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

匿名 *发表于 13.9.2003 22:21:48* · 发表于 13.9.2003 22:21:48

吴化文：全国解放后，吴化文因病提出申请，要求从部队转业。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申请。吴化文从部队下来后．被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交通厅厅长，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他所在的三十五军被改编成浙江省军区部队，一0三师兼街州军分区，一o四师兼绍兴军分区，一O五师兼杭州警备区。1962年4月，吴化文因病逝世，终年58岁。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及解放军八个大军区都送了花因，终年58岁。 曾泽生：曾泽生先后担任过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代表，第三、四届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0年，戎马一生的曾泽生脱下军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长的位置上退下来。1973年2月2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张克侠：建国后历任华东林业部部长、共和国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广西农村劳动。第二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回到北京治病。1984年7月7日病逝，享年84岁。 傅作义：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为新中国水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74年4月19日逝世。享年79岁。 邓宝珊：建国后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改称省长。文革中受到冲击，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董其武：解放后，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入朝担负修建空军基地和防空任务。回国后，部队改编为69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8年离休，78年任政协副主席。1982年12月23日，83岁高龄的董其武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3月3日逝世，享年90岁。 邓兆祥：建国后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校长，随后，又担任了大连海军学校的副校长。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从海军学校调到了青岛的海军某基地工作，先后担任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等职。以7旬之年仍驾艇出海，指挥若定。1985年离休，1998年8月6日逝世，享年95岁。 程潜：建国后，程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常委，首届、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等职。196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陈明仁：历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4年５月２１日，因患癌症与世长辞，享年71岁。 陶峙岳：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任兵团司令员。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予上将军衔。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第六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四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６日病逝于长沙，享年97岁。 卢汉： 1950年3月4日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其后调任西南行政委员会任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卢汉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74年5月13日，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马鸿宾：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第一副省长兼省民委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60年10月30日，因患胃癌在兰州逝世．享年76岁。 潘文华：解放后，潘文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潘文华在成都病逝，享年65岁。 马占山：1950年11月29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65岁。 方鼎英：解放后，方鼎英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1976年6月1日，因脑溢血逝世，享年88岁。 田颂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会参事室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1975年10月25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7岁。 邓锡侯：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4年3月30日，在成都病逝，享年75岁。 吴奇伟：新中国成立后，吴奇伟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1953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2岁。 马瑛：1950年3月，调任云南省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副主任，1951年3月，因故被捕关押，1961年12月被特赦。1975年12月25日，在昆明病逝，终年82岁。1982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查，“马瑛确系国民党起义人员”，将原特赦通知书予以撤销，恢复马瑛起义人员名誉。 张轸：解放后，历任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湖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委员兼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在郑州病逝，享年87岁。 裴昌会：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工业 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还是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1992年3月23B，在重庆病逝，享年96岁。 高树勋：建国后历任河北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1972年1月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陈铁：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林业厅厅长。1982年2月19日，在贵阳逝世，享年84岁。 何基沣：建国后历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1980年1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李觉：建国后先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任职。文革后任政协常委。1987年逝世，享年87岁。 李振：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西南军区高参室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还是第四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1月1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8岁。 朱鼎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2年5月24日逝世，享年80岁。 陈克非: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还是湖北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9月逝世，享年63岁。 罗广文：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6年，因病逝世。享年51岁。 唐生明：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六届常委。文革中，被关进监狱七年半。1987年10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匿名 *发表于 13.9.2003 22:28:25* · 发表于 13.9.2003 22:28:25

千古奇冤千古谜——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 　　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已经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匿名 *发表于 13.9.2003 22:29:28* · 发表于 13.9.2003 22:29:28

“蒋家最后一位精神象征”宋美龄曾力阻登辉上台 　　1988年1月23日，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引发心脏功能衰竭病逝，终年79岁。宋美龄得知后，立即赶到蒋经国的大直官邸。蒋经国的亲家俞国华说：希望夫人有个指示。宋美龄便说：“办这种事秦孝仪有经验，让他多用点心。” 　　宋美龄在大直官邸仅停留20分钟，却决定了两件大事：一是治丧以及权力承转的“灵前会议”，由她委派的大直官邸大管家秦孝仪来主持。正是在秦孝仪主持下，决定了当天晚上由国民党召开紧急中常会来宣布蒋经国的死讯，俞国华提任这次会议的临时主席；其二，蒋经国的遗嘱在宋美龄的“指导”下，由国民党中常委以及蒋孝勇依序补签了名字，完成了“法律”手续。 　　蒋经国突然去世，台湾政坛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在这场权力之争中，关键性人物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就政治上的恩怨及个人关系而言，李焕毫无疑问是支持李登辉的。于是经李焕与一些高层人士密商后，急急忙忙通过了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的决定。宋美龄闻知，很快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她心里十分明白：匆忙推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是借李登辉阻挡“行政院长”俞国华、“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上台，来个先下手为强，以期夺权。 　　以宋美龄为首的夫人派及官邸派频频集会研商对策，有人一度提出由宋美龄披挂上阵，但宋美龄已年过九旬，如果出马，恐怕阻力太大。于是退而求其次，按宋美龄的意思提出拥立俞国华出任党主席，所以蒋经国一死，他们便把俞国华放在电视前，要全世界都看见他在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常会，以便造成继任的理所当然性。 　　但俞国华不是李登辉的对手，在压力下节节败退。宋美龄之所以急急地出马，是为了使台湾党政分立，互相牵制，避免出现台湾籍“总统”同时兼任国民党主席的局面。 　　1月26日下午，宋美龄叫她的孙子蒋孝勇亲自送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一封历史性的亲笔信函。信中表达了她的意愿，即她认为此时选举国民党代主席时机不当，理应缓议，在国民党十三大时决定才比较合适。但是李焕等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不等代表大会召开立即进行。翌日国民党中常会如期召开，由于事前布置周密，俞国华在会上回天无力，李登辉顺利坐上了国民党代主席的位置。 　　此事被几位国民党要人有意扩散后，台湾一些传媒故意将其夸大为未完成的“宫廷复辟”，有的还大肆渲染“宋美龄圣旨失灵”。此事之后，也有许多人为宋美龄辩护，认为她已九秩高龄，不可能对权力如此恋栈。宋美龄被弄得十分尴尬。俞国华、沈昌焕、郝柏村、王惕吾等，本来都是她的棋子，但她怎么也未想到，在紧要的时候，竟无一人能够体念她的苦心。这使她感到失望、伤心。宋美龄认为，这是她个人参政六十多年以来，在政治生涯中所经历的最大挫败。 　　令宋美龄难堪的事还在后面。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召开前，宋美龄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议。不料被提名为中委候选人的国民党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却在十三大的选举中落选了。这使宋美龄感到震惊。她不甘心大势已去，于是就有了她在国民党十三大上发表的震惊一时的《老干新枝》的演说，这是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最后冲刺。她说：“当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夫国之强，党之壮，赖有一定之原则，连续生存之轨迹，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 　　但是，宋美龄的讲话并没有造成台湾政局的变化。更令她不痛快的是，国民党元老派们开始分崩离析。面对这一局面，宋美龄也只好偃旗息鼓，打道回府了。1989年6月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有舆论预测宋美龄在近一年未露面的情形下，有可能以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露个面，给李登辉一点面子。但宋美龄未出席。仅隔一周之后，她却先后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接受美国波士顿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另一次是出席妇联会。这表示了她内心的不满和无声的抗议。当时曾有人询问宋美龄为何不赴美散散心，宋美龄颇为不快地问：难道有人想赶我出台不成？这是我的家，我高兴留下来，就可以留下来。 再度远行美国 　　在李登辉执政三年多的时间里，台湾政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民党内派系争斗激烈，台独势力猖獗。在这种政治气候下，1991年9月21日，宋美龄再度离开台湾，到达美国纽约。本来不愿赴美的宋美龄，为何又改变了主意呢？据台报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宋美龄在台湾的亲族凋零，生活寂寞。宋美龄自1986年10月从美国返台后，五年时间里，蒋家遭逢三次大的变故：第一是蒋经国的去世，第二长孙蒋孝文的去世，第三是她非常能干的孙子蒋孝武也突然去世。尤其是蒋孝武的去世，间接地向人们宣告：“掌控台湾政局长达40年的蒋氏家族，正式退出政治舞台了。”虽然宋美龄在蒋孝武病逝后表现得“相当坚强”，但蒋家第三代重要人物的死，对她肯定是个沉重的打击。 　　第二，与“台独”的抬头有密切关系。台湾解除戒严以来，“台独”势力也愈益嚣张。台湾报刊认为：宋美龄在蒋经国去世后的三年时间里，几乎看不出台湾未来的发展有多大的“光明前景”，因此“眼不见为净”。 　　第三，与宋美龄的健康状况有关。宋美龄自1978年以来，视力、听力等严重衰退，医生认为台湾的气候于她不相适宜，而纽约天气较适合。 　　宋美龄曾被视为“蒋家最后一位精神象征”，她这次去美，等于为蒋氏家族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画下了句号。 　　宋美龄赴美后，美国前总统里根、布什，都曾致函，表达他们的敬意。宋美龄也与她当年在美留学时的两所母校——乔治亚州的卫斯理专科学校和麻省卫斯理学院的校长、校董会时有联系。她的两个母校视她为杰出校友，都邀请她到母校访问。此外，美国一些教会执事长老、牧师，也常写信给宋美龄。 　　1995年，宋美龄这位“历史人物”，又成了美国的新闻人物。已度过98岁生日的宋美龄于7月26日由家人簇拥着，连续参加华府美国国会向她致敬的酒会和台北驻美代表在双橡园举行的欢迎茶会。 　　自1991年宋美龄赴美后，每逢一年中的重要节日，如中国旧历新年、圣诞节，或宋美龄的生日，她的亲人，大都会聚集到纽约同她一起欢度。事实上，宋美龄在北美的近亲，要比在台湾的多得多。当时孙辈有蒋孝章，侄儿辈有孔令仪等。蒋纬国的儿子蒋孝刚当时也在纽约工作。蒋孝勇虽迁居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但时常飞来纽约看望祖母宋美龄。 　　宋美龄最喜爱子孙满堂的热闹场面，特别是当她娘家宋氏子侄带领家小来请安时，宋美龄总是夸奖能多生儿育女的侄孙媳妇。另一个令宋美龄开心的时刻就是，近年来每逢她的生日，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抗战时期遗族学校的祖字辈学生，聚集在纽约宋美龄的寓邸。她虽然没有嫡出的后代，但每到生日，竟有这么多人称她妈妈，为她祝寿，这也算是人生一大乐事了。 长寿的秘诀 　　阅读书刊是宋美龄在纽约家中最主要的消遣之一。她很少看电视，而阅读则是她长年保持的习惯。她每天必翻阅的报纸有《纽约时报》、《每日新闻报》、《纽约邮报》；同时她还订阅《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三份美国主要的新闻性杂志。早些时候，宋美龄对台北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动态也十分关心，每天早晨很喜欢翻阅桌上为她准备的台湾报纸。但自从在台报版面上读到有人呼吁要把她从寄居数十年的士林区福林路官邸扫地出门，此后对台湾送来的报纸就不多加翻动了。虽然那天她的表情也只是微微一笑，并未表示出任何不快。 　　空闲时，宋美龄就画国画、写毛笔字。在她的客厅、卧室里，没有古董和名画，挂的都是她的旧作，有的画上还有蒋介石的题词。每当展读旧画时，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宋美龄有兴致时，也会向侍卫人员解说自己的画风，教一些欣赏国画的常识。 　　宋美龄在以往的岁月里因乳癌和卵巢囊肿曾几度接受过手术治疗，但流寓美国后，给她检查身体的医生都认为，宋美龄的健康和精神状态，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她没有高血压、心脏病或其他老年病。除偶尔因感冒不适外，比较困扰她的仍是那个皮肤过敏症，一年总会犯上几次。1986年宋美龄打算自美国返台时，不慎在曼哈顿家中摔过一跤，腿部、臀部都受了伤，并动了手术，很长一段时间她都需要以轮椅代步。但想不到的是，1991年赴美后，在纽约经过调养和康复治疗，情况愈见好转，逐渐可以不用轮椅，她自己走路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大概与她喜欢亲近大自然有关。她的秘书说，天气好时，宋美龄会在家中的庭园或附近的公园里散心，有时她也会到海边走走。 　　由于宋美龄出身基督教家庭，几十年来，读《圣经》和祈祷成了她的必修课。在纽约，在她身边呆久了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宋美龄最喜爱的生活就是灵修。她每天常常要用一到两个小时虔诚地研读基督教的《圣经》。只要把《圣经》翻开，护士们就可以自由活动去了。到美国后，别墅里不可能为她建教堂了，所以她常到曼哈顿或长岛住宅附近的教堂做礼拜。她从小对宗教的信仰，已成为现时精神上的重要支柱。亲人该走的都会走，她很明白这一点。而宗教在这个时候给她很大的引导与慰藉。 　　1997年3月20日是宋美龄的百年华诞。她仍显得神采奕奕，雍容华贵，这与她一生都十分注意养生之道不无关系。宋美龄平日特别喜欢吃水果、生菜，而且是什么水果都吃，对油腻的食品完全忌口。过去喜欢吃的甜食到后来也尽量少吃。宋美龄之所以长寿，还有一条秘诀就是：一有不适，立即上医院。此外，她还十分注意仪表，暮年时对容貌和外表的修饰仍然从不假他人之手。她每天都要细心打扮自己，配上适合各个时节的服饰，不到满意决不下楼。这也可说是她看上去不显衰老的一个原因。 　　生活在美国，宋美龄的心境平和多了。她不需要再端那种贵夫人的架子，对周围的人也显得亲切了。每当有侍卫退休，前来辞行，宋美龄常常叮咛：回到台湾，可带着家人到各地走走，也可以回大陆老家看看，祭祖，扫墓，尽一尽人子的心意。

匿名 *发表于 13.9.2003 22:30:15* · 发表于 13.9.2003 22:30:15

揭秘:40年前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 参考消息 　　紧锣密鼓作铺垫 　　还在1949年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半年前，中共领导人就派了物理学家钱三强前往欧洲参加和平大会。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现代物理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和设备。在法国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的帮助下，这一目的达到了。 　　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1953年春，中科院代表团一行26人赴苏进修核技术，但他们只接触到了几名丝毫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 　　1954年10月，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请莫斯科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赫鲁晓夫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并劝说毛泽东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因为中国不具备相应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然而，从1955年到1958年间，双方还是签署了几项相关的协议。 　　1955年1月22日的协议规定，双方共同在新疆进行地质勘探，并开采铀矿。作为回报，中国政府有义务向苏联提供剩余的铀。勘探发现，中国蕴藏着丰富的制造原子弹的原料，其中，西北地区的储量首屈一指。 　　1956年4月7日签署的关于帮助建设军、民用设施的苏中协议规定，将铺设从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 　　毛泽东善用时机 　　从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间，中国的科学精英们在核武器的研制上刻苦钻研，来自苏联的640名科学家也参与其中。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放射技术、半导体技术、计算机开发以及“国防方面的专门问题”。为促进这些宏伟目标的实现，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这些问题上迅速予以多方支援”。 　　在中国向苏联政府所提的请求中，首当其冲的是帮助发展国防和原子能工业。1956年初，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将火箭和原子能研究作为主要军事计划。从已有文献判断，赫鲁晓夫在1954年至1957年间只同意在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领域里发展合作，这对毛泽东来说远远不够。 　　负责中国核计划的聂荣臻元帅回忆道，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在向中国提供复杂的技术帮助方面再让了一步”。1957年9月，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赫鲁晓夫刚刚在党内派别交锋中战胜莫洛托夫及其拥护者，他十分希望毛泽东亲自出席那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此间接表明对自己的支持。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只有签订了向中国转让生产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材料和模型的军事技术协议后，他才前往莫斯科。 　　协议于1957年10月15日签署。苏联同意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图纸及文件，但拒绝提供制造核潜艇的材料。1958年上半年，负责转让原子模型及相关生产技术的苏联专家开始陆续来到中国。根据中方资料，莫斯科还提供了两枚地对地近距离导弹模型。到1958年中期，中国的工程师们已经为原子弹爆炸准备好了模拟实验室，苏联专家却几次以安全系数低为由推迟实验。 　　苏联领导人毫不怀疑毛泽东装备原子弹的决心。 　　院士阿布拉姆·约费回忆道：“上面下达的指示是，向中国提供苏联新制订的最完备方案。而参与此项任务的专家们比自己的上级更了解政治局势，仅仅提供了旧方案。但苏联原子能事务驻华代表处顾问扎季基扬发现了这一点，并向上作了汇报。最终还是提供了最完备的技术，但此后不久苏联同中国的关系就决裂了。” 　　中苏原子能合作的高潮是在1958年6月。当时，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在苏联协助下建立的第一座实验重水型核反应堆投入使用。 　　核武控制权归谁？ 　　1958年，中国政府再次向苏联提出，希望帮助建立一支装备核潜艇的现代化舰队。苏联驻华大使帕维尔·尤金7月1日在与毛泽东会晤时说，莫斯科认为，苏联和中国共同努力建设现代化舰队是可行并合适的。他说：“就其位置来讲，中国海域是极其重要的地区，为这样的军队在太平洋地区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建议举行有周恩来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参加的会议。 　　毛泽东对此并不热心。他想知道，这支舰队是不是苏联和中国的共同财产？谁有指挥权？尤金回避细节，只是邀请周恩来和彭德怀前往莫斯科讨论问题。 　　第二天，毛泽东又约见了苏联大使。当时在北京的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聚集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休息大厅里，毛泽东想让尤金知道，他在表达全党高层的意见。 　　毛泽东一开始就抱怨说，昨天的谈话让他没睡好觉；他接着说，苏联是个强国，中国是个弱国，它没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然后，毛泽东话锋一转说道，中国不同意和平时期在本国领土上建立苏联海军基地：“我们只能同意，你们帮助建设我们做主人的舰队。”关于周恩来和彭德怀访问莫斯科的建议未被采纳。 　　尤金表示，鉴于涉及的问题十分重要，希望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的会晤中商讨。毛泽东表示同意，但提出重要的条件：如果苏联帮助建设中国舰队的问题难以解决，会晤可能取消或推迟。那样的话，两位领导人根本没必要举行会晤。 　　意外的北京会晤 　　这次谈话让赫鲁晓夫感到不安。一两天后，尤金通报中国领导人，赫鲁晓夫不能前来中国。可一周后，即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就秘密飞抵北京。两国领导人举行了小范围的会谈，据见证者说，部分谈话是在游泳池旁进行的，两人穿着短裤躺在椅子上，谈话内容是军事问题。 　　赫鲁晓夫谈到了苏美两大国在核时代的特殊责任，毛泽东作出了解危险程度的样子，并马上表示，因此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是极其重要的，但我们没有”。赫鲁晓夫答道，中国并不需要核武器，因为苏联准备像保护自己那样保护邻国。毛泽东反驳道，谢谢，但中国是个主权大国，我们需要自己拥有核武器，以便在战争中自卫。如果你们不想支援我们这种武器，那就从技术上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赫鲁晓夫试图说服对方，解释说核武器造价昂贵。毛泽东表示，好吧，我们目力更生，来对付美国纸老虎。 　　赫鲁晓夫暗示，只有中国同意受到苏联方面一定程度的监督，它才能得到最新的核技术。苏联领导人开始明白，国际社会必须在核裁军的斗争中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谈话中互不理解，互不满意，这成为莫斯科和北京20年不和的前兆。 　　在赫鲁晓夫访问中国之前，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1958年4月18日给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提议共同建设一个长波无线电台和一个无线电发射中心，确保与太平洋的苏联海军舰队的联系，由苏联承担其中70％的费用。中国高层不喜欢这个建议，打算独立实施。毛泽东在与尤金的会晤中说，中国在莫斯科的协助下可以建立自己的跟踪台，并向苏联提供观察结果。 　　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谈话的另一个内容是建立一支核潜艇联合舰队。据中国的材料，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说，中国决定不建造自己的核潜艇，因此请求援建。毛泽东说：“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将把所有海岸线都交给你们。不要把‘我们共同做’与‘你们自己做’和‘我们自己做’混在一起。我们始终希望拥有自己的舰队。” 　　毛泽东接着说：“在战争时期，局势会变化，你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所有海港和军事基地。但是，在这里指挥战役的权力是我们的。我们的军人也可以在你们的领土上行动，包括在海参崴的港口和基地。我们的舰队比你们的小，应当服从你们的指挥。我们要事先签署战争时期的合作协定，不要等到军事行动开始的时候。协定应当允许我们的军队在你们的领土上行动。即使我们不这样做，也要有这样的条款，它符合平等的原则。 　　但在和平时期，就没有这种必要了。在和平时期，你们只应当帮助我们建立军事基地和建设军队。” 　　毛泽东最后对赫鲁晓夫说：“我的话不好听。你甚至会说，我是民族主义分子，是第二个铁托。可你如果这样说，那我就要说，你们俄罗斯民族主义已经蔓延到中国沿海。” 　　据我们的材料，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议建设联合舰队，并竭力打消毛泽东的疑虑，让他不要认为莫斯科想建立一支苏联指挥的舰队。 　　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在中国建立苏联海军基地。他问道：“我们的舰队现已进入太平洋，主要基地却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能不能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那里驻扎、加油、休息呢？”毛泽东对此不满意，拒绝了。赫鲁晓夫又提出交换条件：“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摩尔曼斯克地区，你们可以在那里停靠潜艇。”毛泽东对此也不同意，指出中国过去多年受到“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欺压。 　　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弹 　　1959年夏天，形势已经清楚，莫斯科将不向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全面技术。周恩来说，我们自己做，从零开始，用8年时间造出来。但是，由于大跃进和政治运动，中国的原子弹计划严重受阻。 　　1960年，苏联召回1292名专家，更使北京雪上加霜。制造核武器的期限被推迟。1961年7月，在军工企业工作者会议上，与会者激烈地讨论着：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是否应当继续研制原子弹和运载工具。 　　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但要求再次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在召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中国已经得到短程火箭，并掌握了军事设备的制造技术，其中包括试验原子弹所需要的设备。中国人得出结论，中国也能够独立造出原子弹。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即使没裤子穿，也要拥有世界水平的武器。 　　1962年8月，聂荣臻向中国领导人报告，1965年以前就可以试验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3时，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顺利进行试验时，毛泽东要求详细检查原子弹是否真的爆炸。 　　他立即得到报告：火球已经变成了蘑菇云。22时，中国电台正式报道了爆炸成功的消息。这项工作原来预计要花8至10年，而中国仅用5年就成功制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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