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版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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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是至尊者？  
　　查理大帝促进了修道院的发展，并把它变成了 — 用一句时髦的话 — 教育中心。到了十一世纪，修道院发展得过于“世俗”，因而就产生了对立的运动。其发源地是勃艮第的克卢尼的本尼狄克修道院。这里的修士们要求重返圣本尼狄克理想，仍然要求修会的兄弟“ora et labora”（祈祷和劳动）。克卢尼的修士认为，应该改变的不仅是修道院的生活；他们批评整个教会已经过于接近世俗。实际上，这正是查理大帝以来宗教的和世俗的统治日益密切结合的结果。从此开始了一场关于如何规范宗教和世俗统治关系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

　　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里，加洛林王朝之后，由奥托家族和撒利安家族当政。他们虽是世俗的统治者，却又理所当然地有权任命修道院长和主教。1039至1056年执政的亨利三世，走得更远，甚至解除了他不满意的教皇的职位。这使很多宗教领袖感到愤慨。亨利三世39岁夭亡，由他少龄的儿子亨利四世继承皇位，这时，宗教界看到了他们的机会已经到来。从而实现了他们的要求，教皇将由七名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皇帝不得干涉。1075年，教皇格利哥里七世甚至要求的更多：只有教皇有权任命主教。但年轻的国王不想放弃任命主教的权利，否则他的地位就将削弱。他和一些亲信商量之后，干脆宣布教皇已被免职。而教皇立即对国王宣布“绝罚”，也就是说，把国王开除出教会，并解除其臣民对国王效忠的宣誓。人们惊异不已，国王竟然像罪犯一样被驱逐，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没有过多久时间，“绝罚”的效果就显现了出来。越来越多的诸侯都站到了教皇一边，因为他们也担心遭到被“绝罚”的命运。此外，他们也希望削弱国王的权势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对亨利四世的压力日益强大，使他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寻求与教皇的和解。他赤足披毡在教皇的官邸卡诺莎城堡请求教皇的宽恕 — 作为慈悲的基督徒，教皇格利哥里没有其他选择：他只能重新接受悔过的罪人回到教会中来。亨利的艰苦之旅实际也是一着高明的棋步，从此以“卡诺莎之旅”载入了史册。

　　看起来，似乎教皇对国王取得了胜利，但这只是现象而已。亨利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然后率领大军开进罗马，任命了另一个教皇，并在彼得大教堂里让他为自己加冕，成为皇帝。

　　那个时代的人们，当时就已经清楚，这个“主教叙职权之争”，当然还远没有结束。但却也让人等了几十年的时间，双方才又开始有所动作，首先是在英国和法国，然后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公元1122年达成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使双方做出了妥协。规定了宗教统治和世俗统治的权限和权利。这实际上是为后来的所谓政教分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协定同时也巩固了教皇作为基督教最高首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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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字架名义进行的战争  
　　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宗教和信仰是生活的中心 —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希望今世生活的苦难，能够在天堂得到补偿。为此他们必须按照宗教的信条生活。谁要是有时做不到，就必须为他的罪过请求宽恕，去进行忏悔。很多基督徒都前往圣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去朝觐，那是耶稣生活和受难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阿拉伯穆斯林人容忍这些朝觐者。但当1071年土耳其的塞尔柱人占领这个地区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过了不久，他们甚至威胁到版图已经很小的拜占庭帝国的安全。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拜占庭的皇帝求助于教皇。教皇于1095年用慷慨激昂的词语号召基督徒向土耳其人开战：“一个被诅咒的民族，一个没有上帝的民族，用暴力侵犯、掠夺和焚烧了基督的土地 …… 我们宣布，凡拿起武器反对异教徒的人，他们的罪孽将全部赦免，在这场圣战中牺牲的人，将获得永生。”

　　这个呼吁获得了巨大反响，不仅停留在呼吁的主要对象贵族和骑士阶层，而且也在农民、手艺人，甚至妇女当中。“神圣战士”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从希望摆脱困苦的生活条件，到希望获得丰厚战利品，到真正相信灵魂的解脱。在整个欧洲，集结了大军，于1096年8月，开始以十字架的名义进军巴勒斯坦。经过了三年的艰苦行军之后，第一支十字军到达目的地。基督徒的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对那里生活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血腥大屠杀。土耳其人被赶出了圣地，不想回国的十字军，在那里建立了基督教团，某些甚至成立了小国家。由于他们时刻受到穆斯林邻国的威胁，所以一再请求欧洲给予支援 — 继续派遣十字军就是后果。尽管如此，十字军还是无法制止耶路撒冷和圣地于1300年重新回到穆斯林的占领之下。

　　从军事上看，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失败，但它对基督教西方世界并不是没有后果的：几百年来西欧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比自己更为优越的文明。大多数十字军士兵来自农村；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辉煌的城市，多层的甚至是豪华的楼阁，公共洗浴场所，医院和药房，雄伟的清真寺，图书馆和学校。他们见到了丝绸和毛绒布料，陶器和玻璃器皿以及东方的香料。就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东西方的贸易有了明显的增长。意大利的港口如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这些贸易中心地区，有了飞速和巨大的发展。

　　除了各种物品之外，还引进了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阿拉伯的数字体系，还有被阿拉伯人维护的古希腊遗产也同时来到了西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字军东征取得了和其意图相反的成果。基督徒走出了家门，原是为了把圣地从野蛮的异教徒魔爪中解放。他们到达了那里，不得不看到，那里的人比自己文明得多 — 基督徒应该向穆斯林学习，而不是相反。可以说，西方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从十字军东征中获得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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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的思想  
　　十五世纪，就在大多数人还把他们的命运和世界现状看成为上帝所赋予的时候，有些人，主要是一些学者和艺术家试图从这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图象中解放出来。他们至少有一种对美好时代的设想。但他们并不是面对未来，而是首先再次回到希腊和罗马时的世界，他们认为那个时代要比现在更为光明。这个时代有一个名字，叫“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所谓生活是为来生做准备的人类形象，已经不再适用。人们把目光放到了此生，把人推向科学和艺术关注的中心。从古希腊思想出发，人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是自身有自己目的的生灵。他应该自己决定命运和生活，并发展自己的能力。作为先决条件，就是要普及以古希腊罗马为榜样的教育。这个新的思想，首先产生于欧洲文明最发达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由于人被置于中心地位，所以被称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者所获得的新知识，并不是来源于圣经，而是通过自己对人和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如意大利人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就是新的文艺复兴人的象征。他不仅创造了著名的油画《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同时还是雕塑家、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学家和发明家。人们甚至发现了他的飞行器设计图纸。解剖尸体，因为他想知道人是如何构造和如何运行的，并把他所看到的画成人体图画。这位博学天才达芬奇，同时意识到他作为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具有的素质，他写道：“我知道如何长时间不吃东西而能在水下停留的方法。但我不发表，也不告诉任何人。因为人是性恶的，一旦掌握了这个方法，就会到海底去杀人。他们会钻破船底，让所有人都沉到海底。”

　　我们如果想把人类历史中的伟大人物排列起来，那么任何时代都不会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阵容那样强大。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天文学家哥白尼，是他发现了地球也是一个星体和其他星体一样围绕太阳旋转 — 他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新思想和新知识所以能够得到空前的流传，还要感谢文艺复兴时的另一项发明：书籍印刷术。1450年，德国美因兹人约翰·古登堡第一次成功地用金属的活字模印制书籍。这种方法比手写和木版印刷既快捷又便宜。于是，一本书就可以不受数量限制地印刷出来，而且质量全部一样。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后来曾把古登堡的发明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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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的世界  
　　文艺复兴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时代，但也是世界探险家和航海家的时代。在中世纪，人们主要在已知的海岸线上航行，害怕“世界之端”会把他们冻死或烧死，或被那里的风暴粉碎和被海怪吞掉。这种担心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但文艺复兴的活跃气氛给了航海家以新的勇气。他们被探索冲动和探险欲望所驱动。当然也有明显的经济原因，有必要去探索新的航线和世界地区。

　　1453年，土耳其人最终战胜并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了新兴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从此，他们就控制了欧亚间所有的重要商道。他们向商人收取高额关税，使得来自印度的中国的物品更加昂贵。因此，人们在做东亚贸易时试图设法绕过奥斯曼帝国，并认为通过海路是可行的。

　　西欧的边缘小国葡萄牙，成了航海家寻找新航线的出发点。他们想从这里起航绕过非洲前往印度。他们年复一年地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方航行，却毫无结果。只是到了1487年，一艘船才到达了大陆的南端；非洲要比人们想象得大得多。

　　这时，一位意大利航海家有了一个既简单又天才的想法：如果地球像亚里士多德假想的那样是个圆球，那我们就可以一直朝西航行，最终总会到达东方。当时已经有了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可以作为这个大胆行动的重要导航仪器。首先有这个想法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的这个“疯狂的想法”受到了多少人的讥讽和嘲笑啊。他请求葡萄牙国王为他的探险提供必要的资助，并许诺为国王带回印度的财宝。他奔波了一年之久，他的请求却遭到国王的拒绝。哥伦布又转向了西班牙。在那里他受到了欢迎，最终争取到了王后的支持，获得了很多经费，购置了三艘航船。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和120名水手离开了西班牙。横穿陌生海洋的航行，耗费了比想象多得多的时间。他的随行人员开始怀疑他的设想，恐惧与日俱增，并产生了返航的念头。但哥伦布却坚信，总有一天会到达印度，继续命令船队前进。1492年10月12日，终于听到了“看见大陆了！”的喊声。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我们收起所有的船帆，只靠一张主帆前进。然后我们抛锚，等待天亮，这是一个星期五，我们到达了一个海岛，在印地安人的语言里，它叫‘瓜那哈尼’。”

　　哥伦布说“印地安人语言” —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登岸的这个海岛，必然属于印度，故称上面的居民为“印地安人”。

　　在后来的十年中，他又三次向西方航行，并断言已经到达了东亚。为了纪念他的这个错误判断，他所发现的那些岛屿至今还被称为西印度群岛。

　　朝着西方航海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很快就发现，哥伦布并没有发现通往印度的航线，而是发现了迄今尚未人知的一个新世界。根据航海家阿梅里戈（Amerigo）·韦斯普奇的名字，这块大陆被称为“亚美利加”（Amerika）。

　　紧随发现者而来的，就是征服者，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发生了争执，焦点是这个“新世界”到底该属于谁。最终把这个问题交给教皇去仲裁。教皇没有考虑多久，让人把新世界的地图拿过来，然后在南北中间划了一条直线，直线以西属于西班牙，以东属于葡萄牙。于是争执 — 至少是暂时 — 停顿了下来。

　　征服者都是冒险家，只是受利益的驱使才踏上征途的，他们期望在美洲攫取丰厚的战利品。尤其是对黄金的贪欲，使他们忘记了基督教的道德，而踏着当地人的尸体前进。最残暴的是西班牙骑士埃尔南·科尔特斯和他的500名士兵。他们从印第安人那里听到了有关传说国度阿兹特克的神奇故事，决定去寻找它。印第安人试图进行自卫，但西班牙的骑兵出现，而且带了一门火炮向他们发射，使他们在惊惧中落荒而逃。他们在这之前从未见到过马匹，也从未听到过大炮的轰鸣。他们把强大的外来人当成是神灵。1519年西班牙人到达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他们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城特诺奇蒂特兰，位于一个盐湖畔。它的主要街道宽阔而笔直；街道的一半是坚固的路面，另一半是水渠，可以行船 …… 城市有很多公共广场，经常举行集市。另外还有一个公共广场，周围竖立着圆柱，每天都有6万多人在这里聚会：商人和顾客交易着食品和用黄金、白银、铁板、青铜、骨料、贝壳、龙虾壳和羽毛制成的小饰品。还有出售成药的药房，有药水、药膏和药贴。还有些房子里面，可以花钱为人制作饭食和饮料 …… 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非常好和非常大的房子。还有很多高级住宅，因为这个国家的大人物和蒙特祖玛的封臣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住所，并在一年的某些时间里在这里居住；除此之外，也还有很多富有的市民，同样有自己美丽的房产。所有这些房子，都有美丽而宽敞的房间和漂亮的花园 …… 这座城市的居民在衣着上和服务上都比其他省份和城市更讲究和时尚。因为蒙特祖玛在这里常住，其他贵人们也是如此，因为人们在所有方面都很注重风气和秩序。”

　　科尔特斯就是这样向西班牙国王报告的。阿兹特克人友好地接待了这些陌生人。只是当西班牙人开始盗窃他们的珍宝，并企图用武力让他们皈依基督教时，他们才奋起反抗。科尔特斯把蒙特祖玛作为人质，要求他平息民愤。就在蒙特祖玛发表声明时，发生了暴乱。他本人被一块石头击中而丧命。科尔特斯只能保住部分人马仓皇逃窜。一年以后他带着更大的部队重返，占领并摧毁了特诺奇蒂特兰。在这个废墟上，一个新的西班牙城市“墨西哥”诞生，在原来的神庙广场建立起一座巨大的教堂。其他城市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公元1522年，阿兹特克帝国灭亡。取代它的是一个“新西班牙总督国”，首任总督为埃尔南·科尔特斯。

　　十年之后，西班牙人又听说，在南美还有一个民族，比阿兹特克人更为富有。在安第斯高原上生活的印加人确实很富有。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勤奋、节俭和严密组织的生活秩序。一切财富均属于国家，国家为农业和矿山制定计划，监督手工业，并规定物资分配的准则。国家照顾老年人、病者和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用一句时髦的话说，他们几乎是一个后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扩张，印加人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实力超过西班牙进犯者。因此，西班牙的军队首脑弗朗西斯科·比萨罗使用了阴谋诡计：他请求印加统治者答应同他进行一次友好的谈话，他不带武器，这个要求得到满足以后，他却把印加统治者劫持，并要求用金银财宝装满一个房间，才能释放他们的统治者。而当印加人交来无数黄金器皿和艺术品后，他却违反诺言，把印加统治者杀死。统治者和“太阳神”之死，引起了印加人的暴动，而西班牙人则占领了这个国家。

　　很快，一场对新世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开始了。除了新的果品，如可可、玉米、马铃薯、西红柿、菠萝和烟草外，欧洲最关注的就是金银。在矿山中，印第安人不得不在非人的条件下劳动，很多人都因此而悲惨地死去。同时，欧洲人带来的瘟疫和疾病，也成了对印第安人的致命威胁。人们估计，在中南美洲，被发现前大约有居民7500万人。到了1570年，就只剩下了不到1000万人。仅仅这个数字就已经表明，欧洲人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当地的印第安人很快就不能满足农业和金银矿劳动的需要，人们就到非洲去猎捕黑奴，用船把他们运到美洲，像牲口一样出卖。

　　在十六世纪，当欧洲踏上从黑暗的中世纪走上光明的新时代的旅途时，欧洲的征服者却在南美和非洲写下了世界历史最黑暗的篇章。两个大陆至今还生活在那一章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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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的分裂  
　　公元1500年左右，西欧只有一个基督教会，它的首脑就是罗马教皇。这个教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很多教会头领越来越关注金钱、奢侈和权势，而不再是耶稣基督的学说和人的灵魂。教廷也需要大量钱财供日益奢侈的生活开销，当教皇利奥于十六世纪初要修建一座世界还从未见过的大教堂时，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政来源。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狡猾的计划：“赎罪券交易”。教皇派出传教士去告诉人们，只要花钱购买“赎罪券”，一切罪孽就可以得到宽恕，不再受炼狱之火的煎熬。

　　但这种违反基督教义的交易，却遭到德国的修士和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的坚决反对。1517年10月31日，他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依照圣经的教义指出，推销赎罪券的传教士如果不是走上了歧途，那就是有意在说谎。“每一个基督徒，只要对他的罪孽感到悔过和痛苦，他就已经得到了宽恕，不再受惩罚，他所需要的不是赎罪券，而是上帝的慈悲。”他这样写道。

　　很多人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终于有人公开指出了天主教教会的弊端，而且是用一种清晰易懂的语言。路德很快就赢得了很多信徒，和他一样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这当然不会受到教会头目的欢迎；教皇要求路德“撤回他的错误观点”，否则他将被教会开除。但路德却毫不动摇。对他来说，圣经中的话比教皇更为重要，他甚至称教皇为“反基督教徒”。

　　教皇发出斥责路德的通谕，但被他的信徒在欢呼声中公开焚毁。教皇的使者当时有这样的记载：“整个德国都处于动乱之中。十分之九的人在欢呼‘路德’，而其他十分之一的人，虽然对路德并不在乎，但至少也在喊‘打倒罗马教廷’。”

　　为了结束这一场斗争，查理五世邀请这个“桀骜不驯的修士”来到乌尔姆斯帝国会议，让他在世俗和宗教上层人物面前承认错误。但路德在这里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不是萨克森大选侯把他保护并隐藏起来，他可能会被当作异教徒烧死。

　　其他一些公侯也站到了路德一边，离开了天主教会。很快，两个阵营就进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1546年在他们之间甚至发生了一场战争。最后于1555年达成了“奥古斯堡宗教和约”，路德的教派，即新的“抗罗宗”（现称新教），作为平等的宗教获得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各个诸侯都可以自行决定，他的领地实行哪种教派。

　　宗教改革并没有局限于德国。在瑞士，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神甫乌尔利希·茨温利（1484-1531）和生活在日内瓦的法国人约翰·加尔文（1509-1564）都是促进改革的人物。特别是加尔文还创立了与路德学说不同的独立理论。他主张“上帝预定说”，即人的生活早已注定；“人并不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对某些人是永恒的生命，而对另一些人则是永恒的诅咒，这一切都是事先注定的。”一个人是否被上帝选定，按照加尔文的理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可见：谁要是能够通过勤奋和节俭扩大了自己的财富，他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谁要是做不到这些，他就要下地狱。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他主张信徒应有获取更多利润的欲望，在今天已被看做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动力。

　　从瑞士越过几个南德小国，加尔文的学说也在荷兰、法国 — 这里的加尔文信徒称为“胡格诺派”，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得以传播。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加尔文派自称为“清教徒”。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移民美国，对美国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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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信仰战争  
　　天主教会用各种方式试图制止新教的传播。1545年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用了18年的时间，最后在特兰托制定天主教的新学说和新教会。信仰的原则重新加以定义，并同“因信称义”学说划清界限。教皇、主教和神甫的权利和义务都详细确定下来。他们重新成为上帝的仆人，而不再是争权贪欲的贵族，他们应该更多关注信徒，特别是关注穷人。天主教会想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并使自己具有吸引力。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耶稣会成员不把自己关在修道院中，而是深入到普通人中间，作为学校和大学的教师，作为诸侯宫廷的顾问和忏悔神甫，作为传教士，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天主教改革的时代，也被称为“反宗教改革”。确实，很快就有很多人重新回到了天主教会。

　　然而，两个宗教之间还远没有和解。在所有天主教和新教同时存在的欧洲国家中，还一再出现争斗。在法国，1572年8月24日的巴托罗缪之夜成了惨剧的顶峰。天主教的狂热份子在这个夜里屠杀了大约2万名胡格诺信徒。但即使在这里，新教也不可能长期受到压制。1589年亨利·纳瓦拉成为法国的第一个胡格诺国王。他虽然必须皈依天主教信仰，但却在1598年的“南特敕令”中给予胡格诺教派在国内活动的平等权利。

　　（插图：原文第81页。文字：弗朗索瓦·杜布瓦的油画的一部分，表现了巴托罗缪之夜的悲惨场面。）

　　当时强大的西班牙由菲利普二世统治，这就是说，他比教皇更为天主教。他迫害所有“异教徒”，谁要是不放弃“伪信仰”，就必须用火刑处死。同样在隶属西班牙的尼德兰，菲利普也是用各种手段压制新教。但在尼德兰北部，新教在威廉·冯·奥兰治的领导下，同西班牙统治者斗争了十年之久，终于在1581年获得了独立。他们的行为根据是：“一个人民不是为王侯而生，而是一个王侯为了人民的意志而存在，没有人民也就没有王侯。他的存在，就是要依靠法律和公正统治他的臣民。如果他不是这样行动，而是像对待奴隶那样，那他就不再是王侯，而变成了暴君。因此，我们宣布，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已经无权再统治尼德兰。我们要解除一切官吏、上司、主人、封臣和居民过去对西班牙国王所做出的服从和效忠的誓言。”尼德兰人就是这样明确宣布他们的反抗权利的，这些观念后来在很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菲利普二世并没有放弃反对新教的征战。他建造了当时最大的战争舰队，并派这支“阿马达（Armada）”舰队向英国进发。当时英国的统治者是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而苏格兰女王天主教徒玛丽亚·斯图亚特正是与她争夺王位的死对头。伊丽莎白逮捕了斯图亚特并把她处死。这也是菲利普发兵进犯的借口之一。此外，伊丽莎白还在反菲利普的斗争中支持了尼德兰，而且在本国也迫害天主教徒。菲利普想占领英国并推翻伊丽莎白。但西班牙的大船由于装载过多，同英国的小快船相比，行动过于沉重和缓慢。在加上风暴的天气也助了英国一臂之力。所以，英国最终成功地给予西班牙的阿马达以毁灭性的打击。菲利普二世在争夺天主教在欧洲霸权的斗争中遭到了失败。英国却从此作为世界最大的海上和殖民大国开始崭露头角。

　　同样在德国，十七世纪初，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并于1618年爆发了三十年战争。开始时还是为了宗教和信仰。但当皇家天主教大军在统帅华伦斯坦的率领下占领了北德，并把当地的教会财产归属于帝国时，当地信仰天主教的公侯却也起来反对皇帝；他们不希望皇帝过于强大。对这些天主教诸侯来说，权力比信仰更为重要。

　　当邻国也卷入战争时，权力问题已经居于首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军队为新教而战；特别想把北德从天主教手中夺回来，以便保障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主导地位 — 而天主教的法国却支持了他。战争早已不再是为了宗教。法国所希望的，是取代已经四分五裂、在战争中大大削弱了的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它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

　　（插图：原文第83页。文字：在三十年战争中，士兵们不懂得怜悯，甚至对平民也是如此。）

　　在1648年10月达成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确认了1555年奥古斯堡的宗教和解，并在一点上做了重要的补充：臣民们不再有义务接受上层的宗教信仰。德意志各诸侯的权势通过这个和约得以加强，皇帝的力量相应削弱。德国不得不向法国和瑞典割让土地，瑞士和尼德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如果说，德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有1700万居民，那么到战争结束时就只剩下了1000万。而且，这些人现在生活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战争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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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  
　　欧洲的征服者也企图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他们只在较小的国家和印度取得了成功，但却没有在中国和日本。

　　在中国，几百年来的生活没有发生变化。朝代不断更迭，较弱的皇帝被较强的所取代；有些重视建立强大的军队，以扩大自己的版图，另一些又看中发展经济和贸易；有些使用恐怖和暴力进行统治，有些又用心于教育和文化。

　　在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明朝，中国在一个短时间内转向西方。他们建造了船队，于1431年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并踏上去欧洲的旅程。但外交上突然出现了转折，远征停顿下来，中国从此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把自己封闭了500年之久。还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函英国国王说：“国王陛下，尔虽远隔重洋，却以谦卑之心，求学我之文明，并遣特使呈上信函，表尔对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诚愿得我之文化，然我国之风俗习惯与尔截然不同，难以移植贵国享用，即使贵国特使有能力接触我国文化之毛皮 …… 朕对贵国物品无有需要。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贵国物品。然而，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如若欧洲各国和尔邦极有需要，则可于广东进行有限交易。”（因未查到原始文件，故只能按德文意译。— 译者）

　　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始终感觉自己优于世界其他地方。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企图在中国站稳脚跟，甚至传播基督教的尝试，均遭失败。和欧洲的往来仅局限于出口瓷器、丝绸、棉花和茶叶。

　　与中国相比，欧洲人在日本要成功一些。1542年，第一批葡萄牙商人在那里登陆，七年以后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哈维尔得以在日本开始传播基督教的活动。他和同伴甚至取得相当的成功；人们甚至说这是日本历史上的“基督教世纪”。这所以如此，是因为很多地方诸侯不断进行战争，无暇顾及欧洲传教士的动向。在这些无数的争战中，德川家康最终于1600年取得了胜利。统一了国家，让天皇授予他有继承权的幕府职位。幕府是一种类似政府首脑和最高统帅融为一体的职务，实际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人。刚刚就任伊始，德川就开始清理欧洲的影响。欧洲人被驱逐出境，基督徒遭到迫害，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基督教信仰几乎在日本绝迹。

　　除了中国人和少数向日本提供西方商品的荷兰商人外，外国人从此禁止和日本通商。从1615至1854年，德川幕府彻底封闭了这个国家。外国人不能进去，日本人不许出来。人民的生活主要依靠传统的价值观念，完全按照古老的风俗和习惯。日本就这样经历了250年之久的内部和平和经济繁荣。然而，日本和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却导致了两国切断了与西方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联系，达数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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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即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的一句话，像路易十四这句话这么有名。他于1643年，刚刚五岁，就登上了法兰西国王的宝座，执政达72年之久。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曾统治过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在孩提时期他还不能亲自统治；而是由监国马扎然红衣主教代他理政。1661年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随即召见国务委员会，并声明：“我把各位召集到这里，是为了对各位说：从现在起，我的事务由我自己处理。我需要的时候，各位可以用你们的建议为我服务。”一位神职人员提出，红衣主教马扎然死后，他将向谁请示教务，路易回答：“当然向我，大主教先生！”

　　由于路易十四想在他的帝国中独断专行，所以他首先在身旁聚集了一批对他绝对顺从的人。一些以为有权得到高级职务的贵族，被他巧妙地解除了权力：他们公开的身份是皇帝的顾问，所以必须住在宫中他的身边 — 但这只是为了能够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从来没有向他们顾问过什么。

　　同样在国内，他也不把权力交给贵族，而是在每一个辖区，都安置一个来自市民阶层的亲信官员。他们之中如果有人违反了自己的义务，他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撤掉。

　　所有的捐税和关税全部进入国库，如何使用这些钱，完全由国王决定。他还给自己颁布法律的权利；甚至连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他握有国家的全部和绝对的权力，也是用“专制主义”方法统治国家。路易十四把自己比作太阳，所以也被称为“太阳王”。至于说本章标题上的那句话，到底是不是他说的，我们无法证明；但他完全有可能说这样的话。

　　太阳王让人在凡尔赛建造一座巨大的宫殿。换算成今天的货币，花费了大约250到300亿欧圆 — 对当时的状况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宫中有4000人随时为国王服务。从早上的穿衣到晚上的脱衣，总之他的一切行动都像是演戏，他是戏中的主角，其他人则是配角。和建造宫殿一样，他在宫中的奢侈无度的生活也要花去很多很多的钱。此外，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是一支“常备军”，和平时期住在兵营中，也需要大批经费。

　　筹集这些必要的经费，是大臣科尔培尔的任务。他有自己的理财学说，认为，国际贸易就是一场战争。为了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就必须尽可能多出口，少进口。对这种经济政策最合适的生产方式，就是早期的工业企业，即手工工场。他用低息贷款和免税等优惠政策给予促进。在手工工场中，各道工序配合协调，成百的专业和辅助工人，高质量地大量生产出服装、地毯、家具、车辆等等各种产品，几乎就像现代的流水生产线。为了尽快卖出这些产品，他扩建和新建了很多道路、运河和港口。为了低价售出这些产品，他降低了出口关税；而外国的商品，由于进口关税的提高，大多数法国人都因其过于昂贵而无法问津。这种经济政策，人们称为“重商主义”。他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充盈国库，但却丝毫不顾及本国人民的疾苦。

　　1698年，一名顾问向国王报告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十分之一的居民沦为乞丐，只是依赖乞讨才能得以生存；而其余的十分之九中，有一半以上却无力通过赏赐去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几乎遭遇同样的命运。还有十分之四的人，其中十分之三也是状况极度不妙，经常遭到司法案件的干扰。据我的印象，人们在法国对下层人民给予过少的关怀，和太少的扶持。因此，他们的大多数就成了王国中最堕落和最困苦的阶层，但另一方面他们由于数量巨大，为国家做出过真正有益的贡献，又是国家最重要的阶层，是他们通过劳动、经商和纳税，养育了国王和整个帝国。”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所留下的国家，从外表上看虽然还是那么辉煌，内部却是困难重重。国家财政面临崩溃，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已经动摇，法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尽管如此，路易十四对当时欧洲的许多君主王侯却是伟大的榜样。他们学习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执政风格，他的政策，人人都想成为一个小太阳王。和在法国一样，这些国家的普通百姓同样遭受苦难。特别是农民，受到最严酷的压榨。他们要付捐税，要为修建巨大的宫殿、修道院和市政厅，付出劳务。当我们今天欣赏那些华丽雄伟的建筑时，不应该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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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榜样  
　　在英国，12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君主专制制度。当时，在著名的“自由大宪章”中就已规定，国王只有在诸侯、主教和男爵们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权增加税收。一个由上层贵族组成的会议负责监督。这个会议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机构，在国王所有重要决策中进行咨询。十四世纪以来，有身份的市民和地方骑士也参加了会议，后来就成了由两部分组成的议会：贵族和主教组成“上院”，地方骑士和市民组成了“下院”。

　　到了十七世纪初，所有的国王和女王都同议会进行了合作，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矛盾。但到了1625年，查理一世登基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他坚信自己是上帝所选择来统治这个国家，而且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统治。他为此还援引了著名学者的论据，说在国家中只能有一个人决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个统治者只对上帝负责。但议会和人民却不同意他的观点。几年之后，矛盾日益尖锐，到1642年，终于发展成为内战。议会的军队由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率领，他是一个极端的清教徒，自称是“上帝的卫士”。在两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的军队大获全胜。于是，他把所有不愿跟随他，主张和国王和谈的人赶出了议会。然后，残缺不全的议会把国王送上法庭，判处了死刑。1649年1月31日，查理一世在伦敦王宫前被斩首。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臣民起义要了国王性命的先例。

　　英国变成了共和国，克伦威尔成了政府首脑。他很少关注议会的权利，于1653年宣布自己为终身的“护国主”，他依靠军队来统治国家，就像一个军事独裁。他的执政风格，几乎和被处死的国王没有什么两样。他死后，由他的儿子继任，由于十分无能，一年之后就被撤换。何况大多数英国人早已厌烦了克伦威尔式的共和国；他们希望再有一个国王，但必须同时有一个强大的议会。

　　1660年5月，查理二世成为英国新国王，他必须事先宣誓尊重议会的权利。但没有过多少时间就清晰地表明，他同样在追求专制主义的统治。而且同天主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任命官员时也偏向天主教势力。议会为了抵制这种倾向，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官方职务。议会的议员们，还想走的更远，试图消除天主教徒成为英国国王的可能性。这时正好来了一个机会，查理的女儿玛丽亚同荷兰的新教徒威廉·冯·奥兰治三世联姻。议会要求他们在反天主教的斗争中出力，为此可以得到英国的王位。他们接受了这个要求，并于1668年率领大军在英国登陆，国王只好逃亡法国，他的军队无条件投降。于是，威廉和玛丽亚兵不刃血进入了伦敦。但在他们登基之前，必须签署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权利宣言”。其中确定了英国议会和市民应享有的重要的基本权利：法律只有在议会通过后才能颁布或废除；议会选举必须自由和不受干扰地进行；议会的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享有豁免权，即没有议会的特殊允许，议员不受刑事追究；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在和平时期不得维持常规军队；独立的司法机构负责维护法律的执行；任何人不经法庭判决不能被处死和被关押。1689年的这些基本权利的确定是具有革命性的；被英国人称为“光荣革命”的运动，也就此宣告结束。

　　当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还在效仿法国榜样的时候，英国议会就已经争得了主动权，朝着现代国家立宪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173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英国书简》中写道：“英国的宪法已经如此的完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在几乎所有君主国家被剥夺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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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力走向现代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发展中，欧洲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在忙于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他们几乎无暇顾及一个新的力量正在走进历史：俄国。

　　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占领以后，俄国的神职人员，宣布自己是惟一真正的 — 即“正统”的基督徒。他们把莫斯科宣布为“第三罗马”，和真正的基督教中心，有意把自己同西方隔离开来。莫斯科的大公爵视自己为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1547年，享有“雷帝”称号的伊万四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他用铁腕进行统治，削去了贵族的权力，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他直接指挥的警察，向贵族施加暴政并大开杀戒，其他反对沙皇政策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伊万用残暴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专制主义的执政体系，把整个国家看成是他的个人财产。

　　和拜占庭时期一样，在俄国，教会和国家也是密不可分的：教会需要一个保护者，作为回报给予沙皇及其政策以合法的地位。一个宗教领袖在写给伊万四世的一封信中说：“虔诚的沙皇，您知道，正统基督信仰的所有国度，都已共同过渡到您的帝国之中。您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沙皇。两个罗马已经没落，而第三个就竖立在这里，第四个是不会再有的。” 沙皇在上帝和教会的帮助下将去征服异教徒的国度。俄国的教会人士承认沙皇具有无限的领导地位。“在自然界，沙皇和所有的人都相近似，而从权力上看，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

　　和在伊万进行的很多战争中一样，教会也在压迫农民的政策中和沙皇并肩战斗；世俗和宗教的大地主，都希望农民依附于自己。于是农民的自由逐步受到了限制，最终于1649年变成了农奴。这样一来，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权利，完全被控制在主人的随意性之下，在极度困苦中度日。即使当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开始改革这个落后的国家时，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彼得一世的意图，是让俄国向西方开放，并向西方学习。为此，他于1697-1698年进行了一次空前而非凡的旅行：他带着250名随从，匿名周游了西欧。他想对各种国体和经济社会制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只是在各国宫廷中，他才显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他会面以后，汉诺威大选侯夫人写道：“尽管他有一些天赋的优秀品格，但他的农民习气仍嫌多了一些。”

　　确实，宫廷生活并不是彼得的世界。他更关注技术和经济，他去听有关机械的理论课程，拜访实验室里的学者，观看他们如何作业。据说为了学习造船，他还曾用彼得·米哈伊洛夫的名字，到英国和荷兰造船厂作为木匠劳动了十个月之久。他的这些不寻常的行动，给很多诗人和音乐家以创作灵感，例如艾伯特·洛尔青就据此写出了歌剧《沙皇与木匠》。

　　沙皇带着新的知识并招聘了各行各业约1000名专家返回了俄国。很快，俄国的男人就不得不剪掉长胡须，脱下传统的服装，以便能够像是真正的欧洲人。然后，彼得就想有一个新的、欧式的首都，并同时是一个波罗的海港口城市。尽管选中的地点由于经常受洪水的侵袭是一片沼泽，完全不适合修建城市，但沙皇还是召集了大批农民、工人和手艺人，“在可怕的生活环境中，由于营养不良和瘟疫的传播，不断减员的情况下”，弄干沼泽，用树桩钉入地下，然后再在上面建造房屋。根据严肃的估计，大约有12万人在工程中丢掉了性命。对沙皇来说，新的首都圣彼得堡，就是“开向西方的窗口”。据说，他把这座城市称为“我的天堂”。

　　为了增强俄国的世界地位，沙皇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了军队。为此，每年大约有三到四万年轻的男子被迫入伍，严格训练，为战争做准备。俄国海军也不断扩建，直到成为波罗的海中的最大舰队。像军队一样，彼得还重组了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各地区的首长直接对帝国政府负责，帝国政府又对沙皇负责。这样，各级政府就只能贯彻他的意志，用服务的贵族取代了世袭的贵族。官吏和军官的新等级，不再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在各自岗位上的业绩而划定。

　　从所有这些改革中，工人和农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恰恰相反，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劳务和税赋。“上层阶级摆脱了俄罗斯的传统习惯，但同时也脱离了人民；他们开始以外国的方式生活，着装和说话 …… 这样一来，沙皇和人民之间产生了裂痕，古老的联结逐渐松弛。俄国的君主变成了暴君，自由的人民等同于失去自由的奴隶。”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这样评价当时的形势。但沙皇 — 这时已被称为彼得大帝 — 却对这种评价置之不理。他以冷酷的决心，追求使俄国现代化的目的。当皇子阿列克谢因参加一个复旧运动，企图制止父亲的西方路线时，沙皇让人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彼得大帝于1725年去世时，虽然遭到了大多数俄国人的唾骂；但俄国却从此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