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士章士钊 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 Ｚ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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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生前常对章含之说：“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在他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经手的钱财不可计数。然而，他却没有给自己置一分地，买一幢房，也没有存款。章士钊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
毛泽东还债
在随父参加毛泽东70寿辰的家宴上，章含之与毛泽东相识，并成为他的英文教师。一天，毛泽东读完英文后，邀章含之陪他散步，由此引出毛泽东向章士钊“还债十年”的故事。
二人边走边谈，毛泽东突然问章含之：“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章含之以为主席在开玩笑，就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早该还了!”接着，毛泽东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1920年，毛泽东正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努力。他一面筹备在湖南发动革命运动，一面准备资助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每件事都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正当毛泽东为这笔巨款一筹莫展时，友人建议他去找章士钊，说他十有八九会出手相助。毛泽东立刻去上海找到章士钊，请他资助有志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章士钊立即答应，随后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章士钊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这笔钱帮了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用来资助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毛泽东带回湖南闹革命。
毛泽东讲了上述经过后，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2万。”章含之回去告诉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章士钊和女儿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真派人送上第一个2000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章士钊十分不安，他要女儿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说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传话后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我知道你们那位老人家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是不会收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人送给章士钊2000元钱，直到1972年送满2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问章含之给他父亲的钱送去没有？章含之说：“主席忘了，当年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2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2万已还清了。”毛泽东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健在。”
周恩来赠房
许多与章士钊同期的名人，现今都留有故居，有的还不止一处。章士钊的故居在北京史家胡同24号，但这其实并不是章家的产业。若不是得周恩来“赠房”，他恐怕是终其一生，也难置一处家产。
1922年，章土钊第二次游历考察欧洲。当时，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正在想办法将用于革命宣传的一台印刷机和资料运往德国。但由于欧洲很多国家对有革命倾向的中国学生盯得很紧，此事一直未能办成。得知章士钊在欧洲，周恩来径自找到他，请他帮忙。当章士钊问到印刷机做什么用时，周恩来谎称都是为学习所用。章士钊闻言，便一口答应下来，出钱出力将印刷机和资料运至德国，帮助了素不相识的周恩来，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帮助了中国革命。
1959年，周恩来前往东四八条看望章士钊，才知道这并不是他的家，他一直借住在朱启钤老先生家里。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挤一间厕所。周总理很吃惊，章士钊却坦然地说：“我既无动产，也没有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
周恩来回去后，立刻把此事报告了毛泽东，亲自为章士钊安排了史家胡同24号这个宅院。这位年近八旬的耄耋老人，终于结束了在朋友家搬来搬去的生活。
善后李大钊
仗义疏财是章士钊的真性情。
在思想基础和政治道路上，章士钊和李大钊是南辕北辙，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可在私下里，二人却是极好的朋友。李大钊去世前的十几年中，章士钊对他多方支持，生死如一。章士钊聘请李大钊担任自己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李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是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的义女。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常带着儿女到章土钊的家里做客，宛如一家人。
1927年，李大钊被捕，章士钊和各界人士奔走营救。然而 4月28日，张作霖不顾舆论的强烈反对，宣判李大钊死刑。
李大钊牺牲后，章士钊悲痛不已，但当务之急是安葬死者。赵纫兰无力安葬，章士钊、吴弱男夫妇便和梁漱溟、蒋梦麟等人出手相援。对于李大钊的后事，章土钊不便露面办理。他便让夫人吴弱男筹集巨款，购买棺木寻找庙宇存放，并对赵纫兰和其子女加以抚慰，筹措生活费用，继续照顾他们的生活。
安葬段祺瑞
1936年11月，段祺瑞病死于上海霞飞路寓所，蒋介石拨款20万元在黄山为其购置了墓地。但其子段宏业认为，段祺瑞创业发迹均在“京师”，遂决定扶柩北上。12月，段祺瑞灵榇运至北平，公祭三天，暂置卧佛寺，等待国民政府再做安排。岂料，这一等便是28年。
原来，段祺瑞停灵卧佛寺不到一年，北京就沦陷了，日伪当局当然不会承认国民政府关于国葬段祺瑞的决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忙于内战，无暇顾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也不会为一个已故军阀举行国葬。
直到1964年，章士钊亲自出面，将段祺瑞遗体悄悄地葬于万安公墓，还在汉白玉的墓碑正面亲笔题写了铭文。作为段祺瑞的老部下、老朋友，章士钊不忘故交，才使段祺瑞死后28年入土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