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按基督徒的方式入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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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基督教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信教与反教，一直在朝野未曾停止。1949年以后，出于意识形态的原由，相当长时间里对基督教一概采取否定态度，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也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比如对孙中山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几乎只字不提。

孙中山12岁时，在广东老家随美国传教士克尔学习英文，后来他到檀香山，上的就是教会学校。升入大学后，潜心研教，受到哥哥孙眉的批评，迫使他回中国，也因信教故，孙眉连旅费都不予资助，他的老师、基督教传教士芙兰谛文慷慨给了他300美元。孙中山的姐姐说他14岁到的檀香山，过了两年入的基督教。不过文字记载，孙中山入教是回香港后于1883年接受的洗礼，教名孙日新，和他同时入教的，有后来被清政府杀害的革命党人陆浩东。

孙中山入教后随传教士在广东传教，发展教徒。后来建立民国，孙中山也认为此举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致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到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将圣经和教育，从欧洲输送给我们不幸的同胞，由此令他们得到公平的律法的福祉，并且从这高洁的文字中，得意革除他们的苦痛。”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到广东，在他当初接受洗礼的地方，受到了广东教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发表了演讲。民元3月，他在给康德黎夫人的信里说：“我欢喜告诉你，我们正谋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我敢卜基督教在这新国度里，日荣月盛。”

孙氏家族里，除了孙中山，他的原配卢夫人、夫人宋庆龄，以及姊妹兄弟，无不有非基督徒者。孙中山逝世前对孙科说：“我本基督教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也正因为如此，他明确宣布中国国民党不奉行唯物论，主张信仰自由。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举行了基督徒的入殓仪式。



孙中山1883年受洗加入基督教。

孙中山大事年表：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 ... 50311/12162000.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9.htm
              http://cn.chiculture.net/0122/html/0122b10.html
              http://free.banzhu.com/s/sanmynwang/prog/showDetail.asp?i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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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基督徒革命者 zt

作者：方式光   　　孙中山基金会副秘书长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一位名阐中外的基督徒。在他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与基督教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孙中山与基督教，有助于深入理解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发展，有助于正确评价基督教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一、在教会学校中的成长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此地是珠江三角洲南部，位于广州澳门及香港三大埠之间.背山临海，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南离澳门三十七公里，东南隔水与香港遥遥相望。“乡之人多游贾四方”。穗、港、澳之富商都争先在翠亨村建筑别野。
            孙中山的童年时代是在家乡渡过的。他从小就喜欢听故事，有一种穷源索本的控讨精神。有一次曾问他母亲：“青天是怎样做成的？”“人死了怎么样？”他母亲感到莫明其妙，黯然回答：“青天像一个碗一样。”“人死了种种事情都完了，死完结了一切。”他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要让我的生命死去 ”。  
            一个追求永生的观念萌生在孙中山幼不的心灵里。
            孙中山虽自幼接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幼读儒书，十二岁毕业”  
            但他早在1877年就与美国传教士有来往。据吴丹林在《革命史谭》一书中记载：“总理最初和西教士的接触，是在民国元前35年，他十二岁，在香山县翠亨村,从美教士克尔习英文.这位克尔教士,可以说是孙中山开始认识西方文化的启蒙师,同时也可以说他是初和基督教接触的开端”  
            在乡塾读书期间,孙中山”固重经训,惟尤渴慕新知识”。有一次偶然听到一位同学介绍邻镇牧师家里挂有一幅地图，何处陆地，何处海洋，一目了然。他听后入了迷。“寤寐一见而末得也”，但从此知道，“中国即是天下之说，纯属缪读。中国而外，当有更大之世界与新异之事存在焉”  
            正如林治平教授评价所指出的：孙中山“对历史、地理及政治研究的兴趣，实肇因其与基督教之接近”  
            1879年6月，孙中山随母至檀香山，“始见舵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从此，一个新世界展现在他面前。这是孙中山人生的转折点。
            孙中山正式系统地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曾先后入学于：
            ．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
            （Iolani School, Honolulu）
            ．火奴鲁鲁奥奥阿厚学校
            （Oahau College, Honolulu）
            ．香港拔萃书院
            （Diocesan Home, Hong Kong）
            ．香港中央书院
            （The Central School）
            ．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香港西医学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
            从1897年至1892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所受十四年学校教育中，除中央书院外，均属于教会主办的学校，充满宗教色彩。
            罗香林描写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就读时写道：在这所学校里，孙中山除了正常的功课外，还积极地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和课程，唱诗班，早晚在学校教堂的祈祝祝祷，星期日在圣安得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的礼拜，他都参加。主教书礼士校长热切希望看到七个中国寄读生成为基督徒，为此请了一位年青的中国福音传教士每天给他们讲授经文  
            礼士主教和他的夫人对孙中山“身体和心灵的福益都很注意” 孙中山“研究教义，谨慎异常，凡与论教理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在如此浓厚的宗教气氛下，“这些年轻的中国人便被吸引到基督教里去了” 。孙中山亦拟受洗入教，但其大哥大为不满，极力反对。
            当时有位翠亨同乡杨鲲池对孙眉谈：“此子有大志，信教亦何害，不可过于束缚”  。

他听后怒气末已，婉言拒绝。恐怕孙中山日渐洋化，著命其即日返国，“专攻国学以补不足”，  
此即孙中山后来所说“后史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著命回华。”  
1883年夏，孙中山被迫归国，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他身上带来了一部《圣经》。他在檀香山已经决志信基督教。在教会听道，“有很好的教士，宣传耶教精神，承受他们的教授，在各种事情证明耶教都是活的真理可以实行的”。这个刚从国外受西方教育归来，心怀大志、风华正茂的青年，目睹故乡的贫穷落后、愚昧迷信，百感交集。他“觉得到了一个黑暗而奇异的地方来了”。强烈的对比，巨大的反差，造成了心理不平衡。似乎到处是新与旧的予盾，到处是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他在檀香山常想起村中庙里有三个神像一一北帝、王后和王母。他学得这些神像就是中国贫困落后的象徵。他深感中国人“相信了这种神像和经签的说法，就永不能进步了”  
。基督徒只信独一真神上帝，有强烈的排他性。他确实看不惯那些编人的木偶神像，对那些求签问卜、三跪九拜的善男信女冷嘲热讽。为了“破除乡人迷信”，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之举：“入北帝庙，折北帝偶像一手，并毁其他的偶像三具，以示木偶不足为世人害。”  
他对前来围观的小孩说：“现在你们看见这样的保护乡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来保护我们的乡村？！”  
事后乡人大为鼓噪，大兴问罪之师，谴责其亵读神圣，罪大恶极，非逐出乡里不可。孙中山被迫离乡赴香港，入拔萃书院读书。
香港拔萃书院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男子中学。孙中山课馀常到伦敦会长老区风墀补习国文。复结识美国宣教师喜嘉里（Dr.  
Charles Rebert  
Hager），并由喜嘉里之劝偕陆皓东至美国纲纪慎之布道所（香港必列者士街2号2楼）受洗入教，署名日新。陆皓东署名中桂。后区风墀为其改为号逸仙。随后，孙中山移居该教堂二楼，与居住三楼的喜嘉里牧师“对相往返，甚爱重之”  
。
孙中山在学校放暑假时热心传道事工。曾随喜嘉里牧师到香山一带布道传教，并派发传道会书刊，分售《圣经》，沿处传福音，劝友人入教。“其友二人为所感动，亦虚心奉教”  
。
孙眉获悉孙中山在乡间破坏神像及热心教会工作，未涵痛加斥责，扬言“苟不速与基督教割绝，绝不复寄银资助之”  
。并令召他赴檀香山，佯言有世务相托。“长足之命，凛凛难远”。孙中山再度返檀。兄弟俩在姑刺农场见面，孙眉大发雷霆，横加指责。又是罚锯木，又是动手打。孙中山不甘示弱，据理力辩，跑到孙眉书房，将县在壁上之关帝神像取下扔进厕所。孙眉以收回先前赠予的全部财产相要挟。“又不予一钱，使无以坛粥资”面对信仰与财富选择的关键时刻，孙中山毅然选择了信仰之路。他“不以稍夺其志，力传基督之道，辟偶像之非，娓娓不倦”  
。他理直气壮地对其兄长说：“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国人所走的路上尽我的责任……。我不能遵守已败坏的习惯，你所慷慨地给予我的产业，我很愿意还给你。我不再有什么要求，财富不足以动我的心”  
。他说到就做到，通过律师办完退还财产手续后就负气而走，住在钟工宇同学家里，并急于返回香港。但川资不济。后至火奴鲁鲁，得到芙兰谛文牧师及华人教友的资助，终于返港，继续在中央书院读书。
孙中山于1886年毕业后，曾一度有意攻读神学，献身传教事业。无奈当时香港及广州均无神学院开设，后由喜嘉里牧师推荐入广州博济医院读医科，“一方致力政治，一方致力医术”  
。1887年10月转入何启在伦敦布道会协助下创办的香港西医学院。孙中山在这里不但接受了西方医学教育，并且更认识西方当代政治和社会学，奠定了其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课余常到西医学院附近歌赋街杨耀记楼上与杨鹤玲、陈少白、尤列三人“畅谈革命”，有“四大寇”之称。从此，孙中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  
逐步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

二、基督教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的影响
首先，孙中山早年很重视灵修生活，据卢夫人对梁寒操说：孙中山在二十多岁时，天天晚上在房间里，跪下来祷告。她说“我当时还不信有上帝，看他像傻瓜一样”  
这反映了他求神保守的虔诚。冯自由也记载：“总理自倡导革命以来，所设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团体，其誓约均冠以当天发誓字样，是亦一种宗教宣誓的仪式，盖从基督教受洗之礼脱胎而来者也。”  
据庄政在《国文革命与洪门会党》一书中指出：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率先宣誓，将左手置于开卷的《圣经》上，高举右手，恳求上卷明鉴，以示矢志革命，卒底于成”  
又据陆皓东之侄陆灿回忆，在一次兴中会入会宣誓仪式上，“孙博士第一个宣誓，把他的手放在《圣经》上，请上帝为他的誓言作证，其他人旋即照办。”  

1896年10月10日伦敦蒙难时，孙中山走投无路，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一意祈祷，聊以自慰”。“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析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在，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他内心突然平静，深感拯救有望，有求生的强烈愿望和必胜的信心。但“究在牢中，生死关头，尽在能传消息于外与否”。为了争取狱中女佣柯尔的同情，千方百计打开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孙中山急切地利用宗教信仰的问题。他把他的困境同受到土耳其人迫害的阿美尼亚基督教徒的境遇相比拟。这一办法果然灵验。他在给区风墀牧师的见证中写道：“今既蒙上帝施恩，听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后来正是通过柯尔和一位使馆女管家把信息转给他的老师康德黎，终于奇迹的获得了拯救。他深感这是上帝施恩的结果。他真诚地对区风墀牧师表示：弟遭此大故，如荡子回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美国。有一次会见牧师卢祺沃博士之父亲，主人欲为这位革命领袖设宴庆祝，孙中山谦辞再三，说不必盛宴铺张，只需吃一碗面即可，并首先祈祷，“向神感恩”，说“革命之成功，乃在仰赖上帝之恩助”  
。特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相赠。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众望所归地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北京基督教欢迎会上，念念不忘教会之功。他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  
他在法教堂欢迎会上也指出：“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阙，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矣。”  
直到病危，他还深情地强调：“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  
晚年，孙中山十分重视“心理建设”，提出了“人格救国”的口号，主张进行“心理上的革命”，强调提高人格，进行自我的道德锻炼和培养，所谓“心理上的革命 ”，就是要通过刻苦的磨炼，“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情，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情，都一概革除。”  
他把高尚的情操，“顶好的人格”看成是“人类天职”。认为人类进步的极点，在于不断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使人格洗炼到神圣地步。强调“欲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化到了极点。”  

其次，孙中山从基督教“上帝就是爱”出发，提出了“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他认为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应坚持“互助的原则”。在他看来，“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仁义道德者，互助之用也”

同行天路

读了，很好。

eidi

孙中山究竟是不是基督徒？

日志原文：http://sanshisky.blog.sohu.com/83826467.html

孙中山年轻时曾是一个基督教徒，孙中山13岁随母去檀香山，同年进檀香山英国圣公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三年后又转入美国公理会办的奥阿厚学校读书。读书时，孙中山受教会学校的影响，对基督教有很深的信仰，为此还曾同他的哥哥孙眉发生争执。1883年11月，孙中山到香港入拔萃书室读书，並与好友陸皓東一同受洗入基督教。孙中山虽然皈依基督教，但对基督教並不盲从。事实上，孙受“洗礼”后不久就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他后來在香港接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便对基督教宣扬的上帝造人产生了怀疑。其信仰也很快由“耶稣之道”转向了“达文之道”。
    他后来在一次演讲中曾将两者作了对比：“就人类的来源说，基督教说世界人类是由上帝六日造成的。近来科学的进化论家说，人类是由极单简的动物，慢慢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科学和宗教冲突之点，就在所见人类来源不同。由这一点所见之不同，便生出科学和宗教之争，至今还没有止境。…「人类的知识，多是科学的知识，古时人类的知识，多是宗教的感觉。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於一件事，須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細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錯，始认定为知识。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經传。古人所说的話，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來，科学自然较优。譬如現在我们用眼光看远方之物，多用千里鏡帮助，看得很清楚。千里鏡是近來科学发明的，古时沒有科学，所以沒有千里鏡，看远方之物，当然不用現在看得清楚，这就是宗教不及科学。」所以，他「於耶穌教之信心，隨研究科学而淡薄。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頗感耶穌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於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於进化论。」…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页）
    后来，他在一次演说里还以三民主义和宗教的主义进行比较，指出：“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的灵魂谋幸福的事，政治是为眼前的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说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同上，第567页）在这里，孙中山是政治的主义而非宗教的主义，态度也是极其鲜明的。

　　孙中山的这一段自述，清楚地表明了实际上他已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徒。因为对於一个虔誠的基督徒來说，絕对不能说出这样的話。把宗教称之为迷信，公然声称「耶穌教不合伦理」，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來的，这是对「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最起码的信條的公然背叛，是对神的严重褻瀆，假如他确实信仰基督教的話，这是不可饶恕的罪。
    据14岁即参加兴中会被称为“革命童子”的冯自由回忆说，“余在日本与美洲和总理相处多年，见其除假座基督教堂讲演革命外，足迹从未履礼拜堂一步。”（《革命逸史》第2集，第12页）人们还知道，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是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里举行的，而不是在教堂里举行的。

　　孙中山逝世后，國民党右派出於反共的需要，竭力把孙中山打扮成一个虔誠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宗教与共产主义是不能相容的，只要能把孙中山说成是一个虔誠的基督徒，就可以在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之間划清界限，从而使自己作为孙中山繼承者的地位合法化。为此，他们特意在孙中山的追悼活动中加进了基督教的宗教仪式，还散布了一份所謂《一个基督徒的遺嘱》，这份所謂的《遺嘱》中说什么「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來与罪惡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奉上帝。」只要把孙中山前面所说的話与这段話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孙中山不可能留下这样的遺嘱。

　　孙中山究竟是不是基督徒，宋庆龄最有发言权。宋庆龄在1966年4月13日写給爱泼斯坦的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題。她说：
　　現在再说庞塞的书中另一件关於孙中山的不实的事情。作者申称孙是一个「虔誠的基督徒」。我見到孙中山时，他曾告訴我，他对於在《伦敦蒙难記》一书中写道：是「上帝拯救了他」，很觉遺憾。他当时是在詹姆斯．康德黎大夫和夫人的影响之下，他们是虔誠的基督徒。他们盡了最大的努力说服当时的英國外交大臣对清使館秘密綁架孙中山的行动进行干預，救了孙的命。后來孙曾住在康德黎家，自然会受到影响。
　　有一个传布得頗广的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處基督教公墓並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許多朋友的話，曾坚持要在協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他们之所以要在孙中山逝世后的悼念活动中加进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甚至散布这样的遺嘱，只是为了「借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維克」。
　　孙中山明确地告訴我，他从來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我曾告诉他，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了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第50页）
　　宋庆龄的这段話，足以证明孙中山不可能留下所謂《一个基督徒的遺嘱》。

　　从以上事实看，孙中山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不是一个基督教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