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明朝灭亡真相ZZ[2]

雪童 · 发表于 4.12.2002 18:34:51

新版明朝灭亡真相ZZ[2] 3.大明帝王篇 3.1.万历之怠工 后张居正时代的万历开始了他的怠工生涯。 我在《明史》中稍稍摘录了万历不作为的情况。 万历二十九年，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三十年，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三十一年，吏部奏天下郡守阙员，不报。 万历三十二年，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 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硃赓请补六部大僚，不报。 万历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不 报。刑部请发热审疏，不报。 万历三十九年阁臣请释轻犯，不报。 万历四十五年，镇抚司缺官，狱囚久系多死，大学士方从哲等以请，不报。 畿南大饥，有司请振，不报。阁臣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四十六年，有司请热审，不报。辽师乏饷，有司请发各省税银，不报。 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萨尔浒大战的那年，百官伏阙，请视朝行政，不报。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热审是个什么意思。 明朝录囚制度主要就是会审，开始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诏规定了法司论 囚疑狱之程序，要求司法官吏在正常审判程序完成之后，罪犯判刑并在执行之中， 对于重大案犯举行定期会官审录。到了明宣宗时期，敕令三法司：“联体上帝好 生之心，惟刑是恤，另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 能无冤在?”此后，会审制度作为一种定制被确定下来，大凡重囚的会审、冤错 案件的平反、淹狱的清理；罪行的减等遣发、枷号的疏放、乃至赦免的执行、因 气候变异而疏通狱囚等等，都是这一制度涉及的范围。 明代会审制度主要有三种：（1）秋审制度，它是以中央寺、府、部、院、司 等机关主要官吏在每年冬至前共同审录重大案件为内容的制度。在《大明律》中 即有此项记录：“直隶去处，从刑部委官与监察御史，在外去处，从布政委官与 按察史公同审决。” （2）朝审制度，这是以三法司与公、候、伯等爵高位重者， 在每年霜降后共同审录重囚的制度。（3）热审制度，即每年小满后十余天至六月 止，由于天气炎热，狱囚监禁过久，需要清理牢狱，由五府、六部、六科协同三 法司尽快处理轻罪犯者的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热审制度是一种体恤民情，安抚民心的政策，比如中 国历朝历代每逢节日庆典或者皇帝大婚大寿，都是要进行大赦的，这与现代中国 好像有些不同，但是在当时，作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制度，有其必要存在的意 义。 在明史中，概括万历一年的情况文字不过百余字，其中三番五次的提到了“热 审”不报，可见事态严重。 万历皇帝在职期间，不视朝政、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不赈灾、 缺官也不补。 万历三十年，大学士沈一贯奏御史巡差缺员，当时全国各地这些官员基本上 是十有其三缺乏，而最多的地方十有其九都没人担任。 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 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因为皇帝的消极怠工，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也多拜疏自去。比如万历三十七年 左都御史詹沂，三十九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四十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大学士李廷 机，四十一年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吏部尚书赵焕，四十二年礼部右侍郎孙 慎行，都是上疏之后，一去了之，大臣们可以这样辞职，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官员的缺乏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万历四十五年，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上 奏说，镇抚司理刑缺官，无人问断，监禁日久，死亡相继，有罪者不能正法，无 辜者不能昭雪。 可是对于这一些，我们敬爱的万历皇帝丝毫不予理睬。 那么，万历皇帝的怠工到了什么程度呢？ 在万历四十年，南京各道御史就说：“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 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 此语道破天机，这位万历皇帝，躲在禁宫里不肯出来，也不肯接见朝廷大臣，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不见大臣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极为罕见。 而面对臣下咄咄逼人的指责，我们的万历皇帝依旧我行我素，既不生气，也 不接受，还是一个“不报”。 话说回来，万历皇帝还是有点涵养的。 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后，努尔哈赤势不可挡，破开原，陷铁岭，而明军辽左 粮饷已绝，朝廷大臣向万历皇帝请求，万历皇帝置之不理，广东进贡的钱送到了 宫中，万历皇帝理所当然的笑纳，对朝廷大臣却还是称疾不出。于是吏部尚书赵 焕上疏云：“他日蓟门蹂躏，敌人扣阍，殿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抱怨简直已经超出了臣子应有的态度，可是万历皇帝并 没有追究，这口气居然忍下来了。 万历的不作为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明朝党争激烈，表面上争的是是非曲直， 实际上都是小集体利益，打着道德、高尚的牌子，纠缠不休，没完没了，万历烦 不胜烦。 万历三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请发群臣“相攻诸疏，公论是非，以肃人心”， 可是万历皇帝不愿意牵涉到这无止尽的纷争中，干脆不理。 后来党争实在闹到收不了场，万历三十八年，这位怠工的皇帝不得已下了一 道圣旨，以旱灾异常，“谕群臣各修职业，勿彼此攻讦”。 然而就算是皇帝的劝架也没有用处，群臣们一样不听，以后万历也就再没有 理过这档子破事了。 万历三十九年，御史徐兆魁疏劾“东林讲学诸人阴持计典，自是诸臣益相攻 击”。 有人说道德之争令得万历厌倦朝政，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不无道理。 作为皇帝也不是随心所欲，面对大臣的指责和史官的笔，皇帝的顾忌也很多， 皇帝本来是受到一种变态教育的，独一无二，没有一定野心和欲望，没有一定器 量和才智的人是做不到的，万历显然不具备一个皇帝应有的才能，他采取的反抗 也是别出心裁，什么样的奏折到了他那儿，都是只进不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就这么拖着。 明清两代，皇权高度集中，国家政事在相当的程度上需要皇帝的认可才能办 理，可是万历皇帝既不理朝政，也不安排相应的官员负责，不但自己怠工，还让 臣子们也怠工，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不过，万历之怠工倒也不是算独创，明朝中期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 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 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巴。万历只是效仿 先人而已。 幸亏像明朝这样的庞大帝国仅凭着惯性就能够维持很长时间，皇帝不理朝 政，至少也没有瞎指挥；官员不足，大家就采用抽签的办法，倒也公平，效果甚 至还不错，至少不会比靠行贿升官的现实差，除了朝廷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 外，万历的朝政比起中国历代不绝的暴政来还好上许多。 3.2.万历之敛财 万历不理朝政，消极怠工，那么究竟是不是百事不管了呢？却也未必，万历 不过是于行政上消极，但是在敛财方面却是无奇不有，花样翻新。 贪财之烈，万历是前无来者。 在敛财方面，万历的“勤政”不下于任何一个明君。 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 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 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 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 万历敛财用的都是太监，可是万历对太监倒也不是青睐有加。 《明史宦官陈矩传》提到，“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 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 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 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由此可见，万历在对待朝廷官员和内宫太监上却还一视同仁，从这方面讲， 东厂之衰落对国家是件好事情，不过万历显然不是那种知道宦官害国的人而有意 遏制他们的好皇帝，估计他于朝廷外臣和宫中内臣缺官不补的动机是一样，舍不 得那些俸禄。 以全国之力供一人之挥霍，那是绰绰有余，皇帝享受他的天子待遇，也无可 厚非。然而万历重用采榷之监，毒害天下，目无法纪，极尽搜刮之能事，才有亡 国之兆。 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乎尾八年，费帑金 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 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 采榷之祸，祥见于《明史宦官传》。 “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 在在有之。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 大?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 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陈增及陈奉、高淮。” 万历年间采榷之害，实在骇人听闻，诬陷朝廷命官，抢劫大户商贾，轻者被 抄家，重者被砍头，恶劣行径，不胜枚举。 这儿摘录明史记载。 陈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抗增， 被陷几死诏狱。巡抚尹应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罚俸。已，复命增兼徵山东店税， 与临清税监马堂相争。帝为和解，使堂税临清，增税东昌。增益肆无忌，其党内 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搜金宝， 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 增肆恶山东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死。 陈奉，御马监奉御也。 万历二十七年命徵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奉兼领数 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 州，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奉走免，遂诬襄阳知府李商畊黄州知府赵 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煽乱。帝为逮钰、任 重，而谪商畊等官。 奉在湖广二年，惨毒备至。及去，金宝财物巨万计，可大惧为民所掠，多与 徒卫，导之出疆，楚民无不毒恨者。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奉吓诈官民，僭 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 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 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天下祸乱，将何所底！” 大学士沈一贯亦言：“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 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 可是万历皇帝皆置不问。 高淮，尚膳监监丞也。 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 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而淮及梁 永尤甚。 淮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 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甲而噪， 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 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 梁永，御马监监丞也。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陕西徵收名马货物。税监故不典兵，永独畜马五百匹， 招致亡命，用千户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发其奸，并劾矿监赵钦。诏逮 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廉吏也。永责赂，箠毙县吏卒，斗牛愤恨 自缢死。巡抚贾待问奏之，帝顾使永会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劾待问有私， 请皆勘。帝从之，而宥待问。永又请兼镇守职衔。又请率兵巡花马池、庆阳诸盐 池，徵其课。缘是帅诸亡命，具旌盖鼓吹，巡行陕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 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纵 乐纲等肆为淫掠，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蓝田等七关岁得十万。 陕西巡抚顾其志尽发其奸，且言秦民万众，共图杀永。大学士沈鲤、硃赓请 械永归，以安众心。帝悉置不报。 明史载：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万历敛财，又不懂经济学，一味的做守财奴，姑息纵 容，弄得民不聊生。 万历四十六年，正在神宗万历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大清开始崛起， 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 军覆没，举朝震骇。 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当时内帑堆积如山，而李汝华请发内帑不得， 李汝华建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可得饷二百万有奇。”不 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万历就答应了，这是万历年间的第一次加赋。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熊廷弼受命于危难赴山海关，熊廷 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 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 竟然全部逃跑。 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一直到铁岭失陷，这年的十二月，万 历年间第二次加赋，亩增三厘五毫。 万历四十八年，再议增赋。亩增二厘，三岁三增，遂为岁额。 御史张铨上疏：“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五毫，未己至七厘， 又未己至九厘。譬之一身，辽东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 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 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趋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 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则叫阍不应，加派则朝奏夕可，臣殊不得 其解。” 可是万历皇帝无动于衷。 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了万历皇帝逝世。遂尽罢天下矿税，发帑金百万犒边， 起建言得罪诸臣，下前后考选之命。 明之亡国，后人多言亡于万历，万历的懒与贪看上去和崇祯的勤政正好相反， 然而万历虽然敛财，加赋税却并不多，不曾深扰民，崇祯之亡国，继承万历之弊， 实在是赋税过重，扰民太甚。 3.3.崇祯之用人 明帝国的崩溃有些出人意料，在崇祯自杀后，南明还能够迅速的建立政权， 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拥有百万大军，以南明的腐败无能，也支撑到了康熙年 间才最终覆灭，这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瓦解了的王朝吧。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 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 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 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 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 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 个。 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 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 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 的。 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 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自杀殉国是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 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 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 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 我们来看看崇祯的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这个是什么 概念呢？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宋朝自从开国到元佑初百三十年，至司马光、吕 公著、吕大防、范纯仁担任宰相时，才不过五十一人。 崇祯提拔重用的人，入《明史奸臣传》的就有温体仁、周延儒二人，而整个 《明史奸臣传》所列者不过十人，其余明朝两百多年中只有胡惟庸、严嵩、陈瑛 等六个，而自命不凡的崇祯十七年就占了两个，极端腐败的南明也占了马士英、 阮大铖两个。 崇祯年间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 十一人、逼死一人。 这其中就包括总督袁崇焕。 除了袁崇焕，其他人也挺冤枉的，如总督崇俭，和张献忠打仗本来打赢了， 可是因为杨嗣昌说他撤兵太早，导致战败，马上就斩首弃市，后来福王时候，给 事中李清为之辩白：“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 另一位总督赵光汴，当世之人也以为冤。 兵部尚书王洽因为清兵逼近京城而下狱受死，然而史称洽“清修伉直，雅负 时望，遵化陷，再日使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 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 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更是无辜，只不过是崇祯想和皇太极议和，偷偷摸摸 不敢让朝廷大臣们知道，而陈新甲无意中将此事泄露出去，崇祯在朝廷上被大臣 们逼问，老羞成怒，就杀了陈新甲做替罪羊。 崇祯年间当然不是没人可用。女真入关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和经济 改革，攻击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击南明的百万大军，进行大清统一战争，这些都 是以汉人为主导而实施的，很多为首的都是崇祯年间的旧臣，比如吴三桂、洪承 畴他们，这些人在崇祯的领导下束手束脚，不能仅展其才，屡遭败绩，而在清朝 的统治下，却如鱼得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大施拳脚，因为他们的努力， 开创了前清的盛世。 由此可见，崇祯用人的确有严重失误的地方。崇祯所言，“朕非亡国之君， 臣皆亡国之臣”，实在是至死不悟，可悲可叹。 3.4.崇祯之重征 崇祯即位的时候，那时内忧外患，外之后金，咄咄逼人，内之反贼，扑而不 灭。而崇祯是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他重用袁崇焕，愣是守住了山海关，暂时遏 制住了后金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崇祯用洪承畴他们打击李自成、张献忠，也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自成就几番被逼到了绝路。 可是，崇祯没有能把握住这些机会。 以李自成的崛起为例，先是“崇祯元年，陕西大饥”，流贼四起，当然这时 的造反被朝廷轻易镇压下去。 到了“崇祯三年，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 奸，民大困。”兵部郎中李继贞奏曰：“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 可是崇祯皇帝不听。 十万赈灾真是不多，但皇帝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人相食”，流贼 又起，这一回规模就更加盛大，朝廷无数次征战，也没能把李自成斩尽杀绝。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如果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没人愿意冒风险造反， 可是崇祯皇帝偏偏把自己的子民逼上绝路，也就将自己也逼上了绝路。 崇祯年间，一再加派，分别是“剿饷”、“练饷”，加上万历时候的“辽饷” ， 是为三饷，清朝入关的时候，首先就废除了这“三饷”，于是人心安定。 在崇祯十年，为了剿匪，朝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这个军饷怎么 来呢？当时建议有四个办法，一是“因粮”，就是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 钱，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二是“溢地”，就是核实土地，对于额外的加 收赋税，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三是“事例”，也就是要求有钱人家多出点钱； 四是“驿传”，通过削减邮驿开支，以二十万充饷。 崇祯皇帝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 是为“剿饷”。 崇祯十二年，清兵来袭，廷议各镇练兵数至七十万余，于是又有“练饷”。 当时崇祯金口玉言，说“剿饷”一年之期，结果饷尽而寇未平，还多增加了 一项“练饷”，实在是把明朝的老百姓当成冤大头。 “练饷”又增七百三十万，“辽饷” 在万历的时候为五百二十万，崇祯年 间又增加一百四十万，后来的“剿饷”、“练饷”共计千万。这样，崇祯年间先后 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 这还不是全部，在贪官污吏的层层剥削下，实际老百姓要交的赋税更是数倍 于“三饷”。 明之“剿饷”尚且师出有名，“练饷”就过分可笑。 崇祯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开支就达到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 万两左右，在生产力下降，全国的田地骤减的情况下，明朝政府还这么贪得无厌， 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财政和经济濒于崩溃。 苛政猛于虎，明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是民不聊生，一片哀鸿。 当时民间流传崇祯是重征，此言不虚也。 崇祯之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 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 纳饷至十两。” 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碌了一年，最后非但没的赚，反而还要赔进去血 本。到了这样地步，天下也没有人愿意种田了，反正种田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拼 命。 崇祯就是这样把老百姓逼上反抗自己的道路。 等到崇祯皇帝醒悟过来，用大学士蒋德璟之言，下诏罢饷的时候，李自成已 经兵临城下了。 而明朝政府耗尽国力，用“三饷”养出来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 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 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 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 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 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 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 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 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 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 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 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 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 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 明朝老百姓倾家荡产供养出来的百万官军，居然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 虎，难怪明朝老百姓对崇祯的怨恨日深。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 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 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在这种情形下， “平寇”根本就不可能有效果。 李自成攻破北京市后，得到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 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崇祯皇帝口口声声国库的钱不够 用、要“加赋”，更口口声声“爱民如子”，其实他不过是和万历皇帝一样，自己 的钱舍不得拿出来，老百姓的钱就不心疼。 崇祯时候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崇祯越是加赋，造反的农民就越多， 造反的农民越多，崇祯就越要派兵镇压，而士兵的军饷只能通过加赋，这位刚愎 自用的皇帝陷入了自己设计的怪圈，为了国事弄得自己心力憔悴，结果却加速了 明朝的灭亡。 或许，崇祯是个不幸的皇帝，他所接手的明朝就像是一个从里到外都烂透了 的柿子，怎么捏都是一碰就破，谁遇上这个烂摊子都会头疼，崇祯坐在火山口上 玩火，那也是迫不得已。 然而，也不能单说崇祯的不幸，崇祯身为皇帝，执政十七年，独断专行，为 所欲为。那些无辜被他杀死的忠臣，在他统治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岂不 是比他更不幸万倍？ 崇祯对不起的人实在太多了，不是他一个简单的罪己诏就能原谅的。明朝之 灭亡和崇祯实在有莫大关系，崇祯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死者长已矣，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追究什么，而是 希望透彻的分析明末这段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历史，引以为戒。 4.明代忧患篇 4.1.海禁之失 明朝初期的航海事业到达了一个顶峰，郑和下西洋被誉为中国走向海洋的标 志性事件，后人惋惜中国错失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然而在明朝而言绝无可能， 西方的航海业发展乃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解放和经济需要，地理大发现给 西方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而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明朝皇帝为了繁荣经济市场而做出的决定，更不是个人 的冒险精神。 永乐帝无法回避篡位的事实，为了表示其正统性，不断要表示祥瑞，所以郑 和要让满足永乐帝看到万邦来朝的繁荣景象，于是一次又一次下西洋，为了显示 “天朝大国”的“物产丰饶”与“慷慨大度”，郑和携带大量中国珍奇特产，遍 行赏赐。 出航的另一目则是“取宝”，郑和出使三十多个国家，“所取无名宝物，不可 胜计”，郑和本身就是负责皇室采购衙门的内宫监太监，采购珠宝正是其职责所 在，郑和下西洋之船队，谓之曰“宝船”，又名“西洋取宝船”，顾名思义，就是 皇帝采购的船队。 和西方明显不同的是，郑和航海事业做的是赔本买卖，以至于七下西洋之后， 因为财政上无力为继而中止了航海，并且颁布了禁海令。 一直以来贫穷的明朝政府，根本就没有从航海中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这和 郑和下西洋的初衷有很大关系，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盛大，但并不适用于经济 交流。久而久之，技术的进步被思想的落后所抵消。 明朝的禁海令被后世理解为闭关锁国的象征，但实际上禁海令并没有持续多 长时间。然而明朝开放广东海澳的原因，不过是中国官员的贪污受贿，再加上形 势所逼，绝非主观上的经济开放。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经常发生海寇与葡萄牙人互相勾结沿海劫掠的情况，对 此，广东地方官员采用了招抚葡萄牙人而剿灭海寇的计策，一方面允许葡萄牙人 改个名字并在课税后于沿海各海澳进行贸易，一方面以武装手段镇压海寇。这样 既可分化海寇与葡萄牙人，又可增加官府收入，充裕饷源，甚至有助于剿灭“倭 寇”，可谓一举多得。 另外一个原因是嘉靖皇帝迷信修斋建醮便可获得长生，不惜重价到海外寻觅 龙涎香制作万寿香饼。而葡萄牙人当时垄断了南洋香料，所以地方官员也只有默 许葡萄牙人的贸易要求。 从表面上看，明朝时期中国有走向海洋的条件，但是准备不足，明朝政府没 有考虑过向外扩张，所以错过了机会。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政府的不扩张政策不 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皇帝的昏庸和无能，以及明朝政府对民间思想和行为的严 密控制。 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有过这样的论述。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 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 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 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 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 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 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 发展的征象。 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 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 试中试。 所谓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纯属后人一厢情愿，有人把中国近代落后的责任推 诿给反贼李自成和女真的野蛮统治，认为是他们妨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一个有着 资本主义萌芽蒸蒸日上的庞大帝国，竟然在经济上贪污浪费导致入不敷出，横征 暴敛逼反百万流民，在军事上以先进的火炮和上百万的常备军仍无法抗衡全族不 过十来万兵力实行奴隶制的少数民族，是不是反差太大了呢？ 或许明代的百万流民应该毫无怨言的饿死自己，而雄起于白山黑水的女真族 应该自我毁灭，那么中国自然就可以昂首挺胸的走进新时代，成为二十一世纪的 世界强国了。 然而，纵然是流民们欣然自杀，女真心悦诚服，任明朝由着喜欢自己当大将 军，杀死几个老百姓而卖弄功勋，最后因为好色纵欲过度而死的正德皇帝、二十 多年不见朝臣，大肆搜刮钱财的万历皇帝、坐了一个月皇位就死了，却弄出明朝 三大奇案之二的光宗，迷恋于做木匠活重用魏忠贤的熹宗皇帝、以及刚愎自用的 崇祯皇帝，或许还加上南明那位“七不可”的“蛤蟆天子”，这么一代代的胡闹 下去，再加上朝廷大臣党争不休，争权夺利，世风日下，贪污腐败成风，而民众 麻木不仁（显然嘛，要做到在明朝政府的压迫下饿死都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能 不麻木吗？），在极端轻视商人的社会风气下，明朝就顺利发展争取民主与自由 的资本主义？ 明朝既然无心又无力改变现状，那就只能够重走历代王朝灭亡的老路了。 4.2.倭寇之患 我们先来看归有光的一篇记载。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七月，倭寇六、七十人，流劫浙、皖、苏三 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流窜数千 里，杀伤四、五千人，死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历时八十余日，始 被击溃。 当倭寇自芜湖直逼南京安德门下时，明著名学者后来历任政府要职的归有光 正在南京城内科考。据其目睹情况：南京举城鼎沸，军民皆惊。问之，倭寇不过 五十余人。而当时南京守城明军约十二万，其他明军尚不计算在内。留都兵部尚 书张时彻、侍郎陈洙等闭门不敢出兵。相反，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市 民被迫“典煮供备、常从后罚、冤号之声，缢于衡路。”当时还是一个考生的归 有光愤而问道：“平昔养军果为何？” 拥有十二万大军的明留都兵部尚书，竟然不敢与只有五十余人的倭寇作战， 实在不可思议。然而，这只是反映了明朝军队的无能而已。 倭寇之患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 “倭患”问题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物产的贸易需求。胡宗宪《筹海图编》《倭 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 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磁器、漆器。女人脂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 书五经，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 同时，中国士民对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日本所产倭刀以其锋利精巧 备受称道，成为官绅士民争相求购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饰物等，也颇受明 朝百姓的欢迎。 倭寇王王直，就是从事走私贸易，他希望明朝政府取消海禁，允许中日自由 通商。王直曾经说过：“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若允之，海患乃平”。在王直势力 最大的时候，他仍上书明朝政府要求开放海岸。不过明朝政府不予理会，也不将 海外贸易与倭寇劫掠区别开来，依旧实行全面海禁政策。 明朝的海禁政策，使明朝经济遭受严重损失，长期的海禁使政府损失大笔税 收，私贩横行也使内地的竞争加剧，明朝政府秉承一贯不对话、严格控制的政策， 全面禁海。 “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富豪之所侵，债负之所 折，怨人骨髓。”为了谋求活路，渔民与商贩被迫从事走私活动。 所谓倭寇，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华人。 建按察使的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攻陷 福州府福清县的事。 “海寇大多华人，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 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 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 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 非但倭寇是华人组成，受益者也多是华人，海外贸易本来是件好事，“输中 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所以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山东 巡抚王抒说过：“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 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 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 嘉靖间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指出：“海上之国，方圆千里以上者多至不知其 数。无中国绫锦丝棉之物则不可以为国。海禁愈严，中国货物价值愈厚，而奔趋 贸易者愈众。私通不行，则伴以攘夺。”正是道出了倭寇问题的关键。 明朝政府政治上的腐败也决定了倭寇的兴盛。皇帝不派士兵抵敌人，却乞求 海神的保佑。在王江泾一战，斩敌首级二千余颗的张经却以“糜饷殃民，畏贼失 机”的罪名斩首示众。 后来在一些官员的倡议下，明朝官府一方面放宽海禁，另一方面任用戚继光 等名将严厉打击为祸的强盗团伙，才使得长期军事行动难以压制的局面迅速稳定 下来，于是“市通则寇转化为商”。 尽管如此，倭寇小规模的活动依旧存在，直到日本建立江户幕府，于1639 年实行了锁国令。各个大名、寺社支持的倭寇才彻底消失。 倭寇屡禁不绝，固然有明朝政府腐败无能以及明朝军队的无能造成，但是根 本原因还在于基本国策。 就明朝政府的《大明律》来看，明朝政府全面实行海禁的立场是有原因的。 比如《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 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 根据《大明律》的规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违法行为，这就断送了明朝走向 海洋的任何希望，倭寇之患祸国殃民，然而能够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那些要求 解除海禁的走私商人、日本战败武士以及沿海谋求活路的居民吗？ 明朝政府的海禁令，不仅造成了倭寇之祸，也使明朝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 以后的清朝政府同样继承了明朝的政策。 如果倭寇事件能够演变为一场民间争取自由贸易的成功活动，那么也许中国 的命运，甚至亚洲的命运都会发生改变，然而，这一场“出轨”行为还是被中国 封建社会巨大的惯性拉回到了“正轨”上，明朝顺着“正轨”走向灭亡，中国也 沿着 “正轨”慢慢走向深渊。 4.3.党争之祸 或许东林党人因为他们政敌名声太差和自己屡战屡败而受到赞扬和支持，但 是对于明朝政府毫无意义，他们的抗争并非为了国家利益，而是党羽的立场，屁 股就已经决定了脑袋，他们反对一件事情，并不管事情本身是非曲直，而是他们 的政敌赞同这件事情。 他们和他们的政敌一样热衷于争吵是非，并且对国家毫无贡献。唯一和他们 的政敌不同的是，他们坚信自己的道德，并且只相信自己的道德，这使他们显得 固执而且有些滑稽，他们在屡次争执中落于下风也正是这个原因，虽然后世给与 他们高度的评价，但是在误国方面，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他们所蔑视并且坚决反对 的政敌。明朝的灭亡，他们要负的责任不会少于他们的政敌。而党争对于明朝灭 亡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后金和李自成。 这就是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我很遗憾这么评价他们。 朋党之争，唐有“牛李之争”，宋的“新旧之争”，其实，政治只是权利集团 斗争的一个手段和途径，利益才是核心的。 由于东林党的弱势，得到普遍的同情心，而东林党的讲学与著作，更带有浓 厚的学术气氛，这从某方面来讲，误导了两党之争是权利之争而不是阶级之争的 真相。 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辞，他的部下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 章请求皇帝（朱栩羽）挽留，而朱不但未允，连顾宪成的官也一并免了。顾回家 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故谓之东林党。 顾宪成等奖学时，多以批评时事为主，他们虽然不敢攻击皇帝，但可以攻击 内阁大学士。这种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 应，他们在没有当权时，固然反对当权分子，但他们中一旦有人当权，也同样排 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而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或不同 党为标准。 比如这些道德标兵反对张居正，因为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 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 续留任，称为“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是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 留任，道德标兵们丝毫不顾张居正改革的巨大成果，纷纷攻击这是 “忘亲贪位”， “背公议而殉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他们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符合 他们认定的道德，才有权利主持朝政，虽然在他们当权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进行 过任何有效的改革。 万历皇帝对于论战没有反应的。“神宗在位久，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 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国本之争，指斥营禁。宰辅大臣为言者所弹击， 辄引疾避去。” 因为皇帝的偷懒和涵养，言官们可以危言耸听，使得自己名声大振，又不至 于受到惩罚，所以更加肆无忌惮。 东林党的核心在于所谓的“重振道德”，这固然冠冕堂皇，但核心仍然是排 外。他们把自己树立成为一个评定善恶的标准，并要求建立一种得到社会全体公 认的道德，这本身就是一种狭隘的小集体思想和狂妄的幻想。 明朝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事情虽然并不复杂，然而“盈廷如聚讼”，正 是党争之祸，当时的社会支持东林党人，“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其重要 原因是因为东林党人的政敌是魏忠贤，这就是所谓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 可是党争是东林党支持宦官王安与魏忠贤相对，算起来东林党其实不过是另 一个“阉”党而已。 既然是生死之争，东林党人获胜也不会放过自己的政敌，那么阉党获胜，对 东林党人的迫害也是在所难免了。 社会上一般认为被阉党害死的都属于东林党人，也太抬举东林党了。比如熊 廷弼，被认为是东林党杰出人士而招致魏忠贤的迫害致死，熊廷弼是被阉党迫害 致死不假，但熊廷弼本人并不属于东林党，反而十分仇视东林党人。他被迫害只 是因为不愿意和魏忠贤同流合污，受到魏忠贤的诬陷，以东林党人的名义处死而 已。可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给东林党人博得不少好名声。 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 比如崇祯十四年（1641），东林—复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 监，使奸臣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 在明朝北都灭亡后，党争依旧无休无止。 南明第一个朝廷——南京政权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 所谓“立贤”、“立亲”不过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 断地位的一场争斗。 其后南渡三案，即“大悲”、“伪太子”、“童妃”都是失意的东林党人无中生 有的挑起事端，这样的争吵对于南明王朝来说没有任何帮助。 反清义士夏允彝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 朝廷大臣矛盾激化，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置国事于不顾，一些有识之士也 感到国难当头，应当捐弃门户之见。 户科给事中熊汝霖曾上言：“臣观目前大势，无论恢复未能，即偏安尚未稳。 孜孜讨究，止应有兵饷战守四字，今改为异同恩怨四字。” 徐谕德感愤时事，贻同事书曰：“今日贤邪之辨，不可不明，而异同之见， 不可不化。以君民为心，则和一之至，不必合党同群，而自无不同。以职掌为务， 则猷念各分，不必破党涣群，而自无不异。用人者执此为衡，其忠君爱民，精白 乃心者为君子，否则小人；修职就业，竭节在公者为君子，否则小人。” 党争之祸延及到了永历年间，一直没有停止争吵不休。在弘光以前的东林、 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 廷权力的内部倾轧。 钱秉镫描述这段党争说道：“先是，朝士有东西之分，自东粤来者，以反正 功气凌西人；而粤西随驾至者，亦矜其发未剃以嗤东人。而东、西又各自为镇。 久之，遂分吴、楚两局。主持吴局者，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给事张孝 起、李用楫，外则制辅堵胤锡也；而江右之王化澄、万翱、雷德复，蜀中之程源、 粤东之郭之奇实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时魁、蒙正发、袁彭年，……陕西刘湘 客、杭州金堡既与时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关白，居然一体矣。” “凡自湖南、广西随驾至，出于督师（何腾蛟）、留守（瞿式耜）门者，大 半归楚。吴人谓楚东恃元胤、西恃留守；实则吴亦内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踪 迹秘密，不似时魁等招摇人耳目耳。” 其他人则“浮沉吴、楚之间，或无所依附”。 所谓吴、楚党争，实际上是勋镇（带有地方割据色彩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 朝廷上的反映。简单一点说，主要是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同广东军阀李成栋、 李元胤父子之间为争夺朝廷权力的斗争。 当时清兵大军压境，永历朝廷岌岌可危，朝不保夕，这群军阀死到临头，还 不知道团结一心，共御强敌，反而内斗不休，一直到永历皇帝逃到缅甸被吴三桂 绞死才告终。 党争之祸，在明朝末年屡禁不绝，为明朝灭亡立下了不朽功勋。 4.4.流民之弊 流民现象是明朝最突出的一个社会现象，甚至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流民其实说白了，就是大规模的失业群体，当然，在明朝时期，流民主要是 因为天灾人祸而失去田地，又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没饭吃，没人管，只是想讨 条活路的老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相当的勤劳，忍耐力极强，而且胆小怕事，虽然不时会流露出 自私和狡猾，但是他们畏惧政府、畏惧反抗、畏惧暴力。能够让他们拿起武器的， 就只有死路的威胁。 明代的流民现象主要是因为明朝土地高度兼并和明朝所谓“户籍制度”造成 的。 明朝初期实行“户贴制度”，以后改为“黄册制度”，把户口簿作为征派徭役 和纳税的重要依据，明朝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颁布了不准农民离乡的 禁令，便于管理。在明朝初期，因为农民都可以依靠土地赖以生存，所以倒还安 居乐业。 但是宪宗初年，出现了由宫中直接派遣宦官管理、收取租税的皇庄。 皇庄是由皇室直接管辖的田庄，是有历史传统的，西汉时候有“苑”，唐、 五代时候有“宫庄”，宋代有“御庄”等等。 明代的第一个皇庄是在永乐初年，后来，仁宗时候有仁寿宫庄，以后又有清 宁宫庄、未央宫庄，不过在当时还是王室拥有的少数宫庄。直到宪宗年间皇庄交 到太监手上管理才变成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明宪宗是著名的昏君，他在位期间，明朝皇室的费用急剧增加。比如皇室一 年消耗的鸡、鹅、羊、猪，正统时候每年约三、四万两银子，到了宪宗时候就增 加了四倍。宪宗还特别宠爱太监，宪宗朝的宦官数量达一万多人，皇室的挥霍浪 费，穷奢极欲，造成了皇室的财政危机，宪宗将内库积累金子花完后，就开始打 皇庄的主意。 宪宗一即位，就没收太监曹吉祥的土地，建立宫中庄田，曹吉祥的庄园原来 不过一千多亩，到了嘉靖时候，这座庄田已经达七千五百亩。数十年间就增加了 土地七倍多。 孝宗年间，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 万二千八百余顷，到了武宗时候，皇庄增加到了三十六处，占地三万七千多顷， 加上以前的几处庄田，一共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庄之危害，远不止侵占土地这么简单，各处皇庄设有太监管事，太监和地 方恶霸流氓勾结，为祸一方。“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靡不刮 取”。 皇室开辟皇庄，其他王爷、宦官、文臣武将们纷纷效仿。《明会要》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 万多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室豪门兼并了。 土地减少了一半，但是朝廷的赋税丝毫没有减少，《明会典》记载，洪武二 十六年共征夏税秋粮二千九百多万担，弘治十五年共征二千七百万担。 事实上，皇室豪门兼并的还大都是良田沃土，农民种的都不是什么好田地，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而史书记载，明朝松江人民的实际负担“十倍于宋”， 决非虚言。 正统之后，农民的赋税徭役越来越重，比如正统年间的“金花银”，宪宗年 间的粮食折银，总之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农民仅正赋一项就增加了三倍，加上 私赋还重于公赋。 皇庄的剥削和欺压，使广大的农民失去土地，大规模出外逃亡，明代何良俊 曾分析过这一趋势。他说，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九“安于农亩’；过了四、五 十年，因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赋徭役，便纷纷弃农。“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 分去农”。 农民大量逃亡，加上不堪重负的工匠和士兵，明朝中期有的地区逃亡者超过 了一半，甚至达到十分之九，这些被迫离乡的农民，扶老携幼，风餐露宿，许多 人活活饿死，而明朝政府的态度是严格执行封禁政策，把农民的活路给堵死，这 样就形成了明代屡禁不止的大规模流民造反现象。 流民造反起义爆发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各省交界的勋阳地区，英宗年 间，该地区流民达一百五十万，可是明朝政府采取的是驱逐出境的政策，对于不 服从者进行屠杀，从而逼反流民。 在明朝后期，曾经采取过一些安抚养民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明 朝末年政府腐败无能，其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处理不当， 最终闹到无可收拾的地步。李自成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几经周折，终于打进了 北京城，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 清兵入关后，免除了农民的额外赋税，并且推行生息养民的政策，国家出现 了相对的繁荣和稳定，困扰明朝两百年的流民现象也就消失了。

山民甲 · 发表于 21.11.2007 17: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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