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明朝灭亡真相ZZ[1]

雪童 · 发表于 4.12.2002 18:34:02

新版明朝灭亡真相ZZ 目录 1.战役篇 1.1.萨尔浒大战（上） 1.2.萨尔浒大战（下） 2.明代制度篇 2.1.明代兵制的变迁 2.2.明代的厂卫机构 2.3.明代的内阁制度 3.大明帝王篇 3.1.万历之怠工 3.2.万历之敛财 3.3.崇祯之用人 3.4.崇祯之重征 4.明代忧患篇 4.1.海禁之失 4.2.倭寇之患 4.3.党争之祸 4.4.流民之弊 5.明代人物篇 5.1.张居正的改革 5.2.袁崇焕的悲剧 5.3.吴三桂的投诚 5.4.李自成的速胜 5.5.李自成的速败 5.6.洪承畴的忠诚 5.7.陈园园和明亡 5.8.史可法的殉国 6.南明篇 6.1.南明之腐败 6.2.南明之军政 6.3.南明之灭亡 7.大清篇 7.1.皇太极的改革 7.2.入关后的政策 8.明之灭亡 1.战役篇 1.1.萨尔浒大战（上） 明朝与女真（满族前身）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双方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看双方的兵力。 女真方面，八旗兵约六万人，当时女真全部人丁不过数十万。 明朝方面，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女真族的一支部落，努尔哈 赤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总兵力达二十万左右，号称四 十七万。并且明军还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 从这些数据来看，明军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不过，兵力、武器和战斗力未 必是成正比的。 这里对明军的兵力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明军总兵力仅为九万。 二十万和九万，差距可不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数字偏差呢？ 这可能和明朝军事制度有些关系。 明朝的军人主要来源于“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 世代代做炮灰。明朝号称军队可以自给自足，实行的就是三国时期的军屯那套， 士兵们战斗时候打战，和平时候种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花国家的钱。 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军屯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主要表现为军丁、屯地、屯 粮严重失额。明朝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承认屯田民地化，扩大募兵制，向农民 加增粮饷。 可是明朝政府一向都很穷，又不习惯增加大笔的军费开销，加上后期几个皇 帝如万历、崇祯都要搜集财物的癖好，总是想方设法克扣或者拖延军饷，导致明 朝后期军饷问题尤为严重。 在明朝后期，朝廷被迫采用募兵制为主的征兵方式，可是普遍的结果却是民 众一拥而上，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 明朝后期，明军的战斗力也很成问题。 倭寇横行时期，曾经柴家鹿一战，倭寇仅以四十二人就杀退明军官兵千余人， 杀死明军六十余人；浙江兵备副使刘熹曾率兵五千攻击倭寇据点，倭寇以二百余 人迎战，就击溃明朝军队，明军士兵未发一弓一箭便望风而逃。 到了这种地步，谁也没想过能打胜战。 军官们为了行贿长官，或者是乘机捞一笔自己享用，虚报兵数从中牟利的现 象时有发生，并且愈到明朝后期就愈严重。 到底手下有多少士兵，恐怕军官们自己也不太清楚了。 所以萨尔浒战役明军投入的总兵力究竟是多少，当时的将军们心里也没数， 可能是一笔糊涂账。 当然，不管怎么统计，相对于女真，明军还是占有兵力和兵器的优势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战斗的地点——萨尔浒。 “萨尔浒”是满语，汉语翻译过来叫做“木橱”，也就是树木茂密意思，位 置在今天的抚顺市，历史上的萨尔浒一带是北方古老女真族（即满族前身）繁衍、 生息和清王朝龙兴之地。 这场战役，是属于明军的一场主动挑起的入侵战，在别人的领土上作战，明 军没有地理优势。 那么，挑起战斗的原因是什么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还得从头说起。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 女真族在明初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 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努尔哈赤是属于建州女真那部分。 《后金实录》所记之女真三大系统，即：“后金国”就是建州女真，“呼伦国” 是海西女真，“东海”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为黑龙江女真。各系统又 分为若干部，各部人丁多少不一，地域广宽不等，这大大小小的百个部落城寨的 女真，人丁总共约有六至八万。 《后金实录》提到： 时各地之国为乱。后金国之苏克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 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 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 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 乱。 女真族各族蜂起，各自称王争长，互相残杀。 在这种混战的局面下，女真族人感到痛苦不堪，这时候迫切的需要有人来统 一女真族，努尔哈赤就应运而生了。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努尔哈赤统一了整个女真部落，后来努尔哈赤即汗位于 赫图阿拉，定国号为后金。 努尔哈赤称汗之后，发布“七大恨”告天征明。 七大恨，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 四月十三日，后金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其文曰：“我之祖、父，未尝 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 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 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 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 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 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 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 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 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 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 二是明朝政府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要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 局面。 那么，努尔哈赤所提出的“七大恨”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出于政治目的编 造呢。 我们先来看“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一事。 明朝政府自认为是天朝大国，看不起女真族，那是很正常的。 就算是到了明朝快灭亡的时候，也都没有把满族人放在眼里，这一点有些像 清朝后期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还要说“恩赐”一样。 欺凌少数民族的事情，也算是中国汉人正统的老传统了，早在五胡乱华时期， 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残暴统治和奴役就导致了疯狂的报复。各民族平等的意识那是 直到近代中国才具有，在这之前各个民族多是相互看不顺眼，势力大的一族，自 然就欺辱弱小的一族。 女真自元以降，三百多年里，由于涣散分裂，先后隶于元、明君主之下，受 尽了压迫剥削。 明朝皇帝以及手下的文武官将，贱视女真，称其为“东夷”，任意欺凌，百 般盘剥。史载明臣“藐视女真诸大臣欺凌侮辱，用拳殴打，不许站在门口”，“无 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苦害欺 凌，千态莫状”。 明朝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停止朝贡互市，严重地阻碍了女真社会经 济的发展；军事上经常派兵深入女真境内，大肆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因此不断 激起女真人民起来反抗，却遭到残酷的镇压。 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那是明朝政府的战略。 明朝政府因顾忌女真“兵满万人，则不可改”，而对其实行“以夷制夷”、“犬 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女真各部之间制造矛盾，进行离间分裂活动， 致使女真社会动乱不安，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阻碍女真各部的统一，诛戮欲国统 一之领袖。 统一女真部落带来的军力强盛对明朝政府的确是一个威胁，才能出众的努尔 哈赤，更是受到明朝政府的猜忌，所以明朝政府支持与努尔哈赤为敌的女真叶赫 部落。 干涉和阻挠女真统一的事情，明朝政府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做出来的。 不过这样一来，明朝政府和努尔哈赤政权的关系就越闹越僵。 基本上“七大恨”所提出的事情属实，这里就不一一详细说明了。 因为从根本上女真的统一和明朝政府的利益是矛盾的，所以双方通过决战来 解决纷争在所难免。 站在双方各自不同的利益考虑，很难说是谁对谁错，各人都有各人的立场。 明朝政府为了自身的安全，对少数民族挑拨离间，采取压迫的手段，并不光 彩，但是出发点还情有可原。而女真族希望结束自身战乱纷争，反抗压迫和欺凌， 那也是正义的行为。 话又说回来，明朝政府非但对女真是压迫，对自己的子民一样也是剥削和残 酷统治，逼反李自成、张献忠，逼反百万流民，逼反这些有口饭吃就会老老实实 种地的农民。 明朝政府不是靠开明、积极的政策来使国家强大，反而对内镇压异己、实行 特务统治，对外则强势凌人，将安全建立在少数民族的痛苦之上，最后结下不可 解的仇怨。待到国内火山的爆发，无可避免的就是政权的总崩溃。 事实上，明朝政府也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应对乏策而瓦解的。 在努尔哈赤宣布了“七大恨”之后，女真步骑二万进攻抚顺，明朝游击李永 芳出降，于是捣毁抚顺城，掳掠人畜三十万而归。两月后，又攻下抚安、鸦鹘关、 清河等城，使“全辽震动”，北京“举朝震骇”，就连三十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 也十分焦急起来。 辽东乃是京师左臂，如有一失，就要威胁到明朝首府的安危。 虽然“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但是“而今九边空虚，亦惟辽左最甚”，此 时“辽东战士不满八千，而建州控弦之骑三万”，兵力对比十分悬殊。 明在辽东的驻军，正如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所说：“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 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援急不足为用，金鼓 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许多士兵“不能开弓，或 开弓而不及十步”。 因此，明朝政府只好从全国调兵遣将，赴辽对后金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明 朝政府调往辽东的基本上是南方的士兵，比如四川等地，这些士兵不熟悉当地的 地形，也不适应严寒的气候，甚至不熟悉他们的统帅。 万历四十六年，即1618年，明朝政府任命所谓“熟谙辽事”的兵部右侍郎 兼佥都御史杨镐经略辽东，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到了万历四十七年，援辽的各路 明军先后到达。 这时，明朝政府担心师老财匮，欲其速战，不断发红旗催战，于是杨镐依据 明军兵多将广的优势，制定了声东击西，分兵合击的战略。 明朝政府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这也就是萨尔浒战役的发生原因。 当时的明朝政府的“擒奴赏格”中说。 “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 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任者，赏银一千两， 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金 事世袭”。 “北关金、白两首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 其中“八大总管”及“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代善、 阿敏等贝勒，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是指额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级官将。 “北关金、白两首”，是指叶赫国主金台石、布扬古贝勒。 从这个“擒奴赏格”可以看出，明朝政府的目的是希望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 杀绝，并且鼓励其世仇叶赫立功，还许诺将建州赐予叶赫。 明朝政府就是想消灭整个建州，也就是消灭女真族，这场战争，或许明朝政 府没什么正义可言吧。 对于女真来说，萨尔浒战役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决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失败就是被消灭。 命运就是这么惨酷，女真必须要面对强大的明帝国。 明朝国力强大，手工业和农业十分发达，是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国家，当时 明朝统计人口数量有六千万，那时候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 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 相对女真而言，可算有近乎无限的恢复补给能力。明朝的常备军维持在120万以 上，还有配备有火炮、火枪等先进武器。 而女真仍属于奴隶制，生产力低下，其时人口不过数十万，士兵为最多六万 左右，一经战败，就无力回天。 他们手中的筹码少得可怜，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努尔哈赤的军事才能，以及 他们的运气，或者，还有对手的愚蠢。 那时候的女真族上下都充满了绝望的悲壮吧。 萨尔浒战役发生在了1619年，即万历四十七年。 这场战役被后人评定为影响中国的一百次战争之一，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 喻。如果女真不幸战败，女真族就将彻底消失，那么中国以后几百年的历史就会 完全改变。我们今天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中国还有一个满族，中国的命运也会显得 扑朔迷离，李自成能不能取明帝国而代之，中国近代能不能逃过那段最屈辱的历 史，都令人悠然神往。 只是，历史没有假设。 1.2.萨尔浒大战（下） 明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方略： 以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为目标，分进合击，4路会攻。 具体部署为： 总兵杜松率兵担任主攻，由沈阳（今属辽宁）出抚顺关（今辽宁抚顺东）入 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是为西路军。这一路是属于明军进攻的主力，兵力最盛。 总兵马林率所部及叶赫兵出开原（今属辽宁）经三岔儿堡（今辽宁抚顺市北）， 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是为北路军。 总兵刘綖率兵会合朝鲜军队经宽甸（今属辽宁）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 上，由东南面进攻，称东路军。在杨镐的布置中，刘綖这路军是属于诱敌部队， 据说是杨镐和刘綖不合，故意陷害。 总兵李如柏率兵经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县北清河城）、鸦鹘关（今辽宁新宾 西南三道关），由西南面进攻，是为南路军。 另外，明军还有一支机动部队保障后方交通。 总将杨镐坐镇沈阳指挥。 杨镐命令明军4路兵马会攻赫图阿拉。当时明军原拟二十一日出兵，但是十 六日天降大雪，又改成了二十五日。 也不知道杨镐吃错了什么药，可能自以为大军会攻，胜利在握，在出师前的 二十四日，竟派人向努尔哈赤下战书，无异于将进军日期告诉了敌人。 努尔哈赤得到明军分路来攻的消息之后，准确的判断出杜松的西路军是主 力，采取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 据此，努尔哈赤将兵力集结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迎战。 西路军于二月二十九日，出抚顺关急进，三月初一抵达萨尔浒。杜松将自己 的部队一分为二，以主力驻扎萨尔浒山，自率万人渡河进攻吉林崖。 杜松没有等到友军的到来，鲁莽冒进的举动遭致了后人的批评，认为他的冲 动直接导致了明军的总溃败。 杜松是明朝的一员猛将，人称“杜疯子”，属于打起战来不要命的那种，当 然，也是属于不用脑子的那种。 当时吉林崖虽然只有数百名女真兵防守，不过因为吉林崖地势险峻，设施坚 固，杜松率队数攻不下。 此刻，努尔哈赤调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等率二旗兵增援吉林崖；自己 亲率六旗兵进攻萨尔浒一带杜松军主力。 三月二日，两军在萨尔浒交战。 决战的时候正是午时，但却天色阴晦、咫尺难辨。 明军以火把照明，希望通过火炮给后金造成大规模的杀伤，但是因为气候寒 冷，天色昏暗，再上后金的骑兵移动速度极快，而明军的火炮笨重，结果火炮攻 击收效甚微。而女真兵正好利用明军的火把，由暗击明，集矢而射，多数命中。 奇袭得手，努尔哈赤趁机以优势兵力发动强攻，在大雾掩护下，越过堑壕， 拔掉栅栏，攻入明军营垒。 杜松军主力死伤甚众，无力反击，四散溃败，萨尔浒大营瓦解。 正在吉林崖作战的明军，听到大营已失的消息，军心动摇。 杜松虽然奋不顾身，督队力战，但是大势已去，他本人被后金兵团团围困， 最后中矢落马而死，其部将王宣、赵梦麟等相继阵亡，士卒死亡万余人。 努尔哈赤歼灭西路军，转兵北上，集中力量对付北路军。 北路马林军于三月二日夜，抵达尚间崖（今辽宁抚顺县哈达附近）一带，得 知杜松败亡的消息，不敢前进。 马林将部队分驻三处：一部西向进驻斡珲鄂谟（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 一部趋东南，扎营斐芬山；自率主力驻尚间崖，命军环营挖掘三层壕沟，置火器 于壕外，以骑兵继后，作就地防御。 三日晨，努尔哈赤集合兵力直向尚间崖逼来。 努尔哈赤分兵两路：一由四贝勒皇太极率领，直冲斡珲鄂谟；一由自己亲率 主力，由大贝勒代善为先锋直逼尚间崖。 当天双方接战。 后金先在尚间崖击败以逸待劳的马林北路军，继而在斐芬山全歼该地明军。 至此，北路军全军覆没。 而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 马林的消极防御无法抵挡住努尔哈赤的重点进攻，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管怎么样，抛弃了士兵独自逃走将军率领的部队总是士气低落的，北路军 之败不能不说没有这个原因吧。 击败杜松、马林兵后，努尔哈赤立即统帅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刘綖所率领的东路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由宽甸出发。由于沿途山路崎岖， 加上努尔哈赤在沿途设置三道路障，分兵阻险，进军十分艰难，所以直到三月初 四日，才进至富察（今辽宁宽甸东北）一带。 因为不知道西路、北路失利，刘綖还是按原定计划行进。 努尔哈赤击败北路马林军以后，立即移兵南下。一面令主力在阿布达里冈（赫 图阿拉南）设伏以待；一面诈称杜松军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綖速进，以诱其入 伏。 刘綖不明虚实，当即下令轻装急进，于三月五日到达阿布达里冈，后金伏兵 突然而起，刘綖中箭身亡，部队大部被歼。东路军残部撤至富察，又遭到努尔哈 赤挥兵扑灭。 朝鲜兵见到刘綖的死亡大惊失色，不战而降。此刻，东路军彻底失败。 讽刺的是，本来作为明军诱敌的刘綖部最晚到达了战场，并且对于己方主力 被击溃一事茫然无知，最后居然还中了女真的诱敌之计。 据说杨镐当时向刘綎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可是明军低下的通讯效率使得刘綎 无法及时收到命令。 当女真的袭击到来时，刘綎正的纵队还处于行军队形。 刘綎是明末名将，他有个绰号叫“刘大刀”，一口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可 于马上轮转如飞。他曾经远征缅甸、朝鲜，战功卓著，威名远镇海内。 据说刘綎不光个人作战勇猛，而且还治军极严，他的部队“行则成阵，止则 成营”，并且炮车火器齐备，装备精良，是明军中少有的善战之师。不过朝鲜方 面的资料称，女真来袭的时候，刘綎的士兵们正在村庄中抢劫。 而南路军，从三月一日出鸦鹘关，迟迟不进，逗留观望。 南路李如柏和女真建州有着很深的交情，在明军兵败后，李如柏选择了自杀 谢罪，大概也是无法交待自己在萨尔浒一役中的消极表现吧。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等到杜松、 马林两路战败，他才慌忙调南路军的李如柏回师。 李如柏的南路军回撤，据说途中自相践踏，死伤千人。 此役，双方作战五日，女真大获全胜。 这战真是令人扼腕叹息，明军以兵力和火器的绝对优势，加上事先通盘考虑 的战略部署，竟然毫无反抗之力，就这样子速败了。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明军的失误之处。 将帅方面，杨镐文人出身，缺乏战争经验，没有能力统筹全局，加上私心自 用，故意陷害刘綎，而西路军杜松的轻举妄动，贪功冒进，南路军李如柏处境尴 尬，用兵迟疑，都是直接导致明军兵败的原因。 杨镐这个人还算是懂一点军事的，曾经夜袭蒙古军，也曾开荒种田立过功， 后来远赴朝鲜与日本人作战，大败，不过朝中有人，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萨尔浒大败之后，有御史弹劾杨镐，可是明神宗置之不理。没多久，开原、 铁岭又相继失守。这时候言官再次弹劾杨镐，杨镐这才被逮捕下狱，于崇祯二年 被杀。 战略方面，明军采用的是分进合击，四路会攻的战略，当然，这样的部署本 身不足已成为致命要害，但是必须认识到，要分进合击，就必须对四路军马进行 全面地把握，要求主帅能够及时了解战况，要求各部队能够相互支援，要求各部 队之间保持信息的畅通，而这几点，明军都没有做到。 在明军主力西路军受到围歼时，杨镐远在沈阳，一无所知。没有对努尔哈赤 的奇袭做出任何反应，也没有调度部队进行增援，更没有修改自己的分进合击计 划。就这样任其各个击破。 三月三日，明军的西路、北路已经溃败，而东路军在三月四日竟然还没有得 到任何消息，仍然按照原定计划行事，最后中伏惨败。 杨镐手中握有一支实力不弱的机动部队，并且还有一支实力完好无损的南路 军，在整个战役中居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甚至连掩护兄弟部队败退都没有做到。 杨镐身在后方对战况茫然无知，而前线又没有人统一指挥和协调，以至先机 尽失。文人领兵，多是如此，纸上谈兵，纵横无敌，实际操作起来却应对乏策。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女真的努尔哈赤雄才大略，用兵如神。 努尔哈赤对敌情了若指掌，并且针对明军的情况作了及时而有效的调整，尤 其是两日之内连破明军主力西路和北路大军，其战斗力之强、调度之机动灵活， 令人叹服。 《银河英雄传说》里，一代军事天才莱茵哈特初出茅庐的“亚斯蒂星域会战” 中，正是利用敌人分兵突进的时间差，短时间内己方可以形成兵力的局部优势， 采取集中兵力突破性攻击战术，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取得了胜利，其实也就 是努尔哈赤的战术。 不过，努尔哈赤面对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他要仔细了解敌情，并且准确判 断敌人的主力所在，还要利用敌人的每一个失误，用间谍诱使东路军中伏，随时 提防南路军和杨镐的增援部队，更要在五天之内转战各地，和三支不弱于自己实 力的部队交战并且击溃敌人，看上去很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努尔哈赤 做到了这些，取得了胜利，也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 此役，明军惨败，“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 消息传到开原、铁岭，“人逃之尽矣”。随之沈阳、辽阳也风声鹤唳，“民逃 军逃，将哭道哭，大小将吏，无不私蓄马匹为逃走计者”。 与此同时，京师上下惊恐万状，“人心?b怯，谈虎生变”。“大小臣工，无不 骇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卒多携家避难而去”，甚至感到“国 家之计岌岌乎殆哉”，“其间惶惶之状，不能以旦夕待”。 萨尔浒之战的结果，使得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 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女真则由防御转入进攻。 萨尔浒战后不久，女真又连下开原、铁岭，并且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 中国的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2.明代制度篇 2.1.明代兵制的变迁 明朝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军事制度——卫所制。 根据这种卫所制，在中央设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作为全国最高 军事机构。 五军都督府统辖若干都司，都司统辖设立在全国各州县的若干卫所，大体以 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设指挥使等官，管辖五个千户所。以一千二百人为一个千户 所，设千户等官，管辖是个百户所。以一百二十人为一个百户所，设白户、总旗 等官，管辖两个总旗，十个小旗。 截止1393年，即洪武26年，全国共有十七个都司，三个行都司，一个留守 司，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数约为一百二十万人。 当时卫所的兵源有四类，第一是“从征”，即原来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包括 反元各部的战士；第二是“归附”，即投降的元军；第三是“谪发”，因“罪”而 罚充的官吏或士民，称作“恩军”或“长生军”；第四是“垛集”，即征调平民充 军，世世代代成为军户。 显而易见，在明朝的后期，兵源已经缺乏“从征”和“归附”来源，这样明 军的组成就从明初时候颇有理想和斗志的“从征”军为主变成以“谪发”和“垛 集”为主，部队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直接导致了战斗力的下降。 五军都督府的职责是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而军官的任命、军队的调遣则 属于兵部。一旦战事开启，兵部则听从皇帝的旨意，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 战事结束，将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卫所。 明朝政府通过这样的军事制度使得将帅的权力受到大幅削减，而皇帝控制了 全部的兵权，卫所制度能够避免将帅拥兵自重的危险，但是却造成了兵不识将， 将不识兵的状况，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当然，在明朝的后期，这种现象得到了改变，由于明朝政府已经无力控制整 个局势，就采用募兵制的做法，并且不得已的放任兵权的转移，明朝的中央集权 转变成为地方军阀割据。 其实在清朝后期，甚至是每个王朝后期，比如东汉末年、唐朝末年，都出现 了类似情况，由于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不得不在无力解决危机的情况下将兵权 下放，这显然会带来更大的危机，但是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在渴死和喝毒酒面前，任何的选择都将是错误，后人唯一应该反思的是，究 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庞大国家的中央政府沦落到如此的窘迫。 而明朝就得从军屯制度说起。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明朝政府制定了军事屯地制度，其中规定：边军 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士受田一份（五十亩）， 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农具，三年后交纳赋税，每亩一斗。1402年（建文4 年）规定屯田赋税条例，军士一份屯田，征粮十二石，置于屯仓，由本军自行支 配，余粮上缴，作为本卫官军俸饷。 这些政策刺激了军士屯田的积极性，在明朝初期，军屯政策不仅可以支付粮 饷军需，还能略有剩余，军屯的税粮是早期明朝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 除军屯外，还有民屯。明初统治者多次组织人多地少的“狭乡”农民到人少 地多的“宽乡”去屯种，还把蒙古族人民迁徙到各地去屯种。这些屯民除移民外， 还有“召募”和“罪徒”。他们直接由明朝地方政府管理，军屯则属於卫所管理。 自从宣宗之后，军屯渐渐衰废。《明史食货志》说，宣德时候，屡次核实各 处军屯田地，年产余粮减半。英宗正统以后，军屯管理更加松弛，屯粮仅存三分 之二。 造成军屯制度备破坏的根本原因是明朝政治的腐败，专制独裁的恶政就像是 一头徘徊在明帝国周围的怪兽，它轻易撕碎任何改革改良的政策制度，慢慢将这 个庞大帝国的血液吸干，最终连同这个帝国一起走向毁灭。 自明宣宗宣德以后，“臣僚宴乐，以奢相尚”，尤其是到英宗正统时土地迅速 集中，朱姓皇族地主更加恶性膨胀。明朝政府给亲王庄田多达10万亩。 嘉靖时岁支各藩禄米至853万石，再加上一批皇亲国戚，构成一个庞大的寄 生阶层。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往往以“空地”、“闲地”、“退滩地”、“荒地”种种 名目，向皇帝“奏讨”，“乞请”赐田，官僚地主也乘机大肆兼并土地。 剧烈的土地兼并，破坏了明初建立的屯田制度，原来的军屯，这时已经“田 归豪室，赋累贫军”。 明朝政府因为军事的需要，将临时派遣的军官改为长期驻守，这样他们就成 为了地方重要的军事长官，为了管理这些官员，明朝又设立了巡抚、总督的职位， 可以节制都司，因为打乱了卫所制的统辖系统，朝廷中贵戚官僚任意驱使军士建 造寺庙和宫室。地方将领把军士变为劳工，卫所军备军官更是任意役使，军士甚 至被迫为权贵种田，沦为佃户，军官也开始向军士“卖闲”，比如每月交纳200 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 剥削和不公正造成了军士的大量逃亡，而军官们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引以为 利，一方面贪污缺额的军饷，另一方面向逃亡的军士敲诈勒索，于是卫所军官便 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 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 另一方面，明代重文轻武，当时人人诵读的启蒙读物《神童诗》起首便是“少 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军户子弟更是地位低下。 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加上社会地位过低而极力摆脱军户 身份，所以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逃亡，但是军士逃亡的数字有增无减。 由于镇守太监和军官占夺屯田、役使军士，导致军士逃亡，屯田荒废。军屯 制度崩溃。 据说1438年（正统三年），逃亡军士达数十万之多。山东一个百户所，原额 为一百二十人，逃亡后只剩下一个人。 兵制的破坏导致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 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 有1万人。 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 到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 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 陕西的雇佣兵。 英宗正统末年，募兵制开始出现，世宗嘉靖年间，倭寇猖獗，募兵的数量增 多，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戚家军”和俞大猷的“俞家军”，从此之后， 募兵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招募来的兵士也变成了军队的主力。 从卫所制到募兵制，是明朝兵制的重要变化。 明朝后期的历代政府都为军饷问题头疼不止，加上明朝后期几个皇帝是出了 名的守财奴，于是募兵的粮饷，都是由朝廷通过“加派”和“加赋”等办法，转 移到农民身上，随着卫所制的破坏，募兵的数量增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尤其 是明朝末年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更是臭名昭著。 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农民或者逃亡成为流民，或者揭竿而起，而明朝政 府为了镇压起义，又必须增加募兵，于是在恶性循环中，明朝应对乏策，走向了 灭亡，这个问题吴思先生在他的《潜规则》“崇祯死弯”一章中有精彩的论述。 这个死弯纯粹属于明朝政府咎由自取，社会问题如火山爆发，令得明朝政府 进退两难，其实是厚积薄发而已，崇祯固然是一个不幸的皇帝，但是明朝政府统 治下比他更不幸的臣民比比皆是，而身为明朝政府的代理人为此而承担责任、付 出代价，并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 明代的先进武器颇值一提，当年袁崇焕就是凭借火炮守住了山海关。 明代火器曾广泛用于军备，明末军营编制里，除一千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 火器手。火器装备普及到一营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时，陕西总督曾铣说：“每 一营（五千人大营）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于九十万 个，……，大连珠炮二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杆……盏口 将军一百六十位。” 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 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兵，差距极大。 可是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恶政的作用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 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 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到了战争的时候，火炮陈旧不堪不能使用，士兵也不 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比如袁崇焕的助手就是死于走火。 更为可笑的是，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军队要调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 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 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和兵器的损失，明末统治者十分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 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明朝的长城在中国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 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也许是因为卫所制度的衰落。 明朝政府通过修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其实也无异于 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 乌龟的防御姿态尚可称本能，而一个帝国的消极防御战略就只能是不思进 取，或者忙于内讧。 明代长城被评价为明朝政府闭关锁国的特征之一，事实上修长城本身不能证 明就是闭关锁国，不过明朝政府因为自身兵制的变化，军队战斗力的削弱，只能 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却是毋庸置疑的，说修缮长城反映了明朝政府缺乏自信、畏 惧少数民族的威胁，并不为过。 当年朱元璋自豪的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到了明朝后期 却耗资极大，战斗力极差，是为中国历史上效率最低下的军队。 明朝的灭亡伴随着的是一系列战争的失败，每次失败固然都有指挥上、补给 上的具体问题，但是究其根本，曾经击溃天下无敌蒙古骑兵的大明战士在明朝后 期如此不堪一击，原因还在恶政导致兵制的变迁。 2.2.明代的厂卫机构 锦衣卫和东厂是明朝特有的特务机构，庞大的特务组织公然以合法的形式存 在于明朝政权两百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极为罕见的。 锦衣卫原为皇帝亲军侍卫，初名仪鸾司，就是替皇帝掌管仪仗的机构。1382 年（洪武十五年），才改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统属有将军、 力士、校尉等官卒一千五百人。 卫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卫中刑名和军匠事务，北镇抚司专 门负责“诏狱”，也就是奉皇帝的命令查办的各种案件。由于镇抚司对审讯的犯 人严刑逼供，引得怨声载道，朱元璋为了平息民愤，曾经在1387年，即洪武二 十年下令焚毁为中特制刑具，将全部狱囚送刑部议罪，并且诏令以后内外诏狱， 都要交三法司审讯，以减少冤狱。 不过朱元璋猜忌部下，还得借助于锦衣卫作为耳目，这样一来，锦衣卫维持 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到了1420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谋朝篡位夺取皇位，疑心病 特别重，当他迁都北京的时候，就立即在东安门北（今东厂胡同）设置了东厂， 专门用于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的事情，朱棣怕外臣徇私，不能够及 时把实况向他汇报，就特命亲信太监做东厂的提督，从此由太监提督东厂，就成 了明朝特设的制度。 东厂设立后，太监有了随意逮捕，刑讯朝野臣民的特权。为了平衡厂和卫的 权势，朱棣一面命令东厂所属的人员，由锦衣卫调充，同时又赋予提督东厂的太 监，有监视锦衣卫的权力，使之相互依赖，彼此制约，成为朱棣实行特务统治的 工具。 东厂的太监大部分由司例监的秉笔太监兼任，这样，太监不仅“口衔天宪”， 是皇帝的代言人，又可在内阁票拟的文件上“披红”，成了皇帝的代笔人，就足 够左右朝政了。东厂有缉捕臣民、任意杀戮特权的特务衙门，更给太监揽权广开 了方便之门。明之厂卫之祸与宦官相始终，直到明亡才结束，原因也在这里。 1478年，即成化十四年，明宪宗给北镇抚司颁发印信，规定所理诏狱，必 须向皇帝奏报，一切直接向皇帝负责，卫所不得干预，提高了北镇抚司的特权。 武宗正德时候的钱宁，世宗嘉靖时候的陆炳，都是掌管锦衣卫的人物。 钱宁在锦衣卫用事的时候，专门敲诈勒索，后来钱宁被杀，查抄他家藏有“黄 金可万斤，白金三十万斤，白玉带二千五百束，祖母绿佛像两尊，胡椒千五百石”， 变卖他的园宅，价值三十万万。 陆炳和严嵩勾结，诬杀了主张收复河套的夏言。陆炳甚至连主管东厂的太监 马广、司黎监李彬也告密下狱处死。他为了扩充势力，还选“缇骑”（就是身穿 赤黄色衣服的军役）中骁勇的七千人，另外委派心腹统领，在他掌管期间，锦衣 卫里“仰度支者（向户部领取粮饷者）”，多达十五、六万人，比明初时候扩大了 一百倍。 成化年间，宪宗为了加强特务统治，又设立了西厂，令太监汪直提督。 汪直果然不负皇帝的厚爱，“屡兴大狱”，其时，西厂所辖“缇骑”比东厂还 多一倍，从京师内外到大河南北，缇骑到出寻衅省事，上至亲王府，下到民间， 就算了斗鸡骂狗一类琐事，他们也缉拿拷索。 汪直用事，“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 1428年，也就是成化十八年，曾经关闭过西厂。可是在1506年，即正德元 年，武宗即位，重用宦官刘瑾，又恢复了西厂，刘瑾用自己的亲信掌管西厂和东 厂，当时两厂之间争权夺利，为了控制两厂，刘瑾又建立了一个“内厂”，由他 直接指挥，权力更大，连东厂、西厂都要受他监督。 刘瑾规定，凡“罪犯”进厂，不论罪名大小，一概都要受杖责，先打一顿， 然后要莫充军边塞，要莫戴枷发遣，一幅枷铐重达一百五十斤。这样的残酷迫害 下，官吏军民被害致死者达数千人。 明熹宗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建领东厂，厂卫制度发展到了顶 点。他们专用酷刑来钳制臣民之口，用的刑具有特制的大枷、夹棍等五种，刑罚 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用烧红了的铁烙脚）等，名目繁多，惨绝人寰。 《明史刑法志》提到东厂的制度，“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 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 皆卫官。” 这一些东厂的成员，专门挑选锦衣卫中最狡诈、阴险的人充当，负责侦察， 另外，东厂又收吸纳地方流氓、亡命之徒作为爪牙，每探得一件事情就马上密报， 这些人任意闯进人家家里搜捕，如果的贿赂满意，就马上离开，如果少不满意， 就用刑拷打，这个就称为“乾醡酒”，又叫做“搬罾儿” 。 东厂逼令犯事的人诬陷有钱人家，除非得到有钱人家的贿赂，否则就奏请下 镇抚司狱。 每月初一，东厂召集成员数百人，用抽签的办法分派各人差事，分到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北镇抚司去监视审案的叫做“听记”；分到各官府、城门访缉 的叫做“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都要被报告到厂，这叫作“打事 件”。事无巨细，就连民间的米盐琐事，夫妻口角，也连夜报进宫去，为皇帝和 太监们提供笑料。 这样的特务统治，以至“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 。 明史中还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有四个人在密室夜饮，有一个人喝醉了，就开始大骂魏忠贤，其他三个人吓 得不敢出声。这个人骂声还没有停，就有东厂特务冲了进来，把这四个人抓去见 魏忠贤，魏忠贤马上就磔死了那个骂他的人，赏了其他三个人钱。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是明朝崇祯年间的进士夏允彝《幸存 者》记载： 余见一术士徐姓者，五人共饮于逆旅，忽一人倡言忠贤之恶，不久当败。余 四人或默或骇，讽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我何畏？” 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排门入，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拘四人，并入内地，间所 擒之人，手足咸钉门板上，忠贤语四人曰：“此人谓不能剥其皮，今欲姑试之。” 即命取沥青浇其遍体，用锥敲之，未及，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四人骇欲 死。忠贤每人赏五金压惊，纵之出。 那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之一。 崇祯继位后，杀了魏忠贤，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这些特务机构，他还是利用东 厂替他侦探朝野臣民，“告密之风未尝息也。” 一直到1644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东厂和锦衣卫的危害才停 止。 “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相比之下，清朝的政治相当清明，并没有专门的特务机构。 明朝这么多皇帝都很热衷于特务统治，且乐此不疲，并不令人惊讶。这样一 支队伍能够避开文武百官直属自己管辖，绕过祖宗法制按自己的意图办事，并且 直接对自己负责，统领者更是自己最信任的人，是每个独裁者都不能够拒绝的诱 惑。 尽管皇帝明白这样的特务机构会弄得人心惶惶，甚至有可能因为特务们的恣 意妄为导致天怒人怨，但是皇帝认为特务机构方便按照他的意图办事，能够有效 的阻止大臣们的谋反叛乱，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明朝的厂卫机构就像毒品一样，使明朝的历代皇帝都患上了毒瘾，快感和迷 幻让明朝的皇帝们欲罢不能，只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却被掏空了精力。 厂、卫的出现干扰了明朝政府正常的司法制度，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大的 危害。近代三权分立的思想就是鉴于行政、司法、立法这三方面相互制约的至关 重要，这些正是一个政府合法、合理存在的必要基础，中国封建王朝的王者之道， 对于行政、司法、立法也有一套互相制约的规则和潜规则来维持统治，但是明朝 皇帝额外的担心打乱了这个超稳定机制。 事实上明朝完全有理由维持更长时间的稳定，不过明朝贯穿始终的特务政治 和从头到尾对司法的破坏，已经让这个帝国慢慢变得千疮百孔，终于这个貌似强 大的帝国不堪重负，轰然倒塌。 明朝之速亡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却早在明朝皇帝们决意重用特务以维持统 治，实施以民为敌的策略意图时就已经注定了最终的命运。 2.3.明代的内阁制度 明代初年，朱元璋改组政府，他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当时有左右丞相，由丞 相来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 明朝初期，中书省大权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手中。因为顾忌到皇权旁落，朱 元璋“命奏事毋关白（告知）中书省”，开始遏制中书省权力，但是胡惟庸不甘 示弱，反而组织党羽，招集军马，阴谋武装政变。这下可激怒了朱元璋，在洪武 十三年，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等人，也一并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将中书省及丞 相权力分别交给了六部衙门，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将大权集中到了自己 手上。 但是皇帝的精力有限，很难做到对国家大事的面面俱到，洪武十三年，朱元 璋尝试设置“四辅官”，协助皇帝处理事务。 《通纪》载：九月丙午，置四辅官，敕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月分三旬， 人各司之。以雨旸时若，验其称职与否。 因为效果不好，朱元璋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仿照宋代制度，设立内 阁，让大学士担任顾问兼秘书的职务。 《昭代典则》说：（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初置大学士。 内阁在明朝初期并不是职位名，只不过是皇帝让自己信任的文臣对国事提出 参考意见以供选择，这些人原来的官职并不高，既没有在六部兼任职务，也不隶 属于其他部门，他们没有权力直接指挥行政，是属于议政的部门，和东汉时候的 尚书、唐代时候的翰林学士性质差不多。 因为明朝皇帝的懒惰和无能，皇帝越来越依靠太监和朝臣替自己处理国家事 务，久而久之，内阁这些人逐渐得到升迁，并且也有了正式的办事处所，他们的 地位也得到提高，往往尚书、侍郎，或有加衔至于“三公”者。 仁宗以后，阁臣之权加重，到嘉靖年间，大学士的排名已经列在六部尚书之 上。这个时候，内阁相当于丞相的位置，明代大学士一般称阁老。 内阁大学士表面位尊而权重，但难以独立发挥其权力，其与皇帝沟通受制于 宦官，提拔选举贤良又受到了吏部、兵部的约束。 《明史·职官志》说： 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 拟票，不得不取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 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 今人对于明代的内阁制多有误解，以为近似于国会制度，实在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 明代废中书设内阁，主要是为了保证皇权的高度集中，但是明朝中后期的皇 帝，很少像朱元璋这样的精力充沛，于是让大学士担任皇帝顾问兼秘书的职务。 内阁的大学士手上没有实权，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受制于秉笔太监，所以内 阁一直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许这正是明朝皇帝的意愿，至少保证了内阁不会 因为权力过大而架空皇帝。而皇帝分外信任身边的太监，认为他们没有野心，忠 心耿耿。皇帝的考虑也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历史上，太监谋朝篡位终获成功是不 可想象的，中国或许会接受一位女皇帝，但绝不可能接受一个太监皇帝。明朝中 后期，朝廷大臣谋反是没希望成功的，这就是皇帝重要太监的唯一好处。 明朝畸形的政治制度使得朝廷大臣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必须有当红 太监的帮助，比如张居正改革要依靠联合太监冯保才能掌权十年进行政治改革， 而东林党左光斗、杨涟他们也是站在太监王安一边反对魏忠贤。 明代朝廷所谓忠奸之争，斗争的核心在于争取大太监的支持，这就是明朝政 府最可笑的事实。说得不客气点，明朝其实就是属于太监当权制度，所谓内阁只 是表象，太监把持朝政，也就是明朝恶政的根本原因。

山民甲 · 发表于 21.11.2007 17: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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