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之言：为什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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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琴


　　一、
　　
　　在中国古代，如果说有真正的哲学家的话，我以为老庄应该坐头两把交椅。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一句惊世骇俗之言，出自庄子的《胠箧篇》。字面意思很明白：圣人不死绝，世间大盗也就不灭绝。如此说来，“圣人”简直就是“大盗”的同义词了。
　　
　　于是有许多人读不明白。
　　
　　先说何谓“圣人”。圣人，就是为世间立下行为规范、成为人类楷模的人。古时有句话，道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意即指此。有意思的是，“为世作则” 一句音近“为世作贼”，可能是冥冥中的天意巧合。明朝初年，有个叫徐一夔的儒生在给朱元璋的贺表中就写下了这句话，结果惹得朱元璋大怒，说：“则字音近贼也！”竟因此砍了徐教授的脑袋。
　　
　　儒家学说引导人们成“圣”，孔子自然是最有资格成“圣”的，所以被儒生们尊为“圣人”，唐太宗封之为“先圣”，宋真宗封之为 “至圣”，意思是圣人的顶峰。既然“圣人”称号在孔子这里封了顶，那么，以后出现的“圣人”的称号就不能超过孔子，所以孟子只能做“亚圣”，颜子为“复圣 ”、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秦汉之后，便极少有人能当得起“圣人”这一桂冠了。敢称圣人的，一是南宋的朱熹，再就是清末的康有为“康圣人”了。
　　
　　那么，为世间立下准则、成为人类楷模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越多越好啊，庄子怎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呢？
　　
　　仅就这一句话而言，我不得不佩服庄子深刻而锐利的思想。
　　
　　二、
　　
　　人之本性是什么呢？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人性本私论》。人之本性，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私”。西方市场经济学理论有个前提：人都是自私的！人生于世，只要思维正常，都在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人之常情。正因这个理论，所以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带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中国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人性这一特点，所以有句古语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如果没有人们追逐利益的深层动力，就不会有当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繁荣发达的经济成就和物质文明。这也可以解释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民，为什么在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社时期农民却吃不饱饭、城里人必须用饭票限量购粮的原因。
　　
　　而“圣人”们的理论——或者说“圣人理论”，也有个前提：人性本善！由性本善，可推导出人的本性都有“圣人”基因，也即佛家所说的“世间众生悉有佛性”。这么一来，人们无论是制定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政策，都有个前提：人的本性不是自私的，“人人皆可为圣人”。“人之初，性本善。”这话比“人性本私”要漂亮得多、动听得多，也更能得到理想主义者的认可。于是，人们在此漂亮话的引导下一次次地进入误区、栽进陷阱而不自知。
　　
　　由于漠视人自私的本性，所以由此为基点的政策无不反人性而为。南宋的“朱圣人”号召大家“灭人欲，存天理”，但他自己就做不到。据检举他的某大臣说，“朱圣人”娶了两个尼姑做了小妾，还与儿媳妇不清不白。朱圣人吓得赶紧上疏向皇帝作检讨。朱圣人为了让男人们不受女色诱惑，有两项可以申请诺贝尔奖的伟大发明，一是“朱文公兜”，二是“朱文公帘”。所谓“朱文公兜”，就是要求妇女出门时不准暴露身体的任何部位，连头也不能露，要用一块布将头包起来，仅在眼睛处留两个小孔。这有点像当年阿富汗塔利班对阿富汗妇女的要求，也不知塔利班向朱文公的后人支付专利费没有。所谓“朱文公帘”，要求妇女在其房间外面要挂上竹帘子，道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家里来了客人，妇女不能走出帘子，也不能随便向外看。后世的皇后、太后要替幼年的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也不得不遵守朱圣人定下的规则，必须藏到帘子后面，谓之“垂帘听政”。
　　
　　而假道学们倡导的虚伪道德和礼教，并没有使中国变成“净土”。宋明理学家努力的结果，往往是“灭他人之天理，存自己之人性”。妻妾成群，荒淫无道，首推那些衮衮诸公！到了明末，中国自上而下更是色情淫秽泛滥，从现在留传下来的大量色情小说即可见一斑。
　　
　　现实最能说明问题。无情的现实总是一次次地搧着“圣人”们的耳光！
　　
　　为什么圣人们播下了“龙种”，却总是收获“跳蚤”？
　　
　　三、
　　
　　道理很明显。“圣人”们没有正视人性本私这一现实。所以，“圣人”的道德说教，圣人们树立的榜样典型，都是反人性的。反人性的东西，怎么会被凡人所接受呢？
　　
　　就拿经济方面来说，如果正视、承认人性本私，那么，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就不能搞建立在“人人都可为圣人”基础上的公有制。搞“人民公社”，宣传“大公无私”，于是公社社员人人出工不出力，欺上瞒下，到头来是有地不打粮食，食品紧缺自在情理之中。就是不搞大跃进、公共食堂，粮食紧缺也是必然的。我们刚刚告别“粮票时代”，相信从这个年代走过的人都有切肤之痛。
　　
　　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亦然。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恶，认为人都有“原罪”，也有“本罪”，所以对权力极为警惕。他们在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制约权力。而中国人相信世间有圣人，而且每个人都有圣人基因，所以总有割不断的“明君”“清官”情结。看前段时间电视屏幕上的古装剧，雍正、康熙、乾隆、汉武帝、朱元璋等皇帝们简直都是些公正无私、英明睿智、廉洁勤政、爱民如子的“圣人”。《康熙大帝》主题歌一句“我真想再活五百年”，不知唱出了多少土皇帝和良民的心声！
　　
　　我们两千年来的帝制，在设计政治制度方面，从来没有想过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我们总希望治国者者是“明君”，是“清官”，从来没在体制方面做点事情。“圣人”总是相信用道德说教可以教育老百姓，总是相信用道德说教可以感召当权者，我们就这样实践了两千年，结果早已不言而喻——道德说教既不能教育老百姓，更不能感召当权者，可就是还有人看不明白！
　　
　　四、
　　
　　下面说说“圣人”的可恶之处。
　　
　　“圣人”之可恶，主要在于其自欺欺人、漠视人性。
　　
　　“圣人”们其实与凡人一样，也有功利思想，也得吃喝玩乐，也要娶妻生子，也得置办家业。但他们却动不动就以“圣人”自居，自命清高，大言炎炎。他们宣传的典型，也大都是反人性的，什么为了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认为真实原因是大禹夫妻感情不合！类似的宣教，骗谁呢？
　　
　　幻想用虚伪的说教就可以教育人民、治理国家，想法不错，但不现实。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寄希望于圣人、明君、英雄，于是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我们两千年来没有产生民主制度，就是明证。
　　
　　在经济体制方面，“圣人”得势后总爱搞乌托邦式的试验，幻想大家都大公无私、能够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如同与风车大战的唐吉诃德，败了还不知自己怎么败的。我相信世间有觉悟很高的人，也许有传说中的“圣人”，但这只是人类社会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我们面对的俗世，绝大多数是凡人，是本性自私的标准的社会人。研究社会，当以社会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能将特例作为普遍现象。否则，一定会陷入误区。
　　
　　“圣人”汲汲以求的，是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来驯化老百姓，这也无可厚非。而其致命的错误，是只对老百姓进行束缚，却对极权毫无办法。于是，中国社会总是一人雄起而万众雌伏，统治者十之八九都是窃国大盗，而民众只有作为“草民”供统治者欺压、盘剥、奴役、杀戮的资格。
　　
　　所以，庄子愤怒地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所以，鲁迅读史，终于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北宋学者张载有名言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段话成为儒生们津津乐道的人生理想。有这样的理想，够远大的了！但这个理想有个致命伤，注定不会有人做到这一步。因为，这个理想的潜台词是唯我独尊，自己是救世主，别人都是等待他来拯救的迷途羔羊。这个理想仍视他人为愚昧无知的“草民”，念兹在兹地想“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作主”。抱有如此理念的“圣人”，这种理念培育出来的“英雄”，动不动就要为天下苍生包揽一切、代表一切，不成为独裁暴君、窃国大盗才怪！
　　
　　综上所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句名言是不是说得很有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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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之意不在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