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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爱中行走，请看下文：
余杰：假如王斌余遇到德兰修女
——读《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
作者：余杰
华姿女士的《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是第一本中国作家写的德兰（又译特蕾莎）修女传，也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一本关于德兰修女的传记。华姿女士是一位有信仰的作家，所以她才能深刻地理解德兰修女的信仰，以及在信仰的光照下所成就的仁爱修女会的伟大事业。在这本传记中，我注意到了一个以前并知晓的史料：一九八五年和一九九三年，德兰修女曾两次访问中国。然而，当时国内的媒体几乎没有任何报导，我特意上网搜索一番，也没有发现一篇相关报导。以至于许多人都认为德兰修女从未来过中国，甚至发出这样的置疑：德兰修女为什么不来中国呢？为什么会忽略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呢？
中国对德兰修女是如此地冷淡：这位在爱中行走的圣徒在世界各国包括一些伊斯兰国家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赞美，惟独中国例外。在一九九七年德兰修女逝世的时候，仁爱修女会和修士会已遍布世界一百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共有修女修士七千多人，义工则来自一百多个国家、达数十万人。台湾和香港亦有其分支机构，而中国大陆仍是一处发人深省空白。显然，中国大陆未能建立仁爱修女会不是德兰修女的错——问题出在其他地方。
那么，中国是否需要像仁爱修女会？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正如德兰修女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但这并不够，她还要为人们提供一种心灵的食物，那就是爱。那么，中国人缺少爱吗？我们只需要作这样一个假设，答案便昭然若揭：假如王斌余遇到德兰修女，他还会疯狂杀人并最终被判处死刑吗？五条活生生的人命还会这样白白逝去吗？
王斌余事件是近期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和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四人，重伤一人，然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王斌余被法院判处死刑。
王斌余为何要杀人呢？表面上是为讨要工钱，实际上是长期被侮辱、被冷漠、被遗弃，生活在没有爱和怜悯的环境里，最终导致心理失衡。王斌余在城里打工十年，“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拿得最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讨薪杀人后，他无奈地说：“我觉得看守所是个好地方，比工地好。”得知被判死刑后，他追问道：“我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做事挣钱，为何就那么难？……如果有钱的人欺侮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
被王斌余杀害的并非的包工头，而是前来劝架的邻居苏文才一家。苏家原是六口人，现只留下了苏文才老伴和案发时出生不到百天的婴儿——丈夫、儿子、女儿、女婿在瞬间就永远失去了生命。该案中的一组数字，足以说明王斌余心中的仇恨和愤怒如火山岩浆一般长期酝酿，一旦爆发则不可收拾：王斌余致被害人苏志刚刀伤七处、致苏文才刀伤十五处、致苏香兰刀伤十处、致吴华刀伤十处，加上对重伤者汤晓琴的五处刀伤，加起来共有四十七刀！他在杀倒四人后又返身挨个补刀，足见其恶性十足。检察官的说法是：刀刀致命。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法学家陆学艺，看到有关王斌余案的报导后彻夜难眠。他感叹说，孙志刚之死拷问了我们社会的良知，并导致了一部恶法（城市收容制度）的废除；王斌余案则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现行农民工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陆学艺说：“农民工是什么？是工人，不让当城市居民；是农民，又主要在城里工作。”农民工是合法权利不断受侵犯的边缘人，其经济利益经常受到伤害，其人格尊严长期遭受践踏。在这个意义上，王斌余的杀人似乎具有了一种追求“正义”的合理性。在网路上潮水般的评价中，居然有九成以上的线民认为王斌余杀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甚至有人将其赞誉为“抗暴英雄”。借此事件释放出来的“民意”，已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许多学者在讨论王斌余事件时，将关注点集中在是否执行死刑、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以及“城乡分治”模式的变革等问题上。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我认为不妨作这样一种假设：假如德兰修女在中国，假如有一个像德兰修女这样的人与王斌余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是否会放弃杀人的计划呢？王斌余选择杀人是因为绝望，而绝望是因为他感到自己被这个社会所遗弃。德兰姆姆一语中的地指出：“人类所经历的最坏的疾病，就是被遗弃。”正是这种不治之伤，使得王斌余铤而走险去杀人，在他剥夺他人生命的同时，也就给自己的生命划上了句号。如果此前一刻钟，王斌余与德兰修女相遇，在德兰修女那里得到了爱、同情和尊重，他必然会换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他的血气、怨毒和暴戾也会烟消云散。一个生命可以感召另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中丰丰满满的良善可以唤起另一个生命中被压制和被遮蔽的良善。那么，王斌余一定会成为“另一个人”，一个知道自己的宝贵、也知道别人的宝贵的人。
制度的改变和更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像德兰修女那样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用爱去填补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则可以立即开始着手进行。德兰修女从不说什么高言大义，而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拥抱开始做起。华姿在《德兰修女传》中引用了耶稣的一句教导，耶稣说：“你们为我兄弟中最微笑的那一个做的，就是为我做的。”由此出发，华姿追问道：谁是那饥渴的？流落异乡的？赤身裸体的？害病的？坐牢的？谁又是他兄弟中最微小的一个呢？除了穷人中的穷人，除了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还会是谁呢？对于德兰姆姆来说，“贫穷”一词的定义比我们寻常理解的更为宽广——在她看来，贫穷还意味着：饥饿并不单指没有食物，而是对爱的渴求；赤身并不单指没有衣服，而是指人的尊严受到剥夺；无家可归并不单指需要一个栖身之所，而是指受到排斥和摒弃。除了贫穷和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孤独也是一种饥饿，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我想，王斌余的难题，千千万万个潜在的“王斌余”的难题，最终的解决方案也许不是那些聪明的政治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所草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是德兰修女那种最笨拙、最简单、最直接也最艰难的方式：那就是爱，直到受伤。
德兰修女在没有人要的人中，在没有人爱的人中，在躺在垃圾堆里的乞丐中，看到了耶稣的容貌。医治他们的身体和灵魂，爱是最好的药物。尽管有人置疑这位瘦小的修女的选择很幼稚，甚至有人指责她只关注贫困而不解决造成贫困的根源、不去号召穷人揭竿而起反抗富人，但德兰修女一九七七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却平静地指出：“今天的世界一片混乱，人也饱受痛苦。……人活着，除了口粮外，也渴求人的爱、仁慈和体恤。今天，就是因为缺乏相爱、仁慈和体恤的心，人们的内心极度痛苦。耶稣一再教导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为爱我们，甘愿受苦，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不能给你们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看看你们身边，如果在你身边看见贫苦的人，就从身边开始，付出微笑、付出时间给他们。”德兰姆姆不是革命家，如果硬要将“革命”这个词语同她联系起来，那么她的回答是：“我革命的成分中只有爱。”在这个意义上，德兰姆姆彰显了她与马克思之间最大的不同：梦想“改造世界”的马克思未能拯救任何一个人的灵魂，而德兰姆姆却让数十万处于“非人”状态的乞丐、濒临死亡的人、麻风病人、弃婴……重新成为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人、有尊严也有爱的能力的人。谁真正改变了世界呢？
王斌余不是我们时代的英雄，其情可悯，其行可恶——他只是一个“悲惨世界”里被扭曲、被遗弃的灵魂。他需要“按劳分配”的社会制度，更需要爱和关心。中国没有印度那种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也没有昔日南非因肤色不同而产生的种族隔离制度，传统中国在人才的跨阶层流动、人口的地域性迁移、民族的融合、宗教的多元化等方面均相对宽松，但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占总人口七成以上农民成为“劣等公民”，其现实情形比之种姓制度和种族隔离尤为严重。虽然官方公布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升至世界第六，但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仍然承认，“我们不能忘记中国还有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还有两千多万需要政府给予最低保障补贴的人口。”王斌余和他的数以亿计的同伴们，仍未摆脱被侮辱和被遗弃的命运。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像鲁迅那样站在远处对阿Q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知识份子，而是像德兰修女那样“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捆绑的人同捆绑”的爱的使者。知识份子们改变不了“悲惨世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罪与罚》的主人公、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怀着比王斌余崇高得多的目的杀人劫财，却让这个“悲惨世界”更加悲惨；而《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以自己的牺牲和受难换来他人的幸福，这个被人人耻笑的“白痴”却成为世界的一道亮光。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兰修女也是以一种近乎“白痴”的方式实践了耶稣赋予人类的最高律法——爱人如己。德兰修女的仁爱修女会未能出现在中国，这是德兰修女生前的一大遗憾，更是中国的一大遗憾。
“假如王斌余遇到德兰修女”，这当然是一个美妙的假设。但愿在下一个“王斌余”出现之前，这个假设不再是令人遗憾的假设，而是让人欣慰的事实。那么，这个令人遗憾的假设怎样才能变成令人欣慰的事实呢？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般地等待上帝派遣又一个德兰修女到中国来，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开始做起呢？但愿每一个《德兰修女传》的读者，都能怀着一颗感恩与忏悔的心阅读这本“仁爱一生”的故事，并且开始尝试着像德兰修女那样生活。是的，那样很难。但是，再难，也值得我们去试一试。不是吗？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前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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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令狐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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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4.8.2007 23:49:26
发表于 15.8.2007 09:4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