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版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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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布斯堡到霍亨索伦  
　　祖籍在瑞士阿尔高的哈布斯堡伯爵家族，经过数百年的经营，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家族。最初的发迹是1273年，当鲁道夫·冯·哈布斯堡就任德意志帝国“临时皇帝”的时候，这是因为在困难时期，没有哪个大公爵愿意戴上这顶皇冠。一直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鲁道夫，却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了一个聪慧的政治家和父亲。他技巧地把他的九个子女嫁娶出去，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占据帝国的重要岗位，这几乎变成了传奇故事。这样，他就为了家族的非凡兴旺发展奠定了基石。到了查理五世 — 1519-1556在位 —， 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范围已经东起匈牙利，西到西班牙，并通过西班牙到达了美洲。皇帝甚至可以说，在他的帝国里，太阳是永不落山的。但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任何一个统治者不能持久控制的，更何况很多公侯都在推行自己的政策。只是当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土耳其人1683年逼近维也纳时，各地的诸侯才赶来援救皇帝，因为这终究是为了拯救西方文明。哈布斯堡家族占据罗马德意志皇位直至1804年，但真正在它控制下的却只有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

　　在哈布斯堡的阴影下，另一个古老的王侯家族于十七世纪开始显露头角，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不利。那就是霍亨索伦家族。当时的势力范围是支离破碎和经济不发达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但在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的四十八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按照法国的榜样，革新了行政管理、经济和军队，从而为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振兴奠定了基础。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却不愿意只当大选侯，他想当国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换取了主要公侯和皇帝的同意。1701年1月，弗里德里希在科尼希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但这却遭到了维也纳哈布斯堡宫廷的嘲笑；普鲁士的首任国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时，哈布斯堡的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分量的文人，所以他也不值得人们的重视。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却完全不同，很快他就获得了“士兵国王”的称号。对这个虔诚的书呆子来说，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勤俭的理财，是一切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才能得到有保障的持久幸福。”因此，他就 — 有时是用暴力 — 招募年轻的男子，并把军队扩大了一倍，达到了八万人。为使士兵绝对服从，他选择了惟一的方法 — 严厉的体罚。因而，“普鲁士式的调教”很快就闻名于世，但也臭名远扬。

　　责任感、服从、纪律、秩序和勤奋，是这位“士兵国王”的最高价值。所有这些准则他都在军队中得以体现；他的目标是想把全国变成一座兵营。“普鲁士品质”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但后来却沦为声名狼藉；但如果没有这些，一个落后的小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了欧洲强国的通途。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生命结束时，普鲁士已经具有一支欧洲第三强大的军队，不但消除了债务 — 而且还有了1000万塔勒尔金币的战争储备。

　　士兵国王一直希望他的长子弗里德里希能够和他一样，把这个事业继承下去。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下一章，论述那个时代的精神潮流和发展时，我们会说明到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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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时代  
　　十七世纪末期和十八世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它想说明的是，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从迷信中，也包括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所开始的事业，以更为显著的形式得以继续。这种新的思想潮流首先来自英国和法国。所有迄今为止对宗教、国家、社会和经济的观念都遭到了置疑，受到理性判断的严格考验。凡是经不起这种“理性”考验的东西，就会 — 像在实验室里一样 — 被抛弃。只有人们用理智可以认识的问题，才是真实的，法国人若内·笛卡儿，早在1637年，在他的《方法谈》一书中这样写道。

　　人不应该再受陈旧的权威所左右，而应该独立地和理性地，即“开明地”行事。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他的著名论断中，总结了启蒙的含义：“启蒙是人们摆脱自我受制状态的出发点。自我受制是一种不受他人指点就无法进行理智思考的无能状态。这种受制状态，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这种受制状态的原因不是由于缺少理智，而是因为没有他人的指点就没有决心和勇气的话。那么Sapare aude！请鼓起勇气来！去利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竞选口号。”

　　启蒙主义者主张人的自然平等，并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尊严，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包括皇帝。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89年写道：“如果我们看到，人在如何置身于自然之中，那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一种完全的自由状态。”

　　七十年之后，日内瓦的让·巴蒂斯特·卢骚在他的《社会协约》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在自由中诞生的，但却又到处给他戴上了枷锁。”卢骚、洛克、康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动者要给予粉碎的，恰恰就是这些枷锁。在自由中诞生的人，也应该在自由中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天生权利。他们应该签定协约，平等地确定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不使任何人在国家中权力过大，权力应该分隔开来：一个立法，一个执行，另一个则应该关注这一切是否在正确运行。

　　根据这个思想，统治者不是由上帝，而是由人民选择的。他的使命是尊重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福祉和促进人的幸福。如果一个统治者不能遵守和人民签定的协约，或者滥用人民对他的信任，那么人民就可以罢免他的职务。这种新的革命性的思想，当然遭到了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专制主义势力的拒绝。只有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俄国的女皇卡塔琳娜大帝和普鲁士的王储弗里德里希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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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王位上的哲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当王子时，有过不寻常的童年和青年。“士兵国王”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弗里茨必须和我一样！”早在弗里茨五岁的时候，他就让儿子穿上军服，和他一起参加骑马、狩猎、阅兵和演习。而这个王储却对军事和一切“普鲁士品质”十分反感。这个聪慧而稚弱的弗里德里希真正喜欢的却是宫廷的生活和美好的艺术，他特别喜爱法国文学，偏好哲学，创作诗歌并秘密学吹横笛。而对他父亲来说，这些都是愚蠢的荒唐事，他常常为此遭到父亲的责罚。弗里德里希18岁的时候，为了摆脱父亲的皮鞭，和一个朋友出走，想离开这个国家；但在边境被抓获。国王把他们两人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判处了死刑。在行刑前，王子虽然得到了赦免，但却不得不看着自己的朋友上了断头台。这以后，按照父亲的意志，他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这些遭遇和经历，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很快他就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在行政管理、经济和军队中学习本领。最后他甚至和父亲为他选择的，他并不爱的公主结了婚。他和公主生活在勃兰登堡的莱茵堡宫中，但却终于有了闲暇转向他所喜欢的音乐和文学，并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他在这里开始和伏尔泰通信往来并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塑造了一个责任心很强又热爱和平的统治者，在行动中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统治者在他的眼里只是“国家的第一公仆”。

　　弗里德里希于1740年登基为普鲁士国王，很多人都希望在普鲁士王位上终于来了一位哲人，以和平的理念统治国家。在短时间内确实也是如此。登基后没有过几天，他就取消了体罚；同样取消了国王干预司法的权利。他采取措施，让所有人不论什么阶层在法庭受平等待遇。然后，他又宣告信仰和宗教自由。“在我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获得灵魂的安慰”，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对他那个时代来说，弗里德里希确实是一位宽宏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除了传统的臣民精神，也有了发展新思想的可能性。例如诗人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在他的文章和剧本中，特别是在《智者纳坦》中，提出所有人在相互关系中，都应该理智、宽容和人道的主张。没有人在普鲁士反对这一观点，国王更是如此。

　　然而，弗里德里希毕竟不仅仅是一个哲人，他还是普鲁士最高的军人。在这个角色里，他出人意料地利用了出现的第一个机会，向哈布斯堡王朝索要土地，以扩大自己的版图。这个机会，就是哈布斯堡的皇帝查理六世的驾崩，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发生争执，即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萨是否应该继承皇位，还是只能登上奥地利的国王宝座。由此而产生的动荡，立即被弗里德里希所利用，把军队开进了属于奥地利管辖范围的西里西亚。于是爆发了西里西亚战争。玛丽亚·特蕾萨遭到两次失败之后，联合了俄国和法国，接着开始的从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普鲁士已无法取得胜利。但面对强大的联军，弗里德里希却显示了他作为统帅的卓越才干。首先他要依赖的，就是普鲁士军队的严明纪律和战斗力。当这一切都不足以取胜，战争眼看就要失败时，弗里德里希却十分幸运 — 甚至有人说是出现了一个奇迹 — ：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谢世。而她的继承人彼得三世却和她完全不同，他是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因此掉转了枪口。一年以后，这场战争以“胡伯图斯堡和约”宣告结束。这时已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帝（即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国王，终于使普鲁士变成了欧洲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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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洲去！  
　　十七和十八世纪，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移民美洲，他们期待在这个新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有人出于经济原因，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途；很多人背井离乡，只是追随自己的信仰，而陷入了困境，例如来自英国的很多清教徒的“朝觐神甫”，他们早在1620年就登陆北美洲东海岸。移民者在这里修建村庄，开发森林，开垦土地，企图在这里建立农业庄园。但当地的土著居民却没有对此视而不见。又因为欧洲人不尊重印第安人的权利，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只是在很少的地区，移民试图和印第安人和解，与他们和平共处。但移民的共同点却是在政治上同祖国同心同德。

　　在北方殖民地，这是被占领的地区的新名称，移民们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从捕鱼到造船。教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带有明显的清教徒的印记。这种从荒蛮地区变成居民点和村落的过程，特别符合加尔文的学说：勤奋加节俭，导致了飞速的发展。村落变成了城市，1636年第一座美洲高等学校成立：哈佛大学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南方的发展和北方不同。这里的土地主要适宜种植水稻、烟草、甘蔗，后来还有棉花。在这些庄园里虽然有很多人劳动，但报酬却很少。没有足够劳动力的地方，庄园主就让人去非洲寻找：奴隶，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世代被庄园束缚，不得不屈服于主人的暴力。同北方相比，南方的贫富差距极其尖锐。在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也比北方落后许多。南北方的这个差距，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危机的导火线；后来果然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但在这之前，先是英国和法国对新世界霸权的争夺，即英法殖民战争，英国最终取得了胜利。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东海岸的所有殖民地和北美大部分地区均归英国所有。战争结束后不久，伦敦政府决定进一步严格对殖民地的控制，而且采用直接管理形式。由于战争耗资巨大，因此要求殖民地必须为减轻国家债务负担做出贡献。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关税和税收法，但遭到殖民地的强烈抗议。而且，殖民者还表示，伦敦议会无权对殖民地通过有关税收的法案。“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 “在议会中没有代表，就不纳税！”，这就是他们的口号。他们拒绝纳税并抵制英货。

　　英国议会后来虽然撤消了一些法律，但形势仍然日益严峻。最后只剩下茶捐一项 — 更多是出于原则立场，而不是经济考虑：英国议会想以此表明，它有权对美洲殖民地制定法律和收取关税。1773年12月中旬，三艘英国船停靠波士顿，准备卸下船上的茶叶时，“自由之子”进行了公开的反抗。这一行动以“波士顿茶会案”载入了史册。从而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

　　1774年，殖民地代表在费城举行“首届大陆会议”。这个时期，大多数人还愿意接受英国乔治三世为他们的国王。但当他把所有殖民者无一例外地都宣布为叛逆分子以后，整个情绪转向了反面。很多原来忠于国王的人均转向了反抗运动。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人们组成了临时政府，并推举乔治·华盛顿（1732-1799）为“大陆军”的总司令。还在战争期间，就有十三块殖民地宣布了独立。1776年7月4日，他们庄严签署了独立宣言。这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英国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思想。与此同时，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还在这份文件中表达出了“美国理念”：

　　“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必然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具有从他们的缔造者接受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应在这些人中建立政府，其合法性应为被统治者认同；一旦一个政府证明有损于这个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改变或撤消它，并任命新的政府，政府必须建筑在这样的原则之上，它的权力必须能够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 ……

　　然而，大不列颠国王过去的历史，是不断发生不公正和不断进行越权行动的历史，一切都预示着建立独裁统治国家的征兆 ……

　　因此，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召集了一次普遍的大会，就有关我们观点的公正性向世界最高裁判者呼吁，以这个大陆合法人民的力量和威望的名义，庄严宣布，这个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而且它有权这样做；它将解除对不列颠王室的任何效忠义务，并解除一切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任何政治联系。”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他们同时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反独裁斗争的先锋。“我们为人类的尊严和幸福而战。天意让我们站在这个岗位上，这是美国的荣誉。”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这样写道。这种“使命感”至今在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记。

　　作为对独立宣言的回应，英国向美国派去了更多的军队。但尽管兵力占有优势，英国军队仍然无法给美国人以决定性的打击。美军的意志和士气，再加上乔治·华盛顿英明的战术，始终能够使自己的数量上的劣势得到平衡。当法国又用军队、武器和钱财支持殖民者时，英国终于投降，于1783年凡尔赛和约中，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

　　于是，这个过去的殖民地就面临着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的任务。在制宪会议上，对新的国家应该建成“中央集权式”还是“联邦式”的国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开始时，大多数人主张联邦制：当时的设想是由单个独立的国家组成松散的联合体。但受人尊敬的乔治·华盛顿却预言说：“如果单个国家不同意给国会以足够的权力监督政府，这就将意味着我们民族的解体。”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联邦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政府和两院议会：由人民选出的众议院和由各州派两名代表参加的参议院。与这种立法的权力机关并存的，是一个独立于议会的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而司法权力，则由最高联邦法院负责，监督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这些“开国元勋”们以这种形式，彻底实现了法国人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不能单独做出决策；所有的人都被强制进行合作。

　　美国宪法于1789年生效。只是增加了“附录”，但其核心部分没有改变，这部宪法至今有效。它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成了很多国家的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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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博爱  
　　美国革命的胜利，在“旧世界”引起很大震动。特别的启蒙运动者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它证明了，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哲学游戏，而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建国基础。

　　十八世纪末，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骚动：市民和农民起来反对当权者。最坚决的抗议行动发生在法国。在那里，贵族、教会首脑 — 即教权势力 — 和富有的市民阶级为一方，普通百姓为一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合理的税收政策是这个差距的重要根源之一，富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免税待遇，而穷人的税负却日益沉重。尽管如此，国家财政由于军事开支和豪华宫廷消耗巨大而面临崩溃的危险。路易十六急需钱财，于是就继续提高税收。为了不发生暴乱，他于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

　　这种由各个等级都参加的会议，自1614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召开过，现在要它同意提高税收。教权势力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他们各派三百名代表参加会议。市民和农民组成第三等级， — 经过长期和国王谈判 — 才允许向会议派出六百名代表，代表着98%的法国人口。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根据等级还是根据与会名额进行表决。第三等级代表和较低层的教士及贵族，要求按照人头表决。而国王却拒绝这一要求，并命令分别开会和分别表决。但遭到第三等级代表的坚决反对。他们引用了修道院长西哀士的一篇文章，其中有：

　　“1。什么是第三等级？

　　什么都是。

　　2。迄今为止它在国家生活中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3．它要求什么？

　　在国家生活中是点什么。”

　　他们的要求是认真的。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贵族代表，尤其是低层教士代表都表示赞成。国王派军队包围了凡尔赛的会议大厅。代表们于6月20日把会议改在舞厅举行，并宣誓如果不制定出一部宪法来，就绝不离开会场。国王路易做最后一次尝试，他来到代表中间，并宣布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再次命令分别开会。“集会的民族是不接受命令的！”国民大会主席让·巴伊回答说。他用这句话把对专制主义的拒绝和对人民主权的要求提到了日程之上。这就是革命的开端。路易十六没有能力阻止形势的发展。“如果他们不愿意走，那他们就留下吧。”据说他几乎是哭着说这番话的。

　　王公和上层教士却是另外一种看法。他们强迫国王去解散代表会议；于是他开始在巴黎周围集结军队。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们愤怒异常。他们有了被围困的感觉 — 被自己国王的军队围困。在公开的广场，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民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城市。1789年7月14日，群众走上街头，到处寻找武器。他们来到了臭名昭著的国家监狱巴士底狱。据说，过去在这个30米高的围墙内，犯人常被酷刑致死。巴士底狱在人民心中是专制独裁制度的象征而遭到憎恨。于是，游行群众向它发起了攻击，大约100名起义者在攻击中丧生。犯人被解救了出来，典狱长和他的手下被击毙。接着，愤怒的人群高举插着人头的长矛在城中游行示威。

　　攻陷巴士底狱其实是一个错误，因为只解救了七名普通的刑事犯人，几乎没有得到武器，但在心理和政治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成功地冲击了专制主义。这增强了人民的自信，并且是向人民掌权的新秩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以，7月14日，今天成了法国的国庆日。

　　革命的火花很快就点燃了农民群众。农民也奋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开始抢劫和破坏宫殿和修道院，焚毁登载他们应尽义务的各种契约和文件。国民大会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在8月4日到5日的夜里，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决议取消农奴制度和贵族、教士的一切特权。在税收和法律上，今后所有法国人一律平等。

　　三个星期之后，于8月26日，“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发表：

　　“1。人在权利上是生来并永远平等的。

　　2。任何国家机构的目的，都是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3。任何统治的渊源，从本质上看都是人民。

　　4。自由意味着，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可以做一切事情。

　　5。法律只能制裁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凡法律不禁止的，就不允许阻碍；凡法律允许的，就不能限制。”

　　陈旧的政治体制“旧制度”从此废除。整个欧洲的思想界都向法国抛去了羡慕的目光。法国的国民大会开始着手制定宪法，使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这就是说，国王虽然仍是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的首脑，但他只有很小的政治权力。这个权力归于国民大会，终于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独立的司法最终保障了权力的分割。

　　但选举制度却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民主程度：选举权仍依据财产和收入。在全国人口为两千五百万的情况下，只有四百万男子有权参加选举。尽管如此，1791年的宪法却仍然使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合法的民主国家；它成为一切资产阶级宪法的榜样，直到二十世纪。

　　路易十六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当国王。他试图携带家小逃往奥地利。但在边境附近被人认出，被士兵又送回了巴黎，并受到严厉的看管。这次不策略的逃跑，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说迄今还没有人想到要废除君主制，那么现在却出现了一个极端的运动，要求废黜国王，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建立共和制度。欧洲的君主们充满忧虑地看到了这个发展，他们担心革命思想会蔓延开来，波及他们的国家。于是，他们宣布同情路易十六，并向他提供军事援助。自1792年开始，他们就以各种组合，向革命的法国发出威胁，说如果王室受到损害，巴黎将被摧毁。面临遭到悲惨失败的危险，加上食品匮乏和物价暴涨，巴黎出现了新的骚动。国王作为主要罪人被逮捕，数千“革命的敌人”被处死。1792年9月21日召开了新的人民代表会议，所谓的“国民公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告了共和，路易十六被判处叛国罪，于1793年1月21日，被公开处死。

　　在这样的动荡时代，旧制度已经废除，新制度尚未建立，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两个集团：主张循序渐进、让新制度从旧制度中衍生的温和派，即改良派；和主张尽快彻底改造现实的革命派。

　　随着国王被处死和共和国的成立，君主立宪制的信徒遭到彻底失败。但即使在共和派中，也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两种力量。两个最重要的集团自称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党”。从很多暴力斗争的革命混乱中，极端的雅各宾党人最终取得了胜利。它的一个领袖律师罗伯斯匹庇尔（1758-1794），作为“福利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内政事务。他在无限冗长的演说中，论述道德、慈悲和公正，企图使法国成为一个真正充满美德的共和国。谁要是不同意他的所谓道德公民的设想，那就是革命和法国的敌人，必须被处死。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国家”和现代的“极权”专制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被置于监控之下。人们估计，法国在这个恐怖的统治时期，大约有35000到40000公民死于断头台下。

　　罗伯斯庇尔的疯狂行为最终导致了他的道德标准只在自己身上存在；甚至他的朋友和战友，例如同样著名的丹东，都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死于断头台下。当福利委员会的成员觉得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证安全时，他们就把罗伯斯庇尔告上了国民公会。1794年7月28日，他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被斩首。

　　在后来几个月里，富裕的市民阶级获得了更大政治影响。一个新的宪法开始起草，主要适合革命初期的情况。由五人组成的一个“执政内阁”接管了政府事务。但他们却没有能够为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宁；国内的骚乱不断，法国又发动一系列战争对付反对革命的国家，如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尼德兰。在这些战争的过程中，一名年轻的将军开始显露才华：拿破伦·波拿巴（1779-1821）。当人民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时，拿破伦于1799年11月9日推翻了“执政内阁”，用武力驱散了议会，并作为“执政官”接管了国家权力。不久以后他又宣布：“革命已经结束”。

　　经过了十年的眼花缭乱、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法国人民对安宁和秩序的渴望十分强烈，甚至愿意接受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因此，拿破伦作为“执政官”就可以像君主那样进行统治，尽管法国一直还是共和国。1802年他甚至成为“终身执政官”。但这仍然不能满足这个野心勃勃的新兴者：他想成为皇帝。他更改了宪法，于1804年12月2日他为自己戴上了皇冠。就此，法国革命确实是结束了。但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在欧洲第一次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却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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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伦统治下的欧洲  
　　迄今为止，人们主要把拿破伦看成是天才的统帅，他用军队使法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强大。他开始征战欧洲各国，在顶峰时期，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没有什么也没有谁能够阻挡他前进。当他1806年彻底摧毁了普鲁士军队，从而使持续千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宣告终结时，普鲁士的路易丝王后这样描写了这位法国皇帝：“他谈到好事和好人时，并不真诚。他的思想和他的野心只是为了维护一己私利。人们可以钦佩他，但不能爱他。他被幸运蒙蔽了眼睛，以为一切都可以实现。但他不懂得节制，凡是没有节制的人，都将失去平衡而跌倒在地。”

　　普鲁士王后说得很对，因为像所有没有节制的征服者一样，拿破伦也经历了他的滑铁卢 — 这已经成为纪念他最终失败的一句成语。而这个终结却是从他1812年远征俄国开始的。为远征俄国，他集结了六十万大军，有这支历史上最大的军队，全世界都预计他会很快就取得胜利。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的军队回避每一场战斗，一再把部队撤回到腹地。到了9月，拿破伦的“大军”逼近了几乎是一座空城的莫斯科。几天之后，俄国军队放火烧毁了整个城市。拿破伦知道，没有足够的住处和足够的给养，他的军队是无法度过俄国的冬天的。他向沙皇提出停战建议 — 但却没有得到回应。他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撤退。然而，撤退对他的“大军”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每天都有数千士兵死于饥饿、疲劳和俄军的反击。最后只剩下5000人返回了家乡。

　　一向以战无不胜著称的拿破伦还是被打败了，这大大鼓舞了他的敌人，促使他们联合了起来。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英国和瑞典，一起向法国宣战。从1813年10月16至19日，在莱比锡附近进行了著名的“民族大会战”。拿破伦新组建的军队无法同盟军抗衡，遭到了第二次惨败。1814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伦必须退位，并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一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巴黎，推翻新立的国王，接管了政权。他再次建立一支军队，但却于1815年在滑铁卢附近被普鲁士和英国军队彻底击溃。作为英国政府的俘虏，拿破伦最终于1821年5月5日死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

　　拿破伦皇帝的统治只持续了十年的时间，然后，他的大帝国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倾倒了。他为后世留下来的，不是他作为统帅的各种战绩，而是作为政府首脑所做的各种改革。其中特别是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革命的很多重大要求都在其中得以实现：对所有法国人实行统一的法律；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取消等级制度；进入公共职务只根据业绩而不根据出身；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财产占有权；宗教自由和实行民事婚姻。《民法典》成了欧洲及世界各国民法的榜样。

　　同样，行政改革也使拿破伦受到很多赞誉。法国被分为九十八个行政区，它们不是独立的，而是接受巴黎的指示。同样受中央控制的，是国家统一监督下的教育制度，全国施行统一的教学计划 — 直至今日，法国学校的毕业标准，在全国各地仍然是统一的。

　　拿破伦在德国取得军事胜利后，也进行了改革。例如教会管理区域的世俗化，即把管理权交给世俗的诸侯；原有的112个帝国主教区，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此外，350个帝国骑士辖区和很多帝国城市不再是独立王国，而是置于诸侯的管辖之下。由上百个小邦和最小的领地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帝国时代结束了；一个更强大更有生存能力的中等国家从而诞生。在这场“政区清理”中，主要赢家是巴登、伏滕堡和巴伐利亚，它们的版图明显扩大。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也根据新的法国法律进行了重组和规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市民被剥夺了政治决定权，因为在德国还没有一个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

　　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未能摆脱法国思想的影响，同样陷入了改革的压力之中。“为防止爆发革命，我们必须改革。必须去帮助那些在上帝保护下的人们。”一个普鲁士官吏这样描写当时的形势。冯·施泰因和冯·哈登贝格两位男爵着手起草改革方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法国的模式。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贯彻了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的思想。直至今日，德国的大学教育仍然贯穿着洪堡的精神。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使普鲁士的臣民变成独立思考的公民，能够带着责任感参与国家的工作 — 或许在什么时候，也能有一个与国王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机构出现。

　　在另一个领域，拿破伦也是一个大变革者 — 当然不是出于他的情愿：在被法国占领的不独立的国家里一再发生反抗运动；拿破伦为了战争，越来越关注金钱和士兵，他的这个欲望越明显，反抗也就越强烈。特别是在德国，这种反抗已经成为反拿破伦的民族运动。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诗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他们就也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质”，重新成为德意志人。“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身躯而且在我们的精神面前躬身礼拜，成为它们的俘虏。”这种维护民族特征的愿望，也是导致“解放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在欧洲霸权的结束。德国人日益增长的、有时是过于强烈的民族自觉性，也在这里有它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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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从“法国压迫者”下得到解放，使很多欧洲人都梦想着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并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这正是王公贵族们要防止发生的事情。从1814年秋到1815年夏，他们召开了旨在重新规划欧洲的“维也纳会议”， — 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旧的东西。会议在奥地利宰相梅特涅的主持下，试图重新建立1789年以前的状况。如果说，他们真的相信，这样一来时钟就可以倒转，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欧洲并不平静。用警察国家的方法，王公们虽然还能够制造“稳定和秩序”的假象，但人们的不满却仍然存在。1848年，终于爆发了革命。从法国开始，蔓延到了整个欧洲。人民到处要求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前几个月里，还出现了王公们似乎打算让步的迹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赢得时间，聚集新的力量，企图再次用武力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巴黎、维也纳、柏林，起义都遭到失败。

　　王公们在政治领域一再阻碍变革，或至少推迟变革的进行，但经济生活却发生了越来越快速的变化。十八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始的变革，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称其为“工业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从务农和定居所开始的生活环境。

　　作为世界主导的海上和殖民大国的英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了。一个开明的市民阶级对这种财富和日益增长的自信，使这个国家也成了起领导作用的精神大国。而这对工业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的精神之父，当属伊萨克·牛顿（1643-1727），他借助严格的数学法则描绘自然现象，并通过观察和实验加以印证。根据他由此所得到的知识，使人们对自然界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理解，并在技术上加以运用。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詹姆斯·瓦特1789年设计的第一台可供实用的蒸汽机。这台机器不仅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而且还可以在很多领域取代手工劳动。矿山和冶炼业，钢铁的生产，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紧接着是纺织业从新技术得到了莫大的好处：蒸汽驱动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发明了出来，对棉花的加工更加方便和快速。纺织品的生产飞速提高。新的，更大的工厂建立了起来，人们需要更多的机器，产品不再在手工工场生产，而是在工厂了。钢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为使原料和产品尽快送到所需要的地方，改善运输条件已具有突出的地位。

　　蒸汽船只和蒸汽机车就是工程师们对交通问题的回答。1821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开始运行；铁路线的扩建使工业获得了新的动力。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开始了，英国走上世界第一工业国的道路。

　　尽管有了很多发明和更新，但工业化仍然需要劳动力。他们大批来自农村，因为农民只依靠农业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很多小农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卖掉，和奴仆和使女一样涌入城市。“农村人口外流”又导致了城市的迅速发展。例如曼彻斯特，1760至1830年，居民从17000人增加到了180000人，变成了第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 — 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来自农村的人迄今生活和劳动在“自然节奏”之中；现在自然节奏变成了工厂的“人为节奏”。很多人很难或根本就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从而就产生了失业和社会灾难。工人及其家庭只能生活在简陋的集体宿舍，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疾病和瘟疫开始蔓延。空气和用水都受到严重的污染，那时工厂的烟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随意排放着烟尘。法国学者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访问曼彻斯特以后写道：“文明创造了它的奇迹，而文明了的人却几乎变成了野兽。”

　　新经济形式的理论基础，是由苏格兰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奠定的。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的圣经。斯密认为，劳动力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财富的源泉。为了充分利用它，就有必要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尽可能小的单位，使人都成为专门人才。他说，在市场上，需与求最后决定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规模。国家不应干预这个过程，否则它就会破坏“经济力量的自由游戏”。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发展，并尽可能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普遍的福祉也就会随之提高。斯密认定个人利益和整体福祉之间的和谐。但社会上的弱者却感觉不到这一点。他的“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更符合工厂主和商人的利益。

　　尽管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很早就已经显现，其他国家仍视英国为榜样，并很快就按照英国的模式赶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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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  
　　大批的求业者、最低的工资、女工和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少以及对工厂主的完全依附 — 这就是工人眼里的工业化图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个德国工厂主的儿子，对此进行了观察，并于1845年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他得出结论说，工业化产生了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阶级：富裕市民的“占有阶级”，即“资产阶级”，和依赖工资的工人的“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斗争和战争。“和平解决问题，已经为时过迟。阶级的差别将继续尖锐，反抗的精神已经进入工人的头脑，愤慨情绪与日俱增，个别的游击份子开始集结成为相当规模的抗争和示威，只要小小的撞击，就足以引起雪崩。然后，战斗的呼喊就会传遍全国：‘向宫殿开战，给茅屋和平！’到那时，富人再关注此事，就已经为时太晚了。”恩格斯就是用这个预言结束该书的。

　　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游击份子”始终是个别的少数。一些工人有时会冲击工厂，砸毁机器，前往工厂主别墅门前要求增加工资。这样一些行动很容易被当权者血腥镇压。但从长远看，“社会问题”用武力是不能解决的；它需要另外的答案。越来越多的人坚信，只有用极端手段改变现状，才能解决问题。

　　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来自欧洲各国的流亡者，组织了革命秘密团体，其中就包括“正义者同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18-1883）也是同盟的会员。到1847年，这个组织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两个德国人接受委托为同盟起草一个政治纲领。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救世福音，对另外一些人，它则是一个魔鬼学说；它的作者被当成救世主加以欢呼，或者当成人类的害虫加以漫骂。

　　《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贫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他们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相互对立的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打倒封建主义方面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但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易学会的操作。”他们被降低为“物品”，不再从事有意义、使自己能得到满足的劳动，因而不再认识自己。商品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是攫取尽可能高的利润。所以，成本，也就是工资尽可能压低；逻辑的后果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但这样一来又导致了购买力的缺乏，因而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为了结束这场“瘟疫”，必须没收资本家的产业，生产资料必须成为公有财产。然后人剥削人才能结束，工人才能终于生产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产品。

　　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将要到来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再受别人的驱使，而是根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生活。另外，“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几乎在这个宣言发表的同时，欧洲好几个国家都爆发了革命。但这只是时间上的偶然巧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这里并没有起什么作用。1848到1849年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在以后的一百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方式。以其创始人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很多状况并没有出现。但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却始终没有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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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属于美洲人  
　　在欧洲之外，十九世纪也是一个变革的百年。

　　合众国的独立宣言发表之后，被称为“拉丁美洲”的这个大陆的中部和南部也出现了独立运动。美国的南面，绝大部分属于西班牙殖民地，只有巴西为葡属。在这些殖民地成长的白色殖民者的后裔，被称为“克里奥耳人”。他们虽然开发了这片土地，但却没有政治权利。他们仍然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官吏统治着。克里奥耳人想改变这种状况，必要时使用武力。开始时是分散的集团同西班牙军队作战。但他们之中的明智的领袖人物很快就明白，这样战斗是不能取胜的。他们把各个集团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北方的何塞·圣马丁和南方的西蒙·玻利瓦尔的领导下，解放军在美国的援助下战胜了西班牙人。

　　1810至1825年，拉丁美洲各国均从殖民统治下解放了出来。玻利瓦尔试图像美国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但大多数国家愿意保持独立，走自己的道路。于是出现了阿根廷、玻利维亚 — 来自玻利瓦尔的名字 — 、智利、秘鲁和其他一些我们至今还熟悉的国名。只有在反对欧洲殖民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当然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警告欧洲人，不要干预美洲国家事务，任何干涉都将被看作是“对合众国的不友好姿态”。明确地说，这个“门罗主义”实际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美洲是属于美洲人”的。这个180年前的信条，至今仍是美国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

　　然而，独立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所期望的自由。那里的印第安人、黑人和各个种族的混血儿，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却又陷入克里奥耳人的统治之下。只是大地主、大商人、官吏和宗教贵族才有选举权。新的法律导致了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的负担越来越沉重 — 一直到他们忍无可忍而对统治者进行反抗。这些起义和革命或者通过军事镇压，或者通过宣布改革而最终结束。即使进行了改革，那也只是短暂的现象。不久就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拉丁美洲国家的局势，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 这或许也是它们虽然自然宝藏丰富却一直贫穷的一个原因。在这些国家中，获得利益者是占少数的白人，当然还有美国。“白色”的美国人支持这个大陆中部和南部的“白色”统治政权。拉丁美洲成了美国的附庸，一直到今日。

　　这个时期，“美洲的第二次发现”已经基本结束：白人殖民者逐步开发了“荒蛮的西部”，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他们夺取了土著人的土地和他们的生存条件。很多印第安人被杀死，或者被驱往丛林禁地。后来发生的多次战争，把整个印第安种族消灭殆尽。直到1924年，一些劫后余生的土著人才正式获得了公民权利。

　　白人在“荒蛮的西部”定居，同时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在新的联邦州内是否允许实行奴隶制度。对于富裕而有影响的南方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北方，人们却是另外的观点。那里的很多人都反对奴隶制。哈里特·比彻·斯托1852年发表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其中起了作用。这本生动描写奴隶生活的作品成了畅销书，至少引起很多北方人的思考，有不少人成了奴隶制度的反对者。

　　1854年，北方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其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除奴隶制度。当它的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1860年当选总统后，南方各州立即退出了和北方的联盟，并成立了“美利坚诸州联盟”。林肯拒绝对它的承认。双方争执十分激烈，最终于1861年4月12日爆发了“南北战争”，美国最大的内战。开始时南方各州的自愿兵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四年战争之后，经过众多的失败，他们不得不向人员、经济和技术占优势的北方举手投降。

　　战争结束后，林肯总统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说：“我们作战不仅为了结束奴隶制，我们作战也不仅为了维护联盟，我们实际做了更多的事情。我们作战，是为了属于人民的政府，通过人民执政的政府和为人民效力的政府，不在地球上消失。”林肯本人却不得不为了这个胜利付出生命的代价。南军投降五天后，于1865年4月14日，他被一个狂热的南方人刺杀。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大约有60万人丢掉了性命。南方的大片地区变成了荒芜，其影响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南方一直比北方贫穷。

　　内战后，奴隶制被废除。但这并不是说，黑人在美国已经和白人公民处于平等地位。在后来的时间里，不论法律上或社会上均没有做到这一点。但重新统一的美国，很快就成为最富有最强大的世界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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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德意志的品质让世界健康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旨在控制其他国家，我们就称其为帝国主义政策。有国家形式那一天开始，就有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想一想罗马或者中世纪一些帝国。欧洲、美国和日本工业化以后，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旨在控制其他国家的竞争，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英国的殖民主义政治家塞西尔·罗兹于1877年写道：“我断言，我们是世界上的第一流种族，因而对人类来说，最好是世界的大部分由我们来居住。”这种思想在其他国家也有，包括德国。

　　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经过三次胜利的战争，终于成功地建立了以普鲁士为主但不包括奥匈在内的德意志帝国。这个位于欧洲心脏的大国构成对其邻国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受到多方的不信任。在俾斯麦担任帝国宰相还能控制着局势的时候，他对邻国采取了怀柔政策，他声明，德国对自己的版图感到满意，已经“很知足”了。他的这个明智的结盟政策，既保障了帝国的地位，也维护了欧洲的和平。

　　然而，到了1888年，29岁的威廉二世登基，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了一条“新的路线”。这个满怀抱负、生性活泼而虚荣的年轻君主的行动准则，就是这样一句话：“用德意志的品质让世界健康。”由于俾斯麦不同意他称霸世界的幻想，于是 他解除了这位老宰相的职务。然后，他就开始“全速前进”（德皇的口头禅）。后来的帝国宰相冯·比洛，1897年在帝国国会发表殖民政策演说时，是这样结尾的：“德国人把陆地让给一个邻居，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居，而把天空留给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我们不想把别人推进阴影，但我们要求在太阳底下有我们的位置。”为了攫取这个位置，首先就需要一支舰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海外的原料和销售市场。于是，皇帝下令，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

　　英国作为最强大的海上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了挑战，于是开始建造更加巨大的战舰。同样，其他欧洲国家也不能对德国的“磨刀霍霍”视而不见。当德国政府不再延长俾斯麦签定的同盟条约时，英、法、俄各国反而签定协议，避免相互间发生战争。德国孤立了，感到被敌人所包围。皇帝和他的政府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扩军，以便在必要时用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种普遍的扩军行动和过激发展的民族主义，使欧洲变成了一只火药桶，稍有一丝星火就会引起爆炸 — 所有参与者似乎正在等待这个星火的爆发。几乎没有人再做任何努力去维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