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 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 奇文共赏之!

大银猫

“礼仪之邦”和“讲文明、懂礼貌”关系不大。
　　 传统孝道和孝顺父母关系不大。
　　 我们背上从来就没背过什么“封建传统的大包袱”。
　　 等等等等……
　　 你觉得这很荒谬吗？但这却是真的。
　　把历史的脉络梳理清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会发现，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都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不妨顺藤摸瓜找找源头，读历史很有些做侦探的乐趣。
　　
　　目录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
　　“礼仪之邦”其实是别的意思
　　河南人惹谁了？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中国人也篡改过教科书
　　封建社会是个好社会
　　拉大旗，做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
　　圣水、清水和脏水
　　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
　　别把政府失职说成自然灾害
　　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妖
　　孟大侠天下无敌
　　孟子要搞和平演变
　　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自由主义在齐国
　　咏春拳诀
　　孟子的生活作风问题·说实话骗人才是真功夫
　　胸有成竹说错话
　　人人成佛，人人成圣
　　草民们的瞎激动
　　书生好谈兵
　　卖国、亡国全有理
　　亲娘、后娘、别人的娘，有奶就是娘
　　有奶就是娘，有枪也是娘，有奶有枪更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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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邦”其实是别的意思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一书，从这一节开宗明义，先把“利”字一棒打杀，再捧出“仁义”二字，真有当头棒喝的味道。
　　 “孟子见梁惠王”，单单“梁惠王”这三个字就已经有些嚼头了，要知道，搞明白“梁惠王”这三个字后面的故事，就能明白些圣人们痛心疾首的所谓“礼崩乐坏”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梁惠王是魏国的诸侯王，因为魏国的国都叫做大梁，所以这里以“梁”指“魏”，这就好比我们现在会说“华盛顿的意见是……”用法是一样的。
　　 在此之前的春秋时代，是没有魏国这个诸侯国的。当年统治魏国这片地盘的是强大的中原诸侯晋国，它主要的领地就是现在的山西，所以，现在的山西省还被我们简称为晋。在春秋末年，晋国发生了一件世界级的大事：成功应付过一次次外敌威胁的晋国居然被自己人从内部给搞垮了，韩、赵、魏三家权贵瓜分了自己的祖国晋国，从此，这个曾经威名赫赫的中原强国便不复存在，而在兼并战争中诸侯国越来越少的周朝土地上却多出了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这段历史，称作“三家分晋”，后来的司马光就是以这件大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头的，更加重要的是，还以这件事情来作为历史断代上的标志——“三家分晋”以前算作春秋时期，以后算作战国时期。
　　 晋国本是超级大国，就算被瓜分成三份了，这三份各自也都不弱，其中最强的当属魏国。而后，就如同人一发财通常都会牛一鼻子，暴发户魏国很快有人开始要称王称霸了。
　　 说到这里，先得澄清一个概念：春秋战国时候的“称王称霸”和我们现代汉语里的“称王称霸”意思不大一样。现在我们用这个词通常都是虚指，可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候，这个“王”和“霸”却都是实指，“王”指的是中央政府的头子，普天之下属他最大，每一任的周天子就是这个“王”，比如知名度比较高的周武王、周平王等等，天下诸侯都得听周天子的号令；而“霸”这个概念本来却是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打个比方来说，周天子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是摆在明面上的，是“白道”，而“霸”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却很像是“黑道”，所谓霸主就有点相当于若干个诸侯联盟推举出来的大哥大，或者说是武林盟主，我们熟悉的“春秋五霸”便都是这一号家伙。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要想混得好点，就得黑白两道都能吃得开才行。但是，如果做不到这点，非得得罪一头的话，忠告就是：宁得罪白道，千万别开罪黑道。
　　 话说回来，如果“王”只能是指周天子的话，那么各个诸侯国的头子们都怎么称呼呢？答案有五个：公、侯、伯、子、男，这就是从高到低的五种爵位，比如，“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霸主只是他在江湖上的身份，他在官方的身份就是“公”，是五等诸侯中最高的等级，而南方的楚国爵位就比较低，是子爵，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当时的史书里有说到“楚子”这个词的时候，千万别认为那是在说“楚国的小子”。
　　 好，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孟子》一开篇就说孟子去见梁惠王，可是，这位梁惠王不过只是魏国的国君而已呀，充其量也就只能被叫做“梁惠公”或者“梁惠伯”什么的，怎么却叫做“梁惠王”呢？这个“王”字是从何论起的呢？
　　 如果你有机会当面去问孟子这个问题，孟子说不定会被感动得老泪纵横，当即免费收你作研究生，还有大把奖学金给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表明了你是一位心地纯良的懂礼的好苗子，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里可真是凤毛麟角了啊。孟子在后文里会说到人生的三大乐趣，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无疑，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你应该正是孟子心目中的英才。
　　 说到这里，旧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一个心地纯良的懂礼的人？讲文明、懂礼貌，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些不都是小孩子就知道的吗，有什么了不起吗？
　　 这就又要澄清一个概念了，一个在现代社会被很多人误解很深的概念——礼仪之邦。常听到媒体上尤其在对外国友人表态的时候会说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便是礼仪之邦”之类的，或者有人在抨击一些没有公德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也常会痛心疾首地感慨着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如今怎么也会发生这种那种不讲文明礼貌的事情出来，然后“唉”的一声。其实呢，大家都错了，“礼仪之邦”本是周朝初年那样的礼制社会，“礼”不是礼貌而是政治，是孔孟这些儒家圣人们无限缅怀又无限憧憬的一种政治制度，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讲文明、懂礼貌没什么关系的。
　　 礼制的内容很多，“五经”当中专门有部《礼经》，又有所谓“周礼三千”的说法，要找个简明的表述呢，我觉得宋代的理学大师周敦颐在《通书》里的一句话很值得拿来看看：“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所以，这个“礼”主要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如果用比较近的情况来理解的话，可以说，礼制大约相当于我们现代所谓的“官本位”，一个社会里的人被划分成了很多阶层，而针对每个阶层都有特定的一些要求，包括了衣食住行、公私事务等等，每个人都被要求安于自己所在的阶层，不能乱。比如，局级干部被规定出门可以乘坐桑塔纳，车前面有四辆摩托开道，住房面积不能超过一百平米，等等；部级干部出门用车是奥迪，车前面有八辆摩托开道，住房面积不能超过二百平米，等等……所以呢，如果你是个局级干部，住的是一百平米的房子，出门坐的是桑塔纳，前面有四辆摩托开道，那你就是一个“守礼”的人，可你要是住房面积达到一百五十平米了，或者你居然出门坐的车是豪华奔驰，还有五十辆摩托开道，那我们就可以批评你“不守礼”或者“不懂礼”了。
　　 继续顺着周敦颐的“礼”和“理”来看，其中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本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名份很重要，人要做自己的名份上、等级上该做的事。后代的儒家大师们对这些东西简直讲究到了苛刻的地步，就说梁惠王的这个“王”吧，朱熹就很是看不顺眼。朱熹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意见大了，说你司马光记载战国诸侯的时候怎么能不按照他们实际的爵位来称呼呢，噢，人家僭越称王，你记录的时候就也说某某王，也不给读者解释清楚了，这还讲不讲名份了，还讲不讲“礼”（理）了，好小子，反了你了不成！结果，朱熹身体力行，把《资治通鉴》按照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重新编排了一回。《资治通鉴》里好像没有提过梁惠王的事情，不然的话，按照魏国被周天子分封的实际爵位，应该是写作侯爵的。我们现在看朱熹的《四书集注》，他就在注释里提醒读者：大家注意了啊，这个梁惠王是僭越称王的！
　　 当然，这只是择其大略来说，礼的内容是在繁琐极了，还有什么葬礼用什么规模，衣服上绣什么图案，室内装修的标准，听什么音乐，看什么舞蹈，等等等等，但就是和讲文明、懂礼貌关系不大。
　　 儒家圣人们认为，要想让国家安定团结，先王们赖以治国的礼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所有人都各安其位、安分守己，这有多好啊！是呀，如果我是这社会中的一位高等贵族，我一定会举双手支持这样一个礼仪之邦的。
　　 但是，在孟子的时代里，社会早就乱掉了，这情况有些像官本位的社会受到了市场经济冲击时的样子，原本在等级体系最下端的人也有机会暴发一笔横财，然后牛气冲冲地买下一栋一万平米带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早餐是由二百多位厨师按国宴标准做的，出门开一辆阿斯顿·马丁，名片上印着CEO之类的头衔，头衔后面还带个括号，注明：相当于副总理级。这样的情况才正是古人所谓的“礼崩乐坏”，而不是公共汽车上没人给孕妇让座之类的什么。
　　 面对着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作为中央一把手的周天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要重振雄风发号施令吧，可在那些那些大国诸侯看来，你把自己当棵葱，可没人拿你炝锅呀。什么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大国诸侯们早不希罕了，现在，他们之中也有人想要在自己的名片上做做手脚了——我们的圈子终于兜回来了，梁惠王称王了，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写着：魏王，括号里是“相当于总理级”。梁惠王得意洋洋：哈哈，老子现在也是王了，和你周天子平起平坐了！
　　 其实，最早称王的倒还不是梁惠王，而是前面提到的“楚子”，“春秋五霸”里不是有个楚庄王吗，就是“王”。楚国人早对自己的子爵低人一等而忿忿不平了，再加上当时的楚国地处南方，相对于中原诸侯来讲文明程度比较低，不太招中原诸侯的待见，这一气上加气，反正天高天子远（这时候还没有皇帝呢），就干脆称王了。但是，当时的楚国在中原诸侯的印象中毕竟算是荒蛮之地，隔阂是比较大的，而且严格来说，楚国算是外国（这点以后再讲），所以，真正在各国之间有影响力的称王行动还得要算是梁惠王这次。那么，“梁惠王”这三个字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时候，社会已经乱了，用文言的说法，就是“礼崩乐坏”了。
　　 从称王一事看得出来，梁惠王虽然从坏了说是骄傲自大，可从好了说也算是雄心勃勃，他为了国家的发展，把首都从原先的安邑迁到了更具发展潜力的大梁，所以《孟子》这部书里才称他作梁惠王，他要是不迁都的话，说不定就该被叫成安惠王了。顺便一提，这个大梁就是现在很著名的古都开封。河南人可以自豪地说：“《孟子》一开篇，说的就是我们河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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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惹谁了？
　　
　　 梁惠王虽然雄心勃勃，却可能有点儿志大才疏，或者运气太坏，在他和孟子这次见面之前，他所统治的魏国已经在别的几个诸侯国的军事争端里栽过好几个大跟头了，国力被削弱了不少，一代强国眼看着在一步步走下坡路。梁惠王的心里火烧火燎的：靠！我们河南人惹谁了？你们凭什么把我们欺负成这样啊！
　　 我们还得稍微扯远一点，把河南人梁惠王这些年被外地人欺负的不幸遭遇交代一下。
　　 这就要从人才流动说起。在大一统的时代里，人才往往显得不是那么重要，至少看上去没有奴才重要，但在分裂时代可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很难想像百家争鸣的现象会出现在某个大一统的时代。现在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才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四处流窜，风云际会了则成就一番辉煌事业，不对劲了呢，也无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拍屁股走人，找下一家老板投简历去。所以，要是有了好地方，天下各地的人才和蠢材都会蜂拥着往里挤，这情形就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闯深圳。魏国本是个强国，自然也是个吸引人才的地方，然而，正如俗话说的“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魏国吸引进来的人才里虽然有些好货色，可失去的两个人才却都是全天下最拔尖的，梁惠王坏就坏在这两位身上了。
　　 第一位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兵法大师孙膑。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就不细说了，孙庞斗智的故事早就妇孺皆知，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围魏救赵”的成语，“围魏救赵”里面被围的这个“魏”，就是魏国的首都大梁，当然，战斗不是在大梁而是在通往大梁的途中发生的，这一回，魏国可伤得不轻。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魏国被人家齐国“围魏救赵”的同时，楚国也从南边打过来了，趁乱夺了一些地盘。我们先不要在这个时候就急着对梁惠王表示同情，因为他的狗屎运才刚刚开始。若干年后，又发生了著名的马陵道之战，庞涓再一次着了孙膑的道儿，魏军中伏惨败，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世上可能再没有哪一句名言能像“祸不单行”这般放之四海而皆准了，马陵道惨败的第二年，魏国再被秦国打得元气大伤，而秦国的主将，正是曾经投奔魏国却没受过魏国待见的战国时代第一号军政人才——商鞅。
　　 这样看来，作为领导，真是需要过硬的心理素质，我们来体会一下梁惠王每次想到孙膑和商鞅时的心情，就如同一家出版商，曾经有个无名小辈带了本书稿过来，出版商没看上，过了些时候，书稿被别人出版了，书名叫《指环王》；又过些天，又有个无名小辈来投稿，这出版商又没看上，过了些时候，书稿被别人出版了，书名叫《哈利·波特》。“唉，”梁惠王哀叹着，“曾经有两位顶尖的人才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去珍惜他们，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两位人才说‘我需要你们’，如果非要在这份需要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说到底，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把肠子悔青了也无济于事，还是放眼未来吧。《史记》里说：“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看来梁惠王是痛定思痛了，“卑礼厚币”意味着：天下的人才都来我们魏国吧，我会给你们落实首都户口，分配住房，开高薪，让你们享受国宝级待遇！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忧愁的梁惠王终于又迎来一位人才，一位大名鼎鼎的山东好汉。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所谓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山东最能出好汉。秦琼秦二哥，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人送外号“赛专诸”、“小孟尝”，在《隋唐演义》的英雄榜里标名挂号位列十三，呵呵，他是山东人；景阳岗打虎，阳谷县怒杀西门庆，快活林醉打蒋门神的武松，呵呵，他也是山东人；郓城县宋押司，人送外号“及时雨”、“黑三郎”，坐水泊梁山第一把金交椅，惹得天下英雄豪杰争相投效，呵呵，他也是山东人。可是，上面这几位山东人加在一起，也没有梁惠王这次接待的这位山东好汉名号响亮。
　　 话说这位好汉，山东邹地人氏，乃鲁国名门孟孙氏之后，姓孟，单名一个轲字，人送外号“邹国亚圣公”，配享孔子——当然这都是以后的事了，他活着的时候是没赶上。大家别以为儒者都是文文弱弱、弱不禁风的书生样儿，那都是后来的事，早先并不是这样，比如，和孟子同为山东好汉的儒家祖师爷孔子就是位高大威猛很有阳刚之气的粗壮大汉——大家别受历朝历代孔子像的骗，孔子的体格是史书里有切实记载的。嘿，瞧瞧人家，论学问是一代宗师、高山仰止，论身板是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要肌肉有肌肉，而且还多才多艺，当真是风靡万千少女，舍孔子其谁？大家想像一下，把钱钟书的脑袋安在施瓦辛格身上，那差不多就是孔子了。
　　 话扯远了，回过头来再说孟轲，大家读完《孟子》就会知道了，这位老夫子还是很有些任侠之气的，不愧山东好汉的称号。但是，再拽的牛人也抵不住岁月，如今，面见梁惠王的孟子已经老了，梁惠王都管他叫“叟”了。
　　 错失两位国宝级人才，又交了一辈子狗屎运的梁惠王会不会吸取以往的教训，重视孟子这位大儒呢？
　　 我们看到忧心国运的梁惠王才一见到孟子，就迫不及待地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孟啊，你大老远地来我们魏国，有什么有利于我国的高招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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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开篇的时候难免要对背景多交代一些，这句“不远千里而来”还是值得解释一下的。前面说过，分裂时代，或者说多个政权林立的时代，也自有其好处，最明显之处便是，言论自由还是很有保障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参照一下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当中的一段：
　　 古罗马的暴君也自有他们的优势。我们先来想一想现代的暴君：他在国内也许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但面对国际的舆论，他却不得不有所收敛；他所要加害的人，可以在逃出国境之后很容易地找到安身之处，他甚至还可以凭自己的能力积聚一笔财富，获得发泄不满的自由，或许还能找到机会进行报复。但罗马帝国却称得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对派还能逃到哪里呢？“不论你到了哪里，”西塞罗曾对一个被流放的朋友说，“记住，你一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
　　 呵呵，点到为止。我们试想一下，虽然后世把儒家推向了政治思想的最高处，把孟子尊为亚圣，但是，如果孟子真的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王国里，可能早就被迫害死了——我说这话可是有根有据的，后文再来交代。
　　 孟子的人生很像他的祖师爷孔子，一样地广教弟子，一样地周游列国，向各个诸侯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就连屡屡碰壁、积了一鼻子的灰都和孔子像得一模一样的。但好在当时社会里的所谓“碰壁”并不就意味着断头台和监狱，通常，孟子都会受到很好的招待，好吃好住，还有钱给他花，他对国君提的意见哪怕再尖刻也不会给自己招来任何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至多人家国君“顾左右而言他”也就是了。如果意见始终不被采纳，那就拍屁股走人，再到另外一个诸侯国去碰碰运气，虽然各个诸侯国之间征战连绵，互相敌对，但只有在极特别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诸侯国国君派人限制知识分子行动自由的情况——比如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的那个非常著名的事例。这真是个知识分子和投机家的黄金时代呀！
　　 孟子带着一班弟子，怀着满腔的热忱，在车轮滚滚之中流窜于国际社会，以超人的耐心向一位位国君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力图改变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孟子交上的狗屎运一点儿也不比梁惠王逊色，他虽然总能受到礼遇，受到尊重，可理想和主张却总是无法实现。坚忍不拔的孟子屡战屡败，然后又屡败屡战，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里，挨个诸侯国地上门去推销他那套理想的政治主张，其中难度可比现代社会里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劣质化妆品要大得太多了。和后辈同乡秦叔宝比起来，孟子在这些年的推销生涯里虽然没能够“锏打山东六府”，却当真做到了“马踏黄河两岸”。最后，孟子这位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终于放弃了，退而和若干弟子一起整理文献、著书立说，这才有了这部《孟子》。书中记录了孟子多年来漫长的旅程，走过了多少了名胜古迹啊——孟子时代太早，那时候的名胜古迹并不太多，不过他走过的很多地方后来却都成为别人眼中的名胜古迹了，比如这里提到的古都开封——有弟子对孟子说：“老师呀，您这位当代大儒都走了这么多名胜古迹了，这真是一次全面的文化之旅啊！您的理想无法实现，旅途当中便充满了苦涩之感，使旅程变得更有味道，所以呢，学生建议，您这部书干脆就叫做《文化苦旅》好了。”
　　 孟子摇了摇头，说道：“做人要厚道。这么酷的书名，虽然很贴切，可还是留给后人来用吧，我这书呢，咱就起个俗书名算了，就叫《孟子》吧，虽然不太吸引读者，不过，反正又不指望它卖钱。”
　　 另一位弟子点头赞许：“对呀，老师说得对，咱们这个时代的书不是拿到市场去卖钱的，这我方才倒忘记了，方才我还想着从您的籍贯考虑来给书名想点子，叫《山东宝贝》呢。”
　　 就这样，这本险些叫做《文化苦旅》或者《山东宝贝》的书记录了孟子一辈子艰苦卓绝的推销生涯。你有没有过拒绝别人推销的经历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有过吧。唉，孟老夫子呀，被人家拒绝了一辈子，直到尸骨全烂了，生前那点存货才卖出去，并且卖了个大价钱——这是不是很像梵·高？
　　 话说回来，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正是说明了他那点存货在别处没卖出去，又大老远地跑到河南碰运气找冤大头来了。孟子那样光辉的思想为什么生前总是碰壁呢？为什么他老人家就不能像孙膑和商鞅那样发迹一回呢？慢慢往下看。
　　
　　 梁惠王迫不及待地问：“老孟啊，你大老远地来我们魏国，有什么有利于我国的高招儿没有？”
　　 孟老夫子讲了一辈子仁义，反对了一辈子利，此刻和梁惠王才一见面，就听见生平最讨厌的这个“利”字，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来了段长篇大论：“大王啊，拜托，您别讲这个‘利’字好不好！讲点仁义不是比什么都强嘛！您惦记着您的魏国的利，您底下的那些大夫们也惦记着他们家里的利，士人和庶人也惦记自己那点儿切身之利，一个国家要是上上下下都这样追逐私利，那这个国家可大大的危险了啊！在万乘之国里弑君作乱的都是那些千乘级的豪门贵族，在千乘之国里弑君作乱的都是那些百乘级的豪门贵族，您想想，这些豪门贵族的家业足有全国的十分之一那么多，实在是很不少了呀，可他们还是不满足，还是要犯上作乱，您想想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他们都把‘利’字放在‘义’字的前头，典型的见利忘义啊。您再想想，您听说过有哪位仁者会不顾自己的父母吗？您听说过有哪位义人会怠慢自己的君主吗？嘿嘿，没有吧！所以啊，您只要多念叨点儿仁义就什么都有了，谈利做什么呢？”
　　 大家要注意，这一段是《孟子》全书的开篇第一节，意义重大，讲的是义利之辨，具有开宗明义之功。孟老夫子山东好汉式的个人风格在这里也表露无遗，梁惠王的第一句话就被孟子拿一套长篇大论给撅回去了，真不知道梁惠王当时是什么表情。
　　 但是，请大家再仔细一点儿，看看孟子这段义正词严的开场白有什么问题没有？提示：老孟在使坏，在耍花枪。
　　
　　 谁要是看第一遍就能发现问题，智商肯定在五百以上。
　　 有谁发现了没有，孟子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梁惠王问的“利”和孟子回答的“利”虽然都是同一个“利”字，实质却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体会梁惠王的语境，他关心的“利”是如何富国强兵之类的事情，如何摆脱狗屎运，如何使魏国走出低谷，如何走向繁荣富强，如何让GDP的增长达到一个理想点，这才是梁惠王所关心的“利”，而不是孟子答非所问的那种私利或者小利。所以呢，梁惠王的问题其实一点儿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我们设想一下，比较切实一点儿的回答大概诸如：我们要搞改革开放才行啦，我们封建社会也并不排斥市场经济啦，我们要走一条具有魏国特色的封建主义道路啦，我们要对魏国贵族们开展保持先进性教育啦，然后再提出一二三四具体措施，比如在魏国的一些国有企业搞搞股份制改革试点什么的，再制订几个五年计划出来，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强人辈出，有说五行的，有玩逻辑的，有讲修身的，有论无为的，但归根到底，真正帮助一个国家走向强国之路的全是那些有切实考虑、有具体方案、有量化指标的改革家。前面讲到的商鞅就是这类人才当中最杰出的一个。
　　 孟子有没有改革的具体方案和量化指标，看到后面才知道，但是就这一刻来说，孟子可的的确确是在诡辩啊。这就是典型的诡辩，乍一听上去慷慨激昂、合情合理、头头是道，听者的心里虽然隐隐约约觉得不大对头吧，可对这话还真不容易挑出毛病来。不过，梁惠王作为当事人，即便一时想不通这层，早晚也会明白，一旦明白了就肯定会对孟子不满：好你个老孟啊，尽跟我玩虚的！都说我们河南人如何如何，看来这山东人也不都是实诚人啊！
　　 老孟在玩虚的，这可不是我发现的，中国历朝历代这么多聪明人攻读《孟子》，早有人发现了。就拿一个最权威的人物说话吧。大家知道，朱熹的《四书集注》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凡，是多少代读书人的标准教科书。以朱熹的水平，早看出孟子耍花枪了。但人家朱熹也是位了不起的圣人，厚道得很，不像我在这里说孟子是玩偷换概念的鬼把戏，一副刻薄相，他只是注释说：“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真是点到为止啊，既指出了问题，又给孟老夫子留足了面子。

大银猫

中国人也篡改过教科书
　　
　　 梁惠王这一段，还真得多费一些口舌。前面说了，朱熹给孟子留了面子，可有没有人不给孟子留面子呢？有，提起这个人来更是大大的有名，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建国以后，非常重视儒学教育，而且以身作则。朱元璋自己本来没受过什么教育，大字识不了几个，可有点儿权力之后，便经常请名儒给自己讲书。实话说，他学得还真是不错的，能写写韵文，更能从别人的文字里读出不少含沙射影的东西来，比如，我刚才夸他“以身作则”，这话要是真被他看到了，我的小命就不保了，因为他会认为“则”字是影射他做过“贼”。我一点儿不夸张，当年确实有人因为这个“则”字被他给弄死了。于是，随着朱元璋的学问越来越大，他也就越来越能在书里发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孟子》早已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了，有天朱元璋翻出了《孟子》，想看看，没想到越看越气，终于破口大骂道：“这老小子要是活在今天，我轻饶不了他！”
　　 这倒奇怪了，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之道后来又加上了孟子之道不一直都是官方正统学说么？做官考试考的就是这些，而且，内容不都是纲纪伦常、仁义礼智什么的么，会有什么能让朱元璋觉得不对劲的？
　　 朱元璋就是觉得不对劲，他玩了一手狠的——他要篡改教科书！
　　 朱元璋组织了一个孟子专案组，专案组的任务是把《孟子》里面“有问题”的内容通通删掉。于是，经过这个专案组的一番努力，终于废除了旧版教科书，推出了一个新的官方权威版本《孟子节文》，这个“节文”一共节去了原著中的八十五条，并且声明，被节去的内容在以后的科举考试里一概不考。这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们不是想读书考试做官吗，那八十五条已经对你们来说无利可图了！这一个“无利可图”，自然也就没什么人再去追寻原版《孟子》了。这真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孟子》一开篇就大张旗鼓地来做个义利之辨，可到头来左右自己的却还是这个“利”字。
　　 我在读明史的时候，对朱元璋篡改教科书这件事很是好奇，就特别想看看到底这八十五条都是些什么内容（这就是很多人爱读禁书的阴暗心态）。可《孟子节文》推行的时间并不太长，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让我找到一个明初刻本的影印本。于是，我就拿着两本书一一核对，这才发现《孟子节文》经常大段大段地删除原文，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被删掉了，这不由让我联想起了前两年很多人呼吁着要给小学生的书包减肥的事情，看来给学生减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
　　 这一番核对工作还让我认识到，即便是学习人文学科的知识，数学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从小数学就学得很差，结果这回把书核对完后统计了一下，居然发现被删除的总数是八十八条——不是应该是八十五条么？当然，影印本所影印的明初刻本里有几页好像是被虫子吃掉了一部分，可能稍微有些影响吧？
　　 《孟子节文》编写组的头头，也就是孟子专案组的组长，叫做刘三吾，他在书前写了一篇“题辞”，也就是前言，讲讲为什么要篡改教科书，篡改教科书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这篇前言写得极有水平，倒不是说他的文笔有多好，见地有多高，而是他对分寸、火候的拿捏非常老道。要知道，篡改这样一部超级经典可是要担风险的，下手轻了会得罪领导，下手重了又会遭广大知识分子的唾沫围攻，而且，孟子的圣人地位早已深入人心，孟子的话那可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你要是删，总得拿出来让人信服的理由吧？——重要的是，对内既要达到帝王心中真正的阴暗目的，对外又要拿出一套上得了台面的冠冕堂皇、在情在理的根据来，要让大家知道：其实，和原来大家的认识一样，孟子的话一句都没错，都是真理，可我们删的也没错，删也有删的道理——换句话说就是：孟子没错，我们删的也没错。
　　 这听上去是件不可能的任务，可刘三吾无疑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在前言的一开始被他拿来说事儿的，正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孟子见梁惠王的这一段。刘三吾说：“《孟子》七篇，是圣贤扶持名教之书，这个书呢，有它写作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那时候诸侯争雄，大家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衡，谁都把功利性摆在第一位，没人还去理会什么仁义了。梁惠王在国际局势里一直都交狗屎运，所以一见孟子便言利。梁惠王关心的这个‘利’是国家利益，而不是财利之利。”
　　 看，刘三吾挑明了孟子是在偷换概念了，但是，往下看，刘三吾接着又替孟子描了几笔，还要维护孟子的宗师地位，他说：“孟子当然明白这点，但他为什么那么说呢，他是怕一旦拿‘利’来开头，不仅会有害于仁义，更会导致弑君之类的大大的坏事。”
　　 刘三吾接下来的话，就要由此引申出篡改教科书的正义性的动机了，所以要批判孟子一下，他说：“孟子说的仁义虽然是正论，但是，他分明是所答非所问呀，所以梁惠王没待见他老人家，孟老先生下边给梁惠王出的主意那就更不着调了，那是忽悠梁惠王呢。”
　　 删书一事我们后面还会陆续说到，现在就先说到这里，看看，《孟子》这开篇的第一段有多重要，对孟子自己来讲这是开宗明义，对别有用心的人来讲这可就是天大的把柄了。
　　 有人可能好奇了，也想知道这帮人到底都把圣贤书删了什么下去，我现在先不扯太远了，后面会慢慢来谈。先告诉大家一点：现在我们正在看的这段《孟子》第一篇第一节，就是被《孟子节文》删去了的。俗语有所谓“掐头去尾”，《孟子》这个“头”已经被掐去了。掐这个“头”看来还只是个幌子，后面掐的才是些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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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是个好社会
　　
　　 我们进展缓慢，因为又要费些篇幅来澄清两个概念。就像前面讲到的“礼仪之邦”一样，有些词语和概念我们耳熟能详，好像谁都明白，其实呢，满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要解释的这两个概念，一个是“家”，一个是“封建”，这两个概念是密切关联的。
　　 先来说“家”，这个概念不但我们很多现代人搞错，不少古人也都搞错。
　　 刚才进行《孟子》正文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千乘之家”和“百乘之家”？
　　 先说什么是“乘”。这个东西看似简单，其实众说纷纭，简单讲呢，它是一个军事单位，就是以一辆战车为核心的一个战斗小组。好了，明白了这点，问题就来了：谁家里会有一千辆或者一百辆战车的军队呀？
　　 我们中国现在有了不少超级富豪，个个家大业大，前两天我还看到一条新闻标题说某富豪三天消费花掉了两个亿。但是大家想想，有谁听说过哪位富豪家里养着几千人的军队呢？有谁听说过两位富豪比邻而居，这家二奶跟那家三奶吵架了，赌气不过，各自回家调集军队干上一架？现在的邻里纠纷，真急眼的时候至多是来一句：“你小子等着，姑奶奶一个电话过去，立马就有人过来做了你！”——这就是时代的不同了，在封建社会里，邻里纠纷那可是真有动用军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家。
　　 要明白“家”，就得先明白“封建”。所谓封建，天子分封诸侯国，这是一种大封建，还有一种小封建，就是诸侯国的国君在自己的地盘里也像天子分封自己一样地拿出地盘来分封给贵族们，而被分封的贵族们和诸侯国国君之间的关系与诸侯国国君和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贵族们也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诸侯打仗的时候，贵族们要带着自己的私人军队出征，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时候呢，诸侯们对天子不大恭敬了，开始有僭越的举动了，同样地，贵族们对诸侯也不大恭敬了，也开始僭越了。而正如同大的诸侯有实力轻视周天子一样，大的贵族家族也有实力来轻视诸侯，所以孟子才会说那句“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这个“家”，既不是我们现代人一夫一妻一小孩的家，也不是以前什么四世同堂之类的家，而是贵族的大型家族，有领地，有军队，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
　　 四书当中，《大学》里所谓“修齐治平”的主张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都孜孜以求的，这里的讲究是：要想做到平天下，就先得治好国，要想治好国，就先得做到齐家，把家治理好，要想做到齐家，就先得修身修好才行，这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里面，“天下”其实是现在我们“国”的概念，而“国”呢，是诸侯国的概念，“家”就是指贵族的大型家族。把这些概念搞清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个词串在一起才显出是顺理成章的，否则的话，我提高自身修养，道德品质高尚了，做到修身了，然后把老婆、孩子安顿好，这就齐家了，能齐家也就能治国了，所以我就可以去当国家总理了，然后呢，平天下，征服世界？
　　 问题还没完。我们读历史，看到宋朝人讲修齐治平，明朝人讲修齐治平，清朝人讲修齐治平，可其实深究起来，战国以后，基本上没人再能修齐治平了。为什么呢？因为修齐治平只有在封建社会里才是可能的，而战国结束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就结束了。
　　 ——没错，我说的是，战国结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也就结束了。
　　 各位读到这里，肯定有不少人会说我这是在胡说八道。是啊，我们不是一直都说中国有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晚清才从封建社会可耻地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吗？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在背负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沉重包袱吗？
　　 ——呵呵，我不但还坚持我上面的说法，我还要说：封建社会是个好社会。
　　 刚才痛斥我胡说八道的人中现在一定会有一些在破口大骂我是白痴了。是啊，我们不是曾经很习惯用“老封建”、“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封建”之类的话来骂人吗？封建社会怎么倒成了好社会了？
　　 少安毋躁，且听我慢慢道来。
　　
　　 封建，还是不封建，这是个问题。
　　 其实，按传统标准来看，这本来并不是个问题。
　　 封建封建，是分封制的社会体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贵族，诸侯和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这才是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把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了。秦朝之后，历代政权基本上一直延续着郡县制的政治体制，虽然也曾经陆续有过分封，但都是以郡县体制做为主体的。而秦朝之前，虽然也有郡县制，但那都是零敲碎打，而且，那时的郡县，其实质和秦以后的郡县也很不一样，社会制度的主体还是分封制。所以，比较准确的表达是：秦始皇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传统。所以呢，要说什么封建社会的历史包袱，秦、汉之际的人的确还有这个包袱，而在现代，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我们的身上，早就没有这个包袱了。——可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身上的包袱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包袱，那又是什么包袱呢？
　　 答案是：是两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的包袱。
　　
　　 清楚了这点，就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齐家”的问题了。齐家齐的是谁的家？齐的是封建社会大贵族的家，而这种“家”在战国结束之后就因为社会体制的改变而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了，换句话说，秦朝以后的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口口声声的“齐家”，这个“家”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不但“家”不存在了，齐家之后要“治国”的那个“国”也没法再治了。
　　 好了，清楚些了没有？我可不是胡说八道吧？那么，继续。为什么说封建社会是个好社会呢？要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好社会”只是相对而言的，各位千万别拿加尔布雷斯的“好社会”的概念来往我这里套。我的意思是说，封建社会，比之后来的专制社会来说，还是有不少先进性的。关于这些内容，我们将会在《孟子》这本书里慢慢看到。先简单讲两句吧，在封建社会，贵族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从最低级的贵族“士”到高级贵族都是这样，他们的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君权——虽然这有可能导致权贵篡位，比如孟子刚才说的，“千乘之家”有能力造“万乘之国”的反，但是，无论是国君还是篡位的权贵，要想位子坐得稳，谁也不能忽视大伙儿的意见。
　　 这个问题又要涉及到一些需要多费一番唇舌的概念，现在还是先不多谈了，后文里会逐渐涉及到的，而且，朱元璋为什么对孟子那么恼火，以致做出了篡改教科书这种恶心事来，也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对于秦朝以后的各个大一统王朝的专制社会来说，封建社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由民主这类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我们现在很多人骂人“老封建”真是错怪了封建社会了。即便单拿男女问题来说，其实最不“封建”的社会可能倒正是封建社会呢。所以，我觉得，“封建”应该有变成褒义词的可能，想像未来的某一天，年轻人的流行语又换了一茬了，女孩子们会对着自己心仪的小男生说：“你好封建哎——”小男生不禁心花怒放，因为那个时候“酷”之类的词语可能早就过气了，用来表达“酷”这种感觉的新词可能就变成了“封建”。
　　 好了，《孟子》的这第一节就谈到这里了，写的时候总想收紧一点，可还是拉拉杂杂写了好多。方才用软件的统计功能看了看字数，这一段所讲的《孟子》原文仅仅一百多字，而我的讲解却足足用了一万多字，好像有点过分。不过，开篇时候把一些问题尽量澄清，后面应该就可以轻快一些了。

大银猫

拉大旗，做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鴈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才一见梁惠王，就来了个偷换概念的把戏，可是，别以为孟子就这两下子，他老人家的绝活儿可多着呢。马上，孟子在和梁惠王的第二段对话里就又露了一小手。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这个“沼”可不是沼泽的意思，不是说梁惠王吃饱了撑的跑到沼泽地上去玩极限挑战去了，这个“沼”指的是池塘，而且是园林式的池塘，好比后来颐和园里的昆明湖，或者北海和中南海。也就是说，孟子这回见到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正在游园。
　　 梁惠王欣赏着池塘里的麋鹿和鸟儿，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问了孟子一个奇怪的问题：“贤者也好这口儿吗？”
　　 梁惠王不再问什么“有利于吾国”之类的军国大事了，既像是触景生情随口一问，又像是存心恶搞孟子一回——你这老小子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圣人做派么，嘿嘿，看我拿这个问题刁难住你！
　　 这问题确实有些恶搞的嫌疑，怎么回答呢？照我们常人的思路，如果沿着仁义道德的路线来说，好像该回答说：“贤者不搞这一套，贤者要做的是励精图治。既然励精图治，每天自然要忧国忧民，哪还有心思玩这些呢？”——梁惠王大概也以为孟子会这么来回答吧？
　　 可孟子到底是孟子，要论思辨能力之强，要论脑筋反应之活，在当时那么多著名的国际推销员里他真得算是数一数二的。孟子要是活在现代，肯定能在“幸运52”之类的节目上拿大奖的。面对梁惠王的恶搞，孟子的这个回答，和上一段里的义利之辨一样，在他的全部思想主张当中也有着开宗明义之功和避实就虚之巧。孟子答道：“人只有在先成为贤者之后才能体会到这种游园的快乐，而不贤之人即便是有了这么漂亮的花园也享受不到。”
　　 ——孟子的回答是不是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上一段讲义利之辨的时候，他的话是看似有理其实是在偷换概念，而这一段回答却是猛一听上去就觉得违反常识的，想想，像慈禧太后之类的人物无论从哪儿论起都和“贤者”挨不上边，不是照样在颐和园里折腾得挺舒坦么？
　　 孟子往下解释了，先来一招引经据典：“《诗经》上说：‘开始建造灵台，文王巧妙安排，群众齐心协力，工程进展飞快。文王本不着急，群众上赶而来。文王游览灵台，鹿儿多么可爱。鹿儿肥肥胖胖，鸟儿羽毛洁白。文王玩到灵沼，鱼儿跳出水来’。”
　　 请大家原谅，我把优美的《诗经》翻译成数来宝了，不过呢，《诗经》里的很多篇章本来确实都属于民间小调，时间一久，原来的俗就变成雅了，说不定两千年以后，数来宝也会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高雅艺术呢。
　　 五四时期以后，要讽刺一个守旧的人，时常用的话就是说这人“满口子曰诗云”，这个“诗云”就是孟子这时候所说的这个“诗云”。在那个时代里，《诗经》意义非凡，那些诗歌都是上流社会里最通行的交际语言，我们看那时候的东西，某某人说着说着就会来上一段“诗云”，那感觉有点像是《简·爱》时候的法语，其潜台词是告诉对方：“别小看我哦，我很牛的哦，我可是一位有修养的高尚人士哦！”现在我们再要表达同样意思的潜台词的时候，用的就是村上春树、杜拉斯和王家卫什么的了。
　　 好了，孟子已经表示了自己比较牛，说话又是有依据的，然后接着解释说：“周文王动用民力来营建花园，人民群众却干得很爽，给台子取名叫灵台，给池塘取名叫灵沼，还觉得这园子里面有那么多的鹿啊鸟啊什么的是件很令人高兴的事。”
　　 梁惠王这时肯定在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可真够贱的！
　　 孟子接着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周文王做到了与民同乐，所以自己才能在园林里尽情享受啊。嘿嘿，引经据典只引一回不算本事，看我老孟再引一段！《汤誓》里说：‘你这个日头什么时候完蛋哪，我情愿跟你同归于尽啊！’看，像这样的统治者，人民群众都惦记着要跟他玩命了，他就算有再好的园林鸟兽，一个人能玩高兴了吗？”
　　 孟子这里引述的《汤誓》是后来成为五经之一的《尚书》里的一篇。我在读先秦时代种种资料的时候，对那个时代的人产生过一种奇怪的羡慕之情。大家看完这本《孟子》就会发现，孟子很会引经据典，但翻来覆去所引征的主要不是《诗经》就是《尚书》——那个时候，书籍还是很少的，像孟子这样只要读熟两本书就能在国际社会里混个头脸出来了，甚至就能成圣人了！可我们现在单纯是想读一读他老人家这本《孟子》就需要有海量的书来做参考啊！
　　 翻回头来，《汤誓》里被这么恶狠狠诅咒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他，就是夏代最著名的暴君夏桀，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和商纣王并列的头号坏典型。好了，孟子的又一个经典话语模式出现了：拉大旗，做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
　　 为什么这么说呢？读完《孟子》我们就会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很会树典型的，我们知道有一句名言叫做“言必称尧舜”，这就是孟子的夫子自道。当他要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的时候，通常都要拉来古代圣贤这面大旗，意思是：你们看，我这些话可不是拍脑门瞎说的，是从尧圣人和舜圣人那里推演出来的，是周文王的思想路线，难道尧圣人和舜圣人还会错吗，我们跟着尧、舜和周文王这些个圣贤天子难道还会错吗？
孟子想批评谁的时候，经常也祭出这面大旗：你的做法是不合于尧、舜和周文王之道的！那么，我们知道了，尧、舜和周文王属于正面典型，可是，经验告诉我们，单有正面典型是不够的，我们不光需要雷锋和欧阳海，我们还需要刘文采和周扒皮。于是，刘文采和周扒皮的角色扮演就落到桀、纣这二位身上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能见到这样的议论：一说圣贤之道，就言必称尧舜，一举坏典型，就言必称桀纣。尧、舜和周文王在孟子时代人们心中的地位就有些像新中国的马克思，而桀、纣呢，就像是资本主义，所以，上纲上线扣帽子的招数由来已久，孟子早就玩过了。
　　 于是，孟子对梁惠王的这段回答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翻译：“大王啊，马克思说过，统治者要与民同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躲在私家花园里没事偷着乐，你以为你是贫嘴张大民呐？怎么着，你还给我摆脸子？不服气是不是？叫板？跟我叫板可以，可你敢跟马克思他老人家叫板？……就是就是，别看你是大王，料你也不敢……大王啊，您可要小心了，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可有点儿往资本主义那边靠了，您可要留神哦，别做咱们魏国最大的走资派哦！您要是做了走资派，全国人民都饶不了您，您还想在这花园里偷着乐？别做梦了，到那时候，您哭都没地方哭去！”
　　 对孟子这种回答，梁惠王能怎么办？不满意吧，可又不好反对，因为一提反对意见就等于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成了魏国最大的现行走资派！唉，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拉大旗，做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孟子的经典论辩技术，但说到这一段里所表达的与民同乐的思想，那还是相当精彩的。孟子的民本主义精神在这里已经露头了，但是，无论在战国时代还是在以后的专制时代里，构筑这样的与民同乐的乌托邦又怎么可能呢？至于对周文王营建灵台一事的引述，听上去是如此动人，可事实真的是那样吗？尧、舜的时代真的是一个美轮美奂的黄金时代吗？
　　 ——谁也不知道！
　　 那么久远的历史，几乎是无据可考的，但现实社会是如此的令人郁闷，那就不妨憧憬一下遥远的理想国吧。而且，如果理想国不仅仅是存在于人们的想像之中，而是当真曾经在古史里面出现过，那不是就意味着那是我们曾经达到过的一个理想的社会水平吗？既然曾经达到过，那我们现在努努力，再达到一次，这岂不是可能性很大的一件事吗？
　　——孟子的拉大旗，做虎皮，其意义恐怕正在这里。若有哪个不识趣的家伙非要孟子拿出这些理想国的扎扎实实的史料证据出来，那肯定是会无功而返的，并且，以实证的态度破坏许多世代里和许多人心目中的那个永恒的美好梦想，这一定不会招人待见的。汉代大学者王充就曾经人单力孤地这样做过，但他还不是实证，只是揣测。

大银猫

圣水、清水和脏水
　　
　　 我以为，全世界众多君主的无数名言当中，再没有哪一句能比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更牛、更强、更有代表意义了。孟子的时代虽然已经接近了专制时代的开端，他的思想却毕竟是在封建社会的脉络中萌芽成长的。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还很幼稚，甚至是——我们在后面就会慢慢看到，是为一个光辉的目标设计了一条愚蠢的路线，但以他的时代来讲，确实是了不起的。到后来孔孟之道成了专制体制下的正统学说的时候，人们却大多专注于孟子思想中有关心性的内容，而忽略了更有意义的民本精神——这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既然都“朕即国家”了，提什么民本思想岂不是大逆不道么？而且，延续到后世的民本主张也和孟子的本意很不一样了，这一点后面再讲。
　　 就这么，孟子的思想精华常常被忽视，被歪曲。对于古代很多需要熟读四书五经来应付科举考试的人来说，我有时会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认真读书了。如果也“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一番，从我们身边的例子来看，马克思的思想真是非常精彩的，但当它成了官方学术的时候，味道就开始不对了，比如，有些人为了当官发财，就得先入党，为了能入党，就总得先学点儿马列，那么这个时候的马列就已经不是真正的马列了。当然了，我说的这只是非常个别的现象和非常个别的人，主流还是好的，呵呵。
　　 古人会歪读孟子，但至少还是读了，现代人歪批孟子，不少人却根本没读过。很多年来，一讲孔孟之道，好像就是腐朽没落什么什么，就是站在统治者一边跟老百姓过不去什么什么，现在看看，批错了不是？但现在好像又出来一种新歪——歪捧，矫枉过正，又把孔孟之道捧到老高，捧上天了，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对现代社会有多大多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附和者居然还很多。其实就我自己的体会，中国历史上这么多大圣人、小圣人，这么多什么浙学、洛学，听上去好像很高深莫测，好像很了不起，可是，多数内容要是拿现在的眼光看看，其实都是很无聊的。了解这些东西的意义是在于了解历史，而不是拿出这些东西武装头脑、学以致用——就我们现代人来说，不了解他们的无聊和有聊，就不容易了解历史，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人们会这么做、那么做，是因为他们都受到两条河流的影响，一条是历史的河流，一条是思想的河流，这两条河里有不少圣水，有不少清水，更有不少脏水。我们想要了解历史，就什么水都得趟趟，但是，趟了脏水不见得就有理由把脏水当成清水乃至圣水，不见得就非要喝一肚子。单就思想的河流而论，我倒觉得中国历史上还真是没出过什么非常闪光的思想，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还是二程、朱熹、王阳明，大多如此，即便星光一闪，可火苗没着起来便又熄了，把他们捧得太高实在没有必要。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由江西鹅湖写到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笔调激动，渲染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何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面，双方的学术讨论如何如何精彩纷呈。唉，怎么说呢，从历史来看，鹅湖之会确实意义非凡，可是，我们要是以现代人的知识和理性去听听这帮圣人们在那里你来我往地争论着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所谓的学术问题，那真能把鼻子气歪了。倒是比较晚近的王夫之和顾炎武他们才真正有点儿意思。我的体会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的发展，大体是两头强，中间弱，就是说，真正精彩纷呈的一是先秦诸子他们，一是明末清初的几位大家，但是，真要说能光辉、切实、具体到“三权分立”和“看不见的手”那样的超级伟大到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从来还没有过。
　　 这种“没有”恐怕也和漫长的专制传统有关，比如，还是说《孟子》这段内容，这里所表达的民本思想还仅仅是个苗头，实质性内容到后面还会陆续出现。但是，对于专制社会来讲，这哪怕一点点的苗头也是万分可恨的，于是，前面提到过的篡改教科书的主谋朱元璋和帮凶刘三吾不是已经把义利之辨那段给删掉了么，现在我们谈的这与民同乐的一段也在被删之列。刘三吾的理由是：孟子本来说灵台什么什么的，也倒还过得去，可引用《汤誓》里那么一个恶毒的比喻，这实在太过分了。——这也难怪刘三吾，我们读读明史就知道他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这么多年来，朱元璋一直都在接二连三地大搞白色恐怖事件呢，所以呢，对朱元璋恨之入骨、盼着能跟朱元璋同归于尽的人恐怕比当年盼着跟夏桀同归于尽的人更要多。

大银猫

先这么多, 各部门组织大家学习...散会.

▓周末心情▓

哈哈，，
文章真长啊

政治课，大家肯定在睡觉
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