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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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60车中印边界问题谈判
　　 尼赫鲁两次拒绝中国关于就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两国总理谈判的建议，在外交上陷入被动。为缓和国际舆论，尼赫鲁不得不放弃将中印西段边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迫不得已于1960年2月12日发信邀请周恩来总理访印。同时，印度外交部照会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其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复函尼赫鲁，决定将于4月赴印会晤。4月3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再次希望“在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双方维持边境的现状，保持边境的安宁，不使这个一时未决的问题影响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63页。 ]
　　 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一行抵达新德里。20日，周恩来总理在尼赫鲁举行的宴会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这次谈判的态度：“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深信，只要处处为两国友好的长远利益着想，既考虑到历史背景，又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互谅互让，两国边界问题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留下来的，不是我们两国政府制造出来的。中国政府尤其不愿意看到两国边界问题影响到两国关系。为了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各种途径，中国政府从不吝惜作出自己可能作出的最大努力。我衷心地希望两国总理这次会晤能够产生积极和有益的效果。”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80页。 ]
　　 中印边界全线存在争议，但中、印对中段的争议比较小。关于东段，印方要求中方根据分水岭的原则承认“麦克马洪线”，照顾印度人民对喜马拉雅山的民族感情；中方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愿意在中印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现状，不越过这条线，并且在谈判边界问题时，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由于中方采取了这样一种谅解和让步的态度，双方对东段边界商谈用的时间比较少。关于西段，中方要求印方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方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但印方不同意。由于印方坚持在这个地区的领土要求，双方争议较大，商谈用的时间也最多。
　　 印方坚持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就使互谅互让原则只对中方起作用，某些分水岭等地理原则只能在东段而不能在西段适用，中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得不到照顾，双方的现存分歧难以取得结果。4月25日，两国总理在新德里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总理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于4月25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6个共同点或者接近点：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水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恪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以进行个别调整。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83页。 ] 。这6点对中印双方都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建议把这些共同点肯定下来，以便两国政府继续商谈。但印方仍然拒绝了中方的这一建议。
　　 4月26日，周恩来一行由新德里前往加德满都对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飞机起飞不久，尼赫鲁就在机场当着新闻记者攻击中国。尼赫鲁说：周恩来“来到这里是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进入了我国领土……我们认为这就是侵略”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265页。 ] 。从机场一出来，尼赫鲁就直奔印度人民院，报告谈判的经过。尼赫鲁说，中印边界“当然存在着争议”。尼赫鲁的意思是说，中印边界本来不存在争议，只是中国坚持其领土要求，才形成了所谓的争端。在谈到实际控制线问题时，尼赫鲁说“这是显然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其含意是，当有关边境现状的事实本身还存在争议的时候，维持边境现状是没有意义的。由此也就引出了双方能否在边界各段继续停止巡逻的问题。对此，尼赫鲁回答：“这不是我所同意的。”其实，印方拒绝就西段巡逻问题达成协议，目的在于使印军可以自由地向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推进。
　　 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划定过？这是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由于尼赫鲁在这一问题上不顾历史事实，顽固坚持中印边界已经正式划定的错误立场，致使双方在其他具体问题上都难以取得任何协议。从这一立场出发，尼赫鲁对待中印边界的逻辑是，边界问题不容谈判，他说边界线在哪里就在那里，否则就是侵略，在这一逻辑之下，尼赫鲁政府不仅把东、中段争议地区据为己有，还企图将阿克赛钦地区纳入印度版图，并且不惜以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
　　 周恩来总理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赴新德里的。然而，尼赫鲁政府所表现出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却使中国政府既遗憾又失望。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尼赫鲁总理26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我25日晚上，在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对印度是很友好的。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陈毅副总理插话：“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特别强调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102页。 ]
　　 根据两国总理协议，中印双方官员在1960年6至12月进行了会晤，各自提出了关于中印问题的报告，但无结果。由于尼赫鲁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立场，使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
　　 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两国人民又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经历。因此，50年代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的关系。但是，尼赫鲁政府具有两面性，“在表示中印友好的同时，又全面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和侵略遗产，并企图以此强加于中国政府。为此，尼赫鲁政府先是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继则派军队抢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等中国大片领土，并于1954年修改地图，将“麦克马洪线”以南和阿克赛钦等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使中印边界全面形成争议。尼赫鲁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中印关系从开始就蒙上了阴影。
　　 中印关系的实质是西藏问题。尼赫鲁害怕西藏改革，希望中国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使之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为此，尼赫鲁政府不惜以干涉中国内政，怂恿支持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来实现这种愿望。平叛改革的胜利，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尼赫鲁政府遂向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从而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由于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应该考虑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和平友好的协商，来求得两国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在此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现状；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临时性协议。尼赫鲁政府则不顾历史事实，一口咬定中印边界早已正式划定，采取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态度，并且任意改变边界现状，甚至不惜以武力来支持其领土要求。由于尼赫鲁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立场，从而使中印边界问题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而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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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军队奉行“前进政策”，中国边防部队开展反“蚕食”斗争

60年代初的形势和印度对华政策


一、60年代初的形势对印度对华政策的影响
　　 1960年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后，中国一以贯之地主张维持边境现状和中印友好，决不诉诸武力，印度则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武力改变边境现状，妄图实现其领土要求，同时借边界问题掀起反华活动，恶化中印关系。尼赫鲁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除了坚持扩张主义政策、实现其所谓的印度安全战略以外，还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乃至对中国形势的错误判断。
　　 60年代初，中国西藏地区平叛、改革的伟大胜利，使尼赫鲁政府恼羞成怒。它不甘心其在西藏的失败。尼赫鲁政府不仅公开支持、容留西藏叛乱分子，鼓吹要实现“西藏人自治愿望”，企图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而且调整对华政策，由主要依靠和策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所谓独立的分裂活动，而转向公开使用武力企图蚕食侵占中国领土。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和苏联出于对华战略的需要，也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支持尼赫鲁政府，于是印度朝野乘机掀起了反华浪潮。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对中国采取了的敌视政策和行动。中印边界争端发生后，美国乘机拉拢印度，企图扩大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同时使印度的军事行动与其在中国东南沿海支持蒋介石窜犯大陆的行动遥相呼应，给中国造成全面紧张。为此，美国怂恿印度强化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支持其掀起反华运动。1959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同尼赫鲁重点讨论了印中关系问题，并向尼赫鲁许诺，印度万一同共产党中国发生战争，“可以指望美国援助印度，即使两国并没有订立军事同盟”。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对印度反华更加热心，认为“支持印度完全符合我们美国的利益”。1961年11月，尼赫鲁访美期间，肯尼迪与其谈话说：“美国在全球负起遏阻共产主义之任务，已越来越感精疲力尽，故希望印度能在东南亚地区，负起更大甚至主要之地位。”“希望尼赫鲁助美一臂之力。”并认为印度“是在亚洲和非洲可能挡住共产党人的关键。”美国告诉印度，“如果印度政府的确预料到在明年夏天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中有可能要求外国援助的话，那么完全有理由早日提出要求”；“如果接到要求的话，肯尼迪政府准备并且愿意根据优惠条件为印度提供抵御中国所需要的军事装备。”事实证明，美国对印度反华活动的支持和援助，是以印度反华为筹码的，印度反华调子越高越凶，给予的援助也就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下半年到1961年底，即印度政府掀起大规模反华活动以来，美国给印度的援助近41亿美元，比1959年以前增加了一倍。
　　 苏联也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大作文章，公开偏袒印度，指责中国，在国际反华大合唱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分歧。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要中国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在军事和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这就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中苏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不屈服于苏共的压力，它便乘人之危，不顾两国的各项协议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暂时困难，逼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期间用于购买武器的债务，片面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和军事科技的各项协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使中国经济、国防建设蒙受巨大损失。同时，苏联政府指使军队不断在中苏边界上制造事端，侵占争议地区，大搞颠覆破坏活动。并在1962年5月煽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6万多边民外逃，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苏联这些背信弃义的行为，在客观上配合了印度推行的对华政治、军事政策。中印边界问题也是中苏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在印度扩张主义的威胁之下，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完全正义的行动。然而苏联却对此持否定态度。当时，苏联正热衷于推行“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路线，因而要求中国不仅要对美国妥协，而且也要对印度让步，以免影响赫鲁晓夫即将开始的美国之行。苏联不听中国方面的多次解释和劝告，于1959年9月9日发表了关于“朗久事件”的声明，公开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空喀山口”事件后。1959年11月7日赫鲁晓夫在同印度《新世纪》周刊记者的谈话中，引用苏联同伊朗解决边界问题的例子，说“对于像苏联这佯的国家来说，几公里算得了什么。” [ 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 暗示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以满足印度的要求。1960年2月6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说：“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 [ 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 1960年6月22日，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国代表团团长说：“我懂得什么是战争，既然印度死了人，这说明是中国进攻了印度。”“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国境线在哪里通过对我们不是主要问题。” [ 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 那么，什么是主要问题呢？不言而喻，这就是中国应该牺牲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来适合苏联的外交利益。如果中国拒绝这种“劝告”，那么苏联就要采取反华立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美苏合作”，只是表面现象，目的还是为了更大的争夺。苏联之所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支持印度，除了利用印度反华以外，还要与美国争夺印度。为此，1960年2月，艾森豪威尔刚刚离开印度，赫鲁晓夫就访问了新德里，同尼赫鲁进行了秘密会谈，并就向印度出售苏联战斗机和其它装备一事达成了原则性协议。1961年12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访印时公开讨好印度，攻击中国，他说：“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就苏联来说，中国人在喜马拉雅山区的侵略行动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而且苏联人一直不断地警告北京，要抑制和对印度友好。”并明确表示，“印度在发生危机的时期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友好援助。”在美国援助印度的同时，苏联也不甘落后。从1955年2月至1962年9月，苏联为印度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达38.49亿卢比，其中1959年4月以后亦即印度加紧反华以后，苏联援助印度25.95亿卢比，占其援助总额的67%。在美苏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下，尼赫鲁政府自恃有美苏撑腰，便加快了其以武力蚕食、侵占中国领土的步伐。
　　 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在中印边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又一重要因素。进入60年代后，印度国内的各种矛盾和困难日益暴露。特别是被印度政府称之为“分裂倾向”的国内民族问题以及粮食问题，使印度政府焦虑万分。在孟买，锡克族人提出自己建立一个邦的要求；在东北部，那加族人继续进行着要求分治的游击战争；在印度南部，出现了反对以印地语作为全国官方语言的骚动；克什米尔问题远没有解决；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人们对指标的实现已不抱任何希望。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印度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政府威信日益下降。执政党对1962年底的印度大选非常担忧。为了摆脱困境，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尼赫鲁政府便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印度《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印边界问题“被运用到一切方面——格拉拉的期中选举、西孟加拉的粮食运动、政府雇员罢工、最后还有第三届大选。……在粮食运动期间，加尔各答的墙上到处贴着：‘不要搞任何运动，中国正在把它的军队驻在边界上，企图进行侵略’” [ 注：转引自1962年6月6日《解放军报》。 ] 。利用中印边界问题掀起反华活动，成了尼赫鲁政府摆脱困境转嫁危机的一张牌。
　　 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还由于他对6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困难形势的错误判断。当时，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由于某些政策的失误和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协议和索要债务，国民经济确实遇到严重困难。同时，台湾当局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企图利用大陆经济暂时困难窜犯大陆，阴谋东山再起，一度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面对中国暂时的困难形势，尼赫鲁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既与美国对立，又失和于苏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地位；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已到了难以克服的程度；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骚扰，必迫使中国的军事注意力在东方而无暇西顾；这些无疑是印度向中国推行“前进政策”、以武力攫取中国领土，实现领土要求的有利时机，机不可失。于是，尼赫鲁政府迫不及待地走上了以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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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前进政策”的提出和蚕食中国领土的军事准备
　　 印度的“前进政策”，是尼赫鲁政府通过外交方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未能实现后，决心以武力改变边境现状的产物。1960年4月26日周恩来总理离开新德里后，印度政府面临的直接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印度政府在周恩来总理赴印之前就已谋划好了。早在1959年10月《印度时报》就曾在一篇社论中提出：新德里必须派遣有适当装备的巡逻队进入目前为中国人所占领的地区，以维护其权利，因为长期拖延下去意味着对中国占领的默认……。1960年中印两国总理谈判之后，印度政府为改变边境现状，侵占中国领土，又进一步酝酿向中国“占领”地区派遣巡逻队和插入中国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建立据点。这一侵略计划，后来被印度政府称之为“前进政策”。
　　 “前进政策”的目标是：印军要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阿克赛钦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最终使印度有足够优势赶走中国军队。
　　 印度政府制定这一政策的前提和依据是，当时，印度一些主战派首脑人物认为，无论印度派出多少巡逻队进入中国领土和在中国境内建立多少哨所，中国也不会进行武力干预。印度政府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前所述，是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的和有效的，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 [ 注：[印]比姆·桑杜：《悬而未决的中印争端》第240页。 ] 。50年代，印度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中国领土的侵占，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例证。
　　 尼赫鲁后来在印度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曾对这一政策进行详尽的阐述，他说：“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呢？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采取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280页。 ]
　　 为了使“前进政策”付诸实行，印度政府不断向印度军队下达向中国推行该政策的指令。1960年5月，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印度陆军在从什约克（SHYOK）通向北面的古时商路上占据阵地，并在尽可能靠近喀喇昆仑山口的地方建立一个哨所，在完成任务后，再试探沿奇普恰普河谷向东进行巡逻的可能性；在目前，要对未占领的地区进行巡逻。
　　 “前进政策”指令下达后，1961年4月，印军从其非法占领的中国巴里加斯地区继续向中国境内推进：4月3日，侵占中国巴里加斯地区印军6人，越过卓普河至中国戈热羊圈活动，此后便将巡逻范围扩大至该地和拉多及其东南果洛一带；5月，印军在俄加非法设立据点；7月5日，印军30余人，又越过卓普河到卡尔果一带非法巡逻；7月6日，印军36人在拉多设立了据点；更为严重的是，7月9日，驻楚舒勒印军武装人员30余人逼近到中国斯潘古尔以西的传统习惯线，在中国班公洛哨卡前沿进行跨界挑衅性军事演习，其中9人先后侵入中国境内，最深达2.5公里，并开枪挑衅，企图诱中国边防人员还击，挑起武装冲突；7月21日后，印军第一一四旅所属第七营的一个巡逻队侵入中国恰尔丁拉、碟坡齐地区开始进行非法巡逻；8月8日，印军9人乘卡车、吉普车3辆，又在中国班公洛哨卡对面之莫尔多山下活动，其中1辆吉普车越入中国境内400多米。
　　 1961年8至9月，印度陆军总部指示西部军区，将军队在西段的巡逻向前推进。印度政府为了给推行“前进政策”制造借口，于1961年10月照会中国，无中生有地列出10件事例，特别指出中国有3个哨所设在了印度领土，攻击“中国人进一步侵略印度” [ 注：1961年10月31日《印度外交部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转引自《中印边界问题（三）》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32页。 ] 。12月上旬，尼赫鲁主持召开了有国防部长梅农、参谋局长考尔、陆军参谋长塔帕尔、情报局长马立克、外事秘书德赛等军政首脑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作出了一项推行“前进政策”的新指令：军队在拉达克地区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国际边界尽可能地推进巡逻；在北方邦 [ 编者注：即中印边界中段 ] 和其他的北部地区，没有象拉达克那样困难，因此，应按照实际可能向前推进，把整个边境地带加以有效占领。如有任何空隙，必须以进行巡逻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弥补。同时强调指出：鉴于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应沿中印边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驻扎于前沿哨所后面适当的地方，以便使这些哨所能够得到后勤供应。并随时准备执行推进任务。
　　 遵照这一指令，印度陆军从各方面加紧推行“前进政策”的准备。为适应在中印边境高原地区作战，印军专门成立了“边境研究小组”。建立了山地战学校、森林游击战学校、陆空作战学校、爬山学院，进行特种训练，并加强对中国军队作战的研究。
　　 为改善边境西段的供应和运输条件，增强机动能力，印军在列城、楚舒勒、托以昔、埔克齐、斗拉特别奥里地等地修建了机场；在巴里加斯、塔拉昌山口、基阿姆温泉、加勒万河谷、奇普恰普河谷等地区印侧重要前沿据点开辟了空投场和直升飞机场。1961年10月建成斯利那加至列城公路后，加紧修建列城至楚舒勒、波布浪，列城至东堤、科尤尔、巴里加斯，努不拉至斗拉特别奥里地，波布浪至基阿姆温泉等数条军用公路，前沿各军事据点之间有的还修建了简易公路和急造军路。在班公湖两岸开设了码头，并开始用汽艇运送人员和物资。与此同时，在中印边境地区加强战备物资储备。从1961年下半年，印度政府不顾财政拮据，从美、英、苏等国购进飞机，用于中印边界西段印军的战备物资运输和供应。担负中印边境西段空运任务的美制C-47、C-19和苏制安-12等大型运输机、米-4直升飞机达70余架，约占印度空军运输机总数30%。据不完全统计，自1961年底至1962年10月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前，印空军向边境西段共出动运输机6040余架次，空运各种军用物资装备达3万余吨。印军对不通公路的据点进行了大量的空投，在空投物资中，不仅有粮食等生活用品，还有51毫米迫击炮、迫击炮高爆弹、照明弹、枪榴弹、地雷和汽车等装备。同时，印军还使用大批牲畜向各前沿据点运送军用物资，据不完全统计。仅向斗拉特别奥里地、基阿姆温泉等前沿据点驮运物资的牲畜即达2480余头次。
　　 为建立推行“前进政策”的基地，印军在边境地区增设了大量据点，并使据点尽量向中国境内“延伸”。继在俄加、拉多和色热隆马等地设点进占之后，10月上旬，“印藏边境部队”所属9人，在中国恰尔丁拉建立了据点，12月8日，印军一一四旅第七营20余入侵入羌山口设立了据点。
　　 印军不断增加中印边境地区的兵力。将原驻印巴边境的兵力抽调到中印边境地区，在阿萨姆地区新建立了第三十三军军部和第二十三师师部，东部军区从过去两个师增至4个师又1个军部。边境西段原仅驻有独立步兵第一一四旅，下辖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第十四两个步兵营，连同地方武装“印藏边境部队”共约2300人。1962年初，印度政府不顾在冰雪封山期间的行动困难，继续将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杰特联队第五营调往西部边境，划归第一一四旅指挥，使西段边境正规兵力达3000人以上。其中，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布防于基阿姆温泉至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布防于楚舒勒至基阿姆温泉地区；查漠·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布防于科尤尔、汗里、巴里加斯地区；杰特联队第五营布防于楚舒勒、波布浪地区。
　　 印军在加强战场建设和兵力部署的同时，不断对中国境内进行侦察和间谍活动。印机频繁越境，侵犯中国领空，1961年在中印边境西、中段地区印机越境即达230架次之多。除在中国前沿哨卡上空侦察挑衅外，还深入至托林、日土及新藏公路沿线地区，特别是在中印通商交通协定即将期满失效的情况下，更加紧了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印度中央情报局长、列城情报分局助理局长，曾先后到边境前沿地区活动，指令各边境哨所采取“紧急步骤”加紧情报搜集。印方遂以在中国境内建立和发展固定的情报人员，化装成商人以及实施空中侦察等手段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
　　 在中印边境东段，朗久事件后，印军便开始增加乓力，加强战场建设，大力改善“东北边境特区”交通运输条件，为长期占领中国领土做了大量军事准备。印军在进行了上述准备之后，即开始了对中国领土的大规模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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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西线边防部队第一阶段的反蚕食斗争
　　 依据“前进政策”，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沿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谷、羌臣摩河谷、班公湖两岸等几个重要战略通道，对中国领土进行蚕食，以实现对阿克赛钦等地区的占领。印度认为，在中印边界东段占领了喜马拉雅山脊之后，如再能于中印边界西段夺取阿克赛钦，将边界线推至昆仑山，则不仅可以绝对保障印度西北部地区的安全，还可瞰制中国新疆南部和西藏阿里地区，对中国新疆腹地和西藏侧后形成威胁。


一、印军向天文点等要点地区蚕食推进，中国边防部队恢复巡逻
　　 为最终实现占领阿克赛钦的目的，印军首先将主要兵力投入到中国天文点地区奇普恰普河谷通道上，企图从该地区打开进入阿克赛钦地区的突破口。
　　 天文点位于阿克赛钦地区西北部，是奇普恰普河谷通道上的咽喉。而奇普恰普河谷又是喀喇昆仑山上较宽大的谷地，外与印度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相连。由斗拉特别奥里地经奇普恰普河谷，越过奇普恰普山口，可直插阿克赛钦地区的甜水海。
　　 1962年2月，印度陆军当局责成第十五军制定向该地区的入侵计划。印军第十五军令第十九师第一一四旅负责对该地区进行蚕食。印军还组成了20多人的“工作队”，布置越境设点。2月下旬，印军向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增兵，增建新的据点，同时派遣人员化装成边民，以放牧、经商为名，深入中国境内刺探军事情报，侦察向中国境内推进的通道和建立据点的地形；印军侦察机频繁越境，进行低空侦察，并向中国境内空投建立据点的装备物资。
　　 印军的侵略行径，使自1959年空喀山口事件后一度安定下来的边境形势又日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本着维持边境现状和睦邻友好的原则，于1962年2月26日和3月22日照会印度政府，要求其停止这种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加剧边境紧张局势的危险行动，希望回到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然而，印度政府认为，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领空的非法活动是“维护自己领土完整的措施”。并再次提出所谓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前提：中国军队首先从阿克赛钦地区撤出，印度才能与中国进行边界问题谈判。印度政府的态度表明，中国不答应其领土要求，它就要顽固推行以武力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扩张主义政策。
　　 尼赫鲁政府对推行“前进政策”抱有很大希望。印度军队收复果阿 [ 注：果阿，位于印度西海岸，16世纪中叶沦为葡萄牙殖民地。1961年12月18日，印度政府宣布出兵果阿，赶走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从此结束了葡萄牙对果阿地区4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中国政府曾于12月19日发表声明，支持印度收复果阿。 ] 行动的迅速成功，更使其坚定了对中国采取武力的信心。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在印度竞选大会上狂妄地说：如果中国不从它所占领的地区阿克赛钦撤出，印度将重复它在果阿所采取的行动，印度一定把中国赶出去。主战派议员和反对党中的极端分子，竭力鼓动尼赫鲁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一举夺占阿克赛钦。新德里到处传言：印度政府已拟定了一项进攻中国哨所的计划，即将在四五月间对中国在拉达克地区（位于中印边境西段）的3个哨所实施包围，迫使中国守军投降。对印度的猖狂叫嚣，美国在后面则撑腰打气。
　　 面对日趋紧张的边境形势，为防止印军在边境挑起武装冲突，中央军委于2月1日向中国边防部队下达了关于防止印军挑衅的指示，要求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不主动惹事和坚持在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30公里不打枪的原则；明确规定对印军的挑衅，打与不打决定权属于中央军委。新疆军区指示边防部队，当印军向我挑衅时，应劝告和警告，让其出境，若劝告无效，而印军继续围攻我哨卡时，应坚守待命，在任何情况下，若没有上级命令，都应采取有效方法坚守阵地，不得擅自出击和后撤。这就预示了反蚕食斗争将是一场极为艰巨复杂的军事、外交斗争。根据边境形势，新疆边防部队加强了防止印军发动进攻的必要准备：由南疆军区副司令员刘发秀负责，以南疆军区步兵第二团机关为基础组成前进指挥所进至康西瓦，组织勘察通往边境地区的地形、道路，制定防止印军入侵进攻的反蚕食斗争方案，并做好向天文点、空喀山口、阿里地区行动的准备。
　　 3月下旬，印军开始了蚕食行动。印军首先在中国天文点地区当面的斗拉特别奥里地、5002高地、困在兰加尔和波鲁野营地建成4个据点，作为向中国境内推进的基地，同时，深入中国天文点地区南侧侦察建哨。4月2日和7日，印军在中国天文点哨所西北和西南深入中国境内4至11公里建立两个据点，企图沿中国天文点哨所西南、西北两翼向天文点哨所侧后迂回，占领天文点东侧高地，控制奇普恰普山口。据点内印军不断进行挑衅活动，武装越境侵入中国天文点以南、以西地区频繁进行侦察。4月11日，印军侵入距中国天文点哨所以西约4公里的5500高地，进行长时间的侦察；4月12日又有两批军事人员先后侵入该区；4月下旬，印军将原驻列城和沙克提之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第三连开抵斗拉特别奥里地，使该地区印军增加到了300余人。之后，印军扩大了对天文点地区的入侵蚕食范围，有时竟深入中国境内达20余公里进行侦察挑衅活动。
　　 为配合天文点地区的蚕食行动，在西段其他地区，印军也以侦察、渗透手段进行蚕食活动。4月9日至12日，驻基阿姆温泉印军1个排深入中国境内侦察，16日印军又越过传统习惯线向中国班公洛地区侦察。为保障其地面部队的蚕食推进，4月14日，驻阿格拉空军第四联队将两个运输机中队拨归斯利那加第一联队指挥，加强了对边境印军的空运、空投。
　　 印军在西段特别是在天文点地区的蚕食活动，破坏了边界现状，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威胁着中国边防哨所的安全。4月19日，总参谋部向新疆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加强中印西段边境的边防措施》，决定在中国哨所之间空隙较大、印军易突入的地段增加一些哨卡，阻止印军向前推进。新疆军区及康西瓦指挥所遂向天文点、空喀山口哨卡增加了兵力，在天文点西北小5500高地西南侧和天文点以南5851高地增设了哨卡，以阻止印军向中国天文点哨所进逼、迂回，监视印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和中国境内达普桑平地印军的活动。同时采取边侦察边设点的方法，陆续在河尾滩、萨木崇岭、涅尔采、热琼等要点设立了哨卡。此外，还组成了由步兵第二团副团长贺景福、南疆军区情报处副处长李国柱、四师侦察科长武卫国、步二团副参谋长龚自强等负责的侦察队，分别对印军已经入侵的据点和印军可能入侵的天文点南北、河尾滩之西大沟、萨木崇岭以西加勒万河谷、温泉西北之科塔村和班隆、空喀山口之银利沟、尼亚格祖（麦争拿马）以西之牧民沟、绝拉沟、安拉沟以及班公湖以北等地区，进行全面侦察，以便准确掌握敌情，熟悉地形、道路和通外山口情况，为边防部队反蚕食斗争提供可靠情报。
　　 在采取防范措施的同时，4月12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侵略行径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长期以来，印方就不断地在中印边境增设哨所，加强军事部署；近几个月，从新德里还纷纷传出关于印度军队准备在边境地区解冻之后，向中国方面发动武装挑衅的新闻报道。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中国政府再一次严肃地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这种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活动。”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35页。 ] 4月30日，中国政府就4月上旬以来印度军队先后15次侵入中国新疆地区，设立军事据点，连续进行挑衅活动，威胁中国边防哨所安全等严重情况再次照会印度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上撤出侵略据点和军队。中国政府指出，“在印度方面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双方武装人员在边境上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和停止巡逻等建议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中国政府这样做，原本是为了避免在边境上发生误会，引起冲突。但是，两年多来的事实不幸表明，中国方面这样做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相反，印度方面利用中国边防部队停止巡逻的情况，向中国境内步步进逼，侵占中国领土，威胁中国哨所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执行保卫中国领土和维持边境安宁的神圣权利，已经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在印度方面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即自喀喇昆仑山口到空喀山口，恢复边境巡逻。”并警告印度政府：“如果印度政府拒绝撤走侵略据点，并且继续向中国哨所进行挑衅，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全部责任。”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38页。 ]
　　 中国政府对印军的入侵蚕食活动所作出的反应是强烈的、严肃的。尼赫鲁政府完全应该从中国的反应中预料到继续侵略中国领土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然而，尼赫鲁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决心继续扩大对中印边境西段的武装入侵。尼赫鲁5月2日在印度人民院表示，要准备同中国作战。并毫不掩饰地说，印度正在加强在中印边境的军事活动，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印度的边防和建立新的哨所。尼赫鲁在印度联邦院讲话时扬言，“我们必须为（同中国作战）这种不测事变作准备” [ 注：转引自1962年5月4日《解放军报》。 ] ，“对付中国可能采取的步骤” [ 注：转引自1962年5月4日《解放军报》。 ] 。
　　 5月初，尼赫鲁主持召开高级军官会议，谋划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的军事行动。之后，国防部长梅农、陆军参谋局长考尔赴中印边境西段视察。尼赫鲁也借“休假”之名赴克什米尔地区斯利那加进行部署，并委派考尔担任西线推行“前进政策”的指挥官，调动第一二一旅驻列城以西克吉尔，使印军西段兵力增加到近3个旅。为保障蚕食行动的顺利进行，印军用飞机不断向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等前沿哨所空投军用物资，并组织汽车运输队及大批牲畜，由斯利那加向列城和中印边境前沿印军据点加紧运送军事装备和物资。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还成立了斗拉特别奥里地“防区”，统一指挥该地区印军。印军“工作队”也进抵斗拉特别奥里地，并在天文点西侧印军据点展开活动。第一一四旅旅长遵照陆军总部的指示，迅即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策划在天文点地区推行“前进政策”的步骤。
　　 经过重新部署，印军加紧了对天文点和其它要点地区的抢占。5月上旬，印军从奇普恰普河谷地区5651高地南侧的据点向前推进，同时在天文点西南8公里的红山头设立了新的据点，并明目张胆地进至中国天文点哨所几百米处进行侦察挑衅活动。
　　 在向天文点推进蚕食的同时，印军在西段其它方向也逐步向中国境内蚕食设点，配合主要方向的蚕食。5月2日，驻楚舒勒地区印军由中国斯潘古尔湖以南侵入中国境内2公里构筑工事，建立据点，与中国热琼哨卡形成对峙。该据点印军潜入距中国哨卡600米处，3次对中国热琼哨所实施侦察、鸣枪挑衅。5月11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对其武装滋事的严重挑衅行为提出强烈的抗议。照会指出，印度在新疆边境地区侵占中国领土，逼近中国边防哨所进行挑衅，已经使两国的边境局势十分严重，现在印度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竟然在西藏西部加紧侵占挑衅活动，威胁中国中印边境西段另一个哨所的安全。这就表明了印度政府决心在中印西段边境全线加剧紧张局势。中国政府重申，如果印度政府不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继续进行挑衅，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
　　 面对印军不断加剧的武装挑衅行为，新疆军区边防部队遵照总参谋部指示，在恢复喀喇昆仑山口至空喀山口地段边境巡逻的同时，选定可控制的要点，在中国境内增设和向前推进了部分哨卡，以阻止印军沿龙纳克龙斯泊河河谷和布尔察谷地向天文点，沿大西沟向河尾滩，沿西沃隆向加勒万河谷，沿羌臣摩河谷向空喀山口以东，从温泉、班公隆之间向中国境内的蚕食。
　　 为指导反蚕食斗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印边境特别是西段边境的斗争形势，适时提出边防斗争的方针、原则以及具体政策规定。在中国政府声明恢复对中印边境西段喀喇昆仑山口至空喀山口的巡逻后，5月6日，总参谋部向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恢复边境巡逻的具体措施和边防哨卡处置情况的原则》，要求边防部队：根据当前中印边境斗争情况，既应加强边防自卫措施，对印军的挑衅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要避免流血冲突。并对边防部队反蚕食斗争的形式、任务和处置情况的原则作了具体规定，指示守点部队：当印军向哨卡进行袭扰或挑衅性射击时，应严密监视，可不予置理；当印军包围哨卡进行攻击，如不还击即有遭受大的损失或被消灭的危险时，才可进行自卫。自卫的步骤是：第一步，向空中鸣枪，对其喊话，阻其进逼；第二步，如印军继续进攻，我可开枪击退其进攻，但不出击；第三步，印军突袭哨卡，可能将其活捉时，力争捉活的。在任何情况下，印军后撤，概不追击。对印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盘旋侦察，可不予置理；如果印军飞机向我进行扫射、轰炸，可向其射击，对印机空降人员、物资，监视上报。担任游动监视印军活动的部队，当印军进逼时，则适当后撤，避免与印军接触，不得挑起冲突；严防遭印军伏击、袭击，如遭受优击、袭击，在不遭受损失的原则下，能摆脱的尽力摆脱。在边境地区巡逻的部队：不宜逼近边界，应与边界保持一定距离，更不准越出边界。从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的这些规定来看，中国的一切措施都是防卫性的，并尽力避免和防止扩大边境武装冲突，体现了中国政府极大的宽容和克制忍让。为保证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中央军委同时指示边防部队，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动员和政策教育，使指战员深刻认识这些措施的意义和目的，切实做到既能保证任务的完成，又不出乱子。
　　 反蚕食斗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是边境军事斗争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斗争中，中国边防部队既要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制止印度军队的入侵，又要坚决贯彻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防止和避免扩大武装冲突。这就要求边防部队官兵，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处置边境斗争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正是由于反蚕食是新的军事斗争形式，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战役、战斗，不能单纯以歼灭印军或攻占印军入侵据点及阵地的多少来衡量斗争的效果；它更多的斗争样式是切断反切断、包围反包围，有时甚至出现双方都不用枪械，而是以肩膀相对抗的场面。总之，面对印军的不断进逼和猖狂挑衅，边防战士未经允许都不准使用手中武器击退侵略者。这种斗争方式对中国边防军人来说，比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更难。然而，中国边防部队的指战员胸怀全局，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边境斗争的各项方针政策，或坚守哨卡，或先机设卡，寸步不让地同印军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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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政府呼吁改善中印关系，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提出所谓的“和平解决方案”
　　 在印军入侵中国领土，不断加剧边境紧张局势的过程中，中国方面保持了克制和忍让，命令边防部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开第一枪，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同时，中国政府一再要求印度政府，争取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并利用一切机会寻求改善中印关系的途径。
　　 中国政府认为，任何有助于改善中印关系的步骤，必将有助于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鉴于1954年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将于1962年6月期满（该协定于1954年6月3日经双方批准后生效，有效期8年，至1962年6月3日期满失效），中国政府曾于1961年12月3日照会印度，建议两国政府举行谈判，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缔结一个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定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18页。 ] 。虽然这与中印边界问题无关，但是无疑会有助于改善中印关系。中国这个建议完全是善意的。同年12月15日，印度政府复照中国，将通商和交通协定问题与中印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诬蔑中国侵略了印度领土，进而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1962年3月1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驳斥了其所谓中国侵略了印度的论调，再次建议就通商和交通协定问题举行谈判，并且指出：这“并不是谋求中国单方面的利益，而是从两国人民的长远的和全面的利益出发的”，“希望印度政府重新考虑。”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22页。 ]
　　 4月11日，印度政府复照中国，第二次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还指责中国破坏了五项原则。印度照会称：“1954年的协定，明显地是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方面在谈判的时候完全知道印度领土的边界何在。如果它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保证要尊重印度领土完整的目的是什么呢？先是作出这样一个保证，然后又要求对方的部分领土归属自己，这对于一个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了一项庄严的协定的政府来说，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45页。 ]
　　 5月11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对其指责中国破坏五项原则进行了批驳。照会指出：“五项原则的第一条说的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而并没有规定某一方必须接受另一方关于边界的主张。如果认为，承认‘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接受了印度主张的边界线，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不是也可以认为印度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主张的边界线吗？显然，这种论辩只能被认为是片面武断，完全是对国际文献的曲解。”照会最后指出：“尽管印度政府违反五项原则，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友好建议，但是，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千年万年的事情，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不懈地为改善中印关系而努力。”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41、44页。 ] 然而，印度政府第三次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友好建议。
　　 中印边境紧张局势的加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国家纷纷发表谈话，建议和敦促印度放弃武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印度政府为避免外交上的被动，免遭国际舆论的谴责，便继续玩弄外交手腕。印度政府在5月14日给中国政府的复照中，在坚持阿克赛钦是印度领土的同时，提出了它在1959年就被中国政府驳斥了的所谓阿克赛钦“和平解决方案”：要中国边防部队撤到印度主张的边界线以东地区，印度军队撤到中国主张的边界线以西。印度政府还大言不惭地说：“印度政府准备在谈判期间和边界问题懈决以前允许中国继续使用阿克赛钦路于非军事交通来往。” [ 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59页。 ] 中国政府对此予以驳斥，指出，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自己的公路，何用印度的允许？这简直是荒唐！印度这个所谓的建议，表面上似乎平等，实际上是要中国单方面撤退。正如尼赫鲁向议会保证的那样，执行这个建议，“意味着中国要撤出大片自己的领土，而印度则进行非常小规模的撤退，几个村庄。”这个建议实质上是印方只从几个历来属于中国而最近一个时期才为印方所侵占的地点撤退，来换取中国方面从3.3万多平方公里的历来属于中国的大片中国领土的撤退。印度不准备把它提出的上述所谓和平建议所包含的原则平等地适用于东段边界，只单单“适用”于中印西段边界。这样一来，印度则不仅可达到在中印边界西段的领土要求，而且可原封不动地继续占据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大片领土。中国政府在回照中指出，“怎么可以设想中国政府会接受这样一个要它屈服的片面条件呢？难道中国是一个战败国吗？” [ 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60页。 ] 事实证明，印度政府所追求的是不惜挑起武装冲突，侵占中国领土，改变边界现状，而决不是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照会最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即便是中印边界局势由于印度方面的侵略和挑衅变得如此紧张的现在，从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仍然是开着的，但中国决不会在武力威胁面前屈服。
　　 印度政府的阴谋被揭穿后，于是就利用宣传工具，大肆造谣诬蔑“中国侵略了印度”，中国“拒绝了谈判”。印度玩弄的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混淆了视听。一时间，国际上有些国家竟难以弄清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特别是在美、英等西方一些反华势力颠倒黑白的鼓噪下，有的亚非国家，对打着“和平”、“中立”旗号，以“不结盟运动领袖”自居的印度表示了同情，因而使中印边境斗争更加复杂。1962年5月，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印边境斗争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而军事斗争的胜利，又是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因此，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既要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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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军对中国领土和边防哨所猖狂进逼挑衅，中国边防部队采取制止印军蚕食措施
　　 尼赫鲁政府关于中印双方从阿克赛钦等西段边境地区撤退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不仅不考虑使用武力的严重后果，反而认为，“前进政策的推行还没有给中国足够的压力，所以必须继续进行，直至中国承认它必须撤退时为止”。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96页。 ] 因此，印度军队继续向中国境内增兵，进行越来越猖獗的武装活动：5月下旬，侵入中国天文点地区的印军，先后多次进至中国天文点哨所以南6200高地以北地区活动，深入中国境内达20余公里，继在天文点以南、以西、以北设了3处据点后，5月23日印军又侵入中国河尾滩西大沟，深入中国境内15公里设点；驻基阿姆温泉、巴里加斯地区印军也展开入侵蚕食行动。入侵印军肆意向中国哨卡开枪挑衅，并无视中国哨兵的警告，致使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针对中印边境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复杂形势，为及时处置中印边境西段反蚕食斗争情况，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和徐国贤直接向总参谋部上报情况，并指挥中印边境西段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为便于反蚕食斗争的领导，5月中旬，将原康西瓦防区以羌隆大坂为界划分为天文点、空喀山口两个防区；5月20日，南疆军区副司令员刘发秀率司政后机关35人及通信、医疗分队进驻康西瓦，负责指挥西线反蚕食斗争；根据印军入侵蚕食情况，对西线兵力作了调整。5月12日、24日，先后将驻康西瓦担任机动任务的步兵第二团第二营调边防第一线，使第一线兵力由8个连（含阿里支队驻守在边境西段的4个连）增至12个连，其中第二营营部率第五、第八连及第一营第一、第四连驻天文点边防区，指挥所设在5243水准点，由步兵第二团政治委员刘少稚、副团长贺景福统一指挥；第一营营部率第二、第三连及第二营第六连驻守在空喀山口边防区，指挥所设在空喀山口1号哨卡，由步兵第二团团长杨宗泉、参谋长王玉祥负责统一指挥；阿里支队5个连驻守西藏阿里边防区，其中4个连驻守边界西段班公湖以南至巴里加斯地区，1个连驻守边界中段地区，由支队长王秀森、政治委员王复华统一指挥，并在班公洛设立前指。步兵第二团第二营前推后，调陆军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于5月25日进驻康西瓦地区进行战备训练，骑兵第三团进驻红柳滩，随时准备支援一线部队反蚕食斗争。为应付印度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对其他兵力也作了相应的部署。
　　 根据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发展，5月29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指出：中印边境的斗争重点在西段地区，印方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我阿克赛钦地区，当前主要是向我境蚕食，占地设点，侦察巡逻，步步推进，并可能伺机向我军袭击、伏击。我已恢复巡逻，增设了哨卡，对入侵的印军抵近监视。因此，小的武装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小的武装冲突发生后，有可能向大的冲突演变。印军很可能以1-2个营的兵力，进行报复或突然攻击中国前沿哨卡；如果印军吃了亏，或认为有机可乘，也可能以1个旅或更多一点兵力，向中国空喀山口、天文点、班公洛等地区进攻。
　　 基于以上估计，总参谋部对中印边境军事斗争作了具体安排：在兵力部署上，增加天文点、空喀山口两个防区的兵力，调部分兵力进至甜水海、康西瓦和叶城，作为二线兵力进行战备训练，准备应急机动；为加强反蚕食军事行动的指挥，决定以步兵第四师师部为基础，组成康西瓦指挥所。调第五十四军副军长何家产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南疆军区刘发秀为副司令员，陆军第四师师长郑志文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四师政治委员向新为副政治委员，负责统一指挥西段地区反蚕食斗争。同时，指示中印边境东段西藏边防部队：作好反蚕食斗争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必要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配合西段地区反蚕食斗争。
　　 新疆、西藏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对中印边境斗争的具体安排，抓紧落实各项战备工作，防止印军突然袭击。6月9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率军区司政后机关部分人员进驻康西瓦，加强了对西线反蚕食斗争的组织领导。
　　 中国新疆边防部队增加边境防卫兵力和采取其他防卫措施，目的是先机占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边境地区要点，以阻止印军继续向中国境内推进和增设据点。中国新疆边防部队虽在自己领土上设点并恢复巡逻，但对印军在空中和地面的挑衅，仍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严格执行不主动惹事，避免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则规定。巡逻时，对巡逻路线进行周密侦察和认真研究，尽量避免与印军遭遇。在设卡时，既先机控制战略要点，又防止造成与印军争夺军事要点，酿成新的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原拟在天文点地区前出至5608高地西南河岔处设卡，以有效地制止印军继续向前推进，并瞰制印军几个据点，掌握其行动。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判断，该卡设出后，印军很可能在5766高地以西地区增加更多的兵力，与中国边防部队争夺在该地区的主动权，使斗争更加复杂化。为此，中国边防部队遂放弃了在该地区设点的计划，改为以巡逻方式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
　　 1962年6月，印军在西段不断增兵，加紧修筑通往中印边境地区的机场、公路，调整兵力部署，进一步向中国境内推进，扩大蚕食范围。军事首脑人物频繁活动：陆军参谋局长兼西线指挥官考尔到基阿姆温泉，乘直升飞机越入中国境内加勒万河地区进行空中“视察”；空军指挥官品多深入到天文点地区印军入侵据点活动；第一一四旅旅长从塔拉昌山口到中国境内指挥组建新据点。印军在西段的入侵指挥机构逐步前移，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和杰特第五营分别在波鲁野营地和波布浪设立了前指；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前指由科尤尔向巴里加斯方向前移。印军还组织了准备同中国作战的陆空协同，除组成了“空中支援队”外，还向斗拉特别奥里地、楚舒勒等前沿据点派出了“空中支援前方游动小组”，从空中、地面频繁向天文点北侧至神仙湾以东地区侦察。印军第四一六工程旅也被派往斗拉特别奥里地、波布浪、楚舒勒、科尤尔和普克齐等地，加强和改善空中、地面运输条件。印军杰特联队第五营于6月下旬进驻西段前沿，其第三连布防于楚舒勒、波布浪、东堤等地区，另一连空运至斗拉特别奥里地；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其他部队陆续向斗拉特别奥里地增调；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驻基阿姆温泉的兵力已增为两个连约300余人，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亦向巴里加斯增调兵员。至此，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投入向中国境内蚕食的兵力增加到4个营。与此同时，除在天文点附近新建5处据点（其中4处在中国境内）外，还在塔拉昌山口到班公湖两岸一线积极选点建哨，在该地区建成空玛（位于塔拉昌山口中国一侧）、查车两处据点，企图抢占中国尼亚格祖、喀纳以西大片地区。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侵占中国羌山口、约山口以西大片地区后，又集中兵力自巴里加斯向中国扎西岗地区推进，在该地区的扎玛格热建立了据点。这样，印军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其入侵蚕食范围扩大到了加勒万河谷、羌臣摩河谷、班公湖两岸、斯潘古尔湖以西和巴里加斯地区。从北起喀喇昆仑山口南至巴里加斯地区，全线向中国境内推进。
　　 由于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军的入侵蚕食采取了克制忍让态度，既没使用武力制止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据点，又没对入侵印军采取任何攻击性行动，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不断呼吁印度政府，希望其停止武力行为，回到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更使尼赫鲁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是为避免战略上两面作战，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其定下的步步向中国境内推进的决心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军队绝不会与印度军队直接对抗。“于是政府和陆军总部就得出结论，认为（尼赫鲁）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90页。 ] 一些印度政府议员和反对党反华分子为此而欣喜若狂，印度报刊也对印军的侵略行径大加渲染。印度《闪电》周刊吹嘘，印军已“在两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广阔的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97页。 ] 《印度斯坦旗报》称：“潘查希拉是在有武力做后盾的时候才有意义。”“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保卫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据点。如果真的在中印边境地区给中国人一个冷不防，中国可能不得不走开。” [ 注：转引自1962年7月24日《解放军报》。 ] 《印度时报》6月21日发表社论鼓吹，印度要继续“在凡是必要的地方，不管环境多么困难，都要建立军事哨所，在没有被中国‘非法’占领的印度拉达克的每一个地方实行我们的行政控制。” [ 注：转引自1962年7月21日《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 ]
　　 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的蚕食，使中国边防部队各哨卡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不采取制止印军的进逼，中国边防哨所就随时有被印军“清除”的危险，阿克赛钦地区等大片领土就将被印军侵占。6月20日，总参谋部指示中国西线边防部队，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想尽种种办法，制止印军的蚕食，该堵的口子要迅速堵起来，只有反蚕食措施落实，我们才能立于主动，把下一步工作做的更好。
　　 新疆军区遵照总参谋部指示精神，增强了一线哨卡周围工事，进行了必要的粮弹、物资储备，采取了防止印军偷袭的周密措施，并指示边防部队，在严格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防斗争政策、原则的基础上，对印军入侵蚕食采取“顶、逼、围、堵”等军事手段。
　　 6月底，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在西里扎普和4400高地设立了两个据点，直接威胁中国库尔那克堡哨卡的安全，为阻止印军继续向东推进，中国边防部队立即在印军据点东侧制高点建立了两个哨卡，与印军据点形成对峙。同时，新疆边防部队在印军可能入侵的重要隘口、战术要点和通道，抢先增设哨卡。在天文点防区，在天文点哨所左右两翼及主要通道上，又先后增设了10个哨卡，有效地控制了奇普恰普河谷、龙纳克龙斯泊河、布尔察及河尾滩西大沟等几条谷地，粉碎了印军向天文点地区纵深迂回推进，夺占该战略要点的企图；在空喀山口防区，增设了6个哨卡，先机控制了马德山、羌臣摩河谷口，防止了印军沿温（泉）尼（斯楚）公路向林济塘谷地，沿羌臣摩河谷向空喀山口翼侧纵深地区入侵蚕食，保障了温泉、空喀山口哨卡的侧后安全。至此，中国边防部队基本上制止了印军对天文点地区的蚕食。
　　 在反蚕食行动中，中国西线边防部队不仅要同入侵印军作斗争，而且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克服高原严寒缺氧带来的巨大困难。
　　 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山上常年积雪，气候多变，时常狂风暴雪，飞沙走石。入侵印军大部是适应高原气候的山区部队和尼泊尔籍士兵，而中国边防部队对高原气侯适应性较差。在执行任务中，开始时因山高缺氧，连走路都非常吃力，在山上构筑工事、建卡坚守困难就更大。有时因山口风大，无法设帐篷，就只好挖雪洞、地坑坚守哨卡。由于缺氧，水沸点只有摄氏五六十度，饭很难煮熟。指战员们就靠啃冻馕 [ 注：馕，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用面粉制做的一种食品。 ] 、饮雪水充饥。有的新建哨卡只有一顶单帐篷，无取暖设备和燃料，夜间战士们就挤在一起靠体温互相取暖。五六月份，山上冰雪皑皑，而山下冰雪开始溶化，道路经常被洪水阻隔、冲断。有时给养运不上去，守卡官兵只好忍饥挨饿。但为了堵住印军，边防哨卡官兵不怕艰难困苦，坚守在冰雪高原上。
　　 新疆军区边防部队步兵第二团副团长贺景福率领的侦察队，从4月登上喀喇昆仑山后，一连数月战斗在山上。他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翻山越岭。渴了就喝雪水，饿了啃冻馕，累了就扒个雪窝窝、换上毡靴挤在一起休息一会。徒涉冰河时，腿上时常被冰块划出一道道血口，冰水浸入，疼痛难忍。在侦察中，为了摸清印军入侵蚕食情况，有时要在雪地里潜伏几个乃至十几个小时进行观察，甚至还要深入到印军非法设立的据点后面。就这样，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摸清了在天文点南北地区印军设点情况，勘察了一个又一个通道、山口；尔后又指挥部队一一设点防守。他们出色的工作，受到总参谋部、新疆军区的表扬。在反蚕食斗争中，总参谋部、新疆军区直接发电报给“贺景福侦察队”，指挥其行动，听取他们关于设卡的意见。侦察队的英雄事迹，在边防部队传颂，贺景福被边防部队官兵称为“喀喇昆仑山上的爬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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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线边防部队第二阶段的反蚕食斗争


一、印军制造加勒万河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反蚕食斗争“二十字方针”
　　 印军在天文点地区的蚕食行动被粉碎后，7月初，又将蚕食活动转向天文点以南地区，企图沿西大沟、加勒万河谷、羌臣摩河谷、班公湖两岸扩大对中国领土的侵占。7月5日，印度基阿姆温泉驻军40余人，爬过险峻的加南大坂，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深入中国境内6公里。同时，印军在加南大扳开设了空投场，作为其在加勒万河地区的补给基地。
　　 加勒万河谷是印度进入中国境内的又一通道。从中印边境溯加勒万河而上，翻过萨木祟岭，可长驱直入阿克赛钦的林济塘谷地，迂回至天文点地区侧后，直达甜水海。印军一直企图从该河谷侵入中国境内。在印度陆军参谋局长考尔关于向中国境内推进的最早命令中，就包括派一支“巡逻队”溯加勒万河而上，占领萨木崇岭军事要点，并建立哨所，由此向中国纵深发展。由于地势险要，加之冬季冰雪封山，解冻前印军的几次入侵都未成功。入夏后，印军派了1个排绕道加南达坂，实现了这一计划。印军从该地区侵入中国境内后，构筑工事，建立据点，切断了位于该据点以西8公里中国边防部队天9号（7月底，增设“河尾滩防区”后，该哨卡改为“河5号”）哨所唯一的后方通道，企图围困、威逼该哨所。7月6日13时，一股印军从南岸越过加勒万河，对在河北岸进行正常巡逻的一支中国边防巡逻队挑衅，并恃其优势从三面逼进到距中国巡逻队100米左右的地方。由于中国边防巡逻队始终保持克制态度，一再向印军发出停止进逼的警告，并自动后退了一段距离，才避免了冲突的发生。但该股印军仍然对中国边防巡逻队实行进逼，双方形成对峙，局势十分紧张危险。
　　 对印军扩大入侵，威逼中国边防哨所和巡逻队的严重军事挑衅事件，中国外交部在7月8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备忘录中，提出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再次声明，中国方面一直在避免同印度入侵部队发生冲突。但是，中国方面决不能在印度有增无已的武力进逼面前屈服。中国方面也决不会在遭到无端攻击时放弃自卫的权力。”“如果印度军队坚持入侵和挑衅，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责任。”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61页。 ] 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沿袭其惯用的手法，借口“加勒万河谷的下游不但深处在印度领土之内，而且甚至离开中国1956年地图上所标的主张线还有约二十八英里，”把印军的入侵活动说成是“为了正当地保卫印度领土。”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67页。 ] 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
　　 中国巡逻队为免遭印军袭击，在现有阵地上构筑工事，加强戒备，严密监视这股入侵印军。7月8日，总参谋部、新疆军区命令步兵第四师侦察连两个排在侦察科长武卫国带领下，增援巡逻队，阻止印军进逼，迫其后撤。9日，印军向加勒万河北岸继续增兵，并企图占领印新设据点东侧的两个高地。若两高地被印军占领，不仅造成逼退该印军的困难，难解天9号哨所之围，而且会威胁到侦察连阵地后方安全。为此，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总参谋部、新疆军区命令侦察连，迅速先机抢占两个高地。同时指示侦察连，如印军不打枪，我决不先开枪；如印军向我包围进攻，我可自卫，但应少杀伤，多捉活的。
　　 7月10日拂晓，侦察连以勇猛迅速的行动占领了印军据点东侧的两个高地。印军发现后，随即占领了两高地下面的两个台地，与侦察连相距约200米形成对峙。侦察连的先机行动，堵住了印军向前逼进的通道，形成居高临下三面包围印军的有利态势。但侦察连仍然恪守不打第一枪、不主动进攻的原则，力避发生武装冲突。入侵印军仍不断向前逼进，直至进到距中国阵地50米处构筑工事。中国边防官兵向其喊话，发出警告，令其撤退，并说明中国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政策。然而，印军似从中国军队的行动中，摸到了中国边防部队不开第一枪的底，军事进逼行动更加猖獗。11日，竟派两架直升飞机载30多名印军增援加勒万河谷印军据点，下令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守据点阵地。印军直升机在中国边防部队阵地附近低空盘旋，侦察情况并恫吓中国哨所和巡逻人员。中国边防部队保持极大克制，未对印机射击。同日，印军一支先遣队沿加勒万河向下游前进约9公里，建立新的侵略据点，进一步威胁已被切断后路的中国哨所的安全。同时，印军第一一四旅令驻波布浪印军向加勒万河增援，并令廓尔喀第一营营长和由基阿姆温泉出发的支援分队主官迅速赶往加勒万河，统一指挥该地区印军，企图在中国边防部队增援力量到达之前，向被切断后路的中国天9号哨所和与加勒万河印军对峙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攻击。
　　 针对这一情况，总参谋部、新疆军区命令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迅速增援加勒万河侦察连，并以该营第七连前出至班隆，准备阻止印军增援部队于传统习惯线附近，不使其与加勒万河印军会合。为加强统一指挥，由第十团参谋长段长金、步兵第二团政治处主任梅东武、第四师侦察科长武卫国、步兵第二团副参谋长龚自强、第一营参谋长张海生组成了团级指挥所（简称加指），统一指挥加勒万河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
　　 印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猖狂进逼和愈来愈严重的挑衅行径，使中国边防部队指战员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下达反击命令，打击印军的嚣张气焰。
　　 加勒万河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要求新疆边防部队每两小时向他汇报一次情况，并不断向边防部队下达指示，直接指挥边防部队的行动。在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军实施反包围后，周恩来总理指示新疆边防部队：我坚守加勒万河地区部队要坚守原地不动，如印军逃跑，不要管他；如印军向我逼近，开火挑衅，我应向其鸣枪，示意其停止前进；当印军再三挑衅后，我才可实行自卫，并尽一切可能少杀伤，多捉俘虏；对印军增援部队，应先警告，如不听，可朝天鸣枪，印军如沿原路逃跑，可不阻拦，让他回去。
　　 印军不断扩大对中国领土的入侵蚕食，不断加剧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引起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为避免扩大争端、引起武装冲突和不使印军的企图得逞，及时作出了对加勒万河谷及其中印边境西段入侵印军的斗争方针和应付措施。
　　 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指示新疆边防部队：对加勒万河之敌：第一，仍坚持不打第一枪的原则，要采取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的手段，有效地制止印军推进和蚕食，不要怕麻烦，麻烦一点就麻烦一点，我不主动打，这是方针；第二，印军向我进攻，可向其提出警告，再三警告无效，我可自卫；对印军包围，不要封死，给印军留点空隙，留出一条退路；如印军逃跑，让其逃走，不要阻拦，如印军不跑，就与其对峙起来。上述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包括对印军的直升飞机，特别是对印军空投场，不要封死，如印军空投粮食，可让其拿回去，给其留出一条生路。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要告诉前面的同志，发现新的情况，应随时请示报告，不得擅自处理，要有高度集中的精神。
　　 新疆军区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上述方针、原则，迅速向加勒万河地区中国边防部队传达、贯彻。并指示加勒万河指挥所：加勒万河地区反蚕食斗争的重要情况，如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进逼、开枪、攻击、轰炸、扫射等，可直接报总参谋部，并同时报康指和军区，以减少指挥程序，加强集中指挥，使情况得到及时处置。
　　 7月13日，加勒万河北岸印军有向下游移动的迹象，河南岸印军亦向北岸靠拢。中国边防部队加勒万河指挥所向新疆军区和总参谋部建议，在印军逃跑时，采取攻击和追、阻行动。新疆军区立即电示加指，若印军逃跑，可让其回去，不阻不追。总参谋部也同时电示加指：印军如逃跑，要绝对做到不打、不阻、不追。同日，罗瑞卿总参谋长令新疆军区及康西瓦指挥所，将位于加南大坂附近的第十团第三营第八连一部收缩到加勒万河以东，对印军网开一面。周恩来总理也指示新疆边防部队，为网开一面，空7号哨卡和第十团第三营第七连到前面（在国境附近担负阻援任务）后，应放开一条路，部队可适当向后收缩一下。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方针政策，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及时掌握边境斗争情况，7月14日，中央军委派总参谋部作战部领导率有关人员到新疆，具体指导西线中国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并向新疆军区及边防部队传达了中央领导和军委关于中印边境斗争的方针、指示：在书记处会议上，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向书记处汇报了中印边境西段斗争的情况，提出了对加勒万河入侵印军处置的两个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被中国边防部队反包围的印军；一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退印军。毛泽东主席听了汇报后，讲到：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为什么呢？第一，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的真面目，现在尼赫鲁得意忘形，认为他的赖皮战术很有办法，前几天印度报纸有个消息说，尼赫鲁、梅农的战术是拿破仑战术；第二，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争取大多数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是要争取中间派；国际上有些国家对中印边界问题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谁是谁非，同时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周恩来总理向边防部队强调指出：我们要退避三舍，争取政治上、外交上的主动，迫使印度政府放弃武力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错误主张。
　　 7月16日，罗瑞卿总参谋长指示新疆边防部队：毛泽东主席在对印军斗争的“八字方针”中，又补充了“武装共处，犬牙交错”两句话，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新疆边防部队认真领会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确定的反蚕食斗争，认为，这一方针是根据中印边境西段蚕食与反蚕食斗争出现的新的军事态势提出来的，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后八个字是前八个字的必然结果。这一方针的提出，使边防部队开展反蚕食斗争有了依据。为了使边防部队更准确地理解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确定的这一方针，7月20日，总参谋部对反蚕食斗争方针作了完整的表述：“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并对“二十字方针”作了详细解释。关于如何做到“决不退让”：（一）你不打，我不打；（二）你逼近，我逼近，即印军从这一处向中国哨卡逼近，可视情况从另一处向印军据点逼近；（三）你包围我，我包围你；（四）你切断我，我切断你。关于如何做到“力争避免流血”：（一）不先开第一枪；（二）保持距离；（三）留有余地；（四）对逃跑之入侵印军，网开一面。总参工作组也同时指出，中印边境斗争是一场极为错综复杂的的斗争，我们不能急躁，中央关于边防斗争的一些决定，都是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的，大一点的问题要请示毛泽东主席决定。因此，我们一切行动都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加强高度集中统一，严格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确定的反蚕食斗争“二十字方针”，对中国边防部队取得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有着深刻而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的提出，标志着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各级指挥所，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战略意图，使部队官兵认识到：边境斗争中的每一个行动，都与国家政治外交斗争紧密相连，“边防无小事，事事连北京”。表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认真处置每一个情况，做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新疆边防部队根据上级指示，对入侵加勒万河谷的印军作了网开一面的部署：派部队将印军向西的道路堵住，以加强天9号防卫力量，防止印军向西扩张；在印军据点南面和西南面给印军留出逃出国境的道路，并占领印军增援道路两侧高地，以阻止印军增援；与印军对峙的分队在原阵地监视，不向前推进，保持对峙；阻援的分队，对印援兵，决不让路，对逃跑的印军，不阻不追；对印机空投物资，允许印军取回，并作好防空袭准备，对被围印军网开一面。中国边防部队的宽容行动，使剑拔弩张的局面有所缓和。然而，印军仍不撤离，继续靠直升飞机运送给养，企图长期侵驻在中国境内。
　　 在加勒万河事件的斗争中，中国边防部队官兵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高度的政策纪律观念。被印军切断后路的天9号哨所官兵，面对以武力包围他们的印军，人人拳头攥得出汗，个个牙齿咬得格格响，恨不得迅速出击，把侵略者赶出祖国的领土。他们有良好阵地，占据有利的地形，完全有力量、有把握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配合政治外交斗争，为了边防斗争的大局，他们强忍怒火，坚持不开第一枪，力避武装冲突。印军的围困，使他们后方供应中断。在快要断粮的情况下，他们更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干部主动将干粮让给战士，战士却非让干部先吃一口不可。一次，一只野山羊从阵地前穿过，连长望着体力难支的战士，心里一阵酸楚，端起枪刚要瞄准射击，突然想起不准随便打枪的规定，便松开了扣扳机的手指，眼巴巴地看着野山羊跑掉。印军飞机经常飞临加勒万河上空向印军空投补给，虽然一些物资时常落到中国边防部队阵地前和阵地内，但战士们严格遵守规定，将物资收集起来，交还给印方。中国边防部队的行动，使一些印军下级官兵深有感触，认为中国军队友好可信。这给中国边防部队开展政治攻势、向印军宣传有关中国政府的政策创造了条件。

零下68度

二、印军“挤占”中国领土，挑起5651高地武装冲突
　　 印军在天文点和加勒万河地区的入侵受阻后，遂利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的空隙，采取挤占手段，深入中国边防哨所翼侧和侧后设点，企图切断中国边防哨卡之间的联系和后方的道路，逼使中国哨所撤退。7月17日《印度时报》发表文章说：“加勒万河谷所发生的事情是印度将近10个月以前在政策上作出的坚定的决定的结果。在我们视为自己的领土的地区扩大我们实际驻扎的范围过程，是在充分考虑到内中包含的风险以后开始的。中国人甚至在上周以前很久就应该认识到，双方军队的遭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打算继续进行这一过程。” [ 注：转引自1962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 再次表明印度政府不惜冒战争危险来推行其“前进政策”。
　　 针对印军以“挤占”手段蚕食中国领土，总参谋部进一步指示新疆边防部队，要继续采取积极增设哨卡的手段，堵住印军，即：他安（卡），我也安，他在这安，我在那安，他未安的地方，我抢先安，打破印军的赖皮战术，粉碎印军企图。据此，新疆军区和康西瓦指挥所决定继续抢占和控制有战术价值的边防要点。
　　 天文点地区5651、5931高地，位于天文点以西和西北部，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制高点。5931高地地幅较大，是奇普恰普河谷靠近国界的门户。该高地西南无名高地，其西、南两侧为绝壁，东北面坡度较陡，易守难攻，是一个良好的观察阵地。控制该谷地，不仅可清楚地观察印军6个据点和达普桑平地印军活动情况，还可控制印军向其10号、7号据点的增援，保障5931高地东北部侧后安全。5651高地是天文点防区的核心，有十分重要的战术价值，占领该高地，可与天文点地区中国天3、天12、天13、天14号哨卡各制高点构成一道天然屏障，直接威胁印军在红山头的指挥所、空投场和该高地以西、西南地区中国境内的印军，并有效地制止印军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
　　 为防止印军先机抢占5931西南无名高地和5651高地，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向中国境内推进蚕食的依托，形成制止印军蚕食的被动局面，7月19日，新疆边防部队决定并经总参谋部批准，命令步兵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刘福庆率第八连一部50余人，抢占5651高地，第七连抢占5931高地。20日夜，第七、第八连指战员每人负重50公斤，在空气稀薄的崇山峻岭上，沿着羊肠小道攀登。战士们爬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几口粗气，身上衣服被汗水浸透，指战员们以顽强的毅力登上了山顶。山顶上冷风袭人，指战员们湿透的衣服一会儿就被冻得硬梆梆的。寒冷、劳累和缺氧，使许多战士嘴唇发紫，浑身发抖。指战员们为了守卫边卡，忍受着一切艰难困苦。他们在冰雪覆盖的高山上，裹着大衣蜷曲着挤在一起御寒，稍事休息，便投入到紧张的构工建卡。
　　 侵入天文点地区的印军，发现中国边防部队在5651高地设立哨卡，便企图将他们撵走。21日17时40分，印军5人由天文点地区印6号据点向中国边防部队5651高地哨卡进逼。18时25分又有印军11人逼向该哨卡。当他们进至距中国哨所200米时，中国边防哨卡人员不断喊话并挥手示意，要其停止前进。但印军始终不予理会，继续进逼，并公然向中国哨卡连续开火。为免遭印军围歼，刘营长当即下令还击。在印军猛烈火力封锁下，守卡官兵奋不顾身跃入阵地。机枪射手黄天喜在运动中，衣袖和帽子被射穿，毫不畏惧。由于高山缺氧，进入阵地动作过猛，他和几名战友都呼吸急促，口吐白沫，但他们看到向哨所进攻的印军，便顽强坚持向印军英勇还击。经过20分钟对射，制止了印军的进逼，中国边防部队守点官兵即主动停火。印军仍不时地向中国哨卡射击，直至21时才停止。双方部队对峙到深夜，印军看到企图难以得逞，遂撤回到原侵略据点。在此事件中，中国边防部队始终固守在自己的阵地内，未予出击和追击，才使印军挑起的这次武装冲突被限制在局部范围，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和恶化。
　　 7月22日，中国政府对印军这种严重军事挑衅提出了强烈抗议。严正指出：“中国不愿意同印度打仗，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对于印度方面多次的武装入侵和挑衅，中国政府一直保持最大的忍让、克制态度。但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坐视自己的边防部队被侵略者所围歼。在此紧急时刻，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命令印度部队停止对上述中国哨所的攻击，并且从该地区撤走，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 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73页。 ] 中国有关人士还指出，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对中国领土的入侵和日益严重的武装挑衅，已经使中印边境西段全线处于严重的紧张局势。并正告印度政府：“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诉诸武力肯定是行不通的，这是中国方面坚定不移的立场。” [ 注：转引自1962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
　　 此后，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判断，由于中国边防部队以先机抢占要点的手段，使印军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蚕食受阻，印军因此还会采取更加强硬手段，特别是在其前进道路被中国边防部队堵住的地段，印军进攻会更加频繁，中国边防部队应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印军的攻击和偷袭。
　　 针对印军不断扩大蚕食范围，为便于边防部队反蚕食行动的组织指挥，及时上报和处置情况，7月底，新疆边防部队又在天文点与空喀山口的两个边防区之间，增设了河尾滩边防区。其北与天文点边防区的分界线为6132高地、沙涅隆格野营地；南与空喀山口边防区分界线为拉达山、5709高地。至此，中印边境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共划分了4个边防区：以班公湖为界，湖北为空喀山口、河尾滩、天文点边防区，湖南为西藏阿里边防区。
　　 在加勒万河事件和5651高地武装冲突后，印度政府和其国内反华势力更加利令智昏。他们为印军在加勒万河事件中“已经取得胜利”而欣喜若狂。一名国大党议员说：“加勒万河事件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印度教徒报》载文写道：“中国部队‘在印度小队守军坚决抵抗面前’撤退了，这就足以证实“前进政策”的基本逻辑：只要印度军队坚决，中国除虚声恫吓外不会再采取什么行动。在阿克赛钦舞台上，正如政府间的交锋一样，中国将在相撞前扭身躲开。给加勒万哨所守军的命令，扩大成为给西段所有印度部队的命令。原来命令中‘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改成为‘如果中国军队危险地迫近你们的阵地时就开枪’。” [ 注：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93--394页。 ] 印度内阁成员主战派大肆渲染战争气氛，并给尼赫鲁施加压力，迫其继续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一名议员狂妄叫嚷，“二百名印度兵就等于二千名中国兵，为什么我们要怕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撵回去？”“只要政府发出号召，半年内，就可以有‘四百万训练有素的印度军队开往喜马拉雅山，把中国军队全部撵走’。” [ 注：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398页。 ] 尼赫鲁政府则决心以更强有力的手段毫不动摇地沿着与中国对撞的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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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政府顽固坚持“先决条件”，中国政府再次建议无条件讨论边界问题
　　 “前进政策”的推行，暴露了尼赫鲁政府扩张主义的嘴脸。人们越来越认清了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从而使世界公正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中国。许多亚非国家不抱任何成见，来倾听中国的解释和所提出的论据。他们了解了中印边境真实情况后，对那种把印度视为讲理的、受害的国家，而把中国视为侵略的、顽固的国家一般看法，觉得有理由怀疑。许多亚非国家报纸还指出，看来是中国想要和印度进行谈判求得和平解决，而印度则拒绝谈判；中国军队保持了克制，印度军队向中国军队进行了挑衅。印度政府对亚非国家的这种态度深感不安。印度政界人士抱怨说，“我们的邻邦和我们的朋友甚至在中国侵略印度的问题上也持不结盟的态度……它们倾向中国一边。”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409页。 ] 有些报纸哀叹道：印度在亚洲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为了免遭国际舆论的谴责，印度政府7月26日复照中国，提出关于中印双方在“1960年两国官员会晤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中国政府在 8月4日给印度的照会中，对印度来照中关于西段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是由中国方面在该地区日益增加侵略活动引起的”不实之词，予以驳斥。指出，“这种说法是极不公正的。事实上，中国军队从未越过一直在中国控制下的自己的国境线，紧张局势完全是印度方面向中国境内推进、建立新的哨所、进行挑衅活动所造成的。”在两国官员会晤以后，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国境内设立了27个军事据点，“并且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无端开枪威逼中国边防人员的手段，这种事件至今发生了己经十二次。印度飞机也不断侵犯中国新疆和西藏领空，进行侦察、空投、骚扰，从1961年到1962年6月底止，共达三百架次以上。”针对印度根据所谓1956年的中国地图问题，提出要中国首先从阿克赛钦撤出，照会强调说，缓和紧张局势的根本办法，不是中国在自己的领土内退到什么地方，而是印度方面应该从中国境内撤出它的部队和据点，并且首先停止对中国领土的继续入侵，停止一切武装挑衅活动。”对印方的建议，中国政府表示赞成，指出：“进行这种讨论，不需要而且不应该有先决条件。事实上，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向中国境内推进，边境局势马上就可以缓和下来。”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九集，第74--75页。 ] 中国政府建议，尽快举行这种讨论，并且立即能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有关举行这种讨论的级别、日期、地点及其他程序问题。
　　 实际上，印度政府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毫无诚意的。尼赫鲁8月在印度人民院先后三次发表讲话，表明了印度政府的真正用意。他谈到，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必须有“适当的气氛”，这种“气氛”就是“先决条件”，声称，“除非目前紧张局势得到消除，以前所存在的而以后被加以改变的边界现状得以恢复，否则就不能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任何讨论。” [ 注：转引自1962年8月20日《解放军报》。 ] 印度政府的无理要求，显然不能力中国政府所接受。陈毅外长指出，印度这就是规定了使我们进行讨论和谈判成为不可能的先决条件；要中国的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是不可能的，这违反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意志。
　　 尼赫鲁政府一面表示要与中国谈判，一面又在加紧战争准备。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大肆宣扬过去两年来印度在进行战争准备和非法侵占中国领土方面取得的进展，他说，“我们向不同国家搞到飞机——大型飞机——加强了我们的空中供应地位。这些飞机有的来自美国，有的来自苏联。”“最近几年来，印度花了许多钱生产战争武器，我们改善了我们的军事地位，我们在那里的各个地区派驻了军队，建立了哨卡。” [ 注：转引自1962年8月20日《解放军报》。 ]
　　 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奉行的是一种“双重政策”，即通过政治外交压力和军事压力来取得它想从中国取得的东西，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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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西线边防部队积极展开“顶、逼、围、堵”反蚕食行动，“犬牙交错”态势的形成
　　 尼赫鲁政府按照对华“双重政策”，在外交上坚持其领土要求的同时，在军事上加紧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就在印度发布“和平建议”的第二天，7月27日，印军一支入侵分队，对位于中印边境西段西藏尼亚格祖以西的安拉沟中国哨卡进行了约半小时的侦察，并向这个哨卡开枪射击。8 月上旬，印军在加勒万河北岸的据点附近构筑了直升机机降场，对被中国切断增援道路的加勒万河印军实施空中补给、运送装备和人员，以增强加勒万河印军固守力量。印军企图长期盘踞在加勒万河地区，继续阻隔中国河5号（原天文点防区9号哨所）哨所与后方的联系，使之无法取得补给，迫该哨所自动撤离，从而占据加勒万河印军据点以西中国领土和加勒万河通道要点。为解除河5号之围，中国边防部队原拟在加勒万河南北印军阵地间隙设卡，以分割印军，总参谋部经反复考虑，认为这样做即使不使用武力，也极易在该地区重新引发武装冲突，因此决定绕开印军据点，通过北侧险峻山岭，向河5号实施补给；而对赖在中国领土上不走的印军，仍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允许他们从空中取得补给。8月下旬，印军入侵挑衅活动更是变本加厉。8月23日，印军两艘汽艇，侵入阿里地区班公湖水面，进行侦察骚扰，并向中国边防部队喀纳哨卡开了数枪。8月24 日，楚舒勒地区印军廓尔喀第一营30余人，又一次向班公湖南岸中国边防阿9号哨卡逼近，并抢占南面山坡制高点，向中国边防哨卡作射击姿势。接着，几批印军陆续在西南和南面进到距中国哨所300米的地方，搭起了30多顶帐篷，并且构筑了工事，设立了军事据点。形成三面威逼中国边防部队阿里防区9号哨卡的态势，使该哨卡通往后方的交通供应线完全被切断。同日，印军还在这一地区包围了中国边防部队的一支5人运输分队。当中国运输小分队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后，印军才后撤。26日，印军又在中国阿9号哨卡北侧设据点一处。同时在班公湖上的汽艇也进至距中国阿9号哨卡附近300米湖面，并大声喧闹，嘲弄中国官兵，进行挑衅。
　　 印军在向班公湖地区入侵的同时，在其他地区采取有空隙就钻，能进逼就尽量向前逼进的手段，全面展开与中国边防部队抢占地盘、争夺在中印边境西段斗争主动权的行动。7月31日和8月1日，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在阵地内向中国边防部队阵地射击，8月25日，4名印军还进至距加勒万河中国边防部队阵前200米处鸣枪挑衅；在天文点地区，印军也以相同的手段不断向中国边防哨卡开枪射击。
　　 在印军的入侵挑衅面前，新疆边防部队遵照总参谋部关于要作好与印军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哪里有口子，就在哪里堵，堵就堵在边上门上，不给印军有钻进来的余地的指示精神，采取了积极的顶、逼、围、堵行动，封锁各山谷通道。针对中印边境西段斗争形势，为便于领导西线各边防部队的长期斗争，总参谋部于8月20日对“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正式命名，增补黎斌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双盛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增调安志明代理参谋长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反蚕食斗争的领导。
　　 在班公湖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在被印军切断了后路的阿9号哨卡与5675高地西侧中国哨卡之间，以及阿9号哨卡北侧增设了哨卡，与印军新设的据点形成对峙；在天文点地区，在印军12号与13号据点之间，13号与20号据点之间先于印军增设了哨卡，切断了印军哨卡之间的联系；在加勒万河地区，为封闭印军地面增援的所有通道，康西瓦指挥部派陈子熙率领侦察组，查明了河5号哨卡以南被尼赫鲁称之为“向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军增援的新道路”，并在控制该通道的要点南岔沟设立了哨卡。
　　 中国边防部队采取的反蚕食措施，使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越来越陷入被动。双方以设立哨所、据点进行逼进反逼进，切断反切断，包围反包围，斗争更加激烈，紧张。为避免与印军发生武装冲突，更有力地指导中国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总参谋部于8月25日下达了《贯彻中央关于中印边境西段斗争方针的若干规定》，指示边防部队，坚持不打第一枪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对于印军可能入侵的地方，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先机设卡，切实控制通外山口道路和战略制高点，切实阻止印军入侵；如印军向我哨卡进行侦察或挑衅性零星射击，我在军事上可以不予理睬，应对其喊话警告，如印军向我进攻，我则坚决自卫，我被迫自卫时，应依据阵地坚决固守，决不退让；发生了武装冲突，应力争使这种冲突局部化，避免扩大，必要时我方主动停止射击，争取就地停火，进行商谈。凡在与印军对峙的哨卡，禁止在印军据点5公里以内地区打猎；印军向我包围，我则实施反包围，印军撤退，我可主动让路，不拦阻，也不追击。此外，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活动范围、侦察、巡逻、运输补给、同印军遭遇、对付印空投和空降等都作了明确指示。
　　 为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反蚕食斗争方针、政策和措施落实到每一个哨卡，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工作组，派人深入到各边防哨卡，宣讲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反蚕食斗争方针的意义，具体解释各种处置原则。总参谋部作战部领导不顾严重的高山反应，爬上海拔5000多米的喀喇昆仑山上勘察敌情、地形，指导第一线反蚕食斗争，及时处置情况。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柴成文，在反蚕食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时间，一直“蹲”在阿里边防区前沿哨卡内，指导处置班公湖地区的情况。在班公猢地区，印军凭借水上运输的方便条件，在中国境内纵深设了5个据点，切断中国哨卡运输补给道路，拦截中国哨卡运输人员，不断鸣枪挑衅。一次，印军汽艇驶到中国阿9号哨卡的岸边挑衅，有的战士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让印军这样欺侮，便一再向上级请战，要教训在中国领土上猖狂挑衅的侵略者。柴成文同阿里防区的领导，耐心解释保持克制忍让的战略意义，说服战士要从整个边境斗争的大局出发，去处置每一种情况，要把主动权交给党中央。为了使部队对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及规定理解得深、记得牢，柴成文与边防部队领导，组织部队将总参的22条规定编写成“想定”，组织部队进行演练，使守卡官兵学会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应如何处置的方法。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康西瓦指挥部何家产、郑志文和黎斌等领导在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方针政策时，逐卡慰问官兵，使边防哨卡官兵深受鼓舞，更加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边防部队按中央军委的规定，在采取军事措施的同时，向印军展开了政治攻势。利用印军到中国哨卡阵地前活动等时机，开展喊话等宣传活动，宣传中印人民友好的历史和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当廓尔喀士兵听到中国方面播放的尼泊尔政府抗议印度政府使用尼籍士兵同中国作战的声明后，向中国边防部队表示，“中尼是友好国家，我们受了印度政府的骗，你们要打我就投降。”印军上层对中国的政治攻势十分不安，在一些地区，撤换了尼籍士兵。印度士兵从中印边境争端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克制忍让。他们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挣钱养家，印中两国人民应该友好，我们不知道尼赫鲁为什么要拒绝谈判。
　　 在阵前会晤中，中国边防部队严格掌握政策，既义正辞严，又讲清道理。步兵第十团第三营政治教导员周秉章在与印军一名少校军官会晤中，针对印方提出要中国边防部队让路的要求，严肃指出，“这是中国领土，你们要撤走，我们就让路，你们继续入侵，我们决不允许。”并指明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不断鸣枪，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印军官承认说，你们的态度友好、克制，这要在其他国家边境，早就打起来了。
　　 印军不甘心其蚕食行动一再受挫，拼命在中国哨卡间隙和侧后抢占、挤占地盘，不断增加入侵据点的密度。到9月上旬为止，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北起天文点，南至狮泉河谷的中国境内建立据点43个，侵占中国领土约3000余平方公里。其中有的深入中国领土达20公里，有的楔入中国哨卡之间，有的甚至插到中国哨卡后面。与此同时，印军不断拦截、袭击中国巡逻队、运输队，企图诱发和挑起武装冲突。9月2日，中国边防部队一支由6人组成的后勤运输小组，行进到奇普恰普河谷以南地区时，突然遭到印军伏击，中国运输小组在印军火力的压制下，被迫停止前进，隐蔽后撤。然而，印军仍继续以火力追击，先后向中国运输小组开枪200余发。这是入侵印军继攻击中国5651高地边防哨卡以后，又一次较为严重的武装挑衅事件。9月19日，班公湖北岸的中国边防哨所巡逻小组，在哨卡附近执行任务时，遭到西里扎普和4400高地入侵印军据点30余人的武装挑衅。印军恃其兵力优势，向中国巡逻小组展开包围，并步步进逼，其中一股竟逼近距中国巡逻组30米的地方，卧倒作射击姿势。该股印军企图逼退中国哨卡，扩大空投场，维护班公湖水路交通。为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巡逻组主动后撤了一段距离，而印军则继续进逼，双方形成对峙。至19日午夜，中国巡逻组才摆脱印军，撤回空10号哨卡。10月1日，在中国班公湖水面，印军入侵汽艇1艘，冲到中国空10号哨所附近水面，明目张胆地进行拍照。10月3日，印军数人又接近中国边防哨卡前沿阵地约100米处隐蔽观察，其警犬甚至跑到中国哨卡前面。10月4日，印军直升飞机1架，在距中国加勒万河谷哨卡约100米处降落，在中国边防哨兵提出警告后才离去。此类事件，仅9月份，就达16起之多。
　　 中国新疆边防部队遵照总参谋部关于“对付印军的赖皮战术，我必须大胆采取抢地方的方针，尽量保持主动”的指示，在各防区要点和中国哨卡之间，进一步增加哨卡密度，不给印军留有向前推进的空隙。至9月底，中国边防部队为堵住印军，阻止印军推进蚕食，在印度军队已经入侵和可能入侵的通外山口、通道要点地区，选择有利地形，设立哨卡57个。其中：在天文点边防区，中国边防部队不失时机地抢占了5819、5651、5931、5500、6200、5908、5706等制高点，共设哨卡17个，与印军侵入中国境内的4、7、10、22、17、31、6、5、11、12、8、9、25、21、23、24、30号等据点形成犬牙交错、武装对峙局面。这不仅保障了中国天文点翼侧安全，而且有效地制止了印军向天文点以东地区的蚕食推进，形成了对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印军指挥中心和机场的威胁。
　　 在河尾滩边防区，中国边防部队共设立了16个哨卡，与印军13、26、20号等入侵据点形成对峙，切断了印军12号与13号据点之间的联系，包围了加勒万河地区印军入侵据点，阻止了印军沿马德山、班隆、加勒万河谷向中国境内的入侵蚕食。
　　 在空喀山口边防区，中国边防部队在空喀山口东南黑山头、牧民沟、安拉沟、绝拉沟、西里扎普等处设立哨卡10个，防止了印军沿羌臣摩河谷，爱尼山口、班公湖北岸地区向中国境内的入侵蚕食。
　　 在阿里边防区，中国边防部队在班公湖以南地区、莫尔多通道和斯潘古尔湖南北地区，先后设立哨卡14个，与印军在阿里地区的1-9号和19号据点形成对峙，阻止了印军沿班公湖南岸、斯潘古尔湖西侧及狮泉河谷地区向中国境内的入侵蚕食。
　　 中国新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采取了顶、逼、围、堵等有力措施，经过艰苦、激烈、复杂的反蚕食斗争，在中印边境西段顶住了印军的蚕食，粉碎了印军侵占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控制新藏公路的战略企图，在军事上赢得了主动和有利的地位，有效地配合了政治外交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