也更专门化。殷虚出土的遗物中，有陶器、有骨器、有石器、有金属器物。陶器之中，有陶罐、陶缸、陶鬲、陶甗等等；骨器之中，有武器、用器、饰器等等；石器之中，也有武器、用器、饰器等等；金属器物之中，武器、用器、饰器也很多，而自殷周之际流传下来的钟鼎彝器更多。这些工业品的制作，多在首都进行。首都一方面为国王及贵族等住居之所，另一方面则为工业品制造的地方，俨然工业中心。安阳发掘报告，颇足以证明这一点： 殷都成墟，乃帝辛失国后逐渐废弃所致。“麦秀渐渐，禾黍油油。”宗庙宫室，鞠为茂草，此箕子所以兴悲也。迨后风雨侵蚀，尘土委积，栋宇倾折，什器填埋，高者渐夷，凹者渐平，于以荒凉废弃，成今日地下堆积之状况。今于实地发掘时，苟一留心，随在可见。如铜范出土逾百，铸锅出土数十，皆在B15左右，殆当日冶铜之所。琱石、琱玉、琱蚌数十，石刀近千，皆在B14，及其稍北，殆当日攻玉攻石之所。骨簇出土近千，骨料出土数百，皆在B12左右，殆当日治骨之所。兽骨二千余架，皆在B11、B4l间，殆当日圈牢或埋祭之所。B区正北之大连坑，出土铜器、龟版、贝玉多件，殆当日珍奇之宝库。 工业制作的中心，因工业品多了，同时便也成了商业的中心。例如商代首都的青铜器物，作成之后，便运到别处；别处便以其他实物或货币之类送到商的首都，作为交换品。因此殷虚不独为工业中心，同时便也是商业中心。殷商时代，交换的媒介物，与今日货币相当的，便是贝。殷虚出土遗物中，贝也很多；商代首都附近，并不产贝；殷虚的贝，必定来自远方。其自远方而来，不是由于掠夺，便是由于交换。贝而有人掠夺，或可以供交换，必定是具有价值的珍贵物品。因是珍贵物品，便有拿来送人的，或由首长赐给下属。卜辞中所云：“庚戌卜□贞易（锡）多女█贝朋”（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下，八，五）便是一例。殷末周初的彝铭中，锡贝之文也很多：辛巳彝：“丽易（锡）贝二朋”；季侯尊：“季受贝三朋”；宰甫鼎：“王光（贶）宰甫贝五朋”：邑斝：“王易（锡）小臣邑贝十朋”等等是也。朋为贝之连，亦即一串的意思；初为颈饰，亦即挂在颈上的装饰品。后来贝变成了货币，朋也随着成了货币的单位之称。五朋十朋云云，俨然五串十串的货币。贝可以为饰品，也可以为货币；正与今日的银或金可以为饰品，也可以为货币一样。货币的流行，便是商业的表象。 殷商时代，城市工商已经有了。周初及春秋战国时代，城市工商，较殷商时代更为发达。周初各国，都以城市为其国之中心，亦即以城市为其国之首都。周为各国之共主，俨然民族联盟之主人；创业之初，当然大营都邑；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定都镐京，便成了许多城市王国的领袖国。在周室及各国的都城里面，工商各业，应有尽有。就工业来说，《周礼·冬官》所述，有木工、金工、皮工、染工、刮摩工、抟土工等等。故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辩民器，谓之百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至于懋迁有无的商贾，《尚书·益稷》云：“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尚书·酒诰》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邶风”、“谷风”云：“既阻我德，贾用不售。”《诗》“荡之什”、“小宛”云：“如贾三倍，君子是视。”这些都是明白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更总括工商各业发展之必然趋势曰：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碡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特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 社会阶级之分殊由上所述种种看来，有畜牧与农耕之分，有工业与商业之分，有乡村与城市之分，有农牧与工商之分。凡此都只能算是生产事业的分殊，而不能算是阶级的分殊。但生产事业分殊的时候，也是社会阶级分殊的时候。自殷商时代，历周初，经春秋战国，直到秦汉，社会阶级之对立，愈演愈显明；大别之，有三阶级：一曰统治阶级，包括国王、贵族及官吏等；二曰奴隶阶级，包括农耕、畜牧、制造各方面的劳动分子之未有自由身分者；三曰自由民，凡不属于一、二两级的人，如果可以独立自主的经营生产事业，都可归入自由民之列。自由民与统治阶级之存在，当然没有问题。至于奴隶之存在与否，说者不一。就理论言，人类自氏族社会进入政治社会以后，亦即自半开化阶段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在城市工商各业发达之时，亦即私有财产制度发达之时，理应有奴隶阶级出现。因为当时部族战争频繁，战败者多被虏去为奴；又因当时政治组织确立，犯罪行多被降级为奴；更因当时私有制度发达，负债者多以身份抵债为█奴。更就事实言，中国自殷商至秦汉，奴隶的存在，很有好些证据可寻。殷商时代关于奴隶的记载，见于甲骨卜辞。卜辞中有云：“癸亥卜，贞乎（呼）多射█”（《龟甲兽骨文字》，二，卅，二）又云：“贞乎（呼）多臣伐█方，弗〔受█又〕。”（同上，二，二七，七）又云：“癸亥卜，贞乎（呼）多█伐█。”（《段虚书契前编》，七，三五，一）又云：“贞乎（呼）追█、及。”（《铁云藏龟》一一六，四）又云：“壬子卜，□，贞隹我奚不█十月。”（《殷虚书契前编》，六，一九，二）又云：“佳我奚不█。贞█。”（同上，六，一九，一）臣、█、奚等字，郭沫若都释为奴。故曰： “多臣”“多射”乃同例语。均关征伐之事，则臣与射乃兵卒之类也。故人称奴隶为臣，《左传》僖十七年卜招父曰：“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书·微子》：“今殷其沦丧，我罔为臣仆。”《小雅·正月》：“民之无辜，并其臣仆。”以多臣多射从事征伐，用知商人以奴隶服兵役矣。（原注云：此事与古希腊罗马同。殷辛之“前徒倒戈”，盖由于奴隶背叛。） “贞乎（呼）追█、及”例与“贞其射鹿、获”（《殷虚书契前编》，三，三二，四）又“逐鹿、获”（同〔上〕，二）等同例。用知为█者有逃亡之事，贞呼追捕之，而及也。由上知█之用与臣同，则此亦分明为奴隶之类。余释为宰之初文。《说文》：“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此正像有人在屋下执事，其必为罪人，则由辞意可以知之。 奚字呈縲絏之象，罗振玉云：“罪隶为奚之本谊，故从手持索以拘罪人。其从女者与从大同。《周官》有女奚，闾奴之从女矣。”案以字形而言，乃所拘者跪地反转二手之形，实非从女。然谓当以罪隶为本义，则固明白如画也。此字足征奴隶之来源（见《卜辞通纂考释·征伐类》）。 至于周代，主与奴的对立，《诗经》里有些例证。《颂诗·噫嘻》云：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啊啊，我们的主子周成王既已经召集了你们来，要你们率领着这些耕田的人去播种百谷。赶快把你们的耕具拿出来，在整个三十里的区域，大大的从事耕作吧，要配足一万对的人才好。”又《颂诗·臣工》云：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暮）之春。亦又（有）何求？如何新畬（王咨询）？于皇来牟，将受（抽）厥明（芒）。明昭上帝，迄用康年（保介答）。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王向众发令）。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啊啊，你们这耕作的人们！好生当心你们的工作。国王赏识你们的成就，他亲自来慰问你们来了。王问道：啊啊，你们这些管田的官，在这暮春时节，你们可有什么要求？两岁的新田种得怎么样？三岁的畬田种得怎么样？管田的官回答：很好的大麦（牟）小麦（来），都要抽穗了。感谢老天爷的照顾，年年都是有好收成的。王又向着大家说：好生准备你们的耕具呵，今年又会看到好收成的啦。”国王、田官、农夫三种人，属于两个阶级。国王和田官属于统治阶级，农夫则属奴隶阶级。又彝铭文中，很多“锡臣”之文；臣既为奴，则锡臣几家云云，无异于以奴隶几家相赐与。如不█簋，有锡臣五家之文；如今鼎，有余其舍女臣三十家之文；如盂鼎，有锡夷司王臣十有三伯，人献千有五十夫之文；如█簋，有锡女夷臣十家用事之文。凡此等等，足征周代奴隶之赐与，竟成了很寻常的事情。春秋战国以后，奴隶之使用，并不限于种田；凡冶铁、治盐、畜牧等，都用奴隶。《史记·货殖列传》云：“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冶铁富。……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主。”又云：“齐俗贱奴，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史记·吕不韦传》云：“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家僮万人。”又云：“嫪毐家僮数千人。” 政治组织之发展自殷商至秦汉，政治组织之发展，若单只着眼于横的联合，则有下列各种过程： 一、由部族到民族，殷商时代，在此过程中； 二、由民族到民族联盟，殷末周初，在此过程中； 三、由民族联盟到统一帝国，春秋战国，在此过程中。 殷商时代以前，亦即金属器物未发明以前，相当于政治的机构，为氏族组织。氏族组织，以血统为中心：属于同一团体的分子，必属于同一血统。与行政首长相当的领袖，为氏族首长。迨金属器物已被发明的殷商时代，社会生活进入文明阶段，这种氏族组织渐为部族组织所代替。每一部族，是若下氏族组成的；一个氏族代表一个血统，若干氏族便有若干不同的血统。因此之故，部族组织，不能以同一血统为中心了，只能以大家所居的同一区域为组织的范围。住在同一区域的人，不论血统相同与否，都属同一部族。部族首长的主要任务，一为主持祭祀，二为主持军事。《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指部族首长的任务。部族首长的行政，常有辅相的人物。殷商时代，这种辅相的人物或为巫，或为史。如巫咸、巫贤、俨然部族的长老。同时史也是很重要的，其主要任务，首为代部族首长决定大计：凡祭祀、凡征伐，以及其他种种大事，先由史官贞卜吉凶；迨吉凶决定了，然后实行。其次为保管图籍：贞卜所得的结果，史官保存起来；故吏官对于往事最为熟悉，凡部族的重要凭据，而为部族首长所必须参考的，都归史官保管。《吕氏春秋·先识览》云：“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史官既以保管纪录或图法等为职，对于往事既很 熟悉，则部族首长遇到大事，必询问史宮，于是备谘询实为史官第三种重要任务。汪中《述学》于“左氏春秋释疑”一条有云：“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征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于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史官主决策，保图籍，备谘询；在部族首长前，实为一最亲密而重要之人；故古之官名，多由史出。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云：“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而殷虚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名史也。” 部族首长御用辅相人物或史官，以施行政事，以统治部族，这是殷商时代政治的一面，是对内的。其另一面，则是对外的：以殷人自己这一个主要部族为中心，而统一其他若干部族，以组成民族。部族是由若干氏族组成的，民族则是由若干部族组成的。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不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滕文公下》）。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荒淫，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既胜夏，……于是诸侯服汤，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史记·殷本纪》）。 “诛其君，吊其民”云云，只是化部族为民族的手段；“践天子位”云云，则是由部族首长变为民族首长的表征。直到殷周之际，或殷末周初，政治组织之横的联合，更为扩大：已由民族演成民族联盟。民族是由若干部族组成的；联盟则是由若干民族组成的。若干民族既已组成联盟，必有盟主。发迹于西北的周人，当殷周之际，竟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取得了盟主的资格。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云：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 殷末周初，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并未全定；所谓天子，等于诸侯的盟主，这是不错的。但周天子克殷践奄以后，仍只是民族联盟的盟主而已。王氏所谓“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云云，若单就形式上讲，未尝不可；若认周天子的地位在实质上有什么变化，则不尽然。盖诸侯之国，仍各保有独立地位，则天子之尊，始终只是盟主而已。要天子的地位起实质上的变化，则各诸侯之国的独立地位必须消灭。这种消灭过程，经过春秋战国才始完成。秦汉时代的皇帝，才真不同于联盟的盟主，而成了真正的统一帝国的首长。综括说来，自殷商以前的氏族组织，到秦汉时代的统一帝国之间，政治团体所呈状态及所经阶段，可概括如下表： 氏族（gens） 〉夏殷之际 部族（tribes） 〉殷商时代 民族（nations or peoples） 〉殷末周初 民族联盟（confederacy of nations） 〉春秋战国 帝国（empire） 在这种种过程之中，尤其由部族而民族而民族联盟的过程之中，统治层里，有一种制度出现，曰封建制度。强大的部族对弱小的部族，分给若干土地，分给若干人民，分给若干政权，即构成一种封建关系。民族对部族的封建关系，也是如此构成的；强大的民族对弱小的民族的封建关系，也是如此构成的；民族联盟的盟主对各盟员，亦即对各民族的封建关系，也是如此构成的。盟主相当于天子，大小民族及大小部族相当于各级诸侯。周初的时候，封建制度已有完全具体的表现：天子直接或间接支配公、侯、伯、子、男（子男同一位）各级诸侯；各级诸侯直接或间接服从天子。统治层里，自成一种宝塔式的等级组织。这种封建，与中世纪的封建，截然不同：既不是中世封建的前驱，更不中世封建的萌芽状态。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摧毁，到秦汉时代，几乎完全斩绝。然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的封建，与幼发拉底斯河及底格里斯河流域古亚述人的封建，则颇相同。布勒斯特（J. H. Breasted）氏称埃及封建为“古封建”，马伯乐（G. Maspero）氏称亚述封建为“军事封建”；都是由部族到帝国之过程中的产物，都出现于奴隶生产时代，都与中世封建不同。 周初的封建组织，与奴隶劳动，颇使学者感到处置之难。如承认周初为封建时代，则必须把奴隶经济时代往前移；然周初确有大规模的奴隶劳动，这是一难。如承认周初为奴隶经济时代，则必须把封建时代往后移；然周初确有具体的封建组织，这是二难。如采折衷办法，认周初为奴隶经济的末期，亦为封建时代的初期；末与初相重，在理论上似乎没有矛盾，然与事实却不相符。事实上，奴隶劳动之发达，并不是列周初就已到了末期；秦汉时代，常有大批奴隶劳动，用于冶铁或治盐的生产事业，同时，周初的封建组织，也再不是中世封建之初期；周初的封建组织，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摧毀，到秦汉时代，几乎完全斩绝。因此种种，折衷办法，亦殊不易用，这是三难。 就事论事，周初的封建组织，与奴隶劳动同时存在，并不矛盾；这正可以说是亚细亚式的社会之一特征。这一特征，在希腊没有具体的表现。希腊在奴隶经济时代，公元前五〇〇年以前，虽也有斯巴达联盟（Spartan league）；公元前四七八到四七七年之间，虽也有德罗联盟（Delian league系由Delos岛而得名）；公元前三七八年的时候，虽也有新雅典联盟（New Athenian league）；然联盟中的各城市王国，彼此之间，只有均等关系（coordination），没有从属关系（subordination），因此始终没有构成宝塔式的封建组织。然在埃及、亚述、中国等境内，宝塔式是构成了的。 宗教信仰与文化上面所述，是政治的发展情形。至于宗教信仰，又与政治相适应。殷商时代国王的所作所为，都取决于神意，构成神统政治，与埃及、巴比伦的神统政治（theocracy）正相当。神就是帝，或称上帝。甲骨文中，帝字常见，其形作█；周代的金文，也与此相类。这是花蒂的象形文，像有花萼，有子房。有残余的雌雄蕊。凡果实皆从蒂出，由果实中又能绵延出无穷的生命；故藉此以为上帝或祖先的象征，以表示上帝或祖先有生生不息的意思。这与埃及人以谷物幼苗象征至上神生生不息的意思是一样的，也与苏末人以棕树嫩枝象征至上神生生不息的意思也是一样的。至上神能主宰一切：凡风雨祸福，年岁之丰啬，征战之成败，城邑之建筑，均为至上神所主宰。故殷商吋代，国王之一举一动，都由史官用贞卜的方法向至上神请教，以决吉凶；今日流传的甲骨卜辞几乎完全是这样贞卜的结果之纪录。 至上神或祖先固然决定国王的行为，同时更决定人民的生计。周代农业盛兴，年岁之丰啬，农民都以为是至上神或祖先或田神或其他四方神祇所决定的；故每有丰收，必须祀神；祀神之时，由国王主持，由人民帮助。《诗经·颂诗·丰年》云：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年辰好呵，小米多，大米也多。到处都有高大的仓，屯积着整千整万整十万石的粮。拿来做烧酒，拿来做甜酒，奉祀先祖代代，使春夏秋冬的祭典都不会缺乏，祖先保佑，降下很多的福泽。”《雅诗·甫田》云：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把我们清洁的█盛和祭羊，拿来祭社神，拿来敬四方。我们的田已经弄好了，是农人们的喜庆啦。弹起琴，鼓起瑟，还打起鼓，我们大家来敬田神呵，求雨水好，求收成好，求我们男男女女大家都有饭吃得饱。”《雅诗·大田》云： 既方既阜，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稻穗飏了花，又结了子，稻子很结实而整齐：没有童粱，没有秕壳。把那些吃心、吃叶、吃根、吃节蝗虫们都除掉吧。国王亲自走来，带着他的王妃和王子，犒劳向阳的田地里的人们，向管田官们赏些饮食。国王是来祭四方的大神的，用黑的猪羊和黄的牛，加上黄米和高粱，求大神飨受，求大神赐福无量。”《雅诗·楚茨》云： 济济跄跄，█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烹），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无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俎赉孝孙。苾芬孝祭，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齐既稷，既匡既敕，永锡尔极。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大家热热闹闹的，牵起你们的羊，牵起你们的牛，去赶祭祀吧。拿些人来剥皮，拿些人来煮肉，拿些人来陈设，拿些人来运搬，我们要在神堂祈祷。我们的祭典多么堂皇呵。我们的祖先多么光辉呵，神灵是要保佑的，我们的主子有幸福。我们要报祭先祖，祈求多福多寿，没有尽头。管灶的人忙忙碌碌的，祭盘做得顶顶大。有的在叉烧，有的在油炙，主妇们都诚心诚意的，为了宾客做了不少的席面。大家要敬酒，你敬我一杯，我回敬你一杯，礼节要周到，谈笑要尽兴。神灵是要保佑的呵，我们要报祭先祖，祈求多福多寿，这就是报酬。我们都好兴奋的呵，仪式没有差池的了。司仪的人要开始司仪了，他要宣告着：主祭者就位，香气蓬蓬的祭品，神灵都很喜欢。要给你一百种的幸福呵，一分厘也不周转。祭献已毕，神意再宣：永远保佑你到尽头，福分让你有十万八千。” 上面所讲，都是关于宗教信仰的。至于文化，又几乎处处依附着宗教信仰。例如诗歌、音乐，是文化的最高表现；然多在祭祀的场合演奏出来。即如上面所举《雅济·楚茨》，便涉及了音乐： 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钟鼓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弃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既将，莫怨具庆。既醉既饱，小大稽首，神嗜饮酒，使君寿考。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这诗译成白话文，则为：“仪式都准备好了，钟鼓手也都在等候着奏乐了。主祭者就了位，司仪的人开始司仪了。神灵都喝醉了，皇尸离开神位了。奉乐送尸，神灵也就回去了，管膳事的人，和主妇们，都赶快把祭献撤了。老老少少，大家都一团和气的有说有笑。乐移到后堂里去奏，大家在后堂里享享快乐。你们都请就席啦，别嫌气啦！那里好得很呵！醉的醉了，饱的饱了，大大小小都叩头告辞了。神灵喜欢你们的饮食，要使你们延年益寿。真是慷慨呵，真是合时呵，一切都好到了尽头。祝你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照着你们这样天长地久。”这不过随举一例。《诗经·大雅》里面的诗篇，几乎全是祭祀的乐歌。高级的文化，除音乐外，要算雕刻。然殷商时代以及周初乃至晚周的雕刻，流传到今日的，多表现在金属祭器上面，也与宗教信仰有关。今日常见的钟鼎等等祭器上的雕刻图案，种类极多。或为龙纹，或为鱼纹，或为凤纹，或为鸟纹，或为蚕纹，或为兽纹，或为蛇纹，或为夔纹，或为饕餮纹，或为蝉纹，或为兔纹，或为蛙纹，或为鹿纹；水陆空三界的动物，几乎应有尽有。这些雕刻图案，所表示的意识形态，虽不易知；不若埃及、巴比伦古代建筑遗址石墙壁上雕刻图案能表示极复杂的意思；然表示的毕竟是意识形态，只是不易了解而已。至于雕刻图案复杂曲折，表示极复杂之意思的，也并不是没有。例如晚周的战斗纹鉴，高九寸，口径一尺六寸三分五厘，四兽耳衔环。腹饰战迹图，图案分九种： 在颈部为甲种，每组十一人。左右各半。最左一人，左手持戟，右手持盾，第二人旁竖三矢，左执弓，第三人张弓注矢，第四人立戟仗剑，第五、六人作交战状，五戟折，六挥戈而首被执，第七人执剑盾，第八人立戈持锤，第九人执剑锤，第十人执戈盾。颈部共甲种七组，为填空白计，最后一组加三人，共七十三人。在腹部者为甲乙丙丁等八组：甲种同前。乙种每组九人，左四右五：最左一人持戟执锤立旗鼓前，二三人持长戟作隔人钩杀状，四五人交战，战况颇烈，均俯首欲跌，六七人亦持长戟钩杀，第八人引弓欲射，九人执双锤，县戟战鼓上，与最左一人为双方之督战者。丙种十二人，左右各六，相向而驰，均四人荡舟，一人推舟，一人船前交战，下点缀鱼数尾，象征水战。丁种二人，一逃一追，追者执剑，逃者落首。戊种四人，亦作追逃状，一人引前，一人执盾剑，一人挥戈，一人落首。己种六人，一推车，三举舆，二人舆上赴战。庚种四人，前三人执弓矢戈戟赴敌，幼女后送。辛种三人皆女子，二人捧豆执勺，一人跪烹若祝祷，又若预备军炊者。在腹部者共甲种四组，乙丙丁戊种各三组，己庚辛种各四组，都二十七组，一百七十五人。其章法乙下必为丙，丙后为丁，甲下必为戊己，为庚辛，各依势以细线相区画。在腹下者为壬种，每组七人，左四右三，战况在甲乙种间，而表现益有力。计六组，合补白共四十四人。全鉴颈腹近底三层，都四十组，二百九十二人。男子皆帻首束腰，腰挂剑，上服及膝。女子环发长裳，足不外露。船夫有竖发者。其串物有旗，有鼓，有钲，有舟、车、棹、鱼，有豆、勺，有弓、矢、戈、戟、剑、盾、弹石。旗作竖羽状，鼓树于杆，下为镦，镦旁峙小物若█，亦可击以退兵者。弓矢与今无殊，戈皆短柄，戟长柄。其战状有格斗，有斩杀，有督战，有射御，荡舟，祝祭，跪送。盖晚周战迹之一幅写真图（容庚《商周彝通考》上册，页四七〇到四七一）。 诗歌、音乐、雕刻之外，建筑也是表现文化的。殷商时代，或殷末周初的建筑，有最重要的三种：一曰明堂，相当于宮殿，是国王施政之所；二曰辟雍，相当于学校，是贵族读书之所；三曰大庙，相当于飨堂，是贵族祭祖之所。这些建筑，不是依附政治势力而发展，便是依附宗教信仰而发展。关于明堂、辟雍、太庙的建筑制度，王国维于《明堂庙寝通考》一文中有曰： 宫室者所以居人，其初于利用之外，无他求也；浸假而求为观美焉。然于利用观美之外，无他求也；沿袭既久，而以为有意义焉。则后世有由其所传之意义以造宫室者矣。……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居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堂、辟雍、宗庙大小寝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扩大之，缘饰之者也。余始由古器款识中发见古宗庙之制，嗣读仪礼丧服传，而悟古燕寝之制，亦当于是；以语罗叔言先生。先生于殷商卜文中为举一█字以证之。此字像四屋相对，中函一庭之形。又有█字，当即此字之省也。……█字他无所见，█字古金文或作█（毛公鼎），或作█（齐国差█），或作█（召伯虎敦），或作█（柏尊盖）；小篆之█字█字，皆由此变。……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此四堂八个，实与听朔布政之事相关。四堂八个，适符十二月之数；先王因之，而月异其居，以听朔布政焉，此自然之势也。四堂之后，各有一室。古者宫室之制，堂后有室；室与堂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数，而别求之于他处者也。则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为四堂后之正室。…… 明堂辟雍，古称同制，或且以为明堂即辟雍，故明堂之制又可由辟雍证之。案古学校名之见于经传者，惟成均、瞽宗、虞庠为一代之学名；此外则皆相对之名：如东序西序、东胶西胶、上庠下庠、左学右学是也。其说大抵出于周汉之际，其言未可尽信；而其名则当有所传，而贾谊所称五学之制，尤与明堂之制合。其言曰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尊而贵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大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 明堂之制既为古代宫室之通制，故宗庙之宫室亦如之。古宗庙有大室，即足证其制与明堂无异。殷商卜文中两见大室，此殷宗庙中之太室也。周则各庙皆有之。……又同为康王之庙，而有昭穆烈新四宫，则虽欲不视为一庙中之四堂，不可得也。康宫如此，他亦宜然。此由太室之制度言之，固当如是。昭穆烈新四宫，既为一庙中之四屋，与明堂之四堂相当。……然则宗庙之制，有太室，有四宫，而每宫又各有一室。四宫五室，与明堂之制无异。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属四堂，亦于宗庙中始得其最确之证明；而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雪堂丛刻》）。 王氏把明堂、辟雍、太庙都看成四阿之屋或四栋相向之屋；四栋之中，有一间大的，叫做太室，引证极详，说理亦透。只可惜都是纸上的证明，而非实物的陈列，不易令人得到具体印象。就是卜文中的█字，仍是一个象形字，而不是明堂，或辟雍，或太庙的建筑遗址；更不是建筑遗址中的墙基或墙壁；这是与埃及或巴比伦所发见的建筑遗址截然不同的地方。因之殷商时代或殷末周初的建筑技术，以及建筑上的雕刻技术，都不易看到。

陵光 · 发表于 13.6.2007 14: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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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光 · 发表于 13.6.2007 14:14:59

二印度河流域 五千年前的遗物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正当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已进入文明阶段之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人民也已经渐渐脱离新石器时代之末期，而进入金属器物时代，亦即由半开化进入文明阶段。他们能制作极精巧的石器、玉器、瓷器、陶器、铜器、金器、银器、锡器等等；他们能建造极高大的庙宇、住宅、层楼、大厅等等；他们甚至已有象形文字。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印度有两个地方发掘古物极多。这两个地方，一为哈拉巴（Harappa），一为谟汉约（Mohenjo-daao）。其出土之物所代表的文化，与古巴比伦苏末人（Sumerians）的文化颇相近。创造这种文化的人，究属何等民族，现虽仍是问题；但极近情理的推测，以为是雅利安人（Aryans）侵入以前之达罗毗荼民族（Dravidians）。雅利安人侵入以后，达罗毗荼人便被征服，其文化亦被摧毁；正如希腊人南下之时，爱琴人被征服，其文化亦被摧毁一样。 谟汉约发掘遗址，实为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一个很好的城市。城市下面还有好几层的遗物，其时代当更古。最上一层为建筑物，建筑物凡有两类：一为庙宇，一为私人住宅，两者都是砖砌成的。庙宇建在较高的地方，开间较小，墙壁则非常厚，显然是很高的建筑物。庙中供人崇拜的究竟是否为偶像，不得而知。与崇拜之仪式相关的，有石环等物。至于住宅的建筑，虽极简朴，然而是很完备的，显然为文化程度很高的人民所建造。当时人民的文化，正由新石器时代末期进入金属器物时代。他们日常所用的，为石刀石刮等等粗器；然而他们已是习于制造铜器、金器、银器、锡器乃至水银等物的人了。他们能制金银饰物及蓝白瓷器。各住宅中，都发见有他们雕刻的印；其雕刻图案，有牯牛、有圣树等等。印上铭文，为当时的象形文字，其意义如何，还待解释。有一住宅里，发见大批铜器，有的是盛物用的；盛物之器中，有一件满储金银首饰、手钏、颈饰等等。 哈拉巴所有建筑遗址，其上层因村民常往觅取砖瓦等物，已经毁坏；但其下层，则多保存原样。概括说来，这里所发见的建筑遗址，与谟汉约所发见的差下多。但有一极不相同的较大之建筑。尚剩有砖墙两排，彼此平行，中间夹一通路，宽二十四呎，这显然为一狭长大厅遗址。 这些遗物所代表的文化，决不是美索布达米亚文化的分<枝>[支]，实在是印度河岸本土长期演化的结果。其主人为谁，虽仍是问题；但最近情理的推测，似可以说他们是雅利安人侵入以前的土著人民，即达罗毗荼人。他们的文化，在公元前再千年或三千年左右，被自北南侵的雅利安人所毁（详见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æological Survey of India，1924—25第二节）。 达罗毗茶人的文明达罗毗荼人，实在说来，也还不能算是印度最古的民族。当他们在印度河流域发展之时，恒河流域便已有科拉利安人（Kolerians）在创造文化生活。不过他们势力较强，把科拉利安人征服之后，继续不断的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生活，渐渐扩大其势力于四周，甚至印度南部。就上面所述看来，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他们已进入了文明阶段。文明阶段的最大标志，首为文字的使用；这就发掘出来的器物上的铭文看，达罗毗荼人已经有了，不过还待解释而已。其次为金属器物的制作；这就出土的铜器、金器、银器、锡器等而论，他们的程度已很高了。再其次为城市工商。城市的兴起，前面所述谟汉约遗址便是实证；工业，则从出土的一切器物看，可以断言其发展的程度已经很高。至于商业，亦必因城市与工业两项的发达，而很繁荣。达罗毗荼人早在雅利安人未侵入印度之先，必已将他们自己的土产，销售于其四邻，甚至亚洲西部。印度最早的经典《梨俱吠陀》中，有一表示金子的重量的字，叫做manâ。这个字在古巴比伦，具有同样的意义，后来传到希腊人的货币制度中，变成mnâ，更后化成拉丁文，则为mina。这一事实，拉哥辛（Zénaïde A. Ragozin）氏以为是达罗毗茶人与西亚通商之证。达罗毗荼人以其货物售于尚未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的栖息之地正介于印度与西亚之间，他们又把印度出品售于西亚；随着商品的西移，于是达罗毗荼人表示金子重量的manâ一字也便到了西亚。这解释并不勉强，且有其他事实可为佐证。例如印度特产的柚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古巴比伦两建筑物中，即已见到。又如古巴比伦人称细纱曰sindhu，恰恰又是“印度”的另一名称。就这些事实推论起来，达罗毗荼人的商业活动，实在早已远出国外。一个民族，已有象形文字，已有金属器物，已有城市工商，当然已经脱离半开化，而进入文明阶段了。 雅利安人的侵入当达罗毗荼人已入文明阶段之时，雅利安人正由其发源地里海以东向外发展，终于侵入印度，取达罗毗荼人的地位而代之。雅利安人虽发源于里海以东，然而是东入印度，西入欧洲的民族，故又称印欧民族（Indo-European people）。印欧民族包括很多种：入印度的，叫做印度人（Hindoos）；余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克尔特人（Celts）、条顿人、斯拉夫人。这些人之同出一源，语言学者曾提供了些很好的证据。例如： 英文“兄”曰brother， “母”曰mother， “父”曰father， 德文“兄”曰bruder， “母”曰mutter， “父”曰vater， 拉丁文“兄”曰frāter， “母”曰māter， “父”曰pater， 希腊文“兄”曰phrātér， “母”曰mētēr， “父”曰patēr， 波斯文“兄”曰brāter， “母”曰māter， “父”曰pitar， 印度文“兄”曰bhrātar， “母”曰mātar， “父”曰pitar， 都可视为这些民族同出一源之证。雅利安人发迹于中亚之时，已知农耕畜牧，已知纺织陶冶。农耕方面，他们知道栽种麦子及其他谷类；并知犁耕的方法。畜牧方面，他们知道饲养牛羊及其他家畜；并知榨取牛乳等。他们的团体生活，大概远停滞在氏族组织时期。他们仅有语言，而无文字，显然还是半开化的民族，没有进入文明阶段。他们后分三支，向东西南三方面发展：向西发展的，则入欧洲；向南发展的，则入波斯；向东发展的，则入印度。雅利安人之侵入印度，其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他们一入印度，便把土著人民征服下来，定居于旁遮普与恒河之间，在达罗毗荼人的文明基础上，发展城市工商各业，造成光辉灿烂的文化，与埃及巴比伦比美。 城市工商业的发达早在公元前二干五百年左右，印度的城市工商各业，大概已很盛兴。柴尔德（V. G. Childe）氏所谓史前第二次革命，亦即由农村到都市的革命，大概已经完成。这种革命，就是农耕畜牧到城市工商的变革；就是由新石器时代到金属器物时代的变革；就是由半开化阶段到文明阶段的变革。这种变革，达罗毗荼人全盛的时代，似已开始。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之后，把达罗毗荼人征服下来，一方而继续发展他们自己在中亚故乡老早习惯了的农耕畜牧，另一方面则在达罗毗茶人的文明基础之上振兴城市工商各业；与希腊人侵入爱琴世界之后的所作所为正相同。历时不久，便完成史前的第二次革命。柴尔德氏以埃及、巴比伦、印度为史前第二次革命的三大中心；在这三大中心发生革命的时代，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到二千年之间。印度之完成这种革命，发展城市工商，约在公元前二干五百年左右。柴尔德的意见，具见于其所著《人类发展史》（Man Makes Himself）一书中的第七章，兹略述其大意于次： 印度河流域的史前第二次革命，大约与埃及、巴比伦的这种革命同时发生；无论如何，在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必已完成了。在那个时代，新德（Sindh）与旁遮普（Punjab）一带，已有大城市出现，其所占面积，常达一方哩有余。其中所有房屋，是用砖砌成的，至少高达两层。所有街道，以及街道旁边的里衖，当然是出自周密的计划，经过好多年代，陆续建造成功的。在其遗址之中，可以看出极大的商店工厂，以及富商达官的住宅，与夫技工运夫等的栖身之所。 房屋的建筑，以及其中所有的物品，都出自专门的手艺工人。手艺工人中，有砖匠、有木匠、有陶匠、有铜匠、有石匠、有玻璃工人、有首饰工人等等。城市之中，有公共的权力机关，执行公共事务。秘书及官吏一类的人员，因着书写的制度之实行，一定都已有了。合乎一定标准的度量衡等制度，当然也已通行。 各业的人员，人数很多；其食粮当然为农民的剩余农品。制造器物的工业既已日益发达，生产食物的方法，当然也随着加多。当时已有渔夫，远到阿剌伯海上捕鱼，这由干鱼的输入，可以证实。同时城市的专门工匠，必须预备许多剩余的手工制品，以换取必需的原料，尤其本土所没有的原料。因此之故，不独印度的城市中，有来自喜马拉雅山的木料，有来自远方高原的金属器物及宝石之类；而巴鲁吉斯坦（Baluchistan）乃至美索布达米亚高原的史前村落中也有印度城市中所出的工业制造品。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印度的城市工商各业的发展已由印度河的出口，经过旁遮普一带的平原，直达北部的山麓。 社会阶级的划分自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后，因生产进步，分业发达；农耕畜牧，城市工商，祭司武士，各业的人，应有尽有。公元一世纪时的希腊史家亚立安（Arrian）于其所著《亚力山大东征史》（The Anabasis of Alexander）一书的附录《印度专论》（The Indica）中分为七级：即智人、农民、牧夫、工商、武士、监察及官吏等是也。 所有印度人共分为七级。第一级为智人，数目比其他各级都少，但极尊严。他们不必有体力的劳动，不必纳税；除了为整个印度祀神而外，对国家不必担负任何带强迫性的义务。凡私人祀神，必须要这样的智人作指示，否则任何祭品，神都不会接受。他们是印度人中仅有的精于体察神意的人。其他任何人，倘非智人，而要干他们这类的职业，便是违法。他们祀神，为求季节的调和，为求避免国家的灾难。至于为私人而祀神，却非他们的任务。这种智人终身赤足：冬天则在太阳底下赤足过活；夏天，太阳酷热，则息于树荫下；一个大树庇荫的地方往往达一千呎之宽，可容一万人息于其下。树木的果子，往往就是主要的食粮。 第二级为农民。他们在印度，是人数最多的一级。他们没有武器，除耕田外，不必作战。他们要向国王纳税，或向独立的城市纳税。印度人中如果发生内战，战争的任何一方，如果妨害农耕，便算有罪。故在战时，农民始终是从事农耕而不稍懈的。 第三级为牧夫。他们既未住在城市内，又不住在乡村中。他们过游牧生活，往来于山岭之间。他们的牛羊都是要纳税的。他们在国内，也捕禽鸟，也捕野兽。 第四级为工人与商人。他们要纳税，有时并要自备用费，担任公务。惟替国家制造武器的，不独不必纳税及服公务，且能领到国家的报酬。凡船夫及水手等，也都包括在这一级内。 第五级为武士。他们的人数仅次于农民；他们有很大的自由，且很受人尊敬。他们除打仗外，别无所事。他们所用的武器，是别人制造的；他们所乘的马，是别人供给的；他们在军中，有人侍候；他们的马有人看守；他们的武器，有人保管；他们的象，有人照料；他们的车，有人收拾。战时，他们固然必须作战；平时则极虚闲；且所得报酬也非常高。 第六级为监察人员。凡在国内或城市中有什么举动，他们都监察着。在国王所治的地方，则将实情报告国王；在有自治政府的地方，则将实情报告官吏。报告如果不诚实，便算违法；但不诚实的报告，却很少受罚的。 第七级为帮助国王处理公务的人，或帮助自治城市的官吏处理公务的人。这一级人数很少；但他们的才智及公心较其他的人为优。国家的首脑，是由他们里面选出来的；各省的长官、议政人员、管库人员、军队将领、支配财政的人员、监督农耕的人员，亦无不是由他们里面选出。 任何人如果要与另一阶级的人结婚，是违法的。例如农民与工人结婚，或工人与农民结婚，都属违法。再者一个人如果从事两个阶级的职业，或由一级转入另一级，也是违法的：一个牧夫不能转变为农民；一个工人也不能转变为牧夫。惟任何阶级的人要转变为智人倒是可以的，盖因智人的任务颇不容易，且较任何阶级的职务为费力也。 上述七级，也许有地位的高下之分，但严格说来，只是七种不同的职业，并不是七个不同的阶级。《婆罗门法典》（Brâhmanio code）中，印度人凡分为四级：一曰祭司，即婆罗门（Brâhmans）；二曰武士，即刹帝利（Kshatriya or Râjanya）；三曰工人阶级，即吠舍（Vaishya），包括农民、工人及商人；四曰贱民阶级或奴隶阶级，即戍达罗（Shûdra）。换言之，这四级的人，即祈祷者、打仗者、生产及买卖者，供他人驱使者是也。《婆罗门法典》规定这四级人的本务及其相互之关系，约略如下： 婆罗门的任务为讲授吠陀（Veda），研究吠陀，为自己及为他人主持祭祀，发给施舍之物及接收施舍之物。 刹帝利的任务为保护人民，办理施舍，提供祭品，研究吠陀，并严防自己接近物欲。 吠舍的任务为照顾牛羊，办理施舍，提供祭品，研究吠陀，经营买卖，以款贷人，耕种土地。 戍达罗的任务则为规规矩矩侍候上举三阶级的人。 亚立安所豢第一级，似相当于婆罗门；第五、第六、第七级，似相当于刹帝利；第二、第三、第四级，似相当于吠舍；惟未举与戍达罗相当的阶级。婆罗门等四级之分．地位虽有高下，严格说来，也不能算为四个不同的阶级。如就剥削关系而言，婆罗门与刹帝利只能算为一个阶级。都是剥削別人的。戍达罗是一个阶级，是完全被别人剥削的。至于吠舍，颇与中间阶级相似。雅利安人在印度人中，占据着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三级；达罗毗荼人则为戍达罗，换言之，居于奴隶的地位。雅利安人是自中亚侵入的，人数极少；却占据了上层的两级，中间的一级；达罗毗荼人是最早就生息于印度河流域的人，可称土著人民，人数极多，却都被列在戍达罗或奴隶阶级之中。整个印度人的生活，便是这样划成几级而分别发展。他们各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或阶级之内，营业、发财、享乐、解脱。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述这四级人营业、发财、享乐、解脱的情形曰： 仁者当知，人有四姓：一婆罗门种，多修口业；二刹帝利种，多修手业；三吠舍种，多修田业；四戍达罗种，修驰逐业；其余杂类，█陀罗等，皆多修习恶律仪业。然此四姓，及余杂类，业习不同，居处亦异。从少至老，所务虽殊，皆崇四事。云何为四？一修持艺业；二营办资财；三共受欲乐；四各求解脱。言艺业者，并从髫齿，以至壮年。各于其伦，习学其事。若婆罗门，增修智慧，图画印记，纬候阴阳，身相吉凶，围陀典籍。剎帝利种，增修射御，政在养人，功在禁暴，弦歌悦众，征罚不庭。吠舍田业，播种耕耘，粮聚仓储，人天国本。戍达罗种，通商有无，兴贩往来，务滋货殖。言营财者，业艺既成，成务自事，各于其党，竞购资生。言受乐者，既丰财利，卜定厥居，婚乐宴游，恣娱声色。言解脱者，要言二类：一、婆罗门、刹帝利王种，发既斑白，年逾五十。力迈色衰，厌世求道，情深出要，咸谓真修。所习既殊，师承自异；九十六种，各业本宗；或求生天，或计解脱。二者释种，如来弟子，三乘学人，服甘露味，修习慈悲，利益群品。如是种种邪宗正宗，在家出家，精心道检，皆依王国，而得住持；并因我王，演化流布。 这里面通商的人不列在吠舍级；而列在戍达罗一级中；因之，戍达罗一级便只是商人。大概在印度人的眼中，商人是最贱的，就算奴隶。《华严经》的时代，是很晚的；故其所述，是城市工商极发达的时代的情形。不过这情形，一定老早就存在。原来达罗毗荼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就已由半开化而进入文明阶段；就发掘的遗物看，他们实在已达到了城市工商的时期。恰恰在这时期，雅利安人侵入，在达罗毗荼人的文明基础上，继续发展城市工商各业，其势很顺。所以上述情形存在的时期，一定很早。大概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后不久就已存在。 城市王国的发达城市工商各业发达之时，一方面固然使社会阶级分殊，另一方面则使政治组织成为必要。在这以前，人类的团体生活只有以血统为中心的氏族组织，而没有以城市或地域为中心的政治组织。一入文明阶段，社会职业种类日多，社会阶级，对立日甚，社会利益冲突日大；于是政治组织随着兴起。印度古代政治组织发展的情形，颇与我国自殷商到秦汉时代的情形相似。初有部族组织，继有民族组织，然后有帝国组织。部族组织扩大，或并吞若干较小的部族，则成民族。民族组织扩大，或并吞若干较小的民族，则成民族联盟或统一帝国。印度部族政治发端之时，当早在《吠陀（Vedas）圣典》成立之前。拉哥辛（Zénzide A. Ragozin）氏于其所著《吠陀时代的印度》（Vedic India）一书中，认定《梨俱吠陀总集》（Rig-Veda-Samhita）中最早的部分成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甚或彼此更早的时代。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以前，印度的城市工商各业老早就很发达了，政治组织的随着发达，于理论，于事实都讲得通。政治组织初发达之时，常为部族酋长制；酋长的出而当权，多半出于部族群众的推戴，这原是氏族组织时代的遗风。迨酋长不出于推戴，而成了世袭的酋长时，部族的政治便完全脱去氏族时代的遗风，一变而为王政。这时酋长便成了国王，其所统治的地区，便叫做王国。每一王国常包括若干部族，也有很大的城市为其首都。到佛教兴起以前，亦即公元前六世纪以前的许多世纪之内。印度便有许多王国，遍布于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大卫兹（T. w. Rhys Davids）氏尝列举十六国，以为代表，这十六国之名如下： 一、鸯伽（Angā） 二、摩揭陀（Magadha） 三、迦尸（Kāsī） 四、拘萨罗（Kosalā） 五、伐其（Vājjī） 六、马拉（Mallā） 七、却底（Cetī） 八、伐姆萨（Vamsā） 九、拘卢（Kuru） 十、潘却拉（Pañ-cālā） 十一、马卡（Macchā） 十二、斯拉塞那（Sūrasenā） 十三、阿萨迦（Assaka） 十四、阿文底（Avantī） 十五、建驮逻（Gandhārā） 十六、柬甫塞（Kambojā） 十六国之数目，与婆罗门教经典及佛教经典中所举之数都相符合。这些王国的统治者所创的朝代，历时之久，有达数百年的。例如摩揭陀王国，萨逊纳揭（Śaiśunāga）与南达（Nanda）两朝，自公元前六六四年开始，至公元前三二二年告终，历时便整整三百四十二年。这些王国彼此之间或互通婚姻，或往来贸易，或互相征战。积时既久，强的吞并弱的，大的吞并小的；到公元前三二二年，摩揭陀国南达朝告终之时，茂利亚（Maurya）朝开始，竟创立统一帝国，俨然若我秦汉帝国结束春秋战国时代的纷争局面一样。茂利亚朝亚索卡（Asoka）帝全盛时代，帝国版图，几乎包括整个印度全境。 国王及贵族属刹帝利阶级，亦即居印度四阶级中之第二位。与武士官吏等为同位，亦即同属统治阶级。武士作战，官吏治事，国王则握统治大权。其最主要的任务为赏善罚恶，维持阶级秩序，保护阶级利益。凡此等等，《婆罗门法典》中均有规定。《婆罗门法典》，较《吠陀圣典》为晚出；据缪勒（Max Müller）氏及圣马丁（Saint-Martin）氏等的估计，其出现约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此可见王政发达之早。王政之发达与奴隶生产制又是相联的。统治阶级或刹帝利，与祭司阶级或婆罗门，职责原有分别：前者是管人事的，只图如何统治人民使不反抗；后者是管神事的，只图如何曲从神意，祈降福祥。但在统治方面，两者觉有互相依靠的必要；于是结成联盟，以对抗民众，巩固奴隶生产的制度。婆罗门以办理祭祀的专长，帮助刹帝利，以获得大量的财富；剎帝利以大量财富帮助婆罗门，以获得精神统治的奥援。两者的任务虽仍不同：一管人事，一管神事。然而终极目的则在控制人民，控制奴隶；换言之，即控制吠舍阶级与戍达罗阶级，以维持奴隶生产制于不坠。由这一点言，王政实为神统的奴役制：一方面利用祭司以祀神，另一方面，驱使奴隶去生产。关于这一点，克德（A. B. Keith）氏于《远东宗教之兴起》（Rising Religions of the Father East）一文中，亦有论列。 学术宗教的勃兴在王政时代，城市工商各业既很发达，社会阶级既已严格划分；其在精神生活上的表现，凡有两方面：一、正面的表现，即各种学术的发达是也；二、反面的表现，即佛教的兴起是也。（一）先说各种学术。因着城市工商各业的发达，各种学术渐渐变成必要的；因着社会阶级的严格划分，学术的发达，渐渐变成可能的。因着必要与可能，印度各种学术，便早在佛教兴起以前开始发达。论其种类，有与神学、论理学、政治学及其他应用科学相类似的学问。武田丰四郎的《印度古代文化》一书中论印度古代学艺的发达曾有如下之叙述： 印度在佛教以前，已有许多学艺存在。不过当时似乎还没有使用文字，所以这些学艺，大概是靠口传而师赍相承的。其后随着印度的发达，和印度文化的向上，于是发生许多新的学艺。古代印度人称学或关于学的著述为论（shātra）。有时更以明（Vidyā）的名称来代替论字。所谓明，便是知识、学问、学术、哲学等的意味。明的数目，古代印度人所举，有四明、五明、十四明、十八明、三十二明等等。所谓四明，便是下列的四学： 第一明，三部圣学（trayī）； 第二明，辩证究理学（ānvikshikī）； 第三明，统治学（dandanīti） 第四明，实学（vārttā）。 第一的三部圣学是关于四吠陀中梨俱、娑摩、耶柔三吠陀（The triple Veda）的研究。梨俱吠陀是赞诵的集录，耶柔吠陀是祭仪的圣典，娑摩吠陀是歌咏的教典。所以读赞诵，行祭式，唱圣歌，叫作三明（trayī vidyā），这便是三部圣学。 第二的辩证究理学，是包括形而上学的学。这名称，见于《摩诃婆罗多摩█法论》（Mānava-dharma-shastra）、《乔答摩法论》（Gautama- dharma-shastra）等书。 第三的统治学是统治或裁判之学，在《摩诃婆罗多摩█法论》等之内，也有这名目。 第四的实学，是关于农耕、牧畜、买卖、医学等生业的实艺。又在《摩█法典》中，于前述四明之外，加上第五的我明（Ātma-vidyā），成为五明。至其学习，有以下的规定：“凡是通达三吠陀的学者，应当学习三部圣学、统治原理、辩证究理学及真我之知识。至于人民，应当学习商业及专门的职业。” 又在佛教中，有和前述相异的五明，叫作五明处，或单称五明。佛教中的菩萨是一定要通这五明处的。在《特地论佛典》里说：“菩萨法当于何求，当于一切五明处求。”《大般若经》说：“五地菩萨觉五明。”又当形容博学的僧侣时，也很多特记通达五明之例。在《翻译名义集》里载着：“解通三藏，慧贯五明。”佛教的五明处名目如下： 一、声明（Shabdavidyā）； 二、因明（Hetuvidyā） 三、内明（Adhyātmavidyā）； 四、医方明（Chikitsāvidyā）； 五、工巧明（Shilpakarmasthānavidyā）。 前述中第一的声明，译作梵语的摄陀芯驮（Shabdavidyā），佛典里亦名声明论（Shabdavidyā-shāstra）。这是究明言辞和音韵之学。据《翻译名义集》载：“摄陀芯驮，此云声明。”《大智度论》载：“五明者，一者声明，释诂训辞，诠目流别。”要之，声明是文字音韵之学，修辞、博言之术，和今日文法学或言语学相近似。 第二的因明，意即关于因的学，普通叫作论理学或辩证法。在佛典里也有称它为因明论（Hetuvidyā-shastra）的。 第三内明的意义，是关于真我，即大我的知识，亦名内智；佛教徒把他们所传的佛教，名曰内明。 第四的医方明，是指医学的应用和学理，不外是医疗学。 第五的工巧明，是美术或手艺之学；和出于印度文学的工巧论，属同一学业。 又《大唐西域记》第二卷里，记载佛教徒学五明大论，婆罗门教徒学四吠陀论的事。于五明四论的意思，也说得极其明白具体。其文曰： 开蒙诱进，先遵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曰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禁咒医方。 佛教兴起以前的四明，与佛教经典里面所提起的五明，内容大同小异；然而都属学术范围。所谓婆罗门学习的四吠陀论，也有具体内容，也多与学术有关系。至于吠陀的梵文原文Veda一字，意即智慧，几乎包括雅利安人整个的理智发展而言。劳勃生（E. J. Rapson）氏于《古代印度史》（Ancient India）一书的第三章云： 梵文Veda一字，其字根为Vid，意为“知道”。在拉丁文中为Vid-eo，在盎格鲁撒克逊文中为wit-an。英文的wit，wisdom等字，实由此演化而出。梵文原文是特别用以表示关于圣智（sacred wisdom）的四种集录的。四种集录，即梨俱吠陀等四吠陀；四吠陀不独为印度宗教与哲学的一切主要系统之基础，实在就是印度境内雅利安人一切理智发展的总称。 四吠陀中梨俱吠陀成立最早，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故印度各种学术之兴起，至迟当在公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正与我困殷商时代同时。若柴尔德（V. G. Childe）氏，则以为印度早在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城市工商各业初发达之吋，便已有很进步的几何知识；这从印度河流域古城遗址中发见的古物上的装饰艺术可以看出，也可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梵文的宗教典籍中得到证明。 （二）次说佛教的兴起。学术的发达，是顺着工商社会里物筮的冲突谋应付的，是正面的表现；佛教的兴起，则是跳出工商社会里物欲的冲突谋清净的，是反面的表现。在佛教兴起的时代，印度各王国里，物质欲求的冲突，已极尖锐；尤其王室之间，冲突更甚：弒父弑君的事情，常常出现，与我国周代末年的情形颇多相同。兹且随举一例，以见一般。 拘萨罗国（Kosala）国王拔珊纳底（Pasenadi）的姊妹嫁给摩揭陀国（Magadha）国王频婆娑罗（Bimbisara）为后。后来频婆娑罗之子（系另一妇人所出）阿阇达沙屠（Ajātasattu）弑父自立，王后愤极，忧郁至死。拔珊纳底乃大兴问罪之师，阿阇达沙屠竟起而与继母舅应战。阿阇达沙屠初获胜利，但于第四战中被捉，终于屈服，放弃一切要求。拔珊纳底对此，心亦悦服，不独不计旧仇，以女儿嫁他，而且以财产与女，作为礼物。此后三年，拔珊纳底因其子韦屠达哈（Vidūdabha）起革父命，又往女婿阿阇达沙屠处请援，但不幸死于国外。自此以后，韦屠达哈及其妹夫阿阇达沙屠又常各与邻国用兵，战争未有止境。 这一故事，大卫兹（T. w. Rhys Davids）氏于《佛教时代之印度》（Buddhist India）一书的第一章中叙述了；斯密兹（Vincent A. Smith）氏于《印度古代史》（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一书的第二章中也叙述了。这样短短的叙述中，弒父弑君的事，竟有两见，甥舅对打的事亦有一见。这也可见当时贵族阶级，亦即剎帝利阶级中物欲冲突之激烈。佛教的创始者佛陀（Buddha）亦是贵族，与摩揭陀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亲见同阶级中弒父弒君的事层出不穷，其欲跳出物欲冲突的圈子，以谋清净，便不稀奇了。我国老子，也生在城市工商发达的时代，当时物欲的冲突也很激烈；他所提出的办法，也近似跳出物欲冲突的圈子。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后来佛老接近，大概这也是一原因。 佛教的兴起，并不是突然的。佛教兴起以前，印度人老早就有婆罗门教（Brahmanism）。例如《吠陀圣典》，便是婆罗门教徒所奉的圣典。著名的四吠陀中，梨俱吠陀成立最早，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则以吠陀为圣典的婆罗门教，当然远在佛教兴起之前，就已盛行。婆罗门教徒的进修，凡分四段：一曰从师习业；二曰结婚成家，在家修习一切宗教仪式；三曰深入森林，过隐居生活，或带妻室同往，或则一人独往；四曰摆脱世间一切束缚，专谋最高灵魂的超脱。前两段可以说是属于行的宗教，后两段可以说是属于知的宗教。讲行的宗教之书为《四吠陀》及《婆罗门圣典》，讲知的宗教之书为《森林书》及《奥义书》。这种宗教，延到佛教兴起的时候，弱点完全暴露：一则机械无理；例如吠陀中的诗句，仅习知其形式，忘却其精华。二则阶级不平；婆罗门仍居四阶级的首位，卑贱阶级仍居劣等地位而不能上升。事实上，普通人民只有行的宗教；惟富有知识的贵族阶级，始与知的宗教有缘。因此种种，乃有改革派的宗教出现。改革派的宗教是与婆罗门教立于反对地位的，首有耆那教（Jainism）。 耆那教的创始者为耆那（Vardhamāna Jina），大概是公元前五九九到五二七年的人；其信徒称他为耆那（Jina），即胜利者，或征服者，或大英雄之意，如是有耆那教之名。耆那教义极富哲学意味；但其主要目的，简括说来，不外以“三宝”为手段，把灵魂从世俗的拘束中解放出来。所谓三宝，即“正信”、“正知”、“正行”是也。所谓正信，即信耆那，以为耆那曾征服世界，曾建立解脱之道，为一切信徒所归依。所谓正知，即知道创教之人所教的宗教知识；何者为世界，何者为灵魂，何者为灵魂得到解脱的方法，皆所当知。所谓正行，即依照创教之人的教训而生活是也，其生活方法，颇重节欲。就注重节欲这一点而言，耆那教实为当时一种主要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在社会上冲破了阶级的分别；这是与婆罗门教相反。而与佛教相同的地方。 佛教（Buddhism）的创始者为佛陀（Gautama Buddha），大概是公元前五六三到四八三年的人；其弟子称他为佛陀（Buddha），具有觉悟的意思：或自觉，或觉他，或觉行圆满，如是有佛教之称。佛陀出身贵族阶级，亦即刹帝利阶级，与耆那之出身贵族阶级相同。他的族姓叫做释迦（Cākyas），故又称释迦牟尼（Cākyamuni），意即释迦族姓中的圣哲。释迦族姓所管的地方为拘萨罗国（Kosala）国王所封的采地，其地近摩揭陀国（Magadha）。佛陀久寓摩揭陀国，亲见摩揭陀国的贵族与拘萨罗国的贵族互相残杀，其基本原因，无非物欲。因此他主张克制物欲以及与此相联的种种。物欲克制下去了，便是消灭了物欲冲突的原因，便可跳出物欲冲突的圈子，而得清净。四十二章经，几乎章章都只是发挥这个意思。 佛言：辞亲出家为道，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爱欲断者，如四支断，不复用之。 有沙门问佛，以何因缘，得知宿命，会其至道。佛言，道无形相，要当净心守志，可会至道。譬如磨镜，垢出明存，即自见形；断欲守空，即见道真，知宿命矣。 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浊水，以五彩投其中，致手搅之；众人共临水上，无有睹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若人渐解忏悔，求近知识；水澄秽除，清净无垢，即自见形。 佛言：人随情欲，求于声名。声名显著，身已故矣。贪世常名，而不-学道，枉功劳形。 佛言：财色之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之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 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榔档。牢狱有散赦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于色，岂惮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其罪无赦；故曰，凡夫透得此门，便是出尘罗汉。 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 佛言：爱欲之于人，犹执炬火，逆风而行。愚者不释炬，必有烧火之患。贪淫恚怒，愚痴之毒，处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祸者，必有危殃。犹如贪执炬火，自烧其手也。 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娆，精进无疑，吾保其人必得道矣。 佛告沙门，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得阿罗汉道，乃可信汝意耳。 佛告诸沙门，慎无视女人，若见如无见。亦莫共言语。……当自谛惟观彼从头至足，内身何有，惟盛恶露，诸不净种；生度脱心，以释其念。 佛言：人为道，去情欲。如被干草；见大火来，须却避之。道人见欲，必当远之。 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无爱即无忧，不忧即无怖。 佛言：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无量。心恼积罪，生死不息，其苦难说。 佛言：人为道，能拔爱欲之根，譬如悬珠。一一摘之，会有尽时；恶尽，得道。 佛言：诸沙门，夫为道者，如牛负重行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视；趣出淤泥，乃可苏息。沙门当观情欲甚于淤泥。直心念道，可免众苦。 以上所录，全部是消极的，所谓去物欲而已，与去物欲相联的种种而已。至于积极的，亦即所要得到的“道”，究竟是什么呢？这非常简单：去了欲即等于得了道；得道与去欲，几乎是同一的。故曰：“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象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无修无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把物质的欲求去得干干净净，完全跳出物质欲求冲突的圈子，一反工商社会里一切社会分子互相冲突的作法，便算得道。四十二章经所说，当然是小乘佛理：说得那样浅近，那样简明，人人可晓。大乘佛理，或者远较此为曲折艰深；但最后目的，却未必有什么不同。 母神崇拜与西方的关系佛教始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代；在印度史上，算是很晚了，就是婆罗门教、耆那教等，若与最早的宗教信仰比起来，也是很晚的。印度在《吠陀圣典》构成之先，公元前二五〇〇到一五〇〇年时代，早已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及信仰的仪式。例如母神的信仰便是一个极好的代表。考古学者在谟汉约（Mohenjodaro）发见许多泥印；印上的图案，有几种最令人注意的，竟与克来特（Crete）岛所发见的公元前二五〇〇到一五〇〇年间的遗物一模一样；此即斗牛以娱母神的图案，杀牛以祭母神的图案，象征母神的鸽子，象征生意的圣树等等图案是也。 伊文斯（Sir Arthur Evans）氏在《米诺皇宫》（The Palace of Minos at Knossos）一书中，复制了许多泥印，都是属于中期及后期米诺时代（Middle Minoan and Late Minoan Period）的，亦即属于公元前二五〇〇到一五〇〇年间的。其中有好多斗牛以娱母神的图案。有一图案，牛作斗状，斗牛的人有三（两女一男）：一立牛前，手执牛角，显示欲向牛背上高耸之状；另一以两手倒立牛背上，两足向天，显示系从牛首翻一筋斗而至此位置之状；更有一人立于牛后，高举两手，以作保护翻筋斗者之状。另一图案，牛作使劲奔驰之状，斗牛者凡两人：一在牛背上，手执牛颈，足近牛尾，反身向天如弓形，显示系从牛首翻一筋斗而至此位置之状；另一人则立于牛后，高举一首，以作保护翻筋斗者之状。更有一图案，牛作昂首奔驰之状，斗牛者一人，两手将接触牛背，身子倒立，显示正从牛首翻筋斗至牛背之状。凡此等等游戏，都是取悦于母神的；斗完之后，牛即被宰以祭母神。这种斗牛游戏的泥印图案，是克来特岛上的古代遗物，而在印度谟汉约地方所发见的古代泥印图案，竟有与此完全相似，一模一样的。费布里（Dr. C. L. Fābri）氏曾依照原发见之物，复制了两个泥印图案。有一个包括两邯分：左边的部分有一台，台上有一树，树前有一柱，柱上有一鸟。这是极重要而值得与克来特出土遗物作些比较的东西。右边的部分为一牛，首低垂，作斗状。牛前残缺一块，但还存有一高举之手，明白显示为一斗牛者正欲以手持牛角，向牛背上高耸之状。另一斗者，一手一足着于牛背，另一手一足则扬于空中，俨然系从牛首跳跃至此位置者。再跳跃一次，当然即可跳到牛后而立于地上。凡此等等动作，与克来特岛遗物上所见者一模一样。另一图案则更可注意。牛为水牛，危险性较少；有一女人，身着夹衫，与克来特所见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之遗物极相似，正跳到牛背上，其发长垂，扬于空中，与克来特之斗者无不相同。另一女人正在牛后，以足着地；更有一女人，见于右上角，正作斗状。此外还有两个斗者则跌于牛前地上，与克来特所见者亦极相同。谟汉约所出这种泥印图案，与克来特岛上米诺时代所出之物，如此一模一样，我们除承认两地同时有同样斗牛游戏以娱神之事实外，别无其他解释。 综括说来，克来特岛上，古有斗牛以取悦子母神的游戏；青年男女，多冒险参加，以取悦于所爱之母神。斗后则将牛宰了，置于母神殿前，以为祭品。宰牛之状，克来特岛与谟汉约出土的泥印图案所表示者，彼此极为相同。谟汉约泥印图案上有圣树，与克来特所出者相同；有高台，台上有高柱，柱上悬两牛角，与出于克来特，置于母神殿前者相同；有母神的圣鸟，栖于圣树之前的高柱上，与克来特所出者更极相同。凡此种种，均足证明两方有同样以斗牛娱母神的游戏。由此一事实，又可了解谟汉约所出许多泥印上的鸟纹，尤其鸽子的图案。鸽子在古克来特为母神的象征，其出现常与圣树及圣斧联在一块。谟汉约达罗所出者亦正如此。且两方的艺术的观念，创作的方法，几乎全同。 费布里氏因此作一结论曰：古代爱琴海南克来特岛上的人民与印度河流域的人民，彼此之间有一种联系，是极可能的。虽然两者之间的商旅往来，文化的接触，固有赖于陆路；但海上的接触，并非没有可能。克来特为一小岛，同时实为世界的宝库。米诺时代，各国所出金子、银子、宝石以及其他许多珍贵物品，搜集于皇宫者极多。克来特商人，往来各地，他们在叙里亚、巴勒斯坦、埃及均有经商的地方。埃及、小亚细亚、巴比伦、亚述各地的商品，他们也常运到克来特岛。有时更以物品运送给埃及国王。因此他们的文化，当然有传到印度河流域的。甚望将来能在漠汉约发见直接来自克来特的泥印之类（详见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æ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34-35第八节）。

陵光 · 发表于 13.6.2007 14:16:52

三中美文化区 美洲人种之来历在公元一四九二年以前，亦即所谓新大陆被发现以前，美洲原有的人种，来历如何，我们且在这里先予讨论。世界人种，简括说来，凡可分为三个大系：即高加索系（Caucasian）或白种人，尼格罗系（Negroid）或黑种人，蒙古系（Mongoloid）或黄种人是也。蒙古系或黄种人，白斯吉尔（Oscar Peschel）氏曾列举了七大类：一、马来种；二、使用单音语的南亚种；三、高丽及日本种；四、旧大陆北部诸民族；五、地位不甚明确的北亚种；六、沿白令海峡的诸部族；七、美洲原有的人种。沿白令海峡的诸部族中，有一种人，叫做爱斯基摩人（Eskimos），氏以为这种人正介于东亚方面典型的蒙古人与美洲方面原有的人种之间，实为亚洲蒙古人与美洲蒙古入之间的过渡种，或中间种。 克娄伯（A. L. Kroeber）氏则把蒙古人分为三大类：一、东亚方面典型的蒙古人；二、东印度群岛的马来人；三、美洲的印地安人，亦即美洲的蒙古人。氏也以为美洲蒙古人中，爱斯基摩人实为最特别的一个支派。其论三大类蒙古人及爱斯基摩人之地位，大意有曰： 蒙古系人种几分为东亚方面典型的蒙古人、东印度群岛的马来人及美洲的印地安人等三类。这三者之间的分别并不甚大。典型的蒙古人当然是这一系人种中最极端而最显著的例子。他们大概是这一系人中发展列最后的一种，故具有今日的种种特征。例如两眼外角下垂，或所谓“蒙古眼”这一特征，只限于东亚方面典型的蒙古人才有。最古的蒙古人一定与今日的马来人或美洲印地安人较为接近，或正介于这两者之间。由最古的蒙古人中分化出来的民族，如中国人便渐渐不同了，他们的上眼皮，尤其靠里角的上眼皮，较长而呈叠状；至于美洲及大洋洲较为落后的民族，则与最初最早的蒙古人几乎一样。东印度群岛的蒙古系人种叫做印尼人（Indonesian），他们的个子较矮，鼻子较宽，与印澳人（Indo-Australian）颇为接近。在美洲的蒙古人中，爱斯基摩人似乎是最特別的一个支派。 由上所说看来，美洲原有的人种，就是蒙古系的人种，而且与最初最早的蒙古人为最接近。白斯吉尔氏更以白令海峡沿岸诸民族，尤其爱斯基摩人为过渡种族，或中间种族，其地位正介于亚洲或旧大陆蒙古人与美洲或新大陆蒙古人之间，为由前者演变到后者的过渡种族。他搜集了许多人的实际调查报告，证明这一点。他以为： 白令海峡沿岸诸民族，实包括北亚与北美诸部族而言；这些部族，大部分居于白令海峡沿岸，或如爱斯基摩人之所为，由海岸移至格陵兰（Greenland）。这些部族中，仅有几种是具有共通语言的。惟生理上的特征，则大体一致。他们实为演变过程中的一环，由蒙古型的西伯利亚人演变为美洲原有人种，以他们为过渡。这过渡的一环，证明一个主张：即证明美洲原有的人种，并不是与亚洲蒙古人可以分开的远亲，而实为他们的近族。 查米索（A. von Chamisso）氏曾有机会把圣罗棱斯湾（Gulf of St. Lawrence）的南姆罗族（Namollo）与科粹波峡（Kotzebue Sound）的爱斯基摩族作一比较，发见亚洲东北角的人民与美洲北部自白令海峡沿岸到巴芬湾（Baffin Bay）的一切美洲人，实同属一族，具有蒙古人的面孔。爱斯基摩的原文Eskimo，在阿本纳克土语（Abenaki language）中叫做Esquimantsic；在何易布瓦土语（Ojibwa dialect）中叫做Ashkimeg；两者都是“吃生肉之人”的意思。爱斯基摩人自称为In-nu-it，即In-nu的复形亦即“人”的意思。他们的字眼常用接尾语构成；因此之故，其方法与乌拉阿尔泰语系（Ural-Altaigroup）一样，不过母音没有那么调和而已。总而言之，爱斯基摩人的语言，虽不是组合语，然而是乌拉阿尔泰系与美洲系之间的一个过渡。至于生理特征方面，尤其皮肤颜色，头发形状方面，爱斯基摩人与北部亚洲人一模一样。 蒙古系人种在亚洲或旧大陆有，在美洲或新大陆也有。然则他们究竟是由亚洲或旧大陆移到美洲的呢，还是由美洲或新大陆移到亚洲的呢？这一问题，有许多事实可以解答，他们确是由亚洲或旧大陆向美洲或新大陆移入的。 爱斯基摩人虽居于美洲极北，然而他们的语言却与亚洲方面圣罗棱斯岛上南姆罗族的语言是一样的；他们又善于在海上活动，善于养狗，善于运用雪车，又具有蒙古人的面孔；他们更具有发展高级文化的能力。凡此等等，都是极好的理由，都足以证明美洲的蒙古系人种是由亚洲移入的。科粹波（O. von Kotzebue，前面提及的科粹波尔峡的峡名就是这个人的人名）氏曾沿着白令海峡两岸亲自航行过，他说圣罗棱斯岛的居民与美洲沿海岸的部族操同一种语言，因之他认这两方面的人民实为兄弟之族。他更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实在微乎其微，令人不能不承认他们为同出一族。斯特勒（George Steller）氏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阿拉斯加（Alaska）南部沿海居民实与堪察加（Kamtshatka）沿海居民没有差别。凡此种种，都足证明蒙古系人种之迁移，实由旧大陆移向新大陆。如果反过来，认这种迁移是由新大陆移向旧大陆的，则不可能。因为在一切美洲人种中，爱斯基摩人极与旧大陆的蒙古人为相似，而他们在历史时代的移徙，却总是“由西向东”的。因此我们只能说新大陆的蒙古系人种是由亚洲移入的。 美洲的蒙古系人种自亚洲移入，其经过的道路，只有白令海峡是一条最便的道路。这条路的可能性，有种种讲法。有人以为当蒙古系人种由亚向美迁移之时，白令海峡只是一个地峡，而不是一个海峡。现在这个海峡还是很浅的，常有捕鲸的大船，在其正中抛锚停舶，可见其水很浅，也可见是由地峡变成的。这个海峡，当人种移徙之时，如果真正还是地峡，则蒙古系人种之由亚迁美，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一假设，不见得可靠；过于置信，是颇危险的。另一种说法，则以为这个海峡距离很近：其最近处，不过六十哩左右；乘船渡过，或履冰渡过，都有可能。克娄伯（A. L. Kroeber）氏便持这个见解。至于蒙古系人种由亚迁美的时代，克娄伯氏估计，在旧石器时代之末，新石器时代之初，正当去今一万年到一万五千年的时代。 文化区域之展开蒙古系人种既入美洲，便依着自然环境的方便，自北至南，自西至东，展开他们的活动区域，创造他们的文化生活。他们首先分布于北美，继则前进至中美，终乃分布于南美。当其分布之时，一族一族，自成团体，自择区域，彼此或不相谋。于是形成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俗习惯；综括言之，形成不同的文化。克娄伯氏把美洲人的文化分为十五区；韦士勒（Clark Wissler）氏则分为二十四区。每一区域的划分，都有考古所得的材料以为标志，且都包括一个现在的地名，在地图上也颇容易寻找。现在我们且把韦士勒氏的二十四区列在下面，每一区并略附原有的说明。 一、大西洋沿岸北区这一区包括新英格兰（New England）及坎拿大滨海诸省，凡特拉瓦河（The Delaware River）北、西、南三面之地，都在其范围之中。其在考古学上的一般特征约略如下：沿海方面，多贝壳一类的遗物堆积；有尖底而略具装饰的粗糙陶器；有凹入形的石斧及圆柱形的石杵；有采石的处所及盛物的石器；更有许多供人住居的石崖。 二、大西洋沿岸南区这一区包括大西洋沿岸南部平地及佛罗里达（Florida）半岛。贝壳一类的遗物堆积较第一区更为丰富；且佛罗里达方面，此类遗物最多。大的住居遗址及低的葬埋遗址，在沿河沿海各地都非常多；尤其圣约翰（St. Johns）及佛罗里达方面，所在皆是。 三、伊洛块区这一区靠近上述两区，也可以说介在上述两区之间。这是一个离开海岸的内地，地势较高，以纽约及朋雪威尼亚为其中心点。这一带过去的居民为操伊洛块语（Iroquoian language）的部族。伊洛块人的村落，有围墙为其特征，他们的葬埋之地为很大的坑，他们的石器制作式样很少变化。惟陶瓶则具有独特的作风：制作颇精巧，式样若圆球；口颈收缩而略延长；瓶之里面，有直线花纹。这种典型的作风，颇流行于这一区的东南各地。至于骨制角制的器物，这一区也极丰富，式样也很多。 四、密士失必俄亥俄区这一区最显著的遗物为坟墓的建筑。古坟古墓，大家都认俄亥俄州为最多：但俄亥俄河（Ohio River）两岸，以及密士失必河的南端，也都不少。最著名的古墓：有伊利诺斯州麦迪孙县（Madison County）金字塔式的卡和甲墓（Cahokia mound）；有乔治亚州佛尔兹县（Forsyth County）的伊多瓦墓（Etowah mound）；有西味吉尼亚州马歇尔县（Marshall County）的幽池墓（Grave Creek mound），这是一个发见古货币最多的墓；有俄亥俄州的要塞古墓及蛇墓。俄亥俄州整个的建墓文化，在欧洲人发见新大陆之时，便早已消灭了；惟在其极南部，尚有残余遗俗可寻。这一区的陶器遗物，以密士失必河的下游孟斐斯（Memphis）及田纳西州（Tennessee）为最丰富而有特征：瓶子一类的器物，往往作成人形。由此等处向北入俄亥俄州，作风便渐粗了。石制器物，则俄亥俄州南部有极精的圆平石器；大的石烟管，式样如动物或人形的也有。贝壳器物也很多，最显著的有雕花发钗。 五、大湖区这一区也多坟墓，因此可以说是上述第四区的一部分；不过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以南，有充分发展了的铜器，也有形式特殊的俑墓；故考古学者仍以这区为一独立区域。原始的铜器，颇予这区一个独特地位。铜制器物有斧子，有箭头、有小刀等。惟装饰器物则不如前述第四区之丰富。 六、平原区这即密士失必河西南方面之地。就现有的材料看，这区所发见的古物并不多。但其周围各区的古物，有在这区出现的：如密苏里式的陶器便出现于其东境，可伦比亚盆地的石棒、石烟管便出现于其西境。现在已有的材料，凡包括石锤、石制刮光器、石制尖头物以及骨器等等。其中心地域，陶器不多，惟石制盛物之器则不少。 七、波布罗区这是旧墨西哥以北的地方；新墨西哥与亚利桑那两州，实为这一区的中心。这一区在考古上的特点为陶器与建筑物。凡过去皮布罗人（Pueblo peoples）住居的地方都曾发见上了釉的陶器。陶器上加釉以为装饰，是这一区的第一个特征；其另一特征，则为白底黑纹的装饰。这种白底黑纹的陶器，好久以前就有人认为是波布罗人中最古而最根木的器物，盖以其在这一区的任何处都有发见也。波布罗人的建筑，都是单房的集合：一栋屋只包括一间房；集合许多这样的单房，便成伟大建筑。考古学者在这里所发见的建筑遗址，大抵如此。现在这里的居民所住的屋，与此截然不同，故可断言这种遗址为历史上波布罗人所独有。在哥罗拉多的乡间，至今还可看出三种不同的建筑遗址：一为岩石中与洞穴相似的住所；二为真正的崖屋；三为波布罗人在平地所建较大之屋。 八、加利福尼亚区这一区在考古学上最著名的东西为石臼，其次为较晚出的石烟管；骨制粗针以及其他古物，数量也都不少。西南部盛物的石器最多，式样亦极复杂。西北部则多用具，如石杆、石锤等。中部则多较小的坟墓，其中所发见，往往有别处少见的东西。 九、哥伦比亚盆地区这一区包括哥伦比互河流域大部分土地。这一区在考古学上的特点为：富有敲制石器，缺少磨制石器；富有骨制及角制用器，掘地用的棍子、骨制小筒、石制手锤以及夏季住人的小石室等。 十、大平洋沿岸北区这一区发见的古物极少。 十一、北冰洋沿岸区这一区虽有好些考古学者曾经加以考察，然所发见并不很多。虽有若干文化上的变迁被人注意，然皆为历史时代爱斯基摩人的文化上的变化。 十二、坎拿大区坎拿大腹地，很少人从事考古学的考察。间有古物发见，则是由附近的其他区域传入的。 十三、北部墨西哥区由北美的北部转向北美的南部，令人即刻遇到困难问题。关于这一区的古文化的知识，虽已不少，然而不易寻出其时代之先后来。贺尔翁（W. H. Holmes）氏曾建议划分五个考古区域：北部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华萨加（Oaxaca）、于加丹、巴拿马等是也。在这五区之中，惟有北部墨西哥的情形不甚明白，这里且不多谈。 十四、中部墨西哥区这是亚兹特人（Aztecs）的文化中心地，下面将予详述。 十五、华萨加区这一区最著名的遗物出自米特拉（Mitla），米特拉据说是萨波特人（Zapotecs）的文化中心。这里的建筑虽系平顶，然垩制泥水细工则与马雅人（Mayas）的作法极相同。再者米特拉的巨石建筑有其独特地位，事实上差不多赶上了秘鲁的古建筑。这一区更有令人注意的一点，厥为采石场所之发见。这些采石场所，石头挖去了一半，很能显示采石的详细过程。从其遗迹看，可知采石仍用石器，这与于加丹的情形相同。建筑上最特别的一事为十字形的坟墓。陶器则品质极好，但无彩色。这一区尚无金属器物的发见。其最令人注意的一点，厥为这一区的文化特质，有许多是与秘鲁文化平行的。 十六、于加丹区于加丹（Yucatan）是马雅人（Mayas）的文化区，下面也还要详述的。这一区在考古学上最大的价值为许多古城遗址的发见。遗址中的遗物有许多石碑，碑上有象形字的铭文，更有刻上了年代的。这是新大陆最重要的古物，其价值在于能给我们以很明白的时代观念。 十七、巴拿马区这一区最大的特征为金器、陶器、石器等。金器多是用范铸而加锤击制成的，式样变化极多。铜制器物则很少，青铜器物更完全没有。金器多发见在坟墓中的遗骸旁边，从此更可推知这里迷信死者的风气与南美可伦比亚（Colombia）相若。陶器之中最特别的为与鼎相似的三足器；足为空柱，有的空柱中还有一球。俨然若钟一样。金钟的制造，在这一区很普通，因之钟的观念可算是这一区最显著的特点。至于石器，多为装饰物品，制作极精，数量亦富。 十八、安的列斯群岛区这一区的中心为波尔多黎各与海地。当科伦布发见美洲时，美洲的文化大概还以这里为中心点。这里在考古学士的特点凡有两项：一为象形文字，传布甚广，与南美所发见者相似；二为大批颇具神秘意味的石颈圈、石手圈以及三角刑的石板等。就一般作风看，与南美较为接近，几可划入南美诸区域之中。 上述十八个区域，均在北美与中美。至于南美，则还有六个区域： 十九、可伦比亚区这一区的中心地点为卡达哥（Cartago）。这里有加上了色彩的金制、银制、铜制等器物。陶器也很发达，有些陶器还具有几何形的花纹；更有些陶器具有蛙刑、猴形的立体线文装饰。此外圆柱形的陶制印器，大概是在布上滚印花纹的，也有发见。石器如石斧、石杵之类颇不少，骨器亦多。 二十、厄瓜多尔区这一区虽有其独特之点，然而与可伦比亚及秘鲁各区相同；在历史上，这三区地方，大概有一种统一的文化流行于其间。这里的古物有石椅、石枕、石棒、石斧等物，式样变化亦多；金器、铜器也很发达。此外石建的屋子也有发见。 二十一、秘鲁区这一区是印加人（1ncas）的文化中心。当印加人统治这一区的时候，因着人口的增加，交通的改进，政府的立法等等原故，人文渐趋一致；于是艺术技术的统一倾向也很显明。 二十二、智利区这一区常被列于秘鲁区之内，但其较古的文化因素，似与印加统治时代不同。这一区的古代居民，凡可分为三时期：初有长头人，其文化颇幼稚；继有圆头人侵入，其文化程度，远出原来长头人之上；更后印加人侵入，统治全区。最早的陶器，多无花纹；金属器物，亦不常见。陶制坛子，供埋小孩用的，非常的多；有些饰有花纹，里面还存有小孩遗骨。其他种类的陶器也多。 二十三、大西洋高原区这一区包括大西洋沿岸自阿令诺哥（Orinoco）河至拉布拉他河的长条土地。其在考古学上的特点，凡有两个：一则内地方面埋人的陶坛之普遍；二则沿海方面贝壳堆积之众多是也。埋人用的陶坛之制作，是亚马孙河流域的最大特征。就全区的文化看，这一区较上述各区都要幼稚。 二十四、巴他哥尼亚区这一区包括安达斯山以东，合恩角以上之地，并有智利的一部分。从考古学的眼光看来，这一区的文化程度不高，与沿海各地相似。石器有敲制与磨制的两型；东部沿海，间有粗糙的陶器，其作风与北美合众国东部的陶器颇相仿佛。 文化时代之悠久上面所述，是美洲史前文化在空间分布的区域，而不是在时间进化的阶段。美洲史前文化的进化阶段，颇不易言；然而有好些专门学者研究的结果，仍可以供参考。（一）纳尔逊（N. C. Nelson）氏曾将整个美洲与世界其他古文化区，如西北欧、如东南欧、如埃及和西南亚、如印度、如中国等，作一比较，并制一比较图。把各区文化发展之阶段，在图上一一标出。其所标出的阶段，由旧石器时代而中石器、而新石器、而铜器、而青铜器、而铁器各时代，一一划出其起讫时期。兹特转录于次： 有插图194页，缺失。 □为有纪载的历史时代； A．D．为公元时期； B．C．为公元前； I为铁器时代； B为青铜时代； C为铜器时代； E为新石器时代； M为中石器时代；

为旧石器时代。 由上看来，美洲的铜器及青铜器时代，较其他任何古文化区为晚。若新石器时代则介乎其他各区之间。 （二）韦士勒（Clark Wissler）氏列举北美游猎文化区，北美玉米文化区，墨西哥与秘鲁中央区，南美薯类文化区，南美游猎文化区，列成一文化阶段比较表，断言惟公元开始以后的一五〇〇年有可靠的事实为证；若公元前的年代则出于推测。由下面的比较表看来，南北美洲游猎区的文化时间都较短；南北美洲农业区的文化时间都较长；若墨西哥、秘鲁中央区的文化时间，则最长，其可推测的新文化时代，亦即新石器时代，大概离公元前六千年已不远了。兹录比较表如下： A. D.1500B. C.0600012000 南美游猎区南美薯类区墨西哥秘鲁中央区北美玉米区北美游猎区 有弹石有毒箭有箭炮有吊床有青铜器有城市生活有巨石建筑有软金属古文化时代（有农业陶器及磨制石器）游猎时代（能喂狗制弓造舟结网）文化输入时代（有标枪长矛鱼叉及粗糙石器）旧大陆素鲁马达文化期（Solutrean-magdolenian）有铜器有坟墓有锄有金盔有雪鞋有狗车有穴居 （三）斯宾东（Dr. H. J. Spinden）氏则把整个美洲自北极至南极的古文化分为十一区，依次排列；更把各区农业开始的时代，及各区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以弧线划出；使人一望即知各区文化发展之先后。斯宾东氏的图表，韦士勒氏认为很有价值，录入自己所著《人类与文化》（Man and Culture）一书中。克娄伯氏亦认为很有价值，也录入自己所著《人类学》（Anthropology）一书中。现在我也录在下面，以供参考。 有图，未录第198页。 由前面韦士勒氏的比较表，可知自墨西哥至秘鲁一带所谓中央区，文化发展较早。由这里斯宾东氏的比较表。可知自墨西哥至南美可伦比亚一带，几乎在公元前四千年的时候，就有农业的发明。然则中美文化之发展，何以较美洲其他各地为早呢？克娄伯氏认为自然环境之复杂是一直接原因。氏的解释，大意如下：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中美高耸地方及其附近，文化便已开始。至于文化为何首先在这里开始发展，颇不易言。大概中美自然环境的复杂，与文化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中美方面，山地与海岸，温境与热境，潮区与燥区，森林与旷野，相隔都只有几点钟的路程。每一特殊环境内的居民，必须为适应环境而从事特殊工作。然而彼此相去又不很远，则互相往来、互相买卖、互相学习的机会必定很多。因此一种习惯与另一种习惯相接触，遂产生新习惯；一种发明与另一种发明相接触，遂产生新发明。由互相歧异到互相竞争，由互相竞争到互相适应，由互相适应到互相调和，发明创造常有增加。于是文化的演进较其他各地为迅速：初有玉米的种植，随着便是陶器的发明，更后乃有纺织的继起。凡此等等，首先出现于墨西哥、中美一带，稍后便传到附近各地，终乃普及于南北美洲。 中美文化之特征韦士勒氏的比较表，把自墨西哥至秘鲁一带列为中央区。斯宾东氏的比较表，把于加丹、墨西哥及南美可伦比亚一带，列为中央区。我们现在把这两张比较表结合起来看，则得自墨西哥经过现在的中美洲，达南美秘鲁的一长条地带。这一长条曲折地带，就是文化史上所要讲的中美文化区。文化史上的中美文化区，并不限于现在的中美洲。其地实包括墨西哥的一部分，中美全境及南美可伦比亚、厄瓜多尔与秘鲁等。这一区的文化，韦士勒氏举出了好几个特征。第一特征，曰：农耕生产以玉米为主，小规模的工业，正与之相伴随；第二特征，曰：财产为组众所公有，非个人所能据以为私。此外还有好几个特征，但这两者较为重要，且录其大意于次： 世界文化，凡可分为三系：曰寒带文化，曰热带文化，曰中带文化。中带包括南欧、埃及、美索布达米亚、中国、中美等地；其食粮基础有三：一曰麦子，二曰米，三曰玉米。南欧及西亚等文化的食粮基础是麦子；中国及东亚等文化的食粮基础是米；而中美文化的食粮基础则为玉米。生产玉米的方法与生产麦子的方法，截然不同：麦子的生产，可以用机器，可以用牛力；而玉米的生产则只须个人的照料，且收获方法亦极简单。在玉米区，人类的天才，多半只朝着手工生产方面发展。因此中美的古文化，不独有其特殊的发展途径，且固着于此途径而不移。精巧的纺织技术，特别发达，大概与此有关。近代纺织专家，走进博物院里，看见古代中美传下的纺织遗物，没有不佩服的。黄金细工、玉石细工等之精巧，亦复类此。 中美古文化之另一特征为没有私产制度。所有种玉米的土地，当然都是财产，然而是属于群体的。这种公有财产制度，通行于一切美洲原有民族之中。美洲各民族之中，虽也有交换物品之事，然资本、货币、利息等则一概不知。 小规模的生产方法，与财产公有制度，韦士勒氏认为是中美文化的特征；且以玉米生产为决定中美文化的特殊途径者。其实中美旧文化中之小规模的生产方法，与财产公有制度，与其谓为一系文化的特征，不如说是一个阶段的情状，较为正确。生产的小规模与财产的公有制，是半开化阶段的必然现象。中美新石器时代虽然发达很早；然金属器物之发达，则较任何古文化区为迟。所以其他古文化区早已进入金属器物时代，进入文明阶段之时，而中美文化区尚停滞于新石器时代，尚停滞于半开化阶段。时代一入文明阶段，农耕总是突飞猛进，城市工商也随着兴起，财产制度则更很快的由公有转化为私有。时代停在半开化阶段，则一切与此相反：农耕进步很慢，城市工商没有萌芽，财产公有制度当然原封不动。因此之故，韦士勒氏所举两个特征，只是中美文化在某一阶段之特征，而不是中美文化走某一路线之特征。 城市文明的兴起新石器时代末期，金属器物如果渐渐流行，则人类社会便随着由半开化阶段进入文明阶段。一入文明阶段，城市与乡村便分化起来，农业与工业也分化起来，工业与商业也分化起来，社会的阶级也分化起来。这种变革，柴尔德（V. G. Childe）氏称之为史前第二次革命；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各古文化区，约于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开始。然在中美，则直到公元开始的前后，才有这种变革。这种变革一经发生，于是中美方面渐有城市生活，有建筑雕刻，有文字纪录，有历数知识等等。（一）城市以墨西哥与秘鲁的为最大：这两处的首都，各可容纳五万至十万人。马雅人的城市，比较小一点。至于可伦比亚齐布察人（Chibcha）的大城，可以容纳十万至二十万人。马雅人的城市分布在今日墨西哥南部于加丹一带，及瓜地马拉、宏都拉斯等国境内。于加丹在考古学上有美洲的埃及之称，城市尤多。中美的城市多为马雅人（Mayas）所创建，托尔特人（Toltecs）自哥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流域迁入墨西哥南部以后，亦学会马雅人的城市生活。亚兹特人（Aztecs）更为后起，他们大概是由加利福尼亚迁入墨西哥的；他们迁入之后不久，把当地已有的文化，一一吸收；更继续其城市生活，最后且联合若干城市，组成同盟。马雅人所建诸城市，莫勒伊（S. G. Morley）氏曾就所考见的列举如下： 在于加丹（Yucatan）的有： 马利达城（Merida）， 买亚班城（Mayapan）， 意札马城（Izamal）， 齐意察城（Chichen Itza）， 乌哈马城（Uxmal）， 卡巴哈城（Kabah）， 拉布纳城（Labna）， 巴哈拉城（Bakhalal）。 在干伯彻（Campeche）的有： 察堪布东城（Chakanputun）。 在加拔斯（Chiapas）的有： 巴龙桂城（Palenque）， 雅吉兰城（Yaxchilan）， 岑达勒城（Tzendales）。 在瓜地马拉（Guatemala）的有： 狄卡尔城（Tikal）， 纳然约城（Naranjo）， 比内惹城（Piedras Negras）， 岁巴尔城（Seibal）， 坤山多城（Quen Santo）， 奎利瓜城（Quirigua）。 在宏都拉斯（Honduras）的有： 可班城（Copan）。 （二）马雅人的建筑以及建筑物上的雕刻图画等，很能表示这个历史上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成就。马雅人所处的地方，在于加丹半岛上的，不过七万方哩；凡旅行其地者，随处可以发见城市废墟，建筑遗址。他们的建筑物，多与政治、军事、宗教以及普通生活相关；有宮殿或官舍、有堡垒、有庙宇、有普通住宅。每一座建筑物，可分为好几部门：有基层建筑、有上层建筑、有走廊建筑、有拱门建筑等。基层建筑，即预备建筑房屋于其上的平台。就其凸起于地平面上的形式而言，概为一金字塔式：上窄下宽，惟没有尖顶，其式如█。就其平铺于地平面上的形式而言，或为正方形，或为长方形，或为丁字形，或为曲尺形，或为正方而带圆角形。其四周斜面，或为层累，或为滑面。其上台之走道，则概为梯级。梯级两旁，常雕有巨蛇，张口伸舌至地平面，其身则婉蜒上达于台面。贺尔恩（W. H. Holmes）氏云： 除密士失必河流域善建坟墓的民族外，没有一种民族在建筑基础方面，有马雅人这么多花样的。他们所建的基础或平台，概为全字塔式；其大小，其形状，其地位，变化极多，无一不具有特殊风格。基层建筑所占面积之大。在于加丹所见的，宽与长均有超过五〇〇呎者；至于高度，最高的有达一〇〇呎者。 上层建筑，即建筑物的本身，概在这类基础或平台上面。其种类或为庙宇，或为宮殿，或为祭坛，或为偶像，或为普通房屋。贺尔恩氏曾列举马雅人的上层建筑六种：一为仅包括一间房的正方形建筑；二为联续十二间或十四间房的长方形建筑；三为圆形建筑，见于齐意察城；四为斜檐长方形建筑，亦见于齐意察城；五为斜檐庙宇，见于巴龙桂城；六为四层方塔，亦见于巴龙桂城。凡此等等建筑，概为平顶。走廊建筑，或用圆柱，或用方柱。用方柱的走廊，在巴龙桂城，特别发达；方柱的形式，虽间有装饰或立体雕刻，然大体是极简单的。至于圆柱走廊就大不同了：圆柱的整体或某一部分，常有极复杂的雕刻，雕刻图案多为动物；而具有羽毛的蛇形，尤为常用的图案。在齐意察城最著名的建筑中，走廊圆柱满布蛇形图案。而哥作麦（Cozumel）岛上的一座小庙中的圆柱，则雕有人形，或像人的猿形，其雕刻完全为立体。至于拱门式样，凡有种种：或为尖劈形，其形如█；或为斜弧形，其形如█；或为三叠形，其形如█。惟拱门之宽，少有超过十二呎者。 （三）马雅人的文字，发明最早；于加丹所发见的遗物上，往往刻有铭文，其中尚有可读的；尤其年代，正确可靠。马雅人中的遗物上所刻年代，其最早者有公元前二〇〇年左右的。亚兹特人（Aztecs）常用“隐名图”或“代名图”的方法，以表意思，即用实物的图以表所要用的字是也。不过这个方法的应用，必须实物的名与所要用的字一致；否则见着实物的图，并不能悟出任何字意来。且亚兹特人用这方法，也只专表特别人名，如纳税人名表之类是也。马雅人的文字较为进步。他们的字已成真正表意的符号，离实物的图画很远了。他们的字，也含有表音的元素，不过不关重要而已；因此马雅人的字正停滞于表意略兼表音的混合阶段。可伦比亚齐布察人（Chibchas）的文字也与此相似，不过更为落后而已。比较说来，美洲人的文字，实以墨西哥南部马雅人的文字最进步。与此相联的，还有书的制作，这仅在南部墨西哥有发见，多半为宗教书或历数书；文字写在长条纸上或鹿皮上。这样的书，数量当然不多，也只有某些祭司或官吏能够懂得。 （四）马雅人的历法，几乎全是祭司创造出来的。祭司为人主持祭祀，必须排定日程；积时既久，这种日程的排定，便引导至于历法的发明。美洲全境，北至北极，南至南端，广泛流行一种所谓萨门术（Shamanism），极与中国的巫术相似；其主持的人曰萨门（Shaman），俨然若中国的巫医。萨门的本领，据说能通神，能消灾，能却病，能翻云覆雨，能取悦神灵。因此他们竟成了一般人民所极信赖的人物，久而又久，便成祭司阶级。祭司所管，完全为神事与天事；父死子继，累世不改，其业便精；于是能认识天象，发明历法。马雅人的历法每月包括二十天；一年凡有十八个整月，外加五天，得三六五天。但一年的三六五天之外，尚有四分之一日的余数；马雅人并未忽视这一点，所以每过一〇四年，便增二十五日以为纠正。韦士勒氏谓马雅人的年代纪载，约始于公元前二〇〇年左右。克娄伯氏谓马雅人以四〇〇年为一周；周之起算，当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大约经过七周，始有年代的纪载。自公元前三〇〇〇年起，经过七周，恰恰经过了二八〇〇年，正当公元前二〇〇年左右，与韦士勒氏所谓年代纪载的开始之年正相符合。 美洲文化的源流现在我们对于美洲文化的源流，可借韦士勒氏的意见作一结论。韦士勒氏以为美洲人种出于亚洲，是无问题的。至于美洲与亚洲的文化，也没有绝对不能相通之理。惟就文化的食粮基础言，则美洲文化断然有其独立的发展。氏的立言，非常谨慎；然反复讨论之后，仍不能不承认美亚文化为同出一源。惟以后来气候变化，交通断绝，亚洲文化虽有高度发展，而美洲文化则落在后边。氏的大意，可分述于次： 一、就新大陆的人种言，大家已达到了一点，即承认新大陆的人种，系由亚洲移入是也。惟两者确切的关系，真相如何，仍有很多待研究的地方。 二、至于美洲的文化，是不是也由亚洲移入？移入的有些什么？关于这等问题，虽极不留心的读者也将觉得；两方的文化，相同的地方确实很多。正由于这一点，便生出许多悬想：以为新大陆的高级文化是由旧大陆移入的，尤其是由中国或太平洋中的岛屿上移入的。这些悬想，既是悬想，本可存而不论；不过有好多事实，并未得到充分说明，不能一律存而不论。狄克孙（R. B. Dlxon）氏于此，曾作仔细的研究，最后概括云：新大陆与太平洋岛屿间，有许多文化特征是共同的，如箭炮、板划、吊床以及带面具的舞蹈等是也。这颇显出太平洋的文化有传到新大陆的趋势。不过这许多文化特征，是很零碎的，且有很多例外。但在另一方面，要认定这类文化特征，确曾由太平洋传到新大陆，也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以。 三、最普通的说法，总以为旧大陆文化的根本特征，可用谷、牛、犁、车等字表示。在新大陆方面，与此相类的。究竟有些什么呢？所以从文化之食粮基础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新大陆的文化发展是与旧大陆古文化中心不相干的。 四、若着眼于民族起源一方面而言，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古代中国与于加丹两大文化之产生，实有一种更较为原始的动力。在新大陆方面，马雅人的文化之根本，见于更较原始的民族中；在亚洲方面，亦有许多证据，证明中国文化亦出于黄河流域更较原始的蒙古人种之创造。因此我们倘不再度回到人类突创学说，便只好把中国与于加丹两方的文化成就，视为蒙古人种对于人类的特殊贡献。 五、所以就远源讲，美洲文化与亚洲文化实同出一源。美洲文化，以墨西哥为中心；墨西哥的文化出于美洲别处更为原始的民族。亚洲文化以中国为中心；据最近研究所示，中国古文化出于亚洲别处更为原始的民族。两方较为原始的文化远源虽相同，而在这相同的远源上继起的中国文化与墨西哥文化则不一样：前者早已走到高级文化的地位，后者则没有赶上。这种进步与落后的差异，初由于两方联系为气候的变迁所隔断；继由于两者之间有原始渔猎民族为障碍。于是亚洲文化前进了，美洲文化尚落在后边。 本章参考书 一 J. G. Andersson：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三三〇到三三七页。 二 J. G. Andersson：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5，6.31各章（Bulletin No.15，Ostasiatiska Samlingarna）。 三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页三三七到三四七。 四《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页五七九到五九六。 五董作宾：《殷历谱》卷一。 六郭沫若：《青铜时代》，页七八到一〇三。 七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征伐类》。 八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 九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 十 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æ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24—25第二节。 十一 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æ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34—35第七节。 十二 Zénaïde A. Ragozin：Vedic India第八章。 十三 T. W. Rhys Davids：Buddhist India第一至第六章。 十四 V. A. Smith：Early History of India第一、第二章。 十五 V. A. Smith：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Book I． 十六 E. J. Rapson：Ancient India第一至第五章。 十七 V. G. Childe：Man Makes Himself第七章。 十八 V. G.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第五、第六章。 十九 Arrian：The Indica（F. R.. B. Godolphin编The Greek Historians第二卷）。 二十 H. Schneider：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第二卷页六八一到六九九。 二十一 A. B. Keith：Rising Religions of the Farther East（J. A. Hammerton编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第二卷）。 二十二 J. S. Clave：Library of Universal History第二卷第八章。 二十三《大唐西域记》卷第二。 二十四武田丰四郎：《印度古代文化》（商务印书馆）第五章。 二十五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三章。 二十六《四十二章经》。 二十七 G. F. Moore：History of Religions第十一及十二章。 二十八 Clark Wissler：The American Indian第十五及第十六章。 二十九 Clark Wissler：The Relations of Nature to Man in Aboriginal America第五章。 三十 Clark Wissler：Man and Culture第十章。 三十一 A. H. Keane：Man Past and Present第十一章。 三十二 Oscar Peschel：The Races of Man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页三八九到四五〇。 三十三 A. L. Kroeber：Anthropology第十三章。 三十四 W. H. Holmes：Archtecture of the Ancient Maya（A. L. Kroeber与T. T. Waterman合编Source Book in Ancient Anthropology）。 三十五西村真次：《世界文化史》第七及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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