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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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迪在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由于当时毛岸英的身份只对军队的高层公开，杨迪并不知道被炸死的就是毛泽东的儿子：
【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这些鸡蛋是前一天黄昏，我看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朝鲜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给彭总送来一小筐鸡蛋（约10多个）。这在当时的朝鲜是极难得的，当时彭总已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据书中所写，当时志愿军有两条军规，一是拂晓后一律不准升烟，二是拂晓前就必须吃完早饭并进入防空洞（【三是都要在拂晓前做好早饭午饭，烧好开水，天亮后白昼不准冒烟；四是白天人员都离开住的房屋到猫耳洞去工作（此规定为11月中旬出台，毛岸英死于11月25日）……解参谋长同意我的意见，他即召开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重申防空纪律，严格要求明早拂晓前，吃完饭都一律要进入防空洞（11月23日）】），连彭德怀本人都不例外。杨迪当时的任务就是检查防空情况，而毛岸英牺牲时大致是上午10点到11点左右，这个时候丫居然还在做早饭。
如果只有杨迪一个人的证词，不少爱国人士恐怕还会一口咬定这是恶意中伤（虽然98年的时候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的天下，而是毛新宇的天下，但我很难相信杨迪同志会有胆子去撒这种谎）。幸好毛岸英当时嘿蛋炒饭的英姿还被其他人目击到了，彭德怀的秘书杨凤安在他和军科院军史研究院王天成合著的《北纬三十八度线——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中亦写道：
【这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因昨晚睡觉晚了，早饭未来得及吃，他俩正在围着火炉热饭吃。】
这段证词同样表明毛岸英当时没有按时起床，虽然没提到鸡蛋，不过跟吃饭肯定是脱不了钩了。
其实这个“蛋炒饭”最多只能算是个喜剧因素，毛岸英之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该防空的时候没有去防空，这一点是肯定跑不了了。杨凤安在电视台做访谈时（http://real.joy.cn/video/411097.htm）也指出，志司的规定是凌晨四点以前就得吃完饭进洞，毛岸英八九点钟才屁颠屁颠的跑出来吃饭。而据武立金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记载，毛岸英入朝不过一个月，他“睡懒觉”的毛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
【最后张养吾给每一位党员都提出了希望，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要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成普接着张养吾的话说：“对了，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
相同的情节在张树德的《毛泽东与彭德怀》里也有记载，可见在11月25日之前毛岸英就因为睡懒觉而曾和死神擦肩而过。当然了，批评当朝太子不能太直截了当，得走迂回路线，张养吾也给毛岸英找好了台阶下：“毛岸英是个工作狂，干起工作来不要命……”这下毛派如获至宝：看，睡懒觉不能怪毛岸英，他是工作太辛苦睡得比别人迟……所以说这个毛派吧普遍智力有缺陷，毛太子又不是把睡觉时间挤占给工作，而是别人工作他睡觉，别人睡觉他工作，明明规定好了防空时间，丫非要搞特殊，万一彭德怀也因为没有按时防空，刚入朝一个月就被美军炸死了（这个时候美军甚至都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跑来朝鲜了），这仗还打个毛啊？说实话，也就是毛岸英以太子身份可以视军纪为无物，换个人说不定早就被彭总撵走了。
你说这毛岸英是工作狂吧，武立金的书里却还有这么一段记载：
【“我是学俄语的，彭总让我当翻译，可是又见不到苏联人来。”空怀绝技无处施展的毛岸英摇摇头，“也没什么事，在作战室搞搞文件。其实我是想来打仗的，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看起来毛岸英似乎闲得很。
后面的故事更是让人蛋疼：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毛太子在苏联究竟怎么个打仗法本人尚无法下定论，但我很难想象斯大林真会给毛泽东的儿子安排一个什么高风险或者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国际先驱导报》08年的报导《俄解密档案披露毛岸英二战岁月》写道：
【布展工作负责人、历史学副博士斯韦特兰娜·科尔涅耶娃说：“见习生的身份意味着毛岸英没有参与战斗，而是在战地观摩。”同时，她指出，毛岸英档案中“国籍”一栏注明“无国籍”。“按规定，苏联红军是绝不招收无国籍人员的。”……记者此前采访了与毛岸英关系不错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同学陈祖涛。陈祖涛说，毛岸英曾表示，因为自己在二战期间要上前线的请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不想错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机会。】
此报导之真实性仍有待考察，如果属实的话那我们不得不遗憾的说毛太子不仅是睡美男，而且还是个吹牛狂，这倒是非常符合我对周围部分土鳖官二代的印象。至于梁兴初军长则被吓坏了，毛泽东安排儿子来大后方当翻译，梁兴初岂敢送他上前线，急忙使出“我回头跟领导商量商量”大法把毛岸英忽悠了过去。
这还不算什么，杨迪《在》书中的另一段记载更能展现毛岸英的太子党气魄：【会议中也发生了我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奇异插曲（可能也出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意料之外），就是正当彭总向梁兴初军长生气、批评梁后，与会领导同志都处在沉静严肃的气氛中时，随彭总来的那位年轻俄文翻译（我看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七八岁）却毫不胆怯地站起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起来了。彭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着头也不吭声。那位年轻的翻译，并不懂军事，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了一二分钟后，看没有人理会他，也就不说了。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年轻翻译会在志司党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而且是在彭总生气的严肃气氛中，敢于随便说话呢？还没有人制止他、批评他？真怪！会议开完后，我对丁甘如处长说：“这个小翻译胆子真大，敢在彭总生气时，还在那儿说三道四。看来他还不懂党内和军内的规矩，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他是谁？他是什么人？”丁甘如同志说：“老杨，你就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了，我不会告诉你，其他的同志也不会告诉你的，以后时间长了，你慢慢就会知道的。”】
这段记叙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毛岸英同志在苏联“打仗”确实是没白打，更惊人的则是那股由内而发的“我爸是李刚”的王霸之气，无怪乎能视军队之纪律如粪土。如此看来，毛岸英同志死得确实也不冤枉，以他这个作风就算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谁叫美国人的炸弹不遵守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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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之所以牺牲是因为他爸是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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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死，中国现在就和北韩一个德行了

Paul

高瑞欣之女：我父亲与毛岸英绝非死于蛋炒饭
2010年11月17日
中国新闻周刊

核心提示：成普相当激动地驳斥道：“作战室既没有鸡蛋，也没有炒饭的锅瓢炒勺，也没有油盐之类。如果要煮鸡蛋，到炊事班的灶房才行。作战室是指挥打仗的地方，不具备这些东西。”

2010年10月10日，杨彦坤与丈夫王文江整理父亲老战友的来信。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492期 作者：黄卫

一直到快满46岁，兰州石化公司的普通工人杨彦坤才知道，父亲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她的生父姓高，叫高瑞欣，在她出生17天前，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投下的数百枚凝固汽油弹掀起的上千度的烈焰，吞噬了位于朝鲜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的彭总作战室，她的生父葬身火海。和他一起牺牲的，正是毛泽东最心爱的长子——毛岸英。
突然得知自己的身世，源于表姐的一个电话。表姐在经过多日痛苦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打了这个电话，告诉她，她的亲叔叔高子刚这些年一直在找她。
原来，农村放映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时，高子刚无比震惊地看到了哥哥和毛岸英在一起的镜头。毛岸英问：“家里几口人啊？”高瑞欣自豪地答：“父母，和俺刚结婚一年的媳妇儿，还有一个——（不好意思地笑，做肚腹隆起状）怀孕了！”高瑞欣接着反问：“你呢？”毛岸英说：我也刚结婚一年……话音未落，就被爆炸声浪和火海吞没了。高子刚这才知道，哥哥是和毛岸英一起牺牲的。“从此激发了我的念头，要千方百计找到你，把历史真相告诉你。”
杨彦坤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又遭遇新的打击。母亲承认这是真的，但不许她告诉家人，还当着她的面在电话里把多管闲事的表姐大骂了一顿，甚至连彭德怀都骂上了。
杨彦坤很尴尬。但她还是背着母亲，开始追寻父亲的往事。因为，“人不可能在世上走了一圈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你的男人在朝鲜被炸死了”
杨彦坤不到一米六的个子，妹妹却有一米七，走在一起，人们总说，“你们姐俩不像”。
父亲很威严，是个跟《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模一样的老干部，弟妹们都怕他。但父亲对她却总是客客气气的。她这个老大在家中很有地位，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家里什么事都听她的？
接到表姐的电话后，这些事情，全都想起来了。
杨彦坤开始写信，寻找知情人。她文化程度不高，幸亏有在兰州石化公司办公室当笔杆子的丈夫王文江帮她。一开始，他们从兰州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生死三八线——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始末》，按照书后的出版社地址给责任编辑写了封信，但没有回音。后来，他们又淘到了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这次，运气眷顾他们了。
责编刘振声回信，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联系人：先后担任过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并且曾与高瑞欣6年同窗、一年共事的王亚志。
找到王亚志，就等于找到了发动高瑞欣人际关系网络的枢纽。这些老战友们，好像对高瑞欣牺牲了而他们活下来了集体抱歉似的，得知故人有后，都激动地给杨彦坤回长信，称她为“彦坤侄女”，还彼此间复印抄转信件。跟她通信的父亲老战友像滚雪球般增加，她手里攒下了几十封珍贵的信件。
王亚志没有见过她母亲，但记得她的名字叫李翠英。对于她所费解的母亲的态度，王亚志猜测可能是碍着现在的家庭，或者是对改嫁感到不光彩。他在回信中以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儿媳刘思齐再嫁的故事为例，古道热肠地规劝。他还告诉了杨彦坤一个传闻。
据说，三反运动期间，李翠英是西北军区司令部机关的积极分子。有一被揭批之人怀恨在心，在一次会上报复说：“你的男人高参谋在朝鲜已被炸死了，你还在这里胡编什么！”李翠英听后大吃一惊，急忙去问领导，得到证实后晕倒，几天不吃不喝。这个时候，是司令部的一个参谋给了她慰藉。这个人便是杨彦坤的养父。
但杨彦坤哪里敢去向母亲求证啊。慑于母亲严厉的封口令，她在家中连提都不敢提一个字。不过，从跟叔叔和父亲老战友的通信中，她还是逐渐拼凑出母亲和生父从相识到结婚的轮廓：高瑞欣回乡探亲时，经介绍跟同村妇女干部、党员李翠英订了婚。第二年，西北解放，他回家结婚，婚后带同新婚妻子返回兰州西北军区驻地，不久抛别怀孕的妻子，赴朝鲜战场，在女儿出生前17天牺牲。
高瑞欣在西北野战军时的参谋同仁赵同奎告诉杨彦坤，高婚后专门托他从北京买书来学习，“以便搞好家庭生活”，看完后还认真地和战友讨论。这一点无疑太特别了，以致他半个多世纪后还能记得书的名字叫《家》，作者是美国作家、医生史特朗夫妇。
这显然是一个当时革命军队中少有的有人文气质、知情识趣的好丈夫。或许，失去这样一个丈夫，妻子的伤口终身未愈，不能碰触，甚至迁怒到彭总身上？
和彭德怀“父子般的感情”
的确，高瑞欣是彭德怀钦点入朝的。
彭德怀当初奉命紧急进京时，还以为是有关西北建设的议题，因此带的是不谙军事的秘书张养吾。入朝后，经张养吾提出，彭同意他回西安任原职，调高瑞欣接替。
几乎每个人，都谈到了彭总对高瑞欣的偏爱。
高瑞欣到彭总身边工作，是在1947年撤离延安之后，他从中央军委一局调到彭德怀领导下的西北野战军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作战科有9个人，科长郝汀、副科长王克仁、参谋赵同奎等。
杨彦坤跟以上几位都通过信。科长郝汀对高瑞欣的评价是：“思想灵活，善于考虑问题，领会首长的意图快，完成任务坚决，从不犹豫，不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彭总带他去志司的原因之一。”
副科长王克仁私下曾跟赵同奎议论彭德怀和高瑞欣的关系，“有些像父子之间的感情”。
杨彦坤保留着王克仁和赵同奎写的《怀念高瑞欣同志》一文的手稿。这篇感情真挚、细节丰富的文章写于1993年，早于杨彦坤开始追寻身世时，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发表过。
文中回忆，高瑞欣当年的主要工作是书写作战命令。那时彭德怀已年近五十多岁，眼也花了，再加上行军打仗条件差，一般没有桌椅，夜间照明差，辨认起来很困难。但是高瑞欣却能又快又准地认清，且能改正错别字，增删错漏，没有出过一次错。后来，他所做的修改可以不用再向彭总报告。
高瑞欣还分管电报的送阅工作。他是有心人，对重要电报，都能记住发报单位、时间、地点和主要内容。他还能将各单位的人数、武器数量、战史、主官姓名和作战特长背得滚瓜烂熟。西北野战军是刚仓促组建起来的，彭对情况不熟悉，这些恰恰是他很需要了解的。管过这项工作的秘书、参谋都挨过彭的骂，背后发牢骚，只有高瑞欣却受到表扬。
因此，彭德怀发脾气时，如果作战科有工作必须去汇报，科长副科长又可以不出面的，就都支使高瑞欣去。他也乐于承担，“毫不怵头”。
高瑞欣还是彭德怀的棋友。两人常因悔棋起争执。一次，输了棋的彭总调侃他：“小高！小高！棋艺高！可惜个子难再高！”高瑞欣回敬：“你的个子也比我高不了多少！”
所以，当接到电令的高瑞欣1950年11月18日抵达大榆洞时，彭德怀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小高又来了！现在紧张忙碌，等有空闲时拿象棋来杀几盘，看你的棋艺长进了多少。”
但这盘棋永远没有机会下了。

作战室哪里来鸡蛋

关于父亲的死因，杨彦坤最初看到的书《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王亚志等编）里是这么写的：作战处的参谋高瑞欣和翻译毛岸英因为没赶上吃早饭，他们认为敌机大概不会来轰炸了，于是从防空洞里溜出来跑到木板房（编者注：指彭总作战室）里，从彭德怀的行军床下拿出几个鸡蛋，想利用那火炉子做鸡蛋炒饭。恰在这时，从南方飞来四架美军轰炸机……
支持这个说法的最有力证据来自于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回忆录。他写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
“那位翻译同志”指的当然就是毛岸英。在司令部，他的身份是保密的，只有志愿军最高层领导和彭总办公室的几个参谋知道，连杨迪都不知道。杨迪一直对这位大气派的小翻译感到纳闷，不明白他何以敢在志司党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高谈阔论，“并不懂军事，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什么”，而彭总和几位副司令却不制止他。
对事情经过最权威的阐述应是轰炸当天下午4点志司给军委的电报：我们今日七时已进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和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跑出的两名参谋，就是作战处副处长兼彭总作战室主任成普和作战室参谋徐亩元，当天他俩值班。王亚志在给杨彦坤的第一封回信中，提供了成普的通信地址。
杨彦坤去信后，很快就收到了成普的回信。成普说自己接到信后“感慨万分，伤心落泪”。他以多年当参谋养成的严谨，一笔一划地画了示意图，来介绍高瑞欣牺牲的经过。而他自己，因先一步跨出作战室西门仰头观察敌机情况，幸免于难，只是“全身衣服着火，脸部烧成重伤”。
由于成普信中没有提到是否有炒鸡蛋这些情节，杨彦坤又去信询问。
成普的第二封信很快到了。他相当激动地驳斥道：“作战室既没有鸡蛋，也没有炒饭的锅瓢炒勺，也没有油盐之类。如果要煮鸡蛋，到炊事班的灶房才行。作战室是指挥打仗的地方，不具备这些东西。
毛岸英和高瑞欣当天为何去作战室，而不是跟大家一起，清晨即进防空洞疏散？多种资料提到，毛岸英头天睡觉晚，没有吃早饭，饥肠辘辘。或许，炒鸡蛋的说法正是由此附会而来。
杨彦坤很后悔，当年没有去看成普，亲口问个明明白白，毕竟，西安离兰州那么近。但悔之晚矣，成普已经去世了。杨迪、徐亩元也都不在了。
但是，她认为非常清楚的是，司令部并不是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个很安全的地方，被炸纯属意外。事实是，当时中苏一方的空军尚未入朝，制空权完全在美军手中。此前，司令部已不止一次遇袭。
王亚志看到成普的信后，以后再写文章时，就略去了做蛋炒饭这个情节。
王亚志十多年来一直和杨彦坤保持着通信，一有新书就马上寄给她。一次，他偶然发现了一条很有价值的新线索。和他同一个干休所的一位叫海波的老干部，曾在志司管理处做管理员，负责同朝方联系。毛岸英和高瑞欣牺牲后，他被派去居民家中找了两个玻璃酒瓶，用白布条写了毛、高二人的名字，装入瓶中，用木塞塞紧，埋在两人的身旁，以做区分。
杨彦坤不知道，高瑞欣的墓如今在哪里？1955年，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建成后，毛岸英的遗体被迁葬到那里。按照彭德怀给中央打的报告，“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但1956年时，已回国担任总参军务部处长的成普入朝到志愿军中检查工作，在桧仓只看到毛岸英墓，没有看到高瑞欣的。
父亲是与毛岸英合葬在同一座墓里了，还是孤零零留在了大榆洞的山坡上？杨彦坤不得而知。
她只能每年在父亲祭日，为他摆上祭品，念叨念叨：你一个人挺好？自己保重。该穿的穿，该吃的吃。别挂念我们。
这一天，是11月25日。60年前的这一天，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开始。这一天，改写了她的生命，或许，还改写了历史。