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如尘土 张爱萍军职偏低之谜

有容乃大

决战金鼓催人急,


狂飙骤起如卷席,

改天换地在旦夕。

幸得华佗疗剑疾,

半生征战血征衣,

梦回沙场马扬蹄。

——张爱萍《渴战》

蒋介石22年的统治土崩瓦解之时,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落白马镇里,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部队诞生了

1949年4月,毛泽东统领的解放大军排山倒海般地跨过长江天堑。23日,三野第35军率先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府南京,宣告蒋介石22年的统治土崩瓦解。长达百年的战乱结束了,天下一统。

就在这一天,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落里,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诞生了。它的第一任司令员就是我的父亲张爱萍。

他是自己驾着一辆美式吉普车,穿越华北战场,日夜兼程,来到三野司令部驻地安徽蚌埠的。在这之前,他曾通过大连的党组织向华东局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已经痊愈了,已经是个正常的人了,可以重上战场了。但迟迟没有回音。他决定自己搭乘火车奔赴前线,途经沈阳、锦州,到了天津,再往前,铁路就不通了。刚刚解放了的天津,由军管会主任黄克诚掌管,在他麾下的正是自己的老部队新四军3师。他调任4师后不久,黄克诚就带着这支部队闯关东了,先编为东野2纵,后扩编为四野14兵团第39军。老战友们相会,自然许多话要说,但频频传来的捷报和源源不断向南开进的军队、辎重,在这大战过后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愈发使他心急如焚。还是吴法宪了解他,给他弄来了这辆美式吉普。

父亲说:“出了天津我就自己开车,第一晚住德州,第二晚到济南,又经徐州到蚌埠,陈老总见我回来很高兴,那时正准备渡长江,华东野战军改成7、8、9、10兵团,向长江边推进。陈老总问了我身体情况后,想把我留在三野司令部。我说,情况我不熟悉,还是想到部队去。他说,各兵团主官都配齐了,要去,只能是副职了。我历来不计较这些。宋时轮当时在9兵团,我和他很熟悉,我说,那我就到9兵团给宋时轮同志当个副手吧。宋听说了对陈老总说,让爱萍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好了。那当然不行!”

“尚有半壁山河没有解放,”父亲回忆说,“干什么都可以,只要是自己能胜任的。”只要能在火与血中厮杀,让他干什么都行,即使给他的下级去当下级。

但就是当下级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还没走,又来了新的指令,成立后的新中国,急需配备一批外交官,张爱萍喝过墨水,又吃了洋面包,调任驻外使节再好不过了。我查到当年由粟裕签发的电报:“……张爱萍已同意出任外使。”不知父亲为什么自己没有说起这一段。有什么办法呢?好不容易养好伤归了队,不仅没位子了,连军装也要扒下了。

“临去时,陈老总找我,走不了了!”

怎么回事呢?“军委决定,东北建空军,华东建海军,你,立即着手组建海军。”“什么海军?”父亲回忆着:“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这个人一辈子做事都是这样的,份内的事,认真做好,没有把握的,位置再高,我也不争。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但陈说不要再讲了,这件事,军委已经定了,任命你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说,你马上给我行动起来!”

“我还能说什么?我问,去海军怎么个干法?他说,到时候你自己就会干了……”父亲苦笑着说:“他倒真是痛快!”

白马庙,这个坐落在江苏泰州城边上的不起眼的乡村小镇,海军“成立大会”在这里召开。参加者算上父亲共5名干部,另外,还有8名战士。父亲说:“加我这个司令共13个人,我是个空头司令,没有机构。其实,要机构也没用。”

因父亲与4个人在这里开了半天的会而扬名的白马庙,2000年,江泽民为它题写了匾额。如今,白马庙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成了泰州市旅游和招商引资的热点品牌。

关于海军的成立日期一直争论不休。40年后,1989年,在父亲离开政坛的两年以后,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每年的4月23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纪念日。

“说我是海军司令,不如说是‘空’军司令。”父亲在海军选人上坚持“人尽其才”。林遵将了父亲的军:共产党没这个本事,就干脆从海军滚出去

父亲回忆说:“陆军驾轻就熟,海军呢?我曾读过《对马》这本书,就算是对海军的全部了解了。我没有把握能驾驭它,何况就眼前来说,一点基础都没有啊,人、船到哪里去搞?”

“说我是海军司令,不如说是‘空’军司令。”父亲说,“摆在眼前的难题是,一无船,二无人。当然,第一位的还是人。不是随便什么人,是指懂得海军的专门人才。”

我翻看过当年招募海军人员的通告,凡当过海军、干过船务、学过船舶、懂得机械,甚至只要生长在江海河湖地区识些水性的,只要本人愿意,都欢迎加入海军。共产党当时真是被逼上梁山。

来自国民党海军的一些同志现在还记得,张爱萍当年风趣地对他们说:“你瘸了条腿,我也瘸了条腿,我们绑在一起,不就成了两条好腿吗?”

“两个跛子”的笑话,就是海军初创时期的建军方针。父亲解释道:“来自解放军陆军的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但不懂技术,算是瘸了一条腿;来自国民党海军的同志,业务熟悉,但需要提高阶级觉悟,也算是少了条腿。两个跛子合起来,象征着新老海军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见海军的代表,这是海军建军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为了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的诚意,父亲通过陈毅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接见海军起义将领和爱国人士代表。毛泽东欣然赞同。

现在留下的,是接见时父亲给毛泽东拍下的几张照片。后来从这些鲜为人知的照片中,挑了一张收集在他的诗词、书法、摄影集《神剑之歌》里。我问他,你这个海军司令,带着部下去晋见“开国皇帝”,不规规矩矩的,跑来跑去地拍照片,这行吗?父亲说:“有什么不行的?毛泽东说,你们随便照!……”不难想见,在座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他们看见共产党队伍中,领袖和下属间毫不遮掩的亲密和平等,以及久别重逢后共享胜利的愉悦心情,他们会是何等的惊讶。

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见。我曾多次要他详细谈谈,但他回答都很简练:“毛泽东赞成我们的做法。”还有呢?“没有了。”怎么可能?“我正计划要出一张报纸,人民海军报,顺便就请他题个字。他问写什么好?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他说,你回去考虑一下再找我好了。”

毛泽东的这幅题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珍藏:“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国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文革”时批斗我父亲,问他题字的原件呢?他说:我怎么知道?给海军报题的,问海军报社好了。又问他题的什么内容,“忘了!”审讯的人大怒,毛主席的话你都敢忘了!父亲说:“你说得不对,这话有一半该算是我的,是我提出来的,毛泽东照着写的。”

父亲说:“撇开过去的恩恩怨怨,爱国总是一家吧。国民党起义和流散在大陆的原海军人员中,有众多的英、美、德、日海军军官学校的高才生,他们为了洗刷甲午海战的耻辱,为了民族振兴、报效国家出洋留学。他们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深恶痛绝,只是回天无力罢了。”

他以“雪耻中国海军的历史”为题目,组织了专场报告会。听的人热血澎湃,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那年,他39岁。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吃他这一套的。

起义将领,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长他5岁。第二舰队起义后,父亲派82师参谋长李进去接管。父亲回忆说:“很困难,林遵不愿和华东海军合作,还多次说,少管我二舰的事。”

争端是由处理一名违纪水兵引发的。战事刚停,一片混乱,为防止水兵滋事,二舰规定严控外出人员。这帮国民党水兵,个个骄纵惯了,一下子哄闹起来,舰队遂将带头闹事的一个叫赵孝庵的水兵关押起来。解放军当然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除严肃纪律外,还讲究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启发士兵觉悟。李进亲自探访,原来赵还是个流浪儿,那就是阶级弟兄啦!李进说你现在是解放军了,解放军可不光是个兵,当了解放军,就是干革命,打倒贪官污吏、军阀恶霸,解救天下受苦人,所以解放军叫自己是“革命军人”。我们都是受苦人,都被人家欺负过,怎么就跟着国民党军队欺负老百姓呢?用解放军的话说,这叫忘本啊!赵长这么大,一直靠拳头生存,哪里有人给他细微入理地讲过这些?说到伤心处,两人都流了泪。李进遂向林遵反映,赵已觉悟并认错悔改了,是否就解除监禁,并以这个典型教育全体官兵。但是林遵有林遵的做法,军令如山,司令一言九鼎,不就是个兵油子吗?岂能坏了规矩?愣是不给这个面子。李进也是个认死理的,解放军讲的是三大民主,讲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然你投了解放军,就得按解放军的规矩办!

老爷子还没见到林遵,他的部下就和林遵冲撞起来了。他不得不为这个小兵引起的麻烦,亲自拜会林遵以化解误会。他回忆说:“接收林遵时,他非常傲慢,认为自己功劳不小。我是诚恳的,还是讲两个跛子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的道理,但他有些不以为然。他坚持说你们是陆军,没有文化,不可能当海军。海军军官要高中毕业,水兵也要是个高小学生。对我这个司令也不买账。”

败军之将,还挺狂!我问,那你生气吗?

父亲说:“他们不通,不奇怪,可以等待嘛。我清楚,关键还在自己强!自己不行,人家凭什么尊重你?”

“海军是技术军种,对文化的要求不言而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嘛!我急需的是先要有人把船开起来。他是在将我的军。共产党没这个本事,就干脆从海军滚出去!”

华东海军从林遵手里接收了25艘舰船、45艘小艇,从上海和其他地区接收了10艘舰船,这大概就是华东海军的第一批力量吧。但结果怎样呢?仅仅在接收过来的第三天,4月26日那天,国民党出动空军,在南京的燕子矶炸沉”楚同”号;28日在关头炸沉了“惠安”号;30日在采石矶炸沉了“吉安”、“太原”号;随后,“安东”、“永绥”两舰被炸沉于芜湖江面……

国民党海军司令黎玉玺得意地说:“共产党别想从我手里得到一条船!”这是在向新组建的解放军海军下战表了。当然这是个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在对方还没有穿上盔甲,抽剑出鞘时,他的三板斧下去,对手已经是鲜血淋淋了。

9月24日,接收过来的国民党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打开海底舱门,自沉于南京燕子矶江底。据当时目睹这一现场的老同志回忆,所有在场的海军军人都脱下帽子,“我们都哭了。”是啊!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这时的华东海军还在襁褓中,他们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用眼泪送别慢慢消失的战舰。

“长治”号打捞上来后,改名为“南昌”号。后来毛泽东乘坐这艘舰由武汉到南京,这当然已是后话了。

父亲说:“我需要的是人,能够把船开起来的人。刘帅当时在南京,我找刘帅,建议他亲自接见林遵,还是多鼓励,对他的起义行动给予赞扬,同时也要给他指出,必须依靠共产党建设好新海军。”

刘帅是黄埔的教官,北伐的著名将领,他传奇的军事生涯和卓越的指挥艺术,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

但刘帅对与林遵的谈话极为失望。父亲回忆说:“送走他们后,刘帅说,他是要当我们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啊!”

“我随口说,那就让他当嘛。”

“那还是人民海军吗?!”听得出,刘帅真的不高兴了。

一直到毛泽东接见。毛语重心长地对林遵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同志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听父亲说:“后来苏联顾问来了,在海军学校讨论训练问题,也是那个主张,你们文化太低,不能训。林遵依然坚持他的观点。”

“但我还是给中央报告,任命他为副司令,而且是第一副司令,我们党的干部排在后面。很多书上说是毛泽东任命他的,这当然不错,但军委的命令没有到,我就向陈老总说,我不等了,先宣布了,这样有利于团结和安定人心。”

我在国外曾看到过台湾方面记述共产党建设海军的文章,在讲到这一段时,作者说:“张爱萍真是个好脾气!”对此,我很吃惊。我爸是好脾气?我曾听萧华上将的夫人王新兰阿姨说起过父亲,她说:“你爸爸啊,他脾气大,在党内可是出了名的。”

林遵真幸运。

“他实在不配合,我只能找别人了。金声同志介绍,我找了3个人:徐时辅负责训练,曾国晟负责搞船,卢振乾负责计划、航海。成立了一个顾问机构,国民党海军中将曾以鼎挂帅。”

对林遵,我感觉父亲确实有些恼火,但并不否定他意见的合理一面,他说:“国民党过来的同志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正常的,他们提出来,也是善意的。我认为,不能否定这个问题,但当时首先要解决的是开得起来、打得起来、用得起来的问题。”林遵说得对,要真正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海军,没有文化是绝对不行的。父亲说:“后来提拔他当了军委海军副司令,兼任海军水面舰艇学校校长,人尽其才嘛。”

中国空军和海军两大司令一起奔赴莫斯科,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父亲在养伤期间积累起来的对苏联人的好感,荡然无存。海军部队第一批成员,居然是会唱歌跳舞的文工团

1949年8月间,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父亲,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和空军司令刘亚楼一起赶赴莫斯科。要求立即动身!当时,苏联原则上同意在空军和海军的发展建设上对中国给予支持。父亲和刘亚楼如此十万火急地奔赴苏联,就是为了落实这项谈判的成果。

空军刘亚楼的谈判非常顺利。但父亲代表海军在苏联受到的待遇和刘亚楼代表空军可是大相径庭了。

父亲说:“到苏联后,连海军的参谋长都没接见我。我说我们海军初建,希望苏联当老师,可苏方只派了个海军中校和我谈,而且谈得很简单。我看谈不出什么名堂,就提出到列宁格勒参观一下海军舰队。他们同意了,但只把我弄到‘阿芙乐尔’号纪念舰上看了看。我提出看他们的战斗舰艇,他们既不答应也不拒绝,等了三天,也没有回音。他们接待很好,我和刘亚楼都出席了他们十月革命节的盛会。送给我一把海军的佩剑,镶金的,很漂亮,还有很多油画,有列宾的、苏里科夫的,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国后向总理作了汇报。”

中国海军代表团难道是来朝圣或旅游的吗?简直是个笑话!这里带着明显的嘲弄。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讨价还价,但不能承诺了又反悔;即使反悔,也不能用这种方式,这比明明白白的拒绝更令人愤慨。缺乏了真诚,难道还能是朋友吗?

父亲在养伤期间积累起来的对苏联人的好感,荡然无存。虽然我看得出他十分欣赏那把做工精良的短剑。

同样是中国的两个代表团,反差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在这悖于常理的后面,难道还隐含着更深层的秘密吗?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海军,第一次走到一起时,出现的尴尬场面,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在深不可测的大洋下面,隐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

后来发生的远东防空协议、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海军共同舰队等事项,终于激怒了毛泽东。9年后,也就是1958年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

父亲说他心里清楚,一个大国的海军,靠别人怎么行?北洋舰队不就是想靠外国人吗?结果怎样?还是要靠自己。后来萧劲光司令亲自去了趟苏联,他比父亲强,多少要回了点东西。1950年8月12日这天,驻青岛的海军部队像过节一样兴奋,经萧司令亲自奔走,终于迎来了从苏联老大哥手里买来的6艘木壳鱼雷艇。大家都说,别看这玩意儿小,是木头壳的,大军舰也经不起它打。1953年6月4日,中苏签订了海军交货和技术转让协议,俗称“六四协议”。苏方承诺,两年内,卖给中国舰艇32艘,转让制造49艘。这里只包含4艘驱逐舰,后来被海军自豪地称为四大金刚。这距离父亲访苏已经整整过去了4个年头,而许诺的这点东西还要再等两年才能到手。

哦!可怜的中国海军。

父亲说他在苏联曾一个人沿着涅瓦河畔走着。就这么回去吗?两手空空的?他听到手风琴的声音,伴随着俄罗斯歌曲低回忧郁的旋律,使人感伤。在一家乐器店的门口,他驻足良久,口袋里还有点卢布。他回忆说:“这东西只怕在这里还有点用处。”他买回了一架手风琴。

在列宁格勒的涅瓦河畔,他想起了他的那支文工团。

自海军在白马庙的小村镇里成立后,父亲就率领他的13个人的队伍进军大上海了,在那里他将接管国民党海军。途经苏州,父亲和10兵团司令叶飞受到当地欢迎。晚会是由一支管弦乐队承办的,这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父亲说,你们可真阔气啊!还养了这样庞大的一支乐队啊。原来这是一支伪满洲国的宫廷乐队,伪满洲国解体后这批人流落到江南,被荣毅仁收留。现在归了苏州当地,正面临去向问题。叶飞说,那就跟我10兵团走吧;父亲说,当然是海军要了。

于是,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不是先有的坚船利炮,而是先有的会唱歌跳舞的文工团。

当他们的司令从万里之外的异国给他们扛回了这架手风琴的时候,父亲说,出乎意料的是,大家把他举起来了。人们欢呼着:张司令万岁!

多少年后,当我问起他这段插曲时,他只是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海上生活是枯燥的。”

奇特的创业之路,只有亲历过它的人才能咀嚼出其中的苦涩甘甜。

父亲坚决反对攻打台湾,认为时机不成熟,直接把电报发到了军委那里。经国民党教官训练出来的第一批来自解放军陆军的指战员们,打起海战来,竟然使他们的老师们目瞪口呆

父亲从苏联回来后,就接到了攻打台湾的任务。“张震找我,给我看了粟裕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中央决定由三野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同时要我们海军负责搭载并掩护登陆行动。我觉得可笑,我说你这个参谋长也替我想想,我拿什么配合几十万大军行动?你告诉他,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张震很为难,说,还是你自己向他报告吧。我就给粟裕发了电报。粟回来后在前委开会时说,你怎么把电报发到军委去了?我说,不讲,怎么完成?反正我认为,在毛泽东面前是不能夸这个口的。”

打台湾的作战行动取消了,但海军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成了父亲朋友的国民党海军将领曾国晟给他出了个主意——“陈船利炮”。这个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的少将署长,是一个卓越的造船专家。父亲请他出山,主抓舰船装备。做事在于思路,海军的当务之急是清剿沿江沿海的国民党残匪,保卫航道和海上运输的畅通,完成这一任务,并不一定需要大舰。关键是一旦遇上国民党的大舰怎么办?那就要比试一下谁的火力更强了。在现有的较小吨位的舰艇上,改装上口径大、射程远、射速快的火炮,增强炮火的威力。大炮上小舰,取个好听点的名字——“陈船利炮”。

陈船利炮政策很快就显现出它的威力了。

1949年10月,人民海军展开了它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分别在长江、太湖水域;主要的出海口吴淞、白龙港和崇明岛;以及近海海域的重要地段上,全面清剿国民党海上残匪。加装了火炮的各类民用船只,使敌人难辨真伪,往往是抵近了,打他个措手不及。更有趣的,有些海匪见是民船,追着靠上来想抢上一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正巧应了那句俗语“歪打正着”。紧接着海军又协助陆军进剿苏南沿海岛屿,扫清了宁沪杭沿海南北方向的海上通道。老土的陆军弟兄们,很多人这才第一次见到头顶上有两根飘带的海军军人。

共产党统领大陆后,国民党断言,你打仗行,但经济上你玩不转。1950年初,国民党在长江口内外海域布设了大量水雷,说是要封死你大上海。这期间果然多艘商船触雷,其中还发生了几起外国商船触雷沉没事件,国际舆论哗然。父亲说:“周恩来那里传过来话,说你张爱萍的海军到底行不行?”

怎么不行?别说有了几条破船,就是没有,我们老爷子也丢不起这个人啊!1950年4月,他组建起海军的第一支扫雷艇大队,一个半月后即投入长江口扫雷作业。父亲说:“说是扫雷艇大队,其实哪里有一艘正经的扫雷艇啊,10多艘扫雷艇全是用登陆艇改的。”他给扫雷艇起了个怪名:“秋风。”我问他什么含义?他把手一甩:“秋风扫落叶!”“我叫孙大炮(孙公飞,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当大队长,把曾国晟也带去吴淞,大家一起商量办法。用两艘登陆艇拖一根钢缆,沿航道搜索,挂住雷后拉走,然后击毁它。”

这些改装的登陆艇排着密集的队形,夜以继日地在航道上往返清扫,整整折腾了3个月,于9月底终于将国民党布下的这些可怕的“落叶”,一扫而尽。

经国民党教官训练出来的第一批来自解放军陆军的指战员们,打起海战来,竟然使他们的老师们目瞪口呆。为数众多的小艇集中起来,利用夜雾和岛礁,前冲到敌舰舷侧,搭载的重火器将炮弹像雨点般地倾泻出去。这完全是解放军在陆上突破攻坚的那套打法,集中火力,快速突破,猛打猛冲。

当时国民党封锁我们用的是1000吨以上的护卫舰和炮舰,而我军是300吨以下的护卫艇和炮艇。父亲回忆说:“1000吨算什么?小了还不过瘾。按陆军的打法,抵近了,刺刀见红。”

后来担任海军福建基地司令的陈雪江率先打了一仗,他的12艘炮艇像狼群一样地猛扑上去,围着敌护卫舰撕咬,创造了我海军史上小艇打大舰的典范。

父亲专门请来大画家徐悲鸿给立功人员画像。有一张题为“徐悲鸿给战斗英雄画像”的照片就是我父亲的作品。快门一闪,艺术家和英雄浑然天成。

1950年4月23日,也就是“白马庙五人聚义”的一年后,父亲在南京草鞋峡江面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这时他手里已经有近150艘舰艇了,这次参加命名的舰艇共134艘,编成了三个舰队。一切按正规的海军礼仪,战舰列阵,乐队奏响“红海军进行曲”。父亲写诗道:“碧波滔滔漫大江,鸣笛一声喜若狂。”喜若狂!是啊,列强欺凌、百年屈辱、有海无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粟裕并没有因为父亲对他的不恭敬而对海军的阅兵式冷淡,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去年的今天,我们还一无所有,但一年后,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建设起了一支像样的海军,这在世界各国建军史上,都应该算是个奇迹。”

三野各个兵团的司令和省委书记宋时轮、叶飞、王建安、江渭清都专程赶来了。老战友们的到来使父亲感到欣慰,他知道,他们是来为海军的成长作历史见证的;同样,海军的事业也折射出第三野战军领导核心的战斗情谊。

在纪念海军司令萧劲光的文章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故事:1950年3月,新上任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风尘仆仆到了山东威海。为了过海到刘公岛考察,向当地渔民租了一条渔船。航渡中,随行人员告诉渔民,你们知道吗?搭乘你们船的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中国的海军司令啊。船老大大为不解,疑惑地说:“海军司令还要租我的渔船?”萧劲光为此受到刺激。

我无法考证故事的真伪,但它却形象地道出了海军当年的尴尬。我想值得萧司令慰藉的是,一个月后,他的部属,华东海军,在草鞋峡江面上,以134艘舰艇的阵容为他出了这口鸟气。

父亲向毛泽东写信请辞。周总理一听就急了,说:你这个张爱萍,都什么时候了,还搞不通。后来被撤职,父亲也只是念叨: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

1949年,父亲带着林遵一行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前一天晚上,他和聂老总,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一起商讨向毛主席汇报的事,父亲说:“我又提起不想在海军干,聂很为难,说这他可定不了,你自己和总理说吧。总理一听就急了,说你这个张爱萍,都什么时候了,还搞不通。记住,到主席那里,不许再提了!我想他们心里一定会认为,真是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哈哈!”

为什么呢?我看过保存在档案馆里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主席:我自觉参加革命以来,直到在红大学习前,很长一个时期,都在糊糊涂涂地过日子。……我害怕把这一完全新的,又是技术性多的海军工作弄不好。你还记得吧,长征到陕北,要我到骑兵团工作,结果打了败仗,开斗争大会,被通令撤职。而现在搞海军,我怕搞不好,碍事。我三天后就要返南京了,怕无机会面陈了。敬祝健康!张爱萍。”

毛泽东没有给他答复。

但当他决心把自己交给大海的时候,1951年2月15日,中央军委命令:“免去张爱萍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第7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

人生真的好似大海,变幻莫测吗?

许多海军的老同志回忆,要找张司令汇报,找不到了,哪去了?才知道调离了。为什么?

有容乃大

自离开海军后,他就很少参加海军的活动了,虽然也有过有限的几次,但很少听他主动谈起过海军。似乎那一段经历在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父亲匆匆离开海军,到浙江军区后又多少有些赋闲。他的这段经历,在了解和爱戴他的老同志中,尤其是华东海军的许多老同志心中,留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尤其是,从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到一夜之间从海军消失,一切都是那样的突然和出人意料。这种任职调整上多少带有的不太合乎惯例的色彩,使一些熟悉他的老同志和老部下们常常为他抱不平,闲谈中自然会生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来,各种版本都有。就我听到的大致有几种:


一种是形势任务说。毛泽东是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当时急令三野迅速组建海军,主要是想一鼓作气地拿下台湾。毛泽东亲自接见张爱萍以及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要求华东海军在改编原国民党海军的基础上,迅速形成战斗力。但金门一仗,使领导层冷静下来了。尤其是朝鲜战争开始后,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美在朝鲜的对抗成为两大阵营的焦点,解放台湾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再考虑了。由此,海军的建设可以从三野拿上来,由军委从长计议。


再就是海军情况说。台湾问题搁置后,海军建设的紧迫性减轻了。当时正值国家初建,百废待兴,考虑到建设一支能用的海军,需大量财力物力,海军的建设只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绝非一朝之功。同时,当时一些领导人对苏援华寄以希望,这些在客观上,增大了海军人选的考虑范围。天下既定,确有一个各系统的平衡问题,资历、经历、山头、系统、领导人之间的感情和利益渊源等等,工作以外的因素加重了。


还有从华东的情况来看的。建国初期,我军面临两个主要的作战方向,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北面由军委亲自抓,南面就交给华东自己了。军委海军组建后,华东海军只是准兵团级的架构。同时,海军都是12兵团带来的人,张爱萍这样的情况继续放在海军,低不成高不就,的确不好安排。正巧,当时三野9兵团入朝,浙江是7兵团,剿匪和收复沿海岛屿的任务极其艰巨,顺理成章地调张爱萍任7兵团司令。当时,陈老总主要精力放在地方政府,粟裕又调军委工作。华东急需一个主持军事工作的同志。这样,又调张爱萍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当然,还有更为邪乎的说法。


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一起在翻看过去的老照片,父亲的心情特别好,讲起过去的事情滔滔不绝。


“那是什么时候照的?”我指着他授旗时的照片故意问道。


“是在草鞋峡,那时我们已经搞到一百五十来艘舰船了,我们要给他们每个‘人’都起个名字。”是口误吗?他那神情使人联想到,大概他认为那都是他的孩子。


“你真了不起!你在海军干得挺棒的。好多老同志说,你调走挺可惜的。”


“我也认为自己在海军的工作是努力的,也是有成绩的。当时什么也没有,只13个人。”


好,开场是顺利的,我单刀直入:“那为什么把你从海军调出去?”


片刻的沉默。


话说到这里,我必须说下去:“解放前夕,中央军委决定三野组建海军,四野组建空军,同为上将,但后来刘亚楼当了空军司令,而你连个副司令都没有当上。海军副司令王宏坤也是上将,副政委刘道生是中将,而你只是华东军区海军,相当于后来的东海舰队的司令,比人家整个低了一级。你在海军的工作是有建树的,现在的东海舰队一直是海军的佼佼者,这与你当年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但你却被调离了海军。这究竟是为什么?你没有感到这不公平吗?”


“是什么人对这些有这样大的兴趣?”父亲反问。


轮到我尴尬了。


“应该说,我回答过。记得吗?还在你们很小的时候,我要你们去读陈老总的一首诗,把它抄在本子上。”


“是《手莫伸》这首吧,当然记得。”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父亲朗朗上口地念道,“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


“不是怕被别人捉到才不敢伸手,而是有这个觉悟。为什么?”他边念边解释,“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自巍峨?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


“一个革命者,时时都要想到这四条。我们参加革命队伍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自己做官。当初我确实不想去海军,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自己知识有限,怕搞不好,对不起人民的托付。局面打开后,上面对华东海军怎么说,对我个人怎么安排,确实有过许多议论,但我不去听。组织上认为其他同志更合适,那就其他同志干。关系到个人的工作、职务问题,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个人来说,不用说提,就是想,都是错误的!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离开海军,我的心情是坦然的。干我熟悉的陆军,有什么不好,何况陆军也要向合成军发展,自己有了在海军工作的经验,正可以很好地发挥出来。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一官半职。这种事,在我历史上有过多次。”


这是他发自肺腑的表白。面对功名,面对纷乱错综的官场,质朴、坦然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零下6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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